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存在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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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存在的困境范文第1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传承人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厚重的文化积淀，凝聚了中华传统文化因子，呈现出了文化的多元性。当下，面对全球化、工业化以及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应审时度势，全面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提高文化事业发展水平。

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代传承的价值解读

保持文化的多元性，提高文化软实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群众在生活实践中逐渐创造演绎出来的，是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蕴含着文化的精义，是文明的结晶。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传承，不仅有助于弘扬传统文化，也能维护文化的多元性，促进文化发展。此外，全面做好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能提升文化软实力。文化中蕴含重要力量，尤其是具有独到的艺术造诣、思维模式及情感表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现出社会、艺术、文学以及科技等方面的价值，是维系民族情感，提高民族凝聚力的纽带，也是实现文化发展创新的源泉，彰显了文化软实力。

满足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多样，不仅有民间美术、戏曲、民间传说，也有节日风俗、传统杂技等，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使人民群众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当下，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不仅能更好保护传统的精神文化，使其更为丰富；也能够结合时代需要，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产品，满足广大群众化精神文化消费的需求，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产业。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难点

传承人的匮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最大难点是传承人缺乏。由于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效益不佳，学艺过程中充满艰辛，很难在短期内取得实效，再加上学艺也需要个人禀赋等方面的综合因素，以及传承人并未受到社会的认可及社会地位不高，使得非遗项目难以找到合适的传承人。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独门绝技，传承人作为非遗项目核心，如果缺少传承人，就会出现后继乏人的情况，传承陷入尴尬。

文化遗产生存环境堪忧。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生活条件有了明显变化，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遭受到较大冲击。特别是人们的生活理念、方式的变化，传统的民风民俗难以被年轻人所认可，传统的信息资源、文化符号渐渐被扭曲，出现了变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土壤渐渐受到了破坏。实际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依靠独特的土壤才能生存，这无疑加剧了其消失的进程。

重视申报开发，缺少保护管理。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还存在重视申报开发，缺少保护管理的困境。有的地方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成功之后，保护措施不到位，出现了超负荷利用，甚至是破坏性开发。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成是金字招牌，专注于挖掘其含金量，缺少保护与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代传承的原则

一是系统性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要与当地的经济、科技、文化与政治等实际紧密结合，系统性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特殊技艺，突出其经济价值，加快推进当地特色经济的发展水平。与此同时，也要深入探讨曲艺、舞蹈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所蕴含的精神价值，推动道德体系的建构。还要考虑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其不仅是文化整体，也呈现出多种文化形态，虽然在内涵、形式及功能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别，但都是民族情感的衍生品，具备一致性，是民族文化的共同体，是相互联系的。

二是可持续原则。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最终是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考虑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涉及到的领域多，并有着较广泛的覆盖面，内容相对来讲，也较为庞杂，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一定要摈弃急功近利的错误理念，开展科学规划，逐步实施，做到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的结合。特别是对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展可行性研究，逐步推进，长期坚持，确定合理的规划，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永续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代传承的举措

首先，全面做好非遗项目传承人的保护及培养工作。一方面，做好非遗项目传承人的保护工作。一是构建完善的经济保障模式。非遗项目文化传承人确定后，需要解决其生活方面的问题，对其进行一定的生活补助是非常有必要的。非遗项目所在地要设立非遗传承人资助方面专项资金，给予其必要的生活补贴，不仅体现政府对非遗保护的重视，也能确保非遗传承工作能顺利进行。与此同时，在全面掌握传承人现状后，对各级名录的传承人加以认定与命名，特别是对那些有突出贡献的传承人，应给予额外的资金补贴，确保资金及时到位。二是还要给予荣誉称号，让其成为文化市场领域的“带头人”，以此来更好地传承技艺。

另一方面，加强非遗项目传承人的培养工作。要着眼于非遗项目发展的未来，科学合理制定传承人培养制度。政府不仅要提升传统师徒制培养模式下传承人的工资待遇，同时，也要给予那些自愿加入到非遗项目传承中的人必要的生活补助，搭建良好的学习氛围。鼓励非遗传承人积极参与非遗项目展示平台，提升非遗项目收益水平，进而激发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非遗项目传承中来，扩大非遗传承项目传承队伍，培养大量的专门人才，提升管理效能。再者，政府也要制定相关的政策，为那些新参与进来的传承人提供政策保障，让其无后顾之忧，更好融入到非遗项目的钻研中，提高非遗项目的传承水平。

其次，创建非遗项目文化生态区。非遗项目本身有着自己的文化生态，在建设文化生态区的过程中，要将原生性保护置于首位，要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特别是依附于农耕文明的非遗项目，其所依靠的社会经济基础在逐渐消解，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以活态保护为主，静态保护为辅的方式，落实好非遗项目的保护，打造非遗项目保护的生态博物馆，为实现静态保护提供更好指导。另外，还要不断壮大保护主体，需要是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动因，非遗项目从不同角度、层面满足大众的生活、生产及精神需要。善于利用非遗项目充分满足人们日常需要，也能收获较好的经济效益。

