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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手工艺;听障生;职业教育;传承
传统手工艺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在实践中长期积累形成的生产技术,是我国非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听障职业教育作为职业教育中的重要一环,肩负着培养听障残疾人所需的专业知识、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重要任务。传统手工艺与听障生职业教育的有机结合,是听障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有效途径,更是传统手工艺传承发展的现实选择。2017年3月12日,由文化部等部门联合的《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强调,“支持具备条件的职业院校加强传统手工艺专业建设,培养具有较好文化艺术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1]2021年7月21日,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指出,“发展特殊艺术,鼓励残疾人参与文化艺术创作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帮助有培训需求的残疾人普遍得到相应的职业素质培训、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2]由此可见,通过职业教育帮助听障生掌握传统手工方面的职业技能,发挥听障生参与传统手工艺传承的重要作用,充分利用听障生与生俱来的视觉和超乎常人的模仿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培养既有文化素养又有一技之长的听障生,是实现残疾人职业素质和就业创业能力提升的有效举措。
一、传统手工艺融入听障职业教育的意义
1.传统手工艺传承的现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步伐的逐步加快,我国传统手工艺生产、销售受到了较大影响,出现了传承人高龄化、观念守旧、后继乏人等一系列问题,丰富多彩的传统手工艺正面临逐渐萎缩的生存危机。首先,传承人高龄化问题凸显。根据文化部于2017年2月10日的《各地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情况评估报告》可知,在世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已有一半以上超过70周岁,尤其是一些年事已高的传承人,多数都无法完全展现技艺,因此,开展抢救传承人的记录工作迫在眉睫。[3]其次,传承人缺乏现代教育理念。根深蒂固的“家族式”或“师傅带徒弟”的传统观念,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代际传承社会结构。继承人获得技能的方式大多来自于实践经验的积累,相对完整、细化的设计工艺流程还无法上升到专业理论高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传统手工艺人才职业化、规模化的培养。第三,传承队伍后继乏人。由于数控加工、注塑成型等一系列工业化技术的广泛应用,批量规模化生产致使传统手工技艺的影响力和约束力不断下降,加之老一辈留下的手艺多数都学习周期较长、收入相对较少,而年轻一辈又更加适应快节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导致有继承传统技艺想法的青年人越来越少。有数据表明,专业院校毕业生加入到传统手工艺领域的不足1%,高级工艺师仍在从事传统手工艺的不足20%。[4]2.传统手工艺在听障职业教育中开发利用的优势首先,传统手工艺是以手工制作为主,其制作过程具有技术性和严谨性。听障生虽然听力有别于常人,但他们不易扰,学习认真,并具有眼敏、心静、手巧、志坚的身心特点,做事专注,对自己的要求也更严格,因此在手工制作上往往比正常人更有天赋,在教师的鼓励和细心指导下,听障生更容易掌握这些传统技法。其次,将传统手工艺资源引入听障生职业教育,培养听障生的动手能力,使其掌握一项手工技能,拓宽其就业渠道,是实现残疾人全面发展与顺利融入社会的核心。第三,传统手工艺凝聚着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特色,传承传统手工艺,对延续历史文脉、培育文化自信、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有重要作用。让听障大学生掌握一门手艺,不仅能够使其自食其力,还能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助推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出一份力。3.传统手工艺融入听障职业教育的社会意义2021年5月25日,文化和旅游部的《“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指出,“推动传统传承方式和现代教育体系相结合,创新传承人培养方式。”[5]2021年7月21日,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指出,“帮扶城乡残疾人就业创业,帮助残疾人通过生产劳动过上更好更有尊严的生活。”[6]因此,针对听障生身心发展特点,开展传统手工艺人才的培养与实践,让听障生参与传统手工艺的职业教育与学习,真正掌握一门技能,成为能够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方面可以解决听障生就业和创业问题,缓解社会压力,达到教育扶贫的目的;另一方面可以改变人们对残疾人固有的看法和印象,体现“平等、参与、共享”的现代文明社会残疾人观。
二、传统手工艺在听障职业教育中传承的困境
1.培养方案缺乏特色,人才培养质量有待提高弘扬传统手工艺除了需要政府、社会各界支持以外,还需要职业院校担负起培养继承人的责任。要科学开发利用听障生的优势,开展传统手工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但从2021年全国24所聋人内地单招本、专科院校招生专业来看,目前只有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等少数学校,根据社会发展需求和听障生的身心特点、特长爱好,以传承和创新传统手工艺为切入点,开设了有关传统手工艺专业。[7]而多数院校的专业设置大体与正常生相同,主要集中在艺术设计、计算机应用技术等常规专业,对听障生的优势和潜能没有有效开发,导致了听障职业教育缺乏鲜明的办学特色,专业优势不明显,传统手工艺在听障职业教育中处于薄弱环节。此外,职业院校听障生艺术类课程的设置与普通职业教育课程的设置总体差别不大,针对听障生身心发展特点考虑不够全面,课程设置传统单一,缺乏个性化。2.师资力量薄弱,师资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听障职业教育对传统手工艺专业的授课教师要求较高,教师不仅要有“理论+技能”的专业功底,还需要有扎实的手语沟通能力。