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科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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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科学产生的历史背景范文第1篇
【摘要】范式是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而管理学的研究范式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关于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存在诸多争论，大体上可以分为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前者体现管理学研究范式的社会性，后者体现科学性。其实二者本质上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在于认识世界的西方大范式。
【关键词】管理学研究范式二重性
一、管理学研究范式的含义
范式是托马斯·S·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来的一个术语，指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赋予这个概念以关键性的作用，他提出科学认识不是简单而纯粹的知识积累；对科学理论进行构思、表述和组织的那种方式受到一些前提或预设的指挥和控制。他要探测一种隐蔽在预设或前提之下的、绝对而自明的集体资源。他把这些自明性称作范式。范式的这一定义同时是语义的、逻辑的和观念——逻辑的。就语义而言，范式决定着可理解性，给事物以意义；就逻辑而言，范式决定着最主要的逻辑操作；就观念——逻辑而言，范式是联合、淘汰、选择的第一原则，决定着观念的组织条件。根据这三个生成的和组织的含义，范式指导、统治、控制着个人推理的组织和那些遵循范式的观念系统的组织。
范式的含义既强烈又模糊，强烈是因为范式具有一种彻底的意义，它是方法论的指导、思维的基本图式、预设或起关键作用的信仰，因此它本身带有一种理论统治权。模糊是因为范式摇摆于多种含义之间，最终以含混的方式涵盖了科学家们对一种世界观的集体赞同。范式概念的不充分和不精确不仅揭示了库恩思想的缺陷，也揭示了思考范式概念的困难。一种范式，对于在这种范式控制下进行的所有话语而言，包含着可理解性的基本概念或主要范畴，同时也包含这些概念或范畴之间的吸引/排斥的逻辑关系的类型。一种范式的性质可以通过下述方式来界定，第一是对主要的可理解性的范畴的推广或选择；第二是对主要的逻辑操作的规定。
管理学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管理学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主要从科学哲学角度探讨与管理学学科体系和基本假设有关的一般原理问题，即指导管理研究的原则、逻辑基础以及学科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在既定的范式中，管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务问题的解决往往是沿着既定的路径。按照管理学家的解释，知识的发展一般是遵循一定的路径从而形成一定的理论范式。在管理实践中，一般现存企业是在已有管理知识范式和管理技术的基础上寻求管理变革或改进管理的。而新企业和新技术往往会带来知识跳跃式发展的新范式。如果一种新技术的背后有全新的知识范式作为支撑，那么将对已有的管理理论、技术和能力构成威胁。
按照库恩的标准，管理学范式是划分管理科学共同体的标准，不同的范式决定管理学发展的某一历史时期，而某个特定研究方向或领域内所特有的共同世界观、共识及基本观点则形成管理学家群体。管理学范式就是管理学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知识假设。由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不同，所以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管理学范式理论包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是本体论视角，二是认识论视角，三是方法论视角。所以管理学的范式理论是以管理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与管理学之间呈现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既相互作用又相互促进的关系。
二、管理学研究的科学主义范式
西方的管理思想和学说从产生的时期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古典管理理论，主要包括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和韦泊的组织理论等；第二类是行为管理理论，发端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的人际关系学说，而后发展成为行为科学；第三类是当代的各种管理理论，产生和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至今。这三类理论只是产生的时期有先后，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三个阶段。它们相互影响，继承演变，形成各种流派。根据不同的逻辑起点，管理学的理论研究有两个范式，一个是以组织的效率为起点，另一个是以人的需要为起点。前者被称为科学主义范式，后者被称为人本主义范式。科学主义范式是以组织的存在为根本，把人纳入组织，人的存在就是为了提高组织效率；人本主义范式把人的存在和需要作为根本，通过满足人的需要来实现组织目标。
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以美国古典管理学家泰罗为代表，通常把科学主义范式称为泰罗范式。该范式的核心是如何使工作更加多产和高效，“科学管理”注重的是如何改进职工的工作表现，演示了工作要素的可辩识性和可重复性，泰罗坚信通过确定出工人完成某项作业的最佳时间，管理者就可能判断工人是否干得出色。通过这种管理方式带来了组织效率的提高。随着管理学的发展，在泰罗范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主义范式以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把人的认识局限在人的经验所及的领域，其方法论范式深受自然科学方法论范式的强烈影响。这种范式认为，组织及其管理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具有一般性的普遍规律。管理学的任务就是要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从观察经验事实出发，研究和发展组织及其管理领域内的一般性普遍规律。
科学主义范式体现在具有理性约束的个体追求服从技术规律和组织纪律带来的高效率。从人的行为特征来看，“经济人”的行为是理性的，因此，假定每个行为主体的行为都是合乎理性的，管理原理、原则和制度必须以管理主体的个人行为为基础并且可以从社会历史背景中抽象出来。单个行为主体都服从于技术规律，通过时间动作的分析，实现工作方法的标准化、工作条件的标准化和工作时间的标准化。适应这样的行为主体的组织是一个高度结构化、形式化、不受个人支配的集权组织。
三、管理学研究的人本主义范式
管理学范式的第一次变革是由梅奥为代表的人际关系学说完成的，人本主义者指责泰罗的科学管理方法是不道德的，是将工作“非人性化”，并把极具人性色彩的管理变成了简单的效率衡量。他们对科学主义范式提出批评，认为管理的对象不仅是物的管理问题，更重要的是人的管理问题，人是每一个组织中的核心，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应当重视人的积极性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和作用。从人本主义范式的理论主张可以发现，行为管理是为解决效率与人性之间的矛盾而出现的。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是对人性进行深入的研究并采取相应的行为准则，使得管理活动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人和组织与环境的关系时达到最佳的平衡状态，更加符合人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古典管理学的原罪促成了人本主义范式的兴起。人本主义范式以新康德主义、现象学、诠释学等哲学思潮为理论基础，强调管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认为组织及其关系现象的本质是人的主体精神外化或客体化，是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严格来说，行为科学学派来自于社会学，法国学者涂尔干指出，在任何社会组织中群体总是由建立他们的价值观和规范来控制人们的行为。
人本主义范式强调应把人放在管理学研究的中心位置，组织中最宝贵的资源不是原材料、资本、机器、土地或能源，而是人。这里所说的“人”，是被看成“生活在社会里的人”，他们是不断地被密如蛛网的人际关系网所包围，而他们自身也是这个关系网的一部分。在人本主义范式中，整个人类的本性是由积极的与消极的、崇高的与卑劣的品质构成，他们反对科学主义范式把人看成仅仅是一味索取的自利主义的“经济人”，强调利他主义与给予的品质也是人性中最根本的东西。同时该范式强调人的潜质的生长与发展，而且这种潜质的生长始终处于动态过程中，是不断成长和进化的，是随着时间和社会文化场景的变化而变化的。早在西方科学发展的初期，培根（F.Bacon）就觉察到了对一切认识活动产生影响的社会文化束缚，并同时觉察到了摆脱这些束缚的必要性。他在对认识的社会——文化规定性进行诊断时指出，认识的使命在于把认识从社会——文化规定性中解放出来，使认识成为科学。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已经获得的合理性会随着促使它形成的那个过程的延续而削弱，合理性的操作特征会被不合理的社会力量所截取和利用。组织理论学家布赖尔和摩根在《社会学范式与组织分析》一书中隐含地指出，社会科学理论主要有两条轴线，一条代表科学本质属性的连续体，另一条代表社会（组织）本质属性的连续体。科学的本质属性强调稳定性、可证实性和规定性，而社会的本质属性体现为永恒的变革。
四、结论
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分别是管理理论中注重技术与注重人的两个主要方面，这两种范式的发展构成了早期管理学发展的历史。前者注重的技术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的，随着生产力发展和技术创新科学主义范式不断变革，所以科学主义范式恰好体现了管理学研究范式的社会性。而人本主义范式注重人的需要，认为人是组织的核心，管理的对象不仅是物，而且是人，这样的观点恰恰体现了管理学研究范式的科学性。人是管理学研究的主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的行为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样的研究方法正是辨证的和科学的。组织及其管理的效率不仅是科学主义范式理性创新所产生的效率，也包括人本主义范式对工作认同的诠释所产生的效率。
从本质上分析，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在于西方大范式。这个大范式是由笛卡尔提出并随着17世纪以来欧洲历史的发展而确立了下来。笛卡尔的范式把主体和客体分离开来，使它们各自拥有自己的领域，一边是科学和客观性研究，一边是哲学和反思性研究。这个范式决定着一种二元世界观，也是同一个世界的二元化：一方面是必须接受观察、实验和操作的客体的世界，另一方面是对自己提出存在、沟通、意识、命运等问题的主体的世界，客体世界对应着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而主体世界对应着管理学的人本主义范式。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豪斯曼编，丁建峰译.经济学的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法]挨德加.莫兰著，秦海鹰译.方法：思想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罗珉.管理学：科学主义还是人本主义.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4]李郸.管理学的历史演进：研究范式的角度.财经科学，2005，（5）.
