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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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的困境范文第1篇

一、非遗保护困境与出路的研究范式探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在当代情境之下如何操作方可绝地反击是目前大热的一个思考向度，一时间众说纷纭，大有“百家争鸣”之势。笔者认为，对于现存的种类繁多而看似彼此互不相关的多种非遗保护困境与出路探析提法，均可以根据其研究方式归入两类范式:“逻辑学范式”和“现象学范式”。“逻辑学范式”的思考向度是抽取出最简单的共同范式。其研究方式注重于从纷繁杂多的内容分析现场中抽离出一个具有普遍适应性的“公式”，以逐渐形成一个规范体系。“逻辑学范式”的优点在于可以使非遗保护工作规范化、步骤化、框架化，使得非遗保护实践确实做到“有方法可循”，在实际操作中具有广泛的重要意义。但其封闭性空间向度与无实质内容的理想框架形式，往往会导致非遗保护或是落入模式化了的框架之中，使实际保护实践敷衍了事真正的非遗保护越走越远;或是使得非遗保护受制于主流话语权的操控之中，对非遗进行潜移默化的意识渗透，使得保护手段异化成为破坏手段，“伪文化”或“被同质化”、“物化”的非遗层出不穷。［1］“现象学范式”则是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做法，从个案的现象本身入手以期最终抵达本质层面。“现象学范式”采取消解中心、解放思想、逃离权威的做法，其在实践中往往跨学科进行个案分析，拒绝对所有个案采取统一对策。但“现象学范式”本身也并非尽善尽美，其缺陷在于容易导致某种离散与互不相关。“现象学范式”将非遗保护个案独立于非遗保护体系之外运作，其看不到总体保护体系，未能及时有效地借鉴体系之内早已存在的优秀经验与经验教训。［2］为了避免论述偏颇的弊病，较为理想的做法便是借用刘勰《文心雕龙》所提的“唯务折衷”方式，综合此二范式之所长，对非遗在当前时代视域中的传承保护之困境与出路加以探析，以期为濒危非遗项目的保护工作提供全面、具体、恰到好处的思路整合。

二、“逻辑学范式”探析

(一)“无人的非遗”

“无人的非遗”困境主要表现在传承主体的缺失与保护主体的越俎代庖之上。非遗传承链的断裂问题往往是导致特定非遗个案濒危的直接因素。非遗保护应当采取“保护主体搭台，传承主体唱戏”的形式。在此，非遗的传承主体直指非遗传承人，而保护主体则是一个涵括了政府与其他民间相关群体在内的概念。首先，传承主体应当自觉担当起非遗保护实践的“唱戏”主角要务。当非遗的传承主体无有效性的保护作为时，保护主体再如何努力都回天乏术、收效甚微。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当代情境之下，非遗传承主体往往会因为缺失一种对于文化体认的自觉而导致特定非遗个案的“边缘化”危机。在此，必须警惕本族文化在非遗传承保护中“被精英化”的陷阱。在此，“民族认同”是个重要的心理无意识表征层面，指涉“在民族互动过程中以民族间的差异性为基础而产生的”。［3］换言之，“民族认同即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4］缺乏最基本的民族文化感知基础，是导致非遗保护传承日渐力不从心的直接原因。非遗保护传承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使文化视阙下的集体智慧结晶及核心价值观获得其在公众心理认同机制中的合法性与穿透力，继而将“民族凝聚力”透过“创新传承”模式与“审美教育”的纯粹向度自然内化。于是乎，在保护传承实践运作中，非遗所包孕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因子便于潜移默化中重构中华民族文化之时代精神内核，契合时代语境的崭新可持续发展模式应运而生。要走出“无人的非遗”困境，我们应当首先聚焦于培养非遗传承主体的“民族认同”上。其次，保护主体的适度协助是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前，非遗保护传承作为一个尴尬的在场，经受着双重压迫———“后现代”的解构与“精英文化”的意识形态渗透。针对此况，传承主体应当各司其职，各显神通，共同为非遗的传承保护实践“搭台”。同时，在“后申遗时代”，传承主体必须警惕一个职权行使的“度”的问题，切勿越俎代庖，喧宾夺主。如在政府方面，其正确的向度应当是采取高屋建瓴、总揽全局的“引导式”做法，集中全社会的物力财力资源以建构非遗的有效性保护传承空间。政府作为“领路人”，可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或相关政策，直接开展针对“传承主体”的评选、认定与培训工作，试行新型的教育理念而将传统的“师徒传承”观念拓展为“师生传承”方式，或面向更为广义层面的社会受众而进行非遗相关知识的社会普及活动等，诸如此类的举措均对杜绝“无人的非遗”窘境具积极意义。综上，对抗“无人的非遗”的保护困境必须综合调动非遗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的主动积极性，并能确实保证“权职分明，和而不同”的保护实践局面。

(二)“物化的非遗”

