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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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文化研究范文第1篇
引言：
教地理研究不仅是文化地理下的重要课题，完善人文地理学科建设的需要，且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社会形势的需要，但宗教地理学属于边缘学科，国内外宗教地理研究内容和方法都有待完善。本研究基于鹿港镇庙宇数量和分布及庙宇神明信仰分布来探讨不同族群信仰文化整合情况，以求充实和完善宗教地理的研究。
1 研究地域、资料选取
鹿港镇隶属台湾省中部偏西的彰化县，西面靠台湾海峡，清治时期以前，港阔水深，距离中国大陆沿岸最近，自然成为一个繁荣的商业港口城市。随着中国大陆人对台湾的逐渐开发，大陆人为求得神明庇佑带去原乡的神明越来越多，现今鹿港镇出现了上百座来自不同族群从明清到光复后所建的庙宇，庙宇所供奉的神明级别、类型、数量各异。透过庙宇景观研究中国大陆人到达台湾后不同族群信仰文化整合的情况，对于国内宗教地理的研究具有典型意义。
本研究资料的选取主要依据《神游鹿港—寺庙传奇》[1]、《鹿港角头和角头庙》[2]和《鹿港镇志·宗教篇》[3]。本文除特别标注外，资料来源均出自于此3处。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只拿到小到里单位的鹿港行政图，对于庙宇的标注有的并不能精确到实际位置，但依然能够发现各族群信仰文化在鹿港镇的整合现象。
2鹿港镇庙信仰演变过程和整合情况
鹿港镇各时期信仰演变过程是伴随大陆人对鹿港开发、定居而改变的。一开始要度过台湾海峡，为了祈求一帆风顺和化险为夷，需寻求海神的保佑，因此最早出现了海神妈祖；登陆到鹿港后，大陆人开始了对鹿港开拓时期，但却面临瘟疫瘴乱的祸害，这时就需要王爷来保佑，因此促进了王爷信仰的发展[4]。
原乡族群最多的是泉州，其他族群人数相对较少，这些族群所信奉神明的数量在后来历史发展中没有增加且信仰遭冷落的现象，反映出不同族群到达鹿港后信仰文化有融合的现象，也有斗争的现象，最终人数少的族群遭到人数多的族群驱赶，人数少的族群只有改变自己的身份或信仰文化才能继续留在鹿港[4]。
1945至今鹿港兴盛的神明主要是妈祖、关公、王爷等，而鹿港神明信仰上却忽略了族群间的差别，对神明的崇拜更注重实用功利性。妈祖是海神，对海岛上的居民仍然有重要的心理需求，关公不止是忠义的化身，也是商人的守护神，而王爷符合人祈求身体健康的心理。
总之，鹿港镇神明信仰演变大致经过了渡海时期信奉妈祖，开拓、定居时期信奉会驱除瘟疫的王爷以及原乡带来的神明，发展、稳定时期除了信奉之前的信仰外，一些实用功利性色彩浓厚的神明如关公、王爷越来越被信奉。妈祖、玄天上帝、福德正神（土地公）、济公等成了普遍的信仰对象。另外，来自不同来源地的不同神明可以同处一庙宇共同被信奉也说明鹿港居民对不同信仰的认同，从而体现信仰文化的整合。闽南信仰文化具有放任性与融合性的特点，由于受实用功利性心态的支配，对于信徒来说，多一个神灵就多一层保护，神灵越多就可得到越多的保护[5]。这样的心态，对于大部分是闽南人主体的鹿港来说就继承了这样的信仰心态，使得信仰文化融合成了极大可能性。
3 结论与讨论
以庙宇为视角，通过对台湾省彰化县鹿港镇庙宇文化景观的解读，结论如下：（1）明清时期，台湾省鹿港镇是福建人口对台湾开发，展开贸易的首站，庙宇也随着福建人口的迁入越来越多。庙宇供奉神明类型、数量的变化亦体现着闽人对台湾开发的进程。（2）台湾省鹿港镇信仰文化整合最关键的因素是闽南人开放性和融合性的信仰崇拜心理，并受实用功利性心态的支配，只要神明显灵，闽南人就可以崇拜，也就使得佛教、道教、海神、功臣圣贤、医药神、瘟神都可以放在同一庙宇中，而不管这些神明是否是本家族所信仰的或不同原乡。（3）台湾省鹿港镇信仰文化整合集合了矛盾和融合的过程，鹿港镇以闽南信仰文化为主体，融合了其他神灵信仰文化。
总体来看，台湾省彰化县鹿港镇庙宇文化景观的变化与大陆人对台湾开拓、稳定定居的过程和闽南人信仰文化心理特点有关，整个信仰文化整合的情况也是与此相关的。通过历史时期台湾省彰化县鹿港镇庙宇文化景观的研究，对于理解当今鹿港镇社会文化空间的形成和特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林志雄.神游鹿港—寺庙传奇[M].台湾：鹿港镇公所出版，2009.