[5]罗珉.论管理学范式革命.当代经济管理，2005，（5）.
[6]魏文斌.西方管理学范式的三种维度.国外社会科学，2007，（1）.
[7]罗珉.论管理学复杂范式.管理科学，2006，（1）.
行为科学产生的历史背景范文第2篇
关键词： Z理论 班级 应用
一、Z理论的内涵
古典管理理论学家泰勒、法约尔、马克斯韦伯等人从效率的角度出发都把人看成是“经济人”，基于此，他们都采取严格的科学办法来进行管理，强调组织和管理的科学性、精密性而忽视了人的因素，把工人看成只是组织中的一个零件。威廉・大内的《Z理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其不但重视人的因素，还扩大了行为科学的研究范畴。他评价说：“除去了信任，敏锐的亲密，没有一个社会人能够成功；任何机构缺乏了优生信任，任何机构缺乏了信任，敏锐和亲密就无法生存。”［1］
Z理论是对美国行为科学家麦格雷戈的X理论和Y理论概念的扩展。Z理论并不看重管理者个体的态度和行为模式，而是看重整个组织凝聚在一起并施以控制的组织文化的差。Z理论中的文化系统中包括较长的雇佣期、经大家同意的决策、个人的职责、缓慢的评价和晋升、精确衡量绩效的非正式控制系统、中等专门化的职业道路、对员工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家庭）承担义务。在制度上非常的严格，在精神上非常的开明；既注重对人的监督、鞭策和惩罚，又注重对人的关心、尊重和激励；既强调物质和制度层，也强调精神和人性面。
二、班级的特点及其局限性
（一）班级的特点
班级，也称教学班或班级群体，它是学校里的基层组织，是学校行政根据一定的任务、按照一定的规章制度组织起来的正式小群体。如盖泽尔（J・M・Getzels）和西伦（H・A・Thelen，1967）、宇留田敬一（1967）和根本橘夫（1982，1987）等人的研究，将班级团体的特性列述如下：“1.班级团体是针对学校教育这一社会制度编制的，其目标、内容、方法的架构是由外部演绎决定的；2.班级团体的目标是儿童自身的发展；3.班级团体为了实现其目标，要接受教师有目的有意识的影响，而不是以儿童的好恶为准；4.对于儿童来说，班级团体的编制是偶然的，归属则是强制性的。因此，即使年龄相同，儿童的需求、能力、性格也不完全一样；5.班级团体也是儿童度过每日的绝大部分时间，而且持续一年以上的生活团体。因此，这十分符合拜昂（W・R・Bion）所谓的‘基本团体’（basic group）的层面。”［2］
可以得知教学班有自己的特点：1.成员的相似性，即学生的年龄、文化程度、学习任务都是接近；2.组织的严密性与强制性，学生一般没有选择进入哪一个班的自由，而是由学校分派，一经编定就相对稳定，不能随意调班；3.活动的目的性与计划性，即严格按照教学计划系统地按一定的时间安排活动；4.教师的权威性，教师（班主任）是由学校行政指派的，具有很大的权力。班级群体是儿童与青少年重要的微社会环境，是他们社会化的重要场所。［3］
班级团体的目的与目标的架构是由外部决定的，儿童的归属是偶然的、带有强制性的。尽管如此，为了实现团体的目标，还是要激发儿童的自觉性，而且自觉性的培养本身也是团体目标之一。这就是班级团体的显著性。［4］
（二）班级的局限性
传统的教学班，有些人也把它称为班级体，其实它同我们所界定的班级体是不同的。1.任务的单一性，传统教学班是从教学的角度来分班的，主要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而不是一个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组织，班主任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只是“管住”学生而已；2.群体的松散性，即每个人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参与教学过程，群体并没有全体成员认同并为之奋斗的目标，班内的组织机构只限于是作为班主任的“助手”而已；3.学生的被动性，学生只是教师“教”和“管”的对象；4.人际关系的陷于情绪性，同学们由于好感或好恶感而相互接近或疏远。
学校和教师的注意力都偏重于学生的学习成绩，忽视学生群体的教育功能，这样就很难达到社会主义学校培养个性全面发展的人才的目标。
三、Z理论在班级管理中的应用
美国管理学家伦恩伯格（F・C・Lunenburg）奥斯坦（A・C・Ornstein）在他们的《教育管理学-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将Z理论的相关理论运用于学校管理中，简要总结了六个文化管理理念：信任、敏锐和亲密，共同管理和决策，技能培训，质量教育，平等的奖励制度，自我利益驱动的动机。综合以上六个方面，对于中小学班级管理可以从下方面进行：
（一）信任、敏锐和亲密
威廉・大内（William Ouchi）认为：“生产率是一个社会组织的问题，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它需要以有效的方式把个人的努力协调起来，并要采取合作的以及具有远见的作法，给雇员以各种方式的鼓励。”因此信任是班级管理的第一步，传统观念中，教师一直处于学生之上，这种思想导致：“教师让学生做什么，学生就应该按教师的要求不折不扣去完成。”在这种环境下，学生的自治和自由感相对较低。自治感及自由感促使该班学生比没有运用该理念的班级以更大的热情进行学习。其次，敏锐和亲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复杂而不断变化的。教师应该能够捕捉和把握学生的行为倾向，以能够更好搭配在一起，从而更有利于学习。社会学家们一向认为，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亲密性是一个必要的因素。社会的亲密性一旦瓦解，就会产生恶性循环。因此，信任、敏锐和亲密，是班级管理中的重要手段。
（二）共同管理和决策
Z型组织实行集体和个人负责的结合，执行“整体关系”。在Z型组织中，决策问题是一个多人参加并取得统一意见的过程。社会学家们形容它为民主的过程。实行多人参加的过程在企业内部是广泛传播情报及价值观的方法之一。它也无可置疑地发出象征性的讯号，表明该企业内部之间的合作意图。全体意见一致的决策过程既提供了直接获得消息的价值观，又使人有参与其事的感觉。
在班级管理中，也应该如此，从小培养学生的主人翁精神。但也要意识到学生的认识程度的差异以及教师的职责问题，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应该通过集体讨论后做出符合各方面要求的判断。班级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全体学生和教师的积极参与，只有这样才利于班级的管理。
（三）自我利益驱动的动机
大内认为利益只有一种，即个人利益。因此，管理者，如果不能创造一个允许人们在其中自然而然做他们想做的事，满足他们个人的利益的环境，那么管理者就是在同个人利益相抵触，并且限制和阻碍个人利益，这样一来，组织目标的实现就受到员工的抵制。Z理论强调共同意识的培养，该理论下的组织就如同氏族，组织成员能够相互信任和亲密，组织形成了以自我利益为驱动力的发展动机理念。
教师进行管理时，应该对学生的需求进行了解，科学、合理地引导学生，调动他们的实现自我利益的动机，这样的班级体应该是一个充满活力，积极向上的班级体。
参考文献：
［1］［美］威廉・大内著.孙耀军译.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6-8.
