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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最早发明于中国的隋末唐初。最初的印刷是先刻后刷,古称刊印、刷印。首先要雕刻出整块的印版,在版上刷墨,再铺上纸,用棕刷在纸背上反复用力刷几次,揭下就是成品。这样的印刷方法一直持续到宋朝。
北宋庆历年间,毕升首创活字版。他把刻成单字的木块在铁框中排列成文,使印版可以拆散重拼新版,节省了制版时间。这种全新的制版技术和观念,是印刷术的革命性飞跃,且活字版在中国的出现,又比欧洲大约早了几百年,所以成为中国古代文明值得纪念的四大发明之一。
遗憾的是,这种初始状态的活字版,在中国一用就是几百年,直到清王朝后期引进西式印刷术之前,都没有重大的改进。再加上木活字的形体不大规范,单字刻制费工费时,不可能有专业生产成批木活字的作坊,因此活字版并没有成为简便易行的常规印刷技术,也没有取代雕版印刷和手写本。仅拿明朝初朱元璋设立皇家图书馆文渊阁来说,藏书百万余卷,其中刻本仅占3%,可想当时的图书绝大多数仍是手写本。即便到了明末,印刷也还是以雕版印刷为主。朝廷出的邸报,除了极重要的内容用雕版印制,一般全是手抄本。而各省官员要了解中央消息及别省动态,只好雇人在京抄写。至于县衙出的告示,均为手写。可见,中文活字版尽管发明已久,却没有根本改变传统的印刷技术。而传统印刷术的关键——雕版,却早已成为古代印刷发展的“瓶颈”。这曾导致当时不少书商,出的书卷次不少,字数却偷减一半。据载,福建书商最为大胆,是制作伪劣书籍误人子弟的典型。从费用来说,明末刻工费为百字20文,而科举应试的优秀文稿,每篇稿费不过2~3文,相当刻十几个字的工费,这可算是古代中国脑体倒挂的一种。甚至到1894年前后,北京城还没有一部新式印刷设备,连维新派在1895年创办的《中外纪闻报》,还在用粗木板每天雕版印刷。
在西方,印刷术和活字印刷虽然出现得比中国晚,但是发展起来的加速度却很快。文艺复兴促进了知识传播,因而刺激了印刷业的大发展。中世纪后期的宗教改革,也迫使不同教派大量印行教义和种种宣传品,这同样刺激了印刷业发展。这样,从16世纪初开始,西方的印刷技术逐渐改进,印制品的数量急剧增加,从而形成了庞大的印刷工业,也使先进的印刷技术逐渐传布到全世界。
活字版在中国彻底取代雕版,是受西方近代印刷技术影响,在19世纪后期逐渐实现的。
1807年,伦敦布道会派马礼逊来中国传教。据说,当时既能写中文又能说汉语的外国人只有3位,马礼逊即是其中之一。他编成了《华英字典》,并把新约圣经译成中文,在澳门刻写中文字模。当时清廷严禁洋人传教,视为扰乱社会治安。如发现中国人传教信教,为首者要处死。马礼逊刻印中文圣经一事被朝廷侦知后,南海县府搜捕中国印刷工人,吓得刻工把已刻好的字模付之一炬,以至马礼逊不得不带了几名中国印刷工人远遁到天高皇帝远的马六甲,在那里教他们学习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于是这几名中国人就成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印刷工人,马礼逊则成了为中国引进先进印刷技术的第一位外国专家。
到了19世纪30年代,如何改进制作中文活字模的技术,外国人的兴趣已远远超过了中国人。1834年,美国教会在中国买了一份中文木刻版送到波士顿,用浇铸铅版的方法制成中文活字模,再运回中国印制教会书报。这是刻制字模首次改为浇铸字模,可惜只有一种字体字号,而且数量有限,无从推广。后来英国牧师戴耳创造了大小两种汉文铅字,共1800多种,英国教会用以印制书报,比木雕版印刷大为便捷。与此同时,法国人研制了汉字拼形方法,希望减少字模种类,但这种方法排版繁难,字体大小不一,很快就被淘汰了。
1844年,美国长老会在澳门开设英华书房,主管高露在戴耳字模的基础上增加中文字模种类数量,新创小字和数码字模,并向各地印刷厂供应中文字模,西式中文铅印因此得以迅速推广。1858年,美国人姜别利到英华书房主持印刷事务。一年后,他首创出电镀中文字模,还制成与西方字模大小相同的1至7号汉字字模。同时,他对美华书局印制的《新旧约圣经》等28部书进行了逐字的统计分析,据此将中文铅字分为常用、备用、罕用三大类,并于1860年制造了元宝式字架:两旁64盘装罕用字,正面24盘——上8盘下8盘装备用字、中8盘装常用字,各类铅字按康熙字典的部首检字方法排列。这种对于中文排字架的改革,大大方便了排版工作,亦使中文印刷初具了近代规模。至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又请中国文字学家改进了铅字排列方法,把元宝架改进为统长架,进而又改为塔轮形旋转圆盘架,取代了姜氏排字架。这样的排字架,大约一直沿用到照排取代铅排的年代。
随着字模的研制,铸字机也不断改进。最初浇铸铅字,都是用手拍铸字炉,每小时仅能出数十字。到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引进汤姆逊自动铸字炉,每台每日可铸字15000多个,后来又引进了19世纪末发明的“英诺排铸机”和“来诺排铸机”,融铸字与排版于一体,大大提高了排版速度,缩短了出版周期。
光绪中叶,“纸型”被引进了中国,这是1829年法国人发明的。纸型可以随时用来浇版印刷,若印刷数量较多,又可以同时浇铸几块印版,同时拼印,大大方便了印刷。
引进制版技术的同时,印刷机也被陆续引进中国。最早引进的是手动凸版印刷机,每天只能印数百张。1872年,英国人美查兄弟在上海创办申报馆后,逐渐用蒸汽机和内燃机代替人力,印刷速度更较前增加了一倍。为此,他们还办了一个印书局,曾印行《点石斋画报》,这是采用新式印刷术的第一份中国画报。1918年,申报馆购得日本仿制的法式滚筒印刷机,每小时能出8000张。至1924年,上海日报馆购置德国彩色滚筒印刷机,同时能印数色,在远东印刷界中独一无二。这期间,平版印刷机和凹版印刷术也陆续被引进中国。1908年,清政府在北京设财政部印刷局,聘请美国雕刻家海趣为技师,来华传授技术。1913年,这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美国专家鞠躬尽瘁死于北京,但他教授的学生已得其真传,能雕刻邮票印花等有价证券的凹印版了。
要看中国文化最珍贵的部分,也非长途跋涉不可!从宁波市花4个小时到达温州东源村,可找到中国现存唯一保留木活字印刷技艺的木活字文化村,此手艺于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木活字文化村中有个木刻文化展馆,这里仍还保留着800年前中国印刷工艺以及4万个木活字雕模的地方!
