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公司年度个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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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公司年度个人总结范文第1篇
一、加强学习，提升素质
进入公司工作以来，我深深知道自己的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还存在许多不足，特别是自己尚未通过证券从业人员考试，必须进一步加强学习，提高综合素质。半年来，我时时不忘抓紧学习。第一，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半年来会同全体公司员工坚持理论学习，了解国家的政策、法律法规、相关文件精神不断完善和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第二，加强业务学习。除参加公司集中组织的培训外，我利用平时的业余时间，学习了证券业的相关业务知识书籍，及时给自己的知识充电，提升自己的知识应用能力。第三，加强修养学习。在平时的生活中我牢记“细节决定成败”这句化的深刻道理，时时、处处，向领导、向同事学习为人处事的方法，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水平，争取工作从细节学起，从小节抓起，从小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在工作的点点滴滴中积累知识，提升素质，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二、积极上进，主动工作
今年2月进入公司后，根据工作安排，我被安排到柜台协助开户，帮助复印和整理档案等；月起，我被分配在营销部，接受客户的咨询和反馈，通过每天接听客户电话了解其遇到的问题，并积极运用自身知识为客户解答，遇到难题时，主动向同事求教；5月份开始，公司安排我到银行营销基金；4月份到6月份，在完成领导安排的其它工作时，我同大家一起扫描档案。半年的时间，对我来说更多的是学习、认识和实践，谈不上成绩。但经过近半年，多个岗位的锻炼，进一步提高了我对公司工作的认识，更加坚定了我努力学习的信心，同时也给我一些启发。
在开户工作中，我认真学习了公司关于开户的规定，并严格执行开户程序，确保账户资料真实、准确、完整，资产权属清晰，坚决杜绝开户中的弄虚作假。在为客户开立账户时，认真履行风险揭示义务，指导客户阅读、签署《风险揭示书》、《风险自负承诺函》，提醒客户妥善保管证券账户卡、资金账户卡和交易密码等重要资料，提示客户不在非法营业网点从事证券交易，不购买非法证券产品。同时，主动对新开帐户的客户进行回访。主要询问客户开户是否本人临柜办理，提醒客户临柜办理第三方存管的签约手续。对有些客户提出的不合规请求给与耐心解释，告知客户相关证券法律法规并提醒客户自觉遵守等。在整理档案工作中，提高了我对档案管理和客户资料管理的认识。在营销部工作中，我通过客户的咨询和投诉，并运用自己的知识来解决，在解决问题、倾听投诉的同时，自身能力也得到了较大提高。
三、正视问题，继续努力
通过近半年的学习，我对证券业务的认识更加深刻，同时，自己的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也得到了较大提升。同时，我也认识到自身还存在许多不足和问题：
一是加强学习还不够。我参加了两次证券从业资格考试都未通过，说明我在业务学习方面还不够，还需要加强。
证券公司年度个人总结范文第2篇
随着信息时代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世界各国企业都面临激烈的国内和国际竞争，企业都在努力地提高自身绩效水平以增强竞争能力。绩效管理是对绩效实现过程各要素的管理，是基于企业战略基础之上的一种管理活动。绩效管理是通过对企业战略的建立，目标分解，业绩评估，并将绩效成绩用于企业日常管理活动中，以激励员工业绩持续改进并最终实现组织战略及目标的一种正式管理活动。从绩效管理的本质出发，绩效管理是以员工绩效管理为基础，实现员工绩效与组织绩效的整合，包括绩效计划，绩效实施，绩效考评，绩效反馈和绩效结果应用
等一系列环节的一个完整系统，最终实现组织战略目标，这使得绩效管理具有战略导向的意义，同时，绩效管理有助于实现企业绩效的可持续发展，使绩效发展成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的绩效管理是一个系统的概念，而?T工绩效考核作为绩效管理一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绩效管理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提高员工绩效的方法提高部门绩效与组织绩效，结合了企业文化，企业目标，是一种战略的高度，并逐渐成为了企业管理的核心环节。
2.招商证券的绩效管理模式及成功经验
2.1 以人为本的员工管理模式
招商证券在国内券商中业务范围涉及广泛齐全，包括了证券买卖，证券发行与承销，收购兼并，资产重组，财务顾问，资产管理，投资咨询等业务，这要求公司在不同领域都需要高素质的人才，也为不同类型的人才提供了较多的职业发展机会。招商证券以人为本，任人为贤，注重人才培养及队伍建设，努力打造公正透明的人才选拔机制及竞争性的激励机制，吸引了大批高素质人才。
招商证券重视员工发展，努力探索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以实现员工与企业共发展，共进步。基于证券行业知识密集型的特点，招商证券采用了员工职业发展通道的Y型模式，即在基层职位重点发展专业能力，只采用单一的专业通道，在中高级职位，设立专业和管理的双职业发展通道，员工可根据个人特点与价值导向联系公司的具体要求进行选择与发展，在职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员工可继续在本身技术职位上不断发展，谋求提升，也可以选择进入管理岗位进行发展。除此之外，公司鼓励员工多样化发展，为员工创造性提供多种发展渠道，如交叉发展，跨通道发展等。在公司内部，大力培育后备干部，一直采用干部竞聘制度，使员工有机会选择自己的管理职业生涯并在管理方面展现自己的能力。
在员工反馈与沟通方面，招商证券也践行了绩效管理的核心内容，即积极建立员工与管理层双向沟通的平台。多年以来，招商证券在业内以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著称，经常举办征文比赛，体育比赛等鼓励员工参与，增强员工的企业团队归属感。公司加强内部信息的沟通，完善“员工建议“征集机制，并采用及时奖励，鼓励员工积极为企业出谋划策，这成为了公司与员工沟通的最佳平台。同时，公司注重各部门、各地区间的互帮互助，经验分享，同事之间毫无保留的分享金融服务经验与技巧。这些活动不仅加强了不同部门员工之间的交流，更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的服务质量。
此外，在员工培训方面，公司推行了“三个一人才工程”即三年内建立起一支拥有100位高级管理人才，100位高级专业人才，100位高级理财顾问的优秀团队。为了完善培训体系，公司建立了分级别分岗位的课程培训体系，并逐步形成了内部讲师制度，对于高端人才则送往海外进行培训，提升其综合素质。
在员工的管理方式上，招商证券秉持”以人为本” 的理念，考虑到了员工的需求因素，满足了其基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和社交需求，更加注重的是员工的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重视双向沟通，鼓励员工参与，加强职业培训，提升员工素质，为员工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这种优秀的管理模式在公司的绩效方面也有所体现，有利于公司目标的实现。
2.2 全过程的封闭式绩效管理体系
招商证券的发展建立在科学有效的战略规划基础上，其绩效管理也提升到了企业战略的高度。招商证券采用了闭环式战略体系，运用各种理念和工具，结合自身发展特点，开展战略分析，建立了具有证券行业特色的战略管理体系。招商证券运用相关理论，通过制定战略，转化战略，规划运营，监督和学习，检验和调整战略等五个阶段的循环往复制定公司战略，强调了自上而下的战略制定，沟通与分解，并采用动态调整。
制定战略阶段，招商证券综合运用了SWOT分析，PEST模型，五力模型等分析工具，分析行业内外部环境及自身的能力特征。由于证券行业波动性较强，变化快，所以短期战略的制定显得尤为必要。招商证券将短期战略区间定位为1年，中长期战略区间设为3年，每隔3年就会将战略重新修订一次，这样战略规划可以时时跟进市场变化，适应行业特点。
