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孝道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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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孝道文化差异范文第1篇

【内容摘要】孝道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之一，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言行及生活方式。而西方社会却很少提及孝道。通过比较中西方孝道发现，不提并不等于没有。只是二者在表现方式上有所不同，是由于中西文化的不同特质所决定的。

【关键词】孝道;中西文化;思维方式、文化差异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孝亦如此，孝是儒家重要思想之一。那么在孝文化鲜有提及的西方社会，孝道又是以怎样的方式体现?比较了中西方孝道之后，会有怎样的文化学上的发现?在对比之前，本文先探寻孝道在中国的发源与特质。

一、中国孝道的审美形象

道在时间美学意义上是为“永恒，无限”，也在与保持本性的真。儒家赋予道于孝，是因为道与孝极为接近。孝，合乎人性本真，道，则形象揭示出孝的美好属性。孝，是美的，是人格完整的体现。另一方面，孝的动态意义也在于对生命的不断追寻，我们的生命来源于父母，父母的生命来源于祖辈，所以孝就有了更高的敬祖之意。道也是时间轴上对生命本源意义上的探索，也是更为深入的对“我从哪里来”永恒的追寻，在这里，孝道不仅仅局限于孝，更多了些曾变幻莫测的哲学意味。儒家对这样永恒的追寻却是现实性的，不同于道家肉身不老灵魂不死的浪漫主义，也不同于佛家来世幸福的虚无主义，而是源于最本真的愿望———血脉延续，以此来对有限的生命做无限的追寻。儒家思想上的孝道形象由和谐性、积极性、自由性等风格组成。

(一)孝道主体形象是和谐的。和谐就是中庸之道，孝源于发自内心的爱，并以礼的形式表现出来，是一种道德和情感的平衡，符合儒家的中和之道。《说文解字》中“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成老也”，这里的承既是顺从，取子女与父母之间关系和谐之意。汉代赵岐虽然也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是他也认为人格的不平等必然带来该体系的崩塌，从而向相反方向去发展，所以无论是孝道的内在情感还是主客体关系，孝道必然是倡导和谐的。

(二)孝道主体人格的积极性。孝道主体人格的积极性也可以称之为主动性。“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给父母提供必需的物质条件是孝道的根基，另外也对积极性进行了划定，不但如此，孝道还鼓励人们通过积极的努力修身齐家乃至治国平天下。

(三)孝道主体内在体验的自由性。儒家传统的孝道提倡道德的自觉自律。孝不是物质上的攀比，也不是炫耀于世的刻意做作，而在于物质赡养上的尽全力而为，在精神赡养上的保敬心之诚。孝父母事，唯“色难”，不仅态度上和颜悦色，发自内心更为主要。“尊敬”是孝的内核，它跨越了物质束缚，以达到崇高精神境界，它超脱于功利主义，以达到绝对精神自由。

二、西方孝道的精神内核

相对于中国孝文化的源远流长，重个人主义的西方社会甚至找不到一个完美对应的单词，但不能说西方没有孝这个概念。相比中国孝文化的由来已久，西方在这方面则显得薄弱，西方文明源头有三，古罗马文明，犹太教文明，以及最重要的古希腊文明。它们后来融合发展后构成了西方文明。因此要探讨西方的孝文化必须从西方文化集大成的典籍《圣经》入手。很多西方社会中的品德规范，谚语典故也都发源于此。《圣经》有言，基督徒第五条中要求“当孝敬父母”，《以弗所书》六章二节中也提到“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除《圣经》外，对于孝顺或老年的著述几乎是空白，这与中国的情况完全相反。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也是老年观不同的反差，西方哲学家们注重的是社会养老而不是家庭养老。这些致使了西方几乎没有孝道这个概念，但却使社会养老保险等理论体系得到了发展。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并不是没有孝，而是不同文化视域下思维方式的不同。为了更直接获得第一手资料，采访了美国人大卫，他年逾50，在中国人看来该准备养老或应在家乡的年纪，他却在异国他乡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和妻子过着神仙眷侣般的生活，想必他子女的孩子是不用他们来照看的。隔段时间回国和家人团聚，隔段时间再来到国外来，他的本身和他的经历就是很好的例证。他说“在美国，我们也尊重、尊敬、照顾我们的父母，所不同的是，在中国，年长的父母希望孩子长大了甚至有家庭和下一代仍然服从他们，在美国，当孩子成长为一个成年人，他们仍然孝敬、尊重、关心他们的父母，但不是有义务服从他们，年长的父母不控制他们，成年孩子自己做他们自已的决定。”