针对非遗精神性、抽象性、无形性的特质，当代的非遗保护实践往往借助科技手段将其转换为具体的有形物质形式。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存在一个非遗“物化”的困境问题———高科技对于非遗本身文化内涵的“冻结式保护”模式运作以及“保护性破坏”行为。首先，非遗项目被“冻结式”地保存于博物馆、档案馆、数据库之中成为人们凝固的记忆标本是个较为普遍化的运作陷阱。“冻结式保护”将非遗的序列边缘人为关闭，彻底隔断其时间与空间的维系，而将其视为一个独立自足的统一运作系统，如此保护行径实则变相提前宣告了非遗的消亡。其次，“物化的非遗”往往可能将某些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分歧淡化、隐去，乃至于完全消解。扎根于“传统”与“自然”的非遗，以原始朴素的纯粹生命体验为思维向度，其基础意识层印记着人类童真时期的隐喻式的原初符号表达———巫术、图腾崇拜、神话传说等。这些因子似乎与“科学”话语主导的时代视阈格格不入。而当非遗诉诸科技手段进入“物化”程式之中时，这些因素被人为地遮蔽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非遗相关信息，大抵都是带上明显官方印记的“赞歌”与震撼人心的“呼吁”，但对神秘、未经“物化”浸渍的非遗却知之甚少。要抵达真实，只有直面现场，身临其境地到特定的非遗知识承载空间中进行考察，否则其保护传承只能是落入闭门造车的程式。再者，作为没有文字记载而仅靠口传心授方式得以传承的非遗，利用高科技手段将其转化为具体物质形态以保存下来是必要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非遗原本传承方式的单一与脆弱。但在当前媒体话语膨胀、图像泛滥的现场，如何建立非遗知识的“纯粹性抵御场”以消解高科技潜移默化间的“霸权意识渗透”是个重要思索维度。毋庸置疑，科技的仿真手段较之非遗知识本身似乎能够给予其受众更多的真实感与具象感。如此一来，诉诸科技手段而造就的虚拟现实仿佛拥有令人难以抗拒的精神魅力，其在某种意义上赋予了具象化后的非遗更为广泛的公众穿透力与知识合法性。在日常生活“拟象世界”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渗透中，社会受众对于科技虚拟后的非遗产生了某种欲望(我们暂且不论其为消费指向抑或审美指向)。“非遗意识”被移植至大众流行心理层，保护传承的工作被误认为是初具成效。然而，问题却亦接踵而至:活态无形的非遗本身与被科技固定下来的固定物化的拟象之间是否存在本质上的差异?“物化的非遗”作为一种模型生成的具象，其所传达的信息是否可以保证非遗知识的纯粹性?另外，作为后现代视阈重要表征方式之一的科技手段是否会在运作的同时，将其“解构”策略(消解深度，瓦解叙事)一并带入意义生成与传播的现场，从而引起非遗在浑然不觉之间的“异化”?倘若科技的在场当真存在置换概念的操作———将非遗变作“空壳文化”，借其幌子大行科技话语表征之实———抵抗的空间与时间向度是否需要斟酌一个合法性的问题?科技本身内涵着一种科学独霸的话语冲动，其彻底摧毁人文叙事知识历史根基的内在欲望甚至一度将人文叙事逼仄至危机失语的非合法化状态。如此，慎用科技手段开展非遗传承保护以预防其“保护性破坏”行为。总之，非遗保护可借用高科技的一臂之力，但切莫让高科技喧宾夺主，使得非遗的高科技保护本末倒置，在触及原则性问题的时候应当首先顾及非遗的保护。切忌将非遗保护等同于“束之高阁”式的“盖棺定论”。非遗的保护在于传承发展，非遗是动态流变的过程，而非永久固定下来的、仅仅是摆在博物馆等场所中供研究的静态遗产。非遗保护的目的在于传承与发扬，如将非遗通过高科技形式的胶片具象化，使得非遗保护向有形的形式转化;适度的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相结合以收获经济利益并达到非遗的宣传效果;以及通过建立动态型的流动开放展览馆模式来进行非遗的保护，都是非常成功的做法。#p#分页标题#e#

(三)“被同质化的非遗”

“被同质化的非遗”是当代非遗保护的又一困境。首先，这里存在一个关于“文化相对主义”视域下的“精英文化”压迫机制问题，一个指涉文化自尊与自信窘境的问题。在当代全球一体化情境下滋生的“精英文化”往往是使用“自然化”策略对“边缘文化”进行意识渗透的。“自然化”策略是掌握话语权的社会主体在构建“自我/他者”等级关系中惯用的伎俩，目的在于使得“差异”本身剥落“被强加的意识形态”的痕迹，继而表征成为一种与生俱来、不证自明的因素。如此一来，“差异”被期望可被永久固定而防止意义随情境的滑动倾向。我们必须认清的一个事实是:当代主流的意识形态往往是举着“尊重文化多样性”的旗帜大行“文化霸权”之实;“精英文化”对于“边缘文化”的意识渗透总是在“自然化”策略的掩护之下潜移默化进行的，“自然化”策略总是将“边缘文化”“定型化”作一种劣等文化形式。“鉴于对少数者声音的历史性的持久否定，我们必须认识到少数话语首先是主导文化对少数文化系统地摧毁的结果。［5］因而，在进行非遗保护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时刻警惕“精英文化”的“自然化”策略压迫，确保非遗保护个案中的传承主体是在怀揣着本民族“文化自尊与自信”的基础上进行传承实践的。在这点上，我们可以采取的葛兰西“霸权”移置“主导”的思路。作为霸权的来源，权力被精英阶层的不同主体所争夺，文化间的谈判产生。而在此文化谈判以实现霸权的过程中，主导意识不可避免要被重设，边缘意识从而可以获得绝地反击的契机。