在战略的实行上，招商证券主要运用了平衡计分卡等工具，将公司目标层层分解，落实到每个部门，每个员工身上。运用平衡计分卡，主要从财务、客户、内部业务运作及创新与学习四个维度综合衡量了企业绩效。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证券公司的业务模式需要进行转型，基于服务模式与客户导向的券商正不断形成，所以运用平衡计分卡作为证券公司绩效考评的工具，尤其是其客户和创新学习的维度，对于证券公司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招商证券运用平衡计分卡，使得员工清楚的了解了公司的规划及自己的绩效目标。在考核之前，根据工作说明书，结合对员工的日常考核，确立关键绩效考核指标KPI。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首先由管理队伍阐明公司愿景，并化为了可沟通的战略；第二，与中层经理进行沟通，讨论新战略，并进一步开发各营业部的平衡计分卡；第三，取消非战略投资，平衡计分卡的运用可以识别出许多对公司战略不起作用却正在实施的方案，针对这一点，便提出了公司的改革方案，这一点在地区营业部的应用上很广泛；第四，考察各部门的平衡计分卡，招商证券采用了“绩效执行情况跟踪报告系统”来实现各项目标及各级目标的时时跟进，以防部门目标出现偏差；第五，重新定义愿景，根据考察的结果与反馈，对公司的平衡计分卡进行改善，之后将这一改善的平衡计分卡向全公司推广；第六，更新长期规划和预算，招商证券将自己的中长期战略区间定为3年，根据这3年内的目标确立预算，并提供资金；第七，进行月度和季度考察，并制定季度考察报告，及时发现问题；第八，进行年度战略考察，进行年度总结，在有需要的基础上进行战略更新；第九，将个人的业绩与平衡计分卡相联系进行了总体评价，并确定相应的激励措施。与传统的证券公司考核只采用财务指标的方式相比，导入平衡计分卡，并按科学的步骤实施，有助于公司全面质量管理与整体素质的提升。
2.3 创新的“管理五化“理念
招商证券绩效管理模式的成功运行，更重要的原因是将企业文化深入到了绩效管理中。招商证券遵循“敦行致远”的核心价值观，并创造性的提出“管理五化”的概念运用到其绩效管理过程中，即“专业化、精细化、信息化、集约化和协同化”。
“专业化”是以员工激励为基础，通过构建职业发展通道及员工培训体系，逐步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队伍，在员工队伍的建设上坚决走专业化道路。“精细化”是以制度优化，管理质量控制，流程标准化建设和强化执行力为主要内容，推进管理精细化并取得成效。例如，招商证券采用的三级分类客户管理，业务管理数据统计分析，平衡计分卡的应用，知识管理，品牌管理。零售经纪总部更是根据了业务发展需要，及时更新和完善营销人员管理制度，细化了管理流程，完善了经纪人管制度。“信息化”是指全面推进信息化建设，建立持续领先的信息化支撑平台，通过优化信息技术系统，提高决策和管理能力，优化顾客服务，提升竞争力。招商证券为此成立了信息化办公室，建立了专门的需求规划团队，深入各部门各条线充分了解，全面整合信息。2010年，经济总部联合信息技术中心，推出新版TGA系统，优化了客户档案管理功能，完善客户群组管理，提升客户服务人员使用系统的便捷性，有效性。“集约化”指的是持续完善前台授权管理，中后台集中管理的公司运营管理组织体系，通过管理资源的集中，控制风险，降低成本，提高经营效益。招商证券具体体现在以交易集中，清算集中，财务集中，数据库集中，风险管理五大集中为依托，总部为资源管理运营中心，营业网点为销售和服务终端的集中经营模式。“协同化”内涵是加强业务间的支持与配合，形成业务协同效应。招商证券投行总部充分利用招商局股东，公司领导和其他业务资源，积极拓展了客户范围，投行部门还积极联合研发部，股销部等部门，针对不同公司制定不同的服务策略，不断提升了客户满意度。
“管理五化”的思想并不是割裂的，而是互相融合相互统一的。正是秉承着这种思想，招商证券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绩效管理系统，并对绩效管理实际运作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3.招商证券的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
招商证券在推行全面的绩效管理以来，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其成果也得到了客户，同业乃至政府的肯定。但由于公司业务以及所处行业的特殊性，在进行绩效管理的过程中，公司内还是呈现了一些弊端。
3.1 人力资源不能完全适应业务发展需要
招商证券一直采用的是柔性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对员工强调“以人为本”
长期采取的是共同发展，重视培训的制度，但出现的问题就是淘汰率较小，造成了公司内人员冗余，机构庞大。这不仅增加了公司的管理成本，也有可能造成效率低下。在面对竞争激烈的行业环境，公司内部更应采取竞争性的优胜劣汰的人员管理模式，这样不仅可以提升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也适应了行业的发展。
柔性管理导致了员工知识结构单一，具备综合能力的人才不足。由于公司处于知识密集型行业，对于员工的专业化要求较高，但往往忽视了员工的综合能力发展，较为集中的是证券金融类的人才，缺乏优秀的管理人才，技术人才等。虽然员工的学历层次不低，但却体现了知识面，管理能力的缺乏。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公司??该更具有国际化的视野，而招商证券目前的员工现状却难以适应国际化的发展，具有国际化工作经验的人员缺乏，公司也没有将这一项列入考核指标，所以这可能构成了公司日后的发展的一项制约因素。
另外，在员工管理方面出现的问题是公司更为注重员工培训的环节而不是招聘的环节。事实证明，建立有效的招聘体系，更容易获得公司所需的人才，日后的培训也可以向更广泛的方面拓展，而不仅仅流于普及专业知识。所以，公司应进一步完善招聘制度，在招聘的环节同样借鉴绩效考核的思想，设立关键指标，以筛选出适合公司日后发展，与企业具有相同价值观的员工。
3.2 差异化不足
这里的差异化是指两方面。第一方面，招商证券作为金融服务业的公司，业务涉及广泛，但这种公司普遍的问题就是业务同质化较高。基本上每个具有一定规模的证券公司都会提供证券交易，证券发行与承销，收购兼并，财务顾问，资产管理等业务。如何在这一行打造具有差异化的竞争优势成为了制胜的关键。而招商证券目前注重的也是在原有这些业务上综合发展，目标成为综合类券商，但却忽视了差异化的核心竞争力。招商证券推行的“精细化”只意识到了管理机制的精细，同样在业务发展方面也应该引入精细化的思想，在目前综合发展已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招商证券更应突出发展某一项或某几项的竞争能力。比如，公司在制定战略目标时可以突出证券技术方面的改进，结合自身的牛网系统，进一步招聘技术人员，将牛网打造成中国最好的证券信息化平台。第二方面是公司的管理也应做到差异化。由于公司业务部门较多，还涉及到子公司，分公司，绩效管理在公司层面具有良好的流程规范，但层层分解具体到各部门，各办公室，各营业部就难以突出差异化的特征，往往采取一套考核办法。招商证券组织机构较为庞大，部门之间差别也比较大，所以各部门，各营业部具体的管理措施肯定应体现不同的特征，这就需要企业进一步注重基层的绩效管理，而不是只关注公司层面。目前招商证券在这些具体的措施方面还有所不足，公司的各部门管理差别不是很明显。在这一点上，应采取更精细更具差异化的管理方法。例如，在员工的薪酬方面，根据目前佣金率下滑和投资顾问提成比例逐年递减，为了留住和吸引人才，应根据投资顾问的工作年限，逐年上调底薪标准，适当考虑降低提成在其收入中的比重。但对于营销业务人员，应根据其工作特点，保持提成的比例，甚至逐渐上调提成在收入中所占份额。
3.3 绩效管理方法持续性的问题
招商证券不断改进管理方法，从2007年起才开始推行这种全过程的绩效管理模式，到目前为止，时间并不是很久。虽然使用这种管理理念，招商证券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证券行业瞬息万变并且风险较大，证券公司能否持续推行这种绩效管理模式，采取哪些配套措施以保证实施，都是公司管理将要面临的问题。
证券公司往往都比较注重短期效益，所以在管理模式上也体现了时常改变的特点，这样容易造成急功近利，难以持续发展。招商证券在日后能不能一直持续推行这种全面的绩效管理模式，并不断改进发展也充满不确定性。若绩效管理的方法经常改动，不仅绩效管理的工作缺乏连续性，员工对于绩效管理的概念也越来越模糊，反而阻碍了绩效管理的实施。所以招商证券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将这种管理模式持续经营下去，遵循这种绩效管理模式的理念，对其配套的考核，反馈，沟通等方式进行不断改进。
4.招商证券的实践对其他证券公司的启示
招商证券将优秀的绩效管理模式嵌入到公司的经营管理中，实现了持续快速的发展，实践的方法和经验值得同行业其他公司借鉴和学习。
