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保全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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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保全的手段范文第1篇

【关  键  词】财产保全/先予执行/海事强制令/行为保全

  从开始关注这一命题起，笔者一直在查找国内相关的资料，希望可以从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吸取养分，并把自己的思考建立在相对高的平台上。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案头上相关的国内资料却始终是凤毛麟角。失望之余，笔者更感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促使笔者在思考尚不成熟之时大胆动笔。

众所周知，我国的先予执行制度和财产保全制度是对权利人在诉讼程序上的两种主要的暂时性救济手段。长时间以来，它们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审判实践中，我们也发现存在大量无法运用这两项制度来加以处理的情况。换言之，要实现暂时性救济手段的目的，这两项制度还有遗漏之处。其中，如何处理当事人提出非财产的保全请求是实务界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行为保全在世界范围内并不是一个新的诉讼法上的概念，根据国外理论界的一般观点，行为保全是与财产保全相对应并且同位阶的概念，两者共同构成完整的保全制度（证据的保全非属同性质的制度，故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但可惜的是它在中国尚没有自己的历史和应有之位。因此，我们的民事诉讼法是否需要和如何建立这一制度正是本文的思考所在。

  一、现行相关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的检索及简要评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九章规定了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制度。由该章的标题来看，这一章的规定仅限于规定财产保全制度及先予执行制度。而其中第92条至96条是关于财产保全的规定。根据这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其他原因，使判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案件，可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财产保全的裁定；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如果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财产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在起诉前向法院申请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另一方面，根据《民诉法》第97条、98条的条文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106条、107条所载，先予执行的适用仅限于符合以下情况的案件：（1）追索劳动报酬的；（2）追索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的；（3  ）需要立即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的；（4）需要立即制止某项行为的；（5）需要立即返还用于购置生产原料、生产工具货款的；（6）追索恢复生产、  经营急需的保险理赔费的。并且，上述类型的案件还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1）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明确，  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申请人的生活或生产经营的；（2）被申请人有履行能力的。

从上述归纳来看，财产保全仅限于申请人请求的范围，或者与案件有关的财物，并不涉及到非财产的请求对象。当法院遇到当事人非财产的保全请求时，有时便以财产保全勉强适用，扭曲了财产保全制度，甚至竟然出现查封或扣押请求人自己所有的财产以达到制止被申请人侵害申请人之财产的目的的情况。先予执行制度从立法精神来看，是应当被严格控制的。但在实践中，“许多先予执行裁定是在立案以后被立即作出的，案件根本未经开庭审理，管辖权也未确定，更谈不上基本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注：引自金正佳、翁子明《海事请求保全专论》，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230页。  ）这样的先予执行是相当勉强的，在依据、目的、条件、阶段、结果上都与这项制度的立法精神相背。

某地方法院曾经碰到这样的案例：甲与乙之间存在房屋租赁关系。甲是出租人，乙是承租人。被出租的房屋内有一由甲自己搭建的阁楼，阁楼内可住人。房屋出租予乙期间，乙以阁楼无人住且妨碍屋内空气流通为由，要求把阁楼拆除，甲不同意，但乙坚持并于某日上午开始拆除阁楼，甲无奈，遂于同日上午向所辖法院寻求法律保护。法院建议甲立即起诉乙，并向法院申请先予执行，制止乙的侵害行为。甲按照法院的建议先起诉，后申请先予执行，并于当天向法院交纳诉讼费及提供先予执行担保。法院遂裁定先予执行，要求乙停止拆除房屋的阁楼。该案件于三星期后开庭审理，以调解结案。又如某地派出法庭的另一案例：甲与乙原为夫妻关系，后甲因种种原因向乙提出离婚并要求离婚后由她抚养8岁的儿子，乙不同意。  甲遂以其与丈夫感情确已破裂为由向某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并请求法院把儿子判决给她抚养。在案件审理期间，乙意识到自己很可能败诉，故欲将儿子送往国外亲戚家生活读书，企图不让甲实现对儿子的抚养权。甲于是向法院申请制止乙的行为。甲向法院申请保全措施，法院认为保全措施的对象只可以是财产，甲的申请于法无据，驳回申请。甲再向法院申请先予执行，法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98条的规定，先予执行需符合“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申请人的生活或者生产经营”的条件，甲的申请不符合该条规定，再次驳回甲的申请。案件经过审理，最后甲胜诉。但由于儿子已经被父亲送到国外，使判决难以执行，甲实际上并未能实现其抚养权。这样的情况不但出现在一般的民事纠纷中，在经济活动中也不乏例子。如：演出公司甲与某剧场管理部乙订有场地租用协议，约定甲将于某日在该剧场举办一场音乐会。在音乐会预期举行日的前两天，甲与乙因剧场音响设备的提供是否属于租用协议内容产生争议。乙认为音响设备非租用场地的配套设施，应由甲自己解决。但甲却持相反意见，并希望乙能体谅音乐会门票已发售一空，没有音响设备将使音乐会无法按期举行，将给甲带来重大经济损失，请乙先提供音响设备，至于协议纠纷在音乐会后再解决。但这一提议遭到乙的拒绝。甲无奈，于当天到法院起诉乙违约并申请先予执行。法院认为甲所申请的先予执行的案件中，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明确，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97条中规定的情况，非可先予执行的案件，因此驳回甲的申请。由于乙始终拒绝提供音响设备，使音乐会未能如期举行，甲遭受严重经济损失。后案件经法院审理，甲胜诉，乙被判令赔偿甲因乙违约所受的全部损失并承担诉讼费用。类似上述三个案例的情况并不少见。导致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多样的，但我国关于保全制度的规定过于片面和粗糙是根本性原因。

其实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这两项制度都是诉讼终结以前的带有执行性质的程序，其目的都是为解决诉讼结果产生以前出现的紧急情况，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和法院裁判得以执行。财产保全适用于诉前或诉中，但先予执行仅可在诉讼开始以后，判决结果产生以前被提出。在实践中，我们看到这两项制度尚不足以解决当事人可能遇到的紧急情况，或者说，这两项制度还不能全面合理地涉及到实际中的各种情况，现实中大量存在这两项制度均鞭长莫及的情况。前面所列举的案例仅是这些大量的情况中的某些类型。这种立法上的真空致使当事人求助无门、甚至坐以待毙、法院无所适从的情况在民事经济审判中与日俱增。随着社会的发展，及时性与效益性早已成为市场经济的要求，法律思想亦已经由传统的事后损害赔偿救济向事前防范及使权利暂时得以实现的方向转变，保全制度也应随之从传统的以确保执行为唯一目的、以财产为保全的唯一对象向既能确保裁判得以执行又能暂时满足和保护当事人现有权利、既能针对被申请人的财产又能针对被申请人一定行为的方向转变。认真检讨并完善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已是刻不容缓。