其次，“文化孤立主义”的制造的非遗保护困境。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应当时刻警惕“文化相对主义”向其极境向度发展而落入“文化孤立主义”的窠臼。“葱剥到最后是空的”。［6］(P4)作为对抗“精英文化”与“文化中心论”而诞生的“文化相对主义”，其核心内涵在于消解文化不同形态之间的等级之分。但在为异质文化的多元存在局面大唱赞歌之际，“文化相对主义”本身却又存在一个悖论:如果所有文化都将其定位作“最优秀的文化”而自足于其内部价值标准与自有方式，盲目排外乃至于压制其它“异己”文化形态的话，“文化孤立主义”的转向便会不可避免。在“主体/他者”幻想建筑的同时，“文化孤立主义”关闭了其所有的序列，自行终止与任何异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在非遗的保护过程中我们应当时刻警惕非遗个案陷入“文化孤立主义”的黑洞之中，盲目排他，乃至于无视基本事实与历史动态的演变进程，苑囿于一己的封闭空间内，采取静止片面的观点虚构着自身的种种“文化原貌”叙事。于是乎，真正的保护越走越远。此外，后现代语境下的非遗保护传承还存在一个“时代情境异化”的陷阱，这是导致非遗保护举步维艰的又一要素。哈拉维用“积体电路”(IntegratedCircuits)指称当前后现代语境下的混乱、平面化、网络状的社会与文化现实。当代的文化情境存在一个消解深度、瓦解叙事的向度。［7］(P273)在这里被聚焦的问题包括非遗纯粹性捍卫的可能性。后现代以“支配的信息科学”(InformaticsofDomination)的即兴生产代替意义的谨慎再现，时代视域下的主体期待习惯了文化的“平面化”与“网络状”的表层混乱表征模式。［8］(P278)文化发展总是通过“离异”与“认同”两个维度的相互作用而向前推进的。［9］(P1)如此，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化转型时期”大背景给非遗保护实践提出了一个悖论:非遗活态传承中的动态流变因子与时代情境之间的相互抵触而又唇亡齿寒的矛盾关系。一方面，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核心的深层文化结构维度与时代情境下的流行文化表征意识形态相抵触。在非遗保护实践过程中，我们必须时刻警惕时代情境对非遗所进行的遮蔽、封存，乃至“异化”、“同质化”意识渗透行径，防止非遗发展掉入“空壳文化”的陷阱;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文化动态因子特质，却又在一定层面上赋予其随时代境遇的发展流变以合理性。德里达在其著名的“意义的循环”理论中提到过，在现存的二元对立秩序下，任何对于意义作出终极阐释的努力都是徒劳的，阐释只会导致更多的阐释，终究都不可避免地落入意义循环的怪圈。对抗“被同质化的非遗”切勿对非遗个案作刻意的意义扭转，如此之举只会给非遗本身带来意识形态操控层面上的书写印迹，让“原汁原味”越走越远。

事实上，对于非遗意义的阐释有如羊皮卷的书写，初始的意义从来不会消逝，只会不断地被重释、叠加。非遗作为一项纯粹的存在本身，其意义被时代视域下的不同主体所期待，继而以编码的方式植入其中。在经由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双重动态演变之后，非遗的意义实质也随之发生了“羊皮卷书写式”的流变:初始的意义从未被抹杀(有些记忆只是暂时被封存了起来)，而新的阐释已经完成了其渗入、叠加的进程。如此，只要依旧存在薪火相传的非遗传承主体自觉地对其族群文化进行体认，只要非遗个案中的特定文化群体认同基因未被社会机制抽离而作为一种“经验的存封”淡出人们的视野，只要非遗个案依旧是作为一项活态传承的文化遗产而非被冻结式地保护或者完全从世界上消匿，那么非遗的核心初始意义就可对抗其被同质化的危险而得以完整性保存。换言之，对抗“被同质化的非遗”的出路首先在于重构非遗传承空间并保障其传承主体的有效性实践。刘启锐在电影《岁月神偷》中曾指出:记忆是种权力而非本能。非遗作为一种活态的、无形的、靠口传心授得以传承的文化遗产，其价值核心在于自身所承载的集体无意识层面的生命记忆。在这里存在一个文化自觉的体认问题。对抗“被同质化的非遗”，我们还必须采取措施加强传承主体的“文化自觉”。这是一个难题，却有同时是一个突破口，非遗的传承主体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一责任。同时，这是一个属于社会大众流行心理层面的问题，政府应当大力推行非遗保护的宣传教育，以在当前文化氛围内潜移默化地加入“非遗大众保护意识”因子，在时代视阈下的大众流行心理中形成一个“集体无意识”层面。#p#分页标题#e#

