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行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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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行业研究范文第1篇

关键词：传媒市场 传媒集中 集中度测量

目前，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欧美国家的传媒集中已成为热门话题。从理论上来说，“传媒集中与市场失败”成为2004年5月在加拿大召开的“第六届世界传媒经济学会议”的首要议题；2005年10月在德国召开的第三届“传媒经济学”国际研讨会征集的论文题目中，几乎所有的题目都涉及到传媒集中问题。

从现实情况来看，20世纪80年代，欧美国家发生了一系列的媒体并购事件，如时代公司购并华纳通信，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购并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等等(Auletta，1992)。20世纪90年代，合并活动逐步升级，如华特迪士尼公司（the Walt Disney Company）购并大都会美国广播公司（ABC）公司（Capital Cities/ABC）、美国在线（AOL）购并时代华纳等等。随着企业的并购，所有权和市场份额开始集中，在美国，最大的报业集团拥有10%的发行量，最大的电视网络拥有20%的收视率；在法国，最大的报业集团拥有25%的发行量；在瑞典，最大的私人电视网络在每一时段拥有45%的收视率；在芬兰，最大的电话电报系统运营商拥有75%的用户。

传媒集中的形式

媒体集中（Media Concentration）是指在传媒市场通过兼并和联合导致失去竞争对手而形成的少数公司垄断市场的现象。传媒市场的集中具体有以下几种形式：

水平或横向集中（horizontal concentration），即在同一个媒体行业中进行的集中化过程，如同一区域内的两张报纸的购并。实现规模经济被认为是这种集中的最重要动机。

纵向集中（vertical media concentration），即在一个特定的传媒产品的生产、包装、发行等过程中实现的集中，如报纸行业内实现的新闻采集、编辑、印刷、发行和零售等过程的集中。纵向业务的整合可以节省交易成本，增强竞争优势。

跨媒体集中（cross-media concentration），即传媒公司所实现的向其他互补领域发展的集中，如报纸与杂志、电视与广播。这种集中可以积极地发挥协理优势，提高效率，同时也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交叉或企业集团式集中（diagonal or conglomerate concentration），它不仅包括跨媒体集中，而且包括媒体以外的其它行业的企业控制相当份额的媒体市场，这种结合不仅能够扩大公司规模，而且扩大其金融、政治和市场力量。

传媒集中的测量

传媒集中的测量方法主要有集中率和HHI指数。

集中率

简单的集中率（concentration ratio，简称CR、CR4或CR8）既可以用来测量行业内集中，又可以测量跨行业集中。它通常被欧美国家的传媒研究者来使用。其计算方法是：根据企业总收益或市场占有率（如发行量或者收视率），计算某行业排名前四位或者前八位的厂商的总收益（或市场占有率）占整个行业总收益（或市场占有率）的比率。

公式中，i代表某行业的单个厂商，n代表某个行业的厂商数量，Mi代表某行业的总收益（或市场占有率）。若CR4≥50%，或者，CR8≥75%，那么，这个市场就被认为是高度集中的。欧洲各国的研究者通常根据CR3来判断传媒集中程度：若0＜CR3≤35%为低集中度；若36%≤CR3≤55%为中集中度；若CR3≥56%为高集中度。跨行业集中要用加总集中率（the weighted aggregate CR4 or CR8）来测量。它虽然比简单的集中率更精确，但计算过程略显复杂。其计算方法如下：

上式中，j为一个大的部门中的分支行业，Mj为j行业的总收益，n为大的部门中的行业数量，i为分支行业中的某厂商，Si为j行业中i厂商的市场占有率。如果加总的CR4≥50%，或者加总的CR8≥75%，就说明存在跨行业集中。Albarran和Dimmick对美国1995-2001年的测量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尽管美国传媒部门并没有达到高度集中标准，但却处于增长趋势。在近5年的时间里，前四位公司的份额几乎翻倍（25%到49%），而前八位公司的份额增长将近26%（40%到66%）。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美国正在成为一个日益集中的传媒市场。

欧洲学者使用市场占有率指标对国家报纸的集中程度进行了测量（如表2所示）。

如表2所示，就全国发行的国家报纸而言，除了意大利属于中等集中以外，其他国家均属于高集中度。

HHI指数

HHI指数（The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是指所有市场主体所占市场份额的平方和，即：

上式中，f代表某行业的厂商数量，i代表某行业的某厂商，Si代表每一厂商的市场份额（整个行业按100计算）。该指数是一个比CR4和CR8比率更精确但更复杂的工具。

自1982年以来，美国司法部和联邦通讯委员会采用此指标作为反托拉斯的依据，即美国政府反垄断管制指导线就是根据HHI指数的大小来划分市场集中度的：HHI=0为完全竞争状态；HHI＜1000为非集中市场，即竞争性市场；HHI在1000～1800间，即为中度集中市场；HHI＞1800，即为高度集中市场；HHI＝10000，说明一家企业完全垄断了市场，拥有了100％的市场份额。图1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Eli MNoam教授使用HHI指数测量的1984-2001年间美国互联网产业的集中趋势：

从图1中可以看出：美国互联网产业最初的集中化程度很高，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互联网产业由政府所有或半政府所有。1996年之前的10年中，集中化程度下降，1996年之后开始上升，到2001年又恢复到较高的集中化程度。如同简单集中率与加总集中率的区别，跨行业集中也可以用加总的HHI指数来测量：

上式中，j表示传媒产业中的某一行业，n代表该行业内的分支行业数量，Mi代表行业总收益，Si分支行业中的某一厂商的市场占有率，f代表分支行业中的厂商数量。

从目前情况来看，美国和欧洲都具有相同的集中趋势，但却没有统一的测量模式。由于大的跨国公司如时代华纳（Time Warner）、威亚康母（Viacom）等正在各大陆以及众多的交叉市场上运行，如果没有统一的测量，在对比美国和欧洲各国的传媒集中方面，调查研究者是不能提供一个真正的有价值的结果的。