最后，激发非遗项目的生命力，提升开发与保护档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悠久的历史，源自民间，有较重的乡土气息。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文化多元化的日益深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及文化土壤出现了诸多新变。但是，考虑到非遗项目的主体是民间，要实现非遗项目的传承，必须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更加注重非遗项目在民众生活中的生命力与具体功能。因此，需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必要的创新变革，实现与时俱进。要善于取其精华，重点发展，适当引入新的形式与题材，将传统的艺术文化和当代思想、科技手段相融合，让具有传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当代文化实现相融共生，演绎符合当代人审美、娱乐需要的非遗项目作品。同时，也要积极实行适当的产业化运作。要将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产业，激发其潜在的价值，开创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代传承的新局面。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参考文献】

①徐辉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法律保护机制探讨》，《理论导刊》，2008年第1期。

非遗传承存在的困境范文第2篇

非遗艺术的保护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其特点是活态流变。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弘扬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其保护的重视程度不亚于任何文化项目或是艺术作品。各国的非遗保护措施不同，但都以政府主导为主，成本较高，但保护效果较为显著。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国外的保护形势除了保护项目本身外，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加大人们“文化自觉”意识来达到真正的长久保护效果。

但与其他国家的保护情况不同，我国在非遗保护上还属于起步阶段，目前我国的非遗建立的四级的保护机制，但存在着国家重视地方忽视的困境。非遗保护多依赖政府的扶持，长期处于“输血”，还没有具备独立的“造血”功能，我国非遗想要发展起来需要在保护方式和机制上进行创新。

设计与非遗的关系

设计，是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结合的产物。而非遗作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展现的正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产物。虽然我们的设计展现的是现代文明，我们试图在我们的作品中摆脱一切传统的影子，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传统文化如影随形，影响着我们今天设计的方方面面。因此，从本质来看今天的设计和非遗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设计想要服务非遗是具备非常好的先天优势，设计和非遗艺术之间可以快熟的转换，通过现在设计去包装非遗艺术，展现非遗之美，甚至使传统的非遗具备现代的魅力，都是对非遗保护方式的一种探索。

设计服务非遗的保护方式

近年来，我国政府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推动传统文化产业的发展，如《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等，明确提出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强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非遗文化通过设计走向一种生产性保护是符合发展潮流的保护方式。

而作为设计来说，非遗的产业化保护道路并不是一两个单一作品能解决的，必须建立起完整的产业链。从非遗传承问题，到非遗作品缺乏现代市场，到全民的保护意识提升，都需要在保护方式中得到较好的处理。因此，提出设计服务非遗，必须与高校设计艺术教育相结合，走产学研一体化的发展道路。

1. 建立非遗文化的“文化自觉”意识

高校作为国家人才的培养场所，引入非遗文化，可以在年轻人中传播传统文化，为长远的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奠定坚实的基础。直接提高一代人文化保护意识，为后期非遗设计作品提供较好的社会平台，特别是对高校设计艺术学生的宣传中，挖掘更多人才投入到非遗保护的行业中来，直接解决目前非遗缺乏传承人的问题，逐渐转变全民对非遗的刻板认识，形成“文化自觉”意识。

2. 建立非遗文化的研究机制

高校的设计教育围绕现代设计为主，而非遗作为我们的宝贵财富完全具备研究和发觉的价值。在高校设计中成立专门的非遗研究机制，对现有非遗艺术进行整理归纳，一方面是对非遗文化的保护做好记录保存工作，另一方面借助高校设计教育的研究优势，对我们的非遗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挖掘，也是中国特色设计如何体现的一种研究方向。无论是对非遗保护还是高校设计教育都是一种双赢的模式。

3. 建立非遗文化的再设计平台

在研究的基础上，为了做到非遗的“造血”必须要能对现有非遗进行包装推广和再创造。在高校设计类师生和非遗传承人的相互合作中，可以依托高校设计师生的现代思维，加上传承人的技术支持，对传统的非遗作品进行重新的设计，从作品的使用功能，到花色图案的再变形，甚至是新材料和新工艺的引入，都是在保留传统非遗精髓前提下，使非遗作品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和生活需求，为非遗作品创造新的市场。从政府依靠，走上自主自足的道路。

设计服务非遗方式中存在的不足

虽然设计服务非遗具有一定优势，但在实际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首先，非遗与高校设计教育的合作，从长远来看优势明显，但就目前非遗的分布情况很多在乡村，高校资源比较匮乏，在实际的合作开展上具备一定的难度。特别是前期准备周期较长，经济效益较慢，会大大影响非遗传承人与高校合作的热情。其次，非遗名目多，依靠高校的研究和开发力度，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只能从少数做起，并不是一种能完全通用的保护方式。在实际运作中还需高校、非遗传承人及地方三者合作才可有效开展。