第一，很多公司也有自己的绩效管理体系，但却没有认真严格的推行下去，往往相关制度的制定只是流于形式。公司高层注重绩效管理，但缺乏的是与员工的有效沟通。虽然招商证券在基层的具体实践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但其积极改进探索的方式值得学习。特别是招商证券一套有效的双向沟通系统，可以加强公司内部的信息的交流沟通。其创办的各种杂志媒体平台大大方便了管理层与员工的信息交流。另外招商证券在业内以丰富的的文化活动著称，这种定期活动的举办，有利于员工之间情感的交流，也增强了员工的归属感。总之，招商证券在员工管理与双向沟通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模范作用。
第二，应将绩效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有机结合起来。目前证券公司大多也都拥有自己公司的考核体系，但多数只停留与绩效考核，没有形成全面的绩效管理，考核之后也没有与薪酬等激励制度很好的结合起来。这样的绩效管理就没有达到其应有的效果，绩效管理也没有落到实处。招商证券在正是注重了这一方面，将事前事后很好的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整套绩效管理流程，并在行业内创新的引用平衡计分卡保证实施。在绩效管理之前，要做好准备工作，明确公司的目标，战略，并制定详细的工作说明书，这样有利于员工明确自己的绩效目标，参与到公司的经营管理中来。在绩效管理的过程中，既可以参考招商证券采用平衡计分卡，也可综合关键指标法，平衡计分卡，360度考核多种方法共同运用，避免一种考核方法带来的不足，会起到更好的效果。考核之后应及时进行反馈沟通，并与相应的人力资源措施结合起来，例如根据综合的考核结果作为员工职业发展，岗位晋升的依据，并做到与薪酬挂钩。针对考核暴露出的问题，企业可采取相应的培训方法解决。
第三，推行具有本公司特色的绩效管理模式。虽然说证券行业具有其整体的特点，身处其中的证券公司也有很多的共性。但如果都采用相同的发展模式，没有自己的特色化经营，将很难在行业中立足。况且，每个公司的人员组成，资源结构各有不同，这决定了管理模式也不会完全相同。证券公司应具有整体的战略管理的思想作为基础，结合自身的具体处境，具体情况制定具体的公司战略和管理方法。招商证券根据自己的需要制定了具有招商特色的闭环式战略管理体系，并创造性的将“管理五化”的概念引入经营管理，这一内容是招商证券对于绩效管理的丰富运用。结合理论但又不只停留于理论，创新发展，以自己的实践探索形成自己的特色体系，并以此来丰富理论。所以，?⒋葱铝榛畹乃嘉?运用到管理活动中，对于证券公司管理活动的开展具有启发意义。
第四，当然，在总结优秀经验的同时更要关注招商证券的不足，以此作为警戒，避免类似问题发生，这也显得尤为重要。招商证券出现的人员冗余现象，其实是作为一个行业大环境都具有的问题，证券行业因其特殊性，对人员的管理大多采用这种柔性管理的方式，人员淘汰率低，但各专业顶尖人才和全方位综合人才却又缺乏。所以作为需要改进的证券公司应注重这一方面，完善公司的招聘体系，从引入环节就做好人才的把关。另外，注意到现在国际化的趋势，而我国证券行业在国际化视野的整体匮乏，作为想要进一步提升的证券公司就要重视具有国际工作经验的人才的启用，并借助外部力量，引进国外的信息资源与管理经验。
招商证券近年来不断超越发展，在行业内的成绩斐然，与其采用优秀的管理思想，推行全面的绩效管理分不开。只有将管理理论创新的结合公司具体情况，重视绩效管理全过程的运用，证券公司才能打造差异化的核心竞争力，创造更大的成就，才能对整个证券行业振兴和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证券公司年度个人总结范文第3篇
自1995年担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至今的16年间，除却1998至2002年担任深圳市副市长，其余的12年，庄心一从事的一直都是证券监管工作。接近证监会的人士称，庄心一爽朗健谈、踏实严谨，却行事低调。作为证监会分管上市公司和券商监管工作的副主席，他所主管的工作有条不紊，但他的名字却很少见诸媒体。
2004年前后的中国股市风雨飘摇，证券行业资金缺口巨大，挪用客户资产、坐庄等违规问题普遍，全行业几近崩盘。证监会及时启动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对行业“刮骨疗伤”。艰难的三年“券商综合治理”，以及紧随其后的行业“分类监管”，不仅没有再让一家券商出现过财务危机或重大违法违规，还推动了一批券商以不同方式做大做优做强。
“在危机中要给希望，在发展中要做到风险可测、可控、可承受。”庄心一说。“市场向前进，监管往后退”，是他的一个核心思路。在他看来，监管边界设定的原则，是伴随着市场发育发展，凡是市场主体能够自主负责的，市场开始显效的地方，行政监管就要相应收缩、适时淡出。
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蓄势
《财经国家周刊》：2010年7月，您在“全国企业兼并重组工作经验交流会”上首次提到了针对并购重组审核工作的“分道审核制度”。请问这种审核“分道制”的内涵和具体做法是什么？对并购重组工作有什么意义？
庄心一：“分道制”是对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申请分不同通道进行审核，简单说，就是对并购重组申请按设定的公开标准自动分类，区别对待，有条件地简化审核程序，减少审批事项。
我们设想的分类标准针对的主体，将分别是上市公司的诚信状况、中介机构的资质和水平、产业政策以及交易类型。一旦出现并购重组法定审核事项，即可根据上市公司的日常监管记录、行业自律组织对财务顾问的专业评价结果以及国家公布的产业政策等客观可辨的既有元素，综合生成分类结果，同时把项目的审核分为豁免、快速、常规和审慎四类，自动“对号入座”，区别对待。
举个例子，在“分道制”实行之后，对豁免类项目，也就是“好公司”与“好中介”做的“好项目”，它的一些审核事项将被豁免掉，不用审了。豁免不掉的，就走绿色通道，证监会方面不再预审，直接提交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对那些“差”的公司、中介或项目，审核时就审慎对待。
说到意义，我想最直接的就是要简化审批、提高效率；第二个，说直白一点，就是要奖优限劣，鼓励“好公司找好中介，一起做好项目”。我们相信，这种制度的示范效应将有利于激励更多的上市企业更加诚信、公开、透明，也能鼓励中介机构更加尽职，提升业务水平，把好项目质量关。
这首先要求监管部门日常监管工作做到公平准确，监管档案与诚信记录也要跟得上。因为，一旦这些内容直接影响上市公司的重组效率，大家就更要较真了，你得经得起检验。其次，大量的监管信息中哪些是最能反映上市公司规范性与诚信度的，影响程度有多大，如何搜寻集成归类，都需妥善解决。与以往一样，这项制度设计过程实际也是调查研究、集思广益的过程，用我的话说，叫“充分搜集相关元素，寻求最大公约数”，叫“沙盘推演、模拟攻击、极端情况假设”，要通过反复分析论证，使出台的规则尽可能达到“想得透、说得清、站得住、行得通、可持续、少后患”。以往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这样做，局限性会克服一些，失误或折腾会少一些。
两年多的方案论证和前期准备工作还丰富了我们自己对“分道制”作用的认识，它的准备和实施必然要带动财务顾问资格管理、持续督导制度的落实，带动证监会提高日常监管质量。“分道制”将随着与其相关的配套项目、基础工作逐项出台实施或准备到位而启动并逐步推开。考虑到相关各方情况的差异，此项制度也可能先从具备条件的地方做起，进度服从质量，实践中不断完善，逐步扩大。
《财经国家周刊》：这种制度设想是怎么产生的？感觉这个制度和券商“分类监管”制度异曲同工，都是划定标准，用差异化政策对待。
庄心一：“分道制”的思路框架其实是2009年4月在上海与一批证券公司专题研究后就基本形成了，初衷是想在现行并购重组审核制度下找一个突破口，解决困扰大家已久的审核效率不高和部分重组项目质量不高、诚信不足的情况交织并存的难题。同时还想在贯彻国家政策、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作些新的探索。
大家赞成搞“分道制”，确实与券商“分类监管”的经验有关。2004年证券行业风险爆发，证券公司的信用几近丧失，坊间甚至还有“防火防盗防券商”的说法。行业内部也很悲观。怎么办？！病要治，日子也得过，资本市场的运行又离不开证券公司，再说一百多家券商病情也不一样，有轻有重，还有基本健康的。当时证监会就委托证券业协会搞了一套公开标准，实施“创新类券商”、“规范类券商”的专业评价，由此将一批相对好的、比较好的筛选出来，实施相对宽松的监管，并使其恢复了应有的市场信誉，在全行业清理整顿期间获得了经营优势。这套东西一推开，业内真当回事，主动整改、努力达标的积极性上来了，我们也腾出手来去抓那些风险大的券商，在当时确实管了用。综合治理后期，在此基础上建立并实施了全行业的分类监管制度。目前看效用是明显的。
但是，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毕竟不同，比如像证券公司那样每年用监管标准定个“A、B、C、D”，这恐怕对上市公司就未必适宜，很可能会影响各公司股票的交易价格，所带来的副作用非同小可！
《财经国家周刊》：您刚谈到“分道制”的制度设计已经快三年了，但到目前都还在研究之中 。我们想了解一下，在这个制度设计过程中主要的困难有哪些？