展馆分为两大部分,中间主楼主要展示各式各样木活字印制的宗谱、印刷工具及得意故事展版等,全部都是珍费的百年古物。而旁边左右还有两个示范馆,大家可亲身试玩木活字印刷,还有必看的木刻雕字表演。
说说历史,早在宋代研究出来的活字印刷术,聪明之处在取缔过往沉重的雕版印刷,将印刷和排版过程化整为零,字模的制作和替换变得灵活,大幅降低印刷成本,同时文字创作的空间也得到提升。后来这门技术流传到了西方,几经辗转变成欧洲打字机,影响力可是比现在电脑上的输入法深远得多。
最后一代 活字传人自白
泛泛的对东源木刻有了一个大概了解后,就要给大家引荐一位重量级人物——技师张益铄,别看张师傅一身淳朴打扮,其实他从事木字雕刻已40年,技术乃是大师级别。出于好奇请他现场雕刻“宁波小吃”四字,他拿起雕刀,将一粒粒正立方体的棠梨木固定在雕盘上,不到20分钟已雕好四个字。张师傅说:“雕活字粒最难的地方就是要反转字形来雕,而且每一刀都要用上相同力度,否则字粒用几次就会变形,我平均5分钟才可雕一个字。”注视着他紧皱的眉头,就能知道木刻技师这份工艺绝不易做。张师傅说:“一个大户人家的家谱,要用上两三个月才能完工,至今我仍然坚持用木活字印刷。”
木刻文化展馆馆长说:“木活字印刷这项技术代代相传了20代,可是到现在懂雕木活字只仅存四十余人,咱们的儿孙都不学了,再过数十年也恐怕失传。”能够看到字粒雕刻并体验活字印刷可谓是机会难逢,对于又一历史见证将要消失还是会有些感慨。感叹之余,前来参观的游客不仅能看,还能亲手上阵,在示范馆里体验一番。由于雕字有危险性也难掌握,所以不设体验,不过大家可以亲身体验一把木活字印模!
宁波文化寻迹地标
入住传统马头墙大宅 东钱湖沙山村度假酒店
全宁波最具特色的酒店就是这间位于东钱湖的沙山村度假酒店,不但重现了南宋的江南风光,大家更可住进传统徽州建筑“马头墙古屋”之中,其比屋顶高一截的设计是用作火灾时防止祸及周边的房屋,墙身更是身份象征,梯级越多代表此家越富有。
地址 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
古董旅游图书馆 天一阁
这间天一阁为明代兵部尚书所建,藏书70,000册,当中大部分都是他为官多年在各地收集得来的风物志(风物志似古时的旅游书,内容以介绍各地风土人情为主)。另外此楼最值钱的就是有一谱族名册,查族谱的人必须登记,多年前连周星驰都专程来此“寻根”!
开放时间 8:00am-5:30pm
地址 宁波市海曙区天一街5号
票价 30元
中西合璧宁波地标 鼓楼
鼓楼位于宁波的市中心,是宁波市唯一仅存的古城楼,也是国家文物重点保护的古建筑之一,始建于唐朝期间。鼓楼除了可观赏,在晚间楼下两旁更会成为商店街,售卖各式各样的宁波特产,是手信扫货的理想集中地。
地址 宁波市海曙区解放北路和中山东路交界,市政府楼对面
石刻公园 潮拜兵马俑
看过活字木刻印刷,再来看看石刻!宁波其实也有兵马俑睇,不过那些文臣武将比西安的亲民得多,可以让大家与他们来个零距离接触。这个南宋石刻公园搜集许多南宋末期大臣陵墓的宏伟石像,有“江南兵马俑”之称。当时很多大臣亦选择在此不远的东钱湖建造陵墓,相传这里不但是风水宝地,大臣们还贪其幽静之余离居处不远,方便子孙拜祭。大概花30分钟能走毕公园一圈,其面积不小,大家可任意在石雕前拍照留念,感受慑人气势。
“食”刻记忆 唤醒味道
到哪里可都离不开吃,毕竟吃当地食材做的美食能够让人更真切地去咀嚼当地的风土人情。从东源村木活字印刷文化村亲身体验木活字印刷技术后,玩家们可乘汽车回到市中心,而宁波府城隍庙(俗称老城隍庙)是你必走一趟的,去求神问卜?No, No, No, 进庙中看见一句“民以食为天”,已知住在这里几百年的城隍早被不见身影,而是换来宁波过百款地道小吃进驻。这里也成为了大家体验宁波饮食文化的好地方,其中又以炸物类及烧饼类最多,最合年轻人口味。除此之外,也当然少不了“宁波十大小吃”的汤圆、“三臭”之一的臭豆腐及水晶油包等,可说是新旧饮食文化共冶一炉。
上海外滩举世闻名,早已成为当地最鲜明的标记之一。无独有偶,宁波同样拥有一个外滩,叫老外滩。若你以为上海外滩的建筑已经洋味极重,看见宁波老外滩则方知一山还有一山高。这里坐落着一间又一间充满异国特色的酒吧餐厅,令整个外滩极具联合国风味,随便问问餐厅服务生,便说:“这里与上海外滩实在不遑多让,就连留学回来的中国人也多聚集于此。”
关键词:徽派科技;徽州造纸;徽州印刷;包装
徽州科学技术在宋元时期在全国开始崭露头角,尤其子啊明清时期得到空前发展,在全国独树一帜,明显具有晚出后熟、后来居上的特点。徽商鼎盛时期也正是徽州科技蓬勃发展的阶段。徽商的兴盛与科技空前发展如此同步,说明徽商对徽州科技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科学技术的动力,也是明清时期徽州科技在全国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之一。
徽州造纸
徽州造纸不是羊皮纸,不是古印度用的贝叶,而是“用刷子似的网帘从纤维悬浮液里捞出来的互相交结的纤维层,经过水和干燥,变成的薄片”。就是纤维原料经过切断、制浆、打浆,然后悬浮在某种载体中,加入或不加入附料,用网帘过滤成型,而制成的适用于书写的植物纤维薄片。唐代的徽州制纸已经相当发达,并且已成为唐政府指定的贡纸产地之一。宋代时,徽州纸品的质量与数量都超越了前代。因为传统造纸业非常重视厂址的选择,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传统造纸工艺中,纸浆质量的优劣与所用的水质关系密切。水质好则造出的纸浆质量高,纸浆的质量高则为生产出质地优良的纸张提供了前提条件。由于徽纸选料精细,工艺精湛,品种多样,因此徽州造纸业在国内地位显得尤为重要,多种纸张被选作贡品,以供官府之用。宋代的徽州不仅在纸张的制造业方面技艺超群,而且在纸张的深加工方面也有独到之处,纸衣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纸衣是一种以纸为原料制作的衣物,宋代似乎是纸衣生产与穿着的高峰时期,许多文献都有关于纸衣的记载。这种纸衣制作的衣物虽然已找不到历史的遗物,然而这种用纸制作衣物的创意却在世界各地得到了发扬与光大,如现在市面上出售的女士专用纸裤头,幼儿专用的纸尿布,医生使用的纸口罩,病人专用的纸衣、纸被、纸床单等,都可视为宋代徽州纸衣制作技术的延续与发展,可视为古代工艺技术对现代科技文明影响最成功的范例之一。
