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乡村振兴工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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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乡村振兴工作的建议范文第1篇
受多方面原因的影响，在农村经济形态的发展和形成过程当中，乡村振兴会在很大程度上受金融发展限制。所以，分析农村地区的金融领域发展现状，结合其存在的不足和困境对应的提升措施，为后续乡村振兴道路的完善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也可以为提升我国农村经济环境起到推动作用。
1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必要性
对乡村地区经济振兴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关键，也是农村地区经济产业发展及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首先，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是农业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想要实现我国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变化，就要实现农业产业体系的现代化发展，提高实现产业创新和整体竞争力。目前虽然我国农业产业发展有了较大进步，但整体生产技术相对落后，资源的利用率相对较低，种植投入和回报不成正比。与城镇相比，农村的整体经济水平相对滞后，收入较低，不管是在农业科研设备补充还是产业融合等方面都缺少外来资金支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的经济发展[1]。其次，农村金融支持也是实现乡村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实基础，和谐健康的农村生态环境是实现农村地区长远发展的关键保障。在农业发展环境下，农业种植过程当中使用化肥、农药以及其他污染环境的原材料会影响土壤质量，降低作物产量，严重时会导致水土和耕地面积流失，阻碍农业可持续发展。肆意排放农村生活垃圾、焚烧秸秆等产生的污染，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来科学处理污染源[2]。再次，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是地区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淳朴的乡风是实现农村地区发展的重中之重。但现在农村地区依然有盲目攀比、大肆操办红白喜事的现象，同时文化建设水平落后于城市地区，有限的文娱设施难以满足群众的基本需求。留守老人的赡养问题、儿童的教育问题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另外保护传统文化、修复历史遗产以及宣传和引导道德风貌都需要引入资金，保证工作顺利实施[3]。
2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
农村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现。首先，农村金融是支持产业兴旺、助力农业发展的基础。金融对于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要以重视培育新型农业主体为基础，以引入社会资本先进技术和完善管理经验为目标，以此来调整现有的农产品结构，创新农村地区的产业布局，实现粮食、农林、牧业的统筹结合以及种植养殖和销售的一体化发展[4]。其次，要强化涉农金融机构通过信贷手段来培育创新型农业主体的作用，实现农村产业的多角度融合以及农村地区全产业链的一体化发展，确保多个产业结构可以实现互动补充，以此来促进农业产业的兴旺发展。再次，农村金融要以扶持绿色农业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产业从传统的追求高产转变为追求绿色可持续发展，对应的金融导向也呈现出新的变化。涉农金融机构要在支持乡村振兴发展的进程当中引入绿色导向，以绿色信贷业务来支持农业绿色循环的低碳生产，实现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农村经济发展的重点是要改变传统的种植养殖产业，使依靠自然资源消耗为主导的粗放型经营模式转变成现代化的可持续绿色发展模式，重视在农业生产技术发展过程中引入节本增效的创新技术，强调推广畜禽养殖新型农业发展模式。农村金融支持可以依托农村地区现有的绿色资源，发展并扶持休闲、旅游以及健康产业，推动农林牧渔等产业和教育、文化、养老等实现有效融合[5]。最后，农村金融支持要重视发展普惠金融，提高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在过去一段时间我国农村地区金融市场发展较为失衡，地区金融配比难以满足实际需求，想要实现乡村地区的可持续振兴发展就要解决农村金融服务的缺陷。将有限的金融资源投入到乡村振兴的重点产业当中，通过拓展和延伸农村地区的服务链，形成一体化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以强化乡村地区发展的前提开展丰富多样的金融普惠活动，帮助农村居民提高金融服务的运用能力，实现农村地区共同富裕[6]。
3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面临的困境
农村地区金融发展是以推动农村地区经营主体多元化发展以及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资金融通可以确保各项基础工作顺利进行，但受外界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缺乏资金对农村各项事业的融通支持以及对不同经营主体的政策性支持，同时具体的对象和外部环境的差别会导致相关工作受阻。
3.1农村金融市场不完善
