劳动经济学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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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研究课题范文第1篇
近读葛守昆先生的专著《由个人到世界的经济学》一书，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尤其是该书的逻辑体系，与已有的经济学理论相比，我认为既有收敛性，抓住了经济学的本质；又有离散性，在本质基础上充分展开，尽可能多地解释了由个人到世界范围的经济现象；也与从微观个体到宏观世界经济活动展开的现实图景相一致。
将人之利己性即人利己的经济本性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坚实基点和起点
一门基础性的经济学建立在什么根基之上，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和制度以什么作为前提？无可回避的，是对人自身经济属性的认识。假如连这个基本的问题都真假难辨，一切都将是枉然。本书系统总结了作者多年来对人作为“经济人”特征的研究，明确提出：根据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来看， 这里，利己性是排他性的，并不包含利己利他的两面性，也无利己会利他的必然性。利己是“经济人”的一元规定性，是理解整个经济学的一把钥匙。
该书坚持认为，人之利己性是人类与生俱来、亘古不变的本性。针对有些学者借口有人单纯追求货币利益、经济利益、物质利益、眼前利益，因此否定人的利己属性的认识，指出“‘经济人’利己性涵盖十分广泛，并不局限于金钱财富”，“利己性作为个人追求自身最大化利益的表现，包含十分丰富的内容”。针对一些人在特殊场合出现的“利他行为”，指出“一个人为什么会发善心，对别人产生同情，慷慨帮助别人，不排除就可能出于利己的考虑，并不改变人利己的本性”。“在经济学中，‘自利原则’作为人类行为的永恒动机是不可证伪的，它不仅是西方经济学体系的“阿基米德支点”，同时也是用于解释人类行为最有效的工具”。针对长期以来一些学者从恶的角度看待“经济人”的自利特性，指出“追求自身利益和享受是人的一种固有的本能倾向或行为动机，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人既没有先天的美德，也没有先天的恶行。对于利己孰善孰恶的判断，必须放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考量”。人类要改变的，不是利己之本性，而是规范利己的行为，改变不平等的经济利益关系。
纵观长期以来经济学界对“经济人”的研究，该书作者的认识应该比较彻底和到位。
在人之利己性这个维度基础上，强调利己行为之规范性
在肯定人的利己性、保护人的利己权利的基础上，该书进一步指出：经济学仅仅揭示人的“经济人”属性是不够的，必须认真揭示“经济人”心理特征及其产生的行为影响和后果，从而进行必要的引导和约束。正是人之利己性的客观存在，才提出了利己行为之规范的问题。否则，如果人是利他的，人类的行为规范和制度完善就是一个伪命题，甚至道德劝导也属多余，整个经济学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该书作者明确指出，“当人的利己行为不只跟本人有关，必须与他人发生联系和关系的时候，必须参加与他人的合作和协作以后。如果没有外在的限制和束缚，往往会出现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追求而影响和损害他人与社会利益的情况。这是任何人都不能避免的事情”。比如，“人们心照不宣地希望：与别人一起劳动的时候，自己劳动的付出比别人少，但得到的比别人多；在与别人交换产品的时候，最好是别人吃亏，自己得益；在与社会协作中，最好别人是诚实守信，而自己如果不被发觉或没有惩罚条款的话，却从欺骗别人中获益；在社会分配问题上，最好是自己占有比别人多得多的资源财富，让别人有求于自己；在权力与义务上，最好是自己拥有的权力很大很大，承担的义务却很小很小……”。
如何在不改变人的利己属性前提下，规范和限制个人的行为，保证人的利己行为不影响、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这就要求在生产关系即人与人相互关系的范围内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通过构建良好的利益关系，规范人的行为，保证人们自身利益的满足以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为前提。这也是经济学研究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第二个维度。否则，光有人之利己性，却缺少行为之规范性，人类经济必然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
最重要的是设计违规成本大于违规收益的制度，确保每个经济当事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人们既要从自己的经济行为中获取利益，又要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特别是为违规行为担负的责任。
宏观调节之有效性将经济学上升到最高层次
该书提出，承认人的利己属性、保护人的利己权利、加之以必须的行为规范，只是满足了微观的基本规定性。但微观上有效的经济活动，在宏观上并非一定有效。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问题市场没办法自行解决，必须依靠第三方的力量，发挥第三方的作用，即通过宏观来协调微观的利益矛盾关系。在本质上，宏观主体对经济调节与管理的职能（在广义上，调节也可以纳入管理的范畴）不是从外部强加于微观的东西，而是微观自利的内在要求，是微观自身难以自行和自发解决的难题。
关于宏观主体对于微观行为的调节范围，主要包括：（1）建立秩序，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有些是可以由个体或微观自行协商解决的，相当部分则要依靠和通过宏观出面制定法律形式的“游戏规则”来仲裁和处理。（2）资源的合理配置。市场对于资源的配置有着基础性的重要作用，但市场并非万能。解决资源的合理和有序利用问题，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3）促进经济的长期发展。人类的长期发展和长远利益的实现，虽然有赖于微观层面的努力，但不是微观自身所能解决的问题，必须仰仗于宏观的导向和协调的行动。（4）收入的理性引导。在宏观上，解决收入分配的非均衡性问题，必须进行有效的收入调节，既反对平均主义，防止夺富填穷，又要通过税收调节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证由于多种原因导致的低收入人群有基本的生活保障。
劳动经济学研究课题范文第2篇
本文对信息及其对称性原理加以改进，在“两人”模式之外加以“三人”模式，并以此改进当前信息经济学，提高了信息经济学的解释力和可用性，使其可解释现代市场经济的所有信息现象并可应用。
本文对当前信息经济学加以改进后，有两个重要应用：1、主体市场和边缘市场；2、改进后的信息经济学是服务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需指出，本文各种信息原理不仅适于经济领域及其信息经济学，而是普适整个人类的各种信息生活，只是本文仅仅讨论经济问题。
关 键 词：信息原理 改进信息经济学 现代市场 两个应用
任何科学，归根到底是为了应用。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的对称性（信息的对称和不对称），目的就应该是当存在信息不对称时，“能否”和“怎样”将不对称的信息转化为对称。但目前国内外的信息经济学，因其解释范围狭窄，解释能力不足，所以很少能指导社会的经济实践。例如对“中国农民和世界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现有的信息经济学就无法解释，更谈不上怎样解决了。
当前信息经济学之所以无法解释现代市场经济，是因为它们只是“信息供求双方”的“两人”模式。但是两人模式只适合范围狭小、操作简单的小商品经济，而在当今“范围特别广大、开发特别困难、操作特别复杂、风险特别难测”的现代市场经济中，只靠供求双方的“两人”就不够，需要在两人之间加上第三方，为双方提供各种服务，从而成为“三人”模式。
例如农民和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或更广义地说，与“类市场”（例如农业资金需求）的信息不对称，就可以在农民和市场之间添加“农业经营”的“第三方”，使两者间的信息不对称转为对称。
一、信息经济学及其当前的“两人”模式
信息经济学出现于二十世纪初。我国七十年代末引入信息经济学（注1），至今主要是叙述国外理论。
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是“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不完全”，这是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
传统的经济学设定了若干个前提，其中一个前提是“信息对称”。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生活完全透明，从而使得每个参加经济事务的人（供应者或消费者，统称“经济人”）都已具有他所需要的一切信息。
但是信息经济学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信息对称”的情况不多，多数倒是“信息不对称”。就是说，对经济人来说，他拥有的信息和他所需要的信息相比常常不足，因此在市场中容易处于不利的地位。
当然，严格地说，“信息不对称”的思想要比信息经济学早得多。曾被无数学者分析过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就是信息不对称（这已有悖传统经济学“信息对称”前提）。但是信息经济学毕竟把“信息”问题从各种经济现象中专门提出来，应该说是很好的贡献。
信息不对称理论对人们实际的经济生活很有指导意义。比如说，所谓“消费者知情权”，就是要使消费者从信息不对称变为信息对称。公司选择经营者，公司对经营者的实际能力或道德水平可能不了解，候选的经营者却可能对公司的现实经营状况、人际关系等等不了解，双方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对称。
其实信息的对称性（信息的对称与不对称）并非仅限于经济学，而是普遍适用人类的各种生活，例如恋爱双方就常发生信息不对称。
信息的对称性，是指信息需求人和所需信息两者之间对称与否。因此研究信息的对称性，首先限于信息供求的两者之间，是正常的。诚如华人学者钱颖一说：“他们（阿克洛夫、史宾斯、斯蒂格利茨）三人的贡献，是提出了当买方和卖方具有非对称信息时，市场运作的理论”（注2）。换言之，以阿克洛夫等学者为代表的当前信息经济学，是仅仅以买方和卖方的“两人”说明信息不对称。
当前信息经济学研究的两个主要课题“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注3），就是仅限于“两人”之间。逆向选择，就是“选劣不选优”：选择者因信息不足，为降低“错选”风险，因此只愿出较低价格购买，致使较优的被选者退选。例如雇主因不知各应聘人员能力而怕错选，因而降低工资，进而使优者拒聘。至于道德风险，则已被社会公知了。
逆向选择如果改称“趋劣选择”，不但更通俗，而且更准确。
逆向选择其实也是道德风险，就是候选人的“自荐道德”风险。换句话说，当前国内外的信息经济学，实际是使经济学“非经济化”，变为经济学以外的、道德等等的研究，目的是使人“讲真话”（注4）。经济学“非经济化”虽然不妥，但因与本文无关，所以我们不说它。
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不仅要提出问题，而且要解决问题”。信息经济学提出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那么所谓“解决问题”，就是使信息由不对称转为对称，即“能否转化、转化条件、怎样转化”。不幸，当前国内外的信息经济学，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完全令人满意。
当前信息经济学解决信息不对称，是假定可以在信息供求双方的“两人”之间实现对称性转化。（由于当前信息经济学的非经济化，转为对道德问题的研究。所以当前信息经济学的对称性转化的方法，都是以非经济的方法，主要是进行更完善的机制与合约设计（注5））。
但是这里就有问题：无论保持信息经济学的“经济学”性质还是“非经济化”，无论是“两人”模式还是其它什么模式，也无论使用“机制与合约”还是其它办法，信息经济学归根到底是研究信息转化。但是两人模式因其局限，就对一大批现实的信息转化现象无法解释。
对“信息转化”来说，能且只能有如下三个可能之一：自力转化（只靠信息需求人自己的能力就能实现对称性转化）、无法自力转化、但是添加第三方的能力就能转化、即使添加“第三方”也无法转化。然而在这三种可能中，两人模式只适合其中的两种，即“自力转化”和“无论如何也无法转化”。而对第二种可能：“虽然无法自力转化、但添加第三方能力就能转化”，是两人模式无法解释、更无法解决的。它需要在“两人”之上添加第三方，形成“三人”模式。