总 结

非遗保护工作是我国文化保护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先阶段多种形式的尝试都是对走出中国特色的保护方式的一种探索。而设计作为一种能创造较高社会价值的服务性行业，与非遗的结合先天优势明显，后期发展具备无限可能，因此，设计服务非遗是一条非遗保护的有效途径，值得推广。

非遗传承存在的困境范文第3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困境；原因

为了更好地了解目前非遗档案管理工作的现状，笔者对山东省档案馆、青岛市档案馆、潍坊市档案馆和聊城市档案馆进行了实地调研，旨在较为全面地了解目前非遗档案管理工作中的现实困境，推动非遗档案管理工作的学术研究。

一、非遗档案管理工作的现实困境

1. 非遗档案管理工作和非遗保护工作关系认识不到位

在调研中，笔者发现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对于非遗档案工作和非遗保护工作的关系认识不到位，对非遗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及其内容认识不全面。在与青岛市非遗保护中心负责人交谈中，这一问题十分突出。该中心负责人认为非遗档案管理对于非遗保护来说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主要表现在为申遗工作提供证据资料。这种认识明显得削弱了非遗档案工作的重要性。非遗档案工作并不只是体现在非遗保护中的“建档”环节和提供证据资料上，应该从全局上认识非遗档案管理的重要意义。

2. 非遗档案的概念和范围不明确

非遗档案是档案家族中的新兴成员，学者虽然对其概念进行了研究，但是定义过于模糊，范围界定也未达成共识。而在非遗档案管理实践中，首先要明确的就是“管理什么”的问题。如果这一问题没有解决，该项工作必然难以实施。非遗档案是具有原始记录性的固化信息，包括纸质档案、声像档案和实物档案等不同载体，其范围应该主要包括项目板块和传承人板块等。申遗工作档案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但不等同于非遗档案。在调查中，笔者发现档案馆工作人员对于非遗档案的认识大多仅局限于申遗工作档案，而收集管理的也只是申遗工作档案，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非遗档案管理工作对非遗保护工作的意义和价值，这些档案就只能算作一般的文书档案进行立卷归档。

3. 非遗档案全宗归属不明确

调研中发现，潍坊市档案馆将申遗档案以全宗汇编的形式进行保管，但工作人员在非遗档案是否建立全宗问题上尚不明确。在是否建立非遗档案全宗或者归入哪个全宗问题上的不明确将会直接影响到非遗档案的保管和开发利用。此外，对于全宗内非遗档案的整理规范和标准也缺乏统一规定，这对于国家层面上非遗档案资源的建设将产生不利影响。

4. 非遗档案管理体制不完善

这一问题需要从内外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从内部来看，调研发现，这些档案馆内并无特定人员负责非遗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统计等相关工作，也没有专门人员对非遗档案进行研究，制定相关规范；从外部看，档案馆并不在各地非遗保护的联席会议机制之内，地位较为被动。文化部门是非遗保护的主要负责部门，其下设非遗保护中心作为直接开展工作的机构，这主要是考虑申遗工作的需要，但是该机制存在缺陷，档案馆作为重要的非遗保护单位被排除在外。这对于非遗的保护，尤其是非遗档案管理十分不利。

5.非遗档案管理工作资金投入不充足

经费支持是推动非遗工作开展的重要基础，在调研中发现，这些档案馆并没专项经费用于非遗档案的征集、管理等工作。在与青岛市档案馆工作人员访谈中，笔者发现虽然工作人员对于非遗档案管理的重要性有深刻认识，也在着手开展一些工作，但是经费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工作的正常开展。非遗档案的征集工作需要使用大量的经费，如购置音像设备、外出普查的交通费用、网站设计、展览制作等，但是目前非遗档案管理工作的资金投入还很不充足。

6. 传统的工作体系不适应非遗档案管理实践

非遗档案是一种特殊的档案门类，与之相关的收集、整理、鉴定、保管、检索、编研、统计等传统的档案管理工作体系都需要加强创新。调研中，笔者发现这些档案馆依然使用已有的工作体系来管理非遗档案，这必然阻碍非遗档案管理工作的长期有效开展。如何创新工作体系和工作方法是档案部门需要探索的重要问题。

二、存在非遗档案管理工作现实困境的原因分析

当前，造成非遗档案管理困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下面从主观和客观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1. 主观因素分析

（1）档案馆对非遗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面对非遗保护的不断升温，档案馆缺乏主动开展工作的意识。非遗档案是一种极为丰富的专门档案，保管好这类资源，不仅仅能够保证非遗传承的真实性，推动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同时也是丰富档案馆馆藏资源的重要途径，这对于档案馆发挥文化功能，推动公共档案馆建设来说都大有裨益。但是目前档案馆对该项工作的重视程度仍有待提高。

