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如何传承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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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文化如何传承发扬范文第1篇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米宝，我近日却被一条消息掌脸了。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个纪录片中，过桥米线中的那个鹌鹑蛋，竟然拥有了另一种“正确吃法”。

和我一般的大多数人，在吃米线时大都不会脑洞大开，想到把生肉放到搅拌过的鹌鹑蛋液中滚过再放煮，以此保留肉质的鲜嫩。

在听说鹌鹑蛋的“正确用法”后，我和大多数网友一样，脑里顿时恍然大悟，原来鹌鹑蛋是用来给肉片保鲜，不是用来给汤提鲜的呀。

这几年，云南过桥米线的发源地蒙自，连续两三年都在搞米线节。节会期间一个重要的会程，就是颁布米线生产的标准。这些标准包括生产流程、米线的粗细和软硬度、米线拼盘内容、选用标准和汤料制作过程等。只有达到标准的店家才能被蒙自米线协会认可，挂牌“云南蒙自过桥米线”。

这其中，米线拼盘的内容和选用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是米线等级划分的指标。一般的过桥米线，四五个菜式组成拼盘。稍微高档一点的过桥米线，有可能配上十几样菜式。近些年，随着业内人士的改良，过桥米线的拼盘也越来越讲究，肉片必须包括鸡肉、鱼肉、海鲜、火腿、排骨，蔬菜多配有蘑菇、草芽、韭菜、白菜心、豌豆尖、豆坨等，有时候一餐过桥米线，装生菜肉的拼盘有一大桌子。从品味的角度看，拼盘越多，说明这碗过桥米线越高档，越营养，越能够满足人的味蕾需求。所以，过桥米线的拼盘中出现鹌鹑蛋时，大多人见怪不怪，把它直接倒汤里，像豆坨一样让汤味更鲜不是理所应当吗？

从这个角度看，网贴中所谓鹌鹑蛋的“正确吃法”，更像是被标题党的作者自作主张加上“正确”二字的误导文字，米线拼盘本来就有两种吃法，把鹌鹑蛋裹肉片吃不过是两种吃法中的一个罢了。不管是直接入汤还是蛋裹肉片，其实都可以让米线和汤料味美十足。真的要去分辨谁是正确谁是错误，这就似乎有点无聊了。我反而觉得，米线美味贵在吃法多样，只要好吃，这米线随便怎么吃都是可以的。

近些年来，云南认证了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蒙自米线早在2015年就已经申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对于如何保护和传承这些遗产文化，大家众说纷纭。但大多数人都赞同一点，就是对非遗文化的传承和改良要建立在适应现代社会的审美变化上。比如，云南原生态的音乐、歌曲、服饰、美食、工艺品等就做得不错，它们通过改良做宽了市场，也打造了云南原生态的金字招牌。

因此，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口味的变化，米线作为云南的文化遗产，要传承，要扩大影响力，不可置疑的会在拼盘和汤料上做文章。增加菜品的数量或提高汤味的鲜香，甚至于如何将米线文化发扬光大，都是创新的突破口。鹌鹑蛋的出现就是一个创新。

非遗文化如何传承发扬范文第2篇

所谓生产性方式保护，是指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方式，将非遗（特指传统手工艺）及其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产生经济效益，并促进相关产业发展，使非遗在生产实践中得到积极保护。那么，非遗香云纱是怎样采取生产性方式保护？如何在生产性保护的同时，保证其核心技术和人文蕴涵不会丢失呢？

香云纱在生产过程中，对手工技艺既有抢救、保护和传承，又有改革、创新和发展，通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香云纱进行产业化和品牌化经营的运作模式，进入社会服务市场，是香云纱探索的经验，其做法对于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独树帜探索非遗产业性传承模式

粤绣其独特高超的刺绣技法和古老的历史，与苏绣、湘绣、蜀绣齐名，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绣，其中香云纱就是粤绣中的奇葩。据载，香云纱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纱绸制品，也称茛绸、云纱、纱绸等，用广东盛产植物薯莨根部汁液对桑蚕丝织物反复渗染、自然日光曝晒，再用珠三角地区特有的富含铁质的河涌塘泥单面涂层“发色”，让薯莨的主要成份鞣酸与河涌塘泥的铁质发生氧化作用，使丝绸变成面乌里黄的香云纱面料。香云纱始于北宋时期的岭南丝绸，到明清时代，香云纱已誉满神州，在明永乐年间(约15世纪)，广东就开始大量生产并出口香云纱。

2004年香云纱牌系列产品获得中国纺织业首家的“原产地地理标志”称号；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成功地列入了深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香云纱因此也被誉为穿在身上的“文化遗产”。但是，随着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香云纱也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传统古老技艺濒临消亡，面临传承瓶颈。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化纤棉织物的兴起，香云纱作为消费“奢侈品”开始逐渐销声匿迹，逐渐被人遗忘，这项古老的生产工艺也几近失传。至1980年代末，很多厂关门、转产，市面上再难得一见香云纱的魅影了。

如何更好地学习、保护和传承香云纱，在欧阳少战看来，已经是他的一种责任和事业。

为了传承香云纱的古老工艺和文化，深圳市香云莎服饰有限公司对这一岭南独有的丝绸染整工艺和文化内涵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并通过自主创新，引入现代科技和经营理念，逐步形成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欧阳家族成员于1988年5月组建了“香云纱面料研发基地”，1990年10月正式小批量生产这一珍贵的香云纱丝绸面料，1999年在香港组建中国香云纱（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同年在深圳建立“深圳市香云莎服饰有限公司”，致力于全面打造以香云纱工艺、文化为基础而延伸的香云纱服饰品牌。经过二十几年的艰辛发展，如今，香云莎公司更在“香云莎”品牌健康发展的同时，依托深圳首张“全球经济护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产业核心创建的顶级丝绸华服定制品牌“御品云莎”，将香云纱这一古老、独特和传奇的丝绸整染文明以现代品牌的表现形式再次被国人所重视的同时，“御品云莎”这一蕴含深厚人文内涵的“民族精品”品牌也获得了极大成功。

事实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企业的发展壮大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香云纱人坚持在生产发展中实施传统酿造技艺保护，用传统酿造技艺保护推动生产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拓展市场寻找非遗广阔的生存空间

