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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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范文第1篇

一、“民工荒”——劳动力市场发展新挑战

人们一度认为现在中国劳动力就业领域的最大问题是总量问题，因为我国目前正处于劳动年龄人口高峰期，各个渠道需要就业的人口都在激增，包括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的下岗人员以及新生劳动力…。蔡昉认为，总量问题并不是主要矛盾，经过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力市场的继续发育，均衡是迟早的事情。

关键还在于结构上面，“民工荒”现象是最突出的反映。**年，广东、福建、江苏、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先后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招工难"，特别是珠三角，那一年加工制造类企业的工人缺口就高达200万人，引起了社会上极大反响。随后几年，“民工荒”愈演愈烈，范围蔓延至全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市场是对劳动力资源起基础性作用的。一个成熟、理想的劳动力市场能够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市场中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到合理、效益比较好的部门、行业和环节中去，达到“人”和“事”的匹配的最佳状态，从而提高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和活力。而现在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已经很有力地证明了当宏观经济出现波动影响到劳动力需求量的变化时，劳动力市场没能及时、准确的传递这种信息，没能灵活有效地实现“人”的自由流动，最终市场运动造成了一个扭曲变形的现象——成千上万的空缺岗位与上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之间形成了断裂。这就反映出在中国当前的人口类型之下，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相对滞后。

1、体制障碍

户籍制度是妨碍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制度根源。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户籍制度进行了一定的改革,但它仍然与就业、保障等一系列政策相联系,起着“分割”的作用，使农民工总是不能取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身份和待遇。这种分割首先是体现在就业政策存在着差异。农民工从进城的那天起,就被称为是“外来民工”，各地政府在对外来劳动力的就业行业、部门、数量实行种种限制，这些限制总是把外来劳动力排挤到低最低端的部门，去做城里人不愿意做的脏、苦、累的活。其次是在社会保障差异。目前在城镇已经基本构筑了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农村的保障项目缺失却非常严重。而且目前社会保障的受保人群是以户籍来划分的,农民工本身的“农民身份”使他们不能完全享受到城镇的各种保障，当他们在城市里遇到各种工作生活的困境时很容易遭遇保障的空白。另外还有教育、培训机会差异。…

户籍制度的障碍以及它的一系列“连锁反应”都说明的当前的劳动力市场并没有打破传统的二元分割结构。相反，还促成了一种新的二元体制的形成——主要在国有部门发挥作用的计划性劳动力配置机制以及在非国有部门发挥作用的劳动力市场配置机制这么两个相互分割的机制。所以，实际上在中国就形成了一个双二元劳动力市场。这些体制上的障碍的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2、农村劳动力素质。不得不承认，素质低已经成为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瓶颈”因素。虽然近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但与城市劳动力相比、与整个产业升级的步伐相比,仍然偏低，这使他们不得不处于竞争劣势，他们可以转移的领域只会越来越窄，必然会失去在城市“拾遗补阙”的机会。从目前的状况看,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大量集中在低技能、重体力的部门,这些部门由于工资低下、工作不稳定、劳动强度又大,劳动力没有足够的动力去进行培训,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劳动力流向正规部门,加剧了部门分割——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3、就业服务体系发展滞后。一方面是农民工的就业观念落后，他们外出就业获取信息的渠道主要还是依赖老乡之间的相互介绍，要不就是瞎猫碰死老鼠聚集到街边的临时零工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机会,另一方面我国的就业服务和职业中介还在发展起步阶段，缺乏专门针对外来劳动力的规范就业服务机构。当前劳动力中介市场中缺乏诚信、收费标准不合理的现象比比皆是，并不能在劳动力和用人单位之间形成良好的桥梁，去年的“黑砖窑”事件、“凉山童工”事件中，黑中介就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劳动力市场当中的不规范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劳动力就业渠道不畅。

要形成一体化的成熟的劳动力市场，必须清除障碍，使劳动力得到“真正彻底地解放”。

二、统筹城乡就业——对促进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展望

（一）是挑战也是机遇

我们现在所处的形势，并不仅仅体现了各种弊端，其中还是蕴涵的不少的有利因素，这也为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机遇。

1、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

劳动关系中存在着一个所谓“供求法则”，即劳动力供求之间的关系决定着劳动者与用工者之间的谈判地位，以及他们双方在政府立法和政策决定中的相对影响力。当劳动力供不应求时，局势是有利于劳动者的，这是一个劳动力市场制度形成和完善的大好时机。这并不是无稽之谈，4年的“民工荒”，中国的劳资力量对比已经开始朝着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发展，农民工有了较大的就业选择空间，企业主为了保证企业的正常运作逐渐改善各种雇佣条件…。

2、政府的良好的政策背景

随着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政府不再直接介入劳动力配置和工资决定，但是政府的社会职能特别是改善民生、促进就业的职能必须加强，要通过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通过加快体制改革来扫清市场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现在这个市场发育的关键时期，政府的政策导向非常重要。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政府这个关于统筹城乡就业、建立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的战略部署所体现出来的平等就业的理念可以成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突破口”。另外《就业促进法》和《劳动合同法》于1月1日正式实施，这两部法律加上《劳动法》、《最低工资条例》成为了规范劳动力市场的重要依据，从法律的高度为完善劳动力市场提供了保障。