例如农民和市场的关系（不妨假定这个农民是新疆某县的农民）。这位农民需要市场信息，他和市场就形成了“两人”模式。那么如果1、家里有一棵苹果树。由于产果少，只须到“巴扎”（维吾尔族语言，集市贸易市场）卖掉就可以。或2、他不但是大面积种植苹果的果农，而且种的是一种青苹果（非食用果，而是工业用果，用于制造苹果汁），苹果汁以美国和欧洲为市场。上述第一种情况，由于信息获得简单，仅仅农民和市场的“两人”模式就足够了。但若是第二种情况，显然，两人模式就不够。若没有例如龙头企业、项目设计、法律服务、新闻、政府等“第三方”，这个农民是无论如何也无法适应欧美市场信息的。
生活中这样的事例很多。某人想办某事，只靠自己的力量办不成，别人（相对于“某人”和“想办的某事”来说，就是第三方）帮帮忙，就办成了。但当前国内外信息经济学只有两人模式，实际就是排除了“别人帮忙”的可能。如此认识世界，难道不是太狭隘了吗？
二、一般信息原理和信息经济学的改进
两人模式和三人模式，其实只是理论的结果，但却不是理论本身。我们应该对两个模式加以理论的证明。它将先从一般信息原理说起，最终才论及具体的信息经济学。
一般的信息原理，那么第一条：什么是信息？
某人为实现某欲望，就需要一定量的某知识。
知识来自客观事物。客观事物的现象，经过思维过程，变成知识。
但是同一事物，常有若干种不同现象。例如水，既有“滋养生物”现象，又有“浮力”现象。不同的知识需求人，只关心和他所需知识相关的现象。例如农民关心水“滋养生物”现象，而不关心它的浮力；船夫关心水的“浮力”现象，而不关心它的“滋养生物”的能力。
事物中可能被特定的人关心的那些现象，对那些特定的人来说，就是信息。提供信息的事物，是信息的供体。
例如对“水”这一客观事物来说，“浮力”现象是船夫的信息，对农民来说就不是信息；“滋养生物”的现象是农民的信息，对船夫来说就不是信息。而无论对农民或船夫，“水”都是他们的信息供体。
这样定义信息，就把“信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信息不是唯心主义，更不是“既非唯物主义，又非唯心主义”（注6）。“信息”不过是事物的现象。它虽然不是一般的现象，而是被特定的人关心的特定的现象。但是无论如何，它总是事物的现象。换句话说，“信息”具有明确的物质性。
这样定义信息，还把“信息”和“知识（也包括经验）”区别了（注7）。信息不是知识，而只是形成知识的原料。人们获得信息后，经过“思维”的加工，就使它们变成了知识。“思维”就像一个生产“知识”的工厂，信息和知识分别处于思维过程的两端。思维的过程，就是信息转化为知识的过程。
知识源于信息，我们可以把知识看成信息的变形，就像钢是铁矿、电力、工人劳动、企业管理等资源的变形一样。
知识不仅是信息的变形，而且是信息凝固的、固化的变形，所以“知识”可以看成是已有信息的存量。反过来说，对继续供应的信息，相对于知识来说就是流量。
下面说说信息的对称性。
某人想实现某欲望，就需要一定量的（相关的——下同）信息，该人就称为信息需求人。
信息需求人想实现某欲望，是以已经有若干知识存量为前提的。一个文盲想设计航天飞机，这虽然是异想天开，但却绝非毫无知识。至少，他有“某些物体能在天上飞”的知识，这可是“设计航天飞机”所需要的重要知识。
信息需求人想实现某欲望，和他为实现该欲望而有的知识存量，两者之间的差距，是知识差距。然而由于知识差距必须由信息补足。因此所谓“知识差距”，也可以假借地称为“信息差距”（注8、注9）。
这就是说，信息差距=所需知识－知识存量。
信息差距不大于0，是知识存量不少于所需知识；信息差距大于0，是知识存量少于所需知识。前者是知识过剩或均衡，后者是知识不足。知识过剩或均衡，就是知识对称；知识不足，就是知识不对称。那么假借地，就可以称为信息的对称与不对称。
信息的对称和不对称，统称为信息的对称性。
由此也可以看出，所谓信息的对称与否，实际就是信息充足与否。因此平心而论，所谓信息的对称性，倒不如直接就称为信息的充足性。这不但在理论上同样严格，而且更为通俗。只是由于当前“对称性”的提法已经约定俗成，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如此应用。
信息差距必须被消除。而消除信息差距，就要获得和处理信息。消除信息差距的能力，是信息需求人自有的信息能力，信息能力≥0。
只有信息能力≥信息差距时，信息差距才能够被消除。
信息能力是否大于信息差距（即：信息能力的可获得性），要从“技术、财务成本、机会成本”3方面观察。
有了“信息能力”的认识，就可以这样理解信息的对称性：
信息需求人的信息能力，如果能够消除信息差距，就是信息对称。如果不能消除信息差距，就是信息不对称。
信息的对称和不对称，统称信息的“对称性”。信息需求人消除信息差距，就是使信息由不对称转为对称，称为信息的“对称性转化”。
还应该说明信息的“相对”和“绝对”不对称。
如果信息需求人的能力不能够消除信息差距，就是信息不对称。但是即使信息需求人自身能力（自力）不能消除信息差距，也未必是“信息差距”本身不能被消除。如果添加信息需求人以外的信息能力（外力），就仍有可能消除这一信息差距。这一外力，就是“第三方”的信息能力。
如果信息需求人的自力，添加第三方的外力，就能消除信息差距，是信息的相对不对称。即使添加第三方的外力，也不能消除信息差距，是信息的绝对不对称。
信息的相对和绝对不对称，统称为“信息不对称的相对性”。
信息需求人添加第三方的信息能力，这时第三方就是插入信息的“两人”之间，从而就截取了原有“两人”模式时的一段信息差距，这就缩短（直至消除）了原有“两人”之间的信息差距。另一方面，第三方插入后，实际就代替了原来的第二方（即：变成信息供体），而成为新的第二方。
同样地，添加第三方能否消除信息差距，要从“技术、财务成本、机会成本”3个方面观察。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事物中可能被特定的人关心的那些现象，对那些特定的人来说，就是信息。信息需要人所需要的知识，和他已有的知识之间的差距，可以假借地称为信息差距。
信息需求人消除信息差距的能力，是他自有的信息能力（自力）。消除信息差距，是使信息由不对称转为对称，称为信息的对称性转化。
信息需求人如果能自力实现信息转化，是信息对称。如果不能，是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时，如果添加第三方信息能力就能消除这一不对称，是信息的相对不对称。如果即使添加第三方也不能消除信息不对称，是信息的绝对不对称。
三、信息经济学及其两个重要应用
信息经济学，就是将一般的信息原理在经济学领域中的具体化。
我们以“农民（假定他是新疆某县的农民）和市场的关系”举例。某农民需要把他种的哈密瓜卖往市场。如果他只想把瓜卖到附近的“巴扎”（维吾尔族语言，集市贸易），由于他对这个“巴扎”很熟悉，所以他已经具有的这个“巴扎”的各种知识（例如怎样安顿卖瓜摊位），和他今天进入这个“巴扎”所需要的新的知识（例如今天瓜的价格），两者之间的知识差距（以“信息差距”为代表），他自己就可以消除。
这就是说，这个瓜农对他所需要的那个“巴扎”的信息是对称的。仅靠这位瓜农和“巴扎”的“两人”模式，瓜农就可以实现信息转化。
但是如果这位瓜农的瓜不是卖往附近“巴扎”，而是卖往（例如）遥远的欧洲市场。那么他关于欧市场的现有知识（知道有个叫“欧洲”的地方），和他的瓜进入欧洲市场所需要的新的知识（例如市场法规、贸易壁垒、商业渠道、汇率机制、结算方法）两者之间的信息差距，他自己是不可能消除的。
这就是说，这各瓜农对他所需要的欧洲市场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仅靠这位瓜农和欧洲市场的“两人”模式，瓜农不可能实现信息转化。
既然瓜农和欧洲市场的两人模式不能使这位瓜农实现信息转化，那么就需要第三方插入其间，例如农产品销售公司、政府外贸机构、质量和认证机构、新闻宣传、法律服务等等，于是形成“三人”模式。
瓜农和欧洲市场的两人模式之间添加第三方后形成的三人模式，如果能使这位瓜农的瓜卖往欧洲市场，他对欧洲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就是信息的相对不对称。但是如果即使为他添加了各种“第三方”，也不能使他的瓜卖往欧洲市场。他对欧洲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就是信息的绝对不对称。
改进后的信息经济学有两个重要应用：1、主体市场和边缘市场；2、成为服务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1、主体市场和边缘市场：
对某种商品说，“不但市场容量大、而且可以密集销售”的市场，是主体市场。市场容量小，或虽然容量大，但却不能密集销售的市场，是边缘市场。
例如对新疆的葡萄来说，北京、上海、美国等市场就是主体市场，附近的“巴扎”、在县城推车叫卖就是边缘市场。边缘市场的特点是：范围狭小、开发容易、操作简单、风险易知。主体市场则正好相反：范围特别广大、开发特别困难、操作特别复杂、风险特别难测。
用信息经济学可以看出，由于主体市场和边缘市场的不同特点，对新疆的葡农来说，边缘市场的信息是对称的，可以实行两人模式；主体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两人模式行不通，必须实行三人模式。
有了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市场和边缘市场的认识，结论就是，“全民皆商”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要求，而是应该有专业分工。例如农民，不能像现在常说的那样，“让农民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农民是现代农业的生产主体，但决不可能成为市场主体，市场主体是“龙头”企业、各种服务商等等。把农民还原为“种田人”，还原为“只埋头种田，不抬头看市（市场）”的生产者，才是现代农业方向。
2、建设服务经济学：
现有的服务经济学由于只是两人模式，因而没有“服务”的余地。改进后的信息经济学证明了三人模式，在信息的供求双方之间添加了“第三方”，即是“服务”方，所以可以成为服务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目前国内外“服务经济”研究，实际只是单种服务（例如银行学、技术经济学），而对“服务经济”本身的研究却很薄弱。国内虽然有“服务经济学”文章，但实际只是生活，或是附于企业生产的“售后服务”（注10），所以实际仍是单种服务。也有的用西方经济学一般原理，加几个“服务”名词（注11）。
应该建设一般的服务经济学，首先要对“服务”定义。
某人需要某资源。使其可能获得该资源的行为，是服务。
也可以这样说：为了获得某资源，资源需求人必须有一定的能力，就是能力存量。现有能力的存量和为获得该资源所需要的各种能力，两者间的差距，是资源需求人的能力差距。消除这一差距，就是服务。
服务经济学所说的服务，不限于统计学意义上的“服务业”范围。
例如一，资源的需求人是新疆的农民，所需要的资源是欧美市场。显然，对欧美市场来说，诸如市场设计和开发、销售渠道、商业关系、法规适应、壁垒突破、汇率知识、结算方法等信息、知识和能力资源，与新疆农民的知识存量相比，有巨大的信息差距。这一差距不能由新疆的农民自力消除，就是新疆农民的信息（或知识、能力）不对称。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在“新疆农民”和“欧美市场”之间，添加一系列“第三者”，例如大型“龙头”企业、农产品生产者协会、农业市场设计公司、现代经济新闻、律师等等，就把“新疆农民”和“欧美市场”之间巨大的、农民不可能自力消除的信息差距，缩短为农民和“龙头”企业之间“产品订单、质量、价格”等等非常简单的、农民可以自力消除的信息差距，这就是服务。
例如二，资源的需求人是新疆某家小企业，所需要的资源是资金。我们假定（实际上，这种假定是符合新疆地区大多数中小企业现实的）该企业自身没有能力设计项目、开发市场，无力编制规范的项目报告。简单地说，企业目前的知识存量，和获得资金所需要的信息、知识、能力等等资源相比，有很大的信息差距，这就是企业的信息不对称。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在“需要筹资的小企业”和“资金供应商”之间，添加一系列“第三方”，例如项目设计公司、招商公司、现代招商新闻、律师、法制经济评估等等，就可能使“筹资企业”和“资金供应商”之间很大的、筹资企业不可能自力消除的信息差距，缩短为“筹资企业和‘已经对筹资项目非常熟悉’的投资商直接商谈”的、筹资企业可以自力消除的信息差距，这就是服务。
注1：参看《信息经济学教程》（陈禹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页）第一章。
注2：《信息经济学的奠基人/记2001年的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注3：“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信息经济学两大基本研究课题”（《西方信息经济学/当代西方流行理论简介》，张国君，来自网上）。
注4：“信息经济学是研究如何让人讲真话，如何让人守诺言的学问”（《混乱的信息经济学著述》，王则柯）。
王文所说只是比较直白，不少国内学者都有类似观点。