1、明确品牌定位，找准目标市场

随着现代人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工作压力的增大，人们追求越来越个性化，需求差异化也越来越明显，反映在服饰上就是深蕴文化的服装越来越受到追捧。这些消费需求的多元化变化，进一步细分了服装市场。所谓品牌定位，就是对品牌进行战略设计，以期在消费者心目中占据有利的位置。竞争策略大师迈克尔·波特认为：“只有在较长时间内坚持一种战略，而不容易发生游离的企业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可见品牌定位对于拓展市场的重要性。为此，香云纱对其品牌进行了准确的整体定位和市场划分，第一，御品云莎的品牌目标定位于对东方文化比较认同并愿意使自己靠近这一群体的特定消费群。第二，御品云莎走的是国际化路线，起步于高端市场，其品牌的地域定位策略是由一级城市及沿海城市向二级城市及内陆城市辐射。第三，御品云莎品牌的目标群体一般处于高端，对于自己的形象极为注重，阅历丰富而成熟。香云纱服饰只是一个承载主体，我们除了要展示、传承其独特针法和技法以外，更多的还是要传承一种文化，这就是非物质文化。通过多年的坚持、努力，御品云莎品牌以其独特营销模式、设计风格、市场定位享誉海内外高端市场，并成功入选2009第五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博览会交易会官方指定礼品和此次博览交易会中欧文化论坛合作伙伴。

只有将香云纱产品链条纵横向延伸足够的长，才能适应不同消费层次的需要，才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于是，香云纱公司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成立，主要负责香云莎(香云纱)品牌面料、服饰的创建、管理及海内外市场的推广；与经销商的密切配合，发展良好的合作关系，积极开拓国际、国内市场，品牌已与美国、瑞典、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建立长期的合作机构；国内市场已在深圳、广州、南京、杭州、南通、重庆、哈尔滨、成都等地开设统一形象的专卖店（柜）；健全销售网络和营销渠道，不断扩大市场覆盖率、持续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效率，致力于全面开发国内和海外市场。

2、筹建体验式博物馆，立体传承非遗文化

2009年伊始，香云纱公司启动筹建深圳首家非遗传承体验馆——香云纱博物馆，以中国5000年的丝绸文化为核心，以现代化的陈列、展示、体验、文化旅游礼品销售等为主体经营思路，以抢救、挖掘、研究为基础，免费向市民展示香云纱传统染制工艺和产品及其形成、发展历史，立体式再现“神秘、惊艳、永恒”的香云纱主题，体现东方神韵之美和中华文化特色，使其成为国内首家集“原产地、非物质、高科技”产业于一体的特色新型体验式博物馆。香云纱品牌终端建设的标准化、整合化和体验化，实现了品牌在终端的覆盖，让产品销售畅通、加速，并且极大地扩大了品牌的市场覆盖面。

香云纱博物馆建成后成为市、省青少年的民族传统文化学习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非物资文化遗产研究、保护的重要场所，成为业界人士和服饰艺术爱好者交流信息、增进知识、提升品位和素质的理想场地。欧阳少战表示，抢占先机是因为企业有清晰的品牌战略。他在未来要打造的是一座新型体验式的博物馆，依托“原产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背景，以文化衍生品牌来做大香云纱文化产业。建香云纱博物馆，就是找到了传统民间工艺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点，游客不但可以了解香云纱的历史文化、生产流程等，还可以培养环境保护意识，让这项传统工艺能够得到传承与发扬光大。

创新设计赋予非遗浓郁的现代气息

品牌个性是指品牌要凸显与竞争品牌的不同之处。大卫·奥格威指出，最终决定品牌市场地位的是品牌个性。御品云莎自创建日起就与国内著名品牌管理机构及学术机构紧密合作，导入CIS系统，对品牌个性进行整体规划。一方面，御品云莎以经典、现代、简洁、舒适、品味为主要风格线，天然、传统手工面料及洗水工艺的运用及某些运动元素在细节中将带出舒适自在的自信、个性，是个风格稳定、清晰、独特及认知度高的个性品牌，是一种文化的代表。另一方面，御品云莎不是一个以年龄界定消费群的品牌，它更多的是适宜一种生活状态和心理需求的品牌，坚持以中华文化、服饰文化作为品牌的灵魂，坚持以绿色自然材料作为产品设计的元素。

欧阳董事长认为，品牌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提出了品牌建设的，即“整合、速度、效益、品牌”，一方面注重修炼内功，倾力打造御品云莎形象和文化内涵；一方面在传承历史的同时，坚持创新为先。香云莎人坚持品牌建设必须加大科研投入，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才能使品牌保持活力和生命力。1997年，推出以“香云纱”面料为主体的中国元素服饰；2004年，成立“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香云纱品牌设计研究中心”实现产学研一体化；2005年“香云莎牌系列产品荣获深圳2005年度“十大创新项目”奖。此外，该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始终注重文化和科技的共同进步。2007年，公司将香云纱传统工艺和高新技术相融合，掌握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XYS高品质纳米银抗菌保健莨纱绸及整理技术”，目前该项发明专利申请已进入复审阶段。

此外，为了参与全球竞争，香云纱全面推行全球CI战略。随着消费者对环保意识的加强和对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香云纱品牌逐渐受到广大高端销售市场的喜爱。公司将全球CI战略和知识产权保护作为首要任务，加强质量控制，不断提高品牌的附加值，将“立足东方、面向世界”、“传承东方文化”作为一项核心任务，为人类创造最自然、最人性化的产品。通过严格的质量管理和全面CI战略，使香云莎品牌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保持着浓郁的现代气息。

酿制精品传承非遗独特的核心工艺

产品的品质是品牌的基础，是品牌的第一载体，是企业竞争制胜的关键：高品质创造利润和市场占有率。品管大师朱兰曾说，21世纪将是“品质的世纪”。产品的质量、属性及品质体验是决定消费者对该品牌的满意度及购买行为的最直接的因素，对于任何一个企业而言，优质的产品是品牌取得成功的基础。

香云纱对每一道生产工艺和原材料按照全面的分级制度和企业标准进行检测，保证了御品云莎品牌面料的最高品质诉求。香云莎先由上等的蚕丝（或棉、麻）织成布，再由广东特有的天然植物“薯莨”汁液对对织物做染色处理，最后用广东某地河涌塘泥覆盖，整个过程是用手工制作完成。不含任何化学染助剂，是绿色环保面料。“以自然为本”是我们的宗旨，传承非遗独特的核心工艺是关键，董事长欧阳先生如是说。

“没有一流的品质就没有一流的品牌”，香云莎人把质量建设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一直以来注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关爱消费者，维护消费者的切身利益。2003年3月取得了ISO9001:2000国际质量体系认证，保证了产品的国际质量标准；2004年11月，香云纱牌系列产品获得中国纺织业首家的“原产地地理标志”称号，原产地标志是对某种产品的来源地(生产地、出生地、出土地或生产、加工、制造地)作出明确标示的重要标志或符号，被誉为国际贸易中产品的“经济护照”，是对产品品质和荣誉的高度肯定。此外，企业在传统工艺的传承过程中不断创新，近日，一项针对妇女儿童健康的“纳米级生物电磁吸波保健莨纱绸”发明技术也正在申报专利。