三、中西方孝道的具体区别体现

中国的孝文化已经根植于于中国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二十四孝”之一的董永卖身葬父被主流文化所推崇;如孝感这个城市名称的由来。但西方不仅没有地方以孝而命名，也没有传说故事因孝而广为流传，更没有二十四孝。谚语成语方面中国有很多关于孝道的，但西方这方面的谚语却很少。中国的孝道文化分两层，第一层是家庭，第二层是社会。中国的孝道主要表现在维护封建伦理道德，在“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孝道则显得尤为重要。父母在家庭中的权威，遵从父母就被视为孝。“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这里说子女在规劝父母时要委婉，父母即使不接受，态度也要毕恭毕敬，不能流露出气愤的情绪，不能冒犯他们，也不要过分抱怨。孝在中国古代不仅有家庭意义，更有对社会和谐上的维护。是家天下时代的主流规约，更是古代宗法社会的道德准则。而西方，他们的社会意义表现得并不明显，主要表现在对父母的尊重上，不是绝对的顺从。他们强调彼此人格独立，并且多表现在宗教领域。生产、生活模式的不同，直接决定了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异形。在中国，赡养的义务主要由子女承担，类似自然界中的“反哺”。而在西方，却是由子女或父母本人将自己转交给社会养老。

在中国，子女奉养老人，养老的形式以家庭养老为主。中国比西方更为强调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是为人子女最为基本的要求。然而在英美国家，子女赡养老人的义务并不是十分明显。尤其是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其父母年老后，赡养的义务主要靠国家通过社会保险制度来完成。如美国法律规定父母抚养子女是必须的义务，但没有规定子女必须赡养父母。因而，英美社会所关注的并不是家庭养老，而是社会养老。在中国家庭中，家庭观念非常强，父母通常甘愿为子女牺牲所有，付出相当大的体力与精力，为子女创造出更好的生活环境，并为此深感欣慰与自豪。这种做法与西方教育子女的观点截然不同。由于重商主义的历史传统，西方社会主张个性自由与独立发展，即使是父子关系，也不因此给孩子过多的照顾。中国家长有些因为独生子女的关系，为孩子包办的事情很多。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意识不够，除了个人原因外，这与民族习惯、教育理念有很大关系。这样的孩子长大到赡养父母时，很难找准自己的定位。中国人一般恋家心思重，即使工作在外地，也要把父母接到身边。

孔子认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是怕子女远行在外，老人无人照顾。西方人则相反，他们不用为了事业考虑父母，父母也不需要被考虑。而且西方人并不像中国人这样有故土情结，相反他们喜爱不停地变换居住地，尤其是美国人，他们有的人会搬好几次家。继承方面，在中国，父母的财产是由子女继承的，这几乎不需要任何书面的证明，是约定俗成的，子女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而西方人则通过遗嘱来决定财产的归属，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财产给任何人或机构，而他们的子女也不会觉得不可接受。中国人将繁衍后代与孝顺相结合，注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时至现在，这种传统的思想依然存在。这是民族心理的一脉相承。

西方却并没有这种民族心理与传统。追求个性自由的他们，可以为了自由事业等等而放弃结婚，甚至选择丁克家庭。这就是当“断子绝孙”被翻译成恶毒的诅咒在他们的文化视域看来百思不得其解的原因。中西方孝文化的不同在于社会形成、文化背景不同。中国是农耕文明，自然倡导群体本位。中国自来受儒家思想深重，中庸思想也是群体本位的体现，历来也是在中国各个朝代受到推崇的原因。以集体利益为重，牺牲小我，以全大我，安居一隅，且安土重迁。而西方文明发源于海洋文明，地处多山，不适合农业生产，使他们早早发展了商业与海洋业，西方土地面积匮乏，使他们很早放眼于四海，这是他们强调重商主义的原因，也是他们追求个性自由的原因。所以不能说西方没有孝，是不同文化下孝的表现不同和对孝的内涵认知不同而已。所以在这样的家庭模式中，孝并没有像中国一样形成一种文化流传。尽管《圣经》已经有了最早的关于孝的记载，但孝文化并没有形成一种广泛的文化流传，也没有得到社会群体的支持。但这并不表明西方人不重视家庭，他们的感恩节、圣诞节和中国的春节一样是非常注重家人间的团聚和节日精髓的，这和我们表面看上去的实则不同。

经过上述比较，可见中西方孝文化各有千秋，皆是不同文明孕育的成果，中国的“孝”文化闪烁着人性的光辉，西方的养老制度有利于经济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尤其是全球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强的今天，养老问题日益严重，独生子女日后将可能面临更重的负担，建立健全养老保险体系是现代亟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中国文化世界影响力不断提高的当今时代，中西方孝文化势必会在彼此影响中不断发展前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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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胡元江，陈海涛．中西方孝文化探析［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