[2]杨胜.鹿港角头与角头庙[D]. （台湾）.2002.
[3]徐雪姬.鹿港镇志·宗教篇[M].台湾：鹿港镇公所出版，2000.
族群文化研究范文第2篇
关键词：语言象征性；族群关系；语言对族群关系的影响
语言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语言也是区别与不同族群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各个族群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族群的象征。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语言，这种语言最初不能肯定确认不同民族的标志，也并不必然是族群成员进行认同的标志。我们国家本是一个多族群国家，各个族群用本民族语言记录下本民族的辉煌历史和其他文化结晶。语言记录下的更是本族群的一个具有特色的象征，也通常是人们区别其他民族的最大因素。因此，各族群能否平等地使用本族语言，从某种角度它是政治问题。所以在研究族群关系现状、分析族群关系的演变、探讨多族群社会的整合状况时从语言学角度语言的双重性分析是一个重要的切入口。
分析一个国家中各族群的语言使用情况，并结合这种语言使用情况产生的社会条件，我们能够较清楚地认识该国的族群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一、语言的双重性之一，文化象征，它通过记录和书写着族群的社会，经济，政治，精神文化生活。
我们知道出现语言和词汇都是同它处环境中衍生出来的，语言都是在客观需要中产生，从对一个社会里人们使用的语言和文字的分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社会在科技和生产方面的水准，社会组织，甚至是各类知识的积累内容。比如渔民，牧民，农民，山地游猎民族，沙地民族他们生活的方式不同，有自己的生活自然环境，而语言和文字的表达对于本地的描述上更有优势。各个族群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描写着社会各个角度，反应当时代的社会经济生活，同时留下了大量用文字书写的文献，我们从语言社会学的角度，比较不同时代的文献作品中的词汇的归纳分析来研究那时代的社会生活。而后代的研究者从他们文字的表现中研究那时期社会经济生活，但不同时期对同一事物的表达和记载都不同，就是说不同时代的人们使用不同的词汇，反应出不同时代的社会制度，文化生活和道德理论观念，从语言这个角度来加以分析，可以有表及里，通过对词汇这些象征符号的研究来剖析不同时代人们的内心生活。分析和研究各族群的不同时代词汇及演变，无疑会有助于了解族群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的内容，特色和发展进程。
二、语言关系反应的族群关系融洽的程度
多族群融合是我们国家存在的现象，而且民族和谐是我过国基本制度，族群之间相互融合最基本是从语言沟通开始。科尔沁草原上居住的蒙古族很多词语上都借用了汉语词语。比如，“手机”蒙古语直接翻译为“嘎拉乌塔苏”。在汉族和蒙古族的交流不断发展很多蒙古族开始学习汉语，会说两种语言。而且在当地的现代化发展情况下汉族文化进一步的侵蚀着蒙族文化，当地蒙族居民放弃自己的语言而转用汉语，很多当地蒙族人眼里能流利的使用汉语是很有“本事”的。在牧场或者村落蒙古语使用很普遍，可是在市县蒙古族都已经使用汉语。这些一个族群个体使用两种语言的双语制，族群之间的语言转用，语言的借用都反应了蒙古族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不同语言之间的某种“融合”。在语言接触过程中，有时还会产生语言融合的类型，这种类型会产生一种新的混合语言，其中包含有两种语言的成分，而且两种语言在其中所占的分量同等重要。语言本是在特定生活环境下出现的，很多族群没有自己语言文字，但在不同地区的汉语说法都不同，就是汉族方言，族群本地区的语言的融合出现了方言。从以上我们看出族际交流活动在历史上所留下的烙印中看出语言文化象征着族群关系的融洽程度。
三、族群关系的分化与统一对语言的文化象征意义的相互作用
在历史上一个族群的发展和变化，常常影响着语言的分化，有多数人中转用别的语言，而两个族群走向统一时语言也会出现统一和发展。我们不只从语言文化的变化中看到族群关系的分化和统一，同样也从族群的分化统一中看出语言文化的变化，二者之间是相互作用。