非遗文化如何传承发扬范文第3篇

当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视上升至社会层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力度与保护力度不断加强，在社会上引起剧烈反响，如民间曲艺、舞蹈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日益成为传统文化保护工作的重点，本文以“梁平珠帘”为例，就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探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以物质为存在形态的，群众文化生活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紧密联系，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主要依靠世代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广泛，内容众多，如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文化、手工工艺等。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质，人的技艺、经验、精神的活态流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标准可以看出其独具的特点，传承三代以上，时间不低于一百年，有明确清晰的谱系。民族特殊生产生活方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表现内容，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活灵活现的表现出民族个性与民族审美。人是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传承者，人的声音、形象与记忆是其不断延续的工具。这就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具有脆弱性。当前我国有众多项目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时我国也是世界上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最多的国家。

梁平竹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1.发展尺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进行发展争论日久，当前部分观点认为，只有发展才能拯救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是其前提。对非物质文化进行产业化发展，是解决非物质文化保护问题的唯一出路，产业化发展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化，带来经济效益，推动当地经济发展，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不足的问题。经济成本控制是这部分观点的主要视角，其认为，应当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旧事物是否能为新时代创造经济价值是其值不值得进行保护的依据，如果被保护的事物不具备相应的传世价值，就不应浪费人力物力进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济支持最终还要从其本身而出，只有走产业化发展之路，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经济价值，才能从物质基础上为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保障。这种观点有其独到之处，可以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想要发展壮大，走产业化发展是其必经之路。但是，对于非物质文化的产业化发展，必须清楚的认识到非物质文化产业化发展的主体是什么。早在1000多年以前的宋代，梁平竹帘就已经产生。可谓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梁平竹帘古老而精美，但是在继承与发展过程中却举步维艰。梁平竹帘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仅仅是竹帘的造型，而是竹帘制作背后的工艺流程、传承人、与传承方式。梁平地区的人、社会关系、物蕴藏于梁平竹帘之中。产业化发展的特点即高度工业化，如果将产业化发展引入梁平竹帘，毫无疑问，现代工业生产模式必将深入梁平竹帘制作之中，这无疑会对梁平竹帘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传统制作工艺造成毁灭性打击。这会使梁平竹帘制作过度重视经济利益，忽视其背后的地域文化底蕴与人文内涵。如果对梁平竹帘产业化发展的主体把握不准，无疑会对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致命损害。梁平竹帘是梁平地域文化的代表，因此，在对其进行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商业性应该小于艺术性。非物质文化申遗成功以后，相关部门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在当前开发过程中，呈现出许多过度开发现象，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严重损害。中国目前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新农村建设正在快速推进，许多优秀的民间艺术存在于农村，新农村建设中大量出现拆旧村建新村现象，这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载体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害。特别是一些具有市场价值的非物质文化，在申遗成功以后，一些人刻意追求其存在的经济价值，如在相关地点建立度假村或者大量复制一些手工艺品，这虽然看似是在弘扬优秀文化，实质上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损害，这是没有准确把握非物质文化发展尺度的表现。但是如果不实行产业化发展，也不利于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传承人是民间文化存在于发展的重要载体，当前，我国民间艺术市场萎靡不振，传承人从事民间艺术收入微薄，不能满足生存发展之需，这导致许多民间文化传承人转变行业。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传承人也不希望自己的后代清贫，年轻人也不愿学习经济效益不大的手艺，这使民间文化的传承出现断层。同时受西方物质诱惑，许多民间优秀艺术传承人出国，传承人流失现象严重，传承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特点，只有代代相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才不会消亡，当前我国对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缺乏保护力度，传承人学习技艺的目的，首先是生活之需，只有满足自身发展之需，其才能将民间技艺等发扬光大，如果，民间技艺不能满足传承人需求，其主观上自然不愿意进行传承民间技艺，民间传承人保护力度不足，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梁平竹帘不仅仅是竹帘，其背后蕴藏的是梁平的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要求其产业化发展必须准确把握发展之度。

2.创新尺度

部分观点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应走产业化发展之路，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会导致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原生态遭到破坏，使民族传统文化丧失其本身价值与含义，如何界定原生态中的“原”，决定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走向。梁平竹帘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宋代的舀纸帘是其古老形式，如今的梁平竹帘是经历千年发展历史的结晶，工艺、公用与艺术价值与宋代相比，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对梁平竹帘进行原生态保护，首先应当对“原”的时空点进行界定。很显然，现在保护的梁平竹帘，并不是宋代的舀纸帘，而是经历千年发展之后的梁平竹帘。梁平竹帘在清朝末年的主要题材大多是花鸟、民年故事与年华人物，与当今快速发展的社会相比，这些主要题材显然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如果固步自封，迟早会被市场淘汰，当今社会是公平法制社会，如果梁平竹帘的主题仍是维护封建秩序的宗法体系，势必会引起消费者的反感，保护梁平竹帘，创新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创新也不是漫无边际的，过度创新会使梁平竹帘丧失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因此，必须准确把握创新尺度，使梁平竹帘传达的价值观与当前社会总体价值观相符合，并影响主流价值观，才能不断开拓梁平竹帘的市场，市场开发出了，梁平竹帘的经济价值就会提高，这也更有利于保护梁平竹帘。对梁平竹帘的应当准确把握创新尺度，如大力弘扬与当前社会主流价值观相符的“仁”、“孝”、“和”的中国传统价值观。总之，保护非物质文化价值观不能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应当在不损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域特色与文化内涵的基础上进行有尺度的创新。

做好梁平竹帘保护工作的具体对策

1.全面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

各地区要进一步做好梁平竹帘的普查、认定和登记工作，全面了解梁平竹帘的发展状况。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把梁平竹帘保护工作入重要议事日程。设立专门机构，领导梁平竹帘普查工作。确定实施单位和普查人员，积极组织、精心策划，建立协调有效的工作机制。加强培训，培养一支专业素质的普查队伍，落实普查工作，摸清区域内梁平竹帘的资源数量。广泛宣传，增强梁平竹帘的保护意识。加大投入，多方筹措梁平竹帘保护资金。加强理论研究，深入挖掘梁平竹帘蕴藏的文化内涵。

2.重视宣传，谋求发展

政府首先应当加大宣传力度。当前政府并没有足够重视对于梁平竹帘这一民间传统手工艺宣传，仅有的少数报道也没有深入实质，大部分艺术工作者及研究机构对梁平竹帘没有广泛深入的了解，这直接导致梁平竹帘缺乏走向市场的媒介。梁平竹帘要发展，必须加大宣传力度，使这种独特的手工工艺为更多人知晓，加强社会对梁平竹帘的认识深度，使其广泛传播发扬光大。其次政府应应当积极谋求发展，只有为当地人民不断创造经济利益，人民才乐意学习这种传统工艺并将其传承下去。这就要求政府必须重视发展相关竹产业经济，鼓励当地人民积极学习竹帘制作工艺，保护梁平竹帘发展。政府应当积极利用税收、财政补贴政策对竹帘生产行业主题进行扶持，积极借鉴外部发展经验，吸收利用，构建一个完整的、良性运转的目竹帘生产发展体系。

