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研究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城市文化研究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城市文化研究范文第1篇
城市杂志是以传播城市文化为目的，通过展现城市文明变迁和城市文化变动，反映城市和城市人生活状态、文化个性、物质消费和精神特质的杂志。城市杂志的代表《城市画报》致力于推广中国城市新文化的成长，并努力打造一个中国最有活力和前瞻性的跨界创意文化推广和展示平台。因此，她以其特有的内容和传播策略，构建着城市文化。城市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一座城市能够延续下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文化的延续。[1]根据城市文化层面的划分，城市文化分为表层的物质文化层面、中层的行为制度层面和深层的精神文化层面。
城市文化的建构包括多个层面，一般来说包括物质、行为和精神三个层面，这里我们分别从这三个层面研究《城市画报》对城市文化建构特征。
一、《城市画报》的物质文化层面建构
处于城市文化表层的物质文化层，主要是城市直观形象与景观特色，如城市特有的建筑设施、街区风貌、历史遗迹、时代标志等。也包括服饰、饮食、居住等消费生活文化。城市的物质文化层面是城市文化的表层，是城市文化最直观、最形象和最生动的呈现。城市的物|文化是城市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基础，是城市生产和生活的根基。可以说，城市通过各类基础设施展示的符号意义远远超过人们肉眼所见的表象。正是基于这个意义，凯文・林奇指出，“城市的物质文化，是一个交流和沟通的媒介，展现着明确的与不明确的符号：旗帜、草地、十字架、标语、彩窗、橙色屋顶、螺旋梯、柱、门廊、生了锈的栏杆，等等。”[2]这些物质符号告诉我们很多有趣或有用的信息。《城市画报》对城市表层物质文化层的建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城市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挖掘和重塑
《城市画报》自从创立、改版，一直到今天都非常重视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挖掘报道。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包括城市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包括城市的建筑、街巷、旅游资源、历史遗迹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依托人的存在，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饮食、风俗、礼仪、艺术等。具体涉及《城市画报》的栏目有介绍各地主要是广州等大城市的“味道”栏目、世界各地特色大中小城市的“行走”栏目、发掘城市街巷风景的“搜街”栏目等。《城市画报》在塑造城市文化的过程中一直在向历史传统和民俗文化靠拢。《城市画报》特色栏目“城市地理”专注报道城市，对城市变迁中的“建筑”进行了记载和挖掘。中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城市画报》不遗余力地发掘那些有趣地址以及背后的故事，用独特的影像记录下来，在丰富杂志文化内涵的同时为读者带来了丰盛的文化饕餮。
（二）对城市时尚文化、新兴文化的关注、发掘和建构
城市文化是一个极其庞杂的体系，而时尚文化就是一股推动其不断地更新前进的新鲜血液。时尚不断推陈出新，使城市文化中陈旧部分不断被淘汰，涌现出崭新的、前沿的、活跃的新文化。时尚文化作为重要的新文化永远是《城市画报》之类的城市杂志永恒的主题。
打开《城市画报》，扑面而来的是大都市齐全的物质、fashion的思想，新奇的符号。时尚通过制造品位、推出偶像、创新概念等方式，挖掘建构出很多时尚文化和新兴文化，引领并推动着城市文化的发展。
二、《城市画报》的行为文化层面建构
除了各种建筑、房屋、街巷这些外在的、物化的表象之外，城市文化更应包括更深层面的人的生活方式、实际行为、态度、价值层面。曼纽尔・卡斯特认为：“‘城市文化’隐藏在整个一系列话语之后，这些话语取代了按照西方统治精英的思路对社会进化作出的分析，它因此可以通过大众媒体及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氛围进行大规模的交流”。[3]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对城市文化的构建，更深层面的非物质内容也许更能说明城市文化的特征，具体的体现在城市文化的行为文化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
城市的行为文化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包括人民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素质、品位，以及城市的民风、教育和公共服务等方面。或者说凡是有人的地方，都有行为文化的存在。作为“新生活”的代言人，《城市画报》对城市行为文化层面的建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城市新风俗新事物的报道
城市飞速发展，城市人的生活瞬息万变。由此出现很多城市新风俗新事物，这些推动着城市文化的发展。《城市画报》对城市新风俗新事物的报道从来是不遗余力，占据很大的篇幅。像2006年第21期报道的“离岛生活”，2007年第7期报道的“乐活族有机生活”，2013年第10期报道的“朋克食堂”等。2013年12期报道了“公园相亲”这个特殊时期的新兴事物。“在公园，这个城市的公共场域，中国人除了进行散步、健身、约会这些悠闲活动外，也进行相亲。近十年来，很多大城市的市民公园出现了‘相亲角’，在这里，父母替子女相亲。”[4]不同于其他譬如解读中国人对婚姻的焦虑，中国父母对子女的权力僭越等，《城市画报》试用三个角度去介入这个“切片”：一位来自台湾的艺术家，两位来自欧洲的记者，一位曾在巴黎攻读博士的社会学教授。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和角度的“切片调查者”，跳入这场汹涌的相亲市集里，给出自己独特的解读。2010年第18期好生活专题 “岛生活 鸟日子”报道了一个岛主的故事：卡儿哈甘在52岁时辞职做了一名岛主。到海岛上去做得最多不是练琴和写歌，而是钓鱼和照相，或者去跟岛民打渔摸石头，跑到无人岛隐居，一夜之后，回到文明世界。可以说，《城市画报》时刻发掘时下的流行事物，并给予独特解读和报道。
（二）对“新生活”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的推崇
“新生活”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具体的体现为对返璞归真的城市观和适度合理的消费观的建构。《城市画报》的宣传口号从一开始的“新生活的传播者”到后来的“新生活的引领者”无不体现了《城市画报》对城市“新生活”关注和重视，而这个“新生活”的“新”字最直接的体现在《城市画报》对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的推崇上。彰显个性有趣、返璞归真的城市生活，探访各种城市以及城市人不同的生活方式成为《城市画报》最常见的主题。这样的主题思想可以说是贯穿《城市画报》所有栏目的内核。而报道方式，多以小见大，常常是从细节，从城市人的生活里获知故事，获得充斥着生活的人情人性。正如《城市画报》总编在一期刊首语中所说：“大多城市，都有其值得重新发现和慢慢欣赏的众多小区域，而我们的杂志一向致力于此类题材的挖掘推介。”[5]以广州为例，广州是一个新旧生活形态兼容的城市，一面在高速发展，一面仍然保留着传统文化，但是有很多已经在逐渐消失。广州老百姓容易满足的生活态度，广州多元化的“叹生活”方式，坚持自己信念的各式传统行业与老字号店铺，街头巷尾的地道小吃……每一个细节都有从别人的生活里获知的故事，每一段故事里都充斥着生活的人情人性。在这个城市画卷里，人生就如舞台剧，老百姓演绎着各式各样精彩的生活细节。我们以画笔把每一幕的风景、人物、琳琅满目地铺在画纸上，这每一幅画的缩影，是独有的城市生活魅力。
除了“报道”、“封面故事”等常设栏目还有关注城市人如何生活的“Cover story”栏目，关心城市人都在忙些什么的“What’s up”栏目，关注城市人中的艺术家们的生活家栏目“Life artist”等不定期小栏目。
《城市画报》推崇的生活方式，是悠闲而自在，精致而不刻意的。这种“慢而快乐”的人生哲学贯穿整本杂志。慢生活的态度也更接近生活的尺度。而至于生活的秘密，就像所有的秘密那样，需要我们深入生活中慢慢体会。而《城市画报》推崇的这种生活态度也在无形中影响着它的读者。
三、《城市画报》的精神文化层面建构
城市精神文化层面属于城市的心理观念文化层，包括像道德观念、政治观点、、伦理习性、审美趣味、文化艺术底蕴和城市文化艺术机构等。
独特的文化个性，不仅可以塑造城市形象和提升城市品位，更承载着一个城市的精神与灵魂。当城市经济建设高度繁荣之时，人们将更多地去寻求精神世界的充实与富裕。《城市画报》对城市深度精神文化层的建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致力于城市文艺的复兴与繁荣
与别的大众生活类期刊不同的是，《城市画报》非常注重整个杂志的文艺气质，关注城市文艺的发展和复兴，挖掘和推动城市文艺新力量的发展。对创意设计产业、独立音乐、文学阅读等文化艺术话题进行持续的报道和关注。注重城市生活文化内涵，启发读者在消费中发现文化气息从而达到引导读者、促进文化发展的目的，这也是城市杂志区别于时尚杂志的重要地方。
《城市画报》很早就策划了“中国城市文艺复兴”主题，并且进行不定期连载，以此关注创意文化产业和为此产业辛勤付出的群体。2004年《城市画报》把焦点转向报道本土的创意团队及个人，开创了“创意势力”栏目。报道城市文化的同时更加关注城市文化中的人，关注城市新兴创意文化中具影响力及有艺术原创力的群体。二是独立音乐。 “找乐”栏目长期关注各处的原创好声音，关注不被主流娱乐媒体所关注的独立音乐人和所谓的小众音乐。2006年第162期“不一样的声音――台湾非主流音乐专题”就对台湾的非主流的独立音乐进行了深度报道。无论这些独立音乐人的音乐形式有何变化，他们弹琴唱歌的态度始终一致――与音乐有关，与娱乐无关。2009年一月刊“独立音乐时代”用110页的超大专题对国内独立音乐发展状态进行了深度报道。三月刊“独立音乐的春天”介绍了音乐联盟评出2008十大华语唱片，上榜多数是冷门，且品位不俗。林海峰、王若琳、谢安琪、左小祖咒、方大同等人都有上榜。三是文学阅读。“艺文志”固定栏目“读来读往”长期介绍国内外优秀文学作品，开设作家专栏刊载优秀作品，专栏作家有子飞鱼、安妮宝贝、连岳等。此外，还创办了读者互动阅读的品牌活动“荒岛图书馆”鼓励读者读书行为。
（二）对城市的文化认同和城市人文化身份的认同与构建
从传播学的角度讲，“媒介文化的意义就在于提供一种个体性的情感记忆和社会认知，由具有心理替代功能的个性叙事去推广一种有代表性的世俗神话。”[6]媒体所塑造的城市共同体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它主要是在象征文化领域建构城市文化和社会关系的理想模型。城市杂志建构了一种具有地方性特征的城市共同体意识。
城市中，人永远是最重要的部分。所以，记录城市中形形的人是《城市画报》的重要任务。《城市画报》在报道自己独有的生活理念和价值标准的同时，也在努力ふ易拧叭の豆众”，从而建构一种具有区域性特征的城市共同体意识。而所谓的“趣味公众”，甘斯认为，现代社会以不同种类的亚群体或“品味公众”为特征，它们都有自己的一套文化偏好或者“趣味文化”。文化并不是强加给公众的；公众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受教育程度在一系列可能性之间进行选择。阶级性、族群、宗教、地域和年龄等差异造成各种文化偏好。具有相同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等受众，他们都有一套自己的文化偏好或者“趣味文化”。[7]