（二）统筹城乡就业，建立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1、户籍制度改革

我们国家的户籍制度改革在**年就已经开始启动，从“条件准入”到“统一居民户口”，也算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目前，全国已经有河北、辽宁、山东等12个省份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划分，统称为居民户口。但从实际看来，户籍制度改革的地区性差异还蛮大的，特别是象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对于外地人口的准入条件还是非常苛刻的，仅仅只是为特殊人才的引进开绿灯，户籍制度改革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蔡昉有一个边际理论，他认为是否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在什么时机进行，改革的力度和深度如何，主要取决于改革主体——城市政府对于改革的成本和收益的衡量和判断。也就是说政府之所以进行户籍制度的改革，是因为地方经济可以从中获得劳动力流动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益。但是随着改革力度提高，城市可能会出现过度的人口拥挤现象，政府财力不逮，失业率上升，社会不稳定程度也会提高，这样的话，改革的边际成本就会提高，边际收益会降低，改革就不再是有利可图了。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本身就要支撑1600万左右人口的社保、就业、入学、住房等等负担。户口一旦放开的话，必定会有大量的人口涌入，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户籍制度改革，并不是简单的户口变更问题，他要涉及到许多相关的配套政策的落实。很多专家就指出，如果城市公共产品与服务不能承载过多人口，新进城的人就有很多相关利益享受不到。因此户籍制度改革要想切实取得成效，不能靠户口一迁了之，而要着眼于搞好综合配套改革。

2、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我国这样的国情下,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城乡有别、地区有别的策略，逐步改变城乡失衡的状态，农村要加强制度的建设，城市要从完善的角度出发。就目前而言,根据农民工在事实上已经是城市居住者的特点,完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着重是要建立起属于农民工的一些社会保障项目。其中，需要急迫解决的是农民工的工伤保险问题。因为农民从事高危行业工作的不在少数，而与农民工所处的高危环境极不相称的是他们人身保障的不完善。其实，**年，农民工就已经被纳入《工伤保险条例》的范围中，而且根据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要求，截至**年底，我国已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要被纳入工伤保险体系。这部分农民工总人数约5000万—6000万，但目前真正享有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只有2200多万，不足建立劳动关系农民工的一半，只是农民工总数的10%左右，也就是另外的90%的农民工还没有参加工伤保险，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农民工本身的流动性、工作的暂时性外，最主要的还是非法用工现象，农民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工伤保险，这样一旦发生安全事故，这部分农民工就会无依无靠。即使走法律途径进行工伤索赔，漫长、繁琐、高成本的工伤鉴定和各种法律程序也会把他们拖垮。如何真正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利，从责任归属、简化程序等方面进行考虑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3、培育第三方组织。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范文第2篇

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论(LesterC.Thurow，P.B.Doeringer，M.J.Piore etcetera)指出，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劳动力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主要劳动力市场收入高、工作稳定、工作条件好、培训机会多、具有良好的晋升机制，次要劳动力市场则正好相反；并且，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性较少，处于分割状态。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在劳动力市场，也存在二元性，存在熟练劳动力市场和非熟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主要表现为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的同时，却不能与城市劳动者一样平等就业，甚至面临着一些不合理的待遇。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造成我国长期以来劳动力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转变，影响到社会、经济结构的顺利转化。

二、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形成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将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城市发展，一方面，有限的资源被大量投向城市发展，另一方面，从农村以低廉的价格获取大量资源以支持城市发展，导致城乡差距的加剧。同时，政府制定了相关政策来限制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与城市人口共享发展的果实。此外，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直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国家为缓解城市的承载力，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措施，限制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市民化。在系列的因素影响下，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的最终得以形成，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发展战略。2.户籍制度及与之配套的一系列政策、制度。3.城乡公共服务的 非均衡化。长久以来，由于政策的倾斜，政府将大部分优势资源集中在城市，在广大农村，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都严重匮乏，加上农民自身收入低，观念落后，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比重远低于城市，从而导致了农村劳动力资源素质长期低下，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出现了城乡劳动力市场资源的二元性。4.对就业准入的限定。早期，国家对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在就业方面制定了很多限制。

三、促进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融合的一些建议

为促进我国二元经济顺利转化，成功实现社会经济结构升级，我国已着手建立城乡平等、一体化的就业市场，但城乡二元就业格局仍未从根本上打破。为此，应当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城乡平等就业体制的形成，积极推进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平等就业权、子女受教育权、居住权和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从而打破城乡二元就业格局，最终形成统一的城乡就业市场。

第一，户籍、就业制度改革。逐步取消户籍制度的限制，降低农民工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加快符合入住城市的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在就业制度方面，给予农村劳动者和城市劳动者同样的就业机会，废除歧视用工制度，逐步实行同工同权、同工同酬，建立城乡平等的就业制度、用工制度，加强公共就业服务建设，逐步实现劳动力市场的一元化。

第二，继续推进城市化进程，加快城镇化速度。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充分发挥大城市的扩散、辐射作用，构建城市圈，带动周边城乡发展；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充分挖掘潜力；积极引导和农村开发、根据地方特色，因地制宜的发展农村工业化。推进城乡体制改革，加快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市民化，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争取早日实现城乡一体化。