无论是中国还是欧美都存在传媒市场的集中状态（自1996年1月15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以来，10年间总共成立了39家报业集团），但形成原因和形成机制却不相同。欧、美国传媒公司大都属于私有经济结构，按照市场竞争规则运行，并且以获取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全球化、技术进步、放松管制、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提高国际竞争力等原因促使了欧美国家的传媒集中。而我国的传媒集中（如报业集团化）并不是纯粹的经济过程。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创始人罗伯特G皮卡特先生曾说过：“中国传媒业和国外传媒业最大的差别在于所有权结构。如何看待传媒业的产权问题，我想应该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做具体的分析研究。在西方发达国家，美国的报业出版业几乎都为私营，而欧洲的电视、广播业都是公共产业，为政府资产，欧洲国家的电视广播运作得很成功，这方面中国也许可以借鉴。”

西方传媒研究者的总体结论是：集中总体上来说有利于效率但不利于多元化，鼓励竞争引起所有权分散而浪费资源，降低效率，所以，欧美国家解决传媒所有权问题的特殊政策总的来说是指向多元化而不是指向效率的。

我国加入WTO以后，传媒市场也将不可避免地卷入世界竞争，国际跨国传媒集团进入中国市场的障碍将逐步消失。众所周知，培养强大、高效并具有全球市场竞争能力的本土传媒公司的愿望促使许多欧洲国家以及美国的传媒政策制定者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放松了对传媒所有权的限制。因此，面临全球化局势，我国传媒业有必要通过市场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在充分竞争的基础上实现规模经济，以增强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英]吉莉安道尔.理解传媒经济学.李颖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2.陈中原.西方传媒的集中垄断——来自第6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的讨论.新闻记者，2004.11

3.崔保国.2004-2005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传媒蓝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传媒行业研究范文第2篇

关键词：财务风险 “Z-Score”模型 上市公司 传媒行业

几年我国传媒行业发展迅猛，产业内部的产值规模及组成结构都产生了较大的变化，随着传媒行业发展环境的不断优化，科技含量不断提高，新媒体迅速成长，传统媒体正逐步寻求通过结构调整达到与新媒体融合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传媒行业在发展过程中更要注重财务风险的控制，在有效降低企业财务风险的基础上，抓住良好的发展机遇，以发展成为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的“大传媒”产业。

一、财务风险分析模型――“Z-Score”模型

“Z-Score”模型就是一种多变量预测财务风险的模型，即运用反映企业资产流动性、累计获利能力、投资价值等多种财务指标加权汇总产生的总判别分（即Z值）对财务风险量化分析。

Z值判别函数表达式如下：Z=1.2X1+1.4X2+3.3X3+0.6X4+0.999X5

Z值为判别函数值，反映财务风险的大小。Z值越小，企业财务风险越大，破产可能性越大。Edward I Altman教授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Z值小于1.81，则企业财务危机严重，如果Z 值在1.81-2.99之间，则企业财务状况处于“灰色地带”，即财务状况不明晰，企业可能会出现破产情况，应重视财务风险的控制。如果Z值大于2.99，则表明企业财务状况良好，企业财务风险较低。

X1为营运资本/资产总额，反映了企业资产的流动性。X1值越大，说明企业资产流动性越好。企业的营运资本的持续减少，会导致企业资金周转不灵，企业容易陷入短期偿债危机。

X2为留存收益/资产总额，反映了企业的累积获利能力。上市公司期末留存收益是指盈余公积加未分配利润。X2越大，说明企业筹资和再投资能力越强。

X3为息税前利润/资产总额，息税前利润即利润总额加财务费用，X3越大，说明企业在不考虑税收时资产的盈利能力，该指标主要是从企业资金来源的角度对企业资产的使用效益进行评价。

X4为股票总市值/负债账面价值，股票总市值为每股市价×流通股数+每股净资产×非流通股数。X4反映了投资者对公司前景的判断，指标越高说明市场对企业的发展预期较高，企业具有投资价值。股票市价应按当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计算。

X5为主营业务收入/资产总额，即总资产周转率，该指标反映企业总资产的使用效率。X5越大，说明企业利用资产进行经营的成果好，利用率高，销售能力强；反之，则说明企业资产利用率低，最终会影响企业的获利能力，这时应促进企业挖掘潜力、提高市场占有率，提高资产利用率。

二、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取

文化传媒行业涉及平面出版业、有线电视网络运营商、电影电视制作商、公关广告业、互联网媒体以及近年来兴起的动漫、游戏、移动互联网等。本文根据证监会行业分类，初步确定国内文化传媒行业上市公司的选取范围，然后以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中的主营业务属于文化传媒类为依据，最终确定了32家研究样本。

由于多数文化传媒类公司的上市时间集中在2010-2012年这一区间，所以，本文选取了2011到2012年这一时间段的财务数据进行分析。使用的数据均来源于上市公司年报以及新浪财经等。

（二）分析过程

本文通过对32家样本公司2011年和2012年财务数据资料进行统计，运用Z值模型进行计算分析，具体如下：

1.Z值年平均值分析。32家传媒行业上市公司Z值均值2011年为6.61、2012年为4.99。可见，2011年和2012年上市公司的Z值均值均大于2.99，说明传媒行业上市公司的总体财务状况良好，财务风险低。这和近年来传媒行业蓬勃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2012年的Z值均值相较于2011年下降了24.51%，主要原因是随着传媒行业的快速发展，我国传媒行业面临着产业格局重构的挑战，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全面普及，以数字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发展势头迅猛，传统传媒行业的业务空间受到挤压，行业竞争加剧。另外，受全球经济形势低迷的影响，国内整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对整个传媒行业都有一定影响。

2.Z值分布结果分析。根据Z值的临界数据值，按不同的区间进行分组统计。2011年32家传媒行业上市公司有两家的财务状况处于“灰色地带”，其余30家的Z值大于2.99，占企业数量的93.75%，财务状况良好。2012年，有6家上市公司的Z值小于1.88，公司存在严重的财务风险，占企业数量的18.75%，有6家的Z值在1.88-2.99之间，处于“灰色地带”，占企业数量的18.75%，有20家的Z值大于2.99，财务状况良好，占企业数量的62.5%。新媒体对传统媒体构成了强有力的竞争，传统媒体收入来源单一，成本持续上涨，使传统媒体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致使财务风险进一步加大。

3.变量数值X对Z值影响分析。财务状况越好的区间，X1、X3和X5的均值越大，说明企业资产流动性、盈利能力、总资产周转率与Z值大小密切相关。对Z值影响最大的变量是X4。在Z≤1.81区间，2012年X4的值为1.421，在1.81