  二、设立行为保全制度的理性思考

  （一）台湾地区及外国立法的参考

前面我们所讨论的案例如果发生在我国台湾地区，情况就会有所不同。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第七篇保全程序自第522条至第531条规定了假扣押制度，第532条至第537条规定了假处分制度。所谓假扣押是指“债权人就金钱请求或得易为金钱请求之请求，因日后有不能强制执行或甚难执行之虞，欲保全强制执行，由法院准许债权人申请所为暂时性之扣押措施”。（注：引自：林庆苗，陈荣宗《民事诉讼法》，三民书局1996年7月初版，第879页（台湾）。）所谓假处分是指“债权人就金钱以外之请求，因请求标的之现状变更，日后有不能强制执行或甚难执行之虞，欲保全强制执行，由法院准许债权人申请所为暂时性之处分措施”。（注：引自：林庆苗，陈荣宗《民事诉讼法》，三民书局1996年7月初版，第879页（台湾）。）从前面的定义看，台湾地区的保全制度区分了对财产的保全和对行为的保全。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针对不同的请求对象作出不同的裁定。

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大陆法系的国家也有相类似的立法。德国民事诉讼法于其第八编第五章规定了假扣押和假处分制度并对其执行程序作了规定。日本的保全制度则脱离民事诉讼法，特别设有独立的民事保全法。该法共65条，其第二章规定假扣押假处分的审判程序（称为“关于保全命令手续”），其第三章则规定了假扣押假处分的执行程序（称为“关于保全执行手续”）。

英国著名的玛瑞瓦禁令是英国司法制度中的一项很有特色的诉讼保全措施。其内涵是法院根据原告人的申请，在被告可能将其财产转移出法院管辖范围以外的情况下，发出禁令，禁止被告人转移财产。玛瑞瓦禁令的保全对象既可以是财产也可以是行为。其表现形式是强制或禁止被请求人为一定行为。当所禁止的是被请求人转移财产的行为时，其实质就是财产保全；当禁止的是被请求人为一定的不涉及财产的纯行为时，其保全对象实质上就是行为。（注：参见沈达明：《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中信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

美国的民事诉讼程序设有TRO（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和初步禁止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它们都适用于判决结果产生以前的诉讼阶段，  目的都是为避免申请人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失。  对于TRO，  法院只要求申请人（当事人一方）提出初步的证据证明法院有颁布的必要即可，申请人无须承担严格的证明责任，而且，TRO  适用范围广泛，可针对包括财产和行为在内的各种涉讼标的。初步禁止令则在诉讼程序启动以后，申请人已具有胜诉的可能之时方可启动，其适用范围也同样的广泛。（注：杰佛里·C·哈泽德、米歇尔·塔鲁伊著，  张茂译《美国民事诉讼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和地区在保全制度的立法上均区分财产保全和行为保全，而且这些国家和地区均把行为保全制度视为一项与财产保全制度同等重要的保全制度来进行规定。我国的海事诉讼是国内诉讼领域中涉外性最强的一部分，也是我国诉讼法最迫切需要与国际民事诉讼规则接轨的部分。长期以来，我国海事诉讼都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但民事诉讼法中仅规定了财产保全程序而没有行为保全程序。由于在海事审判实践中常常出现一些不能归属于财产保全的保全申请，如货主要求承运人接受货物后签发提单或及时交付货物；承运人要求托运人及时结关或者要求收货人及时提货；船舶所有人要求租船人交回船舶等。类似的请求无法通过现行的财产保全或先予执行程序得到解决。因此，在总结了海事审判经验，借鉴了一些国家海事立法的合理内容的基础上，我国新颁布的《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设立了类似于行为保全性质的海事强制令制度（设专章规定于第四章），规定海事法院可以根据海事请求人的申请责令被请求人实施特定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另外，将于2001年7  月实施的新修订的《专利法》也已将“诉前禁令”制度列入专门条款。新的《专利法》第61条规定：“起诉之前，如果专利权人或利益关系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侵犯其专利权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全的措施。”这些突破性的规定不仅是海事诉讼立法和专利法的发展，也为法律界正确理解保全制度的内涵注入新的思维，引导立法部门正视现行保全制度立法的不足，为我国民事诉讼保全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

  （二）理论分析

由于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只有财产保全程序（证据的保全非同性质的制度，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因此长期以来，有一种习惯性的观点认为保全制度就等同于财产保全制度。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所谓保全制度是一种以确保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的结果能获得实现为目的的权宜制度。保全非属一种使保全对象处于静态的理解，而应该以“保护使之安全”作为其理解。假若以前者为理解就会导致一种片面的观点，认为保全就是使变更着的或即将变更的请求对象停止变更以维持现状至最终判决产生为止。那么，保全的对象就只能是物，并且保全行为就只能是禁止性行为。这是一叶障目，断章取义的观点。“保全”这一术语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的目的陈述而不是作为这种制度的实施方式。

立法者设立保全制度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这里的“法律的尊严”既包括确保判决得以实现，也包括确保人们在民商事交往中及时得到现行法律的有力保护，有效益地处理双方之间的纠纷，同时减少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当事人在因私权纠纷而提起民事诉讼之前或在诉讼中，往往会面临对方当事人将其责任财产隐匿或者处分，或者继续变更涉讼的请求标的的状况，使当事人日后取得的终局判决无法执行或难以执行，使诉讼结果落空的境况；又或者由于对方当事人继续为侵权或违约的行为，使当事人面临损失或损失扩大的危险。因为诉讼是一个过程，当然地有期限的限制，这一限制不仅针对法院，也同样限制着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当事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和提起诉讼后至获得终局判决一般需要持续一定的时日。在这段时间里，恶意对方当事人很可能继续损害行为或者根据案件审理的发展情势，分析到自己将来可能会败诉甚至被强制执行而趁诉讼尚未终结之时，将责任财产转移或处分，或继续变更涉讼的请求标的的状况以逃避承担法律责任而使将来的诉讼结果落空。如果在立法上没有相应制度制约这些恶意当事人，保护受损一方的权益，那么将无法维持程序正义，而且民事诉讼的程序将会成为浪费并无法达到原来的目的。基于这样的立法目的，保全制度不应该仅是针对财产这一请求对象的措施，它应该是因应不同请求对象在性质上的不同而有区别地设置保全措施与适用程序的全面而灵活的一套制度。否则，立法上的真空将会形成制度的残缺，造成法律赋予当事人获得保护的手段上的一种先天的不平等，而这恰恰是违背了诉讼法的基本价值取向的。另外，就民事责任的分类来看，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之一包括停止侵害和排除妨害。但如果这只能在判决产生后方能适用的话未免过于机械，我们的诉讼救济也未免滞于迟钝。在尚未确定一方需承担民事责任之时，另一方当事人只要有初步证据可以证明对方当事人正在进行的涉讼行为属于侵权或违约又或将使将来的判决落空的，应可以申请法院先行制止对方的行为，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行为保全（当然，在此情况下停止侵害和排除妨害不应是一种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正如为执行赔偿损失民事责任而实施财产保全一样，只不过保全的对象和方式不同而已。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保全对象应该包括财产与行为两种，进而保全制度也应该细分为财产保全和行为保全。