3.制定梁平竹帘保护规划

对梁平竹帘保护必须制定规划，有步骤的开展保护工作。建章立制，推动保护工作开展，广泛普查，打好保护工作基础。制定梁平竹帘发展长期规划与具体工作步骤。规划制定应从大局出发，梁平竹帘保护工作应当做到统筹兼顾，既能保护梁平竹帘，又能促进经济发展，为传承人创收增益。制定保护规划要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明确各个阶段的目标，要求，坚持循序渐进原则，避免操之过急。竹帘产业发展应当坚持试点先行与面上推进相结合的原则，对有消失危险的制作工艺进行重点抢救与整体保护。梁平竹帘是梁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的代表，梁平竹帘保护与发展核心应当是政府，，因此政府必须积极落实保护经费、加强产业建设指导。同时，要坚持政府要积极动员民间力量，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梁平竹帘保护工作。

4.完善法律制度

当前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正在不断增强，非遗产业化发展迅猛，与非遗产业相关的侵权案件层出不穷，纠纷不断随着国内非遗保护的意识渐渐增强，非遗行业的发展势头强劲，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侵权、不规范事件也屡见不鲜。在我国著作权法中没有对民间创作的作品作详细规定。当前我国非遗传承人，规模庞大。非遗文化的特点，使司法保护难度加大，当前我国非遗产业缺乏完善的法律保护，因此政府应当不断完善法律制度，培养非遗产业传承者与经营者的法律意识，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惩处力度，加强对梁平竹帘保护力度，从法律层面为梁平竹帘的发展提供保障。

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把握非物质文化发展之度与创新之度，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快速发展的同时又不丧失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政府应当全面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只有全社会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去，才能真正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壮大提供保障。

非遗文化如何传承发扬范文第4篇

【关键词】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影响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和现状

我国将文化遗产分为“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是，一切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且与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世代相传的一种文化表现形式。在物质文明极度丰富的今天，人们已不再为果腹、遮体而奔波劳顿，反而开始追求精神上的慰藉和愉悦。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是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其中包含着人类的思想、情感、意识等丰富内容，使人类的文化内涵得以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从多个角度探索研究而来，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东方文明古国，在五千年的历史文明长河中，塑造了多元的民族文化。56个民族各具特色，民族历史辉煌蓬勃，各民族传承并保留了相当一部分充满智慧且独具风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无形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可以展现一个民族的风土人情，而且能够为当地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传统文化传承下来的各式各样的民间曲艺、饮食制作、手工技巧、文学艺术等，在现代依旧光彩夺目。然而，相对应的，也有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逐渐被世人所淡忘。近些年来，科学技术发展十分迅速，人们不断探索新的科学领域，科学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学术和学科，但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的研究，还是少之又少，特别是遗产经济学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更是寥寥无几。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展现民族智慧外，也具有重要的人文和经济价值，同时更具有深入的学术研究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代又一代继承并流传下来的，这种文化财富可以拓展人们的视野，丰富人们的阅历，同时为科学研究做出一定的贡献。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所带来的经济价值，了解传承中存在的问题，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当地经济的影响，是具有深远意义的研究项目，也能为遗产经济学做出微薄贡献。

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概述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位于吉林省东部的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北接俄罗斯，东邻朝鲜，与日本隔海相望，地处“一眼望三国”的边陲小城，经过多年历史文化的流传，孕育出了灿烂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浓厚的朝鲜族民俗特色，包含了民族文化技艺与智慧，以及对后代的期许和厚望。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对弘扬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作用，继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秀思想，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目前，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其独特的民俗风情为基点，创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结构，积极鼓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并积极建立独特文化场所，使传统文化能够渊源流传。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美食文化十分丰富，例如传统的泡菜，开胃可口、色泽鲜艳，还有浓厚的朝鲜族风味米肠等。除此外，传统技艺也十分精彩，例如活灵活现的手工技艺松花石制作，心灵手巧的稻草编结等，还有各式各样的庆典节日，例如秋夕、老人节、花甲宴等。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样，得到延边州政府的高度重视，并且派遣专业的研究队伍，到延边朝鲜自治州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检验。就2017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统计，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经过收集梳理，将包含民间乐曲、传统舞蹈、民俗美术等十大类相关项目进行整编，被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已经超过300项。延边州政府对延边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分布、数量、价值以及发展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了解，积极宣传并实施保护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核心是项目传承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需要教育培训项目传承人文化的内涵和技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被正式受理代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共有134名。其中，4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代表、54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代表。最为出名的是金季凤，他不仅熟练掌握80多种朝鲜族的传统乐器制作工艺，同时培养了百名优秀徒弟，被认命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金季凤钻研朝鲜族传统乐器制作手艺，发扬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延吉市成为我国朝鲜族乐器制造的重要基地。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继续传承下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积极培养传承人，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高项目传承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和能力。同时，延边州政府积极鼓励项目传承人参与相关活动，与其他国家、省市县等积极交流，研讨技艺等，参与展览展演，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给人们观赏，鼓励项目传承人广纳人才，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爱好者，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永世传承。政府为了激励项目传承人参与传统文化活动，还建立机制发放了补贴，由此可见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技艺价值，能够为家庭、地区民族、甚至是国家带来经济效益，认真收集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可以积极发挥文化经济的作用，保护更多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当地经济的影响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宝贵的艺术价值和技艺价值，能够为地区民族带来经济效益，促进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旅游行业的发展，提高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和展览馆的知名度，能够切实为人们带来经济效益，并且起到蓬勃发展的作用。

（一）促进当地旅游行业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重要的工作，需要培养项目传承人将传统文化传承下去，延边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繁多，可以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多元化发展。传统的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经济、科学快速发展的社会中，人们逐渐提高了精神层面的需求，注重知识内涵，追求传统文化，所以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需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的众多项目，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景区或者民俗村为了能够让游客有更多更好的项目参与与观赏，会组织队伍表演传统的舞蹈乐曲等，例如象帽舞、假面舞、跳板、秋千等项目，民族气息浓厚，抓住游客的兴趣点，吸引更多关注。此外，传统的朝鲜族美食也十分受到游客的喜爱，例如泡菜、大酱、米肠、打糕等，用料讲究，制作过程复杂，能够参与其中才可以体会到当地风俗的乐趣，感受到少数民族的文化。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界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不仅是游客，很多历史研究者、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者也都慕名而来，体验和探究朝鲜族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