(四)非遗的当代“消费符码”转向机械复制时代的一大特征首先是知识与商业合谋，文化消费变得异常昂贵。作为审美，乃至于文化层面的奢侈品，非遗这一素被称作人民智慧结晶的历史文化积淀物却开始了从人们日常的消费比例中日渐被抽离的征途。它们被迫以“物化”形态作为特定族群的历史记忆标本，被冻结存封于诸如博物馆、档案馆、私人收藏者的橱窗中，还硬生生地给贴上了“文化奢侈品”、“高级审美趣味”一类的标签。如此，非遗不幸在传承过程中被消费符号化了。又或者，非遗就直接被揪着耳朵扔进了“文化产业化”的大熔炉，还美言其曰:非遗的生产性保护途径。只是，当传统文化因子在被商业化摆上了机械化复制时代轨道之刻，精神文化维度的相关物已被统一移离了其特有的专属区。而非遗本身的价值内涵，也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被改写、分解、抽离，甚至被伪造的危机。作为特定族群文化记忆传承的动态因子，非遗首先是作为一种区域文化符码存在的，是人类历史文化多样性的瑰宝。但生产性保护背后的商业运作机制，其关注焦点却在大规模的生产普及与经济效益之上。如此冲突的直接后果是导致非遗本身的文化内涵被商业化过程潜移默化地抽空，贵州侗族的傩文化与祭萨风俗就曾落入此陷阱。“生产性保护”是个有待商榷的保护手段，因为在实际操作中，非遗“被产业化保护”的度始终是个边界模糊的问题。在“后申遗时代”的今天，我们似乎应该采取“激情的疏离”的态度，从沸沸扬扬的非遗“产业化开发”呼吁现场中抽离出来，冷静再思考这一商业化做法的实际可行性。

三、“现象学范式”探析

(一)诉诸现象本身

在“后申遗时代”，非遗保护的手段正逐渐形成一个类似于“逻辑学范式”的规范体系，各类非遗保护模式框架基本成型，似乎所有个案都可以从中轻易对号入座。这在一定程度上将非遗保护工作规范化、步骤化、框架化，使得保护实践更加易于落实。但世界上尚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如果所有的非遗个案都一以贯之以其所属种类的保护做法，那么必然会导致非遗保护走向模式僵化、形式化、敷衍化的命运。对于非遗的保护，我们似乎更应该采取的是一种对现存的时代境遇下流行的“逻辑学范式”采取“激情地离散，理性地反思”的态度，抽离模式化、抽象化的后现代狂迷的“逻辑学范式”现场。对于非遗保护个案，我们应当诉诸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面向意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动采取具体的“现象学范式”，主动逃离权威、消解中心、发挥创造力，并注意克服“现象学范式”可能导致的某种离散化与互不相关的弊病。对于非遗保护项目采取个案分析策略，对目标非遗保护对象加以内部能力与外部情境因素两个维度相结合的思考，并结合其优势、劣势、机会、威胁相关要素加以整合，有针对性地进行对策思考。如此，便可避免落入非遗保护个案分析层面上的偏颇陷阱，并能有效避免以呆板有限的模板框架套用所有个案的敷衍性保护实践。

(二)个案分析———赫哲族伊玛堪的传承与保护

1．濒危的非遗:“伊玛堪”“伊玛堪”是赫哲族的曲艺说书形式，唱说交融，浑然一体，被誉为北部亚洲原始语言艺术的活化石。“伊玛堪”的主要代表性作品有《满格木莫日根》、《木竹林莫日根》、《满斗莫日根》、《阿格第夏日莫日根》、《亚热勾》、《西热勾》等，演出风格有“大唱”(以说为主)和“小唱”(以唱为主)之分。其腔调因内容不同而各异，历代演唱人在“赫尼那调”基础上演化出如欢乐调、叙述调、女调、少年调等。“伊玛堪”故事篇幅通常较长，一个故事要唱上好几天才能完成。其唱腔又各具特色，随区域与“伊玛卡乞发”(演唱艺人)的不同而不同。演出者身穿“鱼皮衣”，可以即兴在演出过程中将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编入“伊玛堪”之中，加以润色。“伊玛堪”是赫哲族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艺术品类与审美娱乐方式，是赫哲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璀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11月23日，“伊玛堪”在第六届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政府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会议被列合国“急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面对濒危的命运，保护“伊玛堪”的行动刻不容缓。

2．“现象学范式”的运作诚如胡塞尔“回到事物本身”的呼唤，“现象学范式”拒绝宏大叙事，主张通过“绝对意识”(AbsoluteCon-sciousness)［10］(P107)关注研究对象本身。在实际操作中，“现象学范式”往往采用发散性的创新思维，集思广益式地对非遗保护个案进行跨学科的深入具体分析，而拒绝使用已经僵化定型的“程式化”规范进行实践操作。因而，“现象学范式”下的非遗保护往往诉诸诸如SWOT分析模型、PEST分析模型等途径对非遗保护个案进行全面剖析，力求将对象置于时代情境背景之下，综合其自身的优劣势以及外在环境的机会与威胁等相关影响因素，以为非遗保护个案“量身定制”适合的保护方案。如表1为“伊玛堪”的SWOT分析。

非遗传承的困境范文第2篇

希望非遗换掉“地方土特产”的属性，能真正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品牌；

希望非遗传承人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产品研发、产品设计、人才培养上来，而不是为了企业的生存满世界推销产品；