至此，笔者得出行为保全的定义。它是指：人民法院在诉讼前或诉讼中，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强制依据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负有义务履行一定行为而不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而为之的义务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强制措施。为了进一步清晰地了解这一定义的边界，笔者拟将行为保全与一些相近的制度进行比较，这些制度主要包括财产保全、先予执行和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由于前两者上文已有论及，因此下文仅就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进行简要的比较，并且本文的思考焦点是两者的相异之处：首先，在法律性质上，行为保全是一种法律上的强制措施，而非制裁，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的性质则是一种程序法上的法律制裁；（注：参见常怡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232页。）第二，  行为保全制度的目的是保证实体法上判决得以实现，而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的目的则是保障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第三，就对象来说，行为保全执行的对象是被申请的当事人，但是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的执行对象则可以是当事人，也可以是其他诉讼参加人和案外人等；第四，当事人只可以于判决产生以前向法院申请行为保全，而法院则可以在诉讼程序的全过程对妨害民事诉讼的人适用强制措施，以保证程序的顺利进行；第五，民事诉讼法对行为保全适用的行为种类和具体措施没有明文规定，只有消极的禁止性规定，但对于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适用的行为种类和具体措施，民事诉讼法都有明文的规定。行为人必须是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实施了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且该行为必须是行为人故意实施的。此外，行为还须属于民事诉讼法第100条、第101  条、  第102条和第103条所规定的行为之一。通过上述的比较可见行为保全与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区别，不容混淆。

  三、我国行为保全制度的立法建议

行为保全制度与财产保全制度两者的宗旨是相同的。因此在原则性的方面，财产保全的一些规定可以准用于行为保全，这部分本文不再赘述。但是由于行为保全的对象与财产保全有明显的不同，所以在申请条件、救济手段、保全方式等方面，两者存在着相异之处。

根据台湾学者的普遍观点，行为保全按功能与目的区分可以再细分为确保性的行为保全和满足性的行为保全。前者是为确保日后的诉讼结果有得以执行的基础，如前述离婚抚养权纠纷一案。后者则是“为维持现在的秩序，暂时满足申请人的权利或确保申请人现有权益不受被申请人的继续侵害而采取保全措施”，  （注：转引（德）  Jaueming,  zwangsvollstreckungs—und  KonKursrecht,  16.  aufl.  s.  144f.  ）其实施与否取决于申请人面临的紧急情势，如前述承租人要拆除房屋阁楼的情况以及场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按被保全行为的性质区分，满足性的行为保全又可分为履行性的行为保全与禁止性的行为保全。上述观点值得我们借鉴，可考虑在申请条件、保全方式、救济手段等方面区别不同类型的行为保全作出不同的规定。

  （一）行为保全的申请条件

就确保性行为保全来说，申请的有效条件包括：（1  ）申请人须具备保全请求资格。首先，申请人无论于诉前或诉讼中，又无论在本诉中或在反诉中申请行为保全都须为本案的适格当事人。原则上，案件已起诉的，应为适格原告或适格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未起诉的，应为案件的准诉讼主体。也就是说申请人须享有民事请求权及其有民事诉讼权利能力和民事诉讼行为能力。这是申请人得以申请保全的前提。因为保全只是诉讼程序中的一个非必然附属程序，非案件适格当事人，自然无从谈申请保全。（2  ）须有证据证明被申请人的行为会导致日后的判决有无法执行或难以执行的可能，确有保全的必要。作为当事人，对此主张自然负有举证的责任，但至于是否被认定则是法院自由裁量权的范围。

就满足性行为保全来说，申请的有效条件同样应包括两点，上述第一点的要求自应在内，只是在“确有保全的必要”这一要件上，当事人应举证证明被申请人的行为若不及时被保全则会令其遭受损失或面临损失扩大的危险。当然这里，申请人须有证据证明其根据法律或合同享有合法民事请求权。

  （二）被申请人的救济手段

所谓救济手段是对被申请人而言的。行为保全对于申请人来说是一种救济措施。但对于被申请人则会产生潜在不利甚至现实不利。那么，制度本身就需要有相应的救济手段来平衡这种法益的倾斜。财产保全制度中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的方法在行为保全中应可适用，但就担保金额大小的确定较为复杂。本文认为，担保金额的大小应由法院根据被申请人若被错误申请行为保全将受到的损失来作出裁定，申请人或被申请人不服的可以就金额大小的裁定申请复议一次。当然，对于该金额的估算较财产保全要困难得多。如非情况紧急，法院宜就此举行听证，听取双方当事人意见，若情况紧急，法院宜就此举行听证，听取双方当事人意见，若情况紧急，法院应依自由裁量权，根据具体案件作出裁定。另，由于行为保全是就金钱请求以外的请求提出，故不存在被申请人向法院或申请人提供担保而请求法院解除保全的情况。除非申请人自己向法院申请解除保全措施或因申请人在起诉前申请行为保全但未在其后的法定期间内向有管辖权法院起诉而导致法院自动解除保全措施，否则在保全期间内，保全措施当然有效。

关于有观点认为以提交金钱作为担保的方式是否会有“金钱万能”之嫌，且会间接鼓励申请人依仗财力滥用权利，并建议可以使用保证人的方式提供担保的问题。笔者认为，不可否认，以提交金钱作为担保的方式有不少弊端，但正如有光的地方，就会有阴影一样，任何制度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弱点。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从两方面来考虑。首先，从申请人的角度来看，提供担保是对其行使权利的一种限制。无论申请人是否财宏势大，如果他滥用权利就会面临财产上的损失。而在民法上，对行为人最严厉、最实质性的惩罚莫过于在金钱上的制裁。即使这种损失的可能不足以令所有的申请人谨慎地申请保全，但至少，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可以大大地降低申请人滥用权利的可能，这就已经达到担保这一制度的目的了。再者，从被申请人的立场考虑，担保的设置是以被申请人的利益为中心的，要求申请人提交金钱作为担保可以相应地减少被错误申请的可能和遭受损失的风险。如果由于申请人的错误申请而遭受损失，对被申请人来说，最实际的补偿方式也是金钱赔偿。况且，并不是说只要提供担保，申请人就可以随便申请行为保全，还必须符合其他条件并只有在法院裁定保全后，申请才能付诸执行。也就是说，即使在极少数情况下，申请人不在乎担保金额的有无与大小，他也不能一相情愿地达到行为保全的目的。因此，以提供金钱作为行为保全的担保方式是目前最不坏的选择。至于以保证人作为担保的方式，笔者认为会增加诉讼的复杂度而且欠缺可操作性，但可以考虑作为一种补充的方式，在申请人无力提供一定数额金钱时，可以提供担保人作为担保。囿于篇幅及对此的思考尚不成熟，本文暂不作探讨。