又如当记者问及中山大学信息经济学者谢康教授“非对称信息经济理论对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有什么借鉴意义”时，教授回答：“非对称信息理论表明，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它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需要用非市场手段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非对称信息理论挑战市场机制万能/访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谢康博士》，马汉青，《羊城晚报》，2001/10/18）
注5：“信息经济学是有关非对称信息下交易关系和契约安排的理论，……故又称为契约理论，或机制设计理论”（张维迎《詹姆斯·莫里斯教授与信息经济学》，来自网上）。
“西方信息经济学主要研究……当事人之间如何制定合同、契约，及对当事人行为的规范问题，故又称契约理论或机制设计理论。”（《西方信息经济学/当代西方流行理论简介》，张国君，来自网上）。
近日所见《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研究现状述评》（高红阳，对第五届中国经济学年会投稿）：“不对称信息经济学（asymmetric infonomics）是……研究交易关系和契约安排的理论。”
注6：信息的哲学性质曾经被广泛争论，吴定求、梅岱2人所写《意识的起源、本质和作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辅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中，介绍了这些争论情况（该书第36页）。
注7：一些文献对“信息”的定义，似乎直接或间接地与“知识”混同。例如《信息经济学教程》（陈禹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页）、张远，《信息与信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注8、有署名guojianguang的网友说：“上海交通大学王浣尘教授定义了信息距离的概念”（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论坛/《新疆经济理论》）。但我从网上查找，未找到王教授相关论述。
注9、虽然不应该将信息和知识相混淆。但是如果用信息差距来“假借地”作为知识差距的参考指标却无不可。就如某产品的生产能力虽然不是该产品本身，但却可以成为该产品需求状况的参考指标。
劳动经济学研究课题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价值论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是创造价值的生产范围还应扩大;现行的分配政策应向科技劳动、管理劳动等复杂劳动倾料，具体的分配方式需要创新;要重视复杂劳动，提高劳动效率，实现更多的剩余价值。劳动价值论调节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结合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不断地促进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含义探解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创立100多年来，一直存在多方面的争议，其中包括价值是不是由劳动创造的、研究价值决定的意义何在、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等等。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这种争议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例如，随着西方边际学派用价格论取代价值论之后，价值决定不再是西方经济学所探讨的主题，人们普遍认为价值决定问题不再有探讨的意义;又如，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自动化、电子化甚至电脑化的出现，生产中需要投人的活劳动要素相对减少，而需要大量资金投人的包括机器、设备、新工艺、新产品在内的资本要素，即物化劳动要素却急剧增多，很多产品似乎不需要人的活劳动参与就能生产出来。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又该如何看待劳动价值论呢?讨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必须采用全面的观点，整体地看待劳动价值论的真正含义。
(一)劳动是价值的实体
这是劳动价值论第一个方面的含义，它强调劳动价值论中“劳动”二字的含义及其理论价值。它强调和认可了劳动在创造社会财富方面的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揭示和确认了劳动是人类存在、发展的动力和条件。它来源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来源于马克思对劳动大众的关切和重视，与他一贯地以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和终点的阶级立场和思想方法一脉相承。这是劳动价值论的精华部分。
在人类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只有到了亚当·斯密，才第一次从形式多样、纷繁复杂的具体劳动中抽象出“劳动一般”这个范畴川，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并以探求一国财富如何增长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经济学。
马克思是在继承了亚当·斯密在“劳动一般”问题上的贡献，并且科学地阐释了这项研究之所以能在亚当·斯密那里取得重大进展的原因，即:人们之所以能够对任何种类的劳动予以同样看待，并且确立劳动在现代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并不是聪明的人脑对由各种具体劳动组成的“具体总体”进行了总结和归纳，而是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劳动在现实中形成了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在社会经济运动过程中，任何一种劳动已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特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只是偶然的形式，因而是无差别的。劳动已经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成了创造财富的一般手段，而不再是与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它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是现代经济的产物，对现代社会开辟财富之门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认为，“劳动”“抽象劳动”这些作为现代经济学的起点的范畴的产生，是与以追求货币为目的的雇佣劳动制度的产生相联系的，它打开了现代劳动分工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之门。所以，承认劳动价值论，承认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就为现代社会打开财富创造之门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今天人们生产产品、创造价值的劳动，不再是以生产简单工具和简单日常用品为基础的、只需要很简单的工艺流程就可以完成的简单劳动，而是需要许多现代化的机器设备等资本要素的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复杂劳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链条也大大地拉长了。但是，即使是最复杂的生产工具和机器设备，如果向前层层推移，最终都归结于人类的活劳动，劳动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马克思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明确地说到 “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劳动不再仅仅是指体力劳动还应该包括脑力劳动，即技术创新、知识应用、理论研究和企业管理等类型的脑力劳动，而且脑力劳动正逐渐取代体力劳动的主体地位，劳动创造价值仍然是正确的。
(二)社会必要劳动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这部分主要是理解劳动价值论中“价值”二字的含义及其理论的和实践的价值。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虽然是在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遗产的基础上得来的，但对价值概念的内涵却给予了极大的丰富和创新。
首先，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同，马克思认为价值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这就扬弃了斯密的“劳动一般”在形式上、内涵上的模糊性和局限性，而把一切形式的人类脑力和体力的消耗都算在“劳动”范畴之内，保证了范畴使用的彻底性，扩大了“劳动价值论”的适用范围。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就是:“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其次，马克思用“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组范畴独具特色地说明了他所理解的劳动价值论是如何确定商品的价值、又如何深刻地说明了商品交换中所蕴含的深刻矛盾及解决矛盾的方法的。在马克思看来，形成价值的劳动不是一般的劳动，也不是一般的抽象劳动，而是经过市场的选择被证明是社会所需要的、必要的劳动，因此，决定商品价值量的不是普通的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界定不但说明了商品交换所依据的量的关系的决定、商品交换的性质，而且说明了价值的实现途径及其所体现的社会关系。它极大地扩展了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涵，把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和运用推到一个相当高的理论和实践层次。
可见，“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组概念，在说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前资本主义自给自足经济的区别，说明商品交换过程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的同时，为商品交换过程的实际运作和人类劳动分工体系的深化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三)物化劳动并不创造价值
这就是说，在明确了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更明确地说是由社会必要劳动，—创造的、并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一前提下，在一个具体的生产环节和阶段，如在企业中，物化劳动并不创造价值。
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活劳动是指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脑力和体力的消耗，物化劳动是指凝结着过去劳动的生产资料;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只有活劳动才能创造新价值，而物化劳动只是借助于活劳动转移价值，它本身不能增加价值量。
说物化劳动不创造价值，其实只是说物质资料不创造价值。因为物化劳动的存在形式就是物质资料，二者只是对同一个事物的不同表述。物化劳动是由过去的活劳动转化或异化而来的，他们是活劳动的凝结，是活劳动的物化。物化劳动只有靠活劳动的推动，并且只有与活劳动结合在一起，才能运行起来，发挥作用。否则，只是一堆死物。在现代经济中，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生产过程中活劳动的比重不断下降，物化劳动的比重不断上升。但是，在价值形成过程中，物化劳动始终离不开活劳动的推动，即使是所谓的无人工厂或无人车间，也需要一定的活劳动来启动机器和维护机器。物化劳动转移价值和活劳动创造价值的本质关系没有发生变化。