行为科学产生的历史背景范文第3篇
关键词：发展情境论；知识研发与应用；公共政策；儿童和青少年
分类号：B844
科学的发展是一个学科体系不断分化与融合的历史过程。发展心理学本身就是在科学知识不断专业化的过程中诞生、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的。发展心理学自诞生以来，已积累了大量关于人类发展的科学知识与事实。然而，它长期以来一直是心理学的一个基础性分支学科，其主要使命在于描述和解释人的发展规律，而较少关注影响个体发展的现实问题。20世纪以来，随着影响人类发展的社会问题日益增多并不断加剧，运用科学知识来解决这些问题日益成为科学事业面临的新挑战。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日渐成熟的发展心理学与社会学、护理学、生态-人类发展学(Ecology-humanDevelopment)、生物学、社会工作、经济学、政治学、医学、人类学和犯罪学等学科相融合，于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一门以应用或干预为主要目的的新兴分支学科――应用发展心理学(AppliedDevelopmental Psychology)(Chibucos ＆ Lemer,1999；Fisher ＆ Leaner,1994；Fisher,Murray,＆ Dill，1993；Sigel ＆ Cocking，1980)。由于在实际的应用实践中所解决和干预的问题涉及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的问题，并且需要心理学和其他学科或专业的研究者共同协调工作，因此，后来的研究者更倾向于将这一新的学科分支称为应用发展科学(AppliedDevelopmental Science)(Lemer Fisher,＆ Weinberg，1997)。相应的，该领域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将自己称之为应用发展科学家(Applied DevelopmentalScientist)。
1.应用发展科学的形成背景
1.1应用发展科学形成的社会背景
20世纪后半叶以来，社会问题急剧增加，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婴儿、儿童、青少年以及抚养他们的成人面临着不同的困境和问题。动荡的国内局势、战争、种族冲突、环境威胁、健康威胁、贫困、失业、暴力犯罪、离婚、单亲父母、留守儿童、危险性、未成年怀孕和未成年父母、滥用与酒精、学业失败以及工作重压、缺少职业训练等诸多不良境况与问题困扰着身处其中的每个个体(Fisher,Fabficant，＆Simmons，2004；Lemer,2002；Lemer et al.1997)。然而，已有的科学体系中却没有哪一个学科是专门用来研究和解决上述社会问题的。随着大量新问题的涌现，一些从事处境不利儿童、青少年、成人及其家庭研究的发展心理学家，开始致力于寻找某些困境和问题的解决途径(Fisher＆ Lemer,1994)。与此同时，有些国家的政府机构也开始逐渐认识到运用科学知识来解决影响人发展的社会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自上世纪70年代起，欧美国家开始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来引导发展心理学家开展应用性的研究工作，如美国的Head Start早期教育干预和社区心理健康运动等。这些活动也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应用研究提供了参照。
另一方面，应用发展科学的诞生也与大学学术风格的转型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许多国家的大学曾经效仿19世纪德国的学术风格。这种学术风格脱离实际，追求所谓“纯粹”的知识，认为知识不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的认识，也不是与现存社会情境有关的偶发性认识，反而认为那些与现存文化情境越不相关的知识越有价值(Fisheret al.，2004)。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期望的增加，学者们不得不考虑那些与社会情境有关的知识的有用性或存在方式，也不得不考虑在已有知识基础上进行研究的合理性以及与所处社会文化的关系。随着学术风格的转变，科学知识在实践中的应用成为证明科学价值的有效途径，通过应用研究来解决实际问题也日益成为科学工作者承担社会责任的更有效证明。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发展心理学家具有独特的优势。他们一方面更直接地体验到了社会所赋予的期望，另一方面他们主要以人和其所处的情境为研究对象，从而能够在已有的基础研究上直接开展应用研究。因此，发展心理学家历史地充当了学术风格转型的先行者(Lemer,2002)。
1.2应用发展科学形成的学科历史背景
普通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的发展成熟为应用发展科学的诞生提供了基本前提。一方面，普通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的长期历史渊源和丰厚的知识积累为应用发展科学地应用研究提供了学科和知识基础，另一方面，心理学，尤其是发展心理学的日益成熟推动了应用发展科学的发展。从中世纪至今，心理科学对于人的发展以及人与所处情境的关系的科学认识不断深化和日益准确。中世纪时，儿童被视为预先成熟的微型成人；而今个体的发展被分成了许多具体的阶段和亚阶段(如根据发展的特点将儿童期分成儿童早期、儿童中期和儿童晚期)进行详细的探究。早期的发展心理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儿童身上，而很少关注成年人和老年人的发展问题。20世纪以来，研究者在精神分析理论、行为主义和社会学习理论、认知发展理论、信息加工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等不同理论框架下，从多个角度来描述和解释个体的发展，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科学事实和研究结论。但是，直到如今发展心理学研究中依旧存在两大趋势，一是研究的内容和主题日益精细化和专门化，忽视对研究结论的梳理和概化；二是研究的导向是解决已有研究中的问题，而不是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对已有研究不足的反思成为应用发展心理学和应用发展科学出现的原因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多学科融合的产物，应用发展科学的出现不是对已有发展心理学研究的完全批判，而是对发展心理学应用研究的“回归”。Parke曾指出，发展心理学家又回到了“先驱们所关心的科学知识的应用问题上，他们开始在多学科间进行工作的兴趣也与早期的发展心理学家类似”(Parke.1992)。实际上，早期的发展心理学家主张在自然情景中研究儿童，既重视知识的科学化整合，又重视知识在实践中的应用。此后，为了深入探究人的发
展特点和发展机制，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建立了许多理论，如精神分析理论、行为主义理论、认知理论等。虽然这些理论对人的发展的解释难免存在一定的偏见，但它们从各自理论视角所做出的描述和解释无疑有助于更好地从整体上理解个体发展的特征和机制。从学科发展本身来说，对研究对象的了解会自然地激发应用实践，而对研究对象更深入的了解又会激发新一轮的应用实践(Bronfenbrenner＆Evans，2000)。早期发展心理学家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结合在一起，后来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逐渐分开而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当今社会和科学的发展要求二者再次进行结合。显然，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性重复，而是一个更高水平上的融合。
1.3应用发展科学形成的理论基础
一门学科的诞生或独立必须有其相应的理论基础。近年来发展心理学中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新理论，包括生物心理发展系统论(the DevelopmentalPsychobiological Systems View)、发展情境论(theDevelopmental Contextualism)和毕生发展观(TheLife-Span View)等。这些新的理论对已有人类发展理论进行了不同程度地整合和拓宽，并为应用发展科学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1.3.1生物心理发展系统论