但从目前来看,既会手语又懂传统手工艺的“双能型”教师储备严重不足,大多数教师是从普通手工艺专业选调而来,没有特殊教育的学习背景,对听障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教育教学规律还不够了解,手语水平也参差不齐,所以在教学过程当中,教师与听障生存在一定的沟通障碍。还有一部分教师原本的专业是美术、艺术设计等,没有传统手工艺专业的学习背景,传统手工艺的技法也是从书本、视频中自学或参加短期培训得来,对传统手工艺的具体历史演变、文化内涵、创作元素构成及工艺制作细节了解不够全面、不够深入,导致手工艺传承陷入了仿制和临摹误区,这种重制作成果和单纯展示技法而轻视内涵的做法,使传统手工艺传承失去了原有的灵魂。3.学生实训场所不足,实训基地建设有待开发听障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为社会输送应用型人才,所以培养听障生动手能力的实践教学环节必不可少。但从目前手工艺实训基地建设的情况来看,主要存在着四方面的问题。第一,有的院校顶层设计者主观上更倾向于建设热门专业实习基地,没有把传统手工艺与热门专业同等对待。另外,受师资、资金、设备等客观条件制约,传统手工艺实训场所数量不足。第二,目前多数院校的手工艺实训基地运行模式为独立建设、独立使用,仅限指定专业课上课时使用,课余时间采用封闭管理模式,造成实训场所闲置、使用率低,缺乏开放性和共享性。第三,一些院校手工艺实训基地的功能没有得到有效拓展,运行模式单一,没有引入市场的竞争机制,导致学生缺乏深入市场的实践经验,影响了经营管理能力的提升。第四,校企合作深度不够。校方都迫切希望学生能在手工艺企业实习积累实践经验,而有的企业却抱着担心影响正常生产的心态,致使一些校企合作流于形式,只停留在签约或挂牌的消极被动状态,校企合作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学生实习效果不理想。4.参与主体不够广泛,运行机制有待健全传统手工艺在听障职业教育中实现传承应是一项基础性、经常性的工作,需要行政管理部门制定强有力的约束机制和科学合理的激励政策来支持,也需要学校与残联、行业协会、民间艺术团体等社会力量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建立多元化主体参与的社会支持体系。但由于我国特殊教育起步相对较晚,支持听障残疾人职业教育的有关政策和规定还有待完善,有的地区还存在特殊教育摆不上位置的情况,认为残疾人毕竟占少数,也不是教育发展的硬任务,对残疾人教育的鼓励政策、资源配置、资金支持等投入较少,尤其是在听障生传统手工艺实习基地建设上投入的师资、经费、设备等方面明显不足。另外,职业院校与地方行业协会、传统手工艺企业、社区等民间组织的交流合作也不够深入,致使传统手工艺在职业院校的传承成为了薄弱环节。
三、传统手工艺在听障职业教育中传承的路径
关键词:浙江金华 浦江 手工艺 剪纸
一、前言
众所周知,浙江是中国民间剪纸大省。据史籍记载,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五代时期。如今,浙江剪纸形成了鲜明的传统风格和地方特色,其中温州地区的乐清细纹刻纸和金华地区的浦江剪纸先后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作为中国剪纸项目内容列合国教科文人类非遗代表作扩展名录。而金华地区的浦江剪纸在元明之际就有记载,其中以戏曲窗花最有特色,内容都是戏曲场面,又以婺剧为主,风格优美、细致,构图相当完整,线条也多变化。
二、调查对象与方法
此次调查采用了问卷调查法、文献法、访谈法和田野调查法。另外为保证调查的科学性,我们把调研对象划分成了三类人群,主要包括浙江师范大学在读学生、金华市和浦江县市民,以及相关专家。
三、调查结果分析与思考
(一)问卷和访谈结果
此次调研中主要就“金华民众对于金华剪纸的认识程度、了解途径、民众参观剪纸博物馆情况、对剪纸发展的建议”等问题向不同民众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结果如下:
1.有73.64%金华大学生没听说过金华剪纸,但有20.69%的金华和浦江市民表示对于金华剪纸十分了解,有58.62%的市民没听说过。另外我们发现,大众了解和认识金华剪纸的途径主要是同学朋友、大众媒体、网络,而父母长辈、老师起到的教育、引导作用很小。
2.建馆已逾两年的金华市剪纸艺术博物馆仅有4.67%的民众进行过参观,博物馆的教育作用发挥不到位。
3. 在传统节假日,还有44.48%的家庭保留着贴剪纸的习俗,这说明传统的剪纸也并没有和现代社会生活完全脱节。其实这也是一个剪纸产业发展可寻的契机,金华剪纸完全可以与节日、庆典结合起来,作为一种室内装饰或者纳福、好运的象征而获得发展新机会。
4.金华地区的大部分学生都对于金华剪纸的未来持乐观态度。高校学生和相关剪纸艺人都认为可以将其产业化发展,还有74.42%的大学生建议在学校开设剪纸通识课程。
(二)对金华浦江剪纸传承与发展的几点思考
1.金华剪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问题
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成功“申遗”的金华浦江剪纸的发展无法得到国家足够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支持已成事实,实质上对于金华剪纸影响力的扩大、长远的发展还未呈现明显效益。
但是金华浦江剪纸在现阶段还是可以走出自己的发展路子。金华剪纸应积极主动地它作为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片亮出去,让金华剪纸成为金华城市的名片,利用现代媒体技术做足宣传。主动向金华人民,向浙江、向全国甚至全世界人民展示金华剪纸的魅力,不断扩大影响范围。在扩大知名度的同时做好剪纸系列旅游资源的开发,可以学习杭州丝绸的旅游发展模式,与旅行社合作推出剪纸作品免费游览、有偿消费,共享利润。
2. 金华剪纸传承人的问题
现代人对于剪纸等传统手工艺的偏见或者是错误的认识是导致许多传统民间手工艺“后继无人”的重要原因。很多人认为剪纸过时了,已经与现代生活有所脱离了。另外,大多数人看不到剪纸等手工艺长期的效益,而在乎的是它短期内无法创造足够的利润、收益。而过去社会认为从事剪纸等民间手工艺、艺术类行业是不务正业的错误看法,也削减了人们对于从事剪纸手工艺的热情。
金华的剪纸艺术水平在浙江省内是中上水准,不过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主力作者年龄偏大,像有名的王风老师已经90岁,吴善增老师也80多岁了。年轻的剪纸作者也不少,但是中间有些断层,所以传承还是个问题。
要解决金华剪纸传承人和青年从业人员不足的问题,我们首先还是要从观念入手,以政府鼓励和支持和剪纸行业主导的形式发展金华剪纸,政府投入专项资金提高剪纸从业人员的待遇、优化工作环境,让民众端正对于剪纸行业的认识。另外要发挥金华剪纸艺术博物馆的宣传、教育和科研的作用,发挥学校的教育作用,从金华的小学、中学到大学一直坚持开始剪纸类的通识课程,或者成立职业剪纸艺术学校,让剪纸工艺大师亲临课堂教授金华剪纸发展历史、动手剪纸,让“娃娃”、“高材生”有更多的机会学习和了解本地的民间艺术。在这样一种教育形式下,肯定会涌现很多的真正爱好剪纸的青年。