澄心堂纸是历史上最富盛名的纸张之一。由于澄心堂纸只供御用,偶尔颁赐群臣,因此外间极少见到。关于澄心堂纸的产地,宋代文献有明确记载,产地在今皖南地区。澄心堂纸要在冬季生产主要原因。一是冬季气温低,水中微生物与浮游生物少,水质清纯;二是低温中纸药的粘稠度较高,易于在纸药用量不大的情况下保证纸浆纤维能够较为均匀的悬浮在水中;三是低温情况下微生物不易繁殖,能较长时间地保存纸药的质量,从而保证了纸浆中纤维的分散效果。澄心堂纸对纤维提纯工序的要求也十分严格,诸如要反复蒸煮、淘洗,精心剔除杂质等。
徽州印刷
印刷技术的发明虽然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但一旦发明,这种改变手工抄写单张复制历史的技术,势必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并得到大面积的推广应用。明清时期,徽州的印刷业空前兴盛,官刻、坊刻,数量之多,可谓空前。
中国古代版画创新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明代,万历年间形成了以苏州、湖州、徽州等为中心的版画艺术中心。尤以徽州版画冠盖群伦,时称“徽派”。徽派版画兴盛,一方面来自于在徽州的画家对版画艺术的热衷与支持,另一方面得益于徽州地区木刻家们的高超技艺。尤其是徽州刻工的崛起,精湛的技艺令版画艺术超迈前代,直推峰巅。徽州版画除了反映在墨谱以及诗画谱等版画专著外,更多地则反映在书籍的插画中,为刻印书籍插图的兴盛与普及,作出很大的贡献。歙县是徽州版画的中心,精于镂刻技术,技艺代代相传,蔚为世业,从明代万历到清代乾嘉,声明远播,艺林称誉。
年画是一种为庆贺新年贴于门上或户内的风俗画,祈求驱灾御凶、风调雨顺、人畜平安等。徽州年画的风格与徽州版画相似,在绘图、刻印、印刷、纸墨方面都有很高的技艺水平,堪称精彩绝伦,可与徽州版画插图相媲美。年画制作方法来分,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为手工绘画,一类全为木板印刷,一类是将手工绘画与木板印刷结合起来。由于木板年画具有复制速度快、印刷成本低,因此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与推广之后,大部分人家选取的都是印刷而成的木板年画。徽州木板年画的兴起源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徽州是皖东南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商业、手工业十分发达,为木板年画的印刷与销售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二是徽州自古有良好的文化氛围,尊师重道,为人文画家云集之处。三是徽州向以竹林砖石雕刻而闻名,聚集了一大批能共巧匠,刻工与印刷艺人比较集中。四是印刷历史悠久,加之盛产纸、墨、笔、砚和木材,为徽州年画印刷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
徽州印刷历史上另一朵奇葩是锡浇版印刷。这种将金属在高温下熔融,然后浇铸到特定的模型中形成特有金属器物的工艺,远在数千年前就已经产生。
对包装的影响
关键词: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日本浮世绘版画;技法;艺术风格
中国明清时期的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及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版画,是中、日这两个国家分别创造的一种平民化的美术形式。桃花坞木版年画是指18世纪产于苏州的版画类印刷物,即集中在桃花坞制作、呈现为年画形式的民间美术品;而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是指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在日本崛起的独立的绘画门类,以“眼见耳闻的社会百态为表现内容”,通过对浮华世界的生动展现,来迎合市民和中产者世俗的审美情趣。
苏州的文化积淀深厚,独具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桃花坞木版年画就是吴地文化中一枝独特的艺术之花。它刻绘精美、色彩绚丽,反映人们的美好愿望,又和吴地的民俗民风紧密相连,所以它在民众中的影响之深之广是其它艺术所无法替代的。桃花坞版画是中国四大年画之一,与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四川绵竹的木刻年画,被誉为中国四大民间木刻年画。桃花坞时期的作品,突出了民间性、民俗性,画面构图均衡丰满。题材新颖,多以吉祥喜庆、神像、戏文、民间故事等传统吉祥的形象为主,运用夸张的手法进行表现,巧妙地把传统的吉祥形象和谐声相结合,寓意深刻;在构图方面:桃花坞木刻年画追求丰满而均衡的艺术风格。即丰满而不让人觉得雍塞,均衡而不让人感到平板,相似国画又有别于国画;在色彩方面:多以成块的桃红、大红、淡墨、黄、绿、紫六色为基调,色彩鲜艳,对比强烈鲜明,富有乐观向上的气息。苏州的雕版印刷技术已有近千年的历史,至明代苏州刻印的戏曲、小说、插图盛行于世。桃花坞木刻年画即有此逐步形成。苏州的木刻年画,在明代中叶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并形成自己独特风格。