第三，深化农村教育体制改革，公共资源向农村和城市薄弱学校倾斜。城乡教育差距的扩大会加剧劳动力素质的差距扩大，为此，政府应当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资金投入，改善农村教育基础设施，提高农村教师福利待遇，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能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资源的素质。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部地区;劳动力转移;农村

中图分类号:F24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3-0109-02

一、中部地区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是否来到

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中,由于传统部门中无限的劳动力供给,现代部门可以用不变的工资水平不受限制地获得所需要的劳动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在长时间内呈现一种二元经济格局,一方面是以维持生计的工资源源不断地提供劳动力的传统部门,另一方面是由积累率制约的不断扩张的现代部门。直到现代部门的发展把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二元经济增长才逐步被合成一体化的和均衡的现代经济增长。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的这个时点,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刘易斯模型式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但是,从最近在劳动力市场上发生的一些新的变化,我们可以判断,一个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劳动力有限剩余的转变正在发生(王德文,等,2005;蔡,2005),意味着局部性和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将会经常出现。主要表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的“民工荒”、“技工荒”等现象,就是这个新趋势的端倪。伴随着刘易斯拐点的两个标志性变化是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结合这两个标志性特征,我们来分析中部省份的劳动力供给情况。

2000-2008年中部六省和全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平均水平。除了2000年中部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持平以外,中部地区其他年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从2003年以来,中部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速度明显减缓,说明相较全国而言中部地区的劳动力供给有上升趋势。事实上由历年统计年鉴的资料显示,中部地区由于人口基数大,且自然增长率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1世纪以来,中部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高于全国水平0.2个百分点。从这个角度来看,中部地区的刘易斯拐点似乎还没有到来。

再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发展进度来分析。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后从事的职业多为制造业、建筑业和住宿餐饮业,本文从这几个行业进行比较。从近几年统计年鉴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林渔牧业平均工资水平与其他三大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的差距没有明显缩小的趋势。2003-2005年的差距呈扩大的趋势,2006-2007年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但是,建筑业和制造业的下降幅度较小,与2003年水平相比,行业间的差距没有缩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似乎没有取得太大的成效,不能形成一个总体良性的趋势,且各行业工资的年均增长率差距扩大,这势必进一步恶化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综上所述,针对刘易斯转折点的两个标识性变化,可以得到以下结论:(1)从劳动力供给状况来看,中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增长仍处于一个不断上升的阶段。(2)从劳动力市场发展情况来看,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并没有明显改善。在二元经济条件下,作为传统经济的代表性部门,农业部门以不变工资率为现代部门源源不断地提供劳动力,工资水平长期处于生存水平。当现代部门的扩大把农业中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时,相应地引起农业中工资水平的提高。而中部地区目前的状况是,尽管农业工资水平近年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与其他行业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没有实现一体化。因此,从劳动力供给及劳动力市场这两个方面来说,中部地区的刘易斯转折点仍未到来。

二、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才能缓解就业压力

从长期发展来看,资本密集程度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跟上世界信息化及科技革命浪潮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中部地区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升产业技术层次和结构,许多地区的产业结构开始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从而使各市产业结构的差距逐渐拉大,例如湖北省花大力气打造号称中国硅谷的光谷产业园以及湖南省的长沙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这些措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可是产业结构的差异也引起了第二、第三产业农村劳动力吸纳弹性的差异。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加速和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深化,国有企事业单位对新增劳动力的需求是有限的,就业容量还将进一步收缩。由于历史的原因,中部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还不充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一个现实的办法就是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从经验来看,世界各国的中小企业都是吸纳就业的主要载体。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势头增强,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伴随着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中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势头良好,取得明显成效。2006年中部地区乡镇企业增加值达到15653亿元,占全国的27.01%(西部地区乡镇企业5.73%),新吸纳农村劳动力111.4万人,中部乡镇企业发展对农村就业的贡献进一步上升。中小企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也为当地农民创造了就业岗位,为农民就业和增收提供了有效途径。如何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也成为中部崛起过程中必须考虑的课题。

三、中部地区政府是否应该干预劳动力转移?

图中,Q代表劳动力的数量,P代表劳动力的价格。在政府没有参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情况下,农村的劳动力转移一般是通过劳务中介或熟人等方式到异地就业,而且一般是提供初级工业劳动或简单的体力劳动,其价格比较低廉,劳务输出数量较少。此时劳动力的供给曲线为s1,需求曲线为D1,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均衡点就为E。,原始劳务输出量是Qn,达到此均衡时转移到城镇的农村劳动力的供求均衡价格为Pn。若当地政府将待转移的劳动力组织起来,通过政府的一些中介组织或者鼓励经济市场上的中介组织带动劳动力输出,使得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最终,劳动力的供给曲线由s1上升为s2,均衡点从E1转变为E。,此时,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数量由Q1上升为Q,扩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但是由于供给的增加,其均衡价格由Pn降为P1,此时0Q。EP与OQ,E1P1的面积难以比较,也就是说,政府干预农村劳务输出的行为所实现的社会效益并不明显。倘若政府加大对农村教育及农民素质提高的投入,通过职业教育等培训方