首先，农村金融市场的供给环境相对较弱，难以与城市地区相匹配。大部分农村金融行业的发展相对较慢，金融供给的主体相对单一，市场发展空间较小，商业和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运营工作会过度关注个体利益，不能根据农村市场的实际情况完善工作细节。一些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数量少，有的地区只有农村信用合作社，会因为结构单一而影响融资功能，直接限制乡村振兴的整体发展。其次，现有的农村金融市场结构不合理。受市场主体的供给和需求不对应问题的影响，金融监管体系对市场的约束性和管理性相对较低，直接影响农村金融体系的细化和完善，失去对地区经营结构的约束。
3.2农村金融服务不到位，金融产品单一
农村地区的金融产品能充分展现出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情况。通过对农村金融市场的运行情况展开分析可知，丰富的金融产品能从多个角度满足农村地区金融主体的不同资金需求，以此来为农村经济主体的项目建设提供基本支撑。分析目前的建设成果可知，农村金融产品的类别和形式还不够全面，难以满足乡村振兴的整体要求，也不能实现外界环境和内部政策对经营的促进作用，直接影响农村地区的金融供给，导致资金的运营和使用受到较大的约束。
3.3贷款额度有限，贷款困难
目前农村金融机构所发展的业务当中，大部分为小额贷款，款项相对分散，存在一定的回收风险，会影响农村金融机构对地方经济水平的促进作用，甚至会阻碍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农村地区，农民对小额贷款的需求量较大，一般会以相应的担保抵押为条件申请贷款，但因为农村地区的抵押物资较少，且大部分农民的个体条件不能满足贷款要求，所以农村金融发展会受到一定约束，制约了农村经营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7]。
3.4农村金融保险不完善
农村金融保险对于乡村振兴产业的稳定和发展以及后续的风险防控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农村金融保险在地区经济发展进程中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但农村金融保险存在发展滞后以及缺乏担保的情况，在当前社会环境当中，商业保险不断发展，而农村金融保险相对落后，影响了农民的经济收入，限制了对保险的可承担风险。另外农村金融机构的现有网点数量较少，在开展涉农业务时需投入大量资金，降低了贷款的收益率，导致资金流入到非农产业中。假如农村金融保险不能降低农业融资风险，就会影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8]。
4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建议
4.1构建合理的金融服务政策和体系
首先，分析目前农村金融环境的发展情况可知，其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存在较大不足，要从农村金融的不同发展阶段来制定并落实对应的金融服务政策，实现农村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多元化农村经营主体的现代化发展，进而实现乡村振兴。其次，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需要结合现状科学规划银行和非银行机构，以多样化的途径引导多种类型的农村金融机构，确保该类金融机构促进农村区域实现经济和文化水平双重发展，满足农村地区在各个领域建设工作的资金需求，另外政府要充分发挥自身的调节效应，合理布局农村金融的业务网点，为完善和发展后续经济体系打下基础。再次，要细化现有的监管机制，规避各类风险，构建完整、科学、优良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确保相应的金融服务制度满足乡村振兴发展的需求[9]。
4.2创新服务模式和产品
首先，要引入新型技术手段完善金融服务。在过去银行业的发展进程当中，信息不对称对农业金融发展的阻碍较大，引入大数据技术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促进银行服务业在农村地区的发展。涉农金融机构要根据新型农业主体的个体需求，结合现代化的智能手段创新并整合业务模式，提高服务的技术和数据处理能力，完善业务审批过程，简化办事环节，提高农村金融的服务质量。其次，涉农信贷增信途径和方法有待丰富，农村金融机构应结合国家的政策方针来提高涉农信贷期限的时间和额度。例如，在党的报告中提出了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继续延长30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型农业主体出现。农业金融应以此为契机发放农村土地经营和农房抵押贷款，在农业设施设备抵押和生产订单等方面加强融资，以此来提高贷款的额度并延长相应期限，针对农户、地方产业、农村合作社以及电商产业链等渠道增加贷款，并丰富融资模式，以此来满足在土地流转和服务过程当中涌现出的新经营模式。再次，要结合农村地区现有的产业链，加大资金支持力度。随着社会经济水平和农村地区现代化农业规模的共同发展，农村产业链经营主体的基本资金需求从小额化向规模化转变，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农业金融机构要以解决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及后续流通和营销渠道当中的融资需求为切入点，打造出符合农业金融产业差别的新金融服务体系，根据不同的客户需求完善定价细则，确定合理的利率水平，根据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点满足不同农户的基本需求。
4.3保证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全面提高
站在整体的角度分析，想要实现农村金融对“三农”工作的良好服务，就要完善和优化金融服务体系，明确其在乡村振兴工作当中的具体职能。要改变现有的工作思维，强化金融服务模式，依照农村地区特有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农民的实际需求，通过面对面、点对点的服务模式实现金融服务和农业种植生产等活动的有效融合。结合这些方面的具体情况来确定对应的金融服务方案，进一步细化以多元化农村经济为主体的金融服务，确保现代农业生产活动得到更科学有效的提升，从根本上解决乡村振兴工作当中的资金难题[10]。