（2）档案馆对非遗档案的研究关注不足，工作创新意识较低：首先是由于档案馆对非遗档案的研究关注不够，加之，非遗档案的主体、客体和载体都存在着多样性和复杂性，我国现行的《档案工作国家标准》和《档案工作行业标准》都不能完全适应非遗档案工作的需要；其次是档案馆工作缺乏创新意识，受传统工作思维的影响大，工作体系调整缓慢。

2. 客观因素分析

（1） 非遗种类的丰富性和非遗档案的特殊性：非遗种类丰富，形式多样，这就造成非遗档案不同于一般档案，其本身具有诸多特性。以山东省入选国家级、省级的非遗名录为例，目前山东省拥有国家级非遗名录81项，省级非遗名录307项，涉及泰山传说、梁祝传说、茂腔、柳琴戏、山东快书、山东大鼓、杨家埠木板年画、泰山石敢当习俗、宁津杂技等项目，种类十分丰富。不同种类的非遗档案具有不同的特征，这对非遗档案范围的界定带来了较大的障碍。档案馆接收的档案绝大多数是由社会组织或机构在某项工作结束后失去现实使用价值的文件转化而来的档案，非遗档案的产生过程不同于一般档案，不具备这一过程，所以档案馆在非遗档案的鉴定等环节仍待加强。

（2）非遗档案管理体系和规范不健全：我国的非遗体系包括世界、国家、省、市、区五级，对于各级非遗档案的保管权限、收集范围、立档标准等问题存在争议、另外，非遗档案形式多样，种类丰富，且有很多实物档案，如何根据非遗档案的特点设立科学、合理的全宗以及全宗分类标准就显得十分重要。加之，在调研中发现，目前非遗档案的馆藏资源总量较少，有无设立全宗的必要也值得深入思考。

非遗保护机制不健全。非遗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政府、社会、公众都应该是其中的一员，如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各地非遗保护中心、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高校、遗产协会等都是重要的保护机构，但是目前非遗保护的机制仍不完善。

（3） 非遗档案管理法规不完善：学术界对档案馆参与非遗保护的合法性大都通过相关法规中的“建档”等词汇进行论证，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档案馆在非遗保护中的职能，对于非遗档案的建档和管理也就没有特定部门负责。国家档案局也并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指导下专门制定非遗档案管理的政策法规和管理规范。

（4） 非遗档案保护工作缺乏专项经费支持：由于档案工作依然处在自发和随机的状态，非遗档案工作并不在档案馆工作计划之列，因此该项经费自然也不在财务预算范围内，加之档案馆并不在各地的非遗保护的联席会议机制之内，因而没有来自文化部门的非遗保护经费的支持。缺乏经费支持，就会对非遗档案的各项工作产生影响，尤其是其不同于一般档案管理工作的环节，更是需要专项资金来保证工作展开。

非遗传承存在的困境范文第4篇

一、概说多元性的客家音乐文化

客家是我国汉族的一大民系。客家的先民们在西晋之前是居住在黄河、淮河和长江流域的，但是由于战乱及自然灾害等原因，他们背井离乡，大规模向南迁徙。在这千余年的劳动生产和生活繁衍过程中，客家的先民们把从祖籍腹地带来的生产技术和中原文化与当地文化交流、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内容丰富的客家文化。而客家音乐则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我国民族民间音乐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它是中原音乐与当地畲族、瑶族音乐的有机融合，是客家人独有的民间音乐。从客家音乐的起源与流变，种类与分布来看，可以说，“歌随人走”，是移民的产物。

客家音乐具有历史悠久、种类繁多、特色鲜明等特点。1.历史悠久。客家音乐的形成与客家民系的发展是同步的，也就是说自西晋、北宋以来，客家音乐已有逾千年的历史。2.种类繁多。客家音乐经过不断发展， 内容越来越丰富、种类越来越多。客家音乐包括客家器乐、客家山歌、客家小调、说唱音乐、民间戏曲、歌舞音乐以及宗教音乐。3.特色鲜明。与其他中国民歌一样， 客家音乐同样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客家先民的生产方式、风俗习惯都与赣闽粤边区的风俗文化、生产方式紧密相连， 由此而形成千差万别的“地域色彩”，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