希望建设权威的非遗交易平台，真正解决非遗产品的渠道问题；希望非遗能够走进普通百姓的生活，回归非遗原本的存在价值；

希望非遗与教育深度融合，拉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和脱贫增收；

希望所有的希望不再只是希望……

2017年，笔者在各省非遗主管部门的大力配合下，走访了我国10个文化大省，访问了非遗传统手工技艺和传统美术两大类非遗传承人及非遗相关从业人员百余人，50余家非遗企业。在与他们的沟通交流中不仅深深体会到了非遗技艺的博大精深，非遗文化的源远流长，非遗传承的艰巨使命，同时也深深感受到非遗人殷切的希望。

影响非遗产业化发展的因素

就非遗产业化发展而言，我国有着丰富的非遗资源，全国非遗资源90万项，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非遗项目1372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1986人，省级非遗项目11042项，省级传承人12294人。但实现或基本实现产业化发展的寥寥无几，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北京全聚德烤鸭、云南砂锅米线、天津狗不理、西安肉夹馍、东北二人转等被大家熟知的项目外，其他一些具备传统优势的非遗项目反而走向了生存的困境，例如瓷器、刺绣、漆器等曾经为国家赚取外汇的代表性非遗项目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都存在着库存积压销售渠道难的问题。为什么传统美食项目等能够形成产业化发展，因为它们和人们的生活融入在了一起，代表了一个地方的文化标签，同时也拉动了一方经济。非遗必须要有市场，要被人们所需，才能有生命力。

在笔者看来，影响非遗产业化发展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第一，思想保守。经过走访了解到，部分省份从主管领导到传承人普遍没有产业化发展的意识，这和当地的资源和支柱产业的定位有绝对的关系。从传承人角度来讲，现有的传承人大部分年龄偏高且对经济、政策、科技的掌握不够，难以应用科学可行的方式让非遗走上产业化发展的道路；另外部分传承人满足现有作坊式的经营模式，受保守观念的影响在技艺传承上局限于家族传承，难以接受祖辈传承的绝活让他人接手。

第二，缺乏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非遗作为一种文化，是公共财产，保护非遗也是一项公益事业。非遗保护是一个耗资巨大的工程，仅靠个人的收入和传承人的投入难以很好的保护，这也就制约了产业化的发展。

第三，专业人才的缺乏。非遗的产业化发展和创新运营模式的形成是要人来完成，所以人才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非遗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计划参与人数10万人次，包括清华、央美等57所院校参与。但是真正实施起来不容乐观，首先传承人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参与培训内容以理论、保护为主，而对参与培训的人员又有条件限制，因此很难从根本上培养学员的学习兴趣；其次培训一定注重时效性，突出等级能力，通过培训让从事非遗技艺的从业人员从水平、产品价值、自身价值有一定程度的提升，这样有助于非遗培训的参与程度。

非遗产业化发展的对策

笔者认为，非遗的产业化发展，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第一，提高非遗传承人和从业人员的产业化意识，只有产业化发展才是最好的传承保护。建立可行的运行机制，制定明确的发展战略；需要制定明确的发展战略；加大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让非遗融入现代人特别是青年一代人的生活。

第二，建立国家级别的非遗交易平台，解决非遗项目渠道问题。目前非遗产品种类繁多没有形成同类产品的标准价格体系，非遗市场上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产品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非遗产品的含金量。另外建立展示、销售、体验于一体的实体店，让消费者产生兴趣的同时促进消费，从线上线下解决非遗产品的渠道问题。同时解决非遗企业库存和企业现金流问题。

第三，高素质专业人才的培养，是实现非遗产业化的保障。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增长点，非遗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生产总值上占的比重日趋增大。人才的培养需要政府、机构、民间、高校共同合作，在专业技能人才培养的基础上，培养文化、经济、市场、管理于一体的综合性复合型人才。通过政策导向让更多的优秀人才投入到非遗传承保护和产业化发展的工作中。

第四，从国家战略层面推动非遗产业化发展趋势。2016年，文化部服务国家“一б宦贰闭铰裕出台《“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23个国家文化部长或代表受邀出席丝绸之路文博会文化部长圆桌会议并通过了《敦煌宣言》，与沿线国家开展交流的机制化水平不断提升。2017年5月14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成功举办，为中国非遗打开了国际市场。

第五，文化资金投入。2016年，中央财政通过继续实施“三馆一站”免费开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地市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等文化项目，共落实中央补助地方专项资金61.03亿元，比上年增长27.7%。

非遗传承的困境范文第3篇

越地民间“舞犴龙”风俗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性记录研究

华阳杨府爷信仰与开垟福调查

温州杨府爷信仰的地域性神职差异

旅游经济开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论温州杨府侯王信俗文化研究的意义

绍兴莲花落的传承现状与保护对策

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形式刍议

论民间艺术产业化的类型及价值

我国书法产业发展述评与策略研究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保护的思考

阿坝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情况调查

“平湖调”在四明南词中的应用和发展

从能乐的发展看日本的家元传承机制

浅析支撑杨府侯王信仰生存发展的因素

发挥美丽非遗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作用

苍南道教文化及其生态保护区的研究

东白山七夕节习俗女性群体的传承困境

实地研究方法的经验与反思——以徽村调查为例

环境因素对阜山陈靖姑信仰的影响及其发展现状

对云南省“非遗”隆阳区甲马画的调查与研究

从北宋戏剧砖雕探寻台州南戏等戏曲发展脉络

酒香也惧巷子深——对浙江金华酒的调查与思考

基层组织在地方戏曲活态保护中的角色定位

“非遗”生产性保护视野下的文学艺术“生产”