4.4大力发展农村绿色金融服务
首先，要重视农村金融对绿色产业的引导、约束和杠杆作用。农业金融机构要依照农业发展基础强调其实现绿色低碳化的转型方向，结合有效的金融服务促进农业产业呈现更高效、高质量的生产模式，从传统的粗放型生产经营转变为重视生态节约环保的绿色经营，在此过程中要加大绿色信贷的投放力度，重视对农业种植养殖以及深加工产业的金融支持。其次，要细化绿色农业信贷投放制度，通过制定差异化信贷策略，创新现有的绿色金融产品结构。结合农村地区的实际生产和经营特点，探索农产品商标质押贷款的新型贷款模式，结合分类化的客户管理渠道，对现有的信贷项目库当中所涉及的农业循环经济项目分级授信，提高其授信额度。构建以现代化农业科学技术为支撑的农业示范基地，开拓绿色贷款通道，实现农村绿色金融服务的可持续性发展[11]。再次，要强化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性支持，结合现有的政策标准和金融发展制度，落实农村绿色金融的相关要求和政策体系，构建并完善能和其相对应的、以服务于农村地区金融需求为主体的中介服务机构，投入充足的资金，调动涉农机构发展绿色金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重视以绿色金融服务为基础的绿色小微企业和项目的信贷投放。
4.5加大对农村农业贷款的管理力度
想要实现农村地区金融结构的稳定发展，就要完善利率定价机制，高利率会增加农民的贷款负担，阻碍地方经济发展。政府要以规范市场运营模式为主，合理调控农村金融市场，确保各项业务有序进行。农村信用合作社要结合科学的利率机制优化现有利率，确保农民主体得到金融优惠，积极参与地区经济建设。要以小额信贷为主导，结合农村地区的实际信贷需求构建与实际利率相符合的金融制度，在强化融资效率的同时实现对金融机构运营工作的科学引导，确保金融服务能满足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要求。
4.6拓宽信贷渠道，提高农村农业贷款额度
发展农村信贷领域要拓宽农村信贷渠道，提高农村信贷的利用效率，强化监管水平。通过机构担保以及补贴政策，推进农村金融的创新和发展，拓展信贷渠道，发展不同的资金渠道，实现多个渠道资金抵押，保证农村地区经营主体拓展融资渠道。另外要加大农村金融对金融贷款的投入力度，从地方经济的发展角度入手确定金融活动的发展方向，依照民间借贷的实际情况规范并引导市场环境有序发展。
4.7防范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风险
首先，要由财政部门设立专门的农业风险补偿基金来补贴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信贷投入，并适当补偿不良贷款造成的损失，完善并推广农业保险制度。要丰富并完善农村信贷的担保体系，优化现有的金融环境，确保各类金融机构能够更多地参与到农村金融服务当中，有序推动城乡文化和经济建设工作，进一步完善金融保险制度，构建农业金融信贷的对应风险。其次，要扩大政策性保险费用的补贴范围，吸引更多创新型农业主体，结合政策性保险对策预防风险。可以通过政府补贴、税收减免等方式引导并鼓励商业性保险机构开展农业保险相关业务，确保对应的保险服务能满足农业市场的实际需求，为新型的农业主体提供更可靠有效的保险基础。再次，可以推出盈利涉农保险产品，确保农业经营主体在遭遇自然灾害时能得到启动资金补偿。最后，通过引入风险共担及补偿制度来构建政府机构、农户和经济组织等多位一体的联保模式，充分落实集中担保、分散使用的灵活模式，采用综合化的保险措施来防范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金融风险，确保农业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资金可以完全应用到农村地区建设当中，促进农村地区各个领域的整体发展[12]。
5结束语
农村金融工作的发展和完善直接推动解决了“三农”问题，目前在乡村振兴工作过程中支持农村金融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农村金融发展受环境及制度的影响存在诸多困难，对应的保障制度也不能确保金融体系稳定发展，从而影响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影响了乡村的发展。因此要以推进乡村振兴发展为基础，完善农村金融服务制度，进一步促进中国农村经济向高质量方向发展，并实现了农村金融对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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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乡村振兴工作的建议范文第2篇
关键词:农业技术推广;绩效评价;熵值法
1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国内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发展迅速［1］。我国高度重视农业产业的发展，在科技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可以充分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通过多种途径，促进农业产业的发展［2］。然而，仍有多种因素制约着乡镇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开展，农技推广工作受这些因素影响很大，故对这些制约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找出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3］。
2文献综述
2.1农业技术推广模式研究