（二）带动县市的经济发展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放，吸引了大量的文化旅客前来消费，因此，延边州政府加强了环境建设，积极鼓励县市创建民俗村、景点区、建设展示馆、博览馆等，向参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游客介绍朝鲜族的传统文化。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通过节庆活动，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例如，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文化遗产日、传统技艺大展等，进一步深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县市通过参与活动，创建特色民族村，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消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会在活动中展示精湛的民族技艺。例如，汪清县的象帽舞，这是一个群体舞蹈，是根据一定的步骤表演，当音乐响起时，舞者甩动象帽，并击鼓，然后换成中象帽，舞者击长鼓，同时做出转圈、转长带、翻转等舞蹈动作……象帽总体的舞蹈风格比较活泼又不失优雅，节奏比较灵活欢快，主要体现的是朝鲜族人民欢快的劳动精神风貌和特色民族气息。象帽舞在节庆日是最常见的舞蹈表演，男女老少齐聚一堂，伴随有节奏的鼓点和乐曲共同表演。象帽舞不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同时技巧性也比较强，是朝鲜族代表舞蹈之一，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带动了县市的经济发展，近几年通过不断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会和活动，也让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社会的视野，提高了非遗的文化内涵。

（三）促进城市经济多方面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推进了旅游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其他行业也随之逐渐兴起，例如建筑行业、餐饮行业、交通业等。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种类繁多，美食更是不计其数，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打糕、米肠、土豆饼、泡菜、大酱汤等，受到更多人的喜爱。朝鲜族特色的餐饮酒店、民宿成为游客住宿观光的热区。在具有朝鲜族特色的民宿中，包含很多朝鲜族特色的生活用品，如簸箕、洗衣棒、帽子等，实用性比较强。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游玩的游客，住在具有朝鲜族建筑风格的酒店，吃着朝鲜族特色美食，体验完整的朝鲜族民俗生活，就可以感受到朝鲜族的生活习性。此外，通过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的开放和吸引，带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在交通建设、园林建造等方面也有体现。2010年以来，延吉机场陆续开通了飞往上海、北京、天津、重庆、郑州等地的直飞航班，并且飞往俄罗斯、韩国、日本等地的航班次数也在逐渐增加；公路由敦化至白石山公路、珲春至长岭子口岸和圈河口岸等，通往长春、沈阳、图们等城市，公路交通发达；还有铁路和水路，运输时间有效地缩短，改善了城市建设环境，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随着越来越多人涌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增加了就业机会，旅游行业带动吃、行、游、购、娱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创造了更多岗位，促进家庭经济发展。

（四）协调社会凝聚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定程度上也在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在潜移默化中，丰富了人们的思想内涵和精神需求，这些无形的财富在当今社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和推崇。人们生活的进步和思想上的升华，都需要有良好的生长环境和文明的社会风气来影响。申遗对任何一个城市、甚至是国家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社会环境和文化传承保护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流传在民族之间，与其生活作息都有着紧密的关联，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人们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条件，引导人们传承技艺，通过技艺的传承而创造更多的物质价值和精神财富。这是前人的智慧和思想，也是留给我们的宝藏和财富，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促进社会形成良好风气，引导社会向正能量发展。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申遗后，不仅为当地创造了一定的经济机会和条件，同时也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爱护者和学者提供了学术空间和科研参考价值，促进文化学习和交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在无形中协调社会的凝聚力，传承文化技艺和思想，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提高文明社会的建造。

结语

非遗文化如何传承发扬范文第5篇

[关键词]遗产认同；旅游发展；原住民；元阳梯田；话语分析

[中文图书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6）00-0000-00

引言

遗产是一种由权威话语（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AHD） 主导的话语实践。在以专家、政府为代表的权威话语体系中，遗产是物质的、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的和国家意义的，其话语来源于国家宏大叙事和专家审美判断，这种权威话语对遗产保护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通过对过去的修饰，把其转为抽象的考古数据或历史文本，而实际上过去不是抽象的，它是一些人真实有情感的遗产和物质现实，会对社区身份认同产生实质性影响；其次，AHD强调精英社会群体的体验和价值，排除其他群体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体验，尤其是地方社区的切实经历。再次，AHD建构的专业科学性遗产，带来大众的被动性凝视和无批判消费。最后，AHD片面认为遗产代表所有好的和重要的过去，忽视遗产的多样性 [1]。在彭兆荣看来，这些是遗产实践的“模式化”倾向，即以一套标准化、数量化、技术化、法规化和行政化的操作程序，相同的手段对待遗产[2]。此种遗产化运动实质是对遗产主体的置换，使真正的家园遗产主人处于失语状态，因此与遗产本身的价值相背离[3]。

鉴于此，吴宗杰等人深入遗产的中国本土意义，借鉴传统历史书写方式，挖掘地方志和本地老百姓的遗产记忆，目的是超越“物质原真性” “民族主义” “地方主义” “怀旧情结” “文化资本”等话语，使遗产实践体现“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及“民德归厚”等史学精神[4]。然而在当今政治语义迅速膨胀，阶级、权力以及民族主义都卷入的遗产现实中[2]，出自人文情怀的叙述性遗产研究略显无力。作为具有世界价值意义的遗产地 ，到底如何以一种满足地方、国家和国际诉求的方式来处理， Ashworth和van der Aa认为首先要回答“谁的遗产”问题。这个问题在过去的20年中已经讨论很多[5]，但依旧存在争议。 如果一个地方遗产不与它们的社区相联系，那么有关它发展的基本原理可能出问题[6]。因此，本研究拟从社区原住民的视角，以元阳梯田为例分析原住民在旅游发展背景下对自己生活的地方成为世界遗产地的看法，探索原住民对遗产的“非权威的”认同及其与权威话语遗产认同间的差异，并在基础上讨论提高原住民文化自觉性及不同遗产话语主体间对话的可能性。

1 文献综述

1.1 从遗产到遗产认同

遗产概念经历了从有形遗产到无形遗产的过程。遗产原初是作为“父辈传下的财富”，是个人、家庭或宗族的“遗产”。随着遗产运动的兴起，遗产开始被表述为“国家遗产”。且早期关注的多为物质财富或遗产，之后遗产概念外延发展至精神财富，包括科学、技术、文化成果等，由此遗产物质所承载的精神文化功能也逐渐得到重视[7]。2003年，UNESCO提出把无形价值作为遗产的一部分，并指出无形文化遗产包括实践、表征、表达、知识、技术和与社区、族群及个体相关联的文化空间[8]。更有学者认为遗产是一个遗产化过程[1]，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称之为“遗产”的事物，它与商业化过程有关。遗产负载着价值观，本质上是行动主体对现在和过去关系的反思[9]。一旦行动主体发生变化，有关遗产阐释的参照物也相应发生变化[10]。

