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的经典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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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的经典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遗传机制；变异机制；选择机制

演化经济学是相对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而不断成长起来的一种非主流的或者说是异端的研究范式之一。随着经济学各种范式的冲突和较量，1981年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出版了《演化经济学》，理查德·纳尔逊(R，Nelson)和悉尼·温特(S.Winter)1982年出版了《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引人注目地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标志着演化经济学的诞生。㈣早在80年代以前，美国制度主义先驱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发表著名的学术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演化科学》，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演化经济学”术语，宣布了制度主义的“演化经济学”研究议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都从不同侧面指出经济学中演化分析的重要性。1991年《倾化经济学》杂志创刊，演化经济学著述日增。多普菲和福斯特等学者已出版了不少演化经济学的著述，大大推进了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在对新古典研究范式的理性一个人主义一均衡分析框架提出挑战的过程中，被认为异端的演化经济学的制度一历史一社会结构分析框架日益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分析方法，加上反主流的国际经济学改革运动的声浪也日益唱响，21世纪的经济学可能会从新古典经济学转向演化经济学，从而进行革命性变革。

演化经济学是对经济系统中新奇事物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经济科学新范式，而且将成为各种异端的综合(贾根良语)。作为一种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演化经济学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框架。本文主要从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超越的角度，考察其理论框架的形成及影响。

一、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特征

演化经济学是借鉴达尔文生物学的进化隐喻和拉马克的遗传变异学说，引进物理耗散结构理论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来分析经济社会系统形成、发展的动态演化和发展趋势的学科。广义来讲，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老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而狭义上的演化经济学指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演化思想的现代形态，主要包括变异、选择理论(以纳尔逊和温特为代表)、以非线性系统动力学为基础的演化理论(包括混沌理论等)和演化博弈论。演化经济学将技术变迁看作是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制度创新核心为研究对象，以动态的、演化的理念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演化理论关注的焦点是某一变量或一组变量如何随历史而变化，如何在理论上理解所观察的变化背后的动态过程。特别是，可以通过解释它是如何达到当前状态来理解某一变量或系统的当前状态。这些变量或系统要经受某些随机变异或扰动，但也存在着对变异进行系统性筛选的机制。

纳尔逊总结了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两个共同特征：(1)关注经济的动态过程，不仅要看到均衡，更为重要的是，要说明均衡是如何达到的；(2)承认“路径依赖”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演化经济理论假定，存在着强有力的惯性趋势，使选择过程中的幸存者得以保留。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也存在着持续引入新变异的力量。

二、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超越

处于正统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借助原子本体论和机械论隐喻，信奉决定论的哲学观，将利润最大化和均衡作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基本支柱，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均衡的研究上，导致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从此出发，研究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这种最优化和外生性，排除了新知识的创造、企业家的作用、技术变迁和主导部门重要性的变化等问题，将技术变迁视作与经济学家无关的黑箱，使对技术变迁的源泉、性质和过程等关键性问题的讨论完全被忽略掉了。

以纳尔逊、弗里曼、多西等人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家既借用生物进化的隐喻，又借用现代宇宙理论、量子力学理论以及混沌理论等，对经济系统不断发展变化的特征与生物自然选择过程类比，试图对整个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进行重构。其基本的思路是：将技术变迁视作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技术创新为核心研究对象，坚持从演化的、动态的角度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而言，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存在(bEIng)的经济学，那么，演化经济学就是研究生成(becoming)的经济学，它可以被定义为对经济系统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科学。

演化经济学在对事实评价时所持有的基本信念(信念是科学范式的内核)与古典经济学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演化对均衡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演化过程，过去的时间与未来的时间是不对称的，社会经济过程与生物进化过程的不可逆性极为类似，演化意味着新质要素随时间的推移而创生。多西和梅特卡夫认为，个人或组织等行为者的目前行动将对未来决策过程或系统的未来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路径产生重大影响。时间不可逆、结构转变和过程与滞后概念密切相关。即系统如果发生了变化，虽然导致这种变化的力量已经消失，系统也不会完全回到最初状态，这是经济社会系统的重要特征。就制度和组织而言，新古典经济学重视企业平衡状态的研究，而轻视达到均衡的过程研究。演化经济学假定企业的决策是连续的，每个企业决策时充分考虑未来的预期及其竞争对手的策略行为。“路径依赖”说明锁定效应和次优行为可以持久存在。历史突出了经济过程中具有路径依赖、不确定性和时间不可逆等重要特征。

(二)满意对最优的超越

新古典经济学在原子论和机械力学基础上，在假定经济人完全理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描述了均衡状态下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求解在一定外部环境控制下的最优控制和最优路径。新古典经济学没有考虑由于认识的有限性而造成的不可预见性。因此，建立在均衡基础上的理性人假设脱离了社会现实。演化经济学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拉马克的遗传基因理论为基本思想，强调经济变迁的动态过程，在有限理性假定的基础上，接受了马奇在行为主义企业理论中的满意假说，指出最优难以实现，均衡只是暂时的。经济系统向着均衡靠拢，均衡可能是多重的。究竟到达或渐近哪一种均衡依赖于进化的路径。 　 演化经济学非常强调随机因素对经济社会系统及经济人的影响作用。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即使不存在不确定因素，因其是以随机变量的形式出现在数学方程内，并给定随机变量的分布，理性人仍可找到最优化行为。而演化经济学认为，随机因素起着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决策和搜寻革新过程中，这种不确定性使长期最优化决策难以实现，进化过程的长期趋势难以预测。

理性与有限理性，最优与满意，它们成为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前提假定的重要反叛和超越。自亚当·斯密以来，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深受物理学的影响，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它们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尽管凯恩斯从非均衡思想出发，从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通过非均衡思想建立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并对均衡思想有所冲击。然而，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使微观与宏观对接，并仍在均衡框架内进行分析。后凯恩斯主义尽管从非均衡、动态、关注制度文化角度来分析经济过程，但主流经济学一直被均衡思想和范式所支配，并建立了以均衡分析为核心的经济分析体系。

20世纪80年代后，演化思想又促使人们在主流经济体系之外发展经济演化理论。从亚当·斯密、马歇尔、熊彼特、凡勃伦、哈耶克等人的思想演变中可看出，经济学正在进行着从均衡走向演化的范式变迁。这种变迁折射着两种思想交锋的历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模式的超越。总之，经济学各流派的研究方法表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精髓是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这是对演化经济学不确定性引起的有限理性和满意假说的最好概括。