式,使待转移农村劳动力具备相关专业的知识,增加其劳动技能,提升了过剩劳动力的价值内涵,从而扩大农民在城镇的就业范围。对这种提升价值后的劳动力的需求曲线从D1上升到D:,均衡点从E,变更为E:,此时均衡时的劳务数量仍会增加,即Q1增至Q1,劳务价格由P1上升至P1。对于政府干预前的劳务价格P1和干预后的最终价格P2的大小比较,关键要看劳务需求增加的幅度与劳务供给的增加幅度大小关系,如果前者大于后者,那么政府干预后的最终劳务价格P2将大于干预前的价格P1,反之亦然。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政府参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待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及技术指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直接影响用工单位对输出农民的需求量。

从政府职能角度来看,随着劳动力转移数量的迅速扩张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干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成为其职能要求。目前,在我国行政区域经济占主导的背景下,各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已成为当地政府的经济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在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发挥正确的功能与作用,是当前政府调控社会经济进程中的应有的义务,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也是地方政府探寻经济发展有效途径的积极探索。

四、中部地区的职业教育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得出结论,政府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对其实施职业教育和培训具有绝对的正的外部效应,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职业教育可以增加劳动力转移时获得工作的概率。而从2008年的统计年鉴中查到的资料发现,中部地区的职业教育存在很好的基础,但是其社会功能还没有完全释放m。对比全国范围,中部地区的技工学校个数不少,基本上中部六省全部排在中上游,特别是湖北和河南的技工学校数量分别排全国第一和第四。

参考文献:

[1]王德文,蔡防,高文书,全球化与中国国内劳动力流动:新趋势与政策含义[K].开放导报,2005,(4).

[2]蔡防.中国会出现劳动力短缺吗?――劳动力市场新特征分析[K]//刘国光,王洛林,李京文主编.中国经济前景分析――2005年春季报告.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

[3]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农业统计年鉴2007[K].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84).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范文第4篇

关键词：拐点；劳动力；就业

一、刘易斯转折点

刘易斯（Arthur Lewis，1954）发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提出“二元经济”假说，由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组成的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业中有大量过剩劳动力，劳动力对现代部门具有无限供给弹性；第二阶段，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上升，减少农业劳动力供给，农产品逐步出现短缺，转移工人工资开始上升，工业吸收过剩劳动力的进程减慢；第三阶段，有限剩余的劳动力被完全吸收殆尽，经济进入一体化阶段。现阶段我国人口增长逐步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从80年代开始下降，21世纪以来下降速度加快，预计在2017年左右停止增长。2004年开始出现以“民工荒”为表现形式的结构性劳动力短缺现象，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地区甚至劳动力输出省份；2009年部分地区出现劳动力短缺、民工“返乡潮”等现象；同时，随着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日益频繁，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大大加深，近年来劳动力工资也出现了较快上涨。这表明我国经济经历了一个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增长阶段之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消失，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初见端倪（王金营、顾瑶，2011，周立，2011，王德文等，2009）。

二、劳动力市场形势

（1）失业率高，就业压力大。我国现阶段的劳动力就业情况不太乐观，近年来，我国城镇登记的失业率逐年升高，2009年底为4.3%，而实际失业率居高不下。2008年社会科学院的《社会蓝皮书》统计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已达9.4%，这还不包括农民季节性失业等我国的实际失业率大大超过国际警戒7%，就业形式不容乐观（王金营、顾瑶，2011）。过去十一五期间，城乡年均新成长劳动力2000万人，全国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人，加上其他下岗失业人员等，每年需要安排就业人数达2400万人。经济增速如果在8%到9%，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大约800至900万，考虑其他因素，可安排的就业人数1200万左右，因而，过去五年间，劳动力供求缺口大约1200万人。另外，自1999年高校扩招后，大学生就业难也越来越严峻。从2002年至2010年，高校扩张之后培养出的大学生合计3445万人，这比按正常速度发展的情况要多培养出2347万人（孙健，2011）。（2）劳动力供求不合理。从各人才市场的招聘情况来看，用人单位对文化程度的需求均有所增长，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需求增长幅度较大，而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招聘需求有所下降；中小型公司很难留住高学历、高技术及熟练技能人才。另一方面，高校扩招使毕业生数量大幅增加，同时专业设置调整又滞后市场需求的变化，导致大学生就业错位等；城乡经济结构差异，薪酬待遇差别等也影响大学生的就业选择。这些因素导致劳动力市场结构失衡，高素质人才匮乏，大学生就业难、毕业即失业等现象（王金营、顾瑶，2011）。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继续减缓，由此，农民工、大学生的就业形势进一步严峻，劳动力市场供求平衡矛盾加剧。

三、缓解劳动力市场矛盾的启示

从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历程看，二元经济现象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阶段，如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调整劳动力供求结构，使之适合经济发展的要求，同时又能满足劳动力的供给，这对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具有现实意义。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表现为用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二个方面。高校扩招带进校园的那部分学生，他们学习的理论知识在实践中毫无用处，而劳动力市场中企业对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巨大。因此，要解决劳动力市场中的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等问题，首先必须审慎地对待高校的扩招，同时，社会及学校需要培养大批的短期技术人员，满足市场对技术员工的缺口（孙健，2011）。