《城市画报》曾经专题对城市群体共同体进行关注，记录那些人群的跋涉与思考。2001年第2期《从土皮到雅皮》对一批从小镇来到大城市的人群进行了采访。这是个特殊的人群，他们从小镇走向城市，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打拼，在城市拥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成为了城市的时尚先锋。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个从土皮变雅皮的励志神话，小镇青年与县城青年的精神发育史。这些散发出泥土气息的非大都市青年，正以其生猛的对人生的进取之力，拓宽了当代城市生活的胸怀，影响着当代城市生活的精神深度，也记录那个时刻的中国人的城市化路线图。
2002年10月，《城市画报》推出“我们生于70年代”特刊。采用最老实的人像摄影纪录，把镜头对准70个生于70年代的普通年轻人，追问他们与生命有关的5条问题，纪念70后的那些青春记忆。无论时代洪流有多汹涌，每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十年后，2012年10月，《城市画报》履行诺言，对当年被采访的70个青年进行了追寻，记录十年他们的改变和面貌，并且面向六个城市的超过650位70后完成了一份专业的生活形态报告。
《城市画报》把焦点对准城市文化和城市普通人的生活，并积极参与城市文化的建构，维系并强化了城市个体对城市的归属和文化认同。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说，《城市画报》不但满足了他们的阅读要求，更加构筑了他们熟悉的话语环境和文化环境，使得他们有归属感。
注释：
[1]芝福德.城市的形式与功能[A].宋俊岭等译，国外城市科学文选[C].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51.
[2]凯文・林奇.城市意象[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4.
[3]曼纽尔・卡斯特.城市的意识形态[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64-71.
[4]公园相亲[J].城市画报，2012（12）：74.
[5]李晖.交织回忆和创意的地方[J].城市画报，2008（20）.
[6]陈卫星.传播的观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93.
[7]Herbert J・Gans， PoPular Culture and High Culture： An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ast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P81.
城市文化研究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文化资本; 文化旅游; 旅游目的地
收稿日期： 2011-05-04; 修订日期： 2011-08-10
作者简介：
宋振春(1963-),男,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旅游与旅游企业管理。李秋(1987-),女,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生。
城市文化旅游的开展离不开其固有文化土壤的繁荣。近年来许多中外学者的研究深入探讨了文化与旅游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些研究通常是把城市文化作为一种静态的文化资源来看待,在旅游发展中是开发的客观对象,是被利用的因素。但从城市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看,社会文化是不断积累形成的,并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过程中。社会文化不仅是发展的资源,而且因为自身的变化影响着社会发展的进程。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脉络来看,城市文化不断经历“堆叠-选择-整合”(朱炳祥,2009)的传承创新过程,并形成具有文化和经济价值的文化资源。这些文化资源能够以资本的形式,促进城市内包括旅游、文化产业在内的众多产业开发,为城市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另一方面,城市旅游等产业活动的开展也为城市文化的发展提供创新因素。从“文化资本”的研究视角出发,分析城市文化资本的形成机制及其与文化旅游发展的相互关系问题,将有利于认识和把握旅游发展模式和路径的基础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城市旅游发展与目的地建设的整体思路和相关对策。
1 城市文化资本理论研究综述
资本最初是经济学领域的术语,后来也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学、文化学等一些其他学科。文化资本的概念最初被布尔迪厄(Bourdieu,1997)以社会学的视角阐释个体与家庭在文化方面投入及获得利益的能力差异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文化资本的应用主体范围也在不断扩展,“从主体意义上说,文化资本的行动者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共同体”(任勇,2010)。更有研究者明确提出了“城市文化资本”的概念(张鸿雁，2002)。
在布尔迪厄观点的基础上,索罗斯比(Throsby,2006)认为,文化资本是以有形或无形的财富形式具体表现出来的,是可能会引起物品和服务不断流动的文化价值的积累。他认为,文化资本以有形和无形两种形式存在;有形的文化资本是指建筑、绘画、手工艺品等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和艺术品,无形的文化资本是指思想、信仰以及音乐、文学等无形的人类文明创造。这些有形或无形的文化资本会以私人物品或公共物品的形式引起服务流通,它们既可以以最终消费品的形式带来直接经济收益,又可以引发或辅助新一轮的包括文化资本在内的文化生产活动,从而带来更多的经济和文化增值。
从现有的认识看,文化资源是指人类所创造的具有文化性质的要素总和,是生产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源泉和成果之一,是一种相对原生态的文化事物的存在状态。文化资本则是一种经过人为进一步改造的动态价值,侧重其生产和增值作用,这种增值不仅是指能够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同时也可能带来社会及文化价值的增长。文化资源可以被资本化利用从而转化成为文化资本,同时文化资本也可以创造出区别以往的新型文化资源。比如《功夫熊猫》、《花木兰》等美国动画电影借助早已存在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塑造出了具有美国英雄主义特征的卡通形象,传播着美国化的核心文化价值,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赚得盆满钵满,这种整合了的文化资源就变成了能带来可观经济收益的文化资本;而像麦当劳、迪斯尼这样承载了大量经济价值的文化事物也会成为人类所创造出的一种独特文化资源而载入史册。有国外学者指出,“文化是制造过程(知识)和产品(设计和款式)的一种横向表征成分,它为地方和集体身份的概念赋予了内涵;因此文化从经济、情感和物质上被转化为一种促进资本流向城市的催化剂”(Jansen-Verbeke,Russo,2010)。文化能够带来经济资本流动并不意味着文化就等同于文化资本,“只有其中经过社会的交易、流通、服务等领域,以转化的形式即文化产品来满足和引导人们的需求,从而产生价值增量效应的那部分文化资源才可称为文化资本”(施炎平,2007)。 “当我们把一种东西作为生产要素来考虑时,就应当说是资本;而当我们把一种东西作为生产的结果、消费的对象以及产生拥有的东西来考虑时,我们就应当说是财富。也就是说,文化财富只有进入产业价值链的价值运动,才能成为文化资本,资本的运动性是区分文化资本与文化财富的分水岭”(王云，龙志和,2009)。实际上,从更广泛的领域来看,文化资本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是综合性的,它能够从整体上促进社会发展。因此,文化资本的构成也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系统,涵盖城市社会文化资源的各个方面。
综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现状,总体上对于文化资本的概念及文化资本的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但对于文化资本形成机制的分析不够深入和具体(牛宏宝,2010),从文化资本角度分析文化与旅游发展关系的研究则更为薄弱。因此,本文的重点是分析文化资本的形成机制,研究城市文化资本及文化旅游之间的构架关系,并以此为基础从宏观层面上思考城市旅游目的地建设方面的问题。
2 城市文化资本的形成机制
布尔迪厄认为,资本就是积累的劳动,衡量文化资本的精确方法莫过于计算耗费在获得该收益上所花费的时间长短(Bourdieu,2005),这一方法对于从个人到社会的各层次文化资本的计算都适用,只不过具体(个体)文化资本的传承和获取是靠习得的(如教育、学习等),会随着个体的衰落或消亡而失掉资本;而社会化了的文化资本(包括客观文化资本和制度文化资本)则可以以物质传递和社会公认的共同作用方式打破个体传承的生物局限。这种方式具体到城市文化资本传承和累积的差异上来讲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首先,文化资本基础的差异,或者也可以将其理解成资本积累起步时间的差异。一个城市所表现出来的文化资本的丰度取决于该城市所拥有的文化资本量的多少。也就是说,那些历史上拥有丰富文化资本的城市占据了先天优势:如果一个城市的历史悠久、文化积累丰富多样,那么它所拥有和展示出来的文化表现形式就会相对多样;在同一个时代横截面上,其文化资本积累所花费的时间和气力就相对要少。
其次,获得文化资本能力的差异。布尔迪厄指出,获取资本是一个延长的时间过程,这里的能力是指在这一延时过程中“所需的特别文化上的要求”(Bourdieu,2005)。而具体到城市来讲也就是城市在地缘、交通、资源以及经济、政治方面的比较优势会使其获取文化资本积累的机会较一般城市增加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比如上海:对外窗口城市的有利地理位置、广阔的内陆腹地、近代开埠以来对于西洋文化的率先接触以及改革开放以来飞速发展的经济水平都为上海形成中西合璧式的海派文化奠定了良好基础,并且使之有机会超越一些历史底蕴悠长的历史古都(如开封、杭州、洛阳、南京等),成为今天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
第三,文化资本的保障差异。文化资本的比较优势除了原始积累和获取能力的差异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保障这种比较优势的能力差异。只有持续、不间断的累积才能保障文化资本的稳定增值和持续鲜活,反之则可能使其所具有的文化资本逐渐消耗殆尽。在这一点上无形文化资本表现得更加突出,比如玛雅、古埃及等已经“死去”的古代文明,或是已经失传的艺术技能等。造成保障条件中断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自然灾害、战争动乱、历史变迁等外部大环境的条件改变,也可能来源于城市内部的政策导向、城市拆迁改造等有意识的人为因素。在这一点上中国同国外特别是欧洲那些历史久远的国家相比,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城市发展态度,国外对于历史建筑的保护要较国内严格得多,老城区就像一座开放的露天博物馆,建筑上所体现出的不同文化风格诉说着这座城市的发展历程与所经历的世事沧桑;而在国内高低错落的各式“火柴盒”模样的建筑,则使人单从建筑式样上分不清香港、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的差别何在。