三、结论及建议

（一）加强资产的流动性

文化传媒行业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流动资产、无形资产在资产中所占比重相比于固定资产要高，特别是无形资产，如知识产权、商誉等，所占比例更为突出，对文化产业盈利的影响不可忽视。同时，文化产品生产在机器设备、厂房建筑上的投入往往有限，更多的投入是在技术创新、产品营销、人力资源等方面，因此，这必然要求加强公司资产流动性管理。另外，文化传媒企业产品资本回收期较长，同时在产出、销售方面面临较高的风险。如果不能合理预测、引领消费者偏好，那么产品很容易出现滞销，使企业面临巨大的破产风险。

（二）提高盈利能力，保证资金的良性循环

随着文化传媒行业的繁荣发展，高投入高回报的行业特点也让公司的投资信心越发增强，并且，随着风险投资和私募资金的加入，使得文化传媒企业的资产规模逐渐扩大，文化传媒企业的投资实力日益增强。例如电影行业，面对国外电影的竞争，高投入是国内电影与国外电影博弈的手段之一。所以，公司需要提高盈利能力，增大市场占有率，进而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逐渐形成一个良性循环，降低财务风险。

（三）通过横向、纵向的整合和结构调整，实现多元化发展

文化传媒行业应该更加注重多元化的发展。企业集团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势必会发生跨行业、多元化的产业扩张行为，寻求集团经营的多点支撑，并由此建构起企业合理的产业链，以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竞争优势，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多元产业扩张是企业集团增加收益机会、分散经营风险的必由之路，也是现代企业经营发展的必然趋势。横向的整合可以降低企业成本，扩大企业规模；纵向的整合可以使得上下游的产业链条连接起来，从而发挥综合协作的优势。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融合、产业之间的相互渗透，可以使企业获取更多的利润。实施相关多元化战略的媒体，整合、优化了资源，提高了资源的效率，并利用品牌延伸等战略，充分发展了集团的核心业务和基础业务，着力打造核心竞争力，使其成本降低，充分发挥了1+1>2的协同效应。比如一家以报纸为主营业务的公司，将业务拓展到手机报、网络之后，生产的内容产品可以通过多个渠道发行出去，获得更多的发行、更多的广告费用及相关的衍生价值。通过这些方式，可以形成一个多媒体集团，提升企业的整体价值，从而提高在市场上的竞争力。Z

参考文献：

1.向德伟.运用“Z记分法”评价上市公司经营风险的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2002，（11）.

2.王海翔.论企业财务风险及其控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5.

3.王力申，罗华伟.基于Z值模型分析农业上市公司财务危机[J].商业现代化，2008，（9）.

作者简介：

传媒行业研究范文第3篇

关键词：国家形象;传媒业形象;在穗外籍居民;原产地效应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16）01-0120-08

一、引言

随着中国社会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外籍公民选择到中国学习、工作、经商和定居。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10年11月1日，在中国内地居住超过三个月的外国公民已超过59万人。他们往往聚居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几个城市，某些城市中已经发展出了主要由外籍人口构成的圈子和社区。虽然目前这个群体的人口比例还比较低，但随着中国境内外籍常住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个群体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和外交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也将越来越大。[1]从社会管理的角度而言，在华外籍居民不应成为被忽视的文化产品、信息产品荒漠，中国传媒业有义务为他们提供满足其需求的文化产品、信息产品与服务。就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而言，在华外籍居民往往基于好奇或兴趣来到中国并形成自己对于中国社会各方面真实的生活体验和相对完整的国家形象感知，当他们中的相当部分人返回自己的原籍国后，无疑更有可能成为中国国家形象及其传媒业形象的免费宣传员，这种非正式渠道的口碑传播将是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有益补充。同时，针对这一群体开展中国国家形象、传媒业形象感知及其影响机制的研究，能够为我们了解和分析境外公众的中国国家形象、传媒业形象感知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提供重要参照，从而丰富和推进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并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与本土媒体的国际化发展提供实践层面的策略与建议。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目前，传媒业领域的品牌形象研究主要以传媒机构为对象，侧重于研究传媒品牌形象（media brand image）的市场价值[2]、概念内涵、测量模型及其指标的构建、运作管理[3～5]，以及品牌个性理论视角下的传媒形象问题。[6～8]与之相比，行业层面的传媒形象研究相对匮乏和缺乏深度。对在华外籍居民、境外公众而言，其对中国某一具体传媒品牌的了解与形象认知具有诸多制约，从行业形象（industry image）行业形象是相关的企业群体在利用相同技术满足同一顾客群体相同需求的过程中，公众头脑中所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稳定的、凝练的评价性联想。本文在文献回顾基础上，结合中国传媒业形象的自有特征，将其测量模型划分为“行业实力形象”和“内容产品形象”两个维度。 着手研究这一群体对中国传媒业的态度与评价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在国家形象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国家形象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凝聚力，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体现。在文献回顾基础上，本文认为国家形象是一国之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合力铸造的结晶，其结构包括5个维度：国家社会形象、国家经济形象、国家文化形象、国家商品形象和国家民众形象。 与传媒业关系的研究中，各界比较一致地认为，媒体的镜像与形塑是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方式[9，10]，传媒业的国际传播能力影响国家形象塑造的效率与效力。但有所忽视的是，国家形象与传媒业的影响关系并非单向的，尤其是在大多数中国本土媒体尚缺乏有效的境外受众认知、品质评价及其情感认同的现实背景下，国家形象的“晕轮效应”对于中国本土媒体的国际市场进入及其行业形象塑造将是关键的影响因素。正如国际营销中的“原产地效应”（Country of Origin， 简称COO）研究所揭示的，国家品牌形象会对源于该国的企业形象、产品形象及其消费者选择具有正面或负面的显著影响。[11]无怪乎，消费者在购买决策中会更加倾向于选择日本制造的精细产品，因为觉得其制作工艺高超，产品品质有保障;会更加倾向于选择德国生产的汽车而非巴西制造的，因为相信德国在汽车领域拥有更加卓越的专业技术与制造工艺;愿意追随法国的时尚步伐购买其奢侈品而不是其他国家的。凡此种种，莫不是国家形象衍生的“产品来源国联想”对消费者行为影响的结果。在传媒业，“原产地效应”尚缺乏经验研究的实证支持，但类似现象同样不胜枚举。现实中，欧美、日韩的文化产品和信息产品在中国公众中具有广泛的市场号召力与品牌认同度，与之相反，就各国公众而言，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偏差及其衍生的刻板印象会在其接触相对陌生的中国媒体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时带来品质感知上的困惑甚至偏见。国家形象是否影响受众的媒体产品形象及其行业形象感知？它们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影响机制？上述来自生活观察的传媒业“原产地效应”现象需要通过科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予以确认。