庄心一：其实对券商“分类监管”的思路，早在2000年业界就有人提过。2002年我到证券业协会工作后，就此与业内人士、监管部门有过深入探讨，达成了基本共识。但你们看到真正实施已是2007年了。
而这个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涉及面更广泛，复杂性更多一些，其中国家产业政策相对好办些，有公布的产业目录和行业振兴计划，但限制类产业通过兼并重组实施整合，提高行业集中度也是受鼓励的，必须考虑到，不能疏忽。
中介机构的资质水平怎么评价，谁来评价；如何观察并购重组项目的质量，又如何将项目质量与中介机构的执业水准、履职尽责状况联系起来；如何将中介机构的合规守信情况引入到评价标准中，等等，要做到真实客观、合理公正，既让大家对结果认同服气，又减少行政色彩防止变相审批，是需要花点功夫的。
上市公司的分类是当其涉及并购重组审批事项时根据以往监管记录即时形成。前面说了，这对监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提出了较高要求，还要求相应建立一套依托日常监管的信息分类集成，自动生成不同结果的完整体系，包括交易所的、辖区监管局的、稽查部门的，都得覆盖到，还要考虑这个集合点设在哪个环节最合适。这方面工作量挺大的。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预则立，不预则废”，任何制度设计都应论证充分，准备周密，将可能发生的问题想在前面，有备而动总比仓促上阵要有利。
“负向清单”鼓励券商创新
《财经国家周刊》：从2002年进入证券业协会主持工作，从三年综合治理到转入常规监管，近10年的经历一定让您对这个行业有很深的理解。但我们也从业内听到一些反映，认为目前仍需进一步放松管制，您是怎么看的？
庄心一：从我个人经历看确实与证券行业有缘分。上世纪90年代我曾在信托公司工作，当时信托业从事的主要业务之一就是证券业务，后来又去交易所工作，与证券业的工作关系更加紧密。长期以来，业界的想法意见，我一直愿意倾听，能够听到，也能够听懂。内心深处始终为这个行业的发展和进步而欣慰，为它的困难与不足而不安。
说到管制问题，首先要厘清管制与监管的关系。我个人认为，区别在于管制针对的主要是空间问题，监管针对的主要是行为问题。由此推理，需要在各个阶段都给行业自我管理、自主发展提供相对足够的空间，同时又对市场约束、自律管理失效的区域，特别是引发外部性风险、社会性矛盾的环节，从行为约束入手，实施有效的外部监管。形象点说，要给行业提供面积宽敞的“毛坯房”，至于内部格局、设计装修和日常卫生就不用代劳了，由他自己定，自己办。但“承重结构”你不能破坏，“水电系统”不能打断，半夜三更不能“卡拉OK”，脏物异味不能弄到楼道，对这些行为就要有外部约束。
这个问题，监管部门也是在实践中逐步认识，逐步去解决的。记得在综合治理后期，一批新的监管规则陆续制定或修订，期间我们在讨论如何促进证券公司实现“差异化”发展这个问题时，开始意识到“同质化”监管问题不解决，“同质化”经营状况就很难改变！从那时起明确了监管要“设底线、留空间”的思路，有意识地给证券公司留出自我管理、自主经营、探索创新的制度空间，不再强求一致，并下决心主动推进阳光审核，简化审批程序，取消或下放审批事项等改革措施。当然，这个底线、空间也是随着行业、市场的变化而变的，最近我们将此调整为“定准底线，放大空间”，就是根据行业实际，监管与此动态互动的结果。我认为，这是今后我们在证券公司监管活动中应长期坚持的做法。
《财经国家周刊》：您刚才谈到给行业留够探索创新的空间，那么在鼓励券商创新方面，证监会的监管思路是什么？
庄心一：自主创新是国家战略，证券公司创新是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保持行业生机活力的不竭动力。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共同作用，就证监会工作而言，首先是要牢牢树立市场化创新意识，除了要在全局性基础制度改革创新中充分听取、吸收市场意见，发挥市场主体的重要作用外，还必须要尊重各类市场主体的创新权利，鼓励支持和保护各类自主创新活动；其次是要引导行业在创新中把握好风险控制这道闸，提高创新的成功率和可持续性，涉及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监管部门要主动作为，考虑在先，防范为本，提供适当可行的解决办法；再次要做些协调组织，对市场创新中单个主体推不动、做不了而又绕不开的障碍和困难，要有针对性地给予帮助支持。
针对证券公司的创新，证监会在这些年的实践中作了一些探索。2004年了“关于推进证券业创新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提出：只要市场有需求，公司有能力，法律不禁止，在风险可测、可控、可承受的范围内，证券公司都可以研究提出有操作性的创新方案，经行业协会组织业内外专家论证认同后均可进行试点。这是我国证券业内第一次将“负向清单”理念引入有效力的监管规则中。此后，券商集合理财、资产证券化产品、直投业务、现金管理产品、约定购回式交易、境外证券业务都是顺着这条道走过来的。所以这些年来，证监会相对主动了，对业界创新呼吁，我们有了积极回应机制。对于有创新业绩的公司，还在年度分类评价中得到加分鼓励。由此也引导全行业将创新意愿与自身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既务虚提建议，也务实“做作业”。
从综合治理前后的变化看，大家认为我国证券业发展显著，进步喜人。近些年，大家时常感叹，过去股市一低迷，券商就惶惶不安，危机重重，每轮都得倒一批，2007年以后全行业稳健意识、风控能力不断增强，规范状况和财务基础持续改善，这类担忧总算不再伴随这个行业了。这是事实。
但是从中介机构服务功能看，大家认为我国证券业不适应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需要，不适应实体经济、各类客户的多样化、精细化服务需求。目前，这个行业的进取性、创造力总体较弱，激情活力总体不足。这也是事实。
当下，行业改革创新发展又处在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作为监管部门绝不能满足于以往，更不能停留在今天。我们要认真反思剖析监管工作的不适应、不适当、不适合之处，从自身进一步转变观念，改进工作做起，在新形势下为行业抓住机遇、发奋进取、科学发展做得更多点，更实点，更准点，更好点。
具体讲几点，鼓励行业创新要体现在包容探索失误上；体现在以积极开放的心态热情对待行业各类新点子、新想法，包括各种埋怨牢骚上；体现在引导鼓励业界将想法深化、细化，转化成有可操作性的办法上；体现在实事求是地把握促进创新与控制风险间的均衡关系，务实合理地设定风险管理的适当尺度上。这些是监管部门要做的“作业”。
目前，我们要求券商在推出涉及客户的创新产品或服务前，必须让证监会知道并纳入风险管理体系内。对此，部分业内人士有些不同看法。我与他们探讨中说过，暂且摁下国际国内经验教训和众多案例不提，仅就你的创新能不能让我们听明白这一点，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任何新产品都必须得让客户知道是怎么回事，假定监管部门听不懂，恐怕绝大多数投资人理解起来也有不少困难。
《财经国家周刊》：您前面提到券商创新试点先行，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也可能先从具备条件的地方做起。我们发现除了分类监管、扶优限劣之外，您还喜欢用“试点”。这方面的心得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
庄心一：其实这是一个常理。对新事物大家认知有限，经验尚无，且认识也不一定统一，先试点，探探路，搞成了，总结几条有针对性的办法，心中有数了再放开。遇到问题了，试点中纠错解决，给后面提供点“疫苗”，即使搞砸了，损失也控制在小范围内，不致于惊天动地，难以收拾。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是一条重要经验。
也有不少教训。当年搞国债期货，短短几年内热火朝天，结果1995年一个“327”事件（“327”是一个国债产品），投资人损失重大且不说，市场也给毁了，至今还没能恢复。还有早先的券商委托理财业务，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大家都搞起来了，结果是“全军覆没”，不但客户损失惨重，还成了2004年证券公司危机爆发的一个主要风险源。
“齐步走”本身也是个问题，好比有一群人，体质不同，老少不一，兴趣各异，怎么能“一二一，齐步走”呢？再则，“齐步走”不又走到同质化经营上了吗？所以，我一直认为应该分步走。试点先行，逐步扩大，实践中总结经验，形成制度，然后再转为常规业务。这个办法，我看行！
庄心一简历
1955年4月出生，汉族，上海人，经济学博士。