结合布尔迪厄对于造成文化资本差异原因的论述以及周云波等人(2009)对于文化资本的评估方法,可将影响城市文化资本差异程度三要素的具体指标概括如下(表1):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一般而言,文化资本的历史累积是构成文化资本差异的基础性因素,而文化资本的获得能力和保障能力作则构成文化资本差异的后天因素和中坚力量。文化资本基础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文化资本累积与传承的起步基点,而获取能力和保障能力则是实现文化资本累积的持续、加速甚至赶超的决定力量。因此,如果一个城市同时具备了原始积累、获取能力和保障三方面的比较优势,那它一定具有强大的文化资本;而虽然基础欠佳,但两种后天优势同时齐备,同样也可以获得文化资本潜力的最大发挥。但如果原始条件较好,而获取能力或保障能力存在欠缺,则资本的开发程度就会大打折扣;最糟糕的状况是三种能力同时欠缺或只具备一种能力,那么文化资本的持续累积过程就会大受影响,甚至出现倒退的不利情况(见图1)。
对于不同城市而言,影响城市文化资本差异三要素的重要性排序是不尽相同的。在罗马、开罗、西安等典型的历史累积型城市中,先天的文化基础优势是构成城市文化资本的最主要因素;而在纽约、洛杉矶、香港等典型的当代都市中,能在时代浪潮中适时地把握住发展机遇,不断以各种形式获取文化资本的能力是城市文化发展的决胜关键;与此同时,巴黎、伦敦、北京等历史悠久又保持现代活力的城市则是以保障力的关键作用赢得了城市的不断繁荣。不管哪种力量在城市文化资本的积累与转化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我们都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三种力量间不能彼此孤立和割裂的相互关系,否则即便城市文化发展取得了一时的繁荣,最终也将难逃衰败的噩运。
在三者关系中,往往文化资本的获取能力和保障能力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二者之间既有差别又有联系。一方面,能力和保障的差异源于城市所处环境的内外部差异,即主观能动性和客观条件的差异问题;而另一方面,也可以从时空角度这样理解,获取能力是指在同一时间截面,不同城市获得文化资本的力量差距,而保障差异则是指从时空纵深方向上的资本连贯性的差异问题。当然对于许多城市而言,有时这两种差异的界限是模糊的,保障环节的缺失会影响到城市对于文化资本的获取能力,而能力的短板又会造成保障力度难以达到预期要求,继而造成了文化资本收支不平衡甚至消耗过度出现倒退的危险局面。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不继续维护,(文化资本)就会毁坏甚至消亡;反过来,如果通过新的投资,那么它的价值就会增加”(牛宏宝,2009)。当然,这里的投资不应仅局限于物质资金方面,而且还应该包括为延续和发展文化资本所投入的人力、技术、政策、公众关注力等一切有形或无形的投入总和。
3 城市文化资本与文化旅游的互动关系
3.1 城市文化资本的价值实现
城市文化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样具有资本的性质,即能够增值。Greffe(2010)认为,文化主要是通过三种途径对当地发展产生影响:传播有利于各利益相关方协作的信息,促使项目得以实施,创造具有吸引力的环境,为兼具美学与实用价值的创新型产品提供支撑;继而文化就成为了一种社会资本的投资、媒介和最终的消费品,可以促进当地社会资本的增加,扩大产品、服务乃至文化的出口量。如果说索罗斯比将文化资本划分为有形与无形的分类方法是从物质形态上对文化资本加以区别的话,那么文化资本的利用和价值实现过程同样可以基于不同的物质形态表现出来:一方面通过具有符号意义的物化文化产品消费使文化资本直接进入最终消费流通环节,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和文化效益;另一方面非物化的文化资本会以增加环境文化价值含量的方式为社会及文化环境提供附加值,进而为未来城市的文化及其他产业开发提供潜在的文化价值以及直接或间接的经济价值。前者多表现为以文化资本为加工原料或价值核心的产业部门,主要是以文化产业以及旅游业为典型代表;后者主要是指由文化资本所在场域所形成的文化环境,这种环境一方面可以作为文化等相关产业的存在或培育的外界条件基础,另一方面又可以作为城市氛围的营造者,吸引众多旅游者以及投资者的到来。
正是因为文化是一种附着在物质符号上的抽象内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它不能完全撇开其生存所依赖的、地域性相对固定的物质载体和时空环境而嫁接在全新且毫无瓜葛的母体之上。因此才会有学者指出旅游发展可能是文化区域在短期内利用遗产获益的最佳战略(JansenVerbeke,Russo,2010),旅游业是将文化注入主流商业的最直接方式(Russo,Borg,2010),而事实证明旅游也的确是实现文化向文化资本转化的重要方式之一。
一般而言,文化资源越丰富、市场容量越大的地区,其文化旅游开展情况就越好。当然文化旅游的开展情况并不绝对依赖于已有的文化存量。文化资本是可以创造的,由布尔迪厄、索罗斯比等人的观点可知,不同的资本形式之间可以相互转化,财力雄厚的城市可以通过消耗大量的经济资本来转化、创造和提升文化资本。例如美国,虽然相比欧洲、亚洲等一些国家其建国历史要短得多,而且还是典型的移民国家,历史文化底蕴并不丰厚,但是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及科技实力在文化建设方面一样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并且源源不断地向世界各地输出他们的文化产品。一提到美国,人们立刻可以联想到好莱坞、奥斯卡、迪斯尼、格莱美等一系列世界知名的文化事物。
3.2 文化旅游与城市文化资本的互动关系
文化旅游与城市文化资本的互动关系,其实反映出了在某一时空截面,城市文化资本其累积与传承的具体方式方法与路径问题。文化旅游同城市文化资本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互动关系(见图2):一方面,城市文化资本的传递与累积为文化旅游的展开提供凭借物和吸引物,促使文化旅游活动的形成;另一方面,文化旅游活动也为城市文化的传承、保护、活跃以及创新等资本累积与增值过程提供有效的外部刺激。在此过程中,城市文化资本的有形与无形形式共同作用于文化旅游的需求与供给环节,同时文化资本的经济和文化价值分别刺激着旅游者和旅游供应商参与文化旅游活动的动机和热情。
在高度发达的商业化社会中,城市文化的发展过程同样会受到市场规律的筛选:一方面,文化资本的累积及文化创新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成为一种关系到城市乃至国家竞争力水平的软实力;而另一方面,商业化的开发模式也为城市文化的传承带来严峻挑战,原因就在于文化的商业化所带来的文化虚假与曲解,而在此过程中那些具有重要社会价值但不具备商业开发条件的文化事物则渐渐被人们遗忘甚至遭到无情的抛弃。
在市场作用机制下,这一循环作用过程会根据系统自身的发展需要而不断做出选择,因而会产生一对离心作用力:城市文化旅游的市场化开发将会把不能进行商业化开发的文化吸引物逐渐甩离该循环系统,而城市文化对于城市文化旅游的吸引力正是源于城市文化特色的存在,一旦城市特色消失,其吸引力也将不复存在,因而城市文化旅游会将没有城市特色的吸引物排除在该循环系统之外。该作用机制可能会导致两种后果:一种是由于当代大众文化的世界性趋同,这一双向选择过程的理论极化结果会加剧不同城市之间的文化趋同速度,比如存在于世界范围内的迪斯尼乐园;另一种结果恰与第一种情况相反,这种增强循环会使城市的优势资源越来越突出,形成城市的文化象征,但从负面的角度来看也有可能由此带来“遮蔽效应”使城市形象及职能单一化(如威尼斯),从而为城市发展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鉴于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公共属性以及上述市场选择的消极作用,文化在实现资本化的过程中就更需要包括政府和社会公众力量等在内的公共调节机制的介入,以此来保障城市文化资本的多样性和永续性动力。
4 基于文化资本视野的旅游目的地建设
对于城市来说,所具有的文化资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影响着文化旅游甚至是城市旅游总体发展的特点和水平。基于文化资本的角度,城市旅游目的地建设的措施主要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应注重提升城市文化资本的获取和保障能力。从文化资本的视域来看,每个城市都具有一定特色的文化资本基础,但文化资本并不能自动或独立地转化为文化旅游的竞争优势。根据文化资本形成机制的相关分析,应当加大对于文化资本开发运营以及维护方面的投入,这种投入不光是经济上的、更应该是科技、创新、政策等方面上的,以此来提高文化资本的转化和获取能力,并保持这种文化资本积累的连续性。
其次,处理好文化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从城市文化发展的脉络出发可知,任何文化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长河中都是变化着的,因此城市的文化发展不应固步自封,对于已有文化资本不应局限和满足于现有水平,要不断创新、从形式和内容上提高文化资本的展示种类和参与形式。从文化资本化的路径上看,我们不仅要关注物化的文化产品的开发,更要注重无形的文化环境的创新和培养,因为文化环境虽然不会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却可以以社会制度和符号化的形式对城市整体产生增值作用。
第三,从城市文化资本的系统性出发建立旅游发展的完整体系。考虑到文化资本的系统性,城市文化旅游的发展需要从产品、产业以及政府产业政策和辅助支持三方面建立完整的体系。在产品方面,无论是有形的商品还是无形的服务和体验,在广义的产品框架概念下,产品依然是对直接面向消费终端的供给方式的高度概括。因此,创造顾客价值并使顾客满意,使产品效能等于甚至大于顾客期望一直是全面质量管理中的不懈追求。从文化旅游的行业供给者来讲,城市的公共文化机构是除文化企业外的另一类主要的文化产品供给者,以历史博物馆、科技博物馆、美术馆、艺术中心等为首的公共文化机构直接为旅游者提供终端文化旅游消费产品;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机构也是城市文化环境载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场馆的多寡及其利用程度是城市文化发展水平的主要衡量指标之一。文化旅游的发展不仅要关注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性旅游企业的发展能力,更要关注公共文化机构与城市文化发展的整体配合度。最后在城市管理者的层面上,政府部门要做好各相关方的利益协调工作,要从城市文化资本积累的长远发展角度制定适应的发展政策。
第四,建立与文化资本特性相符合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文化资本的累积状况反映了城市的整体特性。因此,城市旅游形象的整体定位必须要考虑文化资本的基础条件、相对优势以及发展变化等。由于文化资本积累是不断变化的过程,面临旅游竞争与发展的新形势,城市旅游形象定位就不断要有新的发展和超越。
参考文献：
［1］ Bourdieu P.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89-193.
［2］ Bourdieu P.资本的形式［G］.武锡申,译∥薛晓源,曹荣湘.全球化与文化资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3-22.