认同（identity）一词有多重含义，一是认为与……一致，二是同一性，三是身份，四是身份认同。身份认同的含义是指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以及所伴随的情感体验和对行为模式进行整合的心理历程。影响身份认同的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记忆、社会文化背景、组织和职业特征等，且不同的身份和角色认同导致不同的行为取向[11]。身份认同可分为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自我认同是指人对自己的本质、信仰和一生中的重要方面前后一致及较完善的意识，也即个人的内部状态与外部环境的整合和协调一致[12]。Tajfel将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进行了区分，他认为社会认同是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13]。因此本文认为同样反应集体意识的文化认同、地方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群体认同概念都属于社会认同的范畴，它们亦是身份认同的反映。Dick通过对社会认同研究综述得出员工对组织认同有四个维度：认知、情感、评价和行为[14]。

遗产与认同有着密切的关系[15]。遗产的价值不仅仅是过去历史的遗存，更是特定族群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认同构成了遗产政治最重要的表现内容[16]。 Howard认为遗产管理实践包含着多层次的地理性认同，遗产会强化家庭、邻里、地方、国家乃至大洲、普世层次上的认同[17]。其中有关遗产与国家认同之间关系的研究最多[18]，因为国家认同被认为是与遗产首要连结的身份认同[19]。Kiriama分析了人们如何利用记忆和遗产来建构他们的身份认同，并发现记忆、遗产和认同是流动的，对其的建构依赖于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20]。也有学者反思目前遗产运动实践所带来的当地人的文化认同危机[15]。基于以上，本文界定遗产认同的概念包含两层含义：遗产和身份认同的关系以及行动主体对遗产的认同。前者包括遗产与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关系，其中社会认同包括文化认同、地方认同、国家认同等，后者包括行动主体对遗产的认知、情感、评价和行为等方面。

1.2 从权威话语到多元话语

当前，学界对遗产权威话语主导提出了种种质疑。是否全球社区都应该认同世界遗产的突出的普世价值，这样的价值标准究竟是破坏还是支撑了身份认同的表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更好地实现遗产与身份认同？对此，Smith认为权威话语制定的普世价值标准，追求的只是有限的文化范围[1]。它无法处理遗产多元和复合性问题，尤其是今天呼吁的社区参与、多样组合价值和意义无法被很好地融入其中[21]。在遗产的生产过程中，开发企业与权威话语强势结合，进一步边缘重要开发主体社区居民[22]，致使真正鲜活的社区只成为制度化的产物[1]。

针对以上问题的解决，学术界从不同主体视角分析其对遗产的理解和实践。社区保护遗产的目的并不是保护它的“考古”性建筑，而是把它当作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并且社区理解的遗产是发展并保持社区关系及共同身份的媒介，不是怀旧的影像[23]。同时，对社区多样性的理解进一步促进了遗产话语的多元化，如社区已不是没有差异的群体，它包含多元化体验、行为和关系[24]。游客定义的遗产也出现多样化，包括记忆、工作技术、家庭故事、口述历史等[25]。在实践领域，世界文化遗产菲律宾伊富高梯田给予很好的例证。当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世界遗产之后，梯田就具有了双重属性。一方面它是祖辈传下来的土地，是家族财产和粮食来源，其价值在于能生产多的粮食，其使用和保护主要在于土地拥有者和本地社区；另一方面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为全世界共有，拥有美学、人类学、生态学等诸多价值，其保护和发展需遵循国际准则和做法。成为世界遗产的梯田，知名度提高，使旅游业迅速发展，百姓观念发生改变。当梯田无法满足其生活需求时，他们就弃田打工或从事旅游业，尤其是年轻一代。久而久之，梯田变荒，传统价值和社会结构被瓦解，不符合国际标准，遗产濒危。因此有学者建议既要保护梯田有形遗产，又要关注其关联的传统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遗产保护除政府机构外，也要发挥专家、学者、当地社区、非政府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作用[26]。可见，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遗产都成为了不同群体赋予它意义的焦点[27]，遗产话语呈现多元化。基于社区在遗产保护和发展中的越发重要，文章将集中于回答原住民群体建构了怎样的遗产和自我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等身份认同的关系，他们对遗产的认知、情感、评价和行为是怎样的。

2 研究设计

2.1案例地概况

本研究选择云南元阳哈尼梯田为研究案例地。哈尼梯田位于云南元阳县中部，范围包括坝达、多依树、老虎嘴3个片区，18个行政村，村民以哈尼族、彝族为主，其中哈尼族约3.78万人，占人口总数5.41万人的70%。这些村民大多居住在半山区，不同程度地经营梯田农业。在这里，传承至今的哈尼民俗有昂玛突、苦扎扎、长街宴、哈尼哈巴等，奉行寨神林、水神、牛魂、田魂等自然崇拜。这些哈尼民俗与大面积的梯田共同构成哈尼梯田文化景观特征。

1999年开始，在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史军超的提议与推动下，哈尼梯田以森林、水系、梯田、村寨相互融合的 “四素同构系统”的遗产价值开启申遗之路。经过13年的努力， 哈尼梯田以独特、系统的耕作技术、稻作文化和哈尼族文化，代表人类与环境的和谐关系的遗产价值于2013年6月成功登录世界遗产名录。

在哈尼梯田申遗成功之后，随着旅游的发展，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不断复杂化。一方面，遗产区内的村规民约要求村民“加强哈尼梯田保护，不准出现梯田弃耕、抛荒，严格按照梯田核心区农户宅基地审批程序进行建房，房屋设计要突出农村民居传统风貌”，另一方面，因为梯田盛产的红米产量不高、效益不好，多数居民把梯田转让给别人种，自己选择外出打工或者参与旅游业。2014年5月，政府以破坏梯田景观、未按审批程序建设为由，强拆村民在公路边修建的现代化楼房，居民与政府的矛盾冲突到了极点。同时，一方面，云南世博元阳哈尼梯田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对梯田景区进行经营管理，收取景区门票，垄断核心观景区域；另一方面，社区原住民因缺少经济、文化与政治等资本，只有很少数人可以通过开客栈等形式参与旅游业，大多数人只能从事小本买卖。这种“百姓种田，公司收门票”的现状使原住民与经营企业间矛盾不断加剧。此外，由于梯田区域水资源有限，原住民因嫌外地人投资建设的客栈用水过多，与外来投资经营者的矛盾也日益显现。