(三)多样性对同质性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是由于“新奇”创生而形成的多样性思考。因此，其研究方法是关注超经济人的个体群思考。与个体群思考相对立，新古典经济学侧重使用类型学思考的方法。类型学思考是把所有的变异都看作是对理想类型的偏离，看作是由于暂时的干涉力量所导致的畸变。所以，为了集中在现象真实的本质上，类型学思考就把基本类型和它们的具体例子之间的差异看作是某种可以忽视的东西。在个体群思考中，多样性并不是把基础性的实在隐藏起来的“干涉并发症”，而是基础性的实在本身，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可见，演化经济学把个人选择置于多样化行为的群体之中，强调了主观偏好的特异性和行为的异质性对“新奇”创生和创新过程的重要性。

三、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学作为一门分析经济社会系统演变的科学，必须具备一个分析问题的中心线索，即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它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的局限性，认为在经济变化的过程中，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即“新奇”的创生)是关键因素，是经济变迁过程的内生性因素。正如Hodgson(1997)指出：“作为社会经济演化的一个恰当概念，正确地评价新奇的突现及其传播的关键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演化经济学在其理论体系中抓住了“新奇”对经济系统的关键意义，认为在经济学中， “新奇”就是新的行动可能性的发现，它是人类创造性的结果。如果新的行动可能被采纳，那么这种行动就被称为创新。贾根良总结指出，“新奇”创生的内生化，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因此，“新奇”的出现及创新的重要作用成为其理论框架的基石。

演化经济学借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隐喻，通过运用“缘由”来解释一切物质和能量转换过程中必然牵涉到的机制，认为一切事件或现象都有其“缘由”，每一“缘由”则产生一个结果。与达尔文对生物演化的解释一样，有关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必然涉及到三种机制：遗传机制、变异机制和选择机制。在这些机制的相互作用下，在遗传基础上进行变异以适应新环境，此即为“达尔文进化”。Hodgson(1997)对凡勃伦在经济学领域应用三种机制的总结中指出：(1)遗传(承袭)机制。演化主体存在一些遗传性或延续性准则，总是受到遗传机制的影响。以此为立足点，以保证不同后代个体虽然不尽相似，但他们都在某些方面与其前代相似。(2)变异机制。受初始条件区别的影响，完全复制自身是不可能的，持续性变异广泛存在于一个群体的不同成员之间。(3)自然选择机制。在承袭和变异机制共同作用的基础上，选择机制决定了最终的演变方向。自然选择机制通过更适机体后代数量增长和变异或基因整合帮助机体获得存活优势两种途径发生作用。

(一)基因类比物及遗传机制

社会经济系统如同生物演化，会产生如同基因的遗传、变异和选择机制运行。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基因”类比物(或选择单位)是什么?霍奇逊总结了经济学中的诸多“基因类比物”，如人类习惯(凡勃伦)、个人(马尔萨斯)、组织惯例(纳尔逊和温特)、社会制度，乃至整个经济系统(Hodgson)。在对这些不同的类比物进行考察之后，霍奇逊提出，考虑到它的性质具有相对稳定性以及普遍性，“制度”应当被采纳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实体单位。大多数现代演化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或组织具备选择单位的条件。

选择单位作为一种实体，它们被选择的特征历时要足够稳定，以保持定义这个群体的实体的同一性。经济方面，选择单位常常是使用特殊的生产方法制造某种系列产品的特定的企业组织。而选择环境独立于实体，这是对各种实体进行评估，并把选择特征转化为选择优势的框架。凡勃伦认为，社会结构的演进，是制度上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制度和惯例具有相对稳定和惰性的品质。因此，可以历时传递其重要特征，它是社会有机体的基因组织，扮演着生物学中基因进化的作用。纳尔逊和温特在《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讨论了类似于基因的“个人技巧”与“企业惯例”的作用，即遗传机制的作用。

技巧是指一个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在行为正常发生的情况下，行为相对于它的目标来说，通常是有效的。企业惯例是企业的组织记忆，执行着传递技能和信息的功能。企业运转离不开惯例，企业的惯例与人类的技巧有相似之处。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纳尔逊和温特指出，惯例在企业中起着基因在生物进化论中所起的作用。惯例包括企业的各种特点，如生产技术、投资政策、产品组合策略等。在任何时候，一个企业的惯例界定一系列函数，它们决定一个企业所做的事情是各种外在和内在变量的函数，具有好惯例的企业或组织就可能在一个行业或群体中变得日益重要。组织是由个人构成的，组织的行为可以归结为组织成员个人的行为。理解技巧在个人发挥功能中的作用，就可以理解惯例在组织发挥功能中的作用。不过，惯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达尔文主义基因，它具有学习效应的获得性遗传特征，因而可以说是拉马克式的基因。但总体上看，它们都是广义的达尔文主义的基因。

(二)变异机制或“新奇”性创造

转贴于 变异原则强调种类和多样性的作用，有时等同于已有特征的变化，即系统内“新奇”事物的创造。

在把演化作为重要特征的生物学、语言学或经济学等学科中，在某一时间和地点所观察到的事物都必须被解释为一种持续不断的演化过程中的转变。这一过程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它的历史性，另一个是变迁过程的无止境性。关于连续变迁端在何处这个问题，熊彼特曾经指出，经济变迁可以被解释为主要的“从经济内部”产生的。“如果演化被定义为可观察的系统历时地自我转变，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种自我转变呢?自由能的获得是必要条件，一个充分条件就是其他方面所坚持的演化的一般特征，这就是新奇的创生，这在出现后，会通过系统或系统的某些组成部分进行扩散。在经济学中，新奇就是新发现的行动可能性。有关这种新奇的消息可能会传播，或者可能通过模仿而扩散。一旦某种新认识到行动可能性被接受，所产生的行动就被称为创新”。

“新奇”创生机制所研究的问题是“新奇”为什么和怎样被创造。就“新奇”为什么被创造而言，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演化经济学是知识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但一种更系统和更完备的知识理论仍有待于创造。“新奇”创生是现有要素重新组合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人们怎样和在什么地方搜寻新知识，这主要取决于他们知道什么和他们从前做了什么，而并不是所有的技术或制度等发展路径都具有同样被探索的机会，“新奇”的创生必定是路径依赖的。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时，需要搜寻新的生产技术和惯例。搜寻是在已知的技术和惯例中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技术和惯例。创新是通过研究与开发去寻找原来没有的技术和惯例，而且，创新改变原有的惯例，使创新者有较大的优势，从而获得较多的利润，但这种情况只能是暂时的。非创新者可以进行创新或模仿，后来者可逐渐赶上先进者，先进者会逐渐失去自己的优势。