［3］ Greffe X.前言［G］.孙业红,闵庆文,译∥Jansen-Verbeke M,Priestley G K,Russo A P.旅游文化资源:格局、过程与政策.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1-3.
［4］ Jansen-Verbeke M,Russo A P.文化旅游空间动态的创新性研究［G］.孙业红,闵庆文,译∥Jansen-Verbeke M,Priestley G K ,Russo A P.旅游文化资源:格局、过程与政策.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 5,13.
［5］ Russo A P,Borg J.区域复兴和旅游发展:三个欧洲城市案例研究［G］.孙业红,闵庆文,译∥Jansen-Verbeke M,Priestley G K ,Russo A P.旅游文化资源:格局、过程与政策.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239-259.
［6］ Throsby D.论文化资本［J］.王志标,译.经济资料译丛,2006(3):9-15.
［7］ 牛宏宝.文化资本与文化(创意)产业［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1):144-153.
［8］ 任勇.国家治理视野中的核心价值:基于文化资本的考察［J］.社会科学,2010(3):9-15.
［9］ 施炎平.从文化资源到文化资本――传统文化的价值重建与再创［J］.探索与争鸣,2007(6):50-54.
［10］ 王云,龙志和.产业价值链视角下的文化资本特征与经营模式［J］.经济地理,2009(12):2028-2033.
［11］ 张鸿雁.城市文化形象与城市文化资本论――中外城市形象比较的社会学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4-5.
［12］ 周云波,武鹏,高连水.文化资本的内涵及其估计方案［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9(8):91-96.
［13］ 朱炳祥.社会人类学［M］.2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225.
A Research on Urban Cultural Capital and
Cult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SONG Zhenchun, LI Qiu
(Management School of 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s believe that the relation between urban culture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should be observed from cultural capital angle,and that is the accumulation of cultural factors and value-adding of the culture.There are three factors affecting the transmission and accumulation of urban cultural capital: the differences in primitive accumulation,the ability to obtain and the ability to protect the continuance.These cultural capital factors mixed together decide the quality of urban cultural capital.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will be much better if a city’s cultural capital is strong.Cultural tourism is a specific form to achieve the value of cultural capital and there is an interactive two-way choic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A deep understanding and a good use of this will be significant both in accumulating cultural capital and developing cultural tourism.From overall cultural capital perspective,the construction of tourist destinations can be done in these aspects: accumulating cultural capital in a city,focus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systematic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the overall positioning of tourism image.
城市文化研究范文第3篇
关键词：城市文化；发展模式；文化产业
一、研究意义
随着经济科技文化一体化趋势的发展，国与国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经济竞争越来越演变成文化竞争，文化成为国家和城市发展的软实力。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对城市品牌的贡献日渐明显，城市文化与城市品牌之间已经不可分割，两者互为依赖，互相促进，文化是城市品牌充满活力，保持长久生命力的核心。目前，国内城市品牌经营的机构一般是政府的外宣部门，从广义上讲，外宣部门就是负责向外推介城市，符合品牌经营的范畴。但实际上，按照自上而下的机构设置，国内的外宣部门更多的是对国外宣传，且各项工作任务繁重，品牌经营仅仅是其众多职能中的一项，没有专业人员做此项工作。在中国城市发展的现阶段，品牌经营的侧重点应该是城市内与城市外、国内与国外相兼顾的，二者不可偏废，外宣部门直接作为城市品牌经营的主导机构是否合理，也是业界人士比较关注的问题。
廊坊建市晚、规模小、底子薄。要想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赢得主动，争取发展，必须确立特色、找准定位。城市文化发展应与经济发展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城市文化发展也应该确立特色，找准定位。同时必须按照科学系统的模式加以有效实施。
二、廊坊城市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比例不协调
文化产业属于第三产业，发展城市文化，根本上讲要发展城市的第三产业。从现实情况看，每一个城市的发展方向与空间都直接受其资源拥有量的制约，因此每个城市必须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存量，并有意识地培育新的资源优势，这对一个城市发展具有很大意义。廊坊市有其区位优势，但是同时相对匮乏的自然资源使得廊坊市在发展第一二三产业的时候，必须注意重点和突破方向。一般认为，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城市化与第三产业之间的合理比率一般应为1.45－2.5、0.8－1.5，就廊坊而言，这两项比率分别为0.45和0.72，均低于两者正常比值范围的下限。这说明廊坊城市化水平明显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另外也表明，严重滞后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使廊坊的第三产业很难在地方经济发展中起到支柱性作用。
产业是城市化的基础。工业化作为城市的第一动力，其功能主要是完成“量上的扩张”，而城市化在“质方面上的进步”，则主要依靠第三产业的后续推力。在内涵丰富的第三产业中，选择文化产业作为廊坊城市化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是最具生命力、最切合实际的。我国的很多地区以及世界的有很多国家，资源并不丰富，但是其城市文化和文化产业高度发达，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国内的青岛、苏州等地，都利用了其独特的区位优势，积极发展了第三产业。因此对廊坊而言，在资源匮乏的背景下，也必须突破这层限制，找准自己的定位。
2.廊坊城市定位缺乏科学论证，随意性较大
2002年，廊坊市明确了“园林式、生态型、现代化”的城市定位，确立了“把森林引进城市，把城市建在林中”的建设理念，规划了把廊坊市建成“科技教育之城、会展旅游之城、生态环保之城”的具体目标，强调在城市文化培育上，要坚持做到“传统与现代并重，现代为主；事业与产业并兴，产业优先；发展与生态并举，生态第一”，走一条以人为本、独具特色、现代化、国际化的创新发展之路。但是关于廊坊的定位，几乎是换一届政府就要搞一次。几乎不变的做法是，政府宣传部门提出方案，确定一位分管市领导牵头，然后外宣部门就开始召开系列座谈会，专家学者座谈会、外籍人士座谈会、市级相关部门座谈会……，最后是动员媒体的力量，在市民中征集讨论。一系列活动完了之后，活动的策划者就请本地的文化人归纳提炼出几个口号，在本地媒体上大肆宣传。整个定位过程缺乏系统的科学论证，没有对定位的可行性、品牌经营的操作性等进行分析、论证。所以大多数定位也就没有生命力，随意定位的结果就是频繁地被。
另外，在城市风格设计上，廊坊市努力营造欧式特点、中国气派、个性化设计、适宜人居的现代城市风格，注意突出城市整体形象设计，坚持高层点缀、高中低相结合的原则。追求高层注重景观营造，低层控制建筑密度，使高品位的建筑融蓝天、绿地、碧水之中，达到错落有序、完整协调的视觉效果。那么从欧式风格来看，廊坊周围的城市如青岛、大连、北京、天津等比廊坊更有说服力和理由去追求这些较有特色的文化，因此这种定位值得商榷。
3.政府、企业、市民协调配合不够，经营管理比较无序
政府、企业、市民作为城市经营的主体，在城市经营中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三种力量缺一不可。在品牌经营中，廊坊市政府一直发挥着较好的主导作用，但在企业和市民参与经营方面，协调和管理的力度还不够。政府是一个声音，企业是一个声音，市民又是另外一种声音，没有统一起来形成合力。政府从城市整体发展战略出发，企业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市民从个体体验出发，各自站在不同的层面，述说着对城市的感受，虽然都带着良好的愿望，但由于出发点不同，难免会发生冲突，给外界造成混乱的城市形象。尤其是媒体，只要廊坊市在哪个领域小有成绩或荣获殊荣，就着急忙慌地将其宣传为廊坊新名片。最频繁的时候，廊坊某报一个月内就推出了多张名片，如园林式、生态型、现代化的城市；京津走廊上的明珠等。虽然项项都是廊坊的骄傲，但直接命名为“名片”是否合适，是否会让人觉得名片过多过滥?笔者认为，城市名片是一个有特定意义的概念，不是想用在什么地方就用再什么地方，政府一定要对此进行规范，对相关企业要主动协调、加强管理，逐步将城市品牌的资产管理纳入有序轨道。
三、发展模式研究及实施对策
1.树立文化产业的大观点