2.2 资料收集

深度访谈。2015年1月28日―2月17日，作者在元阳县多依树景区的普高老寨、黄草岭，爱春，坝达景区的全福庄 、箐口等地对原住民进行访谈，本次调研共访谈31人，包括客栈老板、旅游车司机等旅游个体商10人，村干部、元阳县政府、红河州政府等官员6人，在云南世博元阳哈尼梯田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工作的原住民5人，没有参与旅游的原住村民11人，年龄在18岁及以下3人，18～70岁28人，分布较广。访谈以半结构式方式进行，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采用提前预约或随机到访。访谈一般在村民家中或者办公室中进行，时间15分钟到1个小时不等。访谈问题包括“您了解去年推倒在建房/收水费/环保车事件吗，您怎么看？”“您认为对哈尼族重要的事物有哪些，会把哪些传给下一代，为什么？”“您知道这个地方是世界遗产吗？”“对于官方评定的重要遗产要素“梯田、蘑菇房、昂玛突、长街宴，您怎么看待和行动？”“请讲述个人的工作或生活经历”等。调研过程中有邀请同时会说普通话和哈尼语的年轻人帮助翻译。在征得访谈者同意后，作者对访谈进行了录音，必要时进行了录像，同时辅之以部分照片拍摄。

现场观察。1月28日―2月1日，作者非参与式观察了解哈尼族日常生活，包括饮食、服饰、房屋装饰、民俗节日、梯田耕种等，参观并录制了普高老寨广场长街宴举办全过程，还参加了胜村的赶集活动，观察店铺经营内容。

二手资料收集。本次调研还收集了《红河哈尼梯田申遗文本》《梯田保护管理条例》《世界遗产》和《中国遗产》元阳梯田相关内容，以及元阳县旅游局的旅游统计数据、地方志等资料。

2.3 资料分析

本研究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近年来话语分析方法在遗产研究中的运用推动了对遗产运动的反思[28-29]，话语分析法强调批判性，认为语言不只是社会过程和结构的反映，同时建构了社会过程与结构。话语批判性分析意味着将隐蔽着的“自然化”了的联系及原因揭示出来。文章主要借鉴费尔克拉夫的话语观和话语分析方法，即话语为一个三维整体：（1）社会实践，即话语建构社会现实，规范社会秩序与行为；（2）话语实践，即语言符号的生产、流动和使用；（3）文本本身，即具体的语言运用。此三维框架既重视文本微观层面，如词汇、语义、文体类型、陈述方法等，又重视社会实践的宏观层面及话语实践的中观层面[30]。

为了使研究设计和结果阐释减少个人主观性，话语分析以软件Roster Mining作为辅助。该软件是一款知识处理与内容挖掘软件，它提供了对文本数据的定性和定量分析。词频分析其数据统计上的重要性，进而质性检验其词语搭配语境，描述潜在的语义模型，辨别话语功能。

作者首先把不同访谈者的录音转译为5万字左右的word文本，然后分别将其整理为.txt格式，分词处理转化为小的语料库。最后进行词频统计分析和语义网络分析。语义网络是知识表示的一种形式，它是一个有向图，图的顶点代表概念，边表示这些概念之间的语义关系[31]。统计得出各受访者话语中的前80个高频词，限于篇幅，文章只显示由高频词构成的语义网络图。结合现场观察及二手资料的阅读，回顾话语产生的语境、历史背景、政治等因素，挖掘话语的社会意义。并据此分析不同受访者如何通过话语建构遗产及遗产与自我认同、社会认同之间的关系。

3 研究发现

3.1 经商的原住民：遗产是致富发展，实现自我的舞台

经商的原住民主要是指从事旅游相关生意的哈尼族本地人如开客栈、做包车司机、售卖手工艺品等原住民。因为从旅游中获益较快，他们对遗产呈现出的效率逻辑多于认同逻辑，目前已经完全或部分放弃种植梯田。高频词集中于旅游业词簇如“游客”“客栈”“生意”等，即体现出以上观点。“游客”比“政府”“世博公司”“当地人”更接近话语的中心，可见能否吸引更多游客才是参与旅游经商原住民的重要关心问题，而不是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关系。“生意”“梯田”“地方”是该类群体更能接受的概念，而不是“遗产”“文化”等权威话语建构概念。较典型的例子是一位在黄草岭开客栈的哈尼村民，他14岁开始向游客卖鸡蛋，然后卖画册、做导游、组织舞蹈队，到最后25岁开客栈。10多年旅游参与经历，他不断尝到旅游发展的甜头。话语中也可以折射出他发财之后的自豪及选择：今年，我又建了一家高档酒店，全家打理生意，没时间种田，交给亲戚种就行了。把孩子也送到蒙自好一点的城市读书，考大学，以后在外面发展。他建立的是遗产和自我认同的关系。

其他参与旅游经营的原住民，如包车司机因从旅游中获利较少，选择弃田出去打工，或跑车兼种田。“路边”摆摊原住民只是卖“鸡蛋”和手工艺品，多是老人和小孩，收入极少。因此相对于客栈老板、包车司机，他们对梯田有更强的依赖感。

图1 经商的原住民话语语义网络

Fig.1 Semantic web of aboriginal business

3.2 当“官”的原住民：遗产是国家和哈尼族扬名，需保护管理的博物馆

当“官”的原住民主要指参与遗产治理者包括村基层干部、元阳县梯田管理局、红河州梯田管理局等。他们实际上是权威的代表，遗产的代言，制定并执行遗产管理条例，因此此类原住民的遗产话语与权威遗产话语无异。高频词集中于词簇遗产治理，如“管理”“梯田”“文化”“保护”“规划”“宣传”等。“国家”比“游客”“地方”“村子”更接近话语中心，可见国家的遗产政策才是该类群体关注的重要问题，而不是百姓心声，游客需求。因此发展旅游业，获取门票收入也被置于话语的边缘。较典型案例是一位在红河州世界遗产管理局工作的官员，2000年他牵头成立梯田管理局，13年坚持不懈为哈尼梯田申报世界遗产努力。哈尼梯田是否是遗产，怎么成为遗产与他息息相关。正如他强调的：我们把梯田推向世界太艰辛，这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我们着重强调遗产保护与管理，不能任由一些企业大肆发展旅游，把它破坏，好像我们为他们申了个遗产。此州一级梯田管理局对梯田项目规划拥有审批权，作为哈尼族一员，他会积极维护“梯田文化”。但终限于精英情怀，因为遗产治理的实施主要在县级政府和村基层。县级政府为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于2008年就引入世博公司开发旅游，收取门票。如某县级官员所讲：现在遗产治理最大的问题是缺钱，上级规定的接下来遗产核心区的乡村搬迁工作需要资金…我们现在每天的工作只是开车绕村巡逻，看到乱建房的就警告。而村基层政府原住民一方面为维持其工作，执行着遗产保护与管理工作，另一方面却借遗产发展旅游，实现致富脱贫，走向现代化。他们更多建立的是遗产和国家身份认同的关系，因此他们对遗产的认同更多代表国家话语。

