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初等教育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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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初等教育的开端范文第1篇

关键词：幼儿教育 国家发展 社会公平

发展差异显著的城乡教育，人们对个体的早期发展与幼儿教育的的缺乏重视，一些地方政府、行政人员没有从国家发展的战略来重视幼儿教育等等，这都是影响我国幼儿教育的发展的因素。

一、 幼儿教育与国民素质、人力资源建设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系

儿童的良好的中小学教育是以高质量的幼儿教育为前提的，后续教育阶段的学习成绩与效果，学业的成功与失败都与其有关系。我国教育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的“幼小衔接研究”，西方国家大型追踪研究如“开端计划”（Head StartProgram）和“高瞻方案”（High/，Scope Project）等都证明了作为初等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的基础之一和重要因素的幼儿教育除了帮助幼儿做好入学准备，还可以提升幼儿的入学表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财富蕴藏其中》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幼儿教育的不足或缺乏均可严重地影响终身教育的顺利进行”。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幼儿教育也能消除儿童的学业失败。而且早期的教育也会促进儿童的认知和语言发展。也就是说，幼儿教育会直接关系到国民素质的提高、人力资源建设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增强。

二、幼儿教育与妇女就业、家庭生活质量、家庭和睦的关系

决定家庭生活质量与幸福指数的关键性因素是儿童的健康成长。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家长们也日益重视幼儿的身心健康与对孩子们的教育。众多事实表明，城乡家长和社会开始关注幼儿的教育质量，这也成为他们能否安心工作和学习的重要关键。家长的教育观念也会随着良好的幼儿教育改善和提高，也会使亲子之间的关系变得良好。越来越多的母亲在产假过后继续工作，是与良好的幼儿教育脱离不开的，良好的幼儿教育为妇女参与继续教育、学习新技能提供了机会，将妇女很好的从家庭中解放出来，间接地改善了妇女在家庭和社会的地位。妇女参与工作解除了后顾之忧，从而也提高了家庭的整体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

美国早期开端计划对17个州的3千名儿童及其家庭的研究，“高瞻一佩里”项目对美国贫困黑人幼儿长达40年的追踪研究，都表明了家长在良好的幼儿教育促进幼儿身心发展的同时，家长在身心、教育发展的观念也达到良好的改善。也就是说，良好的幼儿教育可以促进妇女就业、提高家庭生活质量和保障家庭和睦。

三、幼儿教育与社会公平的关系

当前，世界各国遇到的共同难题便是持续扩大的贫富差距与社会的不公平。我国区域经济的长期发展的不均衡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公平与和谐的重大隐患。社会公平作为教育公平的基石，教育公平作为幼儿教育公平的起点，所以在某些方面，幼儿教育具有显著的社会补偿功能。

幼儿阶段儿童大脑发展具有巨大的潜力、强可塑性和可修复性，所以先天发展缺陷的儿童接受科学适宜的早期干预与教育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弥补的效果。而早期补偿教育也可有效消除家庭和社会处境不利对儿童成长的消极影响。幼儿教育可以减少社会的不公平分层，使弱势群体融入主流社会，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和谐。

四、幼儿教育与社会经济效益的关系

幼儿教育是投资获益最多的教育阶段，关于幼儿教育的投资与回报，其回报是随着个体的成长而增长的。公共投资会有效性增加，国民经济也会持续不断地增长。在幼儿教育方面加大投入，可以帮助国家在特殊教育和犯罪违法方面减少开支，也会降低社会的救助比例等等。幼儿教育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增加公共投入的有效性。

从国家发展的战略视角来讨论幼儿教育的价值，在某些方面上意义是重大的。国民素质的提高、人力资源的建设、社会的公平和稳定都是离不开良好的幼儿教育的。所以促进幼儿教育事业的积极、健康、有序发展是义不容辞的。