3.金华剪纸未来发展的问题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也是茶文化的发祥地。如今茶文化已传播到世界各地,而浙江自古以来就是茶叶大省,近两年就在金华剪纸博物馆举办过省级的“酒”、“茶”剪纸作品主题展。既然有着重要历史地位的金华的“婺州举岩”茶文化剪纸作品有过结合的成功尝试,那为何不把茶文化与剪纸艺术的结合起来,发展一种不同别处的特色剪纸文化呢?
另外,中国民协顾问郑一民认为,“剪纸发展,文化是根基,科技就是让剪纸枝繁叶茂的魂,而产业大发展带动百姓发家致富才是发展的不竭动力。”金华剪纸在实际发展过程中,诸如詹东明一类的艺术大师已经将现代运动会吉祥物等元素融入了剪纸之中,相当富于有活力和韵律。创新的剪纸内容,将使金华剪纸又现艺术春天。
金华浦江剪纸可以借鉴河北蔚县的发展模式,走产业化发展道路的同时注重高端剪纸的发展。通过打造剪纸文化等特色文化品牌,使金华逐步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产业优势,推进文化产业集群发展,有效推进金华的特色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树村.中国剪纸民间艺术史话[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关键词:区域高校;东阳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项目来源:2013年度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课题研究成果,项目编号:RWZD6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我院)地处浙中腹地,具有“教育之乡、建筑之乡、工艺美术之乡”之称的东阳市,经过十多年的经营与发展,为地方经济、文化、产业的发展的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同位于东阳的东阳木雕,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众所周知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易流变性的特点。因此,如何利用区域高校对地方非遗项目进行保护,有哪些优势与不足,本文将以我院对东阳木雕非物质文虎遗产的保护为例进行必要的梳理与研究。
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述与现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其的定义是:“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包括了“一、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二、表演艺术;三、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四、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五、传统手工艺。” [1]
然而,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并以《公约》的形式加以固化,以及随着各国政府对本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进一步细化与落实,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内容的进一步梳理与研究等。目前,我们认为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有了质的提升,对其传承与保护有了相关法律法规的依据,并在资金、政策上进行了保障。正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民族特有智慧的结晶,是人民创造力的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的象征,也是保留世界文化多样性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基本都出现了“后继乏人”,甚至出现了“人亡艺绝”的现象。所以,我们认为,利用并发挥不同机构与组织的特色与优势,积极地参与到非遗的保护行列中来,为人类文化的传承起到应该的作用。
2、区域高校对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与作用
文化在人类的进步与发展上起到了核心的地位和作用,而高校作为文化的传承、传播与发扬的主要场所,特别是区域高校在对地方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其他组织机构所不能达到的。因为,区域高校首先具有地方优势,对地方的文化与传统、习俗与民族风情应具有清晰的了解;其次高校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具有人才的优势;再次高校具有丰富的教学、生活、娱乐等传播场所;第四高校教师具有科学研究,为地方经济文化服务的知识与能力等。
因此,我们认为区域高校在为地方非遗的保护上所起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对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历程、文化背景、历史文献等方面进行调研,收集与整理相关资料进行研究;(2)对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提出相应的策略与途径;(3)对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工具、现存实物、文献等进行保存与展示;(4)对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相应的专业或者课程设置,并向年轻学生进行传播,起到推广与传承的作用;
3、我院对东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
东阳木雕作为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其他的非遗项目一样,在当下均面临着如何传承与发展的问题,后继乏人是非遗所面临的首要问题。而目前东阳市把传统手工艺,特别是传统家具的设计与制作作为区域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一方面如何把一项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手工艺保护与传承好,另一方面又如何为地方经济与文化作出区域高校应有的作用。鉴于以上背景,我院于2008年申报了全国唯一一个《木雕设计与制作》专业,实行了科学的现代高等教育式传统手工艺人才的模式,取得了较高的成果。
3.1、实现了现代模式的人才培养
传统手工艺的人才培养主要是依靠师傅的传帮带和口传心授的模式进行,而我院的《木雕设计与制作》专业的人才培养,在借鉴传统工艺的传授特点的基础上,注重了人文知识、传统技能、拓展素质的培养,如注重了《大学语文》、《艺术概论》、《工笔白描》等课程。同时,在专业的学习上实行文化课与专业技能的分离,即上午学习文化课,下午入专业实训室进行专业实践,以此提升专业技能。而在具体的专业学习上,公共文化课由基础部教师的担任,专业基础课由高水平的专业教师担任,专业实践课由专业教师和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级技师共同担任。在人才的培养上以此实现立体式、环形式的培养。