实际中，使用不同的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包括自然力)的劳动者，在同样的时间里，所创造的价值是不同的。在使用机器以及任何高效率的技术设备、能源、原材料和其他可利用的自然力之后，为什么同量劳动时间会创造更多的、十倍、二十倍或上百倍的价值呢?张仁德教授认为，其中的原因有两条:第一，劳动者在使用高效率技术设备时，他的简单劳动上升为复杂劳动，同量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第二，高效率技术设备等生产资料可以提高劳动者创造价值时的劳动生产力，从而即使劳动者脑力和体力支出不变，在高效能生产资料的帮助下，他的劳动生产力会大大提高，社会也会承认他的同样的劳动时间具有更高的集约程度，因而会创造更多的价值。在现代化生产中，作为物化劳动的机器设备的地位在上升，转移价值的比重在增大。大量的使用物化劳动，能成倍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物化劳动虽然不是价值的源泉，但它是创造价值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并在价值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是劳动过程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它构成了价值载体的物质内容，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条件。物质生产要素是价值形成的必要条件，没有它，劳动者就不能创造价值。因为劳动只有与物质生产要素相结合，才能进行现实的生产，才能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不同的物质生产要素对劳动创造价值所起的作用不同。’同样的劳动者，如果他们使用的劳动工具不同，在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就不同，创造的价值也不同。物质生产要素的优劣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从而影响企业利润或剩余价值。高技术设备的采用大幅度地提高了活劳动的生产率，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变或下降幅度较小的条件下，使单位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量成倍增长。
二、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个时期以来，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批评和否定劳动价值论的文章。有人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劳动价值论就没有用了。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对待的态度应该是在坚持中促进发展和在发展中丰富。即坚持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观察问题的方法、立场;坚持根据历史观和剩余价值观的客观规律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这是根本原则问题。我们决不能离开本国的实际和时代的发展来谈，那是一种空洞的理论，而是要以中国的问题、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历史地科学地对待。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我们党结合现代经济理论和我国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提出的符合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道路的指导理论。自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来，在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这一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与时俱进的思想在经济指导理论领域一直走在了前面。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具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呢?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党的十六大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二)劳动价值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作用
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改革的目标，同时也指出，要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而价值规律的理论基础就是劳动价值论，离开劳动价值论，价值规律便不复存在。研究价值规律，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对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1.有利于调节产业结构均衡发展。当产业结构非均衡时，供求的严重不均必然会表现于价格背离价值的大起大落，经济上的大盈大亏。而市场引导价格向价值靠拢的过程，也是供求关系平衡、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过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要通过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实现。市场经济是由供求变化调节的经济。供求调节是通过价格围绕价值波动来实现的。供过于求，价格下跌，当价格跌到价值以下时，生产者要受损失，他们会把生产要素转移到其他部门;求过于供，价格上涨，当价格涨到价值以上时，生产者会获得额外收益，其他部门的生产要素就会转移到这个部门来。供求变化调节，实际上是价值规律在那里调节。市场化改革二十年的成就证明，只要我们尊重价值规律，我们的事业就能向前发展;相反，如果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我们就必然走弯路。
2.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收人分配制度。第一，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在当代，无论从各种生产要素在价值和财富创造中的实际贡献来看，还是从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来看，都应鼓励和保障劳动、技术、管理、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技术、管理、资本乃至信息等生产要素之所以应参与收益分配，是因为它们参与了社会财富和价值的创造，并在其中发挥了作用，甚至是重要的作用。作为要素的所有者有权获得收益，这既是生产要素所有权在经济利益上的实现形式，又是对生产要素在社会财富和价值创造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回报。这就要求我们深化收人分配制度改革，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很好的结合起来，鼓励各种生产要素对生产过程的投人。在现阶段，我们特别要加快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因为没有完善的要素市场就不能形成合理的生产要素价格，按要素分配也就不能有效地进行。第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深化收人分配制度改革，在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很好的结合起来的同时，还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人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人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人。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人，取缔非法收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人者比重，提高低收人者收人水平。在这一过程中，劳动价值论起到了重要的促进和协调的作用。
3.有利于促进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在商品生产中，劳动生产率和使用价值量成正比，劳动生产率越高，物质财富越多;和价值量成反比，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会降低。价值量降低，就表明这种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但在市场上仍然按社会价值出售，生产者可以由此获得超额收人，并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这种矛盾，是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动力。马克思在谈到相对剩余价值时曾说 “商品的绝对价值本身，是生产商品的资本家所不关心的。他关心的只是商品所包含的、在出售时实现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实现本身就包含着预付价值的补偿。因为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成正比，而商品价值的降低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成反比，因为同一过程使商品便宜，并使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提高，所以就揭示了一个谜:为什么只是关心生产交换价值的资本家，总是力求降低商品的交换价值。”
4.有利于推动科学技术持续发展。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的贡献，是普通的活劳动所无法比拟的。马克思在当时的条件下，虽然也分析了技术进步和先进机器对商品价值的影响，但那时毕竟处于工业经济时代，不可能预测到一百多年之后发生的新科技革命，特别是以电子计算机、生物技术、微型技术、海洋技术、新能源和新材料、互联网等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今日，科学技术在现实财富生产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与科学技术相结合，就会使劳动者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使劳动者的劳动能够得到自乘，从而创造出更多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以劳动价值论为指导，正确认识科学技术在创造社会财富中的作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才能推动科学技术不断的发展。
劳动经济学研究课题范文第4篇
［中图分类号］F01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00）07—0025—06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创立100多年来，一直存在多方面的争议，其中包括价值是不是由劳动创造的、研究价值决定的意义何在、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等等。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这种争议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例如，随着西方边际学派用价格论取代价值论之后，价值决定不再是西方经济学所探讨的主题，人们普遍认为价值决定问题不再有探讨的意义；又如，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自动化、电子化甚至电脑化的出现，生产中需要投入的活劳动要素相对减少，而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包括机器、设备、新工艺、新产品在内的资本要素，即物化劳动要素却急剧增多，很多产品似乎不需要人的活劳动参与就能生产出来。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又该如何看待劳动价值论呢？笔者认为，讨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必须采用全面的观点，整体地看待劳动价值论的真正含义。