我国文化产业的理论研讨与欧洲、日本、韩国相比起步并不晚，但由于受计划经济下的文化事业体制的影响，在观念上徘徊多年，造成了实践上长期犹豫不决的局面。长期以来，文化与经济两极对立思维使我们形成了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文化与经济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差异鲜明，独擅一域。实际上，马克思早就指出，一定的经济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上建立，一定的文化则必然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生成，文化中有经济、经济中有文化。那种把文化归为只有意识形态属性而看不到其经济属性的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文化产业化是健全城市功能、提高城市品位、促进经济发展、增强综合竞争能力的必然选择和有效途径。廊坊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城市，更应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正确定位，精心布局，整体推进。廊坊市
在此方面比较重视，但是仍需要改进。廊坊市2004年制定了《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并出台相应扶持政策，把文化产业作为廊坊的支柱产业来谋划和推动。但是到2009年，其成果体现并不大，虽位于京津走廊，但并没有通过城市文化吸引更多的人。
2.完善的政策，健全的法律对城市文化发展的影响
要发展文化产业，需要支持重点行业指导宏观运行，同时鼓励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以法律手段为主，辅以行政手段，实行依法管理。(1)研究推进机制。党委政府要将文化产业发展作为议事的重要内容，精心研究、周密部署、定期调度、勤于指导。文化业务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狠抓落实，并及时总结经验，查找问题，推进工作。(2)资本投入机制。改变“财政支持型”和“社会福利型”两种运行模式，建立政府投入与社会投入相结合、内资与外资相结合、多渠道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对公益性文化设施，以政府投资为主，其他投资渠道补充，加大密度，完善功能；经营性文化单位，要以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为主要方向，实行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真正成为市场主体；鼓励非国有经济参与文化建设，提倡社会资本投资兴办文化企业、组织文艺演出等。形成党委领导、部门负责、社会联动、全民参与的良好局面。(3)监督管理机制。要对文化产业的内容进行严格管理，提倡和扶持健康、积极、进步的文化产业。对重大项目，实行听证制度，听取各方及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要对文化产品市场准入进行把关，坚持严格与灵活相结合，对消极、腐朽的文化产品要坚决予以遏制，流入市场的，坚决取缔。
3.政府的引导作用是城市文化发展的核心力量
政府利用规划来引导产业和资本的流动。根据不同的文化特色和发展思路设立城市文化发展之路，引导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为此需要建立专业机构，进行科学规划。目前，廊坊进行品牌经营的机构是市委外宣办，从它的工作职能来看，城市品牌经营仅是其众多职能中的一个，而且没有专业人员，甚至连专职人员都没有，有这方面工作需要时才临时派人，工作的重点不突出，对经济、文化、规划、城建、旅游等相关部门的统筹协调力度不够，对经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缺乏相应的管理办法。从品牌经营的长远角度考虑，成立一个专业机构，不仅可以解决上述问题，还可以对品牌进行长远规划，使经营工作更加规范、有序，有效提高城市竞争力。
4.合理部署经营的战略战术
商品经营最大的失败是商业模式的失败，城市经营也不例外，城市形象飘忽不定，缺少的就是品牌经营的战略规划和战术研究。由于一直没有总体战略规划，从城市定位到品牌经营成都都显得过于随意，造成品牌过多过杂，没有生命力，没有持续发展力。城市品牌战略一定要将城市经济发展状况、品牌营销能力与特定的目标市场结合起来。什么时候采取什么经营方式，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战术，都要在城市品牌核心价值和应用规范的指引下进行。战术的使用在品牌经营中十分重要，利用媒体进行宣传是一种战术、举办各种国际性活动是一种战术、参与创建国家xx城市也是一种战术，关键是什么时候用效果最好，这就需要我们有关部门从整体全局的高度，精心策划，合理部署。
5.发挥特色，做大做强文化产业是城市文化发展的保障
“唱好地方戏”、“打好特色牌”，充分挖掘文化资源，使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产业优势。
廊坊文化产业发展应充分考虑区位特点、民俗风情和时代要求，坚持传统文化与时尚风情、高雅艺术与大众文化、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和谐统一。
(1)积极发展传统文化与时尚风情，使他们交相辉映。廊坊毗邻京津，地处首都圈及环渤海地区核心地带。独特的地理区位、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廊坊的地域文化在世代传承、潜移默化过程中，广吸博纳，融各家之长而独具特色。发展文化产业，就要总结和挖掘廊坊传统文化，通过多种形式予以表现，增强市民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同时，坚持中西合璧、取长补短，以现代精神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改造和更新。要吸收借鉴国内其他城市和国外大都市的优秀文明成果，建立起符合世界潮流又具有本地特色的现代文化体系，表现前卫、时尚的文化风格。让更多的人通过廊坊文化而了解廊坊，感受廊坊的独特魅力，使廊坊文化得以弘扬和发展。
(2)积极发展高雅艺术与大众文化，使他们水融。首先，通过雕塑、展牌、灯箱及不同风格的城市建筑，寓意和体现廊坊精神。目前，廊坊虽然已零星有一些雕塑，但尚未形成规模，缺乏整体效果。今后，应在广场、火车站、公园、城区中心、交通要道、标志性建筑设施等地方，精心创作建设一批既有丰富思想内涵、具体象征意义和艺术形式美，又与周围环境、建筑和谐一致的雕塑精品，展示城市的象征物、历史名人及事件、民俗风情、吉祥物、图腾物等。要通过举办高雅戏剧演出、理论研讨会、高层经济论坛等活动，营造社会氛围，提高市民文化水准。其次，要创建以大众文化为主、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设施和活动载体，突出抓好社区文化、企业文化、学校文化及行业文化。按照“三贴近”的原则，举办群众参与程度高的时尚音乐会、体育赛事、全民健身等文化体育活动。
(3)积极发展特色资源，以旅游促发展。地处京津地带的廊坊，如果没有特色的东西是不能吸引游客的，没有游客，那么城市文化的建立也无从说起。廊坊市有著名的文化古迹，诸如战国燕南长城、杨六郎拴马古槐、香河老人不腐之肉身、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文天祥石碑、文安石狮子，有闻名的廊坊特产，比如永清刘街木刻、迎春酒、燕南春酒、香河肉饼、香河家具城、文安熬鱼等，对此，在加大对廊坊历史上涌现的文化名人、重要事件、遗址文物以及非特质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保护工作的同时，应该利用各式各样的文化、娱乐和大型欢庆活动，充分发挥古迹的作用，让参观者领略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相结合所产生的无穷魅力，并隆重推出我们的特色产品，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让文化古迹“活”起来，让廊坊特产“靓”起来。
6.注重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切实增强市场竞争力是城市文化发展的动力
建立健全人才培养积聚机制是城市文化发展的要素。廊坊市需要建立新的人才机制，以优势产业积聚文化人才，以优惠政策吸引文化人才，大力培养和引进经营管理人才、文化经纪人才和科技创新人才等文化产业急需的各类人才，吸引和聘用海外高级人才，实施引得进、留得住、用得活的人才战略。鼓励支持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以及有条件的综合性大学，参与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培训工作，为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积蓄人才资本。
文化产业是投资回报最好的行业之一。当代社会各种产业利润主要靠领先的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来实现，而文化产业正是自主创造和技术含量高的一个门类。加上政策因素和市场因素的作用，文化产业的资
本盈利率比较高，文化产业方面投资热将会长期存在。最后从消费角度看，文化产品是与日俱增的消费热点。要推进高新技术成果与文化产业的结合，提高文化产业生产和文化服务手段的科技含量。用高新技术和适用技术改造文化产业，培植开发新兴文化产业。鼓励引导文化产品生产经营者，采用现代网络技术、三维动画制作技术、数码影音技术、数码照排技术、宽带信息媒体传输技术等，开发具有世界先进技术水平、自主知识产权和民族特色的高科技文化产品，提高文化产品技术含量和质量，提升文化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7.建立城市名片
城市文化研究范文第4篇
中国古都学。古都是历史城市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已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古都学创始人之一的史念海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古都和文化》中提出，该学科“研究我国历史上所有的都城的形成、发展、萧条以至于破坏的演变过程”，探明其中的规律。该著作同时指出，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论证古都兴起发展的自然地理因素，指出古都发展的经济基础，论述古都的上层建筑，论证古都演变之规律，服务于当前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其中，“论述古都的上层建筑”这项研究内容中涉及了古都文化问题。史念海先生这本著作中还有《中国古都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融通》、《中国古都和文化》等论文，可见先生非常重视古都文化研究。城市科学。其有很多分支学科：城市建筑工程学（包括建筑工程技术和建筑设计）、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管理学、城市生态学等，是以现代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群。城市建筑设计、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管理学的研究中应该包括城市文化，甚至要关注城市历史文化状况及演变。城市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城市空间组织规律性的学科，也是研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人文要素与一些自然要素在一定的地域内的空间组合及其规律性的学科。城市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主要关注当今城市。该学科的研究内容中虽也涉及文化要素，但却只是诸多要素之一，并不是主要之要素。