从劳动力个人角度，高校学生应该学好专业知识的同时，还需要培养社会实践能力，提升专业技术能力；已经工作的劳动力，不能只满足于现有的工作技术水平上，而应该进一步学习新的专业技能，满足新市场对技术人员的需求，保持劳动力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A].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1～46

[2] 王金营，顾瑶.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形势及未来变化趋势研究[J].人口学刊.2011（3）

[3] 周立.“刘易斯拐点”已现：“民工荒”与“涨薪潮”[J].经济学研究.2011（3）.Vol 9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劳动力市场扭曲 收入差距 行业进入壁垒

〔中图分类号〕F241.2；F04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5-0044-11

一、问题提出

当前中国，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①政府近些年也一直致力于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但收效甚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城乡收人差距的增速虽有所放缓，但行业收入差距问题却日益凸显，并已成为我国当前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重要推动因素。②当然，这也引起了学术界前所未有的关注。比如，李实和赵人伟、洪兴建以及魏众都指出，我国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正呈不断扩大趋势。③罗楚亮和李实也通过研究发现，现阶段我国不同行业间的人均工资水平具有较大的差距，而福利补贴的差异更大，从而增大了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④而且，收入层级越高，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越大。⑤这样，自然而然地浮现出以下问题：到底是什么因素或原因在推动我国行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其背后的作用机理又是什么？

张少杰等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行业分割，使得劳动力的行业间流动受到限制，造成了我国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张少杰、董碧松、郭雅娴：《不完全要素市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魏众发现，1990年以来我国行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与垄断行业工资增长速度过快有非常大的关系。魏众：《中国当前的收入分配状况及对策分析》，《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8期。而王甫勤认为，人力资本是决定收入高低的主要因素，但劳动力市场分割扭曲也有着重要影响，它是影响我国当前行业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王甫勤：《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收入分配》，《社会》2010年第1期。叶林祥等指出，行业垄断与所有制均是造成我国行业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但所有制的影响要大于行业垄断的影响，并且二者的共同作用导致我国行业收入差距日趋扩大。叶林祥、李实、罗楚亮：《行业垄断、所有制与企业工资收入差距――基于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11年第4期。惠宁和郭淑娟实证研究了行业垄断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2003-2009年间我国行业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平均收入差距占到了全国平均收入差距的60%～70%。惠宁、郭淑娟：《行业垄断与行业收入差距研究》，《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年第8期。王天夫和崔晓雄更是详细分析了行业影响收入分配的两条路径：一是直接影响不同行业的平均收入，二是通过影响不同行业中个人特征（如教育、年龄等）的收入回报率而结构性地调整收入分配。王天夫、崔晓雄：《行业是如何影响收入的――基于多层线性模型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最后，冯涛和罗小伟从“身份”型社会视角探讨了我国劳动力市场“身份”型分割扭曲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然后基于CGSS2010数据实证发现，在我国个人收入水平与其“身份”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其中行业上具有“垄断”和“国有”身份的劳动力分别比“非垄断”和“非国有”身份的劳动力获得的收入更高，且两类劳动力之间确实存在着显著的收入差距。冯涛、罗小伟：《劳动力市场扭曲与收入差距研究――基于“身份”型社会视角》，《经济管理》2015年第4期。可是，本文认为他们大部分人都未能抓住造成我国行业收入差距乃至总体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深层本质。实质上，造成我国行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是：渐进式改革使得我国政府在推行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对部分行业仍保持行政垄断进而维持其各种特权，使得我国劳动力市场在行业上呈竞争-垄断“二元”分割扭曲，从而阻碍了竞争部门的劳动力向垄断部门自由流动，扭曲了劳动力竞价机制，导致竞争部门的劳动力报酬过低而垄断部门劳动力报酬过高，进而造成行业收入分配严重失衡。

二、我国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测度

遵照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不存在任何摩擦）的，劳动力等要素能在两个部门之间自由流动，那么两部门的劳动力报酬将趋于均等化，即wa=wb（其中w为工资率，a、b表示2个不同的部门），从而两部门的收入水平也将趋于均等。可是，当劳动力市场存在扭曲时（如制度障碍、市场分割等），劳动力就无法在两部门间自由流动，这必将引发出生产要素错配问题，进而会影响某个部门的生产效率，那么两个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报酬就会存在着显著差异。于是，本文以行业进入壁垒强度为标准（具体根据各行业的非公有制经济占比与外商实际直接投资额加以划分），将全国所有行业划分为竞争和垄断两大部门。由于2003年时国家统计部门对我国行业划分进行了变更，为尽可能地保证统计口径的统一，本文所探讨的垄断部门具体为：1978-2002年包括采掘业，电力、煤气和水生产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而2003-2013年包括采掘业，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生产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其余的行业相应地划归于竞争部门。设定劳动力市场处于扭曲情形下，市场实现出清时竞争部门与垄断部门的工资率满足：

于是，由已有的我国行业方面的宏观统计数据就能测算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行业扭曲指数。