二、国家语境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

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后简称《意见》），其中的附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平等暂行办法》（后简称《暂行办法》）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为：“各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暂行办法》列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的六类，与《公约》定义的五项一致，另外一项为“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其具体范围包括：“口头传统以及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含民间音乐、舞蹈、戏曲、曲艺、杂技等）；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技能；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流传形式是由人类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曾经被誉为历史文化‘活化石’和‘民族记忆的背影’。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要具备以下的三个条件：①必须是世代相传的，至少有一百年的历史；②与广大民众的生活密切相关的；③现实生活中依然存在的，是‘活态的’”。《意见》还明确了在“非遗”工作中“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指导方针。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受到越来越多关注，更多的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得到挖掘。客家音乐就是依托于艺人表演而存在的极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客家音乐在赣、闽、粤等地域的流传、改造、提升，经过上千年的历史演绎与积淀，逐渐成为我国传统音乐领域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代表品种之一。客家音乐的理论与实践具有客家人的特色，尤其是客家音乐特有的传承方式和通过音乐所进行的文化传承方式，格外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因此，探讨客家音乐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对于弘扬客家文化，保护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非遗政策下的客家音乐保护问题

客家音乐作为客家文化的一颗明珠，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极具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甚至濒临消亡的境地。造成这些民间艺术“珍宝”日渐衰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表演内容受地域语言的限制。传统客家音乐的表演形式多是客家方言为主要表现方式，而受到大众文化以及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影响，客家方言也呈式微趋势，因此在本区域内的传承受到冲击。二是政府扶持力度不够。多方的因素导致地方政府支持艺术组织经常是短期行为。客家音乐大多数流传于民间， 因为没能得到政府足够的资金扶持和政策引导， 对其的研究和保护就经常出现后继乏人的局面。客家音乐作为我国民间艺术的瑰宝，同时又面临着消亡的危机，因此，如何对客家音乐进行有效保护成了客家音乐能否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关键。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政策层面的立法保障

国家已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但是目前也只有较为单一、零散的法律规章，相关配套的法规还未完善，完整的体系还未健全。因此，我国还需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体系建设，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更加规范化、系统化。针对客家音乐的保护也应先着眼于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建立和健全，特别是在客家人居住集中的省份，应制定保护客家音乐的法规制度，从资金、教育、客家文化保护等方面来有力保障客家音乐继续生存和健康发展。我们可以考虑在国家和省市的财政预算法律中，特别是地方省市的财政预算中给客家音乐的保护留出预算空间。同时，也可以在有关法律考虑设定这样的制度，即对有利于客家音乐保护的行为，如挖掘、发现和维护客家音乐的行为，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可获得法律明确规定的奖励。

（二）传承层面的研究与教育

1.对客家音乐的科学研究是整个客家音乐保护工作的基石。我们只有了解客家音乐的历史、特点等等，才能有的放矢的进行保护和传承。客家音乐的种类繁多，我们就更应该对其进行梳理，寻找其本质的东西。现在以客家山歌为中心，从文学、比较、歌手到传承等方面全方位的展开了大量研究。但这些成果还未涵盖客家音乐的方方面面，研究的方法、研究主体等也较为单一。因此笔者认为，当前我们应加强对客家音乐的科研工作。就具体研究工作而言，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第一，回归客家音乐的生活世界。客家音乐是“活态”的，存在于现实生活当中的，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应该走入客家音乐的形成、发展的生活世界，去真正感受、认识、了解客家音乐。第二，研究主体的多元化。以往对客家音乐的研究基本上以学者为主，而音乐的主体，即歌手（传承人）和听众严重缺席。他们对客家音乐的理解应该在客家音乐知识体系中享有重要地位。

2.文化的传承本质上是个教育问题。我们也常有这样的疑虑：客家音乐是否后继有人？ 传承人的培养就是教育问题。客家音乐的发展与传承需要教育培养传承人，同时客家音乐的发展更需要科学研究和群众基础，这些都需要客家音乐走进学校。我们应当在客家人聚居地省市的学校专门开设有关客家音乐的课程，或将客家文化和客家音乐编入有关音乐和相关的本土教材中。在中小学阶段让孩子们接触和了解客家文化和客家音乐，到大学阶段就可以让他们进行有关研究或者专业的学习，成为客家音乐传承人。

（三）传播层面的媒介与宣传

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在国家层面是法律与政策的宣传，这点在上文中有所阐述，而在微观层面则是传统技艺的有效传递。因此，就客家音乐的宣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媒介宣传。进入21世纪，电视、报纸等都是较为传统的宣传方式了，我们除了充分利用这些传统的宣传阵地以外，需要加强对互联网这个宣传途径加以合理而充分的利用。比如建立国家和省市各层面的关于客家音乐的官方网站，同时也积极鼓励民间建立有关网站。网站的建立可以让全世界的人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面了解客家音乐，并可以随时关注新进展。这是一个十分简便但又非常有效的宣传途径。

第二，走入市场。将客家音乐推入市场既可以获得客家音乐生存和发展的资金支持，又可以在市场中获取更多地听众和爱好者，为它的发展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在走入市场过程中，我们要适应社会的变化和市场的需求，更新内容、表演形式等，但同时还应保存好客家音乐的“原滋原味”。创新与保存表面上是矛盾的，其实从根本上讲是统一的，因为客家音乐是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的，它本身就会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更新，可以说客家音乐本身就具有保持传统和创新变化的特质，这也是客家音乐能生存千余年的原因之一。