在苏州桃花坞版画中,含有致富获利内容的画片有《一团和气》、《娃娃得利》、《刘海戏金钱》、《岁朝图》等;有关农事的有《春牛图》、《丰收图》、《鱼樵耕读》、《大庆丰收》等;山水风景画片有各地风景,如《姑苏万年桥》、《苏州阊门图》等。
浮世绘是日本德川时代随着风土文化的发展而兴起的一种民间版画艺术。由于作者多为市民画家和民间艺人,而且多以反映当时的民间风俗为题材,故亦称江户时代风情版画。它以市井风俗、社会时事、戏剧情节、妇女形象、历史人物、民间传说及山川景色为内容,体现出当时新兴市民的生活情感。它的渊源来自原有的“大和绘”。“大和绘”是专供贵族欣赏和在上层社会中盛行的一种带有浓厚装饰性的艺术。浮世绘最初以“美人绘”为主要题材,后来逐渐出现了以相扑、风景、花鸟以及历史故事等为题材的作品。日本元禄时期的菱川师宣是浮世绘艺术的创始人。除了创始人菱川师宣外,比较著名的还有揭开浮世绘的黄金时代帷幕的铃木春信,美人绘大师鸟居清长与喜多川歌吕等等名师。
菱川师宣的代表作是《美人回眸》。这幅画表现了身着华美和服,体态轻盈女子回首一望的动感。浮世绘中所谓的“肉笔美人书”,就是菱川师宣首开风气,遂被推为浮世绘元祖。
铃木春信,其作品以抒情性、梦幻性、美人画而出名,他擅长于从《和歌》和《物语》等大典文献中得到灵感,而把它转换为当时风俗性的版画。他在雕刻匠、印刷匠的帮助下,创作出许多色彩漂亮的浮世绘,画风受到过中国画家仇英的影响,色彩浓郁,存世很多。
鸟居清长的现实美人像,越过了铃木春信一派的梦幻情调,走出健康、自在的独特画风。鸟居清长的女性群像,极尽婀娜的身段和衣裳花色之美。从他处理青楼美人休间漫步或夏夕纳凉的悠游姿态,那个时代物质主义至上,市民意识抬头的真实写照,立刻跃然纸上。
同是版画,但是苏州版画与浮世绘版画既有共通性,也有个性上的差异。受中国绘画的影响,在日本浮世绘的孕育、发展过程中,中国的版画艺术曾经起到过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浮世绘版画与中国版画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密切联系。
首先,二者的题材一致,大都是表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浮世绘的魅力当然在于它是一种比较精巧的市井通俗绘画,题材多取自民众的生活习惯与日常景象,与中国年画一样雅俗共赏,是百姓社会生活的强烈的文化表现和需求。浮世绘画独特的色彩与创意,使它具有鲜明的日本民族风格,充分反映当时的日本文化背景。中国年画早在宋朝就已成熟,时至明清,已形成了天津杨柳青、山东杨家埠、苏州桃花坞和四川绵竹为代表的四大年画流派,取材于日常生活,内容包括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戏曲故事、美人儿童等。
中国的版画大约源于隋唐之际,起初主要用于佛像、佛经的印刷,后来逐渐应用到历书、农书等日常读物。到宋代版画艺术已相当成熟。到了明代,版画艺术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以建安、金陵、苏州等地为中心的版画流派,涌现出陈洪绶、萧从云、丁云鹏、凌蒙初、胡正言、新安黄氏等一大批知名的版画高手,留下了《西厢记》、《十竹斋笺谱》、《水浒叶子》等版画精品,形成了中国版画艺术史上的一个高峰。早期浮世绘的主要形式是为书籍插图,而做插图恰恰是自宋以来中国版画艺术最典型的表现形式,这种相同恐怕不能说是巧合。
其次,在艺术风格方面,苏州版画和浮世绘有着明显的共同点。
具有独立的人格意识。清盛期的苏州版画绝大部分拥有题款,注明画铺与画师名称。尤其是在一些大型的以西洋画风描绘都市风光的版画中,除多有题咏,尽情赞颂市民富裕生活外,还“坦率”地标明“仿大西洋笔法”(苏州万年桥,乾隆六年刻),“法泰西画意”(百子图)等,以这种方式公开表达作者自身的审美趣向和技术习惯。显现出与众不同的个人意识。无独有偶,浮世绘的画家也都“大大方方地在作品上签字画押,留下自己的姓名或画坊店号。鸟居清信自称“和画式”。他的弟弟清倍自豪地在画上注明“日本蝉娟画鸟居氏清倍画”。显然,这些款识比苏州画家的似乎更饶有趣味,人格意识更为独立,这对于作者在民众审美中,积极地体验个性自由是十分有利的。
再次是具有融汇杂揉性。主要表现在:一是中西合璧。明代中晚期,西画随天主教士传人中国,由宫廷流向社会,为民间画师所借鉴。雍正及乾隆前期,在西洋画风浸润下,加之宫廷画师焦秉贞、吴县籍、刻工朱圭融绘刻《御制耕织诗图》的影响,苏州的民间版画制作者大胆仿效,在保留民族特色的前提下,积极吸收了欧洲的透视画法和铜版画技法,“阴阳排线和光影的绘刻,都运用得较为成熟”,使这一时期的作品,因技法精细、构图复杂、场面宏大而别开生面,价值很高。二是多法互融。清盛期的苏州版画,均不拘泥陈规,而是灵活运用多种优良的民族传统形式,旨在得到民众的喜爱。可见,思想上的开放,使东方与西洋、宫廷与民间,传统与时代的多种画风、技艺得以在苏州版画中交汇,酿造出接近绘画和铜版画的全新效果,并由此而成为世界版画史上罕见的欣赏艺术。
综上所述,浮世绘在内容上,有浓郁的本土气息、四季风景、各地名胜,尤其善于表现女性美,有很高的写实技巧;而苏州桃花坞的木版年画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从东方艺术的特性来看,中日两国艺术密切相关,中国的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对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 纸质出版业自进入21世纪以来,已经遇到前所未有的发展障碍和严重挑战。可以说,纸质出版业的黑铁时代正在悄然降临,或许,形势如严冬一般,冷冻了几乎所有前行的脚步和机遇。电子出版,网络阅读,在线销售,甚至图书物流,时刻在向前迈进,时刻在自觉不自觉地蚕食着纸质出版业的领地。伫立于十字路口的纸质出版业迅速变得如纸一般地单薄脆弱,在无色的数字风暴中飘摇动荡。就象当年电脑照排对铅字排版的无情冲击一样,所谓数字化出版对纸质出版也同样露出冷酷无情的表情。捅破这层纸有多难?