向仕容、罗华伟分析研究了农业技术推广的运行机制，提出了在其运行机制中构建博弈矩阵［4］。李博等研究发现，推广主体不同，所运行的推广机制也会有所不同［5］。周娟指出，对于农业技术的推广，更适合以最接近农村和农民的基层政府为主导，以农村社区为载体，以农民为主体，充分发挥基层政府的整合、引导和支持作用，发挥农村社区的组织作用，发挥农民拥有地方性知识和实践的优势、作为主体的参与监督的作用，以及自我吸收和改进的积极性，实现其在农业技术推广中的权利自主性［6］。2.2国外对农业技术推广的研究经过梳理各国在农业技术推广方面的研究，发现美国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独具特色，历时200a多，主要采取的是“三位一体”的合作模式［7，8］。整体来说，西方的农业技术推广早已走向产业化模式和合作化模式的道路，其中大多是中、小农户自愿联合集体加工或销售，将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当作是一项系统的农村教育工程［9］。
3指标体系构建
3.1指标构建原则
3.1.1针对性原则各区域农业发展所面临的自然环境、市场环境、政策条件各不相同，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程度、专业化程度也存在差异，因此构建指标体系时应符合针对性原则。3.1.2可操作性原则指标体系在构建时应采用数据获取方便、来源可靠的项作为指标，充分考虑指标数据的可操作性，同时要检验指标是否存在交叉重复，不能量化的因素也要尽可能的兼顾到［10］。3.1.3可比性原则农业技术推广能否顺利进行取决于空间环境的差异性。为了区别不同地区环境的差异性，需要建立定量化评价指标［11］。
3.2指标设计
根据以上原则，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法，对众多的农业推广影响因素进行筛选和优化后，构建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4实证分析
4.1评价方法与步骤
为使论文所设计的指标体系更具专业性和合理性，采用以下方法把原始数据转换为可比较的数据序列。正项型指标:在充分考虑外部环境因子对农业技术推广影响程度的基础上，本研究采用熵值法来确定权重系数，见表1。设有m个评价项目，n个评价指标，xij是第i个评价项的第j个指标值(1≤i≤m1≤j≤n)。建立原始矩阵［15］:将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矩阵:为了使问卷可信有效，笔者在收集问卷数据后，对所获得数据进行了信度检验和效度检验。用科伦巴赫(Cronbach'sα)一致性系数来进行效度检验，根据α系数的检验标准可知，α值越高，表明问卷设计可靠性越大。问卷信度系数为0.777，大于0.7，各个维度的α系数也均大于0.7，说明研究数据总体与维度信度较好，基于该问卷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将得到具有可靠性的结果。效度分析中KMO值为0.738，表明数据亦具有较高效度［13］。使用熵值法对推广能力等总共4项进行权重计算，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推广能力、推广效果、推广满意度、推广创新度4项，其权重值分别是0.252、0.216、0.294、0.238。各项指标的权重都在0.250附近，分布比较均匀。综合得出，在重要性程度方面，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推广满意度、推广能力、推广创新度、推广效果。用同样的方法计算出各维度二级指标的权重值，综合得出农业技术推广绩效考核指标权重表，见表4［15］。
4.2绩效评价结果与分析
根据绩效评价标准和评分规则结合平度市农技推广实际情况，得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评价得分汇总表，如表5所示。笔者认为平度市农业技术推广在推广能力、推广方式方面应重点关注基层农技推广队伍管理机制和制度的建设、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工作经费保障情况、乡镇农机推广机构设施条件、技术推广信息化水平。
5改进建议
从国家层面来看，“三农”工作越来越受重视，平度市应抓住国家高度重视农业人才的契机，积极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平度基层工作;近年来，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已经逐渐代替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平度市应建立完善相应的推广机制。
6结论与展望
对乡村振兴工作的建议范文第3篇
Abstract: In the urban renewal process of western countries, the largest change lies in the alteration from bulldozer movement to cultural regeneration concept, especially the cultural regeneration revolution reflected from the Washington Charter, which becomes the urban renewal and urban cultural image remodeling guide of various countries. With Germany Ruhr Region as the key exampl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urban renewal under the guide of cultural regeneration concept. Urban renewal in China is transferring from simple material reform to deep cultural building, and the value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cultural regeneration is gradually acknowledged. In the urban cultural building and practice, we should properly deal with the relations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crisis, popular cultural and cultural regeneration, “model copy” and independent innovation.