来源国形象即所谓的原产地效应，其研究的兴起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Schooler[12]在对中美洲消费者的产品偏见进行研究时发现，来自经济发达国家的产品比起不发达国家的产品更受欢迎，产品的原产地会影响消费者对产品形象的认识。经过近50年的发展，学界研究得出了比较一致的结论，消费者对产品原产地的总体性认知会影响其对该地相关产品或品牌的评价，进而会影响其消费行为，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与该产品原产地的经济状况呈现正相关关系，一个国家经济越发达，消费者对该国产品的评价就越高。[13]

原产地效应的作用机制可以通过光环说（Halo）和总结说（Summary）进行解释。光环说认为消费者对一个国家形象的认知会给他对该国生产产品的购买决策起直接的影响，消费者会在购买决策制定中运用自己对该国形象的认知来判断其产品的品质。而总结说则认为，消费者会对他所熟知的某国部分产品的特征加以归纳，然后将这些特征运用到他不熟悉的该国所生产的其他产品上，国家形象通过这种方式影响消费者的品牌态度。尽管没有直接证据揭示国家形象与传媒业形象之间的影响关系及其作用机制，但可以预见的是，在国际公众缺乏与中国本土媒体及其传媒业产生接触、体验与有效认知的情况下，其对中国传媒业形象的评价一方面可以借助他们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印迹与情感态度进行推断，另一方面，他们可以从自己所消费的中国产品、所接触的中国人、所了解的中国文化中提炼出对中国传媒业形象及其产品品质感知有用的认知属性并进行由此及彼的形象推理。基于以上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本文认为传媒业同样存在来源国形象的影响，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1a：在粤外籍居民的中国社会形象观正向影响其对中国传媒业的行业实力形象感知。

H1b：在粤外籍居民的中国社会形象观正向影响其对中国传媒业的内容产品形象感知。

H2a：在粤外籍居民的中国经济形象观正向影响其对中国传媒业的行业实力形象感知。

H2b：在粤外籍居民的中国经济形象观正向影响其对中国传媒业的内容产品形象感知。

H3a：在粤外籍居民的中国文化形象观正向影响其对中国传媒业的行业实力形象感知。

H3b：在粤外籍居民的中国文化形象观正向影响其对中国传媒业的内容产品形象感知。

H4a：在粤外籍居民的中国商品形象观正向影响其对中国传媒业的行业实力形象感知。

H4b：在粤外籍居民的中国商品形象观正向影响其对中国传媒业的内容产品形象感知。

H5a：在粤外籍居民的中国国民形象观正向影响其对中国传媒业的行业实力形象感知。

H5b：在粤外籍居民的中国国民形象观正向影响其对中国传媒业的内容产品形象感知。

三、研究方法

（一）变量的测量

本研究根据涉及的相关变量设计调查问卷。问卷语言为英语，初拟的问卷先由一位具有英语语言硕士和留英传播学博士背景的中国籍老师对研究概念及测量题项设计的合理性进行甄别，再由一位英籍外教协助对语言规范性及准确性进行审核，上述程序形成的问卷交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班的20位留学生进行预测试，根据反馈修正并确定正式的调查问卷。问卷中，中国国家形象的测量指标主要参考Martin和Eroglu[14]的国家形象量表、Anholt[15]的国家品牌指数（National Brand Index， 简称NBI）模型、范庆基[11]的相关研究进行改编，问项涉及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商品、文化、人民五个维度的指标。每个维度结合中国具体情况设置若干相应问题，由调查对象以5点李克特量表的形式进行评估，其中，1为“非常不同意”，5为“非常同意”。此外，参考董向荣等[16]的研究，增设1个开放性问题用于测量在粤外籍居民的“中国第一印象”。因子分析显示，中国国家形象构念中的“中国社会形象”因子有两个指标，可以概括为“对中国社会自由开放程度和责任感的评价”。“中国经济形象”因子由两个二阶因子构成，维度一包括成长迅速、潜力大和规模大三个方面，概括为“对中国经济的现状描述”;维度二包含发展前景好、发展质量高，属于“对中国经济质量的评价和展望”。“中国文化形象”因子有5个指标：友好的、多元化的、高尚的、时尚的、原创的，可概括为“中国文化的特质”。“中国商品形象”因子首先设置问题测量调查对象对中国商品的整体评价，继而测量10大领域商品与中国国家形象的关联度，由4个二阶因子构成，维度一包含汽车、石油、广告和银行，可以概括为“经济支撑型的商品”;维度二包含影视和食品，可以概括为“休闲性的商品”;维度三包含时尚和科技，可以概括为“现代化的商品”;维度四包含农业和手工艺品，可以概括为“传统的商品”。“中国国民形象”因子由4个指标构成：友好的、公正的、可信的和开放的，可以概括为“中国人的个性特征”。上述5个子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介于0.602～0.749之间，整体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57，复合信度系数为0.835，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值为0.507，具有满意的信度与效度。

中国传媒业形象的测量指标系参考Burmann等[17]以及本研究预调查的结果综合形成。测量量表为5点李克特形式，其中，1为“非常不同意”，5为“非常同意”。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中国传媒业形象构念由两个因子构成。因子一“传媒业的行业实力形象”由5个指标构成：媒体行业信息传播技术发展水平、媒体行业发展水平、信息的娱乐化程度、媒体行业的社会责任感、信息的国际化程度。因子二“传媒业的内容产品形象”由两个二阶因子构成，其中维度一包含4个描述产品品质的形容词指标：高效的、专业的、多元的、信息量大的，可以概括为“传媒业产品的市场属性”;维度二包含2个指标：被审查的、政府喉舌，可以概括为“传媒业产品的意识属性”。上述两个子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依次为0.811和0.637，整体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40，复合信度系数为0.785，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值为0.550，具有满意的信度与效度。