阅读是为了活着。因此,阅读又造就了出版。“但谁将成为主人,是作者还是读者?”[①]1796年,狄德罗在其《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一书中发此一问。
无论怎样,阅读,都是我们的基本功能,如同呼吸一样地不可或缺。亚里士多德舒适而疲倦地阅读,圣多明克温和而平静地阅读,童年的耶酥惊讶而认真地聆听着庙中长老的讲解,孔子悠闲而精致地给学生授课。凡此种种,都是人类在阅读,是人类本性的高雅体现。于是,随着阅读的不断进步,出版才有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一、纸质出版业从幼稚走向黄金-白银时代
人类出版业的兴旺,还得归功于人类自身的本性的提升。在中国人发明纸和活字印刷之前,人类对阅读的渴望只能通过其他物质手段来实现,诸如石刻、绢帛、竹简、羊皮、纸草等。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人们用长方形的泥板或石板,所谓一本书,就是由这样的板组成;公元前12世纪的亚述时代的《中亚述法典》,是刻在一块面积大约在6平方米大小的石板上的,如此大的“书”显然不是给人拿在手里阅读的,而是竖在地上供人阅读的。中国汉代之前的石鼓文也是我们的祖先阅读的一种“图书”。很长时间里,东方人多用绸绢或竹简,西方人更喜好羊皮,因此公元1世纪时期的诗人马提雅尔告诉我们:“荷马在羊皮纸页里!《伊里亚特》与所有尤利西斯的冒险故事,普莱姆的王国的敌人!所有一切都锁在一张皮革之内,折叠成数片小纸!”[②]也因此,钱存训先生说:“中国古代用以书写和记录的材料种类很多,包括动物、矿物和植物。有的是自然产品,有的是人工制品;有些是坚硬耐久的,有的是柔软易损的。刻在甲骨、金属、玉石等坚硬物质上面的文字,通常称为铭文,而文字记载于竹、木、帛、纸等易损的材料,通常称为书籍。”[③]可见,在纸张出现于世之前,人们用尽了很多可以书写的材料来供人满足阅读之欲。
也许正是由于对阅读的持续渴望和强烈的求知动机,我们的祖先发明了纸和雕版印刷术。1300多年前的中国隋代,今天才会更显其伟大的雕版印刷开始出现。到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长安已有商家出售印好的字帖、医书。20多年后,又出现了“印纸”。当时的诗人元稹曾提到有人拿着白居易的诗集印本换取茶油,可见,当时的印刷书籍还是有些值钱的。雕版印刷的快速发展,还得归因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佛教典籍如《金刚经》已经通过雕版印刷刻印于世。韩国考古发现了公元691年到704年间印刷的〈天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日本考古发现了公元770年印刷的《陀罗尼经》。
西方在引进了东方的发明——纸和活字印刷——后,首先也是在宗教领域大量应用这种先进的技术和物质材料,并对其加以更高水平的改进。来自羊皮纸时代的折叠印制方法,很快就迁移到纸质印刷上面。法国人在1527年由佛郎索瓦一世颁布法令,规定了他的王国内用于印刷书籍的标准纸张尺寸,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就是开本。西方世界出版活动的飞速进步,必须提到约翰·古登堡。这位1440年代的年轻的雕刻师在1450年到1455年间,制作出了世界上第一本由铅字印刷而成的《圣经》。随后,他的运气使得当时的红衣主教对这本《圣经》如此便于阅读很是欣赏。于是,全欧洲都安装了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机,并开始于1465年、1470年、1472年、1475年和1489年分别在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荷兰和英国以及丹麦印制出了《圣经》。古登堡将图书出版业提升了一个质的阶段,导致出版活动的大发展。到维多利亚时代,英国陆续成立了出版家协会、书商协会、出版商业机构、作家协会,并推广版税制度和便宜的“口袋书”。如果就出版业本身而论的话,那时的出版活动直至两次世界大战后期,始终处于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
二、纸质出版业的黑铁时代的来临
“每一种新技术都是一种‘创造性破坏’因素”[④]。铁器及其相应的牛耕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曾经给农业文明带来莫大的福音,它改变了农业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改变了社会阶层的结构,改变了人际交往的方式,甚至改变了农业自身,导致其最终走向农业工业化和产业化。
纸和印刷术的发明与应用,同样给出版业带来巨大的出乎人们意料的变化,它改变了人类的阅读习惯,改变了人类记录和传播文明的方式,改变了知识与社会的关系,甚至改变了人类发展社会的速度和力度。纸和印刷术就是出版业的“铁器”,这场白色风暴,来得缓慢而又深刻,说它缓慢,是因为中国人发明出来纸到其大规模应用于世间,历时一千多年;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到古登堡的铅字印刷术的应用与推广,历时也有一千多年。说它深刻,是由于它们的出现,似乎给人类文明带来了魔力,东西方的知识和智力的积累与进化,以“重力加速度”的推进,把文明进程的时间表大大缩短了。试想,算盘的出现大约在公元前550年的中国春秋时期,这种“计算器”几乎一直统治到20世纪中后期。而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到大规模的无所不在的应用,只用了短短的半个世纪的时间,随后在更短的时间里,网络及其相关技术的出现和应用,或将彻底改变未来出版业的结构和形态,白色风暴很快就会让位于无色风暴。纸质出版业迎来了黑铁时代。
现代出版业(尽管它很快就被冠以“纸质出版业”而显出陈旧和落后的迹象)在向数字化出版转型的过程中,会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四个方面的变化。