熊彼特曾对创新过程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把创新看作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实质，强调非均衡和质变的作用，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即“创造性毁灭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这类似于生物学中的进化理论。纳谢德·福布斯和戴维·韦尔德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企业的成功案例为例，指出了如果发展中国家注重学习，注重创新，努力提高自身技术能力，提升价值链，成为一个高效率的追随者，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实现其核心目标——价值增值，就可以有所作为——由追随者成为领先者。贾根良教授认为，从追随者到领先者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对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来说，通过一个怎样的过程，他们才能实现自主创新并成为技术的领先者呢?通过比较韩国、印度、巴西、坦桑尼亚、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案例，并对不同环境和不同产业中多样化的成功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为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盛昭瀚(2002)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对国家创新系统进行了研究和探索，认为演化模型的多样性、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和路径依赖性为技术创新提供了较好的分析工具，并认为这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微观理论基础，国家创新体系要协调好公有知识与私有知识的关系，要注重学习过程和制度安排中的主体的时间、信任、有限理性的重要性。所有这些研究为演化经济学变异和创新机制的运作，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佐证。

(三)选择机制及演化路径

选择和评价机制是复杂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如何寻求和确定进化道路的机制。它包括系统的生存价值选择、信息价值评价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这是进一步实现系统进化的动力学问题。

选择机制研究变异或“新奇”在经济系统中为什么、什么时候和怎样才能被传播。按照凡勃伦的看法，制度是人类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所以，变异或“新奇”必定是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出现。他通过“缘由累积进程”来解释选择过程的重要性，认为“习俗、惯例的累积性发展是对传统的选择性适应的结果”；任何习俗、惯例与行为方式都受选择机制的影响，而与变化了的环境要求相一致的程度，则是检验其存活适应性的标准。按照个体群思考方法，一个个体对创新者是模仿还是反对，受群体成员选择的影响。选择过程将出现两个方向： (1)创新被旧的惯例扼杀。 (2)在自增强作用的影响下，创新被采用并向外扩散。纳尔逊认为，企业在面临环境变化且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时，企业要进行选择。选择的环境包括外部环境(如产品需求、要素供给、价格等市场环境)和内部环境(如创新引起的变化等)。

纳尔逊和温特强调惯例、搜寻、创新和选择环境在经济变迁过程中的重要性，认为经济演化过程是一种惯例的学习过程。惯例是一种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是一种程序化的、说不出来的知识，且往往是自动进行的选择，它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达尔文的遗传机制、“新奇”创生机制和选择机制是演化经济学类比和隐喻的基础，为演化经济学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心理学的经典理论范文第2篇

《社会认知心理学》的出版对广大心理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特别是对致力于社会认知心理学研究的学生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社会认知心理学》一书对社会认知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进行了梳理，比较全面地概括了社会认知的主要议题及社会认知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该书不但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社会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以及最新研究动态，还有助于我们研习社会认知的研究范式，进而帮助我们科学严谨地开展社会认知心理学的研究。综观全书，主要凸显以下3个方面特点：

首先，该书对社会认知的概念进行了系统客观的界定。作者把社会认知分为社会知觉、社会印象和社会判断3个方面。社会认知是指个体对社会刺激属性直接的整体的反应，社会印象和社会判断则是在社会知觉基础上形成的更为复杂的社会认知。同时作者把社会认知心理学与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进行了对比，详细阐述了它们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上的联系与区别。这种对基本概念的全面、系统、详尽的阐述，有助于社会认知心理学学习者尤其是初学者，对社会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任务以及研究目标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其次，内容丰富、经典，但又不失新颖。《社会认知心理学》一书比较全面地涵盖了社会认知心理学领域的重点议题，例如印象形成、态度加工、归因、偏见以及自我与情绪加工问题。这些研究问题同样也是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或认知心理学非常关心的经典研究问题。该书从社会认知的角度对这些经典研究问题进行了新的阐述与探讨，使我们对这些问题有了新的理解和深刻认识，既把握了研究问题的经典性，又注重新颖性。最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用一整章的篇幅来介绍社会认知的神经基础（见此书第三章）。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研究领域的不断发展进步，使得我们可以借用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技术手段来考察人类的社会认知加工，从神经的层面来揭示社会认知加工的本质。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的引入必定引领社会认知心理学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在对该部分内容的介绍上，作者参考了大量关于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文献。该部分内容都来自最新发表的研究结果，体现了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最新研究动态。因此，《社会认知心理学》一书，既能让读者比较全面地把握社会认知心理学的重点及经典议题，又能让他们了解社会认知心理学的最新研究动态。

心理学的经典理论范文第3篇

在一系列争论中，关于思想的构成性(the compositionality of thought)的争论尤具代表性。所谓思想的构成性，主要是指思想之间由于其内在的语义关联，而系统地相互联系，以及人的思想在合理性原则和逻辑推理原则的支配下，所表现出的一致性和连贯性。经典主义由于假设思想的构成要素具有似语言的结构，因而能比较容易地解释构成性问题。一些经典主义者认为，联结主义模型在根本上不能说明这一问题，所以它们不适合作为认知模型。另一方面，一些联结主义者则论证说，经典认知科学承诺了常识心理学的一些基本原则，但联结主义的探讨表明，这些原则是假的，所以，正是经典主义在人类认知的模拟上误入歧途。联结主义把这个论证称为对经典主义的排除主义(eliminativism)论证。本文将分析一些联结主义者对经典主义的排除主义论证，并表明思想的构成性问题对于这个论证至少是中立的。

一、联结主义和排除主义

简单地说，排除主义是这样一种主张：科学的发展将表明，在常识或对世界的日常论述（甚至于过去的科学论述）中，所采纳的某个范畴的实体、过程和性质并不存在，这些东西最终应从严密科学中被排除掉(P.Feyerabend 1963，R.Rorty 1970，P.Churchland 1981)。排除论者乐于引证的典型例子是燃素和热质。随着神经科学的兴起，一些当代的排除论者认为，日常谈论的精神状态甚至也是排除的对象，成熟的认知科学不应该授引精神状态这样的概念来说明人的认知活动和认知能力。因而排除主义的关键论证是要表明，设定了某些实体或过程的一个理论应被一个更好的理论拒斥或取代，如果后者比前者提供了更精确的预言和更好的说明。当然，仅仅是新理论的说明的合适性和预言的精确性并不足以表明旧理论所设定的实体或过程不存在。更严格的论证需要表明，旧理论的本体论完全是假的，对于设定来说明现象的那些实体，新理论提供了更精确的说明。如果是这样，从旧理论向新理论的转变可以称为本体论上激烈的转变。于是，对命题态度心理学的排除主义论证大致如下：