一、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劳动是价值的实体
这是劳动价值论第一个方面的含义，它强调劳动价值论中“劳动”二字的含义及其理论价值。它强调和认可了劳动在创造社会财富方面的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揭示和确认了劳动是人类存在、发展的动力和条件。它来源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来源于马克思对劳动大众的关切和重视，与他一贯地以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和终点的阶级立场和思想方法一脉相承。这是劳动价值论的精华部分。
在人类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对什么是“财富”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探索过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生产出来的产品主要供自己消费，产品的具体的、直接的使用价值是财富的直接表现，人们既不追究“一般财富”的概念，也不存在一般的、普遍的、抽象的致富欲。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随着交换范围的扩大，随着人们对原始资本积累渴望的日趋增长，有了“抽象的”以货币为目的的商人，开始把金银货币当做财富的象征，货币主义就是这种观念在理论上的反映。在这之后，又产生了分别把商业劳动、农业劳动、工业劳动作为创造财富的源泉的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和重工主义，他们虽然意识到了劳动在创造社会财富中所起的作用，但都不能从各种各样的具体劳动中抽象出“劳动一般”，因而想不到探究如何增长一国财富这样的问题。只有到了斯密，才第一次从形式多样、纷繁复杂的具体劳动中抽象出“劳动一般”这个范畴，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并以探求一国财富如何增长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经济学。
马克思继承了斯密在“劳动一般”问题上的贡献，并且科学地阐释了这项研究之所以能在斯密那里取得重大进展的原因，即：人们之所以能够对任何种类的劳动予以同样看待，并且确立劳动在现代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并不是聪明的人脑对由各种具体劳动组成的“具体总体”进行了总结和归纳，而是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劳动在现实中形成了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在社会经济运动过程中，任何一种劳动已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特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只是偶然的形式，因而是无差别的。劳动已经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成了创造财富的一般手段，而不再是与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2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它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是现代经济的产物，对现代社会开辟财富之门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认为，“劳动”、“抽象劳动”这些作为现代经济学的起点的范畴的产生，是与以追求货币为目的的雇佣劳动制度的产生相联系的，它打开了现代劳动分工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之门。因为，当工人可以在现实中，通过直接与货币相交换，把自己各种各样的具体劳动转化为被社会承认的抽象劳动的时候，工人就可以不关心自己所从事的“劳动的内容”和“活动的特殊方式”，“只要分工没使劳动能力完全片面化”，工人对于使“自身劳动能力”得到发展的和“预示着”向“较好工资”方向的“任何改变，在原则上都是可以接受的，都是有准备的”。因此，这将促进“劳动能力品种的发展”，促进“劳动种类”的形成和“工资方法的划分”，促进新的劳动部门和新的劳动方式的建立，促进整个社会内部的分工和现代劳动体系的深化和发展。所以，承认劳动价值论，承认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就为现代社会打开财富创造之门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今天人们生产产品、创造价值的劳动，不再是以生产简单工具和简单日常用品为基础的、只需要很简单的工艺流程就可以完成的简单劳动，而是需要许多现代化的机器设备等资本要素的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复杂劳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链条也大大地拉长了。但是，即使是最复杂的生产工具和机器设备，如果向前层层推移，最终都归结于人类的活劳动，劳动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劳动创造价值仍然是正确的。
二、社会必要劳动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方式和途径
这部分主要是理解劳动价值论中“价值”二字的含义及其理论的和实践的价值。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虽然是在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遗产的基础上得来的，但对价值概念的内涵却给予了极大的丰富和创新。
首先，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同，马克思认为价值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这就扬弃了斯密的“劳动一般”在形式上、内涵上的模糊性和局限性，而把一切形式的人类脑力和体力的消耗都算在“劳动”范畴之内，保证了范畴使用的彻底性，扩大了“劳动价值论”的适用范围。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就是：“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其次，马克思用“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组范畴独具特色地说明了他所理解的劳动价值论是如何确定商品的价值、又如何深刻地说明了商品交换中所蕴含的深刻矛盾及解决矛盾的方法的。在马克思看来，形成价值的劳动不是一般的劳动，也不是一般的抽象劳动，而是经过市场的选择被证明是社会所需要的、必要的劳动，因此，决定商品价值量的不是普通的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界定不但说明了商品交换所依据的量的关系的决定、商品交换的性质，而且说明了价值的实现途径及其所体现的社会关系。它极大地扩展了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涵，把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和运用推到一个相当高的理论和实践层次。
1.价值量的决定——理论探索及社会实践的需要。
关于商品价值量的决定，也即价格的决定问题，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直试图在理论上搞清楚却没能搞清楚的东西。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是双重标准和混乱的；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虽然是彻底的，却因为没能说明劳动与资本相交换的关系而彻底破产；在马克思之后，效用价值理论不再从生产的供给方面探讨价值的决定，而是改为从商品的需求，也即商品对消费者效用满足程度的角度探讨价值的决定；但边际效用价值论在号称是一场“革命”之后，在西方经济理论发展史上，也被完全不研究价值的均衡价格理论所取代。
因此，直到今天，在西方经济学当中，并没有能够从较深的层次说明商品价格的决定以及商品交换关系所体现的社会生产内在矛盾的理论，有的只是对交换以及对价格形成的表面现象加以描述的均衡价格理论。但是，这种说明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都是必要的。首先，我们如果不能从理论上说明价值的决定，那么，“两个商品互相交换的比例，它们的价值，就纯粹是一种偶然，从外部飞到商品上面来的东西，可能今天是这样，明天又是那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10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这就陷入了不可知论。其次，价值不但在理论上是商品价格的基础，在实践中同样是商品生产者进行商品交换活动的基础，因为商品所有者在计算各种交换的可能性时，既要考虑到它当做价格波动中心的中等平均价格，也要考虑到价格围绕这个中心上下波动的平均幅度。
2.理解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起作用的方式是理解劳动价值论在现实中发挥作用的途径的关键。
当我们用“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对概念，在理论上说明了价值量的决定——社会必要劳动决定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之后，并不等于我们在实践中真正地解决了价值量的决定问题。“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实是一对在现实操作中看来非常含混不清的概念。那么，怎样理解马克思赋予它们的内涵及作用方式呢？笔者认为，这恰恰是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关键所在。这样一对在现实中难以把握和含混不清的概念，恰恰能够说明市场经济、交换机制产生的历史根源及其意义，能够在提出商品交换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在社会分工发展和深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人类社会的劳动由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矛盾——的同时，提供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从自给自足的小生产向必须通过分工和交换而形成的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过程。在商品经济产生的早期阶段，产品的供需比较稳定，生产结构比较简单，社会似乎能够像马克思曾举例说明的那样，用一定生产力水平下中等劳动熟练程度的生产者所耗费的时间，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解决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问题。