五、消除家庭或者社会处境不利给儿童成长带来的消极影响

如美国和英国，都专门于早期补偿教育方面，制定了相应的干预研究计划，据这些开端计划追踪研究显示，针对家庭贫困、父母教育程度低下、处于社会底层的儿童进行早期补偿教育，能有效帮助这些弱势群体儿童摆脱消极和贫穷的循环圈，让他们提高认知、语言等各方面的能力从而更可能获得高中及更高学历，为以后取得事业上的成功打好基础。早期补偿教育还会提高弱势群体儿童成年后的自立程度，他们自己组建家庭并且忠实婚姻生活，不会过分依赖特殊教育和社会福利。

总结：随着近年来多学科的相关研究，幼儿教育的价值日益彰显。在个体上，发展幼儿教育有利于个体的终身发展；在国家发展上，幼儿教育发展可以推进国民的教育质量、提升国民素质、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等等。所以我们有必要从新的视角与战略高度在我国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的新时期来重视幼儿教育在个体、国家上的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1]韩小雨等.从国家发展的战略视角论幼儿教育的价值[J]2010

西方初等教育的开端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动漫；民间文学；叙事模式

动漫艺术是现代新兴的一种特殊叙事艺术，它借助变形、夸张等艺术手法来表现虚拟的时空现象，具有假想性、幻想性、娱乐性等特点。传统的民间叙事文学通过假想、幻想等曲折地反映现实生活，它与动漫艺术异常接近。然而，动漫艺术历史非常短暂，没有深厚的文化艺术积淀，而民间叙事文学在几千年的民间传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和喜爱的经典叙事模式，这正弥补了动漫先天上艺术性缺失的不足。大量动漫作品有意无意地借鉴和吸纳着众多民间叙事模式为自己所用，从而大大提升了动漫的艺术水平。

动漫作品开端和结局的民间叙事策略

（一）故事起始时间的不确定性

罗伯特·肖尔斯说：“小说的艺术就在于能使故事素材变成情节的时间顺序的人为安排上。时间对于小说是至关重要的。”①小说在情节安排上需要时间的左右，其实，以叙事为中心的故事类作品都是如此。时间是故事创作的重要手段，对时间的弹性操作可以大大发挥故事的想象力和创作力。比如，我们可以让故事发生在若干年前的奇幻世界，也可以让故事发生在当今的现实世界，更可以通过若干年后的故事假设来预测和想象人类的未来世界。在民间叙事中，时间更是发挥着其他因素无法替代的作用。其内容大都通过幻想性、虚构性、假设性极强的故事情节的描述来表现民间认可的“永恒规律”，这种规律是民间要表达的重要主题，是作品创作的主要目的。为了能让这些规律得到听众的普遍认可，虚幻的故事内容就必须能给听众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也就是让听众感觉真实可信，要达到这种效果，叙事者往往会在时间上讲究一些技巧。这种技巧主要表现在对时间不确定性的把握上。

大量民间叙事文学的故事起始时间往往这样设定：“很久很久以前……”“从前有个……”“很多年以前，这儿有……”“在古时候……”等等，这些时间明显不是具体的，它给听众以极大的时间模糊感。这就促使听众无法也不能拿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一段时间和空间的实际生活与故事内容相对照，这时，讲述者就可以放开手脚，无所顾忌地任意联想和想象来表现自己意念中的人物、环境、事件等因素。不管故事的内容是如何荒诞不经，如何超越现实、超越自然，听众都难以与现实相比较进行真假的评判。

动漫艺术在表现内容上与民间叙事文学极为类似，大都属于虚幻的故事情节，同时，动漫的目的更多的也是为了突出主题思想，讲述“永恒的规律”，它的关注点不在时间、空间等外在的因素上，而在于故事事理、角色的人格魅力等深层次内涵的表达上。这促使它在叙事时间上大量借鉴了民间文学起始时间的模糊化技巧。不确定的时间因素被广泛地应用到了动漫的叙事之中。如我国的动画电影《金色的海螺》《小猫钓鱼》《小蝌蚪找妈妈》等，这些动漫作品在故事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几乎都没有提及人物出现的准确的历史时间，故事只是在因果逻辑关系中不断地进行演绎。