3.2、实现了高素质的人才培养
在工艺美术历史上,传统艺人的地位并不高,留存到目前的传统手工艺典籍寥寥无几,正是由于受到传统手工艺人自身文化等方面的制约所形成的。而目前我院实行的高水平的人才培养,首先,起点较高。要是招收当年统考统招的应届高中毕业的艺术类(美术)考生。其次,该类学生在经过了前一阶段的学习,在文化知识、美术基础、综合素质已有了基本的积累,而在对文化知识的接受能力、理解能力、艺术欣赏能力、想象能力、创造能力上也有了质的提升。为后续的专业学习打好了扎实的基础。
3.3、实现了专业基础与专业技能无缝衔接的人才培养
在人才培养上,我院以任务为驱动、项目为载体、校区合作的培养模式。实践中学生需带教师下发的任务要求进行前期准备。如教师下发要求学生练习作品《荷》,学生需进行前期的资料收集与临摹,再在《工笔白描》课程上,教师对《荷》进行讲解和演示绘制过程,以此让学生掌握基本的绘画知识、技能与技巧,后带学生进行专业写生,让学生在现实中了解绘画对象的本质特点,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艺术加工,并以此为模本,再进入实训室在专业教师和技师的指导下进行雕刻,并对最后呈现的作品实行展示,邀请专家进行点评,从而提升学生的再创能力和专业素养,实现了专业基础与专业技能的无缝衔接。
3.4、实现了科学研究促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由于我院的《木雕设计与制作》专业是全国唯一一个专业,因此,我院在全面的前期市场调查的基础上,制定了的人才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并利用如陆光正大师等高端人才优势,收集编写了《东阳木雕概论》、《东阳木雕传统图案集》、《工笔白描》等专业教材。并在基础上,积极申报各级各类课题和撰写论文,已完成《东阳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保护》等课题多项和《东阳木雕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等论文多篇。我院教师积极地对东阳木雕以及人才培养方面进行多视角、多维度地梳理与探索,为我院《木雕设计与制作》专业的人才培养实现了科研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如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冯文土对我院毕业生的评价。“学校3年培养出来的木雕专业的学生,可以顶得上我7年培养出来的徒弟,不仅在于这批学生有文化水平高,觉悟高。学院的培养也是非常成功的。” [3]
4、我院对东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不足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其核心在于人才的培养。但我们认为我院在对东阳木雕的保护上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人才培养上存在一定的单一性。东阳市目前在木雕产业化的过程,主要在红木家具方面,而我院目前的人才培养主要还是集中在了传统形式中,对家具设计与制作方面的教学方面还不够。其次,在课程设置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知识的教授还不够深化。目前设置了《国工艺美术史》等方面的课程,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述、特点、保护的核心内容、方法与途径等方面,对目前的学生而言还一概不知。因此,我们认为在目前的课程设置上因增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等课程,为将来该项目的有效保护储备人才。
参考文献:
[1] 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论[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文化创意产品;产品设计
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为中华民族留下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产,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多、数量大、保护困难重重。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持续需要的“活态保护”与“活态传承”,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如何有效的运用创新手段,强化市场导向,使“非遗”保护从国家公益事业基础上向产品化开发的道路转变?文化创意产品怎样从“非遗”中汲取精神养分,穿透艺术表征的符号,深崛文化基因,通过提炼创新最终满足现代人的生活需求?思考“非遗”艺术特色如何在文创产品中交融转化,是值得广泛关注和深入思考的。
1聚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文化遗产熠熠生辉、展现出的独特魅力让世界为之赞叹。然而,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碰撞,中国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都面临着信的机遇与挑战。重新审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此公约所定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方面:(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从这五个方面可以清晰捕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特征——“活态流变”。相较于物质文化遗产有形的遗产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大多是无形的、不稳定的、持续变化与发展的“活态”遗产形式。其包括的各种表演艺术、节庆仪式或传统手工艺,大多通过口传心授、世代相乘的形式绵延传承下来。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任重道远。