但是，这并不是商品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本质和本意。它的本质特征是变化、发展、求新、图变，而决不是为了寻找中等条件、平均劳动熟练程度的生产方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超越这种变动缓慢的低水平阶段，社会经济结构必然会日趋复杂，社会劳动的供需关系、生产结构、产品结构也会日益复杂，供需链条会不断拉长。这时，由社会分工和交换所产生的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问题、社会劳动交换的问题，也就是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问题，就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任何人都无从知晓并确切地说出他生产的商品中凝结了多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无法知道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产品，需要什么样的具体劳动，他提供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具体劳动才能构成社会劳动分工体系的一个部分。更明确地说，就是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分工体系中，任何人都不能保证他生产出来的产品是社会所需要的产品，他的产品一定能够卖得出去。这是一个无法人为计算、人为控制的问题，同时又是人类获得发展和进步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以私人劳动为特征的个人能否使自己的劳动得到社会的承认并因此能够从社会中获得其生存、发展的资料这一重大问题。
值得庆幸的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在提出这一问题的同时，也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因为它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了，形成了现代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它找到了一种能够容纳更广泛的社会分工，容纳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发展，保证全社会的消费者获得更多样的、更复杂的、更高层次的需求满足，同时刺激全社会的劳动者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特长，激发更高的社会劳动能力和劳动效率的经济机制。而这种机制是能够通过商品的社会属性、价值及价值的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说明的。
我们说，所谓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本质上是由市场过程来抽象的量，是通过无数买者和无数卖者进行无数次的交换这一社会性的活动，通过“社会”的过程抽象出来的“社会性”的劳动时间。它是把供给、需求、科技水平、生产力变化等一切复杂因素都考虑在内的，由社会过程决定的，能使供求达到平衡的，为社会所必需的、有效的“劳动时间”。这样，它就有了事后决定的含义，是对市场经济运动过程之结果的肯定和总结。它既是人力所难以衡量和计算的——人类社会正是通过市场机制、交换机制，来解决人类本身所无法解决的信息不完全问题、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途径问题，也是不可模拟和复制的。它不是现实的、具体的劳动量，与现实的用小时、分钟、秒表示的时间不同，它是抽象的、社会性的概念，是经济学理论分析的需要，是一个用于理论分析的范畴，既无法量化，又不能用于具体的国民经济体系核算。
3.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以他对市场经济较高阶段发展运行规律的理解和认识为基础的。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确立及其对社会必要劳动的说明是建立在对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认识和了解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资本关系在市场经济中确立了统治地位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以普遍的交换为目的的资本式的、社会化的生产，才能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把一切生产变成商品生产，使使用价值普遍地以交换价值为媒介。也只有这样，才能使通过货币所进行的交换行为成为一种有规则的、重复性的活动，才能在高频率的交换过程中抽象出价值这一范畴，来反映社会必要劳动的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也才能真正地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为决定交换价值或价格的内在尺度。从而排除商品交换初期那种由消费者的主观意志、偏好，即主观效用决定价格的现象，让生产费用成为调节生产和消费的内在尺度。
对于这个过程，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把一切商品作为价格——作为被计量的交换价值——来规定，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只是逐渐发展的，是以经常的交换为前提的，因此是以商品经常作为交换价值来比较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所以，只有有了“十分发达的商品生产，才能从经验本身得出这样一个科学真理：彼此独立进行的、但作为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分支而互相交错的私人劳动，不断地被化为它们的社会的比例尺度”。（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54—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因此，马克思认为，在《资本论》第1卷第1章中所研究的商品、价值关系并不是商品经济产生之初的商品、价值关系，而是在充分认识了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基础上，研究出来的作为一般抽象的商品、价值关系，它必须以普遍的、发达的商品交换为前提。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在论述价值形式的发展过程时指出，与其说在这个过程中“商品开始转化为货币，不如说表示使用价值开始转化为商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因此，“价值概念的纯粹发展……要以建立在资本上的生产方式为前提，同样，在实践上也是这种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05页。）“价值表现为一种抽象，这只有在货币已经确立的时候才是可能的。……这种货币流通导致资本”，它“只有在资本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充分发展”。所以，“价值概念完全属于现代经济学，因为它是资本本身的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最抽象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说明了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性质、转化的途径以及转化过程中量的决定，说明了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交换关系的本质。
首先，它揭示了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中交换关系的本质，这就是，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社会中，每个人不直接生产供自己使用的生活、生产必需品，而是专门为别人生产当做商品销售的产品。每个人的私人劳动本质上是社会劳动，但直接表现为私人劳动，它必须通过交换过程转化为社会劳动，商品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必须作为商品交换出去，必须由别人来购买和消费。因此，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反映了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关系，说明了与前资本主义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不同的市场经济的本质。
在这一点上，现代的西方经济学抛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开创的价值理论，转向由供需决定的价格理论，虽然省却了价值决定和价值分析上的麻烦，却不能揭示商品交换所体现的社会劳动交换这一本质问题，不能说明前资本主义自给自足经济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经济运行方式上的本质差别，不能说明市场经济的历史性，暴露了其理论分析上的狭隘性。版权所有
其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用“社会必要劳动”界定“价值”，虽然在表面上貌似“不可知”，但用无数次现实社会中的交换后果来说明商品价值的决定，却恰恰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坚持了理论分析的彻底性和有效性，揭示了价值是通过市场关系这一社会过程，来确定社会劳动的分工体系和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方式。通过社会的交换过程，它告诉人们，哪种私人劳动是社会所需要的？它在怎样的程度上、在多大的量上为社会所承认？所以，市场、价值、价格等机制，正是人们通过社会关系、社会过程来确定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手段。这正是市场机制的本质，是市场机制的优点，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形式。
可见，“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组概念，在说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前资本主义自给自足经济的区别，说明商品交换过程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的同时，为商品交换过程的实际运作和人类劳动分工体系的深化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三、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
这个问题是说，在明确了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更明确地说是由社会必要劳动——创造的、并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一前提下，在一个具体的生产环节和阶段，如在企业中，商品的价值是由物化劳动还是由活劳动创造的。
众所周知，在正常的生产情况下，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总是比前期投入的生产要素的价值即生产成本大。其中，前期投入的要素成本主要包括人力成本和物力成本。人力成本主要指购买劳动力商品花费的成本，即对工人支出的工资；物力成本主要指采购生产所需的物质要素花费的成本，如在厂房、机器、设备等上的花费；生产出来的商品增大的价值部分，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通常称为剩余价值。因此，对劳动价值论理解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具体的生产过程中，就变为商品成本的转化、实现以及剩余价值的形成问题。
更进一步，我们知道，任何商品都是人的活劳动作用在一定的物质实体上生产出来的。由于人类社会现有的物质财富都可以还原为人类劳动的产物，是人类劳动一层一层叠加在最初的原始资料上形成的，因此，可以把这些物质资本要素看成是人类劳动的物化，称为物化劳动。这样，具体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价值论，或者说刚才提到的具体生产过程中商品成本的转化、实现以及剩余价值的形成问题，就转化为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在商品价值的形成过程中分别起怎样的作用的问题，更直接地说，就是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表明了人们对劳动价值论的不同理解。