生物心理发展系统论认为影响个体发展的基因活动、神经活动、行为和环境之间不是单向的作用关系，而是双向的、循环式的(circular)和或然性的(probabilistic)作用关系(Gottlieb，1992)。一方面，任何一个水平上的因素都不可能完全决定个体的发展进程或结果，个体的发展是多水平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不同水平的因素间并不存在一个决定另一个的情况(如Popova在2006年证实了基因水平上的5-羟色胺不能决定行为水平上的攻击行为)，多水平因素之间是一种两两双向的、可逆的和或然的作用关系。因此，发展心理学家要想真正揭示人类心理发展的机制和规律，就必须针对不同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长时间、情境性、系统性地研究。同时，只有这类研究也才能够为有针对性地干预或促进不同个体的发展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应用发展科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关注影响个体发展的各个层面的因素，如遗传生物因素、认知因素、学校教育因素和家庭因素等。此外，它还关注社区因素、社会因素和国家因素等已有理论和研究没有充分重视但却对个体发展产生影响的因素(Fisher＆Lemer,1994)，Head Start早期教育干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除此之外，应用发展科学还致力于在应用中将以上诸因素系统地结合起来，以求使得各水平上的影响因素能够更好地促进个体发展。
生物心理发展系统论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相同物种的个体会通过不同的途径达到同一发展结果，即等终端(equiflnality)理论。其具体的表现形式为：a.初始条件不同的个体可以经过发展达到相同的终端；b.初始条件相同的个体可以通过不同途径达到相同的终端。也就是说，相同或不同初始条件的个体可以通过相同或不同的途径来实现自身的良好或不良发展。Broidy等人(2003)在对儿童和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发展性研究中发现，表现为同一问题行为的不同个体沿着不同的发展轨迹发展。Moffitt，Caspi，Harrington和Milne(2002)对行为的研究同样发现了这种等终端现象。毕生持续和限于青少年期的行为者虽然在青少年中期的行为表现是相似的，但是大多数限于青少年期的行为者会在成年早期终止行为。发展的这种特点启示研究者既要预先考虑到个体将来可能出现的发展结果，又不能把已有的发展结果看作是一成不变的。应用发展科学在此基础上认为，科学工作者应该充分利用影响个体发展的各种因素，努力使不同初始条件下的个体通过不同的发展路径获得良好的发展结果。它特别强调家庭、社区和社会在为个体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的同时，还要有针对性地对不同发展路径中的个体给予及时的帮助。
1.3.2发展情境论
当代著名心理学家R.Lemer创立的发展情境理论(the Developmental Contextualism)将个体发展理解为一个辩证的，而非机械、单向的作用过程。该理论认为物理环境、社会系统和个体发展三者之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相互影响，个体发展既是物理环境和社会系统二者对个体影响的结果，反过来又是二者发生变化的原因。个体发展、物理环境和社会系统都具有可塑性，但是其可塑性程度取决于影响因素的作用时间和作用效果。如果某一个体能够与影响其发展的诸因素实现良好拟合，则其可塑性就会很高，其发展也更积极、有效(Muuss，1996)。基于这一基本原理，应用发展科学致力于通过调动个体自身、物理环境和社会系统的积极影响来实现个体的健康发展。以往发展心理学的应用研究一般只考察易于研究的少数几个影响因素来预防和治疗个体的问题行为或不良表现，而且不能随着时间的推进对干预和治疗计划做出相应的调整，而应用发展科学十分注重应用的实效性，它根据实际需要制定和调整干预或治疗方案，围绕构建良好拟合发展模型来选择干预的目标因素和时间段。
与传统的发展理论不同，发展情境论并不假定一般性发展规则、具体发展阶段、发展任务或里程碑，它认为传统的阶段论是一种预成渐成说(predetermined epigenesis)，而发展阶段实际上是以一种或然渐成(probabilistie epigenesis)的方式实现的(Lemer，Easterbrooks，Mistry,＆ Weiner,2006)。也就是说，个体发展结果不是一个可以精确预计的连续性的量化结果，而永远是一种具有多个可能方向和不同程度发展潜力的状态。当然，人类的可塑性仍然存在于一定范围之内，遗传因素和持久稳定性的变量会严格限制个体发展的基本范围，如气质和稳定的物理环境等。或然渐成的发展观点是对发展的敏感期理论的有力补充，个体在敏感期没有得到良好发展的心理主题，仍然可以在日后的发展历程中得到弥补，而且有针对性的干预计划可以增效这种弥补的效果。应用发展科学基于这一理论观点实施干预计划，对于能够通过干预计划取得良好发展的群体进行促进性干预，对于不能通过干预计划实现良好发展的群体进行积极性治疗(Fisher et al.，1993)。此外，应用发展科学并不只针对婴幼儿、儿童和青少年进行干预，对于健康的成年人和老年人也进行积极地预防性干预。
由于发展情境论是在毕生发展观和生态系统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关后两者的一些思想观点在发展情境论中都有所体现，所以在此不再赘述。可见，应用发展科学是在不断吸取新近出现的各种
理论观点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尤其是那些注重发展的或然性、情境性和毕生性的理论观点。
2.应用发展科学的界定
2.1应用发展科学的内涵
1980年，《应用发展心理学杂志》的出版标志着应用发展科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分支。该期刊的刊头写道：“它是研究者和行动者在人类毕生发展领域进行交流和沟通的平台，它是行为科学研究在发展心理学、社会行动和社会问题解决中进行应用的概念、方法、政策和相关结果的传播平台”(Sigel＆ Cocking，1980)。1991年，美国国家任务局(National Task Force，NTF)对应用发展科学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应用”(applied)是指为个体、家庭、行动者和政策制定者直接提供有效建议；“发展”(developmental)是指人类个体在毕生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系统性连续性的变化；“科学”(science)是指通过一定的研究方法系统地收集可靠、客观的信息，这些收集的信息能够用来验证理论和应用的效度(Fisher et al.，1993)。这是目前对应用发展科学的一种较为权威的界定。
近年来，应用发展科学的研究范围在不断拓宽，促进社会民主与公平也成为应用发展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还十分注重伦理目标与实用目标的结合(Lerner et al.，2006)。还有一些研究者致力于应用发展科学的知识基础和方法的探讨(Chibueos＆ Lerner,1999；Sigel ＆ Renninger,1998)。
2.2应用发展科学的特征
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应用发展科学的学科性质和特点，一些学者和机构对应用发展科学的特征进行了归纳。NTF是一个政府性质的组织，并且长期支持应用发展科学干预计划的实施，因此它对应用发展科学特征的阐释更容易被人接受。1991年NTF召开的一个全国性会议首次公布了这些特征内容，并将应用发展科学确定为大学研究生教育的正式内容(Fisher et al.，1993)。NTF指出，应用发展科学是一个从知识研发到知识应用的连续体，其特征是：
(1)应用发展科学综合知识研发与应用来描述、解释、干预和促进个体发展。应用发展科学认为个体和家庭的功能是不断变化的生物、物理和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单纯地跨学科的方法只强调个体与文化的多样性，而应用发展科学强调地是不同的人与环境之间的互惠互作用。
(2)应用发展科学认为需要对正常和异常个体不同的毕生发展过程进行科学化的认识。
(3)应用发展科学整合了与其相关的生物学、社会学和行为科学领域的知识。
(4)应用发展科学的运行过程是互惠性的。科学研究推动实践应用，实践应用又反过来完善科学研究。
NTF对于应用发展科学特征的界定比较概括，仅仅指明了学科的基本特点和基本任务。按照这一界定，应用发展科学与其他心理学研究方向的重要区别在于它十分重视应用研究的生态效度，并且致力于调动影响个体发展的各种资源。应用发展科学的这一特点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土地基金大学”(thelend-grant university)的实践思路和其科研服务过程中的一些特征(Vandenberg-Daves，2003)。此外，应用发展科学涉及一个更为包容性的学术取向，即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结合到一个整合性的系统中。
受到生物心理发展系统论的影响，应用发展科学设法整合科研和服务以更好地描述、解释和增进个体与家庭的长期性发展。考虑到影响个体发展的重要系统性因素，Fisher和Lemer(1994)重新界定了应用发展科学的基本特征，他们所界定的特征包括：
(1)应用发展科学研究不同对象随时间所发生的变化。在个体、家庭、机构和居民区的发展历程中会存在许多长期性的影响因素，有些因素能够保持跨时间的稳定性，有些则可能随时发生变化。时间性的变化要求研究者及时地调整研究设计、服务支持和评估计划。