四、结语

加强对客家音乐的保护，不仅对客家音乐本身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也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音乐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借鉴。

非遗传承存在的困境范文第5篇

中图分类号：R74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8)010-0781-03

对抑郁的研究，大多着重于内在近因，如引发抑郁的脑机制或神经生物学机制及影响患者的直接心理社会原因方面的探讨。从进化角度探索抑郁及抑郁性（精神）障碍的根源（或远因），尽管有关论点提出已有60多年历史［1］，但只是在近期被关注。先后提出了资源/能量保存理论、社会竞争理论、纽带理论和社会风险假说、社会导向假说、慢性应激假说、个体差异模型假说等，这些理论及假说业已或即将对抑郁的临床诊疗及机制探讨产生重要影响。此外，从进化遗传学角度，多基因突变-选择平衡假说作为一种非主流的进化遗传理论模型，对临床上包括抑郁症在内的精神障碍所呈现的遗传现象，可能更具说服力［2］。本文通过对有关理论及假说的复习，强调抑郁（特别是轻度抑郁）在进化上的普遍性及适应意义，而临床抑郁症及相关障碍则是在易感个体出现的过度反应，可能由累积的多位点轻微有害基因突变组合为遗传基础。

1 从进化角度探索抑郁的有关理论或假说

1.1 资源/能量保存理论

在资源匮乏、食物（能量）供应困难情况下，一些抑郁症状如意志消沉、生理欲望减退等，不啻是适当反应。抑制“投资”于低产出的活动，对在环境困难状况下生命的维持具有适应意义，在恶劣环境下什么都不做是最好的选择［3］。有作者认为人类抑郁与一些动物的冬眠现象存在行为、代谢等多方面的类同［4］。因此，抑郁可能是有进化上渊源的留存下来的适应反应。相关的“沉底代价模型 (sunk costs model)”提出，在现代社会如果长时间低满足、有限犒赏，将导致低度行为反应，甚至出现抑郁［1］。易于抑郁的人倾向过份“投资”于有限的几个目标，如果失败了将彻底击溃其动机意志系统。“刺激摆脱理论 (incentive disengagement theory)”则认为，抑郁状态能使个体从不可能获得的目标追寻中解脱出来［1］。因此，抑郁不仅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适应反应，还可能是一种使个体在不良环境下得以生存的方法手段。

1.2 社会竞争理论

进化理论核心观点之一是在社会性群体中个人依据其社会地位、层次等级获得繁衍资源；而每个个体被强烈地激励通过与其他成员的竞争得到相应的地位层次［1］。在竞争过程中强有力的个体采用逐渐强势的策略(an escalating strategy)，不断参加竞争，威慑进攻对手；而失败的个体会不自主采用示弱策略（an involuntary de-escalating strategy），表现为臣服、放弃行为［5］。示弱策略在生物学上将“失活”进攻者的攻击行为，从而使失败者免于在争斗过程中受伤甚至生命受到威胁。因此抑郁可能是一种进化上的不自主示弱策略，使个体妥协接受失败局面，并适应低层次社会地位。战斗、搏击是许多物种采用的竞争策略，而在灵长类（包括人类）取胜关键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其争取他人帮助或注意的能力。“社会注意拥有度(social attention holding power, SAHP)”概念，即反映了这种能力，包括争取获得正性注意及社会褒奖（如接受、承认、尊重、赞誉）等方面［1］。为竞争高位常施小恩小惠于他人而使SAHP最大化，猕猴也常采用此策略［6］。失去社会支持、承认、尊重及爱，SAHP得分低，预示着在竞争中的不利局面，因此会“激活”防卫性臣服反应而表现没有自信、抑郁和焦虑。

1.3 纽带理论

稳定地结偶、相互结盟、协作谋生是使人类成功进化的首要条件［1］。稳定地结偶，配偶之间、亲子之间形成情感纽带是一种自然选择（要求），父母天然地要保护其子女的生存、安全并为子女潜在的生殖成功而努力。社团人员间相互亲密关系，有利于获取资源及形成社会防护。由于这些纽带关系对于个体生存的重要性，纽带关系丧失或任何使纽带关系受到威胁的事件将对个体带来冲击，个体由此不自主产生的抑郁，或能激起他人的安抚行为以挽回或维持关系；或能抑制促使纽带关系进一步受损的冒险行为［1］。作为一种适应反应，抑郁具有稳定纽带关系的作用。因此，作为一种“负性增压器”，抑郁可能促进了人类的社会化，并使人类富有同情心［7］。