（p1）命题态度心理学是真的，当且仅当关于心智的最好科学为之提供了基础；

（P2）这门科学并未为命题态度的概念提供基础；因此

（C）命题态度的概念应从关于大脑和认知的成熟科学中被除除掉。

联结主义者对经典主义的排除主义论证立足于这一点：常识心理学承诺了命题模块性论点。以下我首先将考察这一论点，接着分析这个排除主义论证的基本思路。在接下来的两节中，通过分析经典主义和联结主义对于思想构成性问题的处理，我表明这个排除主义的论证并不是决定性的，经典模型和联结主义模型的关系仍是一个有待于作进一步的经验探究的问题。

1．常识心理学和命题模块性论点

常识心理学的捍卫者认为精神状态是语义上可评价的、有因果力的离散状态(J.Fodor 1987)。在提炼排除主义和联结主义的关系时，常识心理学的关键信条是：命题态度是功能上离散的、语义上可解释的状态，这些状态在其他命题态度的产生中，以及根本上在行为的产生中起着因果作用。这里，尤其值得强调的是这一点：常识心理学认为命题态度具有语义性质，因为正是由于一个信念具有特定的语义内容，它才具有特定的原因或效果。语义性质的独特性成为功能离散性的一个必要条件。命题态度的功能离散性是针对它们的组织而言。由于这种组织的离散性，可以合理地说一个人已获得或失去了一个单一的信念，或者，一个人可以一次把一个信念增添到他的资源库中去。

在心理学文献中不乏有采纳命题模块性论点的信念或记忆模型。在传统认知心理学中，一个著名的模型是由A.Collins和M.Quillian　（1972）发展起来的记忆的语义网络模型。这种记忆组织模型为每个记忆设置了一个不同的语句或准语句结构。按照这些模型，记忆可以被看作一系列准语句结构，每个结构对应着一个分离的信念。如果信念或记忆贮存是以这种方式被组织的，那么确定导致言语行为的一个信念状态就很容易，它不过是结构化的记忆网络中的一个分离的语句或公式。这种模型明确解释了记忆修改和从语义记忆中回收信息的方法。

然而近年来，一些理论家对这种高度模块化的模型产生了怀疑。一个主要的理由是，语义网络模型不能说明我们迅速有效地在记忆中确定相关信息的能力，与此相关的是对非归纳推理模型的日益关注。因为越来越清楚的是，语言使用和语言理解要求大量的非归纳推理(R.Schank，1987;T.Winograd，1981)。在达到对一个单一的日常话语的解释时，必须同时运用与话语的题材、说话者的意图、交流的场景等等有关的信息，所需要的大量信息并不是从听话者的信念内容中推出来的。为了说明我们解释一个话语的能力，相关的认识模型必须假设一种在非归纳推理中促动记忆之有效使用的记忆结构。M.Minsky则充分表明，把专门知识和一般推理规则完全分离开来的策略太极端，我们需要把专门的知识片断与如何使用它们的特定规则联系起来。进一步，思想的机制要被分解为许多相互作用的单元；但是，这些单元没有一个本身“具有意义”，因而没有一个能被等同于个别的命题态度；意义或内容只能从“巨大的结构网络”中突现出来(M.Minsky 1981a，1981b)。这自然得出了一个与模块性论点不相符合的结论：认知系统中没有哪个自然的部分能与“明确的”或言语上可表达的信念相联系。

相比较，使用分布式表达的联结主义模型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些认知事实，尤其是说明不受明确的“硬规则”支配的认知现象。这为排除主义者提供了一个思想契机。他们的逻辑思路是：常识心理学承诺了命题模块性论点，如果联结主义模型表明模块性论点是假的，而且对一些认知现象提供了更合适的说明，那么也就表明了常识心理学是假的。

2．对排除主义的联结主义论证

联结主义是在最近十年突现出来的一种新的认识模拟型式。受神经结构的启发，联结主义模型由大量格外简单的相互作用单元组成的网络构成。网络的单元之间能够相互发送激活或抑制信号，激活值受动力学方程支配。通过改变网络之间的联结权，可以改变网络联结的学习规则。一般来说，有两种类型的联结主义网络。局域式网络(localist networks)把每项信息存贮在网络的一个单一单元中，而在分布式网络(distributed networks)中，每项信息则在许多不同的单元上同时得到表达，信息被迭加存贮。

这种结构支持着一种与经典认知模型所采纳的表达和计算截然不同的表达和计算。经典模型的操作最好被描述为“符号处理”。在这种模型中，信息一般是被存贮在与执行计算操作的结构相分离的不同位置。因此经典模型的信息处理是由离散的符号标志构成的；按照易为该模型识别的方式被编码的规则或指令，那些符号被重新定位、复制和改组。在经典模型中，可以为每个符号表达式提供一个语义解释。然而，相比较，联结主义模型一般并不使用离散的符号实体。在这种模型中，表达是用迭加的、分布的方式进行的。“每个实体由分布在许多计算元素上的一个激活模式来表达，而每个计算元素在表达许多不同的实体时又都被涉及到”(Rumelhart and Mcclelland，1986，p.77)。这样便产生了联结主义模型和经典模型的一个显著差别：在联结主义模型中，存贮信息的结构和处理信息的结构的区分实际上并不存在；信息就存贮在个别单元之间的联结权中，而在处理中，这些联结权也充当了中心的要素。因此，制约着计算过程的自主的控制结构的概念在联结主义结构中似乎没有地位。采用分布式表达的联结主义系统的个别单元的活动无须是语义上可评价的。相反，得到一个语义解释的是某个单元子集的组合活动。结果是，一项特定的信息被认为在网络中得到明确表达，当且仅当在某个特定的单元子集上，一个特定的激活模式在回答这些单元的输入时被产生。但明确表达只是采用分布式表达的联结主义系统的暂时特点。如果网络的输入发生变化，那么构成它的处理单元的激活值也发生变化，结果被明确表达的信息也随之而变。因此，这种系统不能以在构成单元上产生的激活模式的形式长期编码信息，长期的信息编码是由隐含表达实现的。分布式表达决定了联结主义系统的信息处理的整体论。

正是这种信息整体论成为排除主义者论证的起点。W.Ramsey等人构造了一个联结主义的记忆模型，此模型能够从事更传统的认知模型所从事的一些任务，但却显示了分布式编码的特点(W.Ramsey，et，al.，1990)。这个模型的基本特点是：由于信息是以高度分布的方式进行编码，每个联结权体现了对于许多命题来说突出的信息，而关于任何特定命题的信息又分布在整个网络中，因此，系统缺乏那种可以在语义上解释为个别命题之表达的功能上离散的、可鉴定的子结构。从模型建造者的观点来看，可以认为这种网络模拟了具有某些信念的人的认知行为。然而，在这个网络中，被常识心理学处理为自然种类的东西并没有被看作自然种类。由此他们推断说，“一些联结主义模型并不具有在某些认知情节、而不是在其他认知情节中起着因果作用的离散的、语义上可解释的状态，在这些模型中，不能合理地鉴定出与常识心理学的命题态度相等同的东西。如果能够证明这些模型对人的记忆和信念提供了最好的说明，那么我们就面临着一个本体论上激烈的理论变化。这种变化将维护这一结论：命题态度像燃素和热量一样，并不存在”(W.Ramsey，et.al.，p.37)。