(2)重视干预计划对于个体差异和个体自身变化的灵敏度(sensitivity)。这意味着干预计划必须考虑到个体差异，如个体的种族差异、民族差异、社会等级差异和性别差异等。干预计划的制订和实施需要随着个体的发展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
(3)将个体所在的家庭和家庭的发展作为整个情境的中心。情境包括多种水平，如生物水平的情境、物理一生态水平的情境、社会文化水平的情境(包括政治和经济水平的情境)等。应用发展科学注重围绕家庭来研究、设计和实施干预计划。
(4)建立分类性的发展过程、初级预防(primary prevention)计划和最优化(optimization)计划。应用发展科学强调建立旨在促进个体积极发展的分类性发展过程、初级预防计划和最优化计划，而不是仅仅去完善矫正性发展计划和干预计划。
(5)知识研发与知识应用并举。知识研发和知识应用是双向性关系，应用发展科学的知识研发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应用，在应用的过程中又可以更好地完成知识研发。
这一界定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更加清晰的特征框架。从中可以看到，应用发展科学注重发展系统中每个子系统的作用和随时间发生的变化。它不再是一个传统的研究性学科，而是一个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新兴学科。
2.3应用发展科学的研究领域
最近10年来，国外的应用发展科学家积极地探究不同的应用性研究主题，这为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表1列出了这些调查和行动所涉及的部分主题。最近出版的教科书、著作中的综述性章节、手册、期刊或期刊的特定部分(如《婴儿和幼儿》中的“应用发展理论”部分)都在对应用发展科学进行重点介绍。《应用发展心理学杂志》、《应用发展科学》、《儿童服务：社会政策》、《研究与实践》都是新近应用发展科学研究成果的主要交流和传播平台。国内的心理学学术性期刊中还没有专门的应用发展科学专栏，更没有专门的学术期刊来交流应用发展科学的研究成果。
2.4应用发展科学的方法和伦理特征
应用发展科学家也已经认识到现有社会化研究方法的不足，从而开始增加行为遗传学方面的研究设计、建立更加精密的数据分析方法、建立更加概括和有效的理论等。在具体的应用研究中，研究者注重关注影响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调节和中介作用、互惠性影响、非家庭性影响和宏观环境(邻居、政策和文化)的影响。Collins和Ovarton(2006)发现不同儿童之间存在先天的个体差异，他们对环境的反应风格和自我约束特点上存在差异，这样一来，不同的教养行为、环境刺激和生活事件会导致儿童不同的发展结果。Bates，Pettit和Dodge(1995)在一个追踪研究中发现，婴儿期的生理性特征(如高活动性、冲动性、困难气质)能够显著预测其十年后
的外化问题行为，同时，婴儿期的早期特征会引发苛刻的父母教养，而不良的父母教养同样能够预测个体在青少年期的外化问题行为。可见，个体发展过程中的个体遗传或生理特征与外界的近端或远端影响因素是很难分开的。应用发展科学中所设计的研究和干预计划可以在研究它们之间作用机制的过程中开展有针对性的干预活动。个体自出生就存在相互差异，随着时间和经历的变化，个体之间的差异日益扩大，他们在不同的情形中对不同个体和事件的反应差异也逐渐扩大(Muuss，1996)。因此，研究者很难将基于某些个体的研究结论推广到所有个体身上，而应用发展科学会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来揭示现象背后的规律和机制，以便有针对性地实施干预活动。
随着应用发展科学的发展，家庭和社区转变为研究团体中的正式成员，被研究的对象或“消费者”转变为服务的提供者和政策制定者。这样，大学或研究院所的传统结构和功能必须做出调整，并且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延伸学术(outreachscholarship)或延伸研究(outreach research)。所谓延伸研究是指需要研究者、研究对象以及相关人员共同参与，并融知识研发与知识应用为一体的研究范式(Chibucos&Lerner,1999)。在延伸研究中，大学或研究机构中的研究者必须走出所在机构，并与研究对象及其所在的家庭、社区、社会服务机构以及政府部门进行积极合作，通过具体的实践行动来积累科学知识和服务社会。Jensen等(1999)比较了基于大学的研究(得到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的支持，使用效率模型)和基于行动实践的研究，发现后者比前者更多地实施延伸研究。在延伸研究中，知识的应用促进了大学和社区之间的合作关系，科学家可以与那些寻求理解和帮助的儿童、家庭、社区一起来界定问题、研究方法和干预措施。干预计划的运行会涉及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提供服务者、执行和共享干预计划的家庭等。可见，这样的一个知识产生过程不仅更科学、有效，而且会直接与知识应用联结在一起。
针对延伸研究的实施，Lerner,Fisher和Weinberg(2000)提出了相应的原则：a.增加对外部效度和人类发展具体生态环境相关度的关注，而不是设计周密的实验室实验；b.研究既要满足社区合作者的需要，又要使其在应用研究中发挥作用；C.既要致力于测量个体和所处情境的发展结果，又要致力于评估干预计划所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d.根据当地社区的需要和变迁及时地调整干预设计与干预过程；e.根据当地的社区环境来调整研究方法；f.坚持研究的长期性，即大学研究机构或研究人员应针对社区进行长期的调查研究或干预，以实现有益于社区的发展目标；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原则，如合作学习(社区专家与大学专家间的合作学习)、大学和研究机构应该保持谦恭的姿态、从文化层面上对研究结果进行整合等。
应用发展科学的研究内容、方法和实践伴随着一系列新的伦理要求。Fisher(2005)指出应用发展科学家应该受到研究伦理、行业服务伦理、各因素和主体间依赖关系的约束。此外，他们还认为延伸研究为科研和实践的结合提供了一个渠道，它使得应用发展科学家将传统的研究被试、患者和来访者转变为参与者、消费者和合作者。这样，应用发展科学的出现会伴随产生一些已有领域和行业伦理所没有明确限定的新领域。Lamer等人(2006)指出，尽管应用发展科学家从传统的临床、学校或咨询心理学领域脱离出来，但是既使那些接受过不同领域或多领域训练的应用发展科学家也还没有用已形成的伦理原则来规范研究。因此，为了防止在促进个体和社会发展的同时又附带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我们需要在推进应用发展科学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建立一些相关的伦理规范，如限定研究人员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获得预家庭的隐私信息等。
3.应用发展科学与社会发展
社会良性发展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和机构的合作努力，同样，也只有所有部门和机构相互合作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应用发展科学力图通过促，成这种合作，以确保每个个体在近乎相同的平台上进行积极健康地发展；与此同时，它还鼓励研究者、普通民众积极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实现个体、家庭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3.1应用发展科学是促进个体发展的有力保障
应用发展科学旨在促进发展研究与实践的结合，从而促进脆弱儿童、青少年、成人或他们家庭的积极发展。进入21世纪，学者、行动者和政策制定者逐渐认识到发展科学在人生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发展科学可以有效地阻止由于贫困、早产、学业失败、儿童受虐待、犯罪、青少年怀孕、物质滥用、失业、福利依赖、歧视、民族冲突和医疗社会资源不足所导致的对个体生存和发展机会的破坏(Lemer et al.，1997)。例如，面对一个慢性发音困难的儿童，发展心理学家会习惯性地将其归为临床原因，而应用发展心理学或应用发展科学则从儿童所处的各种情境因素来开展干预活动，如研究发音困难的生理和心理社会原因、培训父母如何教养他、有意识地指导同伴帮助他、传授给教师教育发展迟缓儿童的技巧等。
传统的研究者专注于儿童青少年问题行为的预防和纠正，而应用发展科学的研究者则倾向于促进儿童青少年的积极发展。当今的应用发展科学家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个体没有问题行为并不等于他获得了必要的生活技能，预防消极行为的出现与促进青少年积极发展不能同日而语。儿童青少年积极发展结果包括六种个体特征，即能力(competence)、沟通(connection)、品格(character)、自信(confidence)、关爱(caring)和奉献(contribution)(Lemer,Almerigi，Theokas，＆Lemer，2005)。Benson(2002)进一步探讨了实现以上发展结果所需的资源，确定了40种内外部发展资源，外部发展资源如家庭支持、受到社会尊重、积极的同伴影响、青少年活动等，内部发展资源如成就动机、诚实、交际能力、自尊等。近年来一系列研究发现，儿童青少年拥有的发展资源越多，他(她)越可能进行积极健康地发展，且越不可能出现问题行为。那些能够为儿童青少年发展提供发展资源的干预计划可以帮助他们持续地积极发展(Benson，2002；Lemeret al.，2005；Wenger，LeadbeRer，Guzman，＆Kral，2007)。