1.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概念及措施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就是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核是活态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对传播人、传播方式进行多样性、可持续性的保护,达到延续、振兴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效果。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措施主要分为两种:无形非物质性保护措施与有形物质性保护措施。无形非物质性保护主要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层面,比如提高传承人地位、鼓励收徒传艺、加强传承人技艺创新等,侧重文化遗产演绎过程的保护。有形物质性保护则主要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载体,比如乐清黄杨木雕技艺的木雕精品、泰顺提线木偶戏中的悬丝木偶等。
1.2文化创意产品——“活态保护”措施中有形物质性保护的新载体
随着我国文创产业的迅猛发展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文化创意产品在各行各业的推动作用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传统行业逐步寻求与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思考如何存留特色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为传统产业的持续发展注入全新活力。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工作中,无形非物质性保护与有形物质性保护同样迫切和重要,由于类似对传承人鼓励扶持等无形性保护措施更多需要政府及社会的持续关注与政策支持,所以笔者主要从有形物质性保护的方面出发,锁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实践、表演、手工艺”等实物载体革新的必经领域——文化创意产品。
2解析文化创意产品的发展现状
文化创意产业在全球范围蓬勃发展,已成为很多国家经济发展与民族形象建立的重要一环。文化创意产品需要以文化内涵为设计灵感,突破对文化表层的简单复制,启发人们发现产品背后的文化基因,最终达到以文化人的目的。而文创产品的开发模式恰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形物质性保护不谋而合,通过文化创意产品的传播,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再次以物质形态多元化地融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将会对“非遗”的保护和传承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2.1文化创意产品的分类
由于文创产品涉及的范围比较宽泛,所以本文从工业设计的角度出发,按照产品的生产方式将文化产品分为三类。2.1.1自然提取类文创产品此类文创产品主要取自于自然界原有的奇珍异宝,针对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将其略为加工成为创意类产品。如图1所示,这类产品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大,人为加工的影响较少,主要用于装饰、观赏的功能,具有一定的使用与收藏价值。但因自然界已有的机体形态文化内涵不足、缺少人为主观创新,所以使其成为文创产品中比较特殊的一类产品。2.1.2手工制作类文创产品手工制作类文创产品主要是指运用传统手工技艺形成的创意产品,比如刺绣、木雕、骨雕、牙雕、陶瓷、漆器、泥塑、布艺制品等。如图2所示,随着现代生活中人们审美情趣的变化,这类文创产品越来越注重工艺美与实用性相结合,追求产生具有现代气息的文化产品。2.1.3工业生产类文创产品工业生产类文创产品,相较前两种文创产品受众更多、生产更严谨、应用领域更广泛。这类文创产品追求文化与设计的完美融合,通过形、色、材、用四个方面将产品背后的文化基因显现出来,运用先进的生产技术批量生产创意产品。这类文创产品在市场上种类最多,受众最广,侧重化繁为简、逐新趣异,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与情感需求紧密联系,如图3所示。
2.2国内工业生产类文创产品现状分析
由于工业生产类文创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种类最多、受众最广,所以本文重点调研、归纳大陆地区及台湾地区的工业生产类文创产品。文创产品如何将文化基因巧妙地植入产品创新之中,这是决定文创产品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笔者从文创产品设计思路的角度出发,将产品创新的模式分为以下几种。2.2.1元素复制式元素复制式的产品创新模式在文创产品的开发的案例中最为普遍,因为这种设计方法较为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将现有的文化符号、图案、元素,直接附加在功能较为单一的生活用品之上,现有的工业生产类文化产品绝大部分是运用此类产品创新模式。综合图4、图5可以看出,元素复制是产品创新模式的优点,其设计方法简单、开发成本相对较低。缺点是设计创新感不足、易仿制、产品附加值较低。2.2.2形态重构式形态重构式不同于元素复制式的产品创新模式,并不是简单地把文化符号复制到多种生活用品之上,而是重新从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出发,思考如何将文化符号解体重构、化繁为简、推陈出新,用全新的方式融入进特定功能的产品之中,使文创产品的形态、情态都会根据产品的功能有所提炼和调整,最终达到现代审美情趣的同时兼备一定的实用意义。图6为博物院出品的龙形开瓶器,设计师在战国时期的龙形玉佩中提取设计元素,将龙形纹样提炼调整,并根据其线条形式搭载在开瓶器这一产品之中,使其兼具美观与实用的功能。形态重构式产品不再单纯地复制文化图形元素,而是通过形态结构再造来实现文化图形由二维向三维转变,使最终的成品与众不同、构思巧妙。“设计以人为本。”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同样要符合时下消费主力军的审美喜好。如图8所示,博物院锁定“80后”、“90后”消费群体进行系列产品设计,这类人群崇尚“可爱文化”、关注生活“萌物”,对幽默、可爱、呆萌的产品形象容易产生吸引力和亲近感。图8左边为博物院与ALEESI合作推出的“OLDISNEW”宫廷系列,设计师将清宫表情庄严、衣着繁复的人物形象简化再造,添加时下年轻人喜爱的可爱表情,设计出包括厨房调味罐、生活摆件、挂件在内的系列文化创意产品。刘传凯设计的“城市•微风”系列礼品,也是同样运用形态重构的产品创新模式,将城市标志性符号重新组合,运用新的材质、新的载体体现城市印象,无论是在产品的质感和观感上都获得了比较好的效果。2.2.3情境互动式情境互动式相较以上两种开发模式更加关注产品与使用者的情感互动。这种产品创新模式不仅仅要思考产品的外观和功能,还要考虑此类产品可以带来怎样的情感体验?产品在使用过程当中如何与用户互动?使用者是否可以通过产品获得愉悦感、满足感?这些都是这类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关键问题,同样,解决好这些问题,这类产品更容易建立品牌印象,在消费者心中占领情感认同的先机。图10博物院出品坠马髻颈枕图11坠马髻颈枕使用情境展示图10和图11共同展示了博物院推出的坠马髻颈枕,单纯从图10很难理解这款文创产品的奇思妙想。直到消费者使用这款颈枕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可以轻松“穿越”古今,既可以在使用产品时像普通颈枕一样减轻疲劳,还可以在不使用产品时自娱自乐、诙谐一笑。而这类产品带来的幽默感和亲和力正是现在年轻群体热衷的产品体验。由此可见,国内文创产品种类繁多,设计效果各有千秋。其中工业生产类文创产品所占市场份额最多,受众范围最广。这类文创产品要想先声夺人、印象深刻还需避免单一的将文化符号复制运用,而要主观提取产品背后的文化基因,从形态重构的模式进行产品创新探索,获得美感与实用兼具的文化创意产品。如果在此基础上还希望获得年轻消费群体的追捧和喜爱,就要从情感互动的创新模式上思考如何使产品诱发使用者的情感共鸣,营造共感体验,使用户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获得惊喜、愉悦等情感满足。