（二）抽样方法与样本构成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界定为除海外归国人员以外的在中国内地居住时间超过三个月的外国籍公民。抽样为理论抽样与便利抽样相结合，样本主要来自两个渠道：街头随机拦截调查和通过研究者的人际关系派发问卷给广州、深圳、东莞、珠海的企业外籍员工、高校外教与留学生。调查共收回203份有效问卷。其中，男性占57.6%。年龄构成上，按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18岁以下（5.1%）、19～38岁（88.8%）、39～58岁（3.1%）、59岁以上（3%）。国籍方面，67%为亚洲籍，19.8%为欧美籍，13.2%为非洲籍。教育程度方面，依次为本科（56.1%）、硕士及以上（26.5%）、高中及以下（17.3%）。母语方面，主要为英语（27%）、日语（4%）、西班牙语（3%）、德语（3%）及其他（63%）。方面，信教者占78.6%，主要为佛教（32.7%）、基督教（25.5%）、伊斯兰教（12.2%）、印度教（2%）和其他宗教（6.1%）。职业方面，依次为学生及访问学者（46.3%）、企业职员（19.4%）、自由职业者（18.6%）、私营业主（8.1%）、文化教育从业者（7.6%）。在华居住时间方面，依次为小于1年（26.2%）、1～3年（56%）、4～6年（10.7%）、7～9年（2.4%）、大于10年（2.4%）。

四、发现与分析

（一）在粤外籍居民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1.中国第一印象

中国第一印象是调查对象对与中国联系最紧密的事物的潜意识反映。这种反映虽不一定是正确的、全面的，但却能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调查对象对中国的整体印象。结果显示，从回答的内容看，在粤外籍居民的中国第一印象主要涉及社会（41.3%）、自然（21.3%）、经济（18.7%）和文化（18.7%）领域。按照回答的情感色彩来分类，43.4%为正面评价，主要反映为和平、发展快、天气、文化、历史、地大物博、很好、令人惊叹的、有趣等词汇。尽管在粤外籍居民对中国第一印象的评价整体比较正面，但仍有38.2%的回答为负面评价，如卫生习惯差、拥挤、不礼貌、发展不平衡等。

2.中国社会形象评价

社会形象是国家形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人们对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状况感到满意时，往往会对这个国家产生喜爱和认可，而一个不安定、不自由和缺少责任感的社会会让人们对这个国家产生消极的印象和抵触的心理。调查发现，在粤外籍居民对中国社会的自由开放度（62.4%）此数据为“同意”和“非常同意”的回答比例总和，以下同。 和责任感（71%）都有较好的评价，反映了在粤外籍居民主流上对中国社会现状持比较认可的态度。

3.中国经济形象评价

数据显示，在粤外籍居民对中国经济整体持乐观的评价，大部分人认为中国经济成长迅速（75.5%）、发展潜力大（73.7%）、发展规模大（70.1%），48%的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好，但只有31.6%的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质量高。

4.中国文化形象评价

国家形象除了由物质、经济等硬性因素构成之外，文化软实力也是不可忽略的部分。中国作为一个文化传承大国，其神秘悠久的历史与文化更是吸引了众多在粤外籍居民的关注。但调查显示，在粤外籍居民对中国文化的评价整体一般，其中认同率最高的中国文化特质是“友好的”（52%），其次是“多元化的”（48%）、“原创的”（45%）、“高尚的”（31%）和“时尚的”（29%）。结合“国家第一印象”可以看出，在粤外籍居民虽然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但是对它在时尚性和高尚性上的特质还不是很认同。

5.中国商品形象评价

一个国家的商品往往是外籍居民接触最多的元素，“中国制造”的优劣与否，直接影响到他们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感知与评价。调查显示，71%的在粤外籍居民认为中国商品是好的，但同时产品类别差异也比较显著。科技（63.5%）、食品（61.4%）、手工艺品（42.6%）、农业（41.6%）和时尚（32.7%）类别的商品与中国的来源国联想更加紧密，跟外籍居民的生活关联度较大且评价良好。将科技产品、时尚产品与中国来源国形象的正面联想更显著地植入外籍居民的消费认知，有助于塑造积极、现代化的“中国制造”形象。比较而言，银行（29.7%）、汽车（29.7%）、影视（18.8%）、广告（16.8%）、石油（9.9%）的中国来源国联想不显著，显示这些领域对在粤外籍居民的生活影响有限，其原因可能在于生活关联度较低、现实的消费障碍、语言与文化差异、国有垄断行业的认知偏见及国际负面报道的影响等。

6.中国国民形象评价

调查发现，在粤外籍居民对中国人的评价大致良好。7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人是“友好的”，66.3%认为中国人是“专业的”，但是只有29.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人是“公正的”，在“可信的”（49.4%）和“开放的”（46.1%）两项指标的评价上，在粤外籍居民对中国人的认同率也偏低。

（二）在粤外籍居民眼中的中国传媒业形象

1.中国传媒业的行业实力形象

分析发现，在粤外籍居民对中国传媒业行业实力形象的评价整体是偏正面的。绝大多数认为中国传媒业发展态势良好（81%）、社会责任感佳（82.7%）、信息传播技术发展良好（70%）、娱乐化程度（85%）和国际化程度（69.4%）较高。

2. 中国传媒业的内容产品形象

传媒业提供的内容产品与服务具有什么样的感知品质乃至形象特征是获得国际公众认可的关键要素。调查显示，一方面，在粤外籍居民认为中国传媒业提供的内容产品已经具有了比较多的市场化特征，是信息量大的（68.1%）、高效的（68.8%）、专业的（68.8%）、多元的（54.2%）。另一方面，由于国情的特殊性，中国传媒业的内容产品又具有意识属性，反映了国家政治制度与执政者的意识形态要求，是政府喉舌（71.9%）、被审查的（66.3%）。

（三）在粤外籍居民中国国家形象、传媒业形象感知的人口统计特征差异

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结果显示（表1），在粤外籍居民的中国文化形象感知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母语、上存在显著差异。结合均值分析发现，男性、本科学历的在粤外籍居民较之其他同类组别对中国文化形象的评价最好;母语为英语的在粤外籍居民较之非英语的在粤外籍居民对中国文化形象的评价更积极，其中，母语为德语者评价最高，母语为日语和西班牙语者评价相对较低;无的在粤外籍居民较之有的在粤外籍居民对中国文化形象的评价更积极，其中，信仰佛教者对中国文化形象的评价最低;年龄的影响呈正相关特征，年龄越大的在粤外籍居民对中国文化形象的评价越积极。