3.2应用发展科学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工具
应用发展科学又是一种促进社会文明发展的工具。应用发展研究的目标之一就是整合已有的相关公共政策，并通过研究工作来吸引社会机构参与居民区实践，从而实现科学研究与服务实践的统一。应用发展科学通过确定村(社区)、镇、县、市、省(直辖市或自治区)以及整个国家的情况或者不同
阶层、团体、亚文化群体、民族的特点是否与实证研究结果相符来制定和修改公共政策，从而实现社会进步和社会公平。应用发展科学还会帮助政策制定者建立相关的规范和政策，以确保所有家庭中的儿童和青少年能够积极、有效地发展自己和奉献社会。图1提供了一个有关青少年政策的社会化模型，它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应用发展科学是如何促进社会进步的。
图1表明，公共政策应该确保家庭有能力为子女提供限定和期望(boundaries and expectations)、满足子女的生理和安全需要、提供爱和关怀的氛围、建立自尊、鼓励和支持子女成长、培养积极价值观以及使其与居民区保持积极联系等。如果干预计划能够将这些资源有效地用于青少年的发展，那么积极的发展结果就会出现。反过来，文明社会的进步也会影响家庭和家庭中子女的发展。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会首先受益于公共政策和干预计划，而后这种好的发展结果会在其建立家庭后的教养行为中表现出来。该模型表明，文明社会的进步可以通过促进家庭的教养和社会化功能来实现。
3.3应用发展科学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启示
应用发展科学的出现和发展为促进社会进步提供了许多有益启示。这些启示既反映在该学科对社会进步的贡献方面，也反映在整个社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科学发展提出的要求方面。
社会的进步需要融合多个学科来解决影响人和社会发展的问题。已有的研究往往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解释分析某一问题，并从单一学科的角度提出解决措施。应用发展科学避免了这一不足，它主张以问题为中心，从实践的角度确定良好的解决措施，并由所涉及学科的学者来指导问题的解决。这样，各种学科的知识会在具体的实践中得到融合和完善(Lemer，2002)。
学术研究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反映了个体、组织和机构行为的标准或规则，它指导和规范着个体和组织机构如何去处理具体的事宜。此外，公共政策还反应了公众所相信、思考和重视的内容，这会影响社会资源的调配和分布。应用发展科学认为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应该通过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来实现学术研究与公民生活的结合(Fisher＆Lemer，1994；Lerner，2002；Shwalb et al.，2005)。应用发展科学家还需要调动研究中涉及的民众来协同政策制定者一起制定和修改公共政策，从而保证公共政策的实施效果。
要高度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发展。儿童和青少年是未来的社会人力资源，儿童和青少年的良好发展能够更好地为将来社会做出贡献(Lerner,Freund，＆De Stefanis，2001)。社会的良好发展又能够为儿童和青少年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社会发展资源和良好的公共政策。儿童和青少年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个循环影响的过程。在现实生活中，国家、社会和家庭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的保护政策过于笼统，而且主要关注问题的解决，而不着眼于问题的预防和个体的积极发展。应用发展科学认为必须首先保证儿童和青少年的积极发展，才可能实现文明社会的进步。它主张通过建立大学或研究机构与居民区的合作关系以及调动其他各方面的力量来促进个体的积极发展。
4.小结
纯粹的基础性研究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周期太长，社会发展需要应用性的研究来更有效地探究和解决实际问题，应用发展科学正是在这一要求下应运而生的。应用发展科学在诸多新理论的基础上，采用科研与实践相融合的学术思路，以现实存在的社会问题为中心，整合许多学科的科学知识，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来实现个体、家庭及社会的良好发展。
行为科学产生的历史背景范文第4篇
关键词：歌唱音色 歌唱声学 歌手共振峰
一、歌唱声学研究综述
根据研究内容，本文将既往研究文章大致分为歌唱声学基础性研究、歌手共振峰、艺术嗓音声学特征、唱法比较研究、歌唱技巧、声乐教学研究等方面。
（一）、20世纪30—60年代的研究
1、歌手共振峰研究方面
从音乐声学角度研究歌唱，“歌手共振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量，目前认为歌手共振峰研究的先驱始于美国巴尔的摩音乐学院的巴塞洛缪。他于1934年在西洋歌剧唱法发声声谱上发现一个异常突出的共振峰。对于男声来说，它的频率在2800—2900Hz；对于女声来说，频率在3200Hz。后来巴塞洛缪将这一成果发表于《男声优美歌唱音色的物理定义》中。文章指出美声良好歌唱的四个物理特征，其中一个特征就是：在500Hz或500Hz 附近频段存在相当强的泛音（低频共振峰），在2800Hz附近（2400Hz至3200Hz频段）存在相当强的泛音。所以巴塞洛缪总结出：“歌唱中最好的鸣响效果，即为男声为2800Hz、女声为3200Hz的共振峰。这也就是美声唱法所追求的“焦点”、“高位置”、“头腔共鸣”等等说法在物理学、声学上的定义。”
自19世纪以来，解释人体发声的问题，一直建立在亥姆霍兹的理论基础上：“即人的声带是在气息的振动下，以弦的方式振动，并产生一系列的分音，其中以基音为最强，第一泛音次之，然后依次类推，越来越弱。人声音色由泛音的数量和组成方式所决定。”亥姆霍兹的这种解释充分肯定了声带振动发声和共鸣腔的共鸣作用，但是并没有指出咽、喉管中的空气柱振动也能对音高的产生起作用。故声学及语言学家斯克里普乔1906年在其著作《实验语音学研究》中试图以管乐器的原理来解释人体发声问题。他认为“当空气通过声带时，只是产生一系列喷气，如吹口哨时唇的作用一样，声带本身并不产生基音和泛音。决定人声音高的并不是声带的张力、闭合以及振动方式，而是取决于共鸣管的长短、粗细，是共鸣管中空气柱的振动产生音高。”
从这一时期的研究可以看出，歌手共振峰作为歌唱声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参量已由巴塞洛缪于1934年正式提出，这一理论的提出，为以后瑞典声学专家桑伯格等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2、唱法比较研究方面
国内这一时期研究的代表人物为林俊卿。林大量运用了医学、解剖学和歌唱声学的原理，从生理学、解剖学、物理学、音响学等方面系统地阐述了歌唱的发音原理，特别是对歌唱呼吸的控制及“发音管”的造就较早作了详细的说明。这里所说的“发音管”的造就可理解为用歌唱声学的原理建构人的嗓音乐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林俊卿已从声学的角度对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进行比较研究，在《歌唱发音的科学基础》一书第四章第三节中指出：“西洋古典唱法不论什么声部不论唱得音高低轻响如何，音色一般比其他流派（比方民族唱法）‘暗’许多。” “中国民族传统唱法发音，由于歌唱时始终把共鸣腔调节比较短小的原故，声音一般比较“亮”而“开朗”。
（二）、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
1、歌手共振峰研究方面
继巴塞洛缪之后，许多学者、专家对歌手共振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众多学者、专家关于歌手共振峰的研究中，成绩最突出、最富代表性的当属瑞典声学专家约翰·桑伯格。《The Acoustics of the singing Voice》和《The Science of the Sing Voice》是桑伯格研究“歌手共振峰”两篇重要文献，前文由我国的蒋英、翁若梅分别翻译，其重要性由此可见。
桑伯格的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对歌手共振峰的定义和形成原因上。定义方面，桑伯格认为歌手共振峰是在西洋歌剧音乐会专业歌唱技术的男声歌唱元音声谱中，频率约为2800Hz的一个额外高能峰。形成的原因是歌唱家通过降低喉头造成。即在歌唱中，歌唱者降低喉位，导致咽喉扩张，当咽喉被扩大到使咽、喉腔接口处两腔截面积之比大于六分之一而不匹配时，喉室变成一个与声道其余部分相独立的共鸣腔，其共振频率为声道传递增加一个额外的共振峰。