证券公司年度个人总结范文第4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导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计划放权、财政让利”这一创新体制（吕炜2002，p.102）的推行实施，各级地方政府获得了较大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经济自，促进了地方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与此同时，渐进式改革中所积累和新生的各类矛盾与风险，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日益显化，并呈加速态势。在诸多矛盾和风险中，地方政府因推进经济发展、防范与解决金融风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所形成的现实债务压力和潜在财政风险，及其与社会经济稳定之间的矛盾，显得尤为突出。
地方债务压力首先源于日益固化的财政缺口。改革以来，各级地方政府一直承担着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扩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补贴国企亏损的责任，加之庞大的具有刚性特征的办公和人头经费支出，地方财政支出负担沉重。而财政增收相对滞后，财政收支缺口较大。同时，为加速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的升级换代，推进经济发展，各级地方政府或直接或间接地借入内外债务，积累了相当规模的债务责任和还本付息压力，财政压力因此逐渐加大。
地方金融风险的财政化转移模式加剧了地方债务压力。1996年来，各地在化解日益积聚和暴露的地方金融风险，如城市信用社、农村基金会、信托投资公司与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违规经营所形成的巨额不良资产，以及解决它们对社会和个人的巨额债务兑付困难时，基本上采取了财政化的风险转移模式。这一模式与波兰等经济转型国家在化解金融风险中的成功举措（海尔，1999）不谋而合，有利于有效转移金融风险，维持地方金融和经济的稳定，但其“转嫁”性质，却使地方政府在短期内面临集中的债务承接压力。
此外，近年来各地逐渐进入外债还本付息的高峰期，而外债偿还基金等准备又严重不足，各地外债偿还压力较大。庞大的社会保障资金缺口，更加大地方债务压力。所有这些因素形成的债务压力，如不能有效缓解，将影响地方经济、社会的稳定。
减缓地方债务压力的措施，除继续保持经济增长、扩大税基、开辟税源并厉行节支外，在中期内还需寻找替代性的稳定缓和机制。依托不断发展的金融市场，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将债务债券化，建立地方财政债务资金的流转机制，不失为一种值得探讨和推行的举措之一。
二、现状的剖析：地方政府债务债券化的可行性
地方政府债券，又称地方债、市政债券，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用的债务管理方式，它具有双重创新特性：既是财政管理与债务管理制度的创新，也是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的创新。地方政府通过制度创新，逐步完善债务管理方法和债务流转机制，形成宽口径的地方财政债务管理制度，有利于规范运作地方政府债务，深化财政管理制度改革。同时，中国金融市场内在的结构缺陷是资本市场相对发达，而货币市场不发达；资本市场中，股票市场发展迅猛，而债券市场相对滞后。在发达国家作为重要金融工具的地方债，在国内尚属空白。因此，地方债务的债券化，是地方政府完善对地方经济管理与服务职能的必然要求，也是财税体制改革深化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客观趋势。目前在中国进行地方债的发行与流通试点，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首先，地方政府发债动机强烈，债券的内在品质较高，这是地方债发行的有利条件。地方政府供给地方债的动因主要有二，一是缓解迫在眉睫的债务压力。通过发行地方债实现行债务“掉期”，不失为一种现实明智的选择。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地方债偿还的长期性（最长可达20—40年）和灵活的提前赎回能力（FrankJ.Fabozzi等1998，p.351），能充分缓解地方债务压力，有利于地方财政灵活安排与调度财力分配。二是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较之其他债务压力缓解方式，地方债务债券化的显性与隐性成本较低。以地方金融风险的财政化转移模式（即向中央银行借款）为例，中央银行再贷款年利率为3.24％（2002年2月21日调整后），而同期进出口金融债券的发行利率仅为2.11％，中长期国债利率也不到3％。地方债因风险高于国债，其发行利率可能略高于国债，但仍低于再贷款利率。因此，地方债发行成本低于中央银行借款的资金成本。地方债较高的内在品质，主要源于趋于成熟的税收担保条件。
其次，中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市场条件正逐渐具备。日趋市场化的多样化的国债、金融债和企业债发行制度，以及日渐规范完善的债券交易流通市场，为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交易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制度基础。经过20余年的培育和初步发展，中国债券发行渠道不断拓宽，品种日益增多，除柜台和交易所发行外，银行间市场异军突起，成为债券发行的主战场；债券现货、回购等交易日益活跃，流动性增强。同时，一批熟悉国际惯例和中国国情、实力雄厚、资信良好的债券发行中介机构也迅速崛起。现有债券发行和流通市场的规范拓展，为地方债券发行和交易提供了成功“先例”和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
第三，地方债的市场需求巨大。这种市场需求主要来自金融机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目前，国内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资金充沛，证券投资需求稳步上升。据统计，到2001年底，各商业银行的存差高达两万余亿；证券类资产（主要是国债和金融债）在总资产中的占比，已由1997年的不到4％，上升至2001年的18％。保险公司在投资渠道偏窄和存款利率降低的不利格局下，也急于为高达2000亿元的保险基金寻找证券投资途径。由于法规限制，也基于稳健经营的需要，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在谋求稳定的高收益证券投资组合中，对债券与基金情有独钟。但现有的债券、基金品种和发行规模，远不能满足其需要。其他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也迫切需要新的债券品种，以解决债券投资面狭窄的现状。
三、方案的设计：尝试性的分析
国内地方政府债券的制度设计，可以借鉴国际上的相关经验。地方政府债券分为一般责任债券和收入债券两大类型。前者以税收权与税收收入为担保，而后者则主要依靠债务资金项目的收益来支付债务本息，以市政公司债券（也称“岁入债券”）为典型代表（FrankJ.Fabozzi等1998，pp.348—349）。本文的探究，以一般责任债券为主。
（一）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
1.发债主体、方式与中介。结合国际惯例和中国国情，国内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主体应该限定于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政府。省级财政部门制定地方债的发行计划和预算方案，管理债券资金的周转和分配，掌握还本付息的总体状况；省级以下的各级政府不作为发债主体，其债务资金纳入省级财政预算进行统一管理。地方债应采取公募发行方式，以体现透明度原则，接受纳税人群体的公开监督。为方便于批量交易和托管，地方债应以记账式债券为主，以培育机构投资主体，增强市场的稳定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行面向个人的凭证式债券。
地方债的发行中介，可由人行各地大区分行组织承销团，承销团成员可以全国范围内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但以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为主比较合适，并由发债主体确定最终承销商。对发行规模较小的地方债，则可在经人民银行和证管机关许可后，由地方政府选择区域性金融中介如地方证券公司、城市商业银行等承购包销。