在粤外籍居民的中国经济形象感知在年龄、上存在显著差异。年龄的影响呈正相关特征，年龄越大的在粤外籍居民对中国经济形象的评价越积极。无的在粤外籍居民较之有的在粤外籍居民对中国经济形象的评价更积极，其中，信仰印度教与佛教者对中国经济形象的评价最低。

在粤外籍居民的中国商品形象感知在上存在显著差异。无的在粤外籍居民较之有的在粤外籍居民对中国商品形象的评价更积极，其中，信仰伊斯兰教者评价最高，信仰印度教与佛教者评价相对较低。

在粤外籍居民的中国传媒业行业实力形象感知在年龄、母语上存在显著差异。19～38岁的在粤外籍居民对中国传媒业行业实力形象的评价最高，39～58岁年龄段的评价最低。母语为非英语的较之来自英语国家的在粤外籍居民对中国传媒业行业实力形象的评价更积极，其中，母语为德语者评价最高，最低的依次为西班牙语、日语和英语，母语为其他语言者的评价整体略高于平均水平。

（四）假设检验

1.在粤外籍居民的“中国社会形象”观对其“中国传媒业形象”感知的影响

皮尔逊相关系数显示（表2），“中国社会形象”与“中国传媒业行业实力形象”的相关系数为0.460（p=0.0000.05），说明在粤外籍居民的“中国社会形象”观对其“中国传媒业内容产品形象”感知的正向影响不显著，假设H1b不成立。

2. 在粤外籍居民的“中国经济形象”观对其“中国传媒业形象”感知的影响

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形象”与“中国传媒业行业实力形象”的相关系数为0.225（p=0.0270.05），说明在粤外籍居民的“中国经济形象”观对其“中国传媒业内容产品形象”感知的正向影响不显著，假设H2b不成立。

3. 在粤外籍居民的“中国文化形象”观对其“中国传媒业形象”感知的影响

数据显示，“中国文化形象”与“中国传媒业行业实力形象”的相关系数为0.222（p=0.027

4.在粤外籍居民的“中国商品形象”观对其“中国传媒业形象”感知的影响

数据显示，“中国商品形象”与“中国传媒业行业实力形象”的相关系数为0.289（p=0.0040.05），说明在粤外籍居民的“中国商品形象”观对其“中国传媒业内容产品形象”感知的正向影响不显著，假设H4b不成立。

5.在粤外籍居民的“中国国民形象”观对其“中国传媒业形象”感知的影响

数据显示，“中国国民形象”与“中国传媒业行业实力形象”的相关系数为0.208（p=0.047

五、讨论与建议

本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1）针对在粤外籍居民系统地实证揭示了他们感知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传媒业形象特征及其人口统计特征差异;（2）行业形象研究的学术关注有所阙如背景下，结合中国传媒业的基本特征，初步提出传媒业形象构念的测量模型及指标体系;（3）基于COO理论的核心思想检验并确认国家形象感知对国际公众传媒业形象感知的影响机制，证实了来源国形象效应在传媒业相关问题分析中的适用性。

鉴于来源国形象效应的影响以及国际公众存在中国国家形象、传媒业形象感知差异的现实，中国传媒业未来的对外传播与国际化发展更要在策略上讲究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结合，要注意看人抓药、对症下药。近年，中国国家形象广告、中国制造形象广告纷纷登陆欧美主流媒体，但传播效果或存隐忧，关键就在于传播对象明明是外国人，但创意与制作却完全是中国思维与“生产者导向”。调查发现，在母语为英语的欧美发达国家，公众对于中国传媒业的成见相对较深，但同时他们对中国的文化形象又有比较积极的正面评价。今后，中国本土传媒机构在欧美地区的国际化发展可以尝试通过并购境外媒体或与当地媒体合作的品牌联盟形式，在共享信息资源、内容产品、发行渠道、传播技术等领域进行合作，在品牌、设计、生产的来源国细分中开发具有“复合原产地”特征的内容产品，淡化中国的品牌来源国标签信息，将更多丰富的反映中国文化特质的文化娱乐产品、信息产品推向欧美传媒市场，在潜移默化中改变欧美公众对中国传媒业的刻板印象。在亚非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公众对中国传媒业有相对更高的认同度，中国本土传媒机构在这些地区的市场拓展中不妨旗帜鲜明地亮出“中国制造”的产品品牌标签。当然，在宗教与文化禁忌比较突出的地区从事市场开拓与对外传播时，要充分考虑内容产品的文化差异与本土契合性问题。

参考文献：

[1]Pieke F N. Immigrant China[J]. Modern China， 2012， 38（1）： 40-77.

[2]朱春阳. 传媒形象在传媒市场运作中的价值[J]. 中国记者，2002（5）：12-13.

[3]McDowell W S. Exploring a free association methodology to capture and differentiate abstract media brand associations： a study of three cable news networks[J].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 2004， 4： 309-320.

[4]喻国明. 媒介品牌形象及影响力指数的设计与分析[J]. 新闻前哨，2001（6）：8-11.

[5]胥琳佳. 试论媒介品牌形象模型的建构[J]. 现代传播，2011（7）：154-155.

[6]Chan-Olmsted S M， Cha J. Exploring the antecedents and effects of brand images for television news： an application of brand personality construct in a multichannel news environ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edia

Management， 2008， （1）： 32-45.

[7]刘超. 媒体品牌个性研究述评：测量方法、维度解析与研究展望[J]. 国际新闻界，2012（7）：97-101.

[8]刘超，喻国明. 媒体品牌个性的实证研究：以南方都市报为例[J]. 东岳论丛，2013（5）：119-124.

[9]Saleem N. U.S. media framing of foreign countries image： an analytical perspective[J]. Canadian Journal of Media Studies， 2007， 2（1）： 130-162.

[10]徐剑，刘康，韩瑞霞，曹永荣. 媒介接触下的国家形象构建： 基于美国人对华态度的实证调研分析[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6）：17-24.