首先，由于无法获得全国及各个省份分行业教育收益率（ρx）的具体数据，在对我国现有关于教育收益率研究成果梳理与比较后，本文最终选择杨惠馨和王海兵基于CHNS（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运用扩展的明瑟方程所估测的值作为我国行业教育收益率。详见杨惠馨、王海兵：《中国教育收益率：1989-2011》，《南方经济》2015年第6期。当然，这只是中国教育收益率全行业平均值，肯定会对估测值的精确性产生影响。其次，全国分行业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数据（sx）则由2001-2013年的《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和201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到。本文将各统计年鉴中的受教育程度相应转换为受教育年限，其中文盲为0年、小学毕业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和中专为12年、大专和本科为16年、研究生及以上为20年，然后分行业用各个学历层次的年限乘以权数（其所占总人口比）得到相应受教育年限数据。而遗憾的是，无法获得各个省份的分行业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数据，因此本文只能将全国值用于到各省份人力资本因素控制的调整中。最后，由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与各省份的地区统计年鉴计算得出竞争部门与垄断部门的产出增加值比重zC和1-zC、劳动力占比lC和1-lC。至此我们可以估算全国及各省份2000-2013年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程度。由于一些省份未公布分行业产出增加值，所以我们最终只能计算得到22个省份的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指数。由于所估测的省份多达22个，难以对各个省份在2000-2013年期间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变化情况一一作详细分析，而且这样做既繁琐又难以清晰地看出其变化趋势，因此本文接下来也仅在图1中绘制出了全国及东、中、西部其中，东部地区具体包括北京、天津、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9个省/直辖市，中部地区具体包括山西、安徽、河南、湖南4个省份，西部地区具体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地区2000-2013年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指数的变化趋势。

从图1可以发现，无论是全国还是各个地区的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指数均在2000-2013年期间呈现出平稳提升的趋势，这表明2000年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情况出现持续改善，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正逐年提升。这与我国政府自1978年以来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分不开的，且市场经济改革不仅弱化了我国企业间的体制性分割，也提升了全国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另外，我国于2001年加入WTO。 根据WTO的要求，我国政府对原来一些严格限制进入的行业逐步放开。如金融行业，根据当时加入WTO的承诺，我国金融行业将于2006年12月11日之前全面开放，而如电信业、石化业、影视业、报刊业、教育业、交通业、仓储业、邮递服务业等也在WTO后的3到5年内逐步对外资全面放开。这正是2000年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程度持续下降的重要推动力。

具体来看：东部地区，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程度相对较小，而考察期间增长速度也相对缓慢；中部地区2000年时，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较为严重，但这些年改善非常大，增速也最快，在图1中其曲线较为陡峭，这与考察的对象较少（山西、安徽、河南、湖南4个省）且山西省的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指数较大有关系；西部地区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程度相对较高，考察期间增速也较为平缓，这可能与我国加入WTO后实施行业对外资开放时在地区上西部地区开放时间最晚、开放力度最小有着莫大关系。另外，由于一些省份的某些统计数据缺失，造成我们最终的考察省份只有22个，这也造成东中西部地区均值都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这既有统计口径差异也有人为因素的原因。当然，全国统计数值相对真实可靠，可以作为重点参考和研究对象。那么从图1可以得出：2000年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指数有了显著提升，这意味着我国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在此期间明显改善。

三、理论模型

本部分将在一个封闭的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中，从劳动力市场行业上竞争-垄断二元分割角度分析劳动力扭曲对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参照Restuccia等、Alvarez-Cuadrado等及盖庆恩等的作法，将劳动力市场扭曲引入到一个标准的两部门新古典经济增长框架中。Restucciaa D.， Yang D.T. and Zhu X.， “Agriculture and Aggregate Productivity： A Quantitative Cross-country Analysi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55， no.2， 2008， pp.234～250； Alvarez-Cuadrado F. and M. Poschke， “Structural Change Out of Agriculture： Labor Push versus Labor Pull，”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vol.3， no.3， 2011， pp.127～158；盖庆恩、朱喜、史清华：《劳动力市场扭曲、结构转变和中国劳动生产率》，《经济研究》2013年第5期。

1.基本假设

考虑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存在彼此分割的两部门（垄断部门与竞争部门），由于两个部门之间存在着制度分割，导致劳动力无法实现自由流动。为了分析简便，进一步假定该经济的劳动力数量（L）等于其人口数量，且人口增长率为0。

（1）生产部门

首先，假设该经济体只存在两个部门：竞争部门（C）和垄断部门（M），通过投入劳动力（L）和资本（K）生产出各自的产品，而其生产函数依次为：

由此可以看出，两部门的收入差距（ζ）与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指数（τi）成负相关。由于劳动力市场的行业扭曲程度随指数τi反向变化，因此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扭曲对行业收入差距具有正向作用，即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越严重（τi越小），两部门间的收入差距（ζ）越大；而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程度越小（τi越大），则两部门间的收入差距（ζ）越小。另外，两部门的收入差距还受到两部门的劳动力产出弹性（α，β）的影响，而收入差距的绝对值还受到部门M的基准工资（wM）的影响。

3.长期均衡

长期看，初始收入状况对下一期的收入水平有着重要影响。另外，在我国，父辈的就业行业、职务及收入水平对子女的就业行业、工作单位及收入水平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将构建一个考虑代际传递情形的劳动力市场扭曲与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期均衡模型。