1.4 社会风险假说

前三个理论提出已有近40年历史，主要依据社会性生物，特别是高等动物的行为习性，按进化论观点延伸过来看待人类抑郁（主要是轻度抑郁）的产生及意义。然而由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这些理论仅从某些方面分析了抑郁的成因、意义。造成人类抑郁的因素中，可能更多是使个体深刻体会到受忽略、轻视或长时间处于蒙羞屈辱状态，而不是单纯的资源不足或情感纽带的缺失［1］。社会风险假说基于对人类相互关系的分析，认为人类相互关系存在两个维度，即（支配）关系及共享（依附）关系。分别以社会竞争及相互依靠为特征。从关系维度，个体承受着被羞辱、被欺诈、失败的风险；从共享关系维度，承受着被忽视、疏远、拒绝的风险［1］。这些风险有可能将导致个体被拒之门外，被逐出原来所属的社会性团体。而抑郁作为一种古老的防卫性生物心理反应，以抵御这些风险的增强或出现。抑郁还作为一种规避或“嫌恶”风险策略(risk-averse strategy)，使个体不再继续采用寻求更多发展机会的“投资”竞争策略，以避免出现彻底失落而孤立无援［1］。至少在旧石器时代，独处的个体很容易被猛兽捕捉猎取作为食物。

1.5 社会导向假说

该假说认为抑郁的产生与人类严重的社会问题及冲突有关。抑郁产生的认知改变使得个体集中于分析当前面临的紧要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对这些问题的处理能力［8］。情绪低落状态下的反复沉思能使个体更清楚认识到事件的本来面目，更理性务实，从而改善了其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另外，抑郁具有潜在的社会性动机。让个体付出高昂代价的抑郁，与进化上被动的非故意适应勒索（passive, unintentional fitness extortion）相类似［8］。有可能导致自伤、自杀乃至生命危险的抑郁促使同伴、亲属等相关人员提供帮助、关怀与承诺。因为同伴或亲属宁愿做出帮助关怀，而不愿承受抑郁患者自杀死亡所带来的损失、严重冲击和长久痛苦。类似于“呼救”行为，抑郁在组织严密、关系网络发达的社会不失为是一种很好的适应策略［8］。

1.6 慢性应激假说

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获得了一系列防御性保护反应（如战斗、逃跑、臣服、抑郁等），如果采用这些防御性措施很有效，个体将免于应激危害并能从困境中摆脱出来。如果防御性反应失当，或是过强、长久地激活一些无效的防御反应，将使个体处于长期失调节的危险之中，从而将导致发生重症抑郁［9-10］。不管从进化角度惯用鹰式应对模式（高侵略性，倾向于战斗-逃跑反应模式）还是鸽式应对模式（低侵略性，倾向于惊呆-掩蔽反应模式），如果使个体长期处于慢性应激中，均将造成不良适应状态出现严重抑郁等疾患［10］。前者，惯用鹰式应对模式的可能表现为不典型性抑郁；而后者，惯用鸽式应对模式的可能表现为是典型的重症抑郁［10］。慢性应激因素在当今社会层出不穷。抑郁作为一种至少是旧石器时代保留下来的顽固反应形式，仍然被现代人们经常不由自主地使用。由此作为基础，造成了抑郁症在当今人群中普遍流行及高发生率［1］。

1.7 个体差异假说

该假说提出者认为将较重的临床抑郁看作为适应性反应是没有说服力的［11］。因为反复发作性抑郁不一定以生活事件为原因；轻度抑郁一定程度能使个体获益，而重症抑郁社会功能受损严重，且并不一定能得到社会支持；大范围统计分析研究表明抑郁患者躯体健康状况普遍较差，抑郁使患者的死亡率增高。情感系统能促使个体快速采取应对行为来缩小有害环境影响并抓住一切有利机会，这无疑在进化上具有适应意义。但这一系统活动具有很大个体差异。倾向做出负性情感反应的多见于性格上为高神经质者［11］。高神经质者，敏感多疑，易于发现问题，而出现负性情感反应。同时由于这种敏感性及负性情绪体验，使得高神经质者为了避免不良后果发生而刻苦努力。高神经质者因此在初期具有较强竞争力，学业上较为成功，似乎具有较强适应性。但有可能存在一个转折点，在有限的高适应峰后，高神经质者常显得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易患抑郁症等多种情感障碍。由于这种抑郁状态源自螺旋式发展的负性情感体验，患者拟锁在了这种不良适应的负性状态中，而很难以普通的自我校正方法得到解脱。最近另一作者也注意到抑郁反应的个体差异，认为一些在竞争中的失败者逐步升级采用进化上的“不自主败退策略(involuntary defeat strategy, IDS)”，越来越失去自信，甘居低位，饱尝挫折感，结果将导致出现抑郁、焦虑状态［12］。而不断减少使用IDS的失败者，转向易于获得成功的项目，将使其重获自信而走出失败阴影。逐步升级采用IDS的适应不良者，常有一定程度也是适应不良的父母，并由此导致其早年缺乏情感支持而倾向于无原则忍让、臣服。而适应良好者，正好相反，来自于充满自信而又睿智的家庭，早年得到充分情感支持而善于处理竞争失败。适应不良者又为其子女种下了祸根，使其子女倾向过度采用IDS而易患抑郁。以此代代相传，可能成为抑郁呈现“遗传性”的原因之一［12］。