2.发债审批与评级。国内地方债的发行审批工作应由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三个部门共同管理：证监会制定全国统一的地方债管理办法，授权各地证管办进行具体的监督管理；财政部负责债券的发行规模和各地的指标分配，监督各地财政部门对债务资金的管理；中国人民银行则负责地方债的发行组织工作。鉴于地方政府债券可采用区域化发行，人总行可授权各大区分行进行发行的操作，对于竞价发行的地方债，人民银行还需组织招投标工作，负责招标的全程管理与监督。
同其他债券一样，地方债也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之上，因而存在信用等级差异以及信用风险。国内地方债的评级，可以参照国际成功经验，从地方政府的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平、财政收支水平和结构、地方财政管理和行政效率、地方财政负债水平等五个方面，进行量化分析与定性界定；由证监会依照评级结果，给予审核，批准符合信用等级的地方债发行。
（二）地方债的流通与市场监管
发达、活跃的流通市场是债券发行市场的有利条件之一。要实现地方债有序的流通交易，就必须建立严格的债券登记结算管理制度。根据现在的制度规范和已有的市场条件，可以将该类债券纳入中央债券统一登记结算管理系统，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管理。同时，建立、完善地方债的二级托管制度，由信用度高，经营管理规范，债券交易与管理经验丰富的商业银行担当二级托管人，提供地方债的托管服务和债券清算业务，为债券流通提供基础条件。地方债的流通，可以借助于多种形式的交易方式。目前可以商业银行的柜台交易为主，面向个人与机构，发展柜台市场。对资质好、信用等级高的记账式地方债，应允许其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也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现券与回购交易。
西方国家对地方债的市场监管，主要从地方债的信息披露制度、市场参与主体行为等方面进行。未来中国地方债的潜在风险，可能主要源于两个方面：地方政府的风险控制能力较弱，以及地方性债券市场的管理缺陷。后者属于技术性问题，通过完善信息技术条件、规范发行秩序、增强监管经验和手段等途径，比较容易克服；而前者则会在债券发行与清偿、债务资金预决算与执行等环节削弱风险自控能力。因此，需要建立财政部对债券资金预决算的管理制度，证管部门和人民银行对其发行和偿付行为的监督制度，以及面向社会公众和投资者的债券信息披露制度。在地方政府的债券资金预决算管理上，可供考虑的思路如下：首先由地方财政在年度财政预算中安排年度内偿债资金，然后由中央财政等部门核定各地债券存量的上限，供地方政府确定年度内债券存量余额水平，以确定年度内债券规模和债务收入的增量；在财政年度决算时，总结、调整当期债券资金预算的执行情况，在年度财政收支节余较多时，可将上一年度的财政节余资金，适当地进入下一年度的债务偿还预算。
参考文献：
1.吕炜：《经济转轨的过程与效率问题》，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2.汉斯耶尔格·海尔：《转型国家金融体制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可能性》，《当代财经》1999年第11期
3.FrankJ.Fabozzi等：《金融市场与机构通论》（第二版），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证券公司年度个人总结范文第5篇
中国金融体系如果爆发整体性或局部性危机，那么诱因一定在内部，而非外部。
国有银行系统：风险严重，暂时可控
国有银行系统盈利模式不够清晰
根据1999～2001年度四大银行的损益平衡表，我们概括出，国有银行体系的收入来源依次是：利息收入(69%)，金融机构往来收入(17%)，国债收益(10%)，手续费收入(2%)，汇兑和其他营业收入(2%)。而支出则依次是：利息支出(57%)，营业费用(22%)，各项准备计提(10%)，金融机构往来支出(6%)，固定资产折旧(3%)，其他营业支出(2%)。可见，中国国有银行体系高度依赖于存贷款的利率差，而金融机构往来的收入和支出实际上可以视做国有银行利润虚夸部分。鉴于国债收益不断下降，中间业务界定不清，国有银行体系盈利能力持续弱化。根据中国银行行长刘明康的披露，在2000年，中国工商银行资产利润率仅0.13%，中国农业银行为0.01%，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为0.14%。而同年花旗银行和汇丰银行分别达到1.50%和1.77%。
国有银行系统的资本金已经接近枯竭
四大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普遍不佳，他们基本上丧失了依赖自身积累补充资本金的可能性。以工商银行为例，在2001年全年工行提取呆账准备金174.6亿元，核销历年各种财务损失106亿元，实现账面利润58.88亿元。假定其不良资产状况今后不再恶化，再假定新增的银行资产不带来新的资本金要求，那么为静态地补充资本金，工商银行至少需要200亿美元，靠工商银行自身的利润积累约需要20年。因此，中国国有银行系统补充资本金只能依赖外部注资。
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仍然偏高
中国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率的估算有多种结果。从1994～2001年的多项研究来看，这个比率从24%到50%不等，其中，穆迪氏在1999年和摩根大通在2002年的研究均显示，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的重组成本可能高达GDP的18%，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目前国有银行的“四大”不仅与2000年世界前20家大银行(不包括中国的银行和未提供数据的银行)3.27%的平均不良贷款率相去甚远，而且也远远高于亚洲金融危机前东南亚各国银行的水平(不超过6%)。
在2002年第一季度，戴相龙多次指出，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率为25.37%。在2002年7月，戴进一步指出，银行不良资产比率又下降了2.25个百分点，总结来说，官方披露目前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比率为23%左右，但未对促降不良资产的途径作披露。应该注意的是，23%这个数据具有不可比性。一是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没有包括已经转移到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15688亿不良资产，如果加上这一块，估计不良贷款率就需修正为35%；二是中国国有银行对贷款仍沿用“一逾二呆”的办法，而非国际通行的“五级分类”办法，这也使得名义上的不良资产比率较低。
总地看，目前国有银行系统缺乏较好的盈利模式，资本金严重匮乏，深受不良资产困扰。因此，银行体系的风险相当大，如果以中央银行的广义负债指标M2/GDP来观察的话，则中国央行名列全球首位。
化解这些问题，只有以下渠道：一是撤并营业网点和裁员，这目前已在进行；二是通过政府财政来注资，鉴于中央财政隐性债务压力巨大，财政注资几乎不可能；三是通过银行上市来补充资本金，中国资本市场的容量决定了国有银行可能需要分拆而不是整体上市；四是通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来注资，这需要等待《大中型国有企业吸收外国资金并购管理条例》的出台；五是对银行业的准入进行放松，引入私人部门的注资；六是以直接的通货膨胀税强行稀释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假定在未来10年内国内产出总值的真实增长率保持8%，通货膨胀率也保持在8%；再假定在基年GDP为10万亿元，银行不良贷款2.5万亿，占GDP的25%。在维持“双八”目标的情况下，不良贷款占GDP的比率在5年后从25%下降为13%，10年后下降为6%。国有银行业的现状决定了，从长期看，中国金融业承受的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如何阻止高通货膨胀发展为恶性通货膨胀，是未来的重要命题。
证券业：风险严重，随时可能失控
证券机构存在突发性破产的严重风险
证监会机构监管部主任李小雪称，截至2002年5月底，118家证券公司净资产额为917亿元，不良资产却高达460亿元，不良资产率超过50%。仅就数据而言，中国证券业的状况较之国有银行尚且不如。在2001年度对87家证券公司的审计中，审计意见不干净的占55.17%，其中带解释性说明的占14.94%、被出具保留意见的占12.64%，无法表示意见的有1家。
造成证券公司不良资产十分严重的原因大体可以归纳为：一是早期债务继承。早期的证券公司脱胎于银行和信托公司，当时银行和信托资金投资于房地产损失严重，在证券公司成立时，被直接划转到证券公司账上。二是资本市场近年来出现剧烈波动，尤其是2001年，中国证券公司的投资和经营损失十分严重。三是以固定回报承诺的方式进行代客理财导致严重损失。在2001年7月之前，大多数代客理财和委托投资的承诺保底收益率均锁定在10%左右。鉴于2000年中国国债市场的总体收益率从3.5%一路下滑，因此大部分委托投资资金都进入了股票市场，并遭受严重亏损。四是证券公司自身经营管理状况不容乐观。