财产保全的手段范文第2篇

关键词：财产保全，海事请求保全，比较，发展

一、 我国保全制度概述

1、保全制度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给付请求必须在获得胜诉判决后才能获得执行力并按照强制执行程序进行。但从诉讼的提起到判决的取得需要一定时间，法律对当事人的自力救济又进行了诸多限制，如在执行前任凭债务人处分其责任财产，债权人的利益难以实现，因此就应通过一定的制度对当事人权利加以保障，即保全制度。民事诉讼保全程序也就是保障权利人进行民事诉讼的结果能够得以实现的一种程序。我国通常是从狭义上来理解民事诉讼保全制度，即包括财产保全和行为保全，从狭义上说，我国民事诉讼保全制度是保障权利人进行民事诉讼的结果能够得以实现的一种制度。

2、财产保全制度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财产保全是指人民法院在诉讼开始前，或者诉讼开始后，对当事人争议的财产或者与本案有关的财产所依法采取的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经防止该项财产被转移、隐匿或者毁损、灭失的制度。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诉讼财产保全和诉前财产保全。财产保全制度中的“财产”包括了金钱和非金钱财产、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可以说，我国财产保全包括了外国假扣押和有关财产的假处分。

3、海事请求保全制度

海事请求保全在海商法领域中是一个重要课题，其作为海商法领域所特有的强制性财产保全措施，是保证海事请求权人所受损害得到赔偿的最有效的法律手段之一。我国海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海事请求保全是指海事法院根据海事请求人的申请，为保障其海事请求的实现，对被请求人的财产所采取的强制措施。” 在名称上，海事诉讼法没有采用民事诉讼法中“财产保全”的概念，而称为“海事请求保全”。我国海事请求保全理论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与有关国际公约两种制度融合的产物，其在程序上基本采用了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财产保全的规定，同时又引入了《1952年扣船公约》和《1985年扣船公约》的具体内容。我国海事诉讼法中用大量的篇幅对海事请求保全作出了规定，其立法的完善也是海事诉讼特别程序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二、海事请求保全与财产保全之比较

海事请求保全所指向的对象亦是被请求人的财产，这与财产保全是相同的。在实践中往往有人将海事请求保全与财产保全相等同，认为海事请求保全是海事诉讼领域的财产保全，而事实上海事请求保全与财产保全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1、受诉法院及权利主体不同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财产保全的受诉法院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专门法院，关于财产保全的裁定即可由法院依据当事人的申请作出也可由法院依职权作出。而海事请求保全的受诉法院则是各海事专门法院，且海事请求保全只能依当事人的申请作出，而不能由法院依职权作出。

2、适用条件及保全的目的不同

海事请求保全的申请条件与民事诉讼法中的财产保全的申请条件不尽相同。民事诉讼法中的财产保全强调的是保全的重要性，而海事请求保全强调的则是保全的依据。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于可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所要求的法律关系是较宽松的，只要求当事人间存在着一般的法律关系，而对于其他条件则非常严格。而申请海事法院进行海事请求保全措施所要求的法律关系则是严格的，要求必须存在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享有海事请求权的法律事实，而不仅是一般的债权债务关系。但是对于其他条件的要求则是宽松的，只要当事人间发生了海商法所所调整的法律关系，且索赔事实已经发生，海事请求人即有权要求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采取海事请求保全措施。

3、保全的范围与方法不同

民事诉讼法第94条对财产保全范围与方法作出规定，根据此规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被保全的财产须是本案的标的物或相关的财产，对案外人的财产不得采取保全措施，对案外人善意取得的与案件有关的财产，一般也不得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且保全的财产价值或金额只能与诉讼请求的数额大体相等而不能无限度地扩大。而在海事请求保全中，扣押船舶的价值可能远远大于海事请求的数额。财产保全的措施有查封、扣押、冻结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方法。保全方法的灵活性、多样性旨在避免由于保全的方法不当而给被申请人造成不应有的损失，使保全措施的采取尽量做到适当地维护被申请人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和有利于纠纷的及时解决。全海事请求保全的方式较为单一，只有扣押。

三、  我国海事请求保全对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的发展

海事请求保全作为海事诉讼领域一种特殊的财产保全，在许多规定方面均超越了民事诉讼法现有关于财产保全的规定，对我国财产保全制度作出了发展。

1、海事请求保全程序更注重迅速性。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对于诉前申请财产保全的，法院接到申请后需在48小时内作出裁定，而对于民事诉讼中的财产保全，则仅是规定对情况紧急的需在48小时内作出裁定，但对于“情况紧急”如何认定，民事诉讼法及其解释并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可供衡量，是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情节。这样的规定很有可能会导致法院不能及时作出保全裁定而使申请人的权益受损。海事诉讼法则规定无论是诉讼前保全还是诉讼中保全，法院均必须在接到申请后的48小时内作出裁定，这一规定体现出海事请求保全程序更加注重迅速性。

保全程序是民事诉讼程序的一种，但保全程序毕竟是简化了的一种民事诉讼程序。保全程序是以保障判决执行为直接目的，该制度原则上并不在于最后满足权利人的权利。保全裁定并不最后确定实体权利的归属，保全制度仅在于暂时保障财产或权利。因此在保全程序中，当公平、公正与迅速相冲突时，通常在原则上应以前者优先。且在保全程序中一般均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一旦因申请人保全错误而给被申请人造成损失时，对被申请人的补偿是有保障的。因此保全程序强调迅速性是符合诉讼法的立法宗旨的。

因此，正因为保全程序和判决程序是有着显著的不同，所以在保全程序中，迅速性始终应放在首位来考虑，在不侵害迅速性的情况下，视必要情形给公平、公正以最大的尊重。由法官来判断申请财产保全的情形是否紧急，显然并不妥当，海事请求保全中规定诉讼前保全与诉讼中保全一律在48小时内作出裁定是符合保全程序的特性的。

2、海事请求保全裁定的作出采取了完全的当事人主义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法院依当事人的申请，作出财产保全裁定，在当事人未提出申请时，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而海事诉讼法中则规定海事请求保全只能由法院依当事人申请作出裁定，法院无权再依职权作出保全裁定。

海事请求保全的这一规定显然是采取了完全的当事人主义。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是现代国家所普遍采取的两种主要模式。前者以1806年法国民事诉讼法典为典型，英、美法系国家多采取之；后者以1895年奥地利民事诉讼法典为典型，大陆法系国家多采取之。这两种模式在诉讼中应该说是各有优点，亦各有弊端，现在很少有国家会在民事诉讼法中采用极端的当事人主义或职权主义，而均是采用了一种折中的立法原则。我国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中已然缩小了法院对财产保全的职权裁定范围，但在海事请求保全中，则更是完全地取消了法院的职权裁定。从实践中来看，海事诉讼法的这一规定是相当正确的。在民事诉讼中，法院现在已几乎不会主动依据职权来作出财产保全裁定，保全程序对于实体审理并无影响，其所起到的作用仅是保障将来判决能够得以执行。是否向法院提出保全申请是当事人的一项民事诉讼法上的纯粹的权利，法院不应依职权对此作出干涉。且保全会存在保全错误的情况，若由法院依职权作出保全裁定，那么一旦保全错误给被保全人造成损失时，法院将面临国家赔偿的问题。