2 从进化遗传学角度提出的多基因突变-选择平衡假说

尽管确切机制至今未明，抑郁症常见于易感个体，呈现明确遗传性［13］。特别是临床重症抑郁使患者社会功能明显受损，躯体健康状况变差，生育率下降，为什么这样的基因携带者没有最终被强有力的自然选择（压力）所淘汰？最近有学者从进化遗传学角度，提出包括抑郁症在内的精神障碍（如单相及双相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等）可能更符合较少受到注意的多基因突变-选择平衡假说［2］。业已明确包括抑郁症在内的精神障碍属于高发性多基因遗传疾病。然而尽管在世界范围内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到目前为止的研究提示没有几个基因位点从传统角度上被公认相关，因此这些疾病拟不适合常见病常见变异假说［14］。拟也不能用惯常的主流进化遗传理论模式（如先祖中性突变假说及平衡选择假说）来解释。如果符合平衡选择假说或先祖中性突变假说，应该有许多公认一致的易感基因位点被发现了。 据保守估计，每个现代人其编码区域DNA携带了500-2000个轻微有害的从先祖一代代传承下来的累积性陈旧突变（负荷），加上平均1-2个新发生的使个体适应性有所减弱的突变；而其非编码调节性DNA区域内的类似轻度不良突变约为编码区内的两倍［2,15］。至少有一半数量这样的轻微有害突变，可能与包括抑郁症在内的精神障碍等异常行为的发生有关。另据估计可能潜在有数以千百计基因位点与精神疾病存在关联性，而在其中的任意10%基因位点（5-10个或更多）分别发生的累积性突变组合可能足以使个体易感不同程度或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的精神病理现象［2,16］。上游基因位点与下游表型之间关系，犹如亚马逊水系，上游有众多干支、分支河道，其中的任意一定量分支水流及水质变化，都会影响到亚马逊下游主干最后的入海量及一定程度的水质改变。成千基因控制着中上游许多微小生物学过程，如神经元增殖及迁移、树突的修剪、轴突生长锥的延伸走行、轴突髓鞘形成、神经递质的产生与释放及降解、神经递质受体类型/数量及活性、胶质细胞代谢等等。这些方方面面最后汇总影响着下游“巨大”的生物学过程，如感知觉、觅食、交友、求偶、情绪等等。存在如此众多相关候选基因位点，加上在这些不同等位基因所发生的突变组合呈广泛“随机”多样性（多态性），成为包括抑郁症在内的精神障碍在人群中高发生率和广泛流行的重要原因，常规（达尔文）自然选择压力，因此无法阻抑源源不断、滚滚而来的这些疾病。一些基因位点很可能偶然参与组合突变而构成引发疾病的基础。这样情况符合与多基因突变-选择平衡假说相一致的常见病罕有变异假说［2,14］。针对这样的遗传特征，目前常规的对于孟德尔遗传病很有效的基因研究方法因此屡屡受挫。开发新的技术（如强有力的SNP分析技术、全基因扫描分析技术），将有望找出这些稀有易感基因位点，并最终验证何种进化遗传理论模型能更好解释包括抑郁症在内的精神障碍的遗传现象。

3 总结

不管何种理论或假说，从进化角度分析在不同侧面都把抑郁指向是一种自然发展起来的适应行为，就如机体发热、咳嗽、疼痛、呕吐、腹泻等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防御性反应［3］，有一定自我保护作用及进化上的价值，抑郁可能为3亿年来脊椎动物的争斗行为起了缓冲作用［17］。因此，对于作为适应反应的轻度抑郁，拟不必要作为临床疾病来对待，在具有良好适应能力的个体，经过一些时日适当调整和/或心理支持，应该能恢复正常。需要临床处理的抑郁症及相关障碍只是在易感个体产生的过度反应。易感个体倾向具有敏感、易产生负性情感体验又执著那样的性格特征，特别在面对慢性应激时常采用不当防御措施以至患上较为严重的抑郁。而所谓个体易感性，根据从进化遗传学角度提出的多基因突变-选择平衡假说，可能是由在进化过程中经过许许多多代累积发生在多基因位点的轻微有害的突变组合所导致的。由于这样的相关基因位点数量很多，加上在这些不同等位基因所发生的突变组合呈现多态性，这些可能成为包括抑郁症在内的精神障碍在人群中普遍流行及高发的重要原因，且使得采用目前的常规研究方法难以找出这些“稀有”易感基因位点。而这些基因缺陷如何造成神经生化乃至神经解剖组织方面的异常，从而导致患者出现严重抑郁症状，则有待从神经生物学角度深入研究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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