证券公司获得外部注资的可能性也不大。第一，目前中国各证券公司已经陆续进行了增资扩股工作，不太可能进一步募集股本。第二，外国投资银行对中国券商合资兴趣不大。虽然中国已经加入WTO并允许设立中外合作基金公司，但迄今为止，外国投资银行既不清楚中国券商真实的财务状况，也不清楚合资后的企业在中国资本市场有何业务可做。因此，中国券商补充资本金的渠道不多。
中国券商得以继续维持下去，在于通过两个渠道补充流动性：一是隐蔽的银行信贷资金和来自上市公司的委托资金；二是挪用客户保证金。据李小雪称，到2002年5月止，仍有18家证券公司在挪用客户保证金。114家证券公司中，有10家超过了10亿元，达到其资产总额的42%。目前沪深两市新增投资者速度已经明显下降，上市公司仍然基本上没有希望赢得投资者的尊重，所以券商破产的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例如，2002年6月7日，中经开已破产，其不良资产据称达到300亿(此数字没有得到中经开清算组的证实)。8月9日，证监会宣布撤消鞍山证券公司。南方证券等公司财务状况也不佳，已经给地方政府带来财政压力。
不能否认个别证券公司遭受挤兑而立即破产，以及通过证券公司之间的兼并来延缓问题发生的可能性。由于90%以上的券商均为国有，这将迫使地方政府为挽救券商，而使自身财政赤字急剧增加。
保险机构：目前风险极重，但未来有望缓解
中国保险机构在今后5～10年内，处于最为艰难的求生阶段。目前保险机构的基本财务状况非常糟糕。这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中国保险机构盈利能力非常低，靠自身的积累化解资本金不足和不良资产的可能性不大。过去的3年间，中国保险企业的平均资产收益率只有1.19%，而根据Loma《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in Life and Health Insurance Companies》披露，国际行业平均水准则为2.1%。中国保险企业的净资产占总资产的比率只有9.99%，而国际同行业平均水准为15%，盈利能力不足和资本不足问题已经凸现。
第二，中国保险机构的不良资产比率难以估计。据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吴小平在2001年10月份表示，中国各保险企业的不良资产总计为114亿人民币，2000年减少6亿。如此看来，中国保险机构的不良资产比率仅为4%左右，而事实则可能大相径庭。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市场的寿险产品多为固定利率的传统型产品，缺乏抵御利率变动风险的能力。不幸的是，自从1996年以来中央银行连续调降利率，原有已售出的固定利率保险产品的预定回报利率曾一度高达8%复利，但自1996年以来连续7次降息后，一年期存款利率已由9.18%下调到2.25%(不计算利息税)，低于目前保险产品2.5%的预定利率，而过去已经售出的高预定利率保单将仍须按照原有的高利率给付，导致利差倒挂严重，偿付能力恶化。这意味着中国保险企业在2000年以前所获得几乎全部寿险保单，基本上出现了巨额利差损失。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中国保险机构的真实不良资产比率和披露值无关。
第三，中国保险公司也很难具有资金运用能力。由于政府对保险公司的投资渠道限制非常严格，导致中国保险公司的平均投资收益率水平非常低下。目前中国保险机构的资金运用限于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买卖金融债券，以及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方式。1998年10月，国家允许保险资金参与全国同业拆借市场，但只可从事债券现券交易；1999年7月，国务院批准保险公司可以购买信用评级在AA＋以上的中央企业债券；1999年8月12日，国家将保险投资范围放宽到可以在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办理债券回购业务；1999年10月底，国家允许保险公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证券市场。但2001年，中国保险机构推出的投资连接产品和万能寿险等变相分红产品，因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基本上陷入亏损状态。
如何判断中国保险业的风险状况？这取决于如下一些因素，未来5～10年是中国保险机构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以及艰难克服现存危机的关键时段。
第一，保险展业是否顺利？这决定了中国保险市场作为一个新兴和快速成长的市场，在多大程度上有可能用健康的增量来化解存量的问题。估计中国保险市场未来5年发展速度将会平均在20%左右，与此业务规模相应的资本金需求累计将达500亿元人民币以上，再加上过去7年利差损失导致的500亿资本需求，总资本需求将达1000亿。目前保险业的资本总和只有250亿元人民币，可以测算出中国保险业未来5年的资本缺口将达到750亿元人民币左右。假定未来5～10年以保费收入2000亿为基点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并且增量是健康的，那么到2010年前后，中国保险业的风险状况可以逐步纾缓。
第二，政府管制是否有可能放松？这体现在以下方面：允许通过组建保险基金的形式进入股市；允许保险公司参与一级市场认购新股，并适当直接参与证券二级市场交易；中央财政为保险公司发行20～30年的长期国债；鼓励保险资金投向有长期稳定回报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一步放松外资和国内私人资本进入保险业的准入限制；上市。保险公司上市的冲动已非常强烈，这也是补充资金最快的渠道。上述方式可以促使保险机构补充资本金和增强盈利能力。
地下金融体系：风险值得关注少数应予警惕
地下金融规模约为地上金融的1/3
中国地下金融规模在1997年之前相对较小，而在近5年有了较长足的发展。其直接原因在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已经直接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中国国民经济构成迅速改变，以产业分类，农业基本上仍处于以农户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初级状态。在大规模撤并农村基层金融机构之后，对农业的金融支持迅速萎缩，而从农村流出的年资金规模约在2000亿左右，导致中国农村高利贷活动的抬头。工业构成中，国有、民营和三资企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大约各为1/3，但民营企业从股市上直接融资极其有限(民营公司仅占上市公司总数的1.6%)，从国有银行间接融资也十分困难。以服务业而言，民营企业较之国有企业更处于绝对优势。可以说国有金融体系服务于国有经济，而和国民经济构成的变迁相割裂，迫使地下金融超常发育。
迄今为止，地下金融的间接规模仍难以估计。
据农行温州市支行调查，约有83.3%的农户都曾经有过民间借贷活动，温州市民间借贷的“盘子”占到整个农村资金市场总量的1/3，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占一半左右。据人民银行温州支行的统计数据，截至2002年3月，温州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为650.4亿，企业存款381.76亿(温州工业企业96%以上为民营性质)，外汇存款余额16.1亿美元，即处于国有银行体系的民间资金约为1000亿人民币。另据人行温州支行在2002年1月的调查，2001年温州中小企业的总资金来源中，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和民间借款的比例约为6∶2.4∶1.6。按2001年末温州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0亿元计算，中小企业借入的民间信用约为170亿。同时，在企业创业资本中，以业主个人名义借入的民间借款约占总资产的7.5%，即125亿元。此外还有个人之间的消费性，互借贷等，合计民间信用规模约300至350亿元。这显示出，温州民间资金中约1/3是通过地下金融进行拆借的；
国家外汇管理局曾经消息说，目前中国地下钱庄每年的洗钱规模为2000亿人民币，北京安邦信息集团的分析是，其中走私收入洗钱约为700亿，腐败收入洗钱约为300亿人民币(而根据胡鞍钢的估计，官员权力腐败的情况较这个数据远为严重)。外资企业进行非法的利润转移1000亿。