3思考“非遗”艺术特色如何在文创产品中交融转化
从我国文创产品的产品创新模式中可以看出,文化创意产品首先要立足文化一词,将文化作为设计基石与灵感源泉。设计师汲取文化土壤中的养分之后,需要主观消化与创新,穿透文化表征的符号,深崛文化基因,提炼改良创新,最终满足现代人的生活需求与审美需求。而这种产品开发模式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形物质性保护”不谋而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也是文化,而“非遗”种种仪式、表演、手工艺的载体也面临着审美断层、功能单一、受众过小等一系列的问题。思考“非遗”艺术特色如何在文创产品中交融转化也变得愈发紧迫和重要。越来越多的年轻设计师开始关注“非遗”与文创产品的结合,特举以下几个案例分析“非遗”与文创产品结合的可能性。图12为李佳、袁一鸣、梁莉以南京云锦的祥云图案为灵感来源设计的香器。2009年9月,南京云锦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南京云锦的图案丰富、色彩绚丽,很多吉祥图案都有着美好的寓意。设计师将云锦中的“云纹”应用到香器的造型之中,表达出“渊源共生、和谐共融”的文化内涵。图13则为此三人基于道教文化,设计的现代组合餐具。2008年6月,无锡道教音乐入列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道教音乐作为道教文化的一部分,由于宗教意味浓厚,较难融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设计师另辟蹊径,从道教中的八卦、太极形象作为切入点,选取常见的餐具用品为有形载体,利用餐具的拆合衔接体现道教的“阴阳”变化,将无形的道教文化有形地体现在现代人的生活之中。京剧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戏剧表演艺术,2010年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京剧艺术特色为基础的文化创意产品种类丰富,然而大多产品都利用京剧脸谱形象复制装饰,浮于表面的图案装饰使产品易雷同、易仿制,缺少艺术特色的提炼与升华。如图14,戴晶晶为梅兰芳艺术研究中心设计的这组京剧文化创意产品,将京剧脸谱中的标准色与辅助色概括分析,提炼出“忠义红、睿智黄、骁勇蓝、刚烈黑”等脸谱常用色彩,以汉马为色彩载体,以京剧中代表人物脸谱为配色参考,设计出别具一格的文化创意系列摆件。我国的琉璃烧制技艺于2008年6月入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15所示为台湾设计品牌Yii与星巴克联手,邀请木雕、交趾陶、琉璃、细银等传统工艺家,设计出一系列有中国风韵的星巴克杯。左下角所示就是基于琉璃的艺术魅力,融合中国传统文化,设计的工艺主题杯。设计师从不同的材质出发,尝试让传统与现代碰撞,一只杯子也可以精妙绝伦。洛阳宫灯历史悠久、品种繁多。常见的有白帽方灯、红纱圆灯、六色龙头灯、走马灯、蝴蝶灯、二龙戏珠灯、罗汉灯等。尤以红纱灯最为有名。其造型优美,宜书宜画,撑合自如,易于保存。既可用于喜庆饰品,点缀升平;又可作艺术宣传,表彰新风。2008年洛阳宫灯入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图16所示,设计师延续了洛阳宫灯的照明功能,在结构、色彩、材质上重新组合搭配,设计出符合现代人审美意趣的吊灯产品,简约大方,敦厚典雅。综上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意产品的结合可以从“形、色、材、用”四个方面去思考探索。首先解析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艺术特色与文化基因,然后通过形态提炼、色彩提取、材质搭配、功能优化四个方面将“非遗”的艺术魅力重构,最终以形态重构或情境互动的方式,将“非遗”的有形载体的精髓自然融入文化创意产品之中。
4结语
2005年,国务院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并确定了“国家+省+市+县”的四级保护体系。
从2006年起,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
此后国家每年都会不同程度地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其主要发展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
2017年,国家更是强调“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非遗作为最具文化价值的文化品类,这12年来,其传承与保护情况到底如何?还有怎样的想象空间?《经济》记者带着这些问题,来到全国红色文化资源大省――陕西一探究竟。
40-50岁的传承人挑大梁
记者来到陕西省文化厅,看到凤翔泥塑、安塞剪纸、耀州窑陶瓷、澄城刺绣等12个独具陕西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被展示在装修风格一致、具有汉唐风韵的门面房中。“这12个门面房无偿提供给各地市文化局,用于展示陕西优秀传统文化。”陕西省非遗处处长刘卫东说。
截至目前,陕西省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46人、省级398人、市级1281人、县级3977人。
记者分别走访了延安市、铜川市、宝鸡市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0余人。
延安市文化局副局长孙文芳告诉《经济》记者,目前延安市共有12个国家级非遗项目,但只有8个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其中陕北民歌传承人贺玉堂、安塞腰鼓传承人曹怀荣、安塞剪纸传承人高金爱已去世,剩余5位传承人的平均年龄超过73岁,而且安塞剪纸传承人李秀芳已瘫痪在床,失去了传承能力。”谈及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现状,孙文芳眉头紧锁,十分揪心。“好在前两年以采访他们的下一辈或者周边人等用数字化方式做了一些抢救性传承,保留下来一点,要不然可怎么办啊?”