笔者认为在保全程序的启动上是可以采取完全的当事人主义。海事请求保全中排除了法院依职权作出保全裁定这一作法是正确的，这样的立法思路更便于法院在实践中的操作。

三、海事请求保全使诉前保全与仲裁相联接。

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诉前保全，要求保全申请人必须在法院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后15日内提起诉讼，否则法院就应解除或撤销保全裁定。这一规定就明确了在进行诉前保全后，当事人必须以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因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间订有仲裁协议或仲裁条款的，一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样就使得当事人若希望在申请仲裁前进行财产保全成为不可能。而保全程序在仲裁程序中同样有着其重要性，因为仲裁裁决亦涉及到一个执行问题，仲裁裁决的最后执行与判决的最后执行一样，有时也有赖于保全程序对相关财产的保全。在申请仲裁前无法进行财产保全，就有可能会使得对方当事人将其财产转移，而造成最后仲裁裁决执行的困难。

此外，仲裁程序与审判程序相比有着其优越性，仲裁程序更加的快捷，当事人间的矛盾亦不象审判程序中如此坚锐，且其整个过程及结果均是不公开的，这样当事人有时会更愿意选择仲裁程序来解决双方的纠纷，而民事诉讼法的这一规定，就使得在一方申请了诉前保全后，当事人间就几乎不可能再达成仲裁协议，从而排除了仲裁程序，这样有时是不利于纠纷的处理的。

海事诉讼法中则规定海事请求保全执行后，有关海事纠纷未进入诉讼或者仲裁程序的，当事人就该海事请求，可以向采取海事请求保全的海事法院或者其他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提起诉讼，但当事人之间订有诉讼管辖协议或者仲裁协议的除外。这一规定就使得诉前保全与仲裁程序很好地衔接起来，申请人申请了诉前保全后可以进入仲裁程序，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申请人的权益，大大减少了被申请人转移财产的机会。

我国正在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酝酿着民事诉讼法典的出台，笔者认为海事请求保全的这些合理规定完全可以为民事诉讼法典所采纳，以使我国的财产保全制度更趋完善。

参考文献：

1、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金正佳、翁子明著，《海事请求保全专论》，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6.

3、於世成、杨召南、汪淮江编著，《海商法》，法律出版社，1997.

4、李守芹、李洪积著，《中国的海事审判》，法律出版社，2002 .

财产保全的手段范文第3篇

 

关键词：财产证据  执行财产  申请执行 财产申报

众所周知，在民事诉讼活动中，人民法院强调的是当事人举证的重要性，即“谁主张，谁举证”当事人在举证不能时，则由此而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但这一规定，对于在强制执行程序中是否可适用举证责任问题，即对申请执行人（债权人）被执行人（债务人）及案外人来讲是否存在举证责任问题。在实践中各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不同阶段负有不同的举证责任。申请执行人（债权人）在强制执行程序开始前、法院执行不能而需中止终结执行阶段负有限的举证责任。被执行人（债务人）案外人在整个执行过程中在查明财产阶段负有主要的举证责任。当事人靠自已的力量仍无法获取证据的，这时的调查取证工作则由人民法院执行法官来完成。

一、申请执行人财产证据的举证

目前在债权债务关系这一层次上，我国法律是绝对为债权人的利益设计和服务的。在执行程序中，债权人债务人的地位不平等，债权人对此享有强制执行请求权，该权利与诉权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都是一种请求主张，适用有关举证责任的规定。但是随着人民法院改革，要求法官处于中立地位，强调执行各种程序公正、程序在先。这就越来越显示出申请执行人举证的重要性。体现了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那就是承担执行不能的风险。申请执行人应在诉前、诉讼阶段或执行阶段举证。

第一，诉讼保全的举证。一般案件的当事人都能积极主动向法院提供被保全人的财产，要求法院保全。但是在实际操作上仍存在一些问题。民事诉讼法第92条、第93条谈到权利人发现债务人的财产，申请法院财产保全和诉前保全时均规定：“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的应立即开始执行。”但并未规定由哪个机构来执行。《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裁定由审理案件的审判庭负责执行。通过实践证明审判庭负责执行存在以下几点不足：（1）审判人员不积极主动要求权利人进行财产保全。由于实行审执分开，审判员与执行员各负其职，一些该保全的案件因审判员没有告知当事人保全，最后造成执行财产无处可查。（2）在诉讼前或诉讼过程中，一个债权人申请保全，待多个债权人取得多份生效法律文书均申请分配被执行人仅有的已被保全财产。根据《若干规定》第90条，申请保全人保全的财产就不能全部实现。这样就无形增加保全人的诉讼成本，产生对执行工作的误解。（3）保全债务人到期的债权与有关法律法规不符，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8）第10号关于对案外人的财产能否进行保全问题的批复中明确规定：对于债务人的财产，不能满足保全请求，但对案外人有到期债权人民法院可以依债权人的申请，裁定对该案外人不得对债务人清偿。该案外人对其到期债务没有异议并要求给付的，由人民法院提存财物和价款。但是人民法院不应对其财产采取保全措施。而目前实践中，只要当事人提出保全申请审判庭就裁定执行。造成财产保全裁定的结果于法无据与执行程序中的执行裁定书相互冲突。

鉴于保全的执行，笔者提出如下观点，申请执行人提出财产保全的执行，应由执行人员负责执行，也就是执行前置。执行人员提前介入 。凡是当事人提出财产保全的，审判员告知权利人到执行机构办理保全手续，由执行人员负责执行，内勤人员负责编号建档，以便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及时执行。这就避免了审执脱节的现象发生。

被执行人未在生效法律文书规定的期间履行义务，申请人在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应负有举证责任。这一条在《若干规定》第28条及民诉法第64条、第2款都作出规定。这在英美法系中称为发现程序，即一方当事人请求法院命令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把占有、保全或在他控制范围之内的与诉讼有关的书证资料，向执行法院和其他诉讼当事人披露的程序。我国台湾地区执行法中关于债务人财产的查报方面，要求债权人申请执行机关强制执行时，除应提交执行名义的证明之外，必须提供债务人可供强制执行的财产。从 另一角度来看，申请人自行提供，这样符合申请人利益，申请人往往在诉讼前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较为了解掌握。因此，在执行程序开始前申请人负有举证责任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一阶段，执行法院在立案时向申请人送达举证通知要求提供其所掌握的被执行人财产状态，包括财产名称、种类、性质、地点等情况。在举证通知书中载明若申请人在3个月内不能举证被执行人可供执行财产，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后也证实被执行人暂无财产可供执行时，同意法院裁定中止执行或向法院申请领取债权凭证。由于执行规定对执行期限作出了规定，某种程度上说更加重申请人的举证责任。特别是临近执行期限最后时间，申请人必须积极作好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状况工作。否则将承担执行判决无法兑现的风险。