关键词：城市更新；文化传承；文化再生；文化保护
Key words: urban renewal, cultural inheritance, cultural regeneration, cultural protection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09）01-27（7）
作者简介：徐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储存文化、流传文化和创造文化”，被学者们看做是城市的三个基本使命。 ① 然而，在城市化浪潮的裹挟下，今天的中国城市几乎都把经济化、现代化、国际化作为首要的目标。这种目标在驱动着城市新区急剧扩张，老城区大规模改造，城市景观日新月异，物质环境迅速改善的同时，对许多城市，特别是那些历史文化名城，也意味城市的历史文脉被切割、文化资源流失、文化特色消亡等，城市的文化容器有被掏空的危险。因此，在快速的城市更新过程中，有效地保护、传承城市文化，并且使之再生，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已经成为当前实现有机的、和谐的和可持续的城市更新的重要议题。
一、欧美城市更新和保护历程
由于结构性衰退、功能性衰退和物质性老化，持续不断的更新是任何城市得以存在并获得发展动力的重要途径。近代以来，最早的城市更新可以追溯到奥斯曼男爵于1853年到1870年间实施的巴黎改造工程。奥斯曼的改造计划，使19世纪濒于瘫痪的巴黎脱胎换骨，直接塑造了今日巴黎内城的基本格局和城市景观，并且几乎一度成为现代城市规划的标准模板。
西方各主要国家实施的现代“城市更新”运动则开始于二战结束以后。西方城市更新的历程主要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清理―重建”为主的“推土机”运动阶段。二战结束初期和50年代间，城市更新以“清理―重建”为主题，大规模拆除城市中心地区的贫民窟，纽约、巴黎、伦敦、慕尼黑等大城市都在城市中心拆除大量老建筑，代之以各种标榜为“国际式”的高楼。然而，简单的清除―重建并未消除城市的贫民窟，而是贫民窟搬迁，并且由于老城中成熟的邻里关系、社会网络和生计模式被摧毁，城市贫民的生活状况恶化，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一过程被人们冠之以“推土机运动”并遭到猛烈的抨击。
第二阶段是城市中心过度商业化阶段，50年代末和60年代期间，西方城市更新的主要内容是强化中心城区的土地开发，试图通过吸引高盈利能力的机构，如金融保险业、大型百货业、高档写字楼使土地增值。这种CBD打造模式，使中心城区仅仅获得了昙花一现般的繁荣，很快，由于地价飞涨、功能单一，城市的多样性被抹杀，CBD在夜晚和节假日成为“死城”。
第三阶段则是社区综合发展和城市复兴阶段。70年代以后，西方城市为此前城市更新的弊端和社会问题深深困扰，旧的城市更新理念和方式遭到激烈批判。在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等社会思潮的作用下，城市更新的目标超越了单纯的物质更新，转向以追求社区综合发展为目标的城市复兴。1973年美国国会宣布终止城市更新计划，广泛采用“自下而上”的公共参与机制，以小规模的、渐进式的自愿更新取代以前的大规模、激进式的、政府主导的城市更新，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提升城市活力。
欧美国家对城市更新运动反思的重点领域之一是城市更新对于城市文化的冲击和破坏。奥斯曼的巴黎改造计划曾经获得一片赞誉，但近年来该计划不断被人们作为猛烈批判的对象，原因就在于该计划对于巴黎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破坏。据统计，巴黎三分之一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百分之十的私人宅邸，在奥斯曼的推土机下化成了瓦砾。奥斯曼最大的败笔、也是最令人扼腕的是对西堤岛的大拆大建。这是一座被视为法兰西文化摇篮的中世纪岛屿，是巴黎的市中心，也是巴黎圣母院所在的地方。在奥斯曼之前，西堤岛堪称是一座活的、完整的中世纪建筑艺术的博物馆。但奥斯曼摧毁了这座文化摇篮，取而代之的是式样呆板的石头大房子，西堤岛被改造成一个死气沉沉的行政中心，巴黎圣母院则成了一件被保留在橱窗中的艺术品。
二战以后的西方城市更新运动，对于城市物质形态的文化价值已经有所觉悟，对历史建筑进行奥斯曼式的铲除基本不再重演。然而，对于城市日常生活、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长期积累起来的习俗、礼仪、节庆、工具、工艺、技能等各类非物质形态的文化资源则缺乏基本的保护意识，任其在城市更新和物质现代化的浪潮中流失和消亡。
面对城市文化在快速的城市更新中所出的不利境地，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在加强文化保护、文化传承和文化再生方面始终在进行着积极的探索。