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性与传承力

近年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概述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中的原真性保护

论婺剧戏服传统手工技艺的抢救性保护

关于贵南县藏绣产业发展状况的调查与思考

浅谈聊城市葫芦工艺品的文化价值及营销策略

昆仑文化资源的品牌建设与创意开发利用

山西大同端午民俗及其非遗传承中的节日信仰保护

传统手工技艺传承教育的思考——以雕漆技艺为例

览闻辩见,抱朴守一——罗永麟先生民间文学研究管窥

民众生活与民间戏曲——对汨罗市花鼓戏的调查研究

创意产业背景下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中的政府角色

瑞安渡头杨府爷故里考——兼论杨府爷由人而神的过程

中国传统漆工艺的传承之思——以重庆传统漆艺现状为例

风雨“道情”人——金华道情传承人现状调查与保护对策

堆砌五谷·孤独起舞——对兰溪粮食砌工艺的调查与思考

豫西门头装饰字画初探——以巩义市河洛镇寺湾村为例

从民间信仰看畲汉互动——以桐庐县莪山乡宋老爷信仰为例

加强传统戏曲艺术的“后保护”——从湖剧表演艺术的传承说起

浅析传统仪式的现状与保护——以武义社区接仙女仪式为个案

从四座“佛教”寺院看地方崇拜体系——以温州苍南蒲城为中心

民间建筑的精魂——以明清时期徽州民居中的民间信仰元素为例

非遗传承的困境范文第4篇

【关键词】传统；手工技艺；苏扇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扇子的国家，并逐渐传入日本和欧洲。扇子的历史源远流长，它可上溯到远古的虞舜时代，晋人的《古今注》中记载：“舜广开视听，求贤人自辅，作五明。” 这里的“五明扇”是一种仪仗扇，是用作仪卫队壮威严的工具。汉代盛行的绢宫扇（即团扇、纨扇）是妇女扇风纳凉的扇子，苏州女子谢芳姿即有《团扇歌》见于记载。宋元以来折扇成为文人雅士必备的扇子，民国以来檀香扇兴起，流传至今，香飘四海。制扇为全国各地都有，但唯独苏州制扇以其精湛工艺独领，于2006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吴地文化的一支奇秀。

1 苏扇三类，技艺精湛

1.1 折扇

南宋时便可自制，从明代开始有名，著名的“乌竹骨泥金扇”就以苏州所制者最佳。方法是先以金箔作底，上施彩色。明代江苏一带文人雅士特爱折扇，故有以扇随葬的风俗。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曰：“吴中折扇，凡紫檀、象牙、乌木作股为俗制，惟棕竹、毛竹为之，称怀袖雅物。”尤其是，苏州折扇的扇骨制作以变化丰富和精工细致闻名。打磨后的竹折扇骨，称“水磨竹折扇”，匀细光洁、高雅古朴，著称于世。苏州折扇大多用棉料宣纸裱成，其“市矾扇面”平挺坚牢，与水磨竹折扇骨相配，为苏州著名特产。

1.2 檀香扇

檀香扇脱胎于竹折扇，因其扇骨用名贵的檀香木制成故取名为“檀香扇”。苏州檀香扇，散发天然香味，纤巧玲珑，使人有清凉幽香的感觉。扇骨由檀香木制成，扇身巧妙细镂，采用“拉花”、“烫花”、“画花”“雕花”工艺，扇面绘上山水花鸟景色，休闲雅致。

1.3 绢宫扇

苏州的绢宫扇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宋朝。它以竹、木、牙、角、铁丝、丝绸为主要原材料制成，扇形主要有圆形、六角形、长方形、腰圆形等形状，扇面以绢为主，绘以山水、花鸟、人物等画，也题有名人诗句，古色古香，极具观赏性。由于绢宫扇以绢为扇面，不易保存，目前主要以檀香宫扇为主。表现内容一般有佛教艺术、古典仕女、童子神仙、翎毛花卉等大众喜问乐间的传统吉祥题材。

2 百年沉甸，流芳百世

2.1 明朝时期的苏扇

折扇一经成为商品，便有小作坊生产。苏州制扇作坊最早出现在明代宣德年间，苏州近郊陆墓制扇兴盛，并且名手辈出。嘉靖十七年，折扇趋兴，几乎达到“流行浸广，团扇废矣”的程度。皇室以至地方官僚穷奢极侈的生活需要，社会上绅豪学士、才子佳人弄雅寻兴的特殊需要，都给制扇技艺的充分发挥和制扇行业的日趋崛起造成了人为的刺激。而苏城阊门一带市面繁荣，商贾云集，销路广阔，更吸引陆墓制扇艺人进城从业。明代后期，制扇作坊已由陆墓发展到苏城阊门内桃花坞一带。

2.2 清朝时期的苏扇

清初顺治三年，已经形成独特风格的苏州摺扇成为进呈皇家的贡品之一。康、雍、乾三朝，随着苏州手工业的发展，制扇生产和技艺得到相应的巩固和发展。道光六年，设在阊们西街的“毛恒凤”扇庄，专门经营苏州摺扇。咸丰、同治间，苏州摺扇行业已有行会组织。光绪年间，有常州湖塘桥的张多宝、南京栖霞山的杨老五等制扇名手，来苏连同本地同行共百余艺人集中在桃花坞韩衙庄一带，分设十余家折扇作坊。至此，苏州折扇行业更具规模。