这个排除主义的论证最终是否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经验研究。然而，一个直觉是值得维护的，那就是，常识心理学的理论构造在某种意义上不同燃素说或热素说设定的理论概念。当后者由于近代化学的兴起而被排除掉时，前者并不由于神经科学或联结主义的兴起而被轻易排除掉。根本的理由在于，首先，常识心理学的概念框架本身具有强大的说明和预言能力；其次，采纳了这一概念框架的经典认知科学获得了一定的成功。［①a］以下我将表明，常识心理学并没有像排除论者所设想的那样承诺命题模块性论点，完全可以使联结主义与常识心理学相调和。

3．常识心理学与层次－1的描述

经典认知理论几乎完全接受了常识心理学对如下原理的所谓“承诺”：（1）按照命题态度来分析心理状态；（2）命题模块性论点：（3）命题态度是因果地产生的内在状态。如果常识心理学承诺了这三个原则，那么它的确成为承诺了另一组相当不同的原则的联结主义的排除对象。因为不像经典符号主义，联结主义并不把认知过程处理为受形式规则支配的符号操作。因而它提出了符号探讨是否是对认知模拟的正确探讨的问题。联结主义模型似乎能够执行认知任务，而不利用明确的对符号串进行操作的规则。在认知结构问题上，符号主义和联结主义因而成为一对竞争的学说。这样，如果经典认知科学对常识心理学的辩护要求它认为常识心理学承诺了上述原理，如果联结主义能够表明那些原理根本上是错的，那么常识心理学便面临着被排除的潜在危机。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排除主义者热衷于把常识心理学处理成一个关于内在过程的理论。［②a］这大概是因为意向实在论者认为常识心理学状态是因果相联的状态，而排除主义者惯于按照基本的物理机制来设想因果相互作用。然而，不是作为一个内部处理理论、更合适地说，常识心理学是一个高层次的理论，它表征有机体对环境的知识和它们在环境中的行为方式。一个真的信念可以向我们传达关于环境的知识，成为环境状况的一个可靠的指示者(H.Field，1978)。一个真的信念和一个合适愿望的组合可以导致成功的行为。常识心理学的这一本质特征使它处于Marr所说的任务分析层次（层次－1）上(D.Marr，1982)。这个描述层次旨在于说明一个有机体或系统处理什么信息和为什么处理这些信息。只有完成了层次－1的分析，才能问它怎样处理这些信息（层次－3的描述）。常识心理学不是直接按照系统的内部结构，而是按照它们与环境相联系的方式来表征这些系统。就科学的发展来说，对这种关系的说明像对内部结构和过程的说明一样重要。当我们能够区分系统和它们所操作的环境，部分地处理这些系统，好像它们不受环境影响时，我们往往对系统的那些旨在满足环境要求的活动更感兴趣。对于智能系统来说尤其如此，因为智能系统的一个本质特征便是对环境的适应性。不理解一个系统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就不清楚要对哪些内部性质给予最充分的注意。所以，一个关于内部认知过程的理论必须补充一个关于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理论，因此，常识心理学不是任何内部处理理论（无论是经典理论还是联结主义理论）的竞争对手。如果经典主义能够合理地处理信念的语义性质，那么联结主义似乎也有潜力这样做。为了明白这一点，让我们转到经典主义和联结主义的一个中心争论上来。

二、思想的构成性；经典主义的挑战

J.Fodor和Z.Pylyshyn（1988）通过区分对认知理论的表达主义探讨和排除主义的探讨开始他们对联结主义的批评。表达主义者声称认知系统的内在状态是编码世界状态的表达状态或语义状态，排除主义者则试图取消表达这样的语义概念。在提出这一区分后，他们把联结主义置于表达主义的一边。因为联结主义者典型地为个别单元或单元的组合提供语义解释。然而，他们论证说，正是由于联结主义的语义解释的特点，联结主义系统不适合作为表达系统。他们的根本结论是：没有一个符号表达系统的资源，便不可能有模拟认知过程的合适的表达系统；只有一个具有结构化的符号表达的系统能够合适地模拟认在过程。

Fodor和Pylyshyn的论证立足于符号表达的语言特征，立足于Fodor所说的思想语言假说－－认知活动要求一种似语言的表达媒介(T.Fodor，1975)。因为我们需要以此来说明思想的产生性、系统性和推理的连贯性。思想的产生性是指从一个无限的集合中理解和生成命题的能力。由于这个能力是通过使用有限资源获得的，所以便需要递归操作。思想的系统性来自于这个事实；理解或思考一个思想的能力与理解或思考其他思想的能力是内在联系的。例如，能够思想X爱Y的任何人也能思想Y爱X。推理的连贯性涉及到做出句法上和语义上合理的推理的能力。例如，一个人能够从X是一只棕熊推出X是一只熊。这三个特征要求精神表达必须是语义上结构化的实体，这意味着：

（i）表达必须具有构成要素；

（ii）表达必须有一个句法；

（iii）表达的语义性质必须是它的构成要素的语义性质和它的句法的函数；

（iv）对复杂表达的语义性质做出贡献的构成要素的语义性质及其句法必须可以独立于那些复杂表达来指定。

从这几个特点可以看出，一个语义上结构化的表达是一个具有逻辑形式的表达。Fodor和Pylyshyn的主要论证如下。首先让我们考虑具有局域式语义解释的联结主义网络。在这种网络中，每个表达单元是原子的，只有一种方式使单元之间相互联结起来，即通过对偶的因果联系。因此，如果A&B和A是网络中的两个节点，从A&B到A的联结权可以这样确立起来，以致于激活A&B将导致A的激活。这可以看作一种推理，但是A的表达根本不是A&B的表达的一部分。任何两个节点都可以被联结起来以便有同样的推理模式，例如，节点A&B可以激活节点Z。这样一来，这种联结显然本质上不是构成性的。这种推理必须对每个合取实例分离地建构进入，而不是由一个规则来指定，此规则利用变量来指定句法包含关系。因此他们推断说，局域式的联结主义系统缺乏必要的认知资源。