恢复执行启动工作的举证，若干规定第一百零四条规定，中止执行的情形消失后，执行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依职权恢复执行。依这一规定恢复执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依职权，一种是依当事人申请。但实际操作中法院依职权恢复执行的案件只占有一小部分，一般是代表国家利益的案件，如刑事案件中的罚金、没收财产。而绝大部分案件的恢复执行是靠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的财产后才进行，这就要求在中止执行期间，申请人必须注意发现被执行人可供执行财产，然后法院才可以启动恢复执行程序。

值得注意的是执行程序中许多人过分强调申请执行人的举证责任，有一些申请执行人由于不能承担这样的所谓“举证责任”而被拒之法院的大门之外，有的案件也被轻易的裁定中止或终结，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与法律法规不符，一些案件申请人是无法靠自己的来举证的，如个人存款帐户帐号，单位开户银行帐号等。况且若干规定第28条也没有强制要求当事人承担不能举证的法律后果，只是规定申请执行人应当就其所了解的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或线索提供给法院。这是一条比较原则性的规定，在立法理论上被称之为倡导性条款，因此，应将执行中的举证责任同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区别开来。

财产保全的手段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执行工作的强制性和及时性特点，决定了财产证据调查的重要性。正确地运用法律赋予的权力，使用恰当的手段 和方式，及时准确地收集证据，才能取得执行工作的主动权。目前人民法院获取执行财产证据的来源有四个方面：（1）申请人举证；（2）被执行人申报；（3）法院依法取得；（4）群众举报。

众所周知，在民事诉讼活动中，人民法院强调的是当事人举证的重要性，即“谁主张，谁举证”当事人在举证不能时，则由此而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但这一规定，对于在强制执行程序中是否可适用举证责任问题，即对申请执行人（债权人）被执行人（债务人）及案外人来讲是否存在举证责任问题。在实践中各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不同阶段负有不同的举证责任。申请执行人（债权人）在强制执行程序开始前、法院执行不能而需中止终结执行阶段负有限的举证责任。被执行人（债务人）案外人在整个执行过程中在查明财产阶段负有主要的举证责任。当事人靠自已的力量仍无法获取证据的，这时的调查取证工作则由人民法院执行法官来完成。

一、申请执行人财产证据的举证

目前在债权债务关系这一层次上，我国法律是绝对为债权人的利益设计和服务的。在执行程序中，债权人债务人的地位不平等，债权人对此享有强制执行请求权，该权利与诉权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都是一种请求主张，适用有关举证责任的规定。但是随着人民法院改革，要求法官处于中立地位，强调执行各种程序公正、程序在先。这就越来越显示出申请执行人举证的重要性。体现了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那就是承担执行不能的风险。申请执行人应在诉前、诉讼阶段或执行阶段举证。

第一，诉讼保全的举证。一般案件的当事人都能积极主动向法院提供被保全人的财产，要求法院保全。但是在实际操作上仍存在一些问题。民事诉讼法第92条、第93条谈到权利人发现债务人的财产，申请法院财产保全和诉前保全时均规定：“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的应立即开始执行。”但并未规定由哪个机构来执行。《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裁定由审理案件的审判庭负责执行。通过实践证明审判庭负责执行存在以下几点不足：（1）审判人员不积极主动要求权利人进行财产保全。由于实行审执分开，审判员与执行员各负其职，一些该保全的案件因审判员没有告知当事人保全，最后造成执行财产无处可查。（2）在诉讼前或诉讼过程中，一个债权人申请保全，待多个债权人取得多份生效法律文书均申请分配被执行人仅有的已被保全财产。根据《若干规定》第90条，申请保全人保全的财产就不能全部实现。这样就无形增加保全人的诉讼成本，产生对执行工作的误解。（3）保全债务人到期的债权与有关法律法规不符，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8）第10号关于对案外人的财产能否进行保全问题的批复中明确规定：对于债务人的财产，不能满足保全请求，但对案外人有到期债权人民法院可以依债权人的申请，裁定对该案外人不得对债务人清偿。该案外人对其到期债务没有异议并要求给付的，由人民法院提存财物和价款。但是人民法院不应对其财产采取保全措施。而目前实践中，只要当事人提出保全申请审判庭就裁定执行。造成财产保全裁定的结果于法无据与执行程序中的执行裁定书相互冲突。

鉴于保全的执行，笔者提出如下观点，申请执行人提出财产保全的执行，应由执行人员负责执行，也就是执行前置。执行人员提前介入 。凡是当事人提出财产保全的，审判员告知权利人到执行机构办理保全手续，由执行人员负责执行，内勤人员负责编号建档，以便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及时执行。这就避免了审执脱节的现象发生。

被执行人未在生效法律文书规定的期间履行义务，申请人在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应负有举证责任。这一条在《若干规定》第28条及民诉法第64条、第2款都作出规定。这在英美法系中称为发现程序，即一方当事人请求法院命令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把占有、保全或在他控制范围之内的与诉讼有关的书证资料，向执行法院和其他诉讼当事人披露的程序。我国台湾地区执行法中关于债务人财产的查报方面，要求债权人申请执行机关强制执行时，除应提交执行名义的证明之外，必须提供债务人可供强制执行的财产。从 另一角度来看，申请人自行提供，这样符合申请人利益，申请人往往在诉讼前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较为了解掌握。因此，在执行程序开始前申请人负有举证责任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一阶段，执行法院在立案时向申请人送达举证通知要求提供其所掌握的被执行人财产状态，包括财产名称、种类、性质、地点等情况。在举证通知书中载明若申请人在3个月内不能举证被执行人可供执行财产，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后也证实被执行人暂无财产可供执行时，同意法院裁定中止执行或向法院申请领取债权凭证。由于执行规定对执行期限作出了规定，某种程度上说更加重申请人的举证责任。特别是临近执行期限最后时间，申请人必须积极作好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状况工作。否则将承担执行判决无法兑现的风险。

恢复执行启动工作的举证，若干规定第一百零四条规定，中止执行的情形消失后，执行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依职权恢复执行。依这一规定恢复执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依职权，一种是依当事人申请。但实际操作中法院依职权恢复执行的案件只占有一小部分，一般是代表国家利益的案件，如刑事案件中的罚金、没收财产。而绝大部分案件的恢复执行是靠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的财产后才进行，这就要求在中止执行期间，申请人必须注意发现被执行人可供执行财产，然后法院才可以启动恢复执行程序。

值得注意的是执行程序中许多人过分强调申请执行人的举证责任，有一些申请执行人由于不能承担这样的所谓“举证责任”而被拒之法院的大门之外，有的案件也被轻易的裁定中止或终结，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与法律法规不符，一些案件申请人是无法靠自己的来举证的，如个人存款帐户帐号，单位开户银行帐号等。况且若干规定第28条也没有强制要求当事人承担不能举证的法律后果，只是规定申请执行人应当就其所了解的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或线索提供给法院。这是一条比较原则性的规定，在立法理论上被称之为倡导性条款，因此，应将执行中的举证责任同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区别开来。