我们初步的直观判断是：在广东、福建和浙江这些私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通过地下金融的间接融资规模，大约相当于国有银行系统融资规模的1/3左右。总体估计，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地下金融为地上金融规模的1/3稍弱。
中国地下金融的直接融资以私募基金为代表,目前，中国私募基金业作为庞大的灰色市场已经初具规模，保守估计其资金量在2000亿元左右，乐观估计则可能高达500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在2001年的一项研究表明是6500亿，这个估计可能偏高。据说，一个靠做贸易起家转型的私募基金有150亿元的规模，其可动用头寸高达700多亿元，在全国有20多个分支机构。另一家上海的著名私募基金的规模也已突破百亿。因此，中国地下金融在直接融资中的活跃程度，较之间接融资更高。
地下金融活动兼具创新性和毁灭性
地下金融活动的活跃是否意味着中国金融体系“脱媒”的风险日益增长？这需要从两方面来观察。
一方面，部分地下金融活动带有明显的“高利贷”性质，并且和社会黑恶势力结合密切。根据《人民日报》2002年1月18日的披露，沿海发达地区民间资金相当充裕，其流动量也相当惊人，各种形式的地下钱庄、“标会”等不仅屡禁不止，且日益活跃。例如洗钱活动。广东潮阳市的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地下钱庄，将骗来的税款通过地下钱庄汇到新疆伊犁，再到乌鲁木齐市场换成外汇，用飞机运抵广州，辗转深圳、汕头、香港等地，形成一条完整的洗黑钱链条。仅去年一年，从潮阳汇到新疆的钱就超过上百亿元人民币。“标会”形式的高利贷在浙江省温州、台州地区从来没有停止。在台州市境内，20世纪80年代主要活跃在玉环、黄岩一带，90年代则活跃在椒江区、温岭市。福建的“标会”也十分活跃。目前仅福建沙县民间标会“体外”循环的资金就达5.2～5.8亿元。部分“标会”带有诈骗性质，福建省长乐市曾经出现专门以妇女为诈骗对象的“标会”，聚敛近亿元资金后宣布“倒会”。这些地下金融，和融资已几乎没有关系，也不是目前中国地下金融的主体。其给中国带来的并非金融冲击，而是对社会稳定的冲击。
另一方面，以突破金融管制、满足私营企业融资为特征的地下金融则相对健康。在浙江，私营企业主通过地下金融拆借资金已相对规范，自然人往往被作为借款担保人(此一做法已经为国有银行所借鉴)。在证券市场，私募基金大体形成了基金持有人与管理人的激励兼容机制；基金持有人和管理人的风险分摊机制；私募基金管理层整体素质也较高。值得关注的是，与全球金融市场上私募基金向公募基金演变的基金市场一般趋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基金业由政府推动的公募基金向市场自发推动的私募基金演进，私募基金平稳发展并且令人惊讶地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
因此，中国地下金融也呈现出现典型的“二元性”，一些用于突发性消费（疾病、灾难和教育)、赌博等地下金融活动，其表现形态越来越粗糙和原始，活动区域越贫困化，受地方黑恶势力影响日深，已经危害社会稳定。另一些用于生产性投资和逃避政府管制的地下金融活动，其表现形态越来越接近自发状态下的金融创新，其存在已成为地方私营经济发展的重要金融支持，这块游离于国有金融之外的地下金融，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但并未爆发过大规模的挤兑或者破产事件。
总之，中国金融已经出现地上和地下双轨运行的现状，这是金融改革严重滞后于国民经济发展，尤其是非国有经济发展的派生效应。中国地下金融兼具创新性和毁灭性，其存在说明中国金融“脱媒”已较为严重。鉴于国有银行现状不容乐观，因此外资银行和地下金融的涌现，反而说明中国金融已出现外资、国有和地下三大块支撑点。国有金融体系一旦发生振荡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较之不考虑外资和地下金融时可能产生的振荡反而要小。
资本账户自由化：风险值得关注
迄今中国是资金净输入还是输出国尚存在争议
迄今尚不清楚中国到底是处于资本净输入还是净输出的地位，这显示资本管制其实基本失效。关于资本逃避方面较为典型的研究结果有以下一些：第一，国家外汇管理局就资本外逃做了一项专题，他们估计1997～1999年累计资本外逃530亿美元，平均每年177亿美元，平均每年占GDP比重2%。1998年逃骗汇100多亿美元，占当年GDP的1%。第二，财政部办公厅“积极财政政策”课题组的专题研究资料表明，1997和1998年资本外逃分别为365亿和388亿美元。1999年之后资本外逃有所遏制，但仍然达到了238亿美元。第三，我们曾经进行过较为仔细的测算，使用了国际收支表的余额法、世界银行法、卡廷顿法、摩根公司法等多种测算方式，如果取不同测算口径的中位数，则在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资本外逃每年在200～300亿美元之间。因此，资本管制对于未来中国而言，仅仅是影响资本逃避或内流的成本高昂或者便捷问题，而非能与不能的问题。
中国目前对外资企业的利润转移几乎难以监管
目前外商投资企业的利润转移是比较明显且难以控制的资本外逃渠道。从国际收支表看，目前利用外国资本的企业存在每年170亿美元左右的收益转移，此部分大体为FDI的投资收益汇出。但是从利用外国资本的企业的投资效益看，似乎不应有如此巨额的利润汇出。以1998年为例，处于亏损状态的“三资企业”达52250家，亏损面为61.11%，企业亏损总额达到1055亿人民币，“三资企业”的销售利润率仅为1.35%，总资产报酬率仅为2.08%,资本收益率仅为0.64%，“三资企业”上缴国家财政1171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2%。可见从财务报表上看，“三资企业”的亏损状况竟比国有企业更为严重！可见外资企业收益转移和总体亏损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三资企业”作为总体处于亏损状态，那就不应该有规模达170亿美元/年左右的投资收益汇出，这和中国国际收支统计相矛盾。
如果考虑到中国每年FDI的流入规模，如此大规模的投资收益转移也相当于中国在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时至少支付了年利率30%左右的用资成本，这尚且不包括对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和对中国市场的分食等其他影响。对上述矛盾现象的可能解释有三种：第一种解释是税务、财政和外汇管理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不够完善，导致了外资企业在整体账面亏损的同时，却又存在大量投资收益转移的现象；第二种解释是目前国际收支表中投资收益存在较大程度的失真，使收益转移逆差过于高估；第三种解释是中国统计体系对服务业的规模存在系统性低估，结果导致在服务贸易项下的收益转移被相对高估。但无论哪种解释，都仅仅能影响对外资企业利润转移相对规模而非绝对规模的估算。
中国资本流动的其他渠道也没有明显障碍
中国还存在其他一系列资本流动的渠道。一是中国居民持有现汇款和电子货币监管真空问题。中国居民很早就允许持有外币现钞和储蓄，加之对电子货币(例如信用卡)不监管，因此携带现钞出入境；或者携带外国信用卡入境，在利用国际信用卡上汇入现汇出境基本没有障碍，这也是中国留学人员最常用的携汇出境手段。
二是地下汇兑渠道比较隐蔽多样，例如近年来两岸经济往来急速升温，台湾与内地间资金流动也迅疾放大。根据台湾《投资中国》杂志的估计，截止到去年年底，台商投资内地超过4万家，投资金额逾600亿美元。两地私人汇兑每年达数十亿美元。
三是中国边贸中，人民币的输出和外币的流入也几乎不受管制，例如定位模糊的“中英街”，每年流出的外汇大约在40亿港币左右。
四是禁止中国境内企业在境外收付汇的管制基本已虚置，大量企业集团直接进行境外收付汇。
五是香港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目前外汇管理办法允许居民携带6000元出入境，因此理论上人民币被允许向境外输出。这些人民币可以通过香港的250多家汇兑店和20多家银行进行汇兑，还可以通过无本金人民币远期交易、货币互换等方式兑换为其他硬通货。据统计，在1996～2001年之间，香港共接待了中国内地1890万游客，如果这些游客仅仅将6000元中的一半花在香港，则目前香港市场上就应当至少有570亿元人民币。瑞银华宝公司的测算表明，假定2002年内地游客增长50%，随后假定每年增长15%，如果内地游客将6000元中的3000元花在香港，香港市场上在2005年的人民币规模会达到1570亿元。加之周边经济体的人民币也向香港聚流，因此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事实已难以扭转。
六是混入经常项目的资本账逐渐增多且难以控制，其中包括企业以合资为名借入外币，以合资为名将外汇转移入境并投资于证券市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