［11］胡元江，陈海涛．中西方孝文化探析［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2

［12］邱梦茜．浅析中西方孝文化的区别及原因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14，9

［13］岳崇国．中西孝伦理比较［J］．改革与开放，2009，12

［14］曹广涛．中西“孝”文化比较研究［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0，3

［15］张思佳．从电影《刮痧》看中美文化差异［J］．文教资料，2011，11

中西方孝道文化差异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文化差异；哲学观；自然观；思维方式

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基本素质和综合状况。两种文化一经接触就必会因其差异性而产生矛盾、冲突。本文从电影里许一家在美国遇到的问题入手，分析中美文化差异，并探讨其根源。

一、征服与调和

电影中许被认为虐子主要是因为美国人不理解刮痧，听证会上许解释到：“几千年来中医认为人有七经八脉，就像无数小溪流向江河，江河又奔向大海……”此话让稍有文化的中国人听来，都会觉得将中医解释得形象易懂，但美国人却理解不了。西医以神经学、细胞学等为基础，用药物和仪器来治疗，以把侵入的病毒杀死，尊崇的是征服与毁灭；而中医以“气”为中心，始终遵守着生命进化的规则，其治疗用的药材都是自然生长的，讲究养气、调气、理气，追求的是调和与平衡。

中西医的差异不仅是医学原理上的，更体现了中美哲学观的差异。中医基本上是建立在庄子的哲学基础上的。庄子主张“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把人和自然看做是“一气相通”、“一理相连”。中医的阴阳说、经络说注重整体观察，诊断手法是望、闻、问、切、察言观色；临床经验是口耳相传，师徒相授；治疗方法如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刮痧等具有丰富的临床实践性。西医建立在实证论的西方哲学之上，注重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学的研究，注重化验、透视、切片、造影等科学的验证手段。

中西医差异还体现了中美迥然不同的自然观。近代西方的自然观认为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是根本不同的两个领域；人类依靠科学和理性，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方面有无限的能力。所以西医的原则是，通过科学实验，使用药物和仪器，杀死病菌，表现出一种对立和毁灭。中国儒道思想中关于人和自然的关系，都推崇“天人合一”，强调人对自然的崇尚和协调。庄子认为人的能力有限，人类的任何作为都是对大自然的破坏，所以真正有修养的圣人是不参与大自然的造化过程的，而是安然的随顺自然、任变而终。以此为基础的中医，使用自然生长的药材，注重阴阳平衡下的转化，认为气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这源于中国唯物主义哲学把气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

二、集体与个体

电影中昆兰不理解许为什么把本是父亲给丹尼斯刮痧说成是自己刮的，简宁给他的回答是“BecauseheisaChinese”。中华文明源于内陆的农耕文化，这种文化孕育了中国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表现在重视社会和谐、家庭和睦、人际关系合作，看重责任与义务等方面。且中国人还认为集体主义高于个人利益，在两者冲突时，个人利益应做出必要的牺牲以保全集体利益。家作为一个小的群体单位，在中国人心中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以“百善孝为先”为原则遵循孝道是中国人维持家这个小集体的主要方式，许在听证会上作伪证便是保护、孝顺老父的体现；不止如此，故事的背景是许将老父接到美国，准备给他办绿卡一起生活，这是在物质生活上保证父母；在老父回国时，许将丹尼斯从儿童福利院“偷”出来，只为让老父走之前见一眼孙子，这便是从精神上满足父母。

与中国不同，西方文明是源于海洋的商业文化，这种文化孕育了西方民族特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重视竞争与挑战、看重权力和自由，重视自身的需要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认为寻求个人的发展，谋求个人利益是理所当然的，也是人生的目标，集体利益不应该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是不容侵犯的。所以听证会上，美护士指责许在简宁生产有危险的时候宁可要大人不要小孩，认为这是野蛮的，是对个体存在的抹杀。而许反驳了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材烧”，认为只要妻子在孩子就还会有，从长远和整体来看都是最合适的。而原告律师为了打赢官司，证明自己的能力，不惜歪曲《西游记》里孙悟空的形象，也是奉行个人主义的体现。

三、法理与情理

萨皮尔—沃尔夫假说中的语言决定论认为语言决定思维模式，语言的用法或结构会反映出人类的习惯或模式。汉语起源于象形文字，通过字形可以引发意义上的联想，有助于使用者形象思维能力的发展；英语属于拼音文字，字形与意义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促进了使用者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的发展。而又因为英语结构紧凑，英语中频繁使用关联词，句子是由各种连接词衔接而成；汉语结构松散。很少使用关联词，句意的通顺依靠意义的连贯以及体会和领悟字面之外的深意。所以英语语言结构呈现的是分析思维，或逻辑思维；汉语结构呈现的更多是关联思维。这种思维的差异体现在生活态度上就是中国人重义轻利，美国人更注重原则性。在美国法律是绝对的，在中国则是“法理之外，更有情理”。