1933年8月，国际现代建筑协会颁布的《雅典》首先提出了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的问题。《雅典》提出对“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和地区”应当进行保护。1964年5月在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上通过了《威尼斯》，它在肯定《雅典》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和扩大了城市文物古迹保护的基本概念和范围，它指出文物古迹的概念为“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够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这不仅包括伟大的艺术作品，而且亦适用于随时光流逝而获得文化意义的过去一些较为朴实的艺术品”。并且强调古迹的保护“包含着对一定规模环境的保护”，“不能与其所见证的历史和其产生的环境分离”。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上兴起历史文化保护新的潮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逐步从个体的文物建筑、文物建筑构成的历史地段及其历史环境扩展至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历史街区。此后历次相关的国际会议通过了一系列以历史文化保护为主题的国际性文件，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巴黎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明确定义了三类文化遗产：文物、建筑群和遗址，并且将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提升到全人类精神财富的高度，认为保护文化遗产是整个国际社会的责任。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进一步扩大了文化遗产保护的范畴，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即那些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类文化遗产的主要特征是非物质形态的、但对于某一群体或个人而言是有文化价值的。口头传说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这一公约极大地激发了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积极关注并重新认识各自文化独特性及其价值的热情。
1976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罗毕通过了《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作用的建议》，简称《内罗毕建议》。这一文件对历史街区价值的认识突破了单纯的文化范畴，肯定了历史街区在社会方面、历史方面和实用方面所具有的普遍价值，并且强调把街区的保护修复工作与街区振兴活动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既能满足居民的社会文化和经济需要，又不损坏其历史特征和价值的目标。1977年12月在秘鲁通过的《马丘比丘》，不仅继续扩展了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的范畴，而且从城市发展的角度出发，进一步突破了单纯的消极的静态保护观，更加强调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积极的动态保护，同时还重视对有价值的当代建筑的保护。该指出，“城市的个性和特性取决于城市的体型结构和社会特征。因此不仅要保存和维护好城市的历史遗址和古迹，而且还要继承一般的文化传统。一切有价值的说明社会和民族特性的文物必须保护起来。 保护、恢复和重新使用现有历史遗址和古建筑必须同城市建设过程结合起来，以保证这些文物具有经济意义并继续具有生命力。在考虑再生和更新历史地区的过程中,应把优秀设计质量的当代建筑物包括在内。”1987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简称《华盛顿》，再次阐述了城市保护的意义和作用，它指出“所有城市社区，不论是长期逐渐发展起来的，还是有意创建的，都是历史上各种各样的社会的表现”，在此基础上扩展了城市保护对象，主要为历史城区，包括城市、城镇、历史中心区或居住区及其自然与人工环境，以及这些地区的传统的城市文化价值。“‘保护历史城镇与地区’，意味着对这种地区的保护、保存、修复、发展，以及和谐地适应现代生活所需采取的各种步骤”；“新的功能和作用应该与历史地区的特征相适应”。
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在城市更新的历程中，最大的变革在于从推土机运动到文化再生的理念变革。对于城市文化资源及其价值的认识和界定，经历了一个从狭义到广义的逐步扩展的过程；对于文化保护的目标，则经历了一个从点到面、从静态到动态、从物质到非物质的逐步升华的过程。从《华盛顿》开始，更走出了博物馆式的文物保护模式，重视普通城市社区的文化价值；强调将城市文化的保护、保存，修复和发展作为系统目标，使其和谐地适应现代城市生活和社会需求，使文化得以在现代社会中获得再生；并且将普通市民作为城市文化保护和文化再生的重要力量予以考虑，而不再局限于政府和专家系统；强调在延续并改善原住民生活的基础上，实现城市文化的再生和永续发展。《华盛顿》所彰显的深刻理念变革，既是国际社会在现代城市更新和城市文化保护和发展方面探索工作的结晶，也成为其后各国城市更新和城市文化意象塑造的行动指南。