1.人际沟通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人际交往距离的无限扩大、人际接触面积的无限扩大和人类知识与智力的流通性加剧,积累度提升。可以理解,纸质书籍及其生产的难度的减小,尤其是20世纪后期计算机加入图书印刷的行列,大幅度地提高了出版产业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计算机在出版业的应用,一夜之间将铅字排版和相应的印刷技术与设备变成了废铁,大量的铅字排版工人骤然失业,出版业瞬间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计算机的无色革命很快替代了当年古登堡们所发起的白色革命。中国的王选简直就是中国的古登堡,他创造的方正汉字电脑照排系统和平台迅速地将中国的出版业提升了一个位次。由此带来的是人际交往的距离飞快加大和人际接触面积的飞快扩张。图书的生产速度几乎就象流水线上的汽车或电器,一排排地扑向书店的店铺或图书馆的书架。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图书品种每年就达到了10万种之多,位列世界前茅。而数字化出版借助于网络和由网络支撑的大规模数据支持,更使得图书传递给读者的速度几乎以分钟或秒钟来计算。过去人们在传播知识或各种智力成果时,主要靠的不是图书的广泛发行,而是靠的口口相传。图书只是社会上流阶层享受的奢侈品。试想,春秋时期的诸子们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不得不赶着牛车或马车,“享尽了”四处颠簸之累和劳顿之苦,鼓动如簧之舌,唾沫飞溅地向各种对象述说自己脑子里的“之乎者也”。如果有了发达的出版业,何用如此辛苦和周折呢?美索不达米亚的社会曾存在过“抄写员”这一阶层,他们的工作职能就是抄写各种文献,发送讯息,传递新闻,记录国王的钦令,登载法规,记下历法有关的天文资料,记录或计算账务,抄录医生的处方,签定合同,保存宗教典籍,甚至朗读文学作品以娱乐他人,这样的社会已经无法离开抄写员而存在了。不过,无论怎样,在没有发达的出版业之前,人际的交往在时空方面均是有限的。而我们现在能够随意地阅读或了解古今中外任何一位存在过的思想家的智力成果,无论是论著还是书信,甚至是他们的片言只语。《论语》到《大小戴礼》到《孟子》到《孔丛子》再到《孔子家语》,我们都可以了如指掌。《理想国》到《诗论》到《荷马史诗》再到《圣经》《古兰经》,我们同样可以了如指掌,只要我们愿意。那些逝去的人们的思想和感情甚至生活细节,都通过各种书籍的大量出版,流通于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可以花个小钱就可以买到先贤先哲的思想与心灵,就可以和他们进行心灵上的对话,这样的交往在时空上似乎几近时空隧道了。
那些可能已经化作夜空中几点流星的先贤先哲们,他们同样也很幸运,因为他们不用再费力劳神就可以把自己脑海中翻腾的各种思想观点通过大规模的出版活动廉价地散播到世界的几角旮旯,只要人们需要。他们早已泯灭的肉体可能幻化成活生生的思想,如常青树般地直立于世,歌德的那句“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体现了这位诗人的先知先觉,出版业的发展把他的话变成了现实。于是,图书馆成为知识的集散地,出版社成为知识的生产地,书店成为知识的输送地。
电子技术和网络的迅速成长壮大,已经做好了将上述三者变成三位一体的准备。电子书、在线阅读、网络销售、阅读器等诸如此类的玩意儿正在将纸质出版业推向消亡的边缘。有数据表明,美国2006年的电子书销售额是2600万,2007年上升至3200万,2008年达到5300万,3年增长24%。那样的话,知识或一切智力成果每时每刻都可以轻松自如地洒向人间,我们好奇和求知的本性将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书籍从以往贵族阶层的象牙塔中降临人间,成为众多商品中的一员,更成为网络流通中的一个数据随时呈现出来。我们的确非常幸运,但我们的纸质出版业可能不再高枕无忧了。
2.阅读心理的变化
“阅读就是书写的礼赞。”这话绝不带任何矫情和做作的成分。书写是需要读者的,仿佛音乐需要听众,戏剧需要观众。没有后者们的感官积极参与和给予热烈的掌声或鲜花,前者恐怕早就枯萎凋零了。从古希腊的悲剧到中国的元剧再到莎士比亚的戏剧再到百老汇的歌剧,没有了他们的“读者”,只会孤寂而亡。因此,只有当目光落在了书写上,无论书写在何种载体上,书写因而有了生命和呼吸,先秦诸子、唐诗宋词、四大名著、百科全书、文艺复兴、宗教经典,所有的书写,只因有了阅读,那些冷冰冰的文字才会灵魂附体,生气盎然。
有了纸质品和印刷术,阅读赫然变得如此地方便,由此导致人性的放肆地释放和宣泄。18世纪时期,人们的卧室都变得不那么平静了,惬意地躺在床上阅读,翻着一页页闪动各种灵光的纸,被文字奇妙的排列组合所感染所激动,读者好象成了演员,表现着各种姿态,作者好象成了导演,演绎出一幕幕人间戏剧。学校教育使用纸质教材,推动了教育在世界各地的普及。人们已经习惯于用眼球左右或上下逐行扫描文字,并通过视神经将信息传递到大脑皮层。人们不会在为阅读的物质材料所累,不用再使劲地捧着什么竹简或羊皮甚至石板之类的东西,也不用再使劲地分辨着绢帛或纸草或树皮上模糊不清的文字,阅读成为一件轻松享受的事情,而且不再是贵族阶层或上流社会所独享的奢侈品。人们更加离不开阅读,对阅读的需求,如同饥渴对水和食物的需求一样。总之,阅读心理由封闭走向开放,由独享走向共享,由局限走向自由,由个体走向普及,由神圣走向去圣。
这一切还没有来得及尽情地走向21世纪,数字化出版的巨大魅力几乎在读者冥想的烟斗还未燃尽,就使我们正在赞美的纸质印刷品黯然失色。谷歌目前已和10家图书馆合作,扫描1000万种图书转换成数据,然后制作成电子文档;书业网络老大亚马逊同样也在建立规模可观的数据库。如此庞大的图书数据库使得我们在阅读习惯上发生了变化,人们由原先的深度阅读精细阅读的心态转变为浅度阅读宽泛阅读的心态。20世纪80、90年代后出生的人们已经习惯于在网络上学习和阅读。2008年底公布的国民网络阅读率以36.5%首次超过34.7%的纸质阅读率。我们惯常的阅读心态正在进入深邃的网络空间,我们的阅读心理正在发生质的变化。
3.消费偏好的变化
消费偏好是指消费者对特定的商品、商店或商标产生特殊的信任,重复、习惯地前往一定的商店,或反复、习惯地购买同一商标或品牌的商品。属于这种类型的消费者,常在潜意识的支配下采取行动。图书的消费偏好取决于消费者对某个领域的爱好和执著以及其学识与眼界的差异。