语言有双重性，实用性和象征性，族群语言的消亡可能带来族群的消亡，自古以来这样的例子我国发生过很多，例如满族，人们常说满族汉化了，满语消亡了。这一说法很多满族不易接受，但这却是满族的发展趋势和客观现实。而从语言的实用性角度我们可以说满族的语言已经消失或者消亡。可是从语言的文化象征意义角度，这是永远不可能消失的。语言用他象征意义记录了满族文化，这些记录的文化不会消失，一个民族的固有语言消失，不一定民族的消亡。语言的象征性会一定程度上保护着族群的灵魂。
由于科学文化的不断发展，各族群语言和少数民族文字的不断发展，族群关系不断发生改变，我们只有努力发挥语言对族群关系的影响，发挥积极作用对个创建和谐族群关系。
参考文献：
[1] 马戎. 民族社会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 张海超.人类学视野下的古代中国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融合[J]思想战线2012年 01期
[3] 马戎.试论语言社会学在社会变迁和族群关系研究中的应用[J]
[4] 马凤莲.关于民族文化交流与民族关系问题[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三期
族群文化研究范文第3篇
摘要：族群概念及其理论源于西方，故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些西方的族群理论学说。西方的族群理论学说主要有：原生论、神话——符号丛论和边界论。
关键词：族群；族群分析理论；族群认同理论；发展趋势
当前，国际热点问题中有相当一部分与族群冲突有关，在国际事务中族群认同、族群关系、族群冲突以及移民等越来越成为重要因素，族群关系研究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部分。因此族群问题研究己经成为人类学研究的最重要议题之一，现将国外内有关族群问题的探讨作一简单的综述。
一、国内外对族群的界定
“族群”概念来自西方，是多种群体分类的一种方式。最早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使用，到20世纪60年代开始被国际人类学界广泛使用。“族群”是英文“ethnic group”一词的汉语译法。英文中的“ethnic”一词来自希腊语的ethnos。
1、国外对族群的界定
“族群”最早被收录在《韦氏新国际词典》（1961年第三版）当中，根据该词典的定义，“族群”有如下含义：非犹太教或非基督教的异教徒；具有文化传统、心理特质和体形特征的共同体；起源于异邦的原始文化。
在西方，随着“族群”概念的广泛使用，对这一概念的研究也深入开展起来，也就繁衍出“族群”的多种含义。西方对“族群”的定义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取向：一是客观特征或属性，二是主观情感，三是行为模式。对中国人类学界影响较大的是韦伯（Marx Weber）的定义，他认为“如果那些人类的群体对他们的共同世系抱有一种主观的信念，或者是因为体质类型、文化的相似，或者是对殖民和移民的历史有共同的记忆，而这种信念对于非亲属社区关系的延续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这种群体就被称为族群。”韦伯这一解释揭示了人们是如何自主地意识到自身的历史，以及通过什么因素他们被联系在一起并延续下来。
韦伯之后，巴斯的对族群的界定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巴斯认为，“族群是行动者自我赞许（ascription）和认定的归属类别（categories），主此体现族体间有机互动的特质”。同时也指出族群认同是在族群互动中得到维持的。
从以上西方学者对“族群”的界定的流变中我们可以看出，“族群”概念在西文出现以来，其定义的发展经过了从注重群体的客观特征到注重群体的主观特征再到两者特征的综合。
2、国内对族群的界定
随着改革、开放后国际学术交流广泛而深入的开展，国内人类学界开始频繁接触到国外人类学研究中的ethnic group这一词汇。
吴泽霖主持编纂的《人类学词典》对“族群”的解释是：一个由民族和种族自己聚集而结合在一起的群体。这种结合的界线在其成员中是无意识承认，而外界则认为它们是统一体。因此，族群是一个含义极广的概念，它可用来指社会阶级、都市和工业社会中的种族群体或少数民族群体，也可以用来区分土著居民中的不同文化和社会集团。族群概念就这样综合了社会标准和文化标准。
广东民族研究所的孙九霞对“族群”的界定是：在较大的社会文化体系中，由于客观上具有共同的渊源（世系、血统、体质等）和文化（相似的语言、宗教、习俗等），因此主观上自我认同并被其他群体所区分的一群人。