桑伯格关于“歌手共振峰”的研究，对于声乐界、嗓音医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研究具有权威和代表性意义。后来西方和我国关于“歌手共振峰”的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他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
（三）、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
1、歌手共振峰研究方面
这一时期美国音乐声学家罗兴在其著作《The secience of sound》认为：“受过训练的歌手，尤其是男性歌剧演员，在2500—3000Hz频率范围左右会出现一个突出的共振峰，这就是“歌手共振峰”，它常出现在第3和第4共振峰之间，给男性歌唱者带来出色的能量。”对于共振峰的形成，罗兴指出：“低喉是歌手共振峰形成的原因，放低喉头，咽喉随之下降”。
2、歌唱声学基础性研究方面
国内这方面研究的文章有王士谦、包紫薇等的研究。1988年初王士谦为北京嗓声学界举办了“现代嗓声科学系列讲座”系列讲座。其内容包括：现代嗓声研究的范围、意义、方法、特点和分类；声乐和言语的声学关系；歌手共振峰概念的发展及其与声源机制的关系；国际上对嗓声源及其与声门上、下系统交互作用的研究等。
南京大学声学研究所包紫薇《歌唱和音乐的声学问题—为全国高等音乐院校学生声乐比赛大会而作》是包教授作为声学研究方面的资深专家，从音乐声学的角度对歌唱发声原理进行的论述，在前言中，包紫薇教授明确指出艺术和科学的关系：“科学是艺术的根本。几十年来声乐唱法的进步，充分说明了科学方法对声乐的重要性。以科学的方法进行声乐教学，师生双方都可以避免机械的传授和模仿；抓住了发音技巧的科学内核，有利于每个人针对自己的生理特点进行再创造。”
3、艺术嗓音声学特征方面
这方面研究的文章有吴卫彬等《艺术嗓音的声学特征研究》。该文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体现在对艺术嗓音的研究方法上，其原理为声音的声压经快速傅立叶转换处理，取线形平均，即可得到声音的长时间平均谱。文章通过对100余名歌唱演员及戏曲演员的录音，指出：明亮圆润的歌声，具有明显突出的高频歌手共振峰，其中女声的歌手共振峰较男声的高。同一男声或同一女声，不管发什么元音（以歌唱方式发出），共振峰频率的位置几乎保持不变。
中央音乐学院嗓音大夫冯葆富《歌唱医学基础》一书第九章中对歌唱声学基本问题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书中就呼吸支持、起声、音域、声区、“开放”与“关闭”唱法以及歌声的颤动等六个方面的声学特征进行了深入细致地研究。如在唱法上的“开放”与“关闭”一节中，认为：“在主观和客观感觉上，……西洋古典意大利学派主张“关闭”唱法，而我国民族传统唱法，则类似所谓开放唱法。这两种唱法主要是发声时应用不同的集中声音的方法造成的。”
4、歌唱技巧方面
王宝璋在《咽音技法与艺术歌唱》第十三章“高泛音声波共振声道的获得”中，指出：“由于咽音基本功的练习，使歌唱机能进入了自然正确状态，形成了咽音基音管，扩大了歌唱基音发声的能量，开辟了通向高泛音声波共振声道的通道，锻炼了声带拉长、缩短、变薄的运用能力，从而比较容易构成与真声、假声混合为一的发音方法，并较快地获得高泛音共振的歌唱能力。”
吴卫彬《嗓音音质的客观评价与Q值》认为“嗓音的音质固然同许多因素有关，但实验证明高频谐波的丰富程度以及歌唱共振峰的突出程度，对歌唱音质有着重要的影响，因而提出Q 值评价量。通过实验证明：悦耳的歌声，其Q 值一般在—15dB到—5dB到之间，如果Q＜—15dB，此歌声缺乏色彩，听起来声音发闷，缺乏圆润感。”
5、唱法比较研究方面
国内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利用歌手共振峰进行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的比较研究。这方面的文章有：包紫薇等《歌唱嗓音的生理、物理、主观评价初探》，以频谱为主要参量研究各种歌唱嗓音的特征。文章选用美声唱法、我国独有的唱法（民族嗓、流行嗓、京戏嗓）和非正常（包括轻度生病）嗓音三大类型声源为样本，通过频谱分析，可以在音色听感和声学参量之间找到一定的对应关系。
中国音乐学院嗓音研究室黄平的《应用国产BP6型声频频谱纪录仪分析艺术嗓音的体会》指出：“声乐、戏曲等演唱是非常复杂的生理声学现象，它的瞬间变化，包含着许多参量，然而每个人在发声方法、发声的实时控制、演唱风格的掌握、音色的修饰和艺术处理的手法等，又有很大的差别，客观的对这些声音进行定性定量分析、科学地做出判断、并从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是嗓音研究的任务之一。”
沈阳音乐学院嗓音研究室商泽民等《声图测试对艺术嗓音分析的使用价值》，两次运用国产声图仪对艺术嗓音进行测试，试图找出音色、共鸣、声部鉴别、民族唱法与西洋唱法在频谱和声学上的对应关系，为嗓音生理研究提供客观纪录和依据。测试结果表明：“在民族唱法和西洋唱法的比较中，二者由于演唱风格、艺术处理和语言基础的不同，在声音色彩上有明显的差别。声乐女高音的‘S.F’一般出现在3000—3500Hz间，而‘民嗓’女声多在3500Hz左右，其中多数民族唱法女声在5500—6000Hz之间常出现声能集中的高频谐波带，这在‘洋嗓’声图中是极少见到的。”商文将此称为“民嗓高频谐波带。”
6、声乐教学研究方面
刘运墀等《艺术嗓音保健与声学》在声学分析对艺术嗓音上的应用方面，通过对戏曲演员声学特征研究，证明声学分析有四个方面的应用价值：
“其一可以鉴定歌声的音质、声部，并提供各种声音的声学特征信息，有助于艺术院校和文艺团体的选材；其二对歌声特征和改变情况可随时记录存贮，供随时分析，有助于教学工作的改善；其三可以帮助检验练声效果，达到指导练声和嗓音保护的目的；其四可以配合艺术嗓音疾病的检查、诊断，尤其对早期诊断和预防有积极意义。”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歌唱声学的研究进入一个相对活跃时期，如相关学术会议的召开，研究人员参与数量增多和参与面扩大等。国内相关研究人员开始系统介绍歌手共振峰，如王士谦在80年代后期举办的“现代嗓声科学系列讲座”里，就向人们详细地介绍了现代嗓声研究的范围、意义、方法、特点及其分类；歌手共振峰概念的由来及相关讨论等。
这一时期研究的另一特征是声学界和嗓音医学界的相关人员运用歌手共振峰理论对我国民族唱法、戏曲唱法和美声唱法进行定量定性的比较分析与研究，如包紫薇、黄平、商泽民、吴卫彬等人的研究均发现上述三种唱法由于在演唱风格、艺术处理和语言基础的不同，声音色彩有着明显不同，体现在声音频谱上也有明显不同。
（四）、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
1、唱法比较研究方面
这一时期具代表意义的研究是由韩宝强等在1993-1995年完成的课题《中西歌唱发声体系声音形态的比较研究》。该课题主要利用频谱分析手段对美声和京剧两种唱法的声音特点进行比较研究，该课题对我国民族声乐艺术进行量化研究富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它不仅填补了我国在不同歌唱体系声音形态比较研究领域的空白，同时也为我国声乐界一直讨论的“中国声乐学派”问题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更重要的是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指出仅用“歌手共振峰”一个参量是远远不够的，提出对歌手共振峰的定义进行适当的修改，使之适用于美声唱法以外的各种发声体系，这对于从音乐声学角度研究歌唱具有突破意义。
2、歌手共振峰研究方面
这一时期研究的一个亮点是王士谦与桑伯格关于民族唱法中存不存在“歌手共振峰”而展开的讨论。
王士谦认为“歌手共振峰从来都是由专业歌唱嗓声与其对应的言语声或未经训练的歌唱嗓声相比较出来的相对应声学特征，这里所说的对应，应包括同元音、同音高、同音量相比，除此之外这个比较还应在相同机制发声，相同言语（剧种），且在归一化的条件下，用高频能量与低频能量之比作参数，才可能在声谱上，得到歌手共振峰稳定的相对声学特征。否则，在共振峰的认识上就会不断出现混乱，甚至自相矛盾的情况。”以京剧为例，小生行当，在高声区使用假声发声。（属于轻机制），如果把京剧中小生发声（轻机制）和西方歌剧男中音（重机制）放在一起比较，那是一定要出问题的。
3、艺术嗓音声学特征方面
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嗓音医学界相关人士的研究中。
王振亚、吴卫彬《关于歌唱声部的生理解剖学和声学特征的研究》通过观察127名已确定声部的歌唱演员声带长度。对其中20例用光纤喉镜作了声道测量，并对其中40例歌唱元音及整段歌声的长时间平均谱进行了声学分析。根据测试的结果认为：声带长度、声道长度、歌唱共振峰位置、歌声的LA与LC的差值以及不同频区的声能分布情况，在确定歌唱声部方面可作为重要参考和科学依据。”
李万进的《清新质朴唱声—云南彝族歌手白秀珍的演唱艺术》一文运以声谱分析仪做出具体数据分析，对民歌手白秀珍真假声交替转换的歌唱方法作了深入研究。结果表明：白秀珍的演唱，“无论是真声还是假声均出现了4次谐波（共振峰），有的谐波（共振峰）频率高达3600Hz 以上；声音的复合音（泛音）丰富，共鸣谐振音丰富，气息饱满通常，声音优美圆润、高亢嘹亮。”
4、声乐教学方面
冯葆富先生认为在我国首先要解决好声乐艺术界对声乐艺术科学化的认识问题。他在《要重视声乐艺术与嗓音科学的有机结合》一文中指出 “我们所说的科学化，是用近代嗓音科学的、生理的、物理的和心理的科学成就研究声乐艺术。再者，声乐艺术工作者嗓音工作者对艺术嗓音科学的认识还未统一，嗓音发声机能是多维机能，……因此声乐歌唱行为科学研究需要生理的、物理（声学）的、心理的、音乐学的等方面多学科的合作才能做出成绩。”