二、执行人财产申报。

若干规定第28条规定了被执行人必须如实向法院报告其财产状况。这就说明被执行人申报财产是其应尽的义务。规定中规定了被执行人向法院报告财产的内容包括：财产状况（被执行人及其家属的房屋、车辆、工资收入）、生活状况、债权债务、投资状况等。但实践当中，觉得这一条款形同虚设。首先，被执行人在判决规定的期间内未自动履行义务，这就证实了有逃避执行的心理，在法院送达执行通知书后，千方百计去转移财产，设法对抗法院执行，根本不可能主动向法院申报财产。其次，在强制执行程序中，若干规定只是规定了被执行人必须如实申报其财产状况，而没有规定不申报财产或申报不实所应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从而助长了被执行人轻视报告财产的心理。笔者认为，如若被执行人不能如实申报其财产状况，其法律后果应是惩罚性的。可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若干规定第一百条的规定，视其情节予以罚款、拘留，对于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可按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和第三百一十四条的规定，依法追究被执行人的责任。相反，如果被执行人能提供证明其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报告，通过法院查实，申请人的认可后，执行员可按若干规定第一百零二条第二项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五条的规定，予以中止或终结执行。这样不仅提高案件的效率，而且能够消除申请人对法院中止或终结执行的误解。

三、法院依职权收集证据

在国外的立法中，对于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的查明，绝大多数是由被执行人或申请人承担的，法院或执行人员并不承担这一责任。但是在我国，在执行程序中通过当事人来收集财产证据较难。国外申请执行的期限一般当作时效来理解的，存在着中止、中断、延长的制度。而我国的执行期限规定较短，逾期不申请就丧失申请执行的权利了。如果采取完全由当事人查明财产后，再申请的做法，则很多当事人申请的机会就没有了。这就决定了主要调查取证工作仍由法院完成。被执行人报告或申报财产状况实际上多数也是在法院依职权调查中在法院的责令下进行的。然而实践中法院在执行中调查被执行人财产状况往往效果不尽如意，经常出现执行人民“跑细了腿，说破了嘴，收获甚微”的现象。这是因为在法律赋予收集证据的法官权利过弱。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会遇到行政管理部门执法部门的协助，如公安、工商、审计等部门，在查处有关案件过程中收集的证据，这些也可以成为执行法院的证据来源。评估部门的评估报告，也是一种有力的执行证据。在现实工作中，对这些行政机关一般采取的方式是，向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委托书”等。现在看来，这一习惯做法是不妥当的，应当改为“调查令”或“通知书”的方式。因为这些部门应属于配合、服从的地位，而不是监督、协助部门。所以，法院要求“协助执行”行为混淆了执法机关与业务执行机关的界线，消弱了法律的权威。因此，正确地界定其权限，合理地划分其职责是非常必要的。这样就会给法官节省更多的时间来分析证据认定证据。

法院获取证据应为当事人所无法提供的，当事人依靠自己的力量仍无法获取的。这时法院可以采取传唤、搜查等强制措施来得到。

四、群众举证

财产保全的手段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行政诉讼 假救济 停止执行 财产保全 先予执行

中图分类号：DF90 文献标识码：A

一、日本行政诉讼假救济制度介绍

日本行政诉讼中的假救济也称之为临时救济。经2004年《日本行政事件诉讼法》修改，日本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无漏洞的行政诉讼临时救济制度体系，具体包括三个子制度，即：停止执行、假课予义务以及假禁止。

（一）停止执行。

日本《行政事件诉讼法》第25条规定：“处分的撤销之诉的提起，不妨碍处分的效力、处分的执行或者程序的续行。”可见日本以行政诉讼不停止执行为原则，同时第25条规定了适用不停止执行的相关要件，符合法定的申请要件，法院将会暂且停止行政处分的效果。

具体而言，日本停止执行的要件有：（1）已经提起撤销诉讼，这是停止执行的程序要件，不同于独立进行的民事诉讼的诉讼保全。（2）为避免重大损害而又紧急必要。2004年《行政事件诉讼法》修改，将“难以恢复的损害”改为“重大损害”，适用条件更为宽松，并对“为避免重大损害而有紧急必要”进行了解释。（3）可能给公共福祉造成重大影响。此要件为消极要件，公共福祉即行政处分所欲达成的一定的公共利益。但为了防止停止执行被公共利益的滥用所搁置，在所有的要件中该要件最少被适用。（4）原告的诉讼请求看起来没有理由。此要件亦为消极要件，要求被申请人对行政处分合法性进行证明。

对于以上停止执行的要件，应进行综合的考虑，是否做出停止执行的裁定，关键是要在执行利益与延缓利益、在公益与私益之间做出比较权衡。归根结底是在公益和私益之间进行比较衡量。

由此可见，日本在停止执行的适用条件上规定了细化的审查标准，这一点对完善我国的行政诉讼停止执行制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假课予义务与假禁止。

假课予义务与假禁止是2004年日本修改《行政事件诉讼法》时，伴随着课予义务诉讼、禁止诉讼的法定而新设的制度，这是为补充停止执行制度所不能覆盖的救济空白而应运而生的制度。假课予义务与假禁止的适用要件为：

（1）已经提起课予义务诉讼或者禁止诉讼。与停止执行相同，否则法院会以“本案无胜诉可能”为由对原告的申请不予认可。（2）为避免无法弥补的损害而有紧急必要。“无法弥补的损害”较“重大损害”更为严格。（3）诉讼请求本身看起来有理由。不同于停止执行，由申请人加以证明，可见假课予义务与假禁止的适用条件更为严苛。（4）可能给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此要件为消极要件，由被申请人来证明，同停止执行的要件一样，此处的公共福祉为公共利益。

通过对日本行政诉讼假救济制度的介绍与分析，日本对我国完善行政诉讼暂时权利保护制度最重要的两点启示在于：（1）建立细化的停止执行审查标准；（2）与行政诉讼类型相一致，构建无漏洞的暂时权利保护制度体系。

二、我国行政诉讼暂时权利保护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诉讼停止执行。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44条规定：“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一）被告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二）原告申请停止执行，人民法院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并且停止执行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裁定停止执行的；（三）法律、法规规定停止执行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4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或者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不予执行，但不及时执行可能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先予执行。后者申请强制执行的，应当提供相应的财产担保”。由此可见我国确立的是诉讼不停止执行原则，仅是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形下，诉讼才停止执行。

关于行政诉讼停止执行制度，学界多年来的讨论集中于“停止执行”是原则还是例外的问题上。但是在原则与例外之争之外，有学者提出了暂时权利保护制度的新构想，即超越无谓的原则与例外之争，将重点转向司法裁量基准的建构与细化之上。 现行立法初步设定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公共利益”两个实质审查标准，已经注意到对公益与私益的衡量，但是现有审查标准仍显不足，一方面加大了司法实践中的操作难度，另一方面，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增加了法官的裁定空间，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二）财产保全与先予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48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因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可能使具体行政行为或者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不能或者难以执行的案件，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财产保全的决定；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依法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社会保险金、最低生活保障费等案件，可以根据原告的申请，依法书面裁定先予执行。当事人对财产保全或者先于执行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以上是我国相关司法解释中对行政诉讼中“财产保全”、“先予执行”这两种暂时权利保护措施的规定。