由于大规模生产书籍成为现实,而且现在的图书往往和影视与游戏捆绑问世,因此,书籍消费者即读者的消费偏好发生了变化,图书市场越来越细分,消费对象越来越分层,销售渠道越来越便捷。市场的细分由原来的根据品种的划分细化为根据年龄、性别或职业的划分。网络和电子书的问世,图书销售的渠道日益便捷,由此导致消费偏好发生逆转,表现在专业图书选择的跨越和职业用书的界限模糊。例如,专业图书的随机选择的比例目前占到14%。纸质对图书的分类已经无法满足消费者的精细目标的需求,网络搜索的便捷使得消费者在选择具体图书时更容易达成目标。阅读器的出现,意味着过去的图书馆演变成可以随身携带的数据库(KINDLE在0.9厘米厚,285克重的体积内可以储存1500本图书)。读者的消费偏好可以随时发生变化。这样的变化,牵动着纸质出版业必须做出“艰难而华丽的转身”。象剑桥大学这样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出版社,也在顺势而为,与微软、谷歌、日立等公司结成联盟。
4.交易方式的变化
以往的图书交易,流程大致是出版社—书店—读者。虽然广告和营销方式在不断地发展,但口口相传还是图书最有效的销售方式。这样的流程曾经使出版业经历了若干辉煌的时刻,但是,由于图书本质的内在决定性(图书是一种个体性很强的商品,它的消费对象的个体化注定了它应当是小规模小营销的存在结构),库存的大倒流已经引发出版行业的恐慌。小林一博说过:“出版商似乎特别喜欢大型书店建立分店增加卖场面积,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建立分店只是增加了库存的空间。不要以为新建的书店一接受货物销售额就会提高,这是错觉。卖不出去的最终要以退货的形式返回来。”
网络和数字化的出版形式,首先加速了大型书店的颓势,一旦书店环节出现问题,直接受窘的就是出版社,因为整个这个业态链条并不复杂,同时中间环节对于业态的存在至关重要而又十分的脆弱。数字化出版首先将中间环节(书店或批发商)转移到网络上,不仅缩减了图书和消费者发生关系的时间,而且无形中扩大了实际的销售空间,同时大大减轻了库存的压力。这样一来,图书的交易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营销模式和销售渠道以及销售成本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质变。
三、出版业的经济学分析
飞矢不动悖论是古希腊数学家芝诺(Zeno )提出的一系列关于运动的不可分性的哲学悖论中的一个,通常把这些悖论称为芝诺悖论。芝诺提出,由于箭在其飞行过程中的任何瞬间都有一个暂时的位置,所以它在这个位置上和不动没有什么区别。中国古代的惠施也提出过“飞鸟之景,未尝动也”的类似说法。
飞矢不动悖论说到底,和一个静态的均衡有些相似。纸质出版业在上个世纪的稳步上升和越来越快的发展速度,尤其是开放的中国出版业飞奔的脚步,曾经给人一种错觉,我们似乎不用担心每个阶段的局势,因为每个阶段都是一样地繁荣热闹,如此局面好象已成定格,倒退不可能,消亡更不可能,只有永远的繁荣兴盛。我们浸泡在如此华美的均衡中几乎可以不考虑任何变化,辉煌永在,美景不动。对此,我们应当进行具体的分析,使我们的事业更加理性一些。
1.增长-份额矩阵分析
UXspace用户体验研究中心tv h c#增长—份额矩阵如左图所示,8个圆圈代表8项业务以及它们目前的规模和市场位置。每个业务的金额与圆圈大小成比例,每项业务的位置表明它的市场增长率和相对市场份额。UXspace用户体验研究中心 l z/z9tci;f!aE3t4g1|纵坐标上的市场增长率(marketgrowth rate)代表这项业务所在市场的年销售增长率,数字从0—20%,当然还可列入较大的幅度。大于10%的增长率被认为是高的。横坐标上的相对市场份额(relative market share)表示该战略业务单位的市场份额与该市场最大竞争者的市场份额。
根据中国2004年的统计,全国出版发行业实现增加值1939.7亿元,约占全国GDP的1.7%,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5%;全国新闻出版系统2004年的总资产逾2000亿元,市场总销售额1600亿元。从账面上看,这样的形势还是非常喜人的。这主要是由于国内出版业主营业务处于行业垄断地位,产品结构和业务形态均处于金牛类以上的状态,数字化出版尚处于发展阶段,总体上并未构成对纸质出版业的大的威胁。
但要看到,由于全球范围内数字化出版发展势头迅猛,纸质出版业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国内出版业业已受到波及。而且,这种情形会很快在国内掀起波澜,纸质的行业结构也在寻求新的发展出路。因此,这样的形势在进入2009年后不可能再继续维持。如果根据市场进入均衡模式来看,身处垄断地位的纸质出版社无法阻止或不能阻止新兴的电子出版和数字化出版行为的市场进入,原有的均衡格局已经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2.SWOT结构分析
优势:作者资源的占有;阅读心理习惯的惯性;著作权(版权)的占有;原有发行网络的占有和影响;国家控制的书号资源的占有;国有赢利组织的优势;已建立的品牌的市场影响力。
劣势:饱和的图书市场(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经销包退的销售模式;同质产品生产的资源浪费;原有销售渠道的惰性;转型的障碍和代价;与新生代阅读习惯转变的脱节;
威胁:逐渐丧失主导地位的纸制图书;零售的困境;库存的压力;新价格体系的影响。
机遇:机构重组;市场拓展;主动和较快转型。
上述四因素的大致分析,有些是中国出版业才会面临的问题,有些则是全球出版业存在的共性问题。直接给目前出版业施加强大压力的是繁殖力极强生命力极旺的网络和以网络为基础的数字化出版,这可能将导致出版行业出现四方面的转变,条陈如下。
= 1 \* GB2 ⑴编辑加工模式的转变。编辑加工是图书生产的首道工序。纸质的编辑加工从设计选题、组稿到处理文字稿件直至签样付印,都由编辑个体独立完成,无须和其他方面产生密切联系,例如前期市场调研、生产成本核算、图书样式设计、发行渠道开发、读者售后服务等等,都和编辑没有多大关系,一根烟一杯茶一支笔一桌一椅足矣。这是典型的手工作坊式的操作,个体性封闭性内向性极强,不具有现代社会商品生产的特质。