在城市考古学、城市史学、历史城市地理学等学科之外，还有一个关于城市研究的学科体系———城市学。该学科是在钱学森教授于1985年的倡议下建立的，不过只是作为城市规划的理论基础层次上的学科。他后来又提出“山水城市”这一概念，倡议把中国传统的山水诗、山水词、山水画和中国古典园林结合起来。这样，历史文化的内容便包涵于城市学理论之中。近年来，我国还出现了以大城市作为研究对象的城市学，例如北京学、上海学、香港学、西安学等，这主要是受国外城市研究学术思潮的影响。其中北京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是“研究北京城市及其环境共同组成的城市综合体的形成、演化、发展的基础、规律和特点”，研究目的则是“为北京城市发展战略和管理决策提供应用理论基础和实证研究”。学者们还指出，北京学不应仅泛泛论述北京现有市域范围内有史以来客观存在的各种事实和现象，同时应“深刻地揭示这些现象和事实形成的原因、发展变化的机制、相互之间的关系、所反映的问题实质，以及对北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所产生的影响等”。据此可见，北京学、上海学、香港学、西安学等也包括历史文化的内容。前所提及的城市考古学、城市史学、历史城市地理学、城市学等学科的研究内容基本都包含文化要素。然而由于这些学科是与其他相关要素相结合对文化要素进行研究的，所以缺乏对文化要素尤其是历史文化研究意义和研究目的的具体阐释。很明显，这对该领域的深入研究非常不利。为促进对此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和思考，笔者特对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目的和意义进行总结，主要包括：1.探明城市历史文脉，揭示城市文化禀性与精神风貌；2.彰显城市文化特征，为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工作提供借鉴；3.挖掘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推进城市经济建设、文化产业与旅游业发展。城市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不但能够深化对城市以往发展规律和当前城市特征的认识，同时对于城市的和谐与持续发展有所裨益，由此可见，其究任务的繁重和作用的重大。
二、有关“历史城市”之界定
城市历史文化的研究对象是以“城市”为依托的，此“城市”不是乡村聚落，必须是历史时期形成，具有一定的发展史。这是以往常常使人困惑的难题，也是在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中必须首要明确的问题，学术界对于必须是“历史时期”这一问题已经基本意见一致，不过对于我国城市起源的时间，学者们看法尚存在分歧。有原始社会晚期说，此观点提出，中国城市的雏形是新石器时代后期龙山文化时期出现的古城[9]。但那时的“城”尚不具备城市的功能，原始先民筑城“所以自守也”，仅是防御性设施。《世本•作篇》记载颛顼时“祝融作市”，颜师古注曰“古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曰市井”。可见“市”在我国历史上也很早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那时的“市”并非稳定的商贸市场，仅是以物易物的场所而已。《六韬》曰：“殷君善治宫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不过其中提到的“市”位置是在宫中，显而易见并不是一般而言的商贸场所，考古学者在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发掘中亦没有取得城中有“市”的资料和证据。《周礼•考工记》记述了西周都城丰镐的规制，其中明确提到“前朝后市”。另外，依据《周礼•司市》，周代已有专门管理市场的机构，其职能主要是“去盗”、“止讼”、“除诈”、“均市”、“平市”等。“市”有“大市”、“朝市”和“夕市”之分：“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揆诸史实，“城市”最早出现于西周。那时，“市”已经是“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城市这一地理实体能够容纳不同阶层人群聚居，是一个地区的核心，具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功能。由于“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者曰都”，所以中国古代的都城比城市出现早。夏朝初年夏禹所建都城阳城是中国古都学界专家论定的最早古都，遗址位于今天河南登封王城岗，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组所公布的研究结果，其年代为公元前2070年。据前述还可概知，在西周初年我国最早的城市—丰镐出现之前，还存在一个新石器时代氏族公社时期先民们修筑城址（或称城堡）与夏商奴隶制社会时期建成都邑之漫长发展时期。
以上所述是总体来讲我国城市的起源时间，而每座城市的产生年代是各不相同的，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学术界一般将清朝覄亡的1911年作为历史城市研究的时间下限，对于大陆城市而言，也可以定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为与当下有关问题直接相衔接，有一些学者把时间下限定在当今亦无不可，这可以根据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具体问题而定。此外，在“历史城市”的判别标准即“历史城市”的定义这一问题上，可以借鉴现代城市科学的一些内容。城市科学、城市地理学都明确论述了现代城市的定义和现代城乡界限的划分问题。城市科学关于“城市”的主要观点如下：城市可容纳一定数量的人口；城市是区别于乡村的社会组织形式，以非农业活动为主；城市是一定地域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不同范围中心的职能；城市相对聚集，以满足居民生产、生活需要；城市要提供必要的物质设施以及力求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城市是根据共同的社会目标和各方面的需要而进行协调运转的社会实体；城市具有继承传统文化，并加以绵延发展的使命。而城市地理学则将“城市”定义为：城市是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并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居民集居地，是聚落的一种特殊形态。城市科学和城市地理学都认为现代城市须聚集一定数量的人口，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具备多种功能。
反观城市史学界对“历史城市”的定位，这样的具体内容在其论述中比较缺乏。有的学者描述“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还有的学者指出：“城市是人类聚落的高级形式，也是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中国的历史城市学者常运用一种看似无奈的历史城市标准：凡历史上曾作为县一级政府驻地的聚落，即为历史城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曾对这一标准提出批评，陈先生指出，“历史城市”的确定采用这种行政标准明显有问题。20世纪40年代初，陈先生曾在江西东北的一些地方居住过，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进行说明。有一座非常小的横峰县城，当地有民谚：“小小横峰县，两家豆腐店，堂上打屁股，四门都听见。”然而因为是县治所在地，横峰被列为“历史城市”。可是距离横峰不远的景德镇，只因不是县政府驻地则被称为“历史集镇”，即便其是“四大名镇”之一。汉口作为明清时期武汉三镇之一，虽然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才成为县一级的夏口厅，从汉阳县管辖下脱离出来，但是马正林教授在其著作《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中却将汉口与汉阳、武昌并列为历史上著名的地方城市进行论述，陈先生充分肯定了这一做法。不过，马正林教授此举依然是按照行政等级确定“历史城市”，因为到清代末年汉口毕竟升为县级行政建置，马教授在书中也并未确立一个既具学理性又切合实际的历史城市判定标准。
根据以上所述，本文参照现代城市科学的现代城市定义，结合我国历史上城堡（城址）、都邑（都城）、城市发展演变史实，来界定我国的“历史城市”，具体为：我国的历史城市，是从西周建立以来由军政衙署、商肆集市、官邸民宅、手工业作坊、坛庙庠塾等五类功能性设施组合形成的拥有较多官民集居之大型地理实体。城市作为一定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具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功能。上述界定虽然没有要求“历史城市”具备县级以上治所或分封时代王国以上都邑的条件，不过却要有军政衙署，也就是具备行使统治管理职能的机构；对容纳的人口数量和聚落规模没有定量规定，却有定性要求；虽然没有强调必须有城墙，但是指出必须有军政衙署、商肆集市、官邸民宅、手工业作坊、坛庙庠塾等设施，也就是说不管城市级别高低、规模大小，为发挥城市的作用，必须“五脏俱全”。
三、关于城头山古城址并非中国最早的城市问题
前曾述及我国学术界由于对“历史城市”的判定标准认识角度存在差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出现了很多不同见解。有的观点指出“中国城市是与西方城市平行发展起来的，已有五千多年历史”；还有学者认为我国最早的城市是距今约6000年前的湖南城头山古城址，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中国馆将这一见解展示出来，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较大的反响。然而，城头山古城址是否为我国最早的城市，尚需探究。笔者坚信此说不确，特就此问题进行论证。
（一）湖南城头山古城址是否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古城遗址尚需深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论证1991年12月，我国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位于湖南北部澧县车溪乡南岳村的城头山古城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根据当时的测定其年代距今约4600-4700年。早于河南安阳后岗古城址、登封告城镇王城岗古城址和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古城址等，因而曾被学者论定是我国最早的古城址，而且被评为1992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然而，1995年河南郑州西山发现了一座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晚的古城遗址，约距今4800-5300年，还有文章指出其年代据C14测定为距今5450-4970±70年间，其筑城年代比城头山古城址早，为已知年代最早的一处版筑夯土城址。可是，湖南的考古专家后来又对城头山古城址进行了几次发掘，提出其城墙修筑过四次，而第一期城墙的建成时间距今约6000年。这样，我国最早的古城址就被论定为湖南城头山古城址。不过，我国史前古城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还有很大的开展空间，尤其是在中原发现为时更早的古城址的可能性很大，因而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古城遗址是否为湖南城头山古城址尚需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和更深入的研究论证。