非z传承是活态传承,其最大特点是人在艺在,人亡艺绝。
在陕北民歌的传承上,孙文芳他们选出了新的传承人――王玉成。《经济》记者采访王玉成时了解到,2006年,他因为偶然的机会在公开场合唱了几嗓子,人们都说他有天赋,加上他自己从小也喜欢唱民歌,所以自此开始了唱民歌的生涯。
经过短短一年的时间,王玉成创办了自己的艺术团,不仅一个人承包了团里所有的支出,还想办法给艺术团的成员发工资。“为的就是让艺术团的人能够坚持下去,把陕北民歌唱遍大江南北。”王玉成说。
2014年,王玉成的艺术团成为“陕北民歌保护传承基地”。也的确,王玉成为了陕北民歌的保护和传承做了很多事情,如定期带艺术团的成员下乡采风,办民歌比赛,每年招收10-20个学生,积极参加文博会等。
收效还挺显著,王玉成解释说,陕北民歌关键在于原生态,而陕北人民大多天生都有一副好嗓子。“口传身教的方式还比较管用。”
安塞剪纸的传承人数量稍微多一点,其中以李福爱、余泽玲、余琴等人为主要代表。《经济》记者分别采访了这三位传承人,了解到他们除了会剪纸外,还会画农民画,题材以表现陕北的风土人情为主。
余琴的一组农民画让记者印象深刻,她以黄土地上人们即将消失的生活场景、劳动场景为题材进行创作,可谓“非遗中的非遗”。她告诉记者,剪纸是陕北妇女表达自己内心情感的一种方式。以前一位寡妇用剪纸的形式表达对自己丈夫的思念,“把他一生的情况都用剪纸表现出来了。”
余琴她们剪纸已剪了30余年。30年前剪纸是为了给家里增添点节日的气氛,做装饰用,现在剪纸“有时候是为了追忆黄土人民的生活,有时候是作为一种闲暇时的消遣。”
但不可否认的是,剪纸传承的主力是她们。
存在同样情况的还有耀州窑烧制技艺的传承人孟树峰。《经济》记者了解到,他已退休,目前以到各地活动讲学为主。记者到铜川市耀县见到的传承人是沿用传统工艺的其他人。“耀州窑陶瓷研究所主要做研究工作,并不涉及技艺的实战。”耀州窑陶瓷研究所相关负责人单超告诉记者。
在陕西省其他市也是如此――真正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很少在一线,新一代传承人的年龄大概是40-50岁,他们这个群体成了非遗传承的主力。
多方式扩大非遗影响力
记者在走访过程中,不仅看到了非遗的现状,也了解了非遗传承和保护领导层面的一些想法。
陕西省文化厅方面,刘卫东表示,他们不仅重视组织机构建设,为非遗保护提供组织保障,还努力探索保护工作的新方法、新方式,采取积极举措推进项目科学保护,而且从基础教育入手,普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等。比如,积极开展非遗“四进课”,在全省部分中小学试点开展了传统体育进体育课、传统技艺进手工课、传统美术进美术课、传统音乐进音乐课的试点探索。
在扩大非遗影响力方面,政府层面鼓励与旅游结合。
把文化与旅游结合得最为紧密且目前已初见成效的当属延安市。每年从4月份开始,延安市就迎来了旅游旺季。“目前已经打出品牌的是延安市安塞县,它是腰鼓之乡、民歌之乡、剪纸之乡、绘画之乡、曲艺之乡。”孙文芳介绍说。
安塞腰鼓是陕北特有的地域文化现象,表现了陕北人的精神风貌和陕北古老的历史,并能较全面地展现陕北文化的状态――第一,陕北的山、水等自然景观呈现出的文化;第二,陕北人在生存和发展中形成的文化;第三,陕北交通工具、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呈现的文化;第四,反映陕北人气质、性格、行为处事、风俗习惯等精神层面的文化。
陕北民歌以抒感见长,内容丰富,题材广泛,通俗易懂,易于流传。这便是古人所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写照。“信天游”就是民歌手们随心所欲唱出来的。
孙文芳说:“这些都是延安市丰富的文化资源,未来会加大力度进行推广和宣传。”
此外,为扩大当地非遗影响力,陕西省还积极采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做出了有影响力的影片。
比如,孙文芳策划制作发行的目前国内唯一用剪纸动画艺术形式反映新农村建设的30集剪纸动画《延河湾》,以及《东方红》、《赶牲灵》、《兰花花》、《想起我的男人背地里哭》四部微电影。孙文芳说:“将古老的陕北剪纸、民歌与现代高科技动漫及时尚微电影相结合,可以探索民间剪纸和民歌的产业化发展和国际化传播之路。”
其中《延河湾》荣获了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工程奖和全国“金喜鹊”原创动漫优秀作品奖;四部陕北民歌系列微电影先后荣获第三届亚洲国际微电影节优秀影片奖、第三届中国微电影大赛最佳影片奖、金鸡百花电影节・国际微电影展优秀影片奖等30多项大奖。
记者观看了微电影《兰花花》,其讲述了陕北高原上最美的女子兰花花本与杨五娃青梅竹马,彼此相爱,却被赌博的父亲输给了周家,五娃为了救花花不幸被抓,花花为了五娃跳下了山崖的故事。
“根据这个故事创作的民歌《兰花花》,是陕北民歌中的经典之作,被称作陕北高原上的《梁祝》。许多年过去了,那动人的故事和凄婉的旋律,依然在黄土高原上传唱。”孙文芳表示。
有此想法的还有铜川市的政府官员,铜川市文物旅游局局长惠善利曾公开表示“要按照5A级景区的标准建设耀瓷文化景区”。
单超表示:“耀州窑文化的价值远远没有被挖掘出来,目前与耀州窑相关的只有耀州窑陶瓷这一款非遗产品。”
铜川市耀县是以煤矿为主的县城,目前迫切需要进行消费转型升级。单超认为,还需对耀州窑遗址进行保护。“耀州窑的代表不仅是青瓷,还有唐代的唐三彩等,这些工艺都是很先进的。”此外,还需与耀州窑博物馆、陈炉园区、黄堡园区形成命运共同体,一同挖掘文化资源,打造文化旅游生态。