郝时远先生在对西方学界的20种族群释义的要素进行统计分析，认为“ethnic group”一词在突出共同文化这一基础上，主要有、体貌特征、语言、民族归属和出生的同一背景（祖先）这5种属性。
二、族群相关的理论
（一）族群分析理论
族群概念及其理论源于西方，故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些西方的族群理论学说。西方的族群理论学说主要有：原生论、神话——符号丛论和边界论。原生论主要代表希尔斯（Edward shills）和范·登·伯格（Van den Burgher）认为族群是人类的自然单位，语言、宗教、种族、土地等“原生纽带’使这些自然单位获得内聚外诉的力量和根据；他们认为族群是亲属制的延伸，是在生存斗争中用来达到某种共同目标的工具。神话——符号丛论的主要代表西顿·沃森认为族群的核心是神话、记忆、价值和符号，族群的生命力和特性在于其神话和符号的性质。边界论的主要代表巴斯（Barth）认为族群这一社会组织的本质在于自识和他识，研究族群应关注其边界而不是其文化特征。
（二）族群认同理论
1、族群认同的界定。
“认同”是一个心理学范畴，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指个人与他人、群体或者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的趋同过程。后来在心理学上一般指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与某些人联系起来并与其他一些人区分开来的自我意识。与“族群认同”对应的英文是Ethnic identity，其意为“族群身份的确认”，国内学者对“族群认同”的定义基本上都是这种涵义。例如，“民族
（族群）认同即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族群）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族群认同是“以族群或种族为基础，用以区别我群（in-group/we-group）与他群（out-group），是同他族他往过程中对内的异中求同及对外的同中求异的过程。”
族群文化研究范文第4篇
一、多元文化教育的概念、发展历史及目标
美国的多元文化教育在40年中形成了一个有方法、层面、范式、课程原则、教学和评估等在内的知识体系，旨在为针对族群、语言及其他文化多样性的课程设计者和教育家们提供完整的路径，以培养学生在文化多元的国家和世界中成为有知识、技能和良好态度的人。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民权运动大大推进了族群研究和女性研究运动，并推动了单一族群研究进入多族群研究。70年代后期，随着女性主义等文化群体对自身权利的斗争，多元文化教育逐渐成为教育学界的重要研究课题。
多元文化教育包括了至少三方面的内容：它是一种教育理念，一场教育改革运动和一个改变教育的惯性结构为主要目标的进程。(1)作为一种观念的多元文化教育倡导所有的学生不论性别、社会阶级、民族、族群、宗教、或特殊的文化特质，都应该在学校中获得平等的学习机会。(2)多元文化教育是一场教育改革运动，希望凭借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改革使不同的学生获得同等学业成就的机会。多元文化教育概念是与教育平等、教育民主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中所存在的偏见和歧视由于族群差异的存在而难以消除，这就使得多元文化教育注定成为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目标是为不同群体提供多样的文化、族群与语言的选择，减少学校某些族群由于体貌和文化差异所造成的痛苦。多元文化教育要使所有学生都能获得合适的技能、态度与知识，以使他们在自身的社区文化及主流文化中能较好地发挥作用。进一步讲，多元文化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进行制度性的变革，改变学校的整体环境，能够更好地反映并推进社会的族群、文化和语言多样性，使不同背景的学生能够有平等的教育机会。
二、多元文化教育的五个维度