为了便于分析，假设代表性个人只存活2期，即青年期和成年期。其中，在青年期初可以从父辈那获得数量为b的收入（财产），此时他面临着两种选择，即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直接进入工作条件差且相对低收入的竞争部门C工作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自身技能从而将来进入工作条件好且收入较高的垄断部门M就业，但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为F，同时假定当b

显然，作为理性人，如果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就直接进入竞争部门C工作的效用大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进入垄断部门M工作的效用，那么他肯定会选择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就直接进入竞争部门C工作。根据式（16），当2wC+F>wM时，所有人都将选择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直接进入竞争部门C工作，那么垄断部门M就不存在，因此需施加一个约束条件：2wC+FwM。根据式（16），个人是否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将受到青年期初从父辈那获得的财产（收入）数量多寡的影响（这又与父辈收入水平相关）。从而得出，当个人青年期初获得的财产b>X时，他将选择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并在成年期就业于垄断部门M，而当其青年期初获得的财产b

X=2wC+F（1+r）-wMr（18）

因此，个人在青年期之初获得的财产（收入）数量多少（这又与父辈的就业部门直接相关）决定了他是否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并最终进入竞争部门C还是垄断部门M就业，进而决定了他的收入水平高低，当然也进一步决定了他留给下一代的的财产（收入），于是又间接决定了其子辈的收入水平。基于此，提出假说一：就业于收入水平较高的垄断部门M的代表性个人更倾向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并最后进入到垄断部门M工作以获得高收入，而就业于收入水平低的竞争部门C的代表性个人则更倾向于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就直接进入部门C而只能获得较低的收入。

进一步，假设就业于垄断部门M的代表性个人的收入IM>I*=γ-1F，他们留给子辈的财产（收入）数量b（I）>F，那么他们的子辈当然就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并在成年期就业于垄断部门M。而就业于竞争部门C的代表性个人的收入ICt

在第t期收入水平低于χ的代表性个人或许他的下几辈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但若干辈之后则会选择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直接进入竞争部门C就业，最终其收入将收敛于IC；而收入水平高于χ的代表性个人的子辈们将都会选择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最终其子辈们将一直就业于垄断部门M而其收入就将收敛于IM。

从而，在劳动力市场存在行业上竞争-垄断二元分割扭曲情况，两个部门的收入差距将收敛于：

其中μ=F/2wM，由此可以得出，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不仅影响当期不同部门代表性个人的收入水平并产生收入差距，而且它将会推动着两个部门之间的个人收人差距持续扩大并可能引发两极分化问题。

四、实证分析

本节将采用2000-2013年全国及22个省/市/自治区实证数据中的2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具体包括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辽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一个含有控制变量的劳动力市场扭曲与收入差距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1.模型选择

考虑到收入差距具有较强的惯性，且还受到其他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影响，本文将在计量模型中添加因变量的滞后项和控制项。从而设定劳动力市场扭曲与行业收入差距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为：

2.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本文计量模型所采用的被解释变量（行业收入差距）、解释变量（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及其他控制变量的符号与相关含义及说明如表1所示。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以及2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地方统计年鉴。一些省份分行业相关数据缺失，个别缺失值通过插值法补齐。

3.实证结果及分析

针对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容易出现解释变量内生性，从而导致参数估计有偏的问题，本文采用差分GMM估计和系统GMM估计两种方法来对参数进行估计。

（1）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参数GMM估计前，首先需要对样本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以避免伪回归情况。通过Stata12.0软件采用ADF检验、LLC检验和Hadri LM检验3种方法对实证检验所使用的所有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所有样本水平数据都是平稳的。囿于篇幅所限，检验结果未予报告。

（2）实证结果分析

由于无法获得各省份的分行业受教育年限和教育收益率数据，所以在回归时只能用全国分行业数据替代，而对全国数据做回归时发现行业受教育差异的估计结果均不显著，因此在后面的回归中将该控制变量排除在外。另外，考虑到受教育年限和教育收益率数据略失精确，因此解释变量（idlm）分别使用了原始值（未进行人力资本控制）和调整值（进行人力资本控制）来做对比估计，具体结果见表2。