现代编辑角色已经分化成诸种分工,如策划编辑、文字编辑、组稿编辑、技术编辑等,而整个编辑过程变成一个多点组合的系统流程。例如,选题策划需要制订详细的时间表、组稿会议安排、策划目标书、组稿底线等;选题上马需要了解同类品种的市场现状和动态、同质产品的出版情况、最佳上市时间、作者信息、成本核算、印数的边际效应、首次印数估计、发行渠道的掌握等等;图书投放市场后,要掌握销售动态、每个时段的市场情况、读者服务工作等等。如此流程需要反映在一个统一的编辑系统程序中,这需要各种数据库的支持,因为编辑已然成为一项系统工程。而且,今后的编辑工作可能会全程在网络上完成,一键完成的局面不是没有可能出现。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要片面简单地理解成,只要上马一套编辑流程软件,配上数量不一的电脑及其辅助设备,就可以称得上是数字化出版了。真正的数字化出版,其最根本的关键在于数据库的拥有,没有庞大宽泛触角四伸的数据库,一切只是水中月镜中花。有种戏言:当今世界上只有五台电脑,一台是谷歌的,一台是IBM的,一台是亚马逊的,一台是微软的,一台是雅虎的。戏言非戏,因为他们都拥有庞大的不可想象的数据库,没有数据库的坚实支撑,网络和电脑都是废物一堆。
= 2 \* GB2 ⑵产品供给方式的转变。按需印刷(POD)的技术的改进和完备以及和网络的结合,彻底改变了图书产品原有的供给方式。以往的产品供货链中从印刷到批发商到零售商的流程因此而大大缩减,消费者可以不通过书店或其他图书零售商即可直接获得所需的图书。
网络销售也直接改变了纸质的销售模式,在线购物使得人们只要点击鼠标或敲敲键盘,就可以买到所需产品。原有的上下游的关系一下子变得简单明了,却带来很多颠覆性的影响,比如原有的相关机构可能一夜间不存在,原有的劳动关系可能一夜间彻底改变,原有的职业可能一夜间荡然无存。
这种即时的供货方式的最大好处,就是将库存的概念解消掉,或成为数据库存,减轻了出版机构的压力,减少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同时,在经营管理上也变得更加灵活,如定价模式、生产计划、公关费用都可以随时调整或缩减。消费者也同样获得便利,购物成本会显著减少。
供给方式的变化,意味着营销模式的变化。市场营销包括需要、欲望和需求、产品、价值和满足、交换和交易、市场、营销和营销者等[⑤]核心概念,这些概念随着经济活动的变化而变化。图书的供给方式的转变,必然造成其营销的一些核心概念发生变化,如产品的形态、交易的方式等。卖方的集合是生产商和供应商,买方的集合是市场和消费者。两者的对接,构成了完整的经济活动。数字化出版的供给大体由网络完成,消费者面对的市场,是网络在线。
= 3 \* GB2 ⑶出版结构的变化。你不能单靠编辑经营出版社,你也不能不靠编辑经营出版社。所谓出版结构,意即出版业的内在结构,基本上是平面的,编辑是人力资源的核心,选题是生产资源的核心。编辑和选题基本上是线性关系,一个编辑操作一个或几个选题,各自有清晰的生产路线。目前所谓现代出版企业,不过是一座或几座大楼加若干办公室加若干必备的办公用品而已,具体的结构还是以编辑个体的活动(附加由其延伸出去的相关活动)为主。
数字化出版似乎将上述平面构建成一个弥散的云状。目前时髦的云技术正在应用于出版行业。所谓云技术,其核心是云计算(cloud computing),意为通过网络将庞大的计算处理程序自动分拆成无数个较小的子程序,再交由多部服务器所组成的庞大系统经搜寻、计算分析之后将处理结果回传给用户。借助这项技术,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在数秒之内达成处理数以千万计甚至亿计的信息,达到和“超级计算机”同样强大效能的网络服务。最简单的云计算技术在网络服务中已经随处可见,例如搜寻引擎、网络信箱等。未来如手机、GPS等行动装置都可以透过云计算技术发展出更多的应用服务。进一步的云计算不仅具备资料搜寻和分析的功能,更复杂的如DNA结构分析、基因图定序、解析癌症细胞等,都可以透过这项技术轻易达成。这项技术可能会使出版结构呈云团状,在网络上触角四伸,弥漫在各处。
= 4 \* GB2 ⑷管理模式的转变。彼得·德鲁克认为:“在动荡时期,一个组织必须要既能够经受住突如其来的打击,又能够充分利用突然出现的机会。这就意味着在动荡时期,基本要素必须要得到管理,并且是得到有效的管理。”[⑥]所谓管理要素,无非是指流动资金、生产力和未来成本。企业在动荡时期的管理要素一般不会改变,需要改变的是其管理的细节。
国内出版业目前正处于一个极度扩张的状态,集团形式的大量涌现,只是其业务多元化的外在表现,但有一点很明显,整个出版机构的内部结构尚处于变与未变之间。一方面,出版机构的改制进程不容拖延,也不会回头;另一方面,面对出版形势即将来临的质的变化,各具体的出版机构都将自觉或不自觉地作出相应的调整。
所谓应对调整,核心问题是要能使组织在巨变之时经受住风雨飘摇,度过最危险的时期。因此,自我主动变化,尤其是管理模式的变化,是应对的最佳策略。例如,针对新的投资方向的资金管理,新的业务领域的拓展的未来把握,现有生产力在新业务来临时的精细调整,未来生产的成本预算和收益预期,现有组织结构的适时调节,原有管理机构的变化,诸如此类的改变,都将对现有的管理模式提出挑战,如果不能与时俱进,组织就会落后于时代的变化,就会面临出局的危险。
由于国内出版业倾向集团化组织形式,在规模和数量上已具备一定的实力,但集团化的结构复杂,组织多元,增加了机构内外的交易成本,也为适时决策和适时管理带来一定的阻碍。象麦克·劳希尔或培生这样的出版巨头在迅速多变的美国出版形势面前,已感行动迟缓,体态臃肿。相反,美国9万多家中小出版社由于体态瘦小,组织精干,决策灵活,管理到位,模式多变,创新及时,行动灵敏,在数字化出版带来的巨大变化面前应付有余,2008年整体销售出现数倍增长。
四、捅破这层纸并不难
纸质出版业可能从未象今天这样地尴尬,阅读纸质出版产品的心理习惯正在悄然改变,那个时代的人们已经步入老龄化或准老龄化。新生代对网络和数字产品的衷情正在急剧升温,纸书的魅力相形见绌,黯然失色。与其让数字来“算计”纸质,不如纸质主动转变数字,这样的转身可能艰难,代价可能巨大,但也许只有转身,才能看到另一片风景。或许我们不该有什么悲哀,两千年前出现的纸和一千年前出现的印刷术,配合得如此精妙,给世界带来生机无限,我们对此始终抱着感恩的心情;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出版形式同样会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无限生机,只要阅读永远存在。
[①] 阿尔维尔·曼古埃尔:《阅读史》,商务印书馆2002。
[②] 《阅读史》,第157页。
[③] 李零:《简帛古考与学术源流》,第244页。
[④] 菲利普·科特勒:《营销管理:分析、计划和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