班克斯提出多元文化教育需要教学方法与学校环境的改变，他阐释了多元文化教育课程设计的五个面向(five dimensions)。这五个面向是内容的整合、知识的建构、平等的教学、减少偏见、赋权的学校文化与社会结构。内容的整合是为了各门课程中成功地整合多元文化教育，教师有必要在所有学科领域中，应用来自各种文化的内容。整合的方法主要包括贡献法、增加法、内容转换法和决策法。知识的建构是指教师可以帮助学生从自己种族、文化的经验来建构学校所讲授的知识;平等的教学是教师运用各种教学策略促进不同种族、文化、性别及不同社会阶层的学生的学业成绩提高，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使学生有更多的成功机会;减少偏见则是对于学校、课堂、教科书中所反映的不同文化，是否含有对其他族群的偏见，进行深刻的反省，教师能运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帮助学生发展正向的族群态度，以减少偏见;赋权的学校文化与社会结构是指教师不仅要看到教室内族群间的互动，而且要注意到整个学校内的族群互动，鼓励学校行政人员与学生进行族群间的正面互动，创造一种赋权的学校文化。班克斯认为，多元文化教育应从这五个方面考虑，才能使学生学习到有效参与全球社会所必备的知识技能和看待事物的观点。
多元文化教育的五个维度旨在帮助教育工作者理解多元文化教育的不同面向，能够综合设计与运用多元文化教育。班克斯认为，在最初阶段，教师应该认识到如何来调整他们的教学方法来适应不同能力、学习特征的多元文化群体。之后，教师应该注意课程的内容整合，而且需要意识到这只是多元文化教育实施的一个较为基础的重要部分。如果教育工作者能够同时推进所有的维度是最理想的。
三、多元文化教育的核心问题——课程改革
在美国，课程问题永远是当务之急，它与种族、经济、语言和文化问题一起构成国家话语的主要部分。国家所存在的多样性使得社会的很多问题很难取得一致性。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和道德背景影响着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这样的问题有：什么对课程是重要的?要达到什么目的?谁的观点会成为“主流的”观点?
学校课程需要帮助学生认识美国盎格鲁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增强其与其他族群的文化交流能力。狭窄的族群教育课程不能形成学生的美国的整体族群观，因而不可能推动现代美国的变革。目前，美国的多民族观应该成为学校必须学习的内容。此外，少数群体学生应该在学校中掌握与主流群体交流的技能。班克斯强调课程应该反映学生的语言和文化特征并提高其学业成就。教师应该依据学生的文化特征来帮助他们获得生活技能。盎格鲁美国学生需要了解少数群体的价值观、信仰和生活方式在他们生活中的作用，因此，他们可以接纳世界中不同的行为方式和视角，并能帮助他们过更丰富有意义的生活。
作者：朱姝 来源：新课程·上旬
族群文化研究范文第5篇
【关键词】贺州；族群；语言互动；深层意义
贺州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地处湘、粤、桂三省（区）交界地，迄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贺州是一个多民族、多族群聚居的地区，境内有近十个汉族族群，加上瑶族、壮族和苗族的族群，大、小共有十几个族群，几乎成了岭南族群的缩影，被知情的学者们称为“岭南族群博物馆”。i早在明清之际，贺州就是湘、粤、桂三省（区）的商品集散地，特殊的历史文化造就了贺州特殊的族群结构。
贺州在族群互动中，语言的互动十分突出。就族群语言而言，其族群语言极为复杂，有多少个族群就有多少种语言，族群成员中会讲会听多种方言（语言）的大有人在，造成了有趣的贺州多族群语言互动的有趣现象。然而，贺州多族群语言互动是复杂的，而且在分析贺州多族群语言互动时也没有指出它背后的意义，对此，本文在有关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观察和调研，概括了贺州多族群语言互动的现状和特点，用演进的观点和方法，分析了贺州多族群语言互动背后的进一步意义。
一、贺州多族群语言互动的现状与特点
贺州市总人口210万，从民族成分看，其民族主要有汉族、瑶族和壮族，另外还有苗族、回族、满族、侗族、仫佬族、蒙古族、布依族和水族等15个民族。ii从族群的角度看，贺州的居民大约分为二十个以上族群。在贺州，汉族分为本地人、客家人、铺门人和九都人四大支系。1、本地人，主要是明朝时期闽、浙、赣、湘、粤移民的后裔，占贺州市汉族人口的42%。2、客家人，占贺州市汉族总人口的33.8%，均为清朝康熙时期以后来自广东梅县、揭西、揭阳和五华等县移民的后裔。3、铺门人，约占汉族总人口的11%，主要聚居于铺门镇，其祖先大约在明朝初年由珠江三角洲地区辗转移居而至。4、九都人，环绕贺州城区居住，约占汉族总人口的4%。贺州境内除汉语外，还有壮语、瑶语（勉）、苗语等多种少数民族语言，而贺州汉语方言就有本地话、客家话、白话（广府片粤语）、官话、湖广话（湘语）、坝佬话（闽语），还分布着系属未明的铺门话、都话（土拐话）、鸬鹚话等土语。iii