表2中，模型（1）、（2）、（5）、（6）的解释变量（idlm）为未进行人力资本控制的原始值，而模型（3）、（4）、（7）、（8）的解释变量（idlm）为进行人力资本控制后的调整值。从表2可以发现：8个模型都满足扰动项一阶序列自相关而二阶序列未自相关的假设，这表明两步差分GMM和系统GMM估计量均是一致的；同时模型（1）～（8）也都通过了Sargan检验，表明选择的工具变量也是有效的。因此本文采用GMM估计是合适的。具体系数估计方面，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变量（idlm）的回归系数符号均为负，且模型（1）～（8）均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模型（4）和（8）更是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指数越小，劳动力市场的行业扭曲越严重，则两部门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越大，而且劳动力市场扭曲与行业收入差距之间的这种正向关系是稳健的。再则，对比模型（1）和（3）、（2）和（4）、（5）和（7）、（6）和（8）发现，它们的估计系数不但符号方向一致，数值大小和显著性水平也差异很小，这意味着文章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前文所提到的受教育年限和教育收益率数据略失精确问题并不影响本文结论的可靠性。从定量上看，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idlm）的回归系数处于-0.1811到-0.0129之间，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指数每提高1%，则行业收入差距将会降低0.1811%到0.0129%。如果采用标准化系数标准化系数是指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乘以解释变量标准差的积与被解释变量标准差的比值；与非标准化系数相比，标准化系数通常更有说服力。参见Wooldridge J.M.，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Cross Section and Panel Data， The MIT press， 2002.将会更直观地反映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对收入差距影响之大小，简单转换就可以得出模型（1）～（8）中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2634、0.3017、0.3583、0.3120、0.1401、0.0215、0.2463、0.0265，其中解释变量（劳动市场行业扭曲）全体样本的标准差分别为0.1093和0.1350，而被解释变量（行业收入差距）全体样本的标准差为0.0656。这表明在模型（1）～（8）中，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可以分别解释行业收入差距的26.34%、30.17%、35.83%、31.20%、14.01%、215%、24.63%、2.65%。

另外，在8个模型中，行业收入差距的一阶滞后项和二阶滞后项的回归系数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行业收入差距具有非常强的惯性。控制变量中的行业发展偏向度（dgidp）和城市化率（ur）在8个模型中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人均实际gdp（lnrgdp）除模型（3）外其余均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经济开放度（eod）则在8个模型中均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同时，人均实际gdp（lnrgdp）和经济开放度（eod）的回归系数均为负，表明人均实际gdp或经济开放度越高，行业收入差距越小；而行业发展偏向度（dgidp）回归系数均为正，说明行业发展偏向度越强或城市化水平越高，行业收入差距将扩大。最后，非国有化程度（nosw）和行业开放度（iodf）在8个模型中均不显著，符号方向在各个模型也不完全一致，由于iodf（2）的回归结果与iodf（1）基本一致，但效果没有iodf（1）好，所以在表2中未再列示。

（3）稳健性检验

在2003年时，国家统计部门对行业划分作出了变更，2002年以前各类宏观经济数据是按15个大行业划分并统计的，2003以后则归之于19个大行业。相应地，各省份也从2004开始使用新的行业标准进行分行业宏观经济数据统计。这样2000-2003年与2004-2013年两个时间段的数据统计口径存在着不一致情况。详细情况参见本文第二部分关于竞争部门和垄断部门的具体划分。因此，本文接下来将只使用2004-2013年期间的数据进行回归估计，这样既可以检验研究结论的稳健性，还能具体考察近10年里劳动力市场扭曲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情况（见表3）。

对比表2和表3可发现，动态面板模型中各个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情况基本一致。总体来看，所得的研究结论还是稳健的。其中，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变量（idlm）的回归系数符号仍然都为负，并且在10%显著性水平下均显著。这说明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对行业收入差距具有正向影响之结论具有较高的信度。其次，8个模型中行业收入差距的一阶滞后项的回归系数仍然均显著为正，但其二阶滞后项却不再显著，但这并不影响行业收入差距具有较强惯性的判断。再则，控制变量中的行业发展偏向度（dgidp）不再显著，人均实际gdp（lnrgdp）、经济开放度（eod）和城市化率（ur）的显著性水平也均有所下降；而非国有化程度（nosw）和行业开放度（iodf）的显著性水平却有了明显的提高，其中非国有化程度（nosw）在模型（13）、（14）和（16）中显著，而行业开放度（iodf）除模型（16）外其余都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且其回归系数符号均为负，这表明行业开放度越高，行业收入差距越小。最后，模型（9）～（16）都满足扰动项一阶序列自相关而二阶序列未自相关的假设，这说明两步差分GMM和系统GMM估计量均是一致的；另外8个模型也都通过了Sargan检验，因此选择的工具变量也是有效的。

另外，本文还将整个样本按东、中、西部划分，对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进行了进一步检验，结果并没有改变本文的结论。由于篇幅问题，在此不再详细列出。

五、结论及启示

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是我国收入差距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成因。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国家在将大部分行业向市场放开的同时，仍保留了对铁路、电力、电信等行业的行政垄断，使我国劳动力市场在行业上呈竞争-垄断“二元”分割扭曲，进而引发了“扭曲产生扭曲”之行业收入分配严重失衡问题。本文对此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首先，本文基于行业进入壁垒强度视角将全国所有行业划分为竞争和垄断两大部门，利用2000-2013年全国及22个省份的行业宏观数据测度出我国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指数，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状况有了明显改善，全国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正在逐步提升。接着，在借鉴Restuccia等、Alvarez-Cuadrado等和盖庆恩等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将劳动力市场扭曲引入到一个封闭的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构建出一个劳动力市场扭曲与收入分配差距的新分析框架，以此来分析劳动力市场扭曲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无论短期均衡还是长期均衡情形下，劳动力市场扭曲对行业收入差距均存在正影响，即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越严重（对应指数越小），则行业收入差距越大。最后，基于所估测的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指数，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运用GMM估计实证检验了劳动市场扭曲与行业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得出我国劳动市场扭曲程度与行业收入差距之间的确存在着显著且稳健的正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