传统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本质上仅仅是指活劳动创造价值。在一个具体的生产过程中，这一点通过对商品价值构成及形成的说明而具体化。投入了人力成本和物力成本的商品，在生产出来之后，其价值是由这样三个部分构成的：第一个部分与投入的人力资本相对应，即劳动力商品的工资部分，它通过工人的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再生产出来，属于活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的一部分。第二个部分与投入的物力资本相对应，主要是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厂房、机器、原料等物质资料的价值。它本身不创造新价值，只能通过工人的劳动把它转移到新的产品中去，称为物化劳动的转移，这是物化劳动不创造价值的具体表现。新产品价值的第三个部分，即比投入成本增大的剩余价值部分，因为只有活劳动才创造价值以及物化劳动不能创造价值，这部分价值只能是由工人创造的了。顺理成章，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就彻底地体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但近年来，在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上，出现了一些反对意见。反对者认为，生产的过程是一个由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共同作用的系统工程，劳动与资本彼此之间谁也离不开谁，因此，不能说剩余劳动仅仅是由活劳动创造出来的。尤其在今天，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物化劳动包含了大量的科技因素，具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越来越大的作用，否定它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就不能客观地、科学地、正确地认识先进技术、先进设备、新材料、新工艺的作用和功能。因此，应该认为是价值及剩余价值是由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的。
劳动经济学研究课题范文第5篇
关键词：金融专业教学；改革；财富观；幸福观
中图分类号：G40-0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12）02－0065－04
上世纪中后期以来，金融创新浪潮推动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迅猛发展，金融衍生工具的效用早已不再是单纯的风险对冲，巨大的杠杆效应使其成为人们创造财富奇迹的得力助手。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出于对财富的无限欲望，利用资产证券化在向无良好信用条件家庭发放住房抵押贷款的基础上进行金融资产一轮又一轮的“打包”，将金融创新推向极致。但随着房价下跌引致资金断裂，泡沫瞬间破灭，危机席卷全球。金融专业教育中的“道德缺失”以及金融理论研究的“真空化”，是促使华尔街精英们在其所信仰的“有效金融市场”中无度地通过所谓的金融创新转嫁风险，追逐利润财富的根源。而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金融学研究范式中对“物质财富增长”的无限推崇和对“人文幸福观”的漠视甚至摒弃。受此影响，重知识轻德育，重“财富观”轻“幸福观”自然成为传统金融教学的主要模式。为确保我国金融业未来的稳定健康发展，金融教学改革势在必行。但已有的改革分析仍以“实践性”、“创新性”与“前沿性”，“微观化”、“数量化”与“国际化”作为最响亮的口号，“物质财富观”依旧占据教学过程中的主导思想。 已有学者在金融危机后， 重新审视了当前金融学理论研究的对象与最终目标，提出了对国民幸福和社会福利的回归，但仍少有将其与基础的日常教学工作紧密结合，通过课堂教学和研究来传授金融发展必须与全民福利水平的提高相结合，而非片面追求虚拟利润的增长与膨胀。基于此，本文以危机后金融教学改革为出发点，结合课堂中的具体内容，从“教”与“学”的两个层面，从“财富观”到“幸福观”转变的视角，提出金融教学应注重对“幸福观”的输入，寻求金融学教学改革的未来方向。
一、“物质财富观”：金融学专业教学传统目标分析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我国教育界也掀起了对现有金融学教育模式优化改革的新浪潮。然而一直以来，以财富观的视角盲目崇拜西方的金融繁荣，使我国的金融教学对西方经典金融理论倍加推崇。在“追赶主义”和“拿来主义”长期占据我国金融教学改革思想主导的情况下，危机中所暴露的西方经典金融理论的真空化及其教学模式中伦理道德和职业操守教育的缺失并未引起改革者的重视，金融教学中人文观的缺失成为改革议题中被忽略的对象，“物质财富观”依旧是改革的主导方向。
（一）就业压力下教学改革的“微观化”、“数量化” 与“实用性”
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遭受重创， 就业形势空前严峻。对此，不少教育界人士以帮助学生提高就业竞争优势为目标，从“微观化”、“数量化”与“实用性”的角度思索金融学教学改革。
1. 自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以直接融资模式为主的资本市场的兴起，市场对关于公司理财、资产价值评估、风险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和人才需求也变得非常强烈，这就直接促进了‘微观金融’的产生和发展” [1] 。美国高校与时俱进，将“微观金融”定为教学与研究的主要内容 [2] ，“金融学课程设置以其丰富性、科学性和实用性充分适应了现代金融学理论体系的发展趋势” [3] 。相比之下，我国仍以研究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学等“宏观金融”为主，显现出了明显的滞后。因此，我国也加快了课程体系改革，增加微观金融课程的设置，如微观银行学、证券投资分析、信托学、基金学等，“做到真正从金融机构这些微观主体的实际需要出发来传授相关知识” [4] ，从而帮助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竞争优势。
2. 当代微观金融的研究核心是以资本成本理论为基础的公司金融理论和以资本资产定价理论为基础的资本市场理论，随着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多元化与国际化，基于以上理论所产生的各种现代金融工具在我国金融机构的发展中占据了越发重要的地位。这就要求金融教学应加强与数学的结合，借助现代信息技术，运用大量的数学、统计模型分析方法以及定量分析技术 [1] ，形成“在定性思想指导下进行定量分析，在定量分析基础上进行定性综合” [5] 的教学模式，使学生能够更好地掌握数理化、模型化的金融工具，完成相关业务操作。
3. 在当前激烈的竞争环境下， 应用型人才定然更受青睐，因此，在金融教学过程中，宏观课程的案例教学重要性凸显，而微观课程的应用性、操作性和前沿性特点成为教学的主要目标。与此同时，注重建立“产学结合”的教育模式，帮助学生实现从高校到企业的顺利过渡也是金融专业培养的重要支撑 [6] 。在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以上这些改革措施一定程度上能够较好地帮助学生解决短期内的就业问题，但这种“西化式” 的教学改革会给我国金融学子在金融岗位上的长期健康发展埋下隐患，对我国金融稳定发展造成威胁。长期以来，依托于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期权定价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为核心的现代西方金融理论，美国金融教育以其毕业生在华尔街所创造的财富辉煌标榜着自己的“正确性”与“先进性”，并逐渐将“人文关怀”、“道德情操”等“冗余”内容剥离出金融课堂， 以期提取出一切能够有助于实现利润增长、创造财富最大化的教学精髓。这样的教学观念最终造成了其金融教学过于微观模型化的畸型发展，并为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因而，从危机中深思西方金融教学的缺陷并以此为鉴对当前我国的教学改革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二）全球化趋势下“创新性”、“前沿性”与“国际化”改革
我国金融业已经开始融入全球金融市场，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要求我国以最高的效率和最有效的方式培养出具有全球视角、能够适应国际竞争的高素质金融人才。对此，不少学者指出，增强金融教学中的“创新性”、“前沿性”与“国际化”应当成为当前教学改革的目标：（1）目前的金融危机虽部分归咎于金融创新的过度和监管的缺失，但未来金融创新的步伐不会停止，且中国的金融创新才刚开始 [2] ，在金融创新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金融专业人才的国际竞争力，成为当前我国金融高等教育急待解决的研究课题” [7] 。（2） 我国的金融学专业教学“应站在全球金融业发展和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跟踪国内外经济金融领域的新知识、新成果、新理论和新技术，及时吸收与借鉴国内外最先进的教学方法和人才培养模式” [8] 。为达到这一目标，“在金融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上应加大有关‘国际化’方面的课程，涵盖包括基本的国际金融理论和业务知识、国际规则方面的知识以及国际交流方面的知识” [5] 。
金融全球化在为我国经济加速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我国的金融稳定面临挑战。 在完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金融从业者若将追求自我财富最大化作为惟一目标，则会扭曲地利用“全球化”这一便利条件，为达到其自利的目标而不择手段。正如本次危机中，华尔街精英们在其所信仰的有效金融市场中，利用“全球化”的优良条件“成功地”进行金融创新、风险转嫁，从而获取巨额财富，却最终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基于此，如何能够使金融学子在“创新思维、前沿知识以及国际视野”的武装下更好地把握机遇，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应当成为当前改革的引导方向。一方面，学习或研究金融前沿问题，应以具备扎实的核心课程理论知识为基础，以正确地认识金融发展的根本目标为导向，进而客观地分析判断金融前沿发展方向的正确性。同时，“学习金融创新的各种理论学说， 应注意搞清西方国家金融创新的内在动因， 全面而辨证地看待金融创新效应”，“正确认识和理解金融创新与金融发展、金融稳定的关系” [9] 。
基于以上分析，弥补我国金融教学与西方发达、先进金融教学理论与方法之间的差距仍为改革的主要出发点。然而一味地对前沿金融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易使学生形成以追求金融知识的“高、尖、深”，寻求物质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学习动机与思维模式，而对金融的本质及其发展根本目标的认识产生严重扭曲，进而影响其未来的从业行为准则，并最终给我国金融稳定带来严重挑战。因此，我们应当反思已有的改革模式， 在注重对学生进行专业基础教育、金融技术教育与金融创新能力培养的同时，关注“人文幸福观”在金融教学中的回归。
（三）金融学专业教学中“人文幸福观”缺失的分析
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遭受重创，实体企业在衰退的经济中艰难求生，失业成为经济稳定的头号杀手。追溯历史，深思缘由，金融从业者道德缺失以及各种欺诈行为的出现是每一次危机爆发的微观基础，而“人文幸福观”在整个现代金融教学、研究中的严重缺失更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