二、文化再生理念主导下的各国城市更新实践
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以文化再生和城市复兴为目标的城市更新，在西方一些国家逐步成为城市更新的主流。其背景有二：一是国际社会倡导城市文化保护和发展的努力日益深入人心，并形成高度共识；二是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使许多西方国家面临着经济的结构性衰退，在城市重新寻求发展动力时，文化所具有的独特的资源价值及其对经济发展突出的促进功能日益凸现。因此，以文化发展政策主导城市更新的实践在西方国家日渐深入。
一般而言，城市更新主要集中于城市的四类功能区：城市中心区、历史街区、工矿区、居住区。
历史街区的更新与文化保护与发展，在西方各国一直受到政府和民间的特别关注和高度重视，已经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法规和政策体系，具体的做法也有较为清晰的规范，欧美各国在历史街区的保护更新以及文化再生等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般而言，历史街区内主要的文化资源是具有文物价值的历史建筑、普通历史建筑和街区整体环境，各自对于文化传承和文化再生的意义不同，更新的要求也不同。分类保护和更新是较为常见的做法。对于历史街区的普通建筑和街区整体环境，则特别强调保护与合理的使用相结合。近年来随着文化再生和城市复兴的理念主导下，更加突破单纯文物保护和古城保护的局限，扩展到社会文化的保护，特别注重保持传统的空间格局及其内在的精神归属感，维持当地居民的生活样态，注重对历史街区整体环境和文化氛围的保护，寻求可持续发展意义上的文化传承，德国纽伦堡的护城河内，安排为居民休闲的绿色下沉空间，与地铁、地下过街道相连，一年一度的啤酒节也在这里举行。对于具有文化里程碑的标志性历史建筑，一般更加注重保护，过去在使用方面较为局限，主要以开辟博物馆、纪念馆为主。近来，古建筑的合理利用范围得到极大拓展，成为文化再生的重要载体。意大利维罗那始建于罗马帝国时代的古斗兽场，1913年开始用作露天歌剧院；巴拉比埃宫殿于1980年开始改建为会议中心；奥地利维也纳的老皇宫被用作国家图书馆，晚上举行小规模的音乐会 。②
新加坡河沿岸地带的整治和更新，可以说是城市中心区更新与文化再生的经典案例。尽管新加坡是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与亚洲和欧洲的许多国家相比，其开埠历史可以说是短暂的，城市的文化积淀并不深厚。但今天的新加坡，不仅以其良好的生态环境赢得“花园城市”的美誉，同时也以各具特色的历史街区、古建筑、风俗民情等展示着多元文化的风采。新加坡河沿岸地带，紧邻现在的CBD，历史上曾经是码头、货栈、商行云集的区域，保留着典型的南洋风格建筑群。1990年代初期，市区重建局对新加坡河沿岸滨水地带，主要是驳船码头和克拉码头，进行了全面的整治。市区重建局对这一历史地段的整治目标不仅是静态的维修和保护，而是动态的保护和开发，将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整治、古建筑群的维修更新与为商业发展提供空间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治理新加坡河的水质，使其达到观赏水的标准；同时建设既可以观光又可以通行的滨水人行道，布置绿地广场；系统地布置了环境灯光和绿色景观；将沿河的历史建筑依照原貌进行修复，按可以作为商业服务的功能要求全面更新内部设施。更新以后的新加坡河沿岸，历经风雨的历史建筑焕然一新，但传统风貌十分浓郁，CBD的摩天大楼建筑群作为背景，现代与传统形成对照与呼应；新加坡河中游船荡漾，驳船码头和克拉码头被打造成一个世界水准的、魅力无限的户外游览和休闲场所，世界各地的观光者纷至沓来。③
然而，在城市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实践中，还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首先，重建文化自觉，理性面对全球化冲击下的文化融合和文化认同危机。在当今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关系的全球化过程中，借助于以高科技为支持的互联网等信息传播工具，西方文化的渗透无所不在，任何国家既无必要也无可能超脱于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显然，全球化在增强各国各民族对话和交流能力、促进文化融合的同时，也在不断侵蚀着民族文化的领地，文化的多样性也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认同危机令人惴惴不安。恰如亨廷顿指出的那样：“90年代爆发了全球的认同危机，人们看到，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在问‘我是谁?’，‘我们属于哪儿？’以及‘谁跟我们不是一伙？’等”⑦。旨在促进城市营销的文化建设，其主要动力来自于文化产业的诱人前景，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更是在自觉和不自觉中迎合西方主流文化的喜好，对于具有“国际化”水准的、符号意义显著的样板工程和示范项目更为热衷，对于能够表达外来文化的载体建设和活动举办更为青睐，此类项目及其提供的文化产品是否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再造则被忽视。由此看来，城市文化能否获得再生的重要前提是重建文化自觉，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⑧。文化自觉本质上是一种能力，一种对传统文化、本土文化、外来文化的辨识能力，建立在文化自觉基础之上的城市文化建设，将能够从容应对文化变迁和融合的冲击，在文化载体的建设、活动和产品的提供方面，理性吸收外来文化和本土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元素，重塑具有鲜明特色的当代城市文化。