图2 当“官”原住民话语语义网络

Fig.2 Semantic web of “official” aborigine

3.3 上班的原住民：遗产是哈尼族扬名、旅游发展，也令人担忧的文化过程

上班的原住民主要指在云南世博元阳哈尼梯田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从事导游、营销策划类等工作的原住民。该类群体原本是地方的文化或经济精英，在2008年云南世博集团入驻元阳时应聘进入企业。他们熟悉哈尼传统文化并对之富有情怀，同时也希望旅游发展能发扬与传承地方文化。高频词集中于词簇文化传承与交流，如“教育”“传统”等，“昆明”比“元阳”更接近话语中心，可见他们认为省会比县级地方的文化传承交流更成熟。“旅游”“发展”比“遗产”“保护”更接近话语中心，表明他们不刻守遗产传统，而是要不断实现文化的发展。较典型案例是一位出自哈尼文化之家的30多岁的导游，他父亲是老一辈哈尼文化研究者，熟知哈尼民俗。他代表哈尼族去各地表演，并积极给游客讲解哈尼文化，游刃于传统与旅游之间。哈尼梯田成为世界遗产，可以体会她话语中的自豪，但随着游客增多，旅游发展，她也表示出担忧：申遗之后是世界的，来元阳看梯田是游客的权力。我们要高品位，创5A，与世界同步，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但也担心如果过于商业化，民族的灵魂不存在，就是失去了他的意义，与汉族就没什么两样了。年老员工认为真正的遗产是那些哈尼经典：现在旅游公司开发的产品，太过低级，应该把哈尼哈巴四季生产调等哈尼族的经典传统演艺出来。但这些想法也只停留在想法，因为“只有竞选了村长，才好说话，带领百姓好好发展”“现在梯田没人种了，我都呼吁了多少次，说保护梯田必须是政府行为，也要加强人民自觉性，但政府官员听不进去”。他们一方面作为旅游公司员工，职业身份认同使他把遗产作为旅游发展的工具，但另一方面作为社区文化精英，文化认同使他把遗产作为民族情感的归属。

图3 上班的原住民话语语义网络

Fig.3 Semantic web of aboriginal workers in tourism enterprise

3.4 普通原住民：遗产是对其生存依赖减少、存在“不公”，却难以割舍的家园

普通原住民主要指没有参与或极少参与旅游业的原住民。他们没有从旅游业中获取太多收益，主要依靠打工和种田营生。日渐感受到贫富不均的同时，自己的建房等行为也因遗产保护规定受到限制。他们一方面认为不公平，想逃离种田生活，另一方面又因习惯了传统，别无他路，依旧维持原样。高频词集中于词簇“广场”“外出”，体现出可以让其有心灵寄托的只剩记忆中村里举办传统节日的地方，他们每年不得不外出打工，补充生活费用。“种田”“旅游”比“政府”“遗产”更接近话语的中心，可见最基本的生存维持方式才是他们关注的重要问题，而不是政府提出的“遗产”。较为典型的案例是一位42岁的哈尼村民，他从18岁开始，村里修路之后就出去打工，每年农忙时回来插秧、收割。只会说一些简单的普通话，且语法结构不完善。他不断强调政府的不公平，不愿种田，但又对传统习俗充满依恋：村委会不好，穷人看不上，有钱才看得上，不公平……昂玛突，苦扎扎很重要，要传给孩子，以前的传统，寨神可保佑我们平安。对比其他未参与旅游的哈尼村民发现，50多岁的老人遗产地有归属感，是出于传统惯习。 20岁以下的年轻人却是向往外面，对遗产的情感只是出自好奇和怀旧。世代作为社区一员，且没有更多其他收入来源，他们依旧对社区充满依赖，但因没能力从遗产中获取太多收益，对遗产地的归属感减弱。

图4 普通原住民话语语义网络

Fig.4 Semantic web of original aboriginal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元阳梯田社区原住民的遗产认同并非均质如一，他们因角色不同而对遗产有不同的看法。那些经商的原住民认为遗产地是一个致富发展，实现自我的舞台，那些“当官”的原住民把遗产地看作是让国家和哈尼族扬名，需由他们主导保护管理的博物馆，那些在旅游企业上班的原住民认为遗产是让哈尼族扬名、村子旅游发展，也令人担忧的文化过程，那些普通原住民认为遗产是对其生存依赖减少、存在“不公平”，却又难以割舍的家园。同时，原住民的代际差异也会对他们的遗产认同产生影响， 老年人有较深的遗产情感，传统生活已成惯习；中青年人处于传统和现代之间，有基于传统习惯的遗产认同，也有基于游客需求的遗产使用；而20岁以下的年轻人对传统认知已经很少，仅有的一点认同是出自好奇和怀旧。此外，普通哈尼村民对无形遗产的认同度高于对有形遗产的认同，政府和公司原住民对无形遗产虽有较高的认同态度，但其遗产保护管理行为多在有形遗产方面。

与权威遗产话语的单一性相比，原住民的遗产话语明显多元，并且与权威有着显著不同。对于“什么是遗产？”， 权威话语认为传统民居“蘑菇房”是遗产，而原住民会把自家“高楼”作为遗产传给下一代，因为他们把摆脱贫穷，过上现代化的生活看作是“好的”。对“谁的遗产？”，原住民认为遗产是建构自我认同、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地方认同等多元认同的媒介，权威话语只把遗产看作国家身份的象征，且具有普世价值。可见原住民赋予遗产的意义多是个体和地方层面，他们认为的遗产是家庭的或是族群的，较少意识到权威话语提的国家和世界层面意义。此外，与权威遗产话语强调科学性相比，原住民更强调民族情怀与情感，如即使当“官”的原住民希望把遗产建设成“博物馆”，也极富个人情感与民族情怀。

4.2 讨论

如何提高社区居民的文化自觉性。本研究发现，在各类原住中，大部分人文化自觉性[32]低，普通原住民、旅游经商的原住民忙于生计，无暇关注文化，拥有较多行政权力资源的“当官的”原住民，他们重视对物质遗产的改造，忽视无形遗产的保护，而一少部分本地文化热爱者虽然较强的文化自觉性，但他们却没有行政权力，话语影响力小。怎么才能提高这些原住民的文化自觉性，增强文化遗产的自下而上的保护动力，是文化遗产保护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如何加强政府与普通原住民之间的对话。从各利益群体的共用高频词来看，“梯田”“旅游”“哈尼族/哈尼”“本地/地方”是共现词汇。这表明无论是基于生存发展需要，还是传统惯习的诉求，原住民对“梯田”的重要性及“旅游发展”利益已经形成共同关注，但相对而言，政府官员与普通原住民之间基本没有共现词汇，这也表明他们二者之间的共同话语较少，需要加强他们二者间的对话，增强文化遗产保护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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