这么多的族群，这么多的族群语言，他们是如何来往交流的呢？这就是族群语言互动的问题了，如果没有统一的语言，很难想象这样的交流会成功。那么是不是有什么统一的语言呢？答案又是否定的，在贺州，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他们的互动，那就是“见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语言”。我们在贺州随处走走，就可以听到不同的语言，白话、客家话、本地话、九都话等等在耳旁跳跃，这就是贺州多族群语言互动的现象了。贺州无论市区还是乡镇，语言互动都非常频繁，但各族群语言使用频率却有较大差异，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为客家话、白话，其次是本地话、桂柳话，而都话、壮话、瑶话等弱势族群语言则很难登上市场这一“大堂”。贺州族群间的语言互动是频繁而又复杂多样的，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景下，语言互动的频度和模式等均呈现出动态多变性。
可见，贺州各族群多语多方言能力较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贺州多族群语言之间互动的广度和深度。对本族群语言的自我认同度高，是贺州各族群族群意识及族群向心力较强、族群边界相对明晰的体现；对其他族群语言的认同度高，是贺州多族群语言频繁接触的结果，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贺州良好的族群关系。
二、贺州多族群语言互动的意义及分析
语言互动首先表现为沟通的意义，多族群语言互动也是如此，不同族群的成员，他们的母语不一样，在他们交往的过程中就要有一种统一的语言了，这时只是一种临时的统一，而不是有规定的统一。多族群语言互动是有着深层次意义的，贺州多族群语言表现得很明显。
（一）拉近距离、密切关系
在贺州，由不同族群成员构成的家庭占有较高的比例，在这些家庭中，语言互动较为突出，也表现出一定的共性，如老辈用语
“妇从夫家”现象比较突出，对母语的忠诚度以“夫方”为甚；晚辈用语则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对其它族群语言的宽容度和认同度均较高。
多族群语言互动中，有着拉近距离、密切关系的意义。比如两个不同族群的人：客家人和本地人，他们相逢时，就会说客家话，一般都是说客家话，因为一般情况下客家人不会说本地话，而本地人会说客家话，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通过这样的沟通，他们之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尤其是对于客家人来说，又是说自己的语言，他内心里更感到亲切，他们的会得到进一步的沟通。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是，在买卖市场中，卖方认识的一个人，他知道他讲的是客家话，于是卖方也与他说客家话，而当不知道买方是说什么话时，他会先听买方说，然后跟着买方说他们的话。
（二）升华感情、满足目的
知道了对方的身份，这就好办了，他们又能够说同一种语言，就好像是在异乡见到故乡的人一样，“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时他们的感情得到了升华。而这还不是最终的意义，还比如在市场中，我们会看到，那些卖东西的人会根据不同的顾客说不同的语言，刚刚开始，我们会觉得这个卖东西的人很好讲，会感觉很亲切。而事实上也是如此的，但是卖东西的目的还是卖东西，他希望顾客能够买，在你感觉他很亲切时，你会被吸引一样，就有点会情不自己地买了，正好符合了卖者的目的。
而在家庭中，没有了买卖的经济关系，但是也会表现出多族群语言互动的满足目的的意义。在多族群家庭中，我们会经常看到一种有趣的现象，比如和一个家庭中：丈夫和妻子说九都话，丈夫和他的父亲说本地话，而和他的母亲说客家话，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得出，这个家庭是本地人族群，所以丈夫和他的父亲、儿子说本地话，而丈夫的妻子是九都人，丈夫的母亲是客家人。多族群家庭中，沟通是第一位的，但是沟通的同时是带着一定的目的，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语言的传承的需要，这样的目的并不是目的性的，也就是说不是具有功利性的，而是一种生活或者说是家族感情的需要。 （三）融洽气氛、族群认同