分布式系统又如何呢？在具有分布式表达的某些网络中，一个特定表达中的活动单元编码被表达的实体的特点或微观特点。P.Smolensky提出了在分布式系统中实行结构化表达的一种方式。就组合结构问题来说，例如，“咖啡杯”的一组特定特点可以分成三个子集：一个集合只应于杯子（如，瓷的弯曲表面），一个集合只应用于咖啡（如，棕色液体），一个集合应用于相互作用时的杯子和咖啡，如，与瓷器相接触的棕色液体。按照Smolensky的观点，咖啡和杯子这两个特点子集包含在咖啡杯的集合中，这就取得了构成性的性质(P.Smolensky 1987)。

然而，Fodor和Pylyshyn认为，Smolensky的解决并不奏效，因为他不能把一个具有语义和句法构成要素的表达和一个按照微观特点来编码的概念区分开来。一个微观特点是对一个对象的表达的一部分。这样，在对［李杨爱这个女孩］的符号表达中，对［这个女孩］的表达与此命题的其余部分处于某一句法关系中，以致于不把此命题与［这个女孩爱李扬］混淆起来。但对分布式表达就不是这样了。例如，对［李扬爱这个女孩］这个命题的一个最小的分布式表达可以由一个网络来实现，该网络的单元对应于［李扬］、［爱］、［这位女孩］这样一些概念；激活这三个单元便对此命题提供了一个分布式表达。然而，这个表达将不可区分于对［这位女孩爱李扬］的表达。继续对关系添加单元将是无助的，因为没有直接了当地的办法抓住这一事实：这个主体正是李扬，而不是这位女孩。这些单元是在共同发生的关系中被约束在一起，但没有句法所提供的结构。所以分布式网络也不能处理构成性问题。这里的关键是，在复杂符号及其构成要素之间的经典区分不能被特点集及其子集之间的联结主义区分所取代。如果这一点是对的，那么联结主义网络丧失了组合句法和组合语义提供的益处。又如果构成性是人类思想的本质特征，那么联结主义似乎没有能力处理那些涉及到思想的高阶认知过程。构成性问题于是提出了这一怀疑论见解：联结主义是否是对认知的正确探讨。

三、思想的构成性：联结主义的解决

有两种方式回答经典主义的挑战。首先，正如Fodor和Pylyshyn已指出的，没有结构上的原因为什么联结主义不能采纳语义上结构化的表达。联结主义者可以发展其网络来处理表达的构成性问题。然而，在这里，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产生了：即使联结义网络能够实现语义上结构化的表达，但据说联结主义者“不能既有一个组合表达系统又有一个在认知层次上的联结主义结构”(J.Fodorand Z.Pylyshyn，1988，P.308).Fodor和Pylyshyn认为，允许语义上结构化的表达的联结主义系统只是对经典模型的硬件实现，它们本身并不具有真正的联结主义结构。其次，而且更根本的是，联结主义者可以质问Fodor和Pylyshyn论证的基础，即询问实际的认知活动是否显示了他们所认同的那种构成性。这就是说，联结主义者可以否认在联结主义系统中实现强构成性的必要性。为此，他可以表明要么语言和思想在强的意义上实际上不是构成性的，要么无须假设本身可由强构成性来表征的内在结构便能说明思想和语言的构成性。

强构成性是语义的构成性和构成要素的语境独立性的结合。从人们对日常语言的理解中很容易看出，强构成性与理解的语境敏感性不相容。因此强构成原则本身就值得怀疑。事实上，大量来自概念学习和概念组合理论的经验证据表明这种怀疑是合理的。这里我们需要以一种纯描述的方式来使用“概念”这个术语，即把概念看作是对范畴的主观表达，因此我们感兴趣的是人们用来范畴化范例或进行典型性判断的知识结构。作了这样的规定后，我们可以来评价Fodor和Pylyshyn的这一经验主张：概念组合过程在于从构成要素的独立于语境的意义中计算复杂表达式的意义。

第一组经验发现涉及到概念结构的不稳定性。由于F.Rosch等人的工作，这一点已得到广泛接受：范畴不是按照必要的和充分的特点来表达的，一个特定范畴的范例可以沿着典型性的一个方面连续变化(E.Rosch.1973)。结果，对概念的新近说明是按照原型、家族相似性或存贮起来的范例来进行的(E.E.Smith and D.Medin，1981)。L.W.Barsalou考察了概念结构不稳定性的大量实例，其中发现，对一个范畴的成员的典型性判断对于不同的受试群体、对于同一群体的不同受试者，甚至对于处于不同时期的同一受试者都是不同的。由此他推断说：“逐级渐变结构并不反映概念的不变性质。……而是，人们使用的概念是从长期记忆的知识中，由一个敏感于语境和新近经验的过程构造出来的”(L.W.Barsalou，1987，p.135)。这些发现有力地表明，对一个特定范畴的表达是随着目前的和过去的语境变化的。概念是根据长期记忆的知识灵活地构造出来的短暂的记忆结构。什么信息被整合进入一个范畴的特定表达中，这取决于能否得到存贮在长期记忆中的信息。语用的、语义的词汇的语境，以及视野、目标和意图都在调整着用来构造一个特定范畴表达的知识。

概念结构的不稳定性对概念组合施加了重要约束，确实，人们往往能够不费力地理解复杂概念或语句的意义，因此某些构成性似乎是必要的。但问题在于强构成性是否确实表征了人们理解复杂概念的过程。早期的概念组合理论把复杂概念的外延处理为简单概念的交叉。现已表明外延理论作为心理学理论是不合适的。大量证据表明，一个复杂概念的实例的典型性通常不能从简单概念的典型性中预测出来的。概念的不同的特点方面是相互独立的传统假定已受到挑战，相反，在组合概念时，人们依赖于属性之间的相对复杂的共变模式，而这些属性是从人们对世界的一般知识中引导出来的(E.E.Smith，et.al.，1988)。不难理解，概念组合的灵活性和语境依赖性也对语句理解施加了必要约束。有充分的理由假设语句意义的构造是几个知识源并行相互作用的产物(W.Marslen-Willison and L.K.Tyler，1987)。

所以，如果我们发展一个心灵的计算理论，该理论公正地对待常识心理学的见识，那么这个计算框架必须既能处理信念内容的构成性（信念是由有内容的要素构成的），又能处理这些构成要素的语境敏感性（信息的构成要素具有部分地由包含它们的语境决定的内容）。经典符号主义在能够实现第一个要求时，似乎不太有能力实现第二个。相比较，具有分布式表达的联结主义网络似乎能在一种弱的意义上调和这两个事实。这里，关键的思想是约束满足网络。在这种网络中，构成要素的意义是以敏感于语境的方式渐变的，以便使最终得到的复杂意义的整体连贯性达到最优。语境的敏感性来自于两个源泉：首先，包含一项特定的语言信息的外部语境输入会改变定义在网络状态上的能量函数，从而调整网络将收敛到的稳定状态；其次，隐藏单元不仅从输入单元接受激活，而且也从网络内得到激活。结果，对一个特定输入的响应将多少随着当前的内部语境输入而变化。另一方面，在联结主义系统中，复杂表达式能够由一些网络或单元集的协作活动产生，每个网络或单元集贡献了一个构成部分。由于每个这样的构成部分本身是网络的整体活动的产物，所以复杂的联结主义表达可分解成为真正具有内容的构成要素。这里应注意的是，在联结主义网络中，语义解释的基本对象是单元集，而不是个别单元。