（二）故事结局的“大团圆”叙事模式

在民间叙事文学中，大团圆结局是各类故事情节经常运用的叙事模式之一。从中外早期的神话传说到后来的民间故事，民间叙事者大都遵循着这样的创作模式。西方的《白雪公主》《灰姑娘》《六只天鹅》等无不演绎着公主（或女主人公）与王子摆脱了各种艰难险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而《狼和七只小羊》《小红帽》等民间作品也都以善良的势力战胜了恶势力而结束了整篇故事的叙述。

弗莱说：“喜剧通常总是朝美满结局发展，而观众对美满结局的一般反应是“应该这样。”②民间叙事中大团圆结局的设定，归其原因在于民间百姓朴素的审美需要及民间文学的表演属性所决定的。一方面，“惩善扬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朴素的审美观念是民间百姓的情感主流。这种情感观念是他们在长期的现实生活中潜意识的迫切需要，寄托了他们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希望，一种理想。尤其在社会早期阶级不平等的关系中，民间百姓的生活充满了坎坷与磨难，他们便把内心朴素的道德愿望在文学叙事之中加以表现。我国民间“长工与地主”的故事类型往往表现了这样的主题，百姓不满的情绪在故事的结局“地主得到惩治”中得以发泄。另一方面，民间叙事文学是民间文化、民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本身带有表演性质，这种表演性是在民间讲述者和聆听者之间完成的，带有相当成分的“狂欢”性质。俄国学者巴赫金认为，“狂欢节仿佛是庆贺暂时摆脱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现有制度，庆贺暂时取消一切等级关系、特权、规范和禁令”的文化行为。③老百姓借助这种方式实现了对主流文化的颠覆，情感得到了彻底的宣泄和表达。而在这一过程中，民间叙事文学的故事结局显得异常重要，它往往能够决定故事聆听者的情绪。大团圆的结局不仅赋予了听故事人以特殊的快乐感，而且实现了他们极具颠覆性的民间想象。

动漫艺术与其他的艺术形式相比较，它以制造欢快、幽默、愉悦等轻松效果为目的，以此来最大限度地吸引观众。这种审美要求与民间叙事文学有异曲同工之处。民间叙事文学在民间的讲述也是希望激发起聆听者聆听的兴趣。正因为这样，民间文学中的“大团圆”叙事方式在动漫艺术中得到了有效的利用和发挥。如《千与千寻》中千寻在经历灵异世界的痛苦和迷茫之后终于救出了自己的父母，回到了现实生活中；《狮子王》中狮子辛巴在中了叔父奸计害死了自己的父亲并远走他乡之后，经历了迷离和逃避，最后终于在朋友的帮助下勇敢地面对现实，杀死了篡权夺位的叔叔，担负起了狮子王国的重任；《葫芦兄弟》中葫芦兄弟最后通过彼此的团结打败了妖精；《金色的海螺》中青年男子通过了海神娘娘的重重考验，与海螺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这些动画片的大团圆情节模式不仅契合了主要受众群体儿童的本真的心理需求，向他们展示了未来生活的光明与美好，而且对广大成人而言，艺术欣赏的畅快与轻松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求。