也不是全部情况下是卖方使用买方的语言，有时候也是买方使用卖方的语言，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在一个卖瑶族草药的摊位（瑶族同胞大部分住在山上，平时采集草药到集市上卖），（下转第223页）
（上接第221页） 很久了也没有多少人来买，这时候走来一个人，他虽然不是瑶族人，但是他也懂得瑶语，他看见卖方是穿着瑶族服饰的人，就主动说瑶话，这时候瑶族同胞会站起来，脸上露出笑容，便谈起买卖草药来。那个人不一定要买，但是他在语言互动中是主动方，出于和气的目的，我们也看到了那种买卖下的气氛很融洽，有时候他们还会用瑶话聊天，这时双方都是很喜悦的。
一般说来，族群认同包含各族群的自我认同及族群间的互相认同。通过以上的一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在贺州，不仅是该族群的人认同自己，比如客家人在与本地人交流中使用自己的语言，同时也到得了其他族群的认同，比如在瑶族人卖草药的摊子上，一个非瑶族而会说瑶话的人用瑶语与瑶族同胞交流，说明他是尊重外族群的，同时他能够说瑶语也是他认同外族文化的一个表现。
三、结论与思考
在人类社会各个族群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中，语言的出现和发展是一个重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是族群的首要区别性标志，是族群文化的载体，也是族群文化的核心。族群互动充分体现为族群语言的互动，对于有“岭南族群博物馆”美誉之称的贺州而言，族群认同呈多样化态势，其中语言认同最为凸显。族群互动在族群认同的基础，族群的互动是在不同层次认同下的互动，经过身份认同、关系认同、目标认同、感情认同，最终达到族群认同的不断演进的族群关系，这些认同是在族群互动中完成，而又更多体现在多族群语言的互动中。
我国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关系历来是国家管理者在治理中十分重视的领域；而有些民族内因为历史等原因，又分有着众多的族群，我国的民族多样性是十分明显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实践上的困难。研究表明，并不是存在社会互动和社会接受，就会导致族群特征的丧失；族群接触和互相依赖并不导致文化差别的消失。iv贺州族群结构复杂，民族成分多样，在历史时期各民族或族群难免有种种冲突，但始终在互动的漫长过程中由相互接受走上和睦相处，
乃至呈现出融合的大趋势。贺州族群结构在良性互动中日益和谐，表现了中国民族关系模式，也为反思某些时期的中国民族关系模式提供了一个范例。通过对贺州多族群在语言互动中的演进性意义的研究，或对我国族群认同和民族关系的建设实践有借鉴作用。
注释：
i见徐杰舜等著.从磨合到整合——贺州族群关系研究[m].广西民族出版社，2001：43.
ii1990年人口普查各民族人口分布表[a].贺州市志（下卷）[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
iii见陈小燕.广西贺州八步（桂岭）本地话音系[j].方言，2009（1）.
iv引自陈小燕.贺州多族群语言互动典型案例研究——贺州多族群语言与族群认同关系研究之二[j].百色学院学报，2010（6）.
【参考文献】
[1]唐择扶，贺州市志编纂委员会.贺州市志（上、下卷）[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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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九霞.试论族群与族群认同[j].中山大学学报，1998（2）.
[5]周大鸣.论族群与族群关系[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2）.
[6]徐杰舜.论族群与民族[j].民族研究，20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