联结主义的这一解决不丧失语境的敏感性，同时又阐明了这一点：简单表达式的语义内容确实对复杂表达式的语义解释做出了贡献。然而，约束满足网络并不允许这一意义上的真正的句法构成性，即构成性是受纯粹的形式规则支配的。所以严格地说，P.Smolensky所启示的这条解决路线并没有真正地解决语义上结构化的表达的问题(J.Fodor and B.McLaughlin，1990)。另一方面，如果构成性原则是一个经验假说，那么经典主义者所设想的这种构成性似乎不适合作为一个心理过程理论。所以在我看来，经典主义和联结主义在思想的构成性问题上的争论仍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解决的经验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尤其取决于常识心理学的见识，取决于对人的认知结构本质的探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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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的经典理论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高师院校；公共心理学；教学改革与建设

心理学是建立在生理学、哲学等相关基础学科之上的一门公共课程，是教育学、中学各科教材教法等后继课程和实践环节的基础课程。其课程目标是通过心理学学习，使学生掌握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形成正确的心理学观念，掌握解决心理问题的基本方法和技能。这不仅是高师学生职前准备之必需，而且对提高大学生科学文化素养，优化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大有裨益。所以，我们必须明确公共心理学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视公共心理学的教学改革，提高其教学效果。

一、公共心理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对公共心理学课程的改革作了有益的尝试，但改革的成效却不大，心理学的教学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教师厌教，学生厌学”的现象仍然严重，根本无法发挥该门课程的应有作用。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上的问题。大多数公共心理学教材仍然是普通心理学体系，有的是教育心理学体系，有的是儿童心理学体系，有的以普通心理学为基础，再加上学习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心理健康教育等分支心理学的综合体系。后一种教材编排看似内容丰富而全面，但给人总的感受是体系庞杂，逻辑混乱，易使学生所学的心理学知识支离破碎。综观高师公共心理学教材，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技能”的倾向，偏重从专业角度对理论知识进行阐述，这些内容可以为心理学专业学生的学习奠定基础，但对师范生来讲难度较大，脱离学生和师范教育实际，缺乏应用性的问题，而且大多内容陈旧枯燥，激不起学习动机，不能解决新形势下教育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难以指导今后的中小学教育实践，也不利于高师生心理素质的提高。

2.教学方法上的问题。公共心理学课程的教学手段陈旧、方法简单，仍然以传统的课堂讲授为主，注重知识的灌输。教师以课程计划、教学大纲、教科书、教案为标准，扮演权威代言人的角色。即使重视或使用案例传授教学，课堂上也主要是采用互动交流的方式，学生们的参与程度和积极性并不是很高。另外，现在课堂教师也采用新的教学模式和现代化教学手段，但经常导致学生的认知超载，并没从真正意义上达到学习效果。师生关系仍然是教师向学生的单向传递，学生的经验、情绪、态度、需要和兴趣等主观因素被忽略，导致课堂气氛沉闷，学生缺乏学习热情。

3.教师素养方面的问题。公共心理学的授课教师大多是理论型，从高校到高校，缺乏中小学教育实践经验，因而他们的讲授可能更偏重于概念、理论的阐述，涉及到实际应用的教学则相对较少。公共心理学课程内容繁杂，涉及到心理学的各个领域，很少有教师对这些领域都能驾轻就熟，教学中往往自己擅长的部分多加发挥，不擅长的部分则一带而过，从而影响到学生所学知识的系统性和全面性。

4.教学评价体系和考核上的问题。心理学课程考核追求标准化、客观化，方式过分单一，以学生掌握心理学知识数量的多少作为好坏的标准，一般主要是以书面来考察学生对心理学课程的主要概念、理论的理解，这样就直接导致学生课堂上只是听讲、记笔记，考前背笔记，而没有真正领悟心理学知识，更谈不上学会运用这些知识。

二、公共心理学课程教学改革和建设的途径

1.明确高师公共心理学的课程目标。在高师公共心理学课程的科学改革中，我们首先要明确教学的目标，即高师公共心理学一方面应为高师生的个人成长提供心理指导，培养教育其作为一名资格教师应该必备的心理素质，为将来的教师专业化发展奠定良好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通过教学使其了解掌握学校教育教学中的各种心理现象和青少年学生教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以指导他们将来的教育教学实践。

2.优化课程体系和内容。课程目标的实现依赖于课程内容的设置。针对目前心理学教材体系和内容上存在的问题，必须对现有的课程体系和内容进行整合和优化。近几年我们对心理学课程体系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改革尝试，在课程内容结构体系上我们注意突出以下特点：①基础性：要保证心理活动的高效性，就必须遵循心理的活动规律；要保证心理的正常活动，就必须遵循心理的发展规律。公共心理学课程必须注重对心理学基础知识的介绍，使学生了解心理学基本理论和知识，掌握心理活动和心理发展规律。因而，我们以打造未来教师的心理学基本素养为宗旨，精选心理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在教材体系上主要以心理的发生发展、认知、情绪、意志、人格等内容为主线，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介绍心理学的基础概念和理论知识的同时，又强调内容体系的相对完整。②时代性：在课程内容上，除了介绍经典的理论和研究之外，我们还注意吸收国内外心理学研究中的新成果、新信息，反映当代心理科学的新进展，这一特点一方面体现在教材的正文中，另一方面通过书中的专栏提供的与正文内容相关的故事和背景材料、实践链接反映出来。③师范性：我们注重反映新课程改革精神，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重视心理学知识与教育、教学情境相结合，各章根据实际情况增加了“心理规律在中小学教育教学中的应用和相应能力、品质的培养”等应用性内容，从而使得教材的内容更能满足师范生未来职业的需要。