[11]范庆基. 中国国家形象、企业形象与品牌形象的影响关系： 基于韩国消费者评价视角[J]. 营销科学学报，2011（1）：99-114.

[12]Schooler R D. Product bias in the central American common market[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65， 2 （4）： 394-397.

[13]Han C M， Terpstra V. Country-of-origin effects for uni-national and bi-national produc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8， 19 （2）： 235-255.

[14]Martin I M， Eroglu S. Measuring a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 country image[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November， 1993： 191-210.

[15]Anholt S. The media and national image[J]. Place Branding and Public Diplomacy，2009， 5： 169-179.

传媒行业研究范文第4篇

关键词：数字语境；影视传媒；人才培养

一、影视传媒人才培养的紧迫性

基于数字语境所开展的影视传媒人才培养是复合当今社会发展需求的，随着影视传媒行业不断发展，人才已经成为决定传媒行业竞争的主要因素，在所开展的影视传媒教学计划中也更加重视综合素质人才培B。数字语境近年来发展也是十分迅速的，对影视传媒人才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大，但原有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当今需求，需要在教育体系方面进一步改革，同时配合教学方法与课程结构方面的改革，这样才能够为行业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技术培育不仅仅是大学生思维方面的改变，还需要人才掌握先进的信息技术，能够协调好技术之间的相互配合实现更高层次的信息处理速率，通过这种方法来达到更理想的影视传媒效果。由此可见加强对影视传媒人才的培养不仅仅是数字语境发展的需求，同时也是社会信息化发展的主流方向，下面文章将针对影视传媒人才的培养策略展开探讨。

二、影响影视传媒发展的因素

（一）时代性因素

时展迅速的同时在相关技术的更新速度上也有明显提升，因此对人才技能水平掌握标准也是不断改变的，这一点上专业人才很难达到发展需求，在自身专业技能更新上也比较落后，最终出现与影视传媒技术脱轨的情况。在时代环境的影响下，影视传媒人才需要不断提升个人技能，即使进入到工作岗位中也不能停止学习创新，一些仅掌握初级技能的专业人才是很难满足岗位需求效果的，在该领域的发展也会因此而受到限制。

（二）专业人才缺乏因素

专项人才缺失直接导致了行业发展缓慢，尤其是在影视传媒素材的制作中，人才的先进性并没有体现在其中，在制作技术选择上也存在不合理因素，很难达到预期的管理建设水平。大学期间所开展的专业技能学习内容深度设置不合理，学生在校期间的传媒技术水平提升也并不理想。人才与环境是限制影视传媒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尤其是进入到数字语境发展阶段，需要将传统技术方法与创新体系相互融合。但大部分专业人才都只掌握了原有技术体系，在创新技能方面掌握却比较欠缺，随着工作计划不断深入，所带来的影响也会逐渐加深，阻碍影视传媒行业不能高速发展。

三、数字语境中影视传媒人才培育策略

（一）建立多元化的影视传媒人才培养体系

面对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在进行影视传媒艺术人才培养中也要体现出创新性，能够将行业发展需求与综合素质提升同时体现在教学模式中，总结经验的同时展开理论性研究，达到一个更理想的建设效果，这也是传统方法中所不能实现的。通过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完善，将语境融合数字化理念需要完善的创新体系，所开展的人才培养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今的行业发展需求，更要从长远的角度分析问题，实现通过人才来促进行业深层次发展，达到一个理想的发展建设水平。

（二）进行融合性的人才培养

既要保障人才掌握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同时在所开展的人才培养中更要体现出在艺术方面的审美内涵，欣赏影视传媒作品并发展总结其中的艺术价值，在独立创作中将这种艺术价值融合体现在其中。为日后管理工作开展创造有利条件。融合性人才体现在多个方面上，日常教育中要注重对实践问题解决能力进行培养，为学生创造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效学习环境，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接轨。融合性还体现在教育观点中，在课堂上可能对学生发挥积极的引导，并建立一个更高效的教学体系，使学生在学习中可以不断感受到进步，在学习兴趣上也会有明显提升。

（三）影视传媒人才培养的准确定位

专业技能教育培训的同时还应该结合职业生涯定位教育，使学生可以充分了解到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是否有适合自己的岗位，并向这一方向努力，在所开展的影视传媒教育中要确定学生的主置，从学生的兴趣爱好出发来开发潜能。人才培养方向要与行业发展前景一致，引导学生提升创新精神，在常规学习中也更善于发展总结，日后进入到工作岗位中也能将所学习到的知识发挥作用，在行业中创造更理想的成就。

四、结语

在传媒类型多样、竞争空前激烈的今天，拥有视听综合、时空综合、艺术技术综合优势的电影、电视仍然是影响力最大的传媒形态之一，是国家重要的文化名片。而随着传媒的多元化，影视传媒行业的发展也将迈进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行业的竞争也必将更加激烈。在此阶段，影视传媒行业的产业结构将进行战略性的调整，引发人才资源的重新配置，进而直接影响影视传媒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传媒行业研究范文第5篇

【关键词】传媒经济；传媒产业；运营问题；分析

从中国传媒经济的发展上来讲，自任何以获得经济利益目的的传播活动产生并进行时，就产生了传媒经济。在中国传媒经济的发展史上，传媒经济经过了大约三大时期：（1）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传播活动，在此阶段，信息传播者以获利为目的向他人传播信息；（2）通过传播信息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的传媒活动。在此阶段，信息传播者比起经济利益更重视信息传播效果和对人民的作用；（3）从以各种目的为主的传播活动转向专业性传媒产业。从这一阶段开始就标志着传媒经济的正式诞生。虽然我国当今媒体传播行业迅猛发展，但是中国传媒经济还处于基础知识理论思想不能统一、百口莫辩的现状。由此产生的中国传媒经济发展道路中的问题一直存在。本篇文章就中国传媒经济运营发展现状中的种种问题作出以下分析。

一、处于尴尬地位中的传媒经济学

传媒经济是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得需求下产生的，由基本的人类生活生产中的信息需求和信息传播两部分构建而成，信息传播并转化为经济利益的过程就是初始的传媒经济学。这种学科是在人类日常生活的基础上产生的，对信息双方接触受益者来说，不需要进行过度的理解和讲述。因此，传媒学作为一门生活学科，虽然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无处不在，却没有比较明确的学科归属范围。这让中国传媒经济学处于归属不清的尴尬地位。传媒学与其他各种性质的学科都有着很强的关联性，例如，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学科。对于传媒经济学归属不明的这一问题，许多相关学者和商业家在各个学术层面上纷纷做出自己的不同见解，例如，传媒经济学的内涵、定义、性质、作用、构成因素及条件等等，大量的意见使得为传媒经济学下定义成了一件更加困难之事。