非遗传承人观念有所进步
令人可喜的变化是,在政府的推动下,非遗传承人已经意识到政府给的扶持资金远远解决不了他们的根本问题,依此状态下去,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生活,走入寻常百姓家将成为空谈。
记者明显感觉到非遗传承人力图改变现状的迫切感。
在采访中,记者问及剪纸传承人是否愿意把剪纸商业化,余泽玲说:“我也很矛盾,商业化吧,担心失去了传统的东西;不商业化吧,看此情况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
余泽玲用剪纸这门技艺供孩子读书,并保证了家里大大小小的开支。“现在我做两手准备,一部分是做传统的剪纸,另一部分是走商业化路线。”余泽玲说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
陕北说书传承人曹伯炎在这方面找到了平衡。
曹伯炎很早就意识到民间传下来的段子固然经典,“但没有市场,没人愿意听。”曹伯炎瘪着嘴,摊开手,表示很无奈。
但陕北说书还是要继承和发展的。于是曹伯炎在传统的段子中融入了现代的元素,比如,使用传统段子的旋律,加上现代化的词儿。同时,曹伯炎多次对《经济》记者强调:“像《刮大风》这种传统的段子是必须要学会的,这是核心竞争力。”
多年来,在传承方面他也一直这样要求学生。在曹伯炎家族的推动下,陕北说书已从地摊文化转向在人们心目中有地位、有影响力的台面文化。这与他们“用心说书”是分不开的。
记者走访“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文化品牌产业――凤翔泥塑、耀州陶瓷”时发现,他们的特点是都采用订单式销售模式,走的路线也偏向中低端。胡新民表示:“我也希望一年制作几件顶尖的、无可挑剔的作品,但各种事情缠身,没办法潜下心来创作。”
耀州窑陶瓷中的唐宋陶业,从拉坯到花纹的创作全是纯手工,一个四件套的功能性陶瓷卖只180元。而真正价位比较高的,基本是因为创作者或者花纹制作者较有名气,人们主要以收藏、增值为目的购买。
总体来说,这些做得比较好的传承人,其思想观念都能与时俱进。像陕北民歌传承人王玉成等,基本都把非遗传承作为一项事业来做,用各种方式把非遗的种子撒得更多、更远,而不是以前那种“只传自家人”的传统观念。
非遗产业化发展是未来方向
尽管如此,非遗活态传承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知名文化学者袁茂林告诉《经济》记者,他下了这样一盘棋:以文化产业园区为载体,以文化广场的形式进一步挖掘和展现延安的历史文化,并找到与当下的契合点;以非遗传承研发基地为落脚点,汇聚非遗传承人、特色非遗产品,形成集观光、体验、学习为一体的乐园;以非遗博物馆、民俗馆为依托,以“三黄两胜”(黄河、黄土、黄土风情;文化胜地、革命胜地)为特点体现寻根文化。
袁茂林解释说,1942年5月23日,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个特殊的日子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鉴于此,袁茂林把“5・23”这个文化符号根植于文化创意园区的名字中,让人们重温75年前同志的《讲话》精神――牢记“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等教导,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以延安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在厚重的黄土地上用文化补‘钙’,用文化产业的大手笔来撬动文化和经济的共同繁荣。”这是袁茂林最终的目标――形成文化、旅游、金融良性循环的产业链。
但这些目前都还只是构想,具体落地实施还需资金推动。
孙文芳也向记者说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开发是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这些年她做了很多尝试,想了很多办法。
孙文芳想以“国家级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项目为龙头,科学规划,统筹实施,加强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和活态传承。比如,通过“公司+农户”的模式,启动实施“延安民间艺术产权交易中心”、“民间艺术品O2O交易平台”和“民间艺术专业村”建设项目。同时,在枣园路和桥儿沟建设“延安非遗街区”,开发“民间艺术一条街”和“特色美食一条街”,集中展演民歌、说书等民间音乐,展示剪纸、农民画、布堆画、刺绣等手工艺制品,提供凉粉、煎饼、羊肉等名优小吃,让外来游客集中感受、体验陕北文化的底蕴。“一方面带动民间艺人增收致富,另一方面也带动延安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孙文芳说。
她希望能尽快启动“延安非遗博物馆”和“非遗数据库”建设工程,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性保护,并实施“非遗陕北”民间手工艺大赛、非遗美食大赛和王向荣师生陕北民歌演唱会等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