动漫艺术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

民间文学中的故事情节往往会出现类型化的倾向，其中的母题、人物、结构等方面都呈现出类同性的特点。这就造成了程式化的民间文学叙事特点，这一程式化因素对于艺术创作具有重要的作用。美国“口头程式理论”学派的代表性学者艾伯特·洛德曾说：“程式的丰富积累会导致更高水准的创造和再创造的变异；主题和故事的积累会导致限度之内产生大量同类变体。”④这应该是民间叙事文学中情节内容大量出现类型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是民间叙事文学类型化的又一重要体现。它主要指故事中的形象塑造多体现出“二元对立”的状态。即故事中的人物一般会呈现出两个极端、两种对立的品性，如一好一坏，一善一恶，一忠一奸，一正一邪等。由此导致故事在人物身上所给予的思想观念也呈现出两极结构，如美与丑、勤劳与懒惰、诚实与虚伪、勇敢与怯懦、憨厚与狡诈、谦虚与骄傲、正直与无私等。如格林童话中《白雪公主》中白雪公主的纯洁善良与皇后的恶毒形成对立；《小红帽》中小红帽的单纯与狼的狡猾形成对立；神话中《黄帝与蚩尤之战》中黄帝的正义与蚩尤的邪恶形成对立；民间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的无辜、懂礼与婆婆的刁难形成对立，等等。这些作品主要以两种形象的对立为核心，在二者的冲突中推动故事情节的演绎和发展，可以说这两类人物的矛盾冲突构成了故事叙事的主线。

“二元对立”的人物形象反映了民间文学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简单化、类型化的特点，其中充溢了夸张和幻想，而这种特点正好符合了儿童独特的思维方式。儿童是特殊的群体，与成人相比较，他们比较单纯，理解问题往往比较直观和简单。在他们的思维中，人是由好人和坏人两种类型构成的，也就是人“非好即坏”，他们不能理解复杂的人物性格。因而适合他们的作品往往呈现出鲜明的人物形象，这种人物尽管性格鲜明，但并不立体和丰满，作者通过这种简单化的人物最终想传达给儿童一些普遍性的道理。

动漫艺术的主要接受群体是儿童，因此在叙事结构上也往往采用“二元对立”的民间叙事风格。如我国的动画电影《葫芦兄弟》中善良、富有正义感的葫芦兄弟与邪恶的、危害百姓的妖怪蛇精等的对立；《金色的海螺》中善良、执著的青年男子同海螺纯洁的爱情与冷酷的海神娘娘之间的对立；《喜羊羊与灰太狼》中弱小但机智、善良、勇敢的喜羊羊与邪恶、贪婪的灰太狼之间的对立；美国的《猫和老鼠》中聪明、可爱的老鼠杰利与滑稽、笨拙的汤姆猫之间的对立。“二元对立”叙事结构在动漫作品中不仅表现为传统民间化了两种类型人物的对立，而且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适当的升华，还表现为人物性格在时间上前后形成的对立，在这种对立中，故事情节发展变化，人物形象塑造愈加丰满立体。前者的对立主要是表现在空间上，后者则主要表现在时间上。日本的动画电影《千与千寻》可以说是融这两种“二元对立”叙事模式于一体的典范之作。《千与千寻》主要讲述一个叫千寻的女孩误入灵异世界而发生的一连串奇异的事情。从故事内容来看，千寻由一个胆小、懦弱的女孩最终成为一个坚持不懈、勇于奋斗、顽强不屈的完美性格的人这样的成长过程构成了故事的纵向线索。人物性格在时间上前后对比异常鲜明。而在灵异世界这个空间范围内，正邪势力又构成了另一种“二元”叙事结构。善良、弱小的千寻、富有正义感的小白龙、淳朴善良的钱婆婆、热心的锅炉爷爷等与利欲熏心、麻木不仁的汤婆婆之间形成了矛盾对立。故事正是在这纵向与横向的“二元对立”叙事结构中不断地进行演绎和发展。但正因为这种多重的“二元对立”叙事结构促使这部动画片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异常成功，传统的民间的单一、简单化、类型化人物性格在故事中得到了有效的改进。但与此同时，多元的叙事结构也造成故事叙事的复杂性，对于儿童而言，理解起来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但从中，我们却能发现动漫艺术在扩大它的接受群体方面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注释：

① [美]罗伯特·肖尔斯：《结构主义与文学》，孙秋秋等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页。

② 诺斯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39页。

③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④ 朝戈金：《“口头程式理论”与史诗“创编”问题》，《中国民俗学年刊》，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页。

[参考文献]

[1] 万建中.论民间童话的叙事形态[J].江西社会科学，2007（06）.

[2] 刘守华，主编.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