2.3 民国时期的苏扇

民国期间，苏州折扇行业总的情况是由兴转衰，从民国初年到抗战前的1936年，行业规模又有所扩大。期间有些作坊随着资本逐年积累，一经发迹，便开设扇庄。苏州檀香扇是从长期的折扇发展过程中逐渐衍变而来的，以檀香木制扇，虽然早已流传，但它成为一个独特的扇种，不过六十余年的历史。苏州是檀香扇的发源地，细巧幽雅、精致玲珑的檀香扇，自上世纪初制作生产以来，经过不断的换代更新，以其独有的工艺特色，越来越受到国内外人士的宠爱。从民国初到爆发期间，苏州先后开设的扇庄有：张多记、扬政记、李瑞记、唐恒记等多家。在苏州古城区内主要集中于阊门、桃花坞大街一带，颇为兴盛。

2.4 檀香扇的盛与衰

20世纪20年代以“张多记”扇庄为代表的苏州扇子作坊，开始了初具规模的檀香扇生产，由于工艺制作上的革新生产出许多新的花式品种，式样新颖美观，品种繁多，工艺技术日益完善迅速在南洋等东南亚地区畅销，并逐步取代了竹折扇的传统地位。苏州檀香扇的生产作坊也逐渐增多。后来因为战乱檀香扇外销中断，大量作坊倒闭，檀香扇陷入困境几近瘫痪。解放后，个体户制作逐渐恢复，制作人员增加，工艺操作和艺术表现出现重大改进，品种繁多产量上升，檀香扇成为世人所知晓的苏州特色的地方产品，享誉海内外。1955年成立苏州檀香扇厂。

十年以后，从80年代至90年代檀香扇进入了繁荣期，檀香扇从实用转为纯艺术观赏品。追求精、细、大制作，多种工艺结合，使檀香扇跃上了一个新的档次，众多作品在省、市、全国获奖，产品远销海外。由于檀香扇本身木材名贵且造型优美，玲珑雅致，清香扑鼻也成为收藏观赏、馈赠亲友的佳品。然而，由于国营集体企业体制的众多缺陷，及民间个体经济的冲击，苏州檀香扇厂走向衰弱，大量技术人员及技术工人流失，昔日辉煌不再。

3 非遗传承，再放光彩

在2006年5月，苏州制扇技艺被列为我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苏扇也因此从民间工艺实现了文化精品的华丽转身。在市政府及传统文化专家学者的推动下，苏扇迎来了一个传承发展的历史新时期。市场对苏扇的需求呈现多样化，以日用品的使用功能逐步退化，以文化精品的审美收藏功能越发突出。苏扇多层次多方位研发新品以符合市场经济的需求。随着非遗工作的展开和认识上的不断深入，人们意识到传统文明的延续是由物质形式的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承续的。在法制法规、资金扶持等各个方面，无论民间组织还是政府部门，都在为非遗的弘扬作出自己的努力。经过十年的探索，苏扇的保护与传承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首先，苏扇具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省级传承人、市级传承人多层级的传承人员结构，以建设有较为完善的传承人责任制度，在苏扇传承人在行业引领中起到了带头示范作用。其次，苏扇以“校企合作”形式建设有高职校非遗传承教学研发基地，并设有苏扇技能大师工作室，在高职校的非遗传承教学中已经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教学体系，开发并实施“工学结合”项目化课程。再次，培植苏扇受众群体，培养苏扇专业人才。通过各种多媒体宣传途径以及参与多种文化交流活动，苏扇在现代信息时代下为自己技艺的传播积极努力，吸引更多关注，为传统手工技艺注入时代气息，激发非遗活力！

【参考文献】

[1]杨丽霞，喻学才.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研究综述[J]. 旅游学刊，2004（4）.

非遗传承的困境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职业院校；非遗人才培养

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保护力度也越来越大，并取得显著成效，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整体性保护需要加强规划、抢救性保护需要加强组织、生产性保护需要加强扶持。要做好这些工作，核心是非遗人才培养工作。非遗人才的培养要从实际出发，探索多种有效方式。将非遗人才培养纳入现代教育体系是有效途径之一，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校（以下简称“南京市莫愁中专”）创建非遗专业正是这方面的有益探索。

一、职业院校培养非遗人才的必备条件

1.具有传承非遗的理念和使命感

文化的传承源于人们对民族文化怀有深厚的情感和自觉传承的使命，不仅表现在精神层面，更体现为勇于担当的自觉行动。对于职业院校来说，这需要学校领导层对这项工作具有热情和使命感，需要有对传承非遗的战略性眼光，需要有对传承非遗与社会及市场需求之间关系的充分理解和把握，需要有完整的教学规划等。而且，不仅有想法、做法，还要经得住实践的检验，因为这不仅是单纯传承非遗的工作，还关系到学生就业的问题。南京市莫愁中专特色办学的丰硕成果、学生就业的良好预期，是他们培养非遗人才的巨大动力。