其次，应充分重视大众文化对文化再生的积极作用。从文化再生的内在机理看，大众文化是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文化建设必须满足城市居民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需求。然而由于对于城市文化建设的片面理解，在对大众文化的财政支持方面，各地城市一般并不积极。而城市中投入巨资兴建的样板类文化设施和文化产品，既因为与当地的文化传统和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难以对接，也因为其高昂的费用难以为普通居民所承受，因而难以获得当地居民的响应。但如果缺乏城市居民的普遍参与、响应和支持，城市的文化建设往往依然只能停留在博物馆层次，难以实现文化再生。因此，在未来的城市更新、建设和发展中，为社区和民间的大众文化建设提供充分的空间、载体和财力支持应当成为城市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于当地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元素也应当获得应有的尊重和保护。
再次，处理好“模式复制”和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目前，国内城市无论是物质更新还是文化发展，基本的思路都获益于欧美经验和案例的启发，这有利于我们吸收人类发展的最新成果，避免很多曲折，国际经验和模式确实具有很高的样本价值。然而，中国当前的城市更新所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期，城市文化的发展也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地域特征，单纯的“模式复制”并非城市文化再生的唯一路径。以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而言，目前各地特别热衷于创意产业园的建设，城市的老旧工矿区因此身价倍增。但从城市文化发展的角度看，能够作为工业遗产、具有文化传承价值和文化再生能力的工矿企业，必须是在城市产业发展的历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其生产技术、制造设备代表着某一时期的工业文明，其产品能够承载着城市的集体记忆并激发出归属感和认同感。并非所有的城市老旧工矿区都具有工业遗产价值，创意产业园能够提供的也仅仅是一种物理空间而已。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更需要依靠的是良好的创新氛围、鼓励创新的人才培养和评价制度、促进创业的体制、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制环境等种种制度建设；我们还需要加快建立一个公正的和规则明晰的市场环境，使市场和文化创意相互激活，让创意在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蓬勃地生发。
总之，文化再生是基于文化保护和传承基础之上的发展与再造，一切现行的经验和案例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但却没有任何现成的模板可供复制。对于在全球化和城市化浪潮裹挟下的中国城市而言，在城市更新中最大限度地保留独特的文化元素、保存文化载体并提供文化发展的物理空间，是非常必要的，但仅此是不够的。文化再生所依仗的内在支持是城市文化意识和文化精神的普遍觉醒，是高度的文化自觉，是旺盛的文化创新和创造能力，因此，营造推动创新、激发创造、激励尝试、宽容失败的文化“气场”，是文化发展的内在要义。
①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宋俊岭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33．
②张广汉．欧洲历史文化古城保护[J]．国外城市规划，2002.
③黄科宏．新加坡的城市保护[J]．国外城市规划，2001.
④ 卢永毅，杨燕．化腐朽为神奇――德国鲁尔区产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J]．时代建筑，2006.
⑤ 下塔吉尔．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ICCIH），2003.
⑥ 北京城市文化宣言，2007年7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