（二）新石器时代古城址并非城市按照当今城市科学权威的意见：城市是聚集了一定数量的人口，以非农业活动为主，承担一定地域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职能的地理实体。这是城市的基本性质和特征，那么历史时期的城市同样应该具备。但是，“城”虽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经产生，但是那时建城主要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和防御的目的。同时这类古城址规模都不大，例如前述城头山城址，其平面略呈直径310余米的圆形，面积约7.6万平方米。并且这些古城址都以窖穴、房屋为多，还有墓葬、陶窑等，功能性设施很单一。一系列考古研究成果表明，这类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城址还只是原始先民居住的具有防御功能的聚落，而并非城市。西周的都城丰镐当是我国最早的城市。
四、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
城市历史文化研究包含的内容很广，涉及的时段也很长。一座城市产生以来，在该城市及其附近地区发生并与之相关联的文化事件和现象以及遗留的文物遗迹均在其研究范畴之内。笔者提出几点原则性意见，以促进城市历史文化研究领域的发展。
（一）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基础城市历史文化研究要充分关注城市兴起和发展所依存的地理环境与伴随城市兴衰演变所产的环境变化；另外须紧密结合城市考古学和城市史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城市科学有关当今城市发展动态与未来发展的新理念、新动向。唯有如此，方可使城市历史文化研究具有深厚而广泛的根基和前瞻性动力，从而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既处于学术前沿，具有创新性，又符合时展需要，有用于世。
（二）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第一层次，属基础性的，也就是探讨城市所在地区的地域文化。我国历史绵延数千年，国土面积广阔，由于历史进程的差异和自然环境的不同，地域文化十分丰富。就其大者而言便有齐鲁文化、巴蜀文化、中原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吴越文化、三晋文化、滇黔文化、荆楚文化、闽台文化、岭南文化、陇右文化、新疆西域文化、青藏高原文化、关东文化、蒙古草原文化等地域文化区。尽管这些文化区都是华夏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可各有区别于其他的鲜明特色。所以城市历史文化研究须注意：城市形成于不同的地域文化区，其历史文化便都一定程度带有该地域文化之烙印。另外还要明确，在不同地域文化区内，其文化状况又有更下一级的分异。以三秦文化区为例，陕南、陕北和关中三个不同区域的文化就明显有差异。属于长江水系的陕南秦巴山区，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对其影响更多一些；晋北文化和蒙古草原文化对陕北黄土高原地区的文化影响更大一些；而关中地区则为长安文化涵盖的地域范围。所以，在西安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中，便应当注重研究三秦文化尤其是长安文化及其对西安城市文化的影响。而武汉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便要结合荆楚文化尤其是江汉平原之地域文化。在三门峡地区，因属中原文化大区内之河洛文化亚区，还属河洛文化亚区之虢文化区，所以应把中原文化、河洛文化和虢文化结合起来分层次进行研究。第二层次，属主体性的，也就是探索城市区域内与城市发展相关的各种文化现象及其嬗变。不仅包括现存的，而且包括历史上出现但现在只有遗迹和余韵的；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非物质文化。就其大者而言有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包括建筑设计与施工技术、城市规划等）、服饰饮食文化、礼仪文化（包括伦理道德和祭祀活动等）、歌舞竞技等。第三层次，属升华理念性的，也就是研究制度文化和理论观念等。即以第一、第二层次研究为基础，把城市所属地域文化和城市主体文化相结合，进行理念层面的总结和提炼，从而取得更深入的认识，获得理论性成果。以城市规划为例，既要厘清陈明历史上的规划内容和实施情况，也应揭示阐明古人制定该规划的指导原则和思想观念。应当加强探讨城市历史文化的理论问题。这一理论研究工作与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第三层次是两个范畴。倡导对城市历史文化主体部分相关问题进行升华性研究，仅是研究具体历史文化现象和事件。此处则是倡导对城市历史文化这一学术领域整体研究工作进行理论探索，其目的是促进这项当前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以期该领域理论性的探索取得突破性进展。
五、关于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理论问题
20世纪50年代之初，我国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侯仁之先生在论文《“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中，指出历史城市地理研究要以复原、总结历史时期城市所在地地理环境特点及其变迁为切入点，方可探明城市起源、城市性质和其发展演变等一系列问题，这奠定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基础。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先生与浙江大学陈桥驿先生等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进行中国古都学和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时，不仅注重研究地理环境及其变迁对城市形成、发展的影响，还注重研究历史文化对城市形成、发展的影响，这为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增加了新内容。笔者近年来以这几位前辈学者在历史城市地理学理论探讨方面所获创见为基础，提炼概况出“环境—文化理论”，这一理论思想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界在约50年的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总体而言，“环境—文化理论”仍在进一步建设中，不过该理论体系内涵的一些要点已逐渐明确。主要有：———影响历史上都邑城市兴衰发展及其功能、形态形成与变化的两大主要因素是地理环境特点及其变迁与区域文化特色及其嬗变。———关于地理环境，不仅包括地貌、气候、植被、海岸线、河湖等自然地理环境，还包括政治、经济、民族、人口、交通等人文地理环境；不仅注重其微地理特征，还注重其宏观地理形势；不仅关注它们的渐变，更关注它们的突变。———关于区域文化，主要有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制度文化、建筑文化等，且具层次性。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处于基础层次；建筑文化处于中间层次，体现城镇景观特色；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处于最高层次。———探寻历史时期都邑城市兴废演变与发展历程及其规律，必须通过将地理环境及其变迁与区域文化及其嬗变结合起来，进行时空交织、人地关联的综合研究。
城市文化研究范文第5篇
【关键词】天津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 现状 问题 对策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与经济社会双转型的发展时期。文化作为城市发展最突出的标志，研究城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研究文化①，而与快速城镇化相伴生的却是对文化意义的忽视②。伴随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以及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单位办社会逐步演化为社区办社会，“社区”在城市中的地位发生变化，肩负起更重要的时代责任；同时不同阶层、地域、职业和文化背景的人在社区中集聚、碰撞和摩擦。毋庸置疑，社区文化作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最基层③，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对于解决新时期新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天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基础较好，历程较长，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与新时期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需求还有一定的差距。文章选取天津中心城区的17个城市社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以期能摸清基本情况，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为天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提供思路和参考。
调查与设计
为保证调查研究的客观性与全面性，以社区区位、规模大小、发展与成熟程度、居民形态四个因素为评判标准，笔者选取了天津中心城区的17个城市社区为调查研究的案例。关注社区文化活动的季节性特点，调研于2013年4～10月分三个阶段实施。2013年4～5月是第一阶段，主要采用实地勘察的方法，进行预调研和基础摸底工作。2013年6～9月是第二阶段，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鉴于社区文化内涵的抽象性，采取了随机发放并面对面辅导填写的方式，使得问卷的有效性达到百分之百，根据社区规模与成熟度的不同，分别发放50、70和80份问卷。2013年10月是第三阶段，采用“质性研究”中深度访谈的方法，本着很强的目的性与针对性，选取了20位社区居民和10位社区管理人员进行访谈，在社区居民的选择上兼顾了文化活动骨干、积极分子和一般居民，共获得30份有效访谈样本。
笔者设计了分别面向居民与管理人员的两套问卷，问卷以单选题和多选题为主。针对管理人员的问卷共有18题，分为个人基本情况、对社区文化建设的认知、评价与诉求3个部分。面向居民的问卷设计有40道题，涉及到居民的基本情况，对社区文化建设的参与和认知、评价及诉求，对物质文化设施的使用、评价与诉求，对制度文化的了解与评价，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5个部分。
天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现状
精神文化层面。精神文化是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核心和精髓，指根植于内心的心理意识、信仰和价值观，以及外化的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等④，归并为两个方面：心理层面的价值观念文化与表征层面的行为活动文化。