3.多元化教学方式改进教学方法。围绕着课程建设的目标，我们在教学中灵活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现代教育技术，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法、手段和模式，尽可能变学生被动学为主动学，强调课堂上的演示练习、分析讨论和课后的教学活动模拟实践等，强化了学生的主体意识、激发了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注重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培养。①“讲授、讨论、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与方法。对心理学理论进行“画龙点睛”式精讲；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进行讨论；就学生现实生活中所关心的见闻或教育教学中的典型问题，来引导激发其从心理学角度进行分析思考，使学生加深了对心理学概念、原理、理论的理解，形成多视角心理学观念，增强实际应用能力。②以“问题”为主线进行启发式教学模式。例如在讲“人的个性心理”时，我们用“你了解自己吗？了解你的好朋友吗？你怎样描述自己或朋友的特点？”等问题引出个人的心理特点——能力、人格这样的主题，有效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积极思考，激发学生潜能。③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注意理论讲述与实验室实验、课堂演示、测验相结合。心理实验室向全校师生开放，教师结合教学内容指导学生到实验室操作，让学生在动手操作中进一步理解抽象的心理学概念；在课堂教学中，充分使用多媒体教学演示系统，增强视听效果、扩大信息量，把心理学中的一些经典实验在课堂上演示，如讲无意注意和有意注意时就把经典的实验进行了多媒体设计，让学生直观的理解无意注意的特点、有意注意的范围等问题；对学生进行气质、性格等测验，把心理游戏引入到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进行自我心理分析，了解自我个性的主要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并提出完善与发展自己人格的措施或建议，培养学生对心理学理论原理的应用能力，这种结合深受学生欢迎，学生学习热情高涨。④通过课外阅读和查阅文献、撰写心理学小论文，既培养了学生自学能力，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又提高了学生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实际问题的能力。

心理学的经典理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行为金融学;深度心理学;投资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10)09-0126-01

经济学和心理学两个在发展过程中有着割不断关系的学科,在现在越来越表现出了相互融合的趋势。金融学作为经济的皇冠,在这场变革中当然也是产生出了行为金融学这一巨大的成果,集中体现就是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始终坚持自己是心理学家的Kahneman。但是在现在的行为金融学中,主要的心理学理论还是认知学派的,而且多是以经济学的方式来利用心理学的理论。本文就是在于探讨用除认知心理学以外的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在改善投资者投资能力可能性,尤其是利用深度心理学的方法。

一、行为金融学的发展来源

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此时经济学被定义为对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科学。到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那里,他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提到的两个基本假设之一的:人们充分利用所有可以获得的信息做决策,这一假设就足见对人的重视。为以后经济学在在对人的讨论方面奠定了基础,虽然这里的人是完全理性的人。

1947年Herbert Simon考虑到人的心理因素在经济行为中的作用,提出“有限理性”理论。“有限理性”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绝对理性”的否定,经济学对人的认识开始考虑现实的人的实际情况。

到了20 世纪70 年代, 心理学家Kahneman 和Tversky基于认知心理学的理论, 在“有限理性”假设的基础上, 更进一步提出了既非完全理性, 又不是凡事皆自私的“现实人”假定。他们的《不确定状态下的判断:启发式法则和偏差》和《前景理论:风险状态下的决策分析》两篇文章中侧重于研究人们在风险下进行判断和决策的过程,提出了决策心理学的重要理论:“前景理论”。Kahneman也因为在此方面的突出贡献获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该理论对行为金融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的提出标志着行为金融学的真正兴起。

二、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体系

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 Finance)是一门介于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就是以决策心理学的理论和研究为基础,探讨投资者的真实投资决策过程中的行为规律及心理机制,试图去解释在决策过程中,情绪和认知过程是如何对投资者的具体投资活动产生作用的。行为金融学将金融学、心理学、行为科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融合在一起,来研究投资者实际决策行为对金融市场的运行和金融产品的定价的影响。

Hersh Shefrin认为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主题分为三部分:直觉驱动偏差、框架依赖和无效市场。启直觉驱动偏差主要是指投资者在形成认知和做决策时存在着一些经验规则及与此相联系的系统性偏误, 从而导致个人在金融市场上表现出一系列的偏差。框架依赖是指个人因为情景和问题的陈述与表达不同会有不同的选择。无效市场是指在直觉驱动偏差和框架依赖的作用下导致价格偏离基本面价值。

在这三个主题中,要追究根本无疑前两个是主要讨论的对象,不只是因为无效市场是由他们产生,而且更重要的是前两个方面都是关于人的行为偏差的描述。在此试图用深度心理学的观点来解释这些行为的原因,已达到利用深度心理学的方法来帮助投资者提高投资能力的目的。

在直觉驱动偏差中,Hersh Shefrin主要指出了下面的一些影响人正确抉择的经验规则:典型性、过度自信、锚定、模糊性规避。在框架依赖中主要指出了:损失厌恶、协调决策、享乐式编辑、认知与情绪方面、自我控制、后悔、货币幻觉。

三、深度心理学在行为金融学中的应用方式

从以上对现在行为金融研究的陈述,发现在行为金融学还是主要在研究一些“金融怪象”,这些现象是用经典的金融理论所解释不了的,而且用的方法基本就是由心理学借鉴过来的实验法,在此基础上利用认知心理学的理论作基础来帮助解释。也就是说,在现有的行为金融学里还是在用基于统计学的研究来解释人的行为动机。那样对个人投资者来说,他们即便了解了这些现象但对自己的实际帮助在那呢?因为这些现象的根源很深,我们在实际的投资过程中尼要认识自己的这些错误都很难,你说要完全改过那就是更加的难上加难了。所以说需要用另外的眼光,用一种更加长远的方式来认识这些问题,从而寻找方法来逐渐帮助个人投资者来提高其投资能力

在Kahneman的理论体系里,他提出了一种将人的认知过程区分为“直觉”和“推理”,并对二者做出了详细的区分。通过这个行为金融学里重要的理论――前景理论的前提,会发现直觉是很多很多错误的根源。这也就自然的想到了荣格关于人的意识功能的划分:感觉、思维、情感和直觉。在荣格这里,直觉是“直觉这种功能使你看见实际上看不见的东西,这是你自己在事实上做不到的。但直觉能为你做到,你也信任它”;“在你必须处理陌生情况而又无既定的价值标准或现成的观念可遵循的时候,你就会依赖直觉这种功能。”和“但你处于一种直觉的状态,你通常不再注意细节。”,可以看出这和Kahneman给直觉的功能是一样的。

在荣格看来直觉更多的事无意识的表现,它可以无处不在的通过域下过程来影响你。这就是问题的所在那就是要改变直觉,就需要深入我人类的无意识当中来认识它和改变它。也就是说,最深刻的变化应该是从无意识的工作进行起。在这种情况下,荣格学派代表的深度心理学就是要针对人类的无意识来进行工作的。那深度心理学在行为金融学领域,也就是在帮助个人改善投资能力是最彻底和最好的。

参考文献

[1]【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七版).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