首先，对于财产保全的规定。行政诉讼财产保全的适用对象规定得较为笼统，未能体现出与民事诉讼法的差别。在现有规定中，只要是行政诉讼的当事人就可以申请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没有明确是对行政机关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同时体现了较强的职权主义色彩，法院认为在必要时可以依职权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司法权主动干预行政权力的之运行，有过度扩张之嫌，违背了司法的被动性特征。

其次，对先予执行的规定。我国规定的行政诉讼先予执行制度的适用范围为：仅适用于与财产有关的几类行政给付诉讼请求中：追索抚恤金、社会保险金、最低生活保障费等。与财产无关的其他行政给付请求将难以得到暂时权利保护制度的保护，如原告请求人事机关依法录用的诉讼请求。

此外，在相关法律规定的背后，我们不难发现，我国行政诉讼暂时权利保护制度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缺少行政诉讼类型的划分。我国保全程序的缺失也与以撤销诉讼为中心的行政诉讼有极大的关系，诉讼类型划分缺失成为暂时权利保护制度难以成为完整体系的瓶颈。

三、日本行政诉讼假救济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一）细化停止执行的审查标准。

如前所述，诉讼停止执行原则与例外之争并非暂时权利保护制度的关键，任何原则与例外的抽象规定都有赖于法院结合个案作出是否停止执行的裁定。日本同样是诉讼不停止执行为原则，但是其细化的停止执行适用条件为及时有效保护原告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我国目前以不停止执行为原则的情形下，考虑细化停止执行的适用标准是行之有效的举措。

首先，将“胜诉可能性”作为优先审查的标准。暂时权利保护制度在时间上的紧迫性要求法院只能就本案请求有无理由进行“低密度审查”，以借此判断当事人停止执行的请求是否具备充足理由，若明显没有诉的理由即不具有胜诉的可能性，那么就无需进行其他的审查。其次，对难以弥补的损失作宽泛的理解。目前我国的标准为“难以弥补的损失”，但无法律上相关的解释。难以弥补的损失除了包括不能恢复原状或不能用金钱赔偿的损失之外，还包括虽然可以用金钱赔偿，但是依社会通常观念，金钱赔偿仍难以填补损失的情形。日本将“难以回复的损害”修改为“重大损害”，则体现了这一思路。再次，在审查标准中应体现情况之紧迫性。适用该制度必须基于时间上的紧迫性，否则将造成司法对行政过度的干预以及司法资源的浪费，这也是防止暂时权利保护制度被滥用的有效之举。最后，应对公共利益作出相关解释。公共利益本身是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为了防止公共利益成为阻碍暂时权利保护制度实施的借口，应对公共利益从严解释。这需要司法审判实践的积累，对公共利益加以具体化和明晰化。同时在权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孰轻孰重时应运用比例原则进行权衡。

在进行司法审查时，法院应当对“胜诉可能性”、“难以弥补的损失”、“时间之紧迫性”、“公共利益”这些审查标准加以综合考虑，以作出合理的判断。

（二）明确财产保全的适用对象。

我国目前行政诉讼财产保全制度仅仅是对民事诉讼财产保全的简单移植，没有考虑到行政诉讼中行政主体恒为一方当事人的情形。因此，应当对行政主体作为财产保全的对象作出明确规定。行政主体虽然有强大的国库作支撑，但其作为财产保全的对象仍有其必要性，因为事实上财产分为种类物与特定物，对于特定物的情形，行政主体的金钱赔偿是难以挽回对原告特定物所造成的损害的。 此外，近年来随着行政契约行为的日益增多，当行政主体不履行契约义务而需要承担违约责任时，针对行政主体的财产保全措施就尤为重要。因此，在我国目前将财产保全的对象笼统的界定为“当事人”的情况下，有必要明确将行政主体作为财产保全的对象，以将财产保全制度作为原告用来防御被告不履行法院生效裁判的法律武器，这样就使得行政诉讼中的财产保全符合暂时权利保护制度的应有之义了。

（三）扩大先予执行的适用范围。

目前我国行政诉讼中的先予执行仅适用于有限的几类与财产有关的行政给付请求诉讼中。但是，随着近年来给付行政的发展，行政给付的内容由财产性扩展到非财产性给付，如请求发放毕业证书、请求安排录用等，为了填补权利保护之漏洞，行政诉讼的先予执行应扩展到非财产性的给付行政之上。通过先予执行范围的扩张，将暂时权利保护制度扩展至当前暂时权利保护制度所不能覆盖的非财产性行政给付之上，将有助于构筑我国较为完整的行政诉讼保全程序，为相对人提供一个无漏洞的行政诉讼暂时权利保护制度。

（四）构建行政诉讼的类型划分。

通过比较分析域外行政诉讼的暂时权利保护制度，可以得知，暂时权利制度中的各项子制度分别对应相应的行政诉讼类型。如延缓效力或称停止执行制度对应的是行政诉讼中的撤销之诉，暂时命令或称保全程序、暂时扣押、暂时处分、假课予义务、假禁止等对应的是一般给付之诉或禁止之诉，而且保全程序的出现正是顺应行政诉讼类型之扩展而出现的。我国之所以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行政诉讼暂时权利保护制度体系，重要原因就在于撤销诉讼主导之下的行政诉讼类型划分的缺失。行政诉讼类型的划分涉及诸多问题，如判决的类型化、暂时权利保护制度的类型化等。行政诉讼的类型化将各种纷繁复杂的诉讼请求作类型化处理，在各种诉的类型中有其相应的权利救济，有助于构建无漏洞的暂时权利保护制度。因此暂时权利保护制度的完善依赖于立法对行政诉讼的类型作出明确的划分。

四、结语

行政诉讼中暂时权利保护制度作为平衡执行利益与延缓利益的手段，在为相对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权利保护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尚未形成完整有效的行政诉讼暂时权利保护制度。通过借鉴日本行政诉讼假救济制度的经验，为我国完善行政诉讼暂时权利保护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与借鉴。同时基于日本行政诉讼假救济措施与诉讼类型相一致的思路，努力构建我国行政诉讼类型的划分，建立完善我国行政诉讼中的保全程序，构建完整的、无漏洞的暂时权利保护制度。

注释：

王天华.行政诉讼的构造：日本行政诉讼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章志远.从原则与例外之争到司法裁量基准之构建——行政诉讼暂时权利保护机制的新构想.浙江学刊.2008年第6期.

庄汉.我国行政诉讼中暂时权利保护制度的缺失与构建.法学评论.2010年第5期.

王小红.试论我国行政诉讼暂时权利保护制度的完善.河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