韩丽艳的《如何鉴定人声的乐器》中认为“前苏联学者对声部问题的研究最早，内容也最全面，不但从音色、音域、换声点等发音学角度阐述了对声部划分的意义和作用，而且还从声带、口咽管的长度和共振峰的位置、硬口盖的形状等生理、声学角度分析了不同声部存在的生理、声学特征。说明歌手共振峰与声部类型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歌唱声学研究在参与人员和参与层面上不断向纵深发展，在广度上也有所扩展。其中一个突出特点是以往研究多由声学界或嗓音医学界人员参与，而这一时期出现音乐声学界和声乐界联合研究的新趋向，在研究方法上严格规范。如韩宝强等的课题聘请声乐和京剧界的著名演员作为嗓音示范专家、相关资深声乐教授作为顾问，声音采样在标准录音间进行，测量环境符合音乐声学测量标准，从而充分保证了声源样本的权威性和典型性。 （五）、2000年以后的研究
1、歌唱声学基础性研究方面
韩宝强的专著《音的历程—现代音乐声学导论》从人对音乐的主观听觉感知角度出发，系统介绍了现代音乐学的发展历程。该书与歌唱声学研究有关的是第十四章：“嗓音声学研究”，共分为嗓音构造概述、歌唱发声特性、“歌手共振峰”理论、歌唱方法、中西唱法的声音特征五个部分。
与以往论述不同的是，该章的内容主要是从音乐声学角度对歌唱嗓音进行阐述。在嗓音构造概述中，认为“人的嗓音器官从乐器声学的角度也可视其为一件乐器：声带是振动源，呼吸组织是激励系统，人体中的各个腔体—口腔、咽腔、胸腔和头腔等构成了共鸣系统，而神经和肌肉组织则属于掌管乐音变化的调控系统。”
歌手共振峰作为研究歌唱音色的一个重要参量，一直被人们广泛运用。但对于歌手共振峰的定义，一直众说纷纭，吴静《歌手共振峰的相关阐释和界定》通过历史与现状的梳理，对歌手共振峰概念作出相关界定，并对歌手共振峰产生的原因和声区、歌唱力度、歌唱方法、声部、嗓音机制对其影响，通过相关音乐声学分析软件作了详细阐述。
歌声中的“颤音”和“嗓音共振峰”问题作为音乐声学研究的一个分支，越来越受到重视。嗓音中是否具备嗓音共振峰的特征，与歌唱的颤音波动有着直接的关系。于善英等《歌声中“颤音”和“歌手共振峰”相互关系的声学研究》，通过声学测量系统对测量对象的频谱分析，表明嗓音中是否具备嗓音共振峰与歌唱的嗓音波动有着直接关系：正常嗓音颤音能使音质丰满、音量加强，而且在颤音的作用下嗓音共振峰的音量也得到加强。
3、 歌唱技术方面
这一时期关于歌唱技术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一些音乐专业硕博学位论文中。
中国艺术研究院2007届毕业生吴静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唱法音色的声学阐释——以女声为例》从音乐声学视角出发，以民族唱法音色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民族唱法音色特征在声音频谱上的规律。从音乐声学角度详细论述人声乐器的特殊性，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人声乐器发声器官、呼吸、共鸣及语音对歌唱音色的影响，运用音乐声学相关测量方法，对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的声源进行采集、比较和分析，通过歌手共振峰参量，研究不同唱法体系的声音形态，得出不同唱法声音频谱特征。
首都师范大学音乐系2005届毕业生曹力的硕士论文《美声与通俗唱法中高频泛音的频谱特征（男声）—364个案例的分析与总结》。通过对美声及通俗两种唱法（男声）中364个CD演唱片段的频谱测试，表明二者的高频泛音分布明显不同。结论为：“不同歌唱方法会产生出不同的高频泛音，高频泛音的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歌唱声音的音色、音量、听感、空间分布以及用嗓卫生。”
4、声乐教学研究方面
这一时期涌现出不少从音乐声学角度论述声乐教学的文章。黄强等《声谱分析技术—声乐教学可视化的工具》认为在声乐教学中应用声谱分析，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是可将看不见的声音可视化，使声乐教学从传统模式转变成“口一耳一眼”相互结合的教学模式。其二可以了解声道形态的变化与声谱，特别是共振峰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有助于帮助了解不同发声方法的唱腔特点，指导发声训练。其三还可以借助声谱分析，观察不同声部唱元音的共振峰频率的变化，以便在确定声部时提供帮助。”
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表现为一些声乐方向博硕学位论文已经从音乐声学角度研究不同唱法的频谱特征，表明声乐界对于歌唱声学研究的重视。论文从选题到文章内容、结论基本上都从音乐声学角度出发，运用音乐声学的研究方法，体现了一定的理论和实验操作能力，但值得一提的是，部分论文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存在一些问题，具体体现在声源样本、测量环境方面。如声源样本的采集没有在标准录音棚条件下录音，而是通过对CD、VCD、DVD音像制品截取的方式获得，用这种方式采集来的声源样本都不同程度加入了混响，对于测试结果的可信度将造成一定的影响；还有的实验未能提供相对完整、规范的录音背景材料。如录音报告、测量报告等，无法使读者全面了解实验所用的方法、过程和仪器，使得实验的真实度存疑。
二、研究成果评价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歌唱声学研究在人员构成、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等三个方面呈现出独有的特点：
（一）、研究人员构成
从研究者的专业构成看，主要为声学界、音乐声学界、嗓音医学界、声乐界等相关人士。如声学界的桑伯格、王士谦、包紫薇等；音乐声学界的巴塞洛缪、韩宝强等；嗓音医学界的冯葆富、韩丽艳、黄强等；声乐界的林俊卿、王宝璋、李万进等。究其原因，因为歌唱声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涉及音乐声学、物理学、嗓音医学、解剖学等，所以在研究人员的专业构成上，并不局限于声乐界的人士，还有声学、音乐声学、嗓音医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参与，研究人员构成呈现多学科的特点。
（二）、研究方法
歌唱声学作为音乐声学的一个分支，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们大多采用音乐声学的频谱分析方法，对采集到的声源样本进行共振峰形态方面的分析与测量，得到声音形态的波形样本和相关数据，并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不同唱法的形态和发声规律。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计算机技术的不断提高，还开发出相关软件，迅速而准确的对声源样本进行分析。如韩宝强、项阳、林秀娣等的《中西歌唱发声体系声音形态的比较研究》，就是通过《通用音乐分析系统》对中西歌唱发声体系及其声音形态、演唱方法、审美观念、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收到较好研究的效果。
（三）、研究内容
在研究内容上，国外学者如巴塞洛缪和桑伯格等都是利用歌手共振峰对美声唱法进行研究；我国的研究者则利用其对我国民族唱法、戏曲唱法进行比较研究，试图找出美声唱法、民族唱法和戏曲唱法在歌手共振峰形态上的异同，观察音色听感和声学参量之间的对应关系，来说明民族唱法、戏曲唱法和美声唱法在演唱方法上的异同。如包紫薇、韩宝强等研究均发现在民族唱法和戏曲唱法的声源样本中，存在歌手共振峰，由于三种唱法在发声方法、共鸣位置、吐字咬字上存在的不同，歌手共振峰的形态也各异，在峰宽、峰高以及共振峰出现的频域位置上存在明显不同。
综上所述，我国从音乐声学角度研究对民族唱法音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歌唱声学自身的特点，边缘性和交叉性强，研究中还存在薄弱环节。如从研究人员的专业构成看，基本上是由声学、音乐声学和嗓音医学界的人士参与，声乐界参加的人员并不多。这使得歌唱声学摆脱不了声学专家不熟悉声乐，声乐歌唱者不熟悉声学原理的尴尬局面。许多声乐演唱者、教师的观念还停留在“技术至上”的层面，醉心于声乐技巧的获得，对于技巧后面的发声声学原理，还处于一种茫然状态。
近年来虽有一些声乐工作者开始涉足歌唱声学研究领域，但由于没有系统学习过声学、音乐声学等相关原理，普遍缺乏声学常识。所以，有学者指出：“虽然‘歌手共振峰’是歌唱声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但到目前为止，它对中国声乐界的教学和表演并没有产生太多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作为歌唱生理发声装置的嗓音系统，在自然状态下并不能产生歌手共振峰，而是需要一定发声方法的支持。而对嗓音不同的审美追求决定人们不可能采用相同的歌唱方法来演唱，其中存在着民族欣赏习惯的问题。此外，研究歌唱声学需要声乐界和音乐声学界的密切合作，我国目前艺术科研领域尚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和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