2.具备一定的软硬件基础

南京市莫愁中专充分发挥特色办学优势，勇担传承民族文化重任，一直致力于古籍修复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学校与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中国第二档案馆等文博单位合作，开设了全国第一个古籍修复专业，使古籍修复这项古老的非遗技艺从传统的“师徒传承、口手相授”走向正规化教育和规模化培养之路。而通过这项实践，南京市莫愁中专积累了经验，为下一步创办非遗学院打下了基础。

3.具备规范的招生机制

学生学有所成的基础是对所学专业感兴趣，因为研究非遗项目一般都很枯燥、单调，也需要长时间的坚持，而且还需要相应的专业知识和特长。因此，开设非遗专业的职业院校首先要规范招生机制，要在广大的范围内、众多的生源中选择对非遗有强烈兴趣、有足够毅力的学生。南京市莫愁中专校多年招收古籍修复专业学生的实践也充分说明了规范招生机制在培养非遗人才中的重要性。所以，职业院校在招生中必须考虑这方面的因素。

二、非遗课程的开展要切合实际

1.选择本地非遗特色项目

职业院校开设非遗专业时应首先立足于当地的传统文化，因为对于本地非遗项目，他们有充分的了解和深厚的感情，更有传承的愿望和动力，师资队伍也容易建设，当地政府更会积极支持。例如，南京市莫愁中专在开设古籍修复专业的基础上，将增开艺术设计专业（非遗设计实践方向），以培养懂非遗并能够运用非遗元素进行创意产品开发的应用型人才，增加文物修复与保护专业（书画、陶瓷修复方向）。这样，就从非遗技艺的传承到非遗元素的开发设计，形成紧密关联的专业群。课程方面，南京市莫愁中专还因地制宜，引进金陵刻经印刷技艺、南京金箔、南京绒花、徐氏毛笔技艺、秦淮灯彩、十竹斋彩拱花技艺等非遗项目，开发相关设计课程，逐渐汇聚非遗项目。

2.选择与社会对接较好的项目

社会需求是人才成长的催化剂，而人才培养的最终目的也是服务于社会，非遗人才的培养过程只有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起来，才会有存在的价值和强大的生命力。因此在培养非遗人才时，职业院校首先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并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应用到非遗人才的培养和实践过程中。在非遗人才培养和使用中，政府、市场、民间组织在其中的作用不同，这三者可以独立运作，可以两两组合，也可以齐抓共促。职业院校在选择非遗项目时要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为非遗项目的选择、非遗人才的培养和就业创造条件。

三、要注重非遗人才培养的有效性

1.培养过程要有效

非遗专业的教学机制有其显著的特点，南京市莫愁中专建立了行业专家指导――教学名师领衔――技能大师和专业教师共同执教――技术能手协助实训的教学机制，打造出一支素质精良、结构合理、专兼结合的“双师”队伍，为非遗人才的培养、非遗技艺的传承提供了保障。

非遗专业的教学形式要多样，请进来、走出去、技能竞赛等是基本形式。南京市莫愁中专的对外修复中心承修南京图书馆、南京博物院、辽宁省图书馆、广西少数民族古籍办等数十家单位的古籍字画，外派人员完成多个单位馆藏珍贵文献的修复与保护；学校还承办了第十七届全国古籍技艺培训班和全国首届纸浆修复培训班；与市文联合作，参与南京非遗基地建设，在高淳民间文化生态园建立了两个非遗工作室；举办了“中埃古籍修复教育论坛”“传承与发展――历史文献保护工作实践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参加里斯本手作展，赴大英图书馆考察等高层次交流活动，使学校的古籍修复技艺得到了有效的传播和提升。此外，学校还不断提升古籍修复技术，成立了古籍修复专家指导委员会，结合《国家古籍修复技术与质量标准》，独创十八项技能标准，制定了古籍修复中级工、高级工的考核标准，填补了行业空白，为有效保证非遗人才培养的质量提供了依据。

2.就业预期要有效

非遗人才的就业应采取订单式培养与推荐相结合，积极拓宽学生就业渠道。南京市莫愁中专与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合作，建成云锦工作室、非遗馆，成立非遗“政、校、行、企、研”职教联盟。目前非遗学院建设已列入南京教育和建邺区政府的“十三五”重点工程，建成后将充分发挥非遗传承人群的培训基地、非遗手工技艺传习体验基地、非遗创意产品研发打样基地、非遗国际交流合作中心、非遗国际学术交流平台的综合功能。由于学校培养的是具备非遗传承、保护、发展、管理能力的多类型人才，所以学生就业形势比较乐观。

3.培养目的要有效

职业院校培养的非遗人才能否达到传承非遗的目的，是考察办学成果的重要标准。南京市莫愁中专多年的办学成果说明了学校在非遗人才培养上是比较成功的。学校自主开发了雕版印刷、金陵剪纸、篆刻等非遗课程，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雕版印刷传习所、“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人才培训基地”，入选“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第一批理事单位，与南京市图书馆一同获批“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实现了非遗技艺传承与现代职教的有机结合。

学校还与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等各地知名文博单位建立广泛而紧密的联系。专家们到校进行修复方案论证研讨和学术交流，很多专家已被学校聘为指导专家和客座教授。

参考文献

[1]李钦曾，罗丹.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才培养的困境与解决策略[J].教育与职业，20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