一方面，心理层面的价值观念文化。笔者从居民文化程度、、认知水平、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四个方面进行研究。从问卷分析看，天津城市社区居民整体文化水平较高，以高中和大学学历为主，分别占到了33.4%和49.8%。大部分社区居民无，由于民族构成的特点，在回族集聚的社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占一定比例。居民对社区文化建设的认知有着普遍性和局限性并存的矛盾和特征，居民对城市社区文化及建设普遍有一定的认知和了解，但对社区文化建设的理解又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突出表现在对社区文化建设的内容体系和功能作用的认知比较片面。
居民对社区有一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表明天津市近年来社区文化建设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还有很大提升空间，邻里之间的相熟度和交往性不高，社区荣誉感和主人翁意识不强。而且在调研中还发现，成熟、环境好、设施完善的社区，其居民认同感和归属感强，而人员构成复杂、较新、环境差的社区相反。
另一方面，表征层面的行为活动文化。行为活动主要表征通常是社区文化活动，天津城市社区文化发展的历史悠久，但是类型单一、内容老套，各社区之间雷同、复制，特色不突出，根据社区特点和居民需求组织的文化活动很少。据实地调查和居委会访谈结果整理，大部分社区的文化活动首先以歌舞活动为主，其次是一些固定的节日演出或慰问活动，这也是导致社区文化活动居民满意度与参与度低的重要原因，有很多居民有良好的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期望，但是却很少或不愿意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对于已经开展的各类文化活动，社区居民的满意度都不高。
物质文化层面。物质文化作为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物质载体和硬件设施，在给社区文化活动提供场所的同时，更是城市社区文化直观、具体的表现，可分为物质设施文化和物质环境文化两个方面。⑤
一是物质设施文化，即城市社区文化活动实施的设施和场所。各社区都有一些基本物质文化设施的配置，如广场、健身器材、活动室、宣传栏等，但各个社区差异较大，共性问题也非常突出，数量少、面积小、后期维护脱节、更新缓慢，室外场所和设施的使用率相对较高；室内场所和设施使用率普遍较低。就室外场所与设施而言，数量与面积都存在大的缺口与使用率低下并存的矛盾，一方面是数量少、面积小的问题非常突出，而另一方面却是使用率并不高，甚至因长期不用而残破不堪。。而室内场所与设施，除了数量与面积上的硬伤之外，开放时间短、开放度不高是最突出的问题，很多社区的室内设施和场所形同虚设，居民很难接近和使用，反映出室内文化设施建设和宣传工作的薄弱。
二是物质环境文化，可以直接体现一个社区的文化特色、水平以及居民素质，表征为城市社区的建筑风格与色彩，小区的景观和绿化，以及各项环境设施与小品的设计、使用和维护状态等。物质环境文化的水平主要受前期规划建设和后期管理维护两个因素的影响，整体来看，新建设社区的前期规划建设水平要整体高于建成年代早的社区；而从后期管理维护角度而言，物业管理的有无、管理水平的高低是关键因素。综合调研的17个社区，建筑形式多样，但是色彩和风格都不能体现城市特色，维护管理跟不上，很多建成时间不长的社区外表也因风吹日晒而显得十分陈旧。在景观绿化与环境小品上也相对比较传统，没有考虑社区人群构成特征；几乎每个小区都存在私搭乱建现象，有的社区绿地、环境设施和小品的破坏还非常严重，居民对社区物质环境文化的满意度不高。
制度文化层面。制度文化作为城市社区文化建设顺利而持续开展的约束和保障，可分为规章规范以及组织机构与人员配置两方面。⑥
一是组织机构单一、人员配置薄弱。目前天津各城市社区的文化活动主要由居委会负责组织进行，物业起辅助作用，个别社区有业主委员会起一定的协调作用。很少有驻区（外）单位（机构）参与进来。各社区均设有文化专员的职位，或是文卫兼管，也有文卫与其它方面负责相合并的，但是文化专员的专业特长堪忧；社区都有一些居民文艺骨干，有比较固定的文化活动团队；但是专业文化人才短缺，几乎没有社区与专业文艺团体建立长期的对口联系，另外所有的社区都缺少文化活动的专业志愿者。
二是制度庞杂、针对性不强、宣讲不够。所有社区的各项制度、规章、规范都很健全，内容庞杂；但是缺乏特色，缺少针对自身的制度建设，绝大多数社区自主制度建设不积极，特别是几乎没有专门社区文化建设的制度；而且制度的形式化严重，宣讲不够，对社区居民的约束力极低，社区居民对社区制度的关注度和评价较低。
天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问题与解决对策
转变观念，加强认知。通过实地调查研究，笔者体会到观念和认知是影响天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首要因素。对社区文化建设的功能和作用的认知不够深刻、比较片面，不能从其对居民个体、社区和城市发展的作用机制和深层动力进行理解。在观念上重表面轻实效，最突出的如制度建设，所有社区的各项公约、制度、组织健全，但实施成效弱；物质层面，各社区都积极进行基本物质设施的配置，但是其利用与开放情况却不尽如人意；精神层面，主要组织一些例行的文化活动，参与人员固定化、核心化。
必须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加强认知。只有正确认知社区文化建设的功能和内容体系，才能树立建设社区文化的正确目的，采取有效措施，发挥社区管理人员、社区居民的积极性。一方面，强化对社区文化建设功能的理解。社区文化具有多位一体的功能，从微观上讲，对居民个体具有娱乐、教育和塑造功能；从中观上讲，具有对社区进行规范、协调乃至融合的功能；从宏观的角度看，可以起到城市的文化传承、城市稳定和和谐的作用，因此其功能的深远意义在于其对城市发展所起的深层次作用。
另一方面，提高对社区文化建设内容体系的认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内容体系是多层面的严密组成，与广义文化的内涵相对应，包括核心内容―精神文化层面、物质载体―物质文化层面和制度保障―制度文化层面，各层面互相制约，缺一不可，忽视任一方面的建设都会影响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效果。
明确地位，确立主体。制约天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文化建设在社区建设中的地位不明确，城市社区居民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不明确。
其一，明确文化建设在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灵魂和核心地位。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很多社区对文化建设形式上很重视，但是行为上支持的力度较弱；社区文化建设在有些社区中处境尴尬而矛盾，拔得高却落点低，提得多却做得少，务虚不务实的状况比较普遍；很多社区重物质空间环境改善而轻社会管理和文化建设，显然不能满足社区发展的基本概念。
其二，确立社区居民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社区居民作为社区构成主体，理应且必须在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处于中心地位，而目前的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社区居民的主体地位远未建立，政府、社区组织处于整个社区文化建设的主体核心地位，社区居民被边缘化。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社区居民的主人翁意识缺乏，社区观念淡漠，对自身在社区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缺乏认知；另一方是社区文化建设方面的低透明度，造成了很多居民对社区文化建设的方法、内容、参与缺乏了解，这种参与主体的尴尬性造成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效果不明显、文化建设活动虚假繁荣、文化建设的普及性差。⑦
摸清现状，以评促建。调研过程中，大多数社区管理机构都反映出了对物质文化设施的迫切需求，其次是社区文化资源的匮乏。笔者在访谈中得知社区中有大量有文化特长的居民存在，有很多文化资源可以挖掘。而评估则是解决这种矛盾的有效手段，通过建立科学、合理、完善的评估体系，以评促建。
首先，以评估为契机，对社区内外可利用、可挖掘的文化资源进行摸底、调查工作。重在人才资源的发掘，对社区内部有文化特长和一定文化造诣的居民个体进行调查、建档，同时摸清区外可供利用的艺术家个人、团体或志愿者的情况，建立合作关系；摸清社区内外的物质文化资源，明确社区内的物质文化设施水平和环境水平，积极开拓社区周边可供利用的物质文化资源。其次，以评估为契机，提升、改造社区的物质文化设施和环境水平，丰富文化活动类型，提升文化服务水平。最后，以评估为契机，找出差距，站准位置并注重挖掘特色。目前天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雷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性差，而且各社区的亚文化特色不突出，各社区一定要立足自身优势，挖掘特色资源，注重在传统文化传承的基础上打造自己的文化品牌。
完善机制，拓宽渠道。建设运行机制不合理与资金缺乏是天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面临的共性问题。就运行机制而言，目前的文化建设行为基本上是在政府倡导下自上而下进行的，导致社区管理机构很忙，社区文化活动流于形式、浮于表面。而专项资金缺乏确实是一个难题，目前的文化建设资金主要来自上级拨付，且额度有限，资金不落实，各项文化活动的组织、物质设施的配置与日常维护都难以实现。
一方面，完善工作运行机制。作为基层文化建设，培育社区文化自下而上的建设力量，充分调动居民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提高社区管理人员的工资待遇和福利保障，调动其工作热情；建立文化人才培养机制，定期对社区管理队伍和社区文艺骨干进行培训，提高其业务水平和能力。
另一方面，拓宽筹资渠道。改变目前单一的文化建设资金来源，引入市场化运营模式，努力拓展资金渠道，积极吸纳社会及居民赞助，力争建立“三位一体”的以政府支持为主、市场化运作筹资为辅、社会及居民赞助为补充的资金筹措系统，适时建立社区文化建设基金，实现自我循环和良性发展。
（作者分别为河北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讲师、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北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天津市艺术科学规划项目“天津市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现状与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C12025）
【注释】
①刘士林：“关于城市文化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现代城市研究》，2013年第4期，第35～37页。
②柏巍，刘昆轶：“城市文化建设与发展的策略探索―以上海静安区为例”，《现代城市研究》，2011年第6期，第66～72页。
③郑萍：“文化民生视野下的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11年第18期（11），第115～118页。
④杨贵华：“重塑社区文化，提升社区共同体的文化维系力”，《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5期（3），第92～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