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应当是社会福利的改善和国民幸福感的提升，作为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金融的发展更应时刻坚守这一根本目标并在此基础上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但在学术研究领域，从19世纪初的边际革命开始，经济学便开始朝着工具理性的方向发展，数理化、工程化的研究范式逐渐成为主导，使“经济学在数学化的过程中获得了社会科学中科学化程度最高的美誉” [10] 。金融学作为其分支学科，更是将数理分析运用到了极致，在复杂的运算中创造着财富增长的奇迹。然而，作为现代金融理论的基础，“新自由主义不断乃至无限夸大个人理性，主张极小化社会道德和法律的制约，极大化个人经济自私，认为每个人的利益最大化会带来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11] 。但社会现实反复表明，在缺乏道德约束的前提下， 个体出于自利原则的理性会带来群体的非理性，人们利用资源的自由流动追求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的行为过程会被扭曲。就如现实中华尔街银行家利用全球化的便利条件，为转嫁风险，追求物质财富无限膨胀而不择手段。对理论地基所存在的巨大漏洞视而不见，金融研究者们盲目推崇有效市场假说，相信“投资的风险是有限且可测量的”，相信“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取消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和鼓励金融创新有助于增进所有人的福利” [12] ，进而将无关于“财富增长”的一切“人文因素”剥离出自己的研究视线，在“完全竞争”、“完全理性” 的真空实验室中潜心编制着高深的衍生产品。基于此，金融研究逐渐偏离了正确的航线，将“物质财富最大化”作为惟一目标而背离了“人文幸福最大化”的根本使命，从而使现代金融业向着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游离于百姓生活之外的方向发展，最终成为数学精英与资本富豪的游戏，在虚拟的世界里创造着财富增长的奇迹。
遗弃了“幸福”标准，背离了“人文”目标的金融发展，带来了现实社会中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加深，许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国民幸福指数”追不上“GDP增速”，甚至与之背道而驰的现象。对此，不少学者呼吁应重新定位经济、金融发展的根本目标， 反思现代经济学、 金融学的研究范式，将“幸福关怀”重新回归。但在高校的金融人才培养中，相关研究仍严重滞后。
二、“幸福观”输入的可行性分析
基于主流研究范式和教育模式在危机中所暴露的弊端，思索如何培养合格的金融人才，为我国进一步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提供良好保障，本文认为“幸福观”应在整个金融教学体系课程设置和教学过程中进行双重传导。
（一）追求“国际性”与“前沿性”应以优化本国国民福利为目标
作为研究带动一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的金融人才，应当时刻以前沿性的知识武装自己， 以国际化的视角思辨问题。但由于资本的逐利性，金融的前沿往往对应着世界财富的前沿，若我们在追求“国际化”与“前沿性”的旅程中被金钱蒙蔽了双眼，“物质财富观”便会不断膨胀，致使我们忘却金融研究与发展的根本目标，进而造成经济增长但幸福缩水的结果。因此，在金融学教学改革中，应在开设国际化的相关课程，帮助学生掌握金融知识的同时，运用“研究性的教学模式”，引导学生建立并保持以思考“社会问题”为出发，以优化“国民福利”为目标的逻辑路径与学习模式。
例如，国际金融学的教学，教师可以依托于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讲授，引导学生思考有关“出口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持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对我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等问题。在课堂中，这样与真实社会问题相结合的引导能有效引发学生对于“出口成本”以及“外储用途”的热烈讨论，并最终得出具有重要意义的分析结论：首先，过去外向粗放型发展方式所积累的巨大“出口成本”，包括宝贵资源的低效开采与环境的严重破坏，劳动力的低廉成本和苛刻的工作条件以及“出口创汇”所带来的国内通胀隐患等一系列问题，将成为我国经济谋求进一步可持续发展的巨大约束。其次，通过对比美国在过去十几年中以其逐年增长的贸易逆差和巨大的融资能力，成就了本国民众较高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水平的这一现实状况，结合对当今信用货币制度下，任何纸币的价值在于其具有发行国支撑的购买力这一货币本质的深刻认识，提出我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应当充分使本国百姓在进口消费中享受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一观点，以扭转“国富”但“民穷”的现状。还可以结合当前美国政府为了防止经济衰退、启动内需而推出的QE2政策进行相关分析， 通过理论拓展了解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增加出口减少进口，以扭转其国际收支不平衡现状的政策意图。然而一国的对外进口来自于其经济体真正的内生需求，想要通过汇率的方式对其进行抑制甚至扭转是不可实现的。强制性的政策导向反而会抑制本国国民的进口需求，最终形成以本国国民的福利损失为代价换取数字上的所谓平衡的结果 [13] 。
以上这种研究性教学模式， 能很好地培养学生大胆质疑、积极思辨的学习态度，使学生得以透过课本知识挖掘其折射在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以及更深层的社会问题，对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及金融研究的正确方向进行重新思考。至此，“幸福观”被充分融入了整个理论分析与知识传授的链条中，“人文关怀”在学生的思想体系中得到了价值提升。
（二）追求创新性，应注重“德”对“利”的引导
作为促进金融业发展的“强心剂”，创新性永远是金融领域不变的话题。虽然面对金融全球化的严峻挑战，我国对借鉴发达国家的培养经验，完善创新性金融人才培养模式的需求尤为迫切 [14] ，但本次金融危机所凸显的西方金融人才培养模式中道德教育的缺失告诫我们：创新应当鼓励，但不可盲目崇拜， 更不可仅以增加物质财富作为创新的惟一目标。强调“德”对“利”的引导，扭转人才培养的失衡现象，是我国金融教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具体到教学环节，应充分采取研究性、探索性的教学模式，在教授金融理论、讲解金融案例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引导学生挖掘其背后的“道德”问题，从而将“金融职业道德教育全面渗透到金融专业课程教育之中”。例如，对于金融自由化后全球金融危机频繁发生的现实，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对有关“创新”与“监管”、“市场”与“政府”的问题进行讨论，引导学生思辨学界基于危机的爆发而指责“看不见的手”的失灵，呼吁强化“看得见的手”的力量的正确性。在实践教学中，我们曾就此反思了长期以来人们对市场机制本身所存在的理解偏差。追本溯源，“对‘看不见的手’的最传统的认知可以从《国富论》中找到依据，即基于自利原则的市场化交易。但是，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再次提到了‘看不见的手’，这次所指的对象是‘道德’” [15] 。至此，我们明确了，在斯密的思想体系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与人性中“看不见的手”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的，“理性经济人”要追逐自我利益最大化，只有在道德伦理的约束下， 才会真正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优化。因此，对于金融创新，其只有在道德与法律法规的时刻约束下，才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并最终实现服务于经济，服务于人民生活的根本目标。
这种将“德育”融入金融创新课程的传授模式，可以有效帮助学生从理论上、全局上、细节上更为系统和深刻地认识伦理道德对金融稳定发展的重要性，并在未来的从业岗位上树立起服务百姓、诚信至上的金融创新价值观。
（三）注重“应用”，应强调“技术性”与“社会性”并重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教育、培养人才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对于金融学教学，考虑到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特殊性，“应用性”应具有更广泛的定义，绝不应单单停留在业务操作的技术层面，培养学生认识金融学“应用性”在“社会层面”上的意义具有更重要的价值，而对金融本质及现代金融机构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重要性的正确认识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必要基础。
首先，“金融”是以资金作为经营对象，通过对资金的融通实现其在时间、空间中的有效配置，从而使资金在最大限度内发挥其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效用。由于现代货币本质上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的体现，而并非一种简单的中性外生变量。因此，现代金融业的运作实际上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下对各种债权债务关系的运作。
其次，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中介并非简单地充当储蓄者与投资者之间桥梁的“中性”机构。教学中通过介绍国家货币的本质，即国家赋予其国民一定的税收负担，“同时定义税收缴纳的货币单位，由此税收制度创造公众对国家货币（国家的负债）的需求”及其价值，进而揭示国家通过接受银行货币，使其能够与国家货币一样作为税收支付方式而赋予其价值 [16] ， 使银行得以通过贷款的资产业务运作，接受不同资信背景的私人负债（借款人的借款合同），并发行自己的负债（体现为借款人的银行存款的增加），实现利用其自身负债相对于其他私人负债更具权威性的优势，帮助资金需求者完成资金融通，满足其消费、投资等实体经济交易需求的最终目的。
由此可见， 现代金融并非简单地经营象征财富的货币，金融中介机构的社会价值也并非体现在其通过“吸收存款并依此发放贷款”而充当货币桥梁，以及借助高深的衍生工具创造物质财富的增长奇迹的层面上。因此，在金融学教育的应用环节，应引导学生思考如何更好地为资信相对较弱但资金需求更为迫切的弱势群体提供资金支持，扭转一直以来我国大型银行“嫌贫爱富”的服务思维，避免因金融服务思想的扭曲所带来的“马太效应”损害社会整体福利，这对学生今后的从业发展具有深刻意义。为此，学校可以在安排学生深入金融机构进行实习的同时，多组织一些“社会性”的实践活动，帮助学生深入某些特定社会群体，切实了解来自社会最基层的百姓对于金融发展的需求，从而在每一个学生心中建立起金融发展应当植根于实体需求，以服务社会、服务百姓为最终目的的“人文价值观”。
三、结论与启示
注重“人文幸福观”的输入对目前金融学专业教学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它有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成长与就业预期，有助于解决大学教育中的结构性矛盾，更重要的是保证各学科的均衡发展。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和均衡发展的关键时期，西部地区尤其是贫困农村地区金融业发展的滞后现状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严重瓶颈。金融产品与服务单一、从业者素质偏低以及现有村镇银行的“坐商”作风，使得快速建立基本健全的金融硬件设施和基础业务，提升农村金融的支农功能成为当务之急 [17] 。过去以“物质财富观”为主导的金融学教学模式并不能满足中西部金融发展的人才需求，被“先进金融理论”与“前沿金融知识”所包装的“高端”金融人才难以胜任“走进基层、贴近农户”的服务岗位，并会出于对财富的追求而大规模地流向相对发达的金融市场，最终造成西部落后地区金融人才的严重短缺，从而进一步制约西部经济的发展。因此，高校的金融学教育更应注重人才培养过程中对于“人文幸福观”的回归，只有让学生在学习理论的同时正确认识金融与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才能最终培养出符合我国金融发展需要的合格的金融人才，为实现我国经济的均衡可持续发展奠定重要的人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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