传媒经济学的具体定义和内涵在社会各界的争论中不断完善发展，传媒经济到底是什么的问题经过了多方面的思考。有一种说法认为，传媒经济学是不依赖于其他学科而独自产生发展的学科，这种说法将传媒经济学和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广告学以及人类学等学科相剥离区分，将传媒经济学看成独立的个体。另一种说法则认为传媒经济学是与新闻学、广告学、传播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学科。此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传媒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的其他因素的作用。还有的研究人士在对多本有关媒体经济学的书籍进行研究、比较后，认为中国的传媒经济还不到称得上是“学“的程度，没有形成成熟完整的传媒经济学理论体系，多数理论知识在原有的陈旧框架中停留研究。种种思想观点的争论都显示了中国传媒经济学的不成熟和学者缺乏的相对素质。随着现代经济中传媒经济在当代的迅猛发展，中国的传媒经济在对各种说法融合吸收并与实践结合的基础上，当代社会对传媒经济学的定义是：传媒经济学构建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之上，致力于研究经济和金融力量如何影响传媒体系和传媒组织。事实证明，只有学术研究者们树立科学的价值观的额公正态度，正确对待历史经验，综合分析中国传媒经济的发展历程和成长背景，才能够做到客观地解释传媒经济的内涵。

二、在中国社会环境影响下的传媒经济学

一方面，中国社会环境影响并改变了传媒经济学研究内容的正确方向。改革开放以来，为最快时间内恢复国民经济、促进国家发展，中国国内社会建设一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各行各业长时间内秉承该思想。这使得国内的传媒经济产业将经济效益作为企业的盈利目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对立是产业发展中的一大极端问题。而随着时代的开放，现代经济的发展，这种单单以经济效益为重、忽略社会效益的策略对任何行业企业来说都已不合时宜。中国社会大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并阻碍了国内传媒经济的健康平衡发展，使传媒经济错过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好时期，我国传媒经济产业发展失去活力。

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大背景影响了国内传媒经济学发展的研究活力，削弱了产业创造性。我国曾长期处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行业企业都要归国家管理，企业项目研究等失去了自主活力和控制力，受到很大的束缚，这使得传媒经济行业深深受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质的打击。由于传媒经济是属于意识范畴方面的学科，不能靠一般的经济运行规律去引导其自身发展，而我国一度认定规范化、成品化的国家经济运行规律和市场规律，所以长期以来运用经济规律去发展的传媒经济产业不能得以正确运作。改革开放政策出台后，我国相关人员虽然提出了大搞企业化经营、深化公司制、企业制经济体制改革，但这些工作方针都没能得到认真不懈的贯彻落实。因此，我国的传媒经济产业长期处于缺少发展活力的，研究力量不到位，科学理论体系不成熟的状态。

其次，传媒经济学研究方面人才的自身素质问题也是影响我国传媒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支撑任何一门学科的重要因素都不能缺少科学理论和实践经验，而理论与实践的来源之处大部分都靠相关人才的研究工作。传媒经济学也不例外。首先，传媒经济学研究人才应该具备充足的传媒经济专业知识技能，应该懂得传媒经济发展规律、市场需求以及经济运行规律。而在这一点上，我国大部分教育偏于传统化，传媒经济学教育成果不显著，教育方式落后，相关传媒教育机构教学体系不完善，造成我国传媒经济复合型人才严重缺乏的现状。传媒工作人员的知识构成十分不平衡，懂得传媒工作实践操作的人很少了解相关系统的传媒理论知识，懂得系统知识的人，又很少能够实际操作，这样一来，时间和理论就很难在一人身上结合，难以达到反复实践、总结理论知识最后提高传媒经济工作能力的目的。同时，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无法正确结合，一些编写传媒报纸的人缺乏正确的职业素养，只见过或听过理论知识而缺乏实践经验，使得在报纸新闻的编写、报道过程中掺杂着或多或少的个人情感和观点，使报道失去了原有的真实性、客观性。违背了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原则。

三、应对中国传媒经济现状的思考

要应对传媒经济发展活力缺失的现状，首先要深化传媒产业经济体制改革，构建适合新时代社会发展的公司制传媒企业。加大对传媒经济的政策扶持，重视对传媒经济的相关研究工作。传媒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发展方式虽然与一般的经济学有所不同，但在方法经验方面国内外存在很大的共通之处。因此，在巩固完善国内传媒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借鉴吸收国外传媒经济学的优秀课题研究成果，摒弃排外主义，开展国内外传媒经济学成果交流会，做到传媒经济知识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其次，注重高质量传媒经济学人才的培养。新闻本身就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因此，传媒经济研究工作人员必须具备充分的实践意识并亲自施以行动，才能够最高程度的还原新闻的真实性和实效性。传媒经济工作人才的发掘培养关系到我国传媒经济学发展的未来，教育和人才培养在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中占有重要地位，着重于提高传媒经济学教育质量，创新教学方法，向人才灌输与时展密切相关的先进传媒知识理论；构建正确合适的传媒经济学体系，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推动传媒经济学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传媒经济企业应加强行业实验研究，用科学准确的方法分析传媒经济学发展现状，开拓一条于中国传媒业发展实际相适应的传媒道路。

总之，从当今社会中国国内传媒经济学的发展现状可以看出，加大传媒经济学研究力度对于实践和理论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同时也是推动传媒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传媒经济学的发展为我国传媒事业走向国际世界，长久屹立于世界之中提供了充分的经验基础和指导基础，突出表现了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突出优势。

参考文献：

[1]周鸿铎.中国传媒经济六十年成长报告[J].传媒，2009（10）

[2]喻国明，宋美杰.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场域分析[J].社会科学战线，2013（01）

[3]徐航.试论传媒经济在中国发展的价值观[J].新闻窗，2010（05）

[4]许又心.浅议中国传媒经济发展的新思路[J].商业文化（下半月），20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