护士看到丹尼斯背后的瘀伤，立即打电话给儿童福利院，儿童福利院立即采访许一家人接触的人员收集证据，之后向法院控告许虐子；还有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家里的规定，都凸显了美国法律对于公民的各项权利都是予以保护，且有相应的执行力。电影中昆兰作为许的律师，在看到丹尼斯身后瘀伤的照片之后，对许产生质疑，后来竟然出庭作证说许打孩子是不对的。可见，美国人的法律观念和其原则性。中国则是一个人情社会，办什么事情都喜欢找熟人，如昆兰明明不是家庭法方面的律师，许认为他是自己的好朋友可以信任就将其半强迫来做自己的辩护律师。在听证会上，许也试图通过讲述自己有多爱丹尼斯，让法官和原告理解并认可这种情感，撤回对自己的诬告。结果并不乐观，法庭讲究的是切实的证据。后来许聘请的女律师，建议他们走向法官证明自己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这条路时，许却痛苦的表示爱自己的孩子，难道还是一件需要证明的事？这种鲜明对比体现了美国人的分析、逻辑思维特征，以及中国人喜欢以情动人的民族特征。

四、结语

中美因使用语言、地理位置、社会起源、历史发展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哲学观、思维方式以及名族性格。我国前驻德大使卢秋田将中西方主要的思维和文化差异总结为四点：东方人讲求整体性，而西方人更注重个体性；东方人重视求同思维，而西方人往往追求求异思维；东方人重义轻利，而西方人则更注重原则性；东方人的感情表达间接、含蓄，而西方人的感情表达则直接、外露。这几点在电影中都有体现。两种文化接触，必然会产生冲突和矛盾，同时也会有平衡与融合。中美文化的对立和同一在《刮痧》中以听证会对峙和圣诞节大团圆的方式分别表现出来。（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参考文献：

[1]何琛、刘蓓、郭树强.从电影《刮痧》看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和调和[J].电影文学，2008.

[2]何正欣.浅析中西自然观之差异[J].理论学刊，2010（05）

[3]金鸿浩.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冲突与应对方式刍议——基于对电影《刮痧》的内容分析[J].影视文学.2011

[4]刘石钰、李荣美.《刮痧》折射出的中西文化观念差异[J].电影文学，2011.

[5]李茜.从民族中心角度解析《刮痧》中的文化冲突[J].文艺探究，2011.

[6]王洪刚、唐功志.语言、思维与中西文化比较[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2010.

中西方孝道文化差异范文第3篇

摘　要：在汉英两种语言中，“乌鸦”被人们赋予了不同的联想与象征意义，同时也形成了许多与乌鸦相关的表达。汉英两种语言中有许多关于乌鸦的习语与谚语，若译者在翻译中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有助于传达汉英语言背后乌鸦的文化内涵，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

关键词 ：乌鸦 文化内涵 翻译方法

在汉英文化中，“乌鸦”有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翻译与“乌鸦”相关的习语或谚语时，了解“乌鸦”在这两种不同文化中的内涵显得十分必要。

一、乌鸦在汉英语言中的文化内涵

乌鸦在东西方文化中是个非常复杂的形象，在神话、民间传说和文人创作中，“乌鸦”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身份：它可以代表光明，也可以象征黑暗；它是神的“使者”，也是鬼魂的“邮差”。人们认为它带来喜讯，也相信它预示灾祸。它本来代表着和睦温暖的亲情，却经常和漂泊羁旅有关。“乌鸦”这些判若云泥的身份，不仅是其生活习性决定的，也是文化发展的结果。

（一）“乌鸦”在汉语中的含义

在中国，关于“乌鸦”的记载最早见于《山海经·大荒东经》“旸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关于《山海经》中“皆载于乌”的注解，《淮南子·精神篇》：“日中有踆乌。”高诱注：“踆，犹蹲也，谓三足。”郭璞注：“中有三足乌”[1]《楚辞·天问》王逸注引《淮南子》：“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者，日中九乌皆死，堕其羽翼。”“则三足乌当指日之精，又或传为架日车者。”从这些神话描述中可以看出，“乌鸦”被当时的人们认为是居住在太阳里的神鸟。除了作为神鸟被崇拜，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乌鸦”还被认为是孝鸟。《说文解字》：“乌，孝鸟也。”乌鸦反哺的美德在《本草纲目·禽·慈乌》中也有记载：“此鸟初生，母哺六十日，长则反哺六十日，可谓慈孝矣。”“乌鸦”不仅以“孝”著称，而且似乎通人性，对人间的孝道也倍加敏感，《周书》中的颜乌，《异苑》中的宗懔，都是因为孝行感动了乌鸦。前者母亲去世时引来数千乌鸦，为他衔土垒墓，后者因母丧悲泣不已，每当痛哭时则有群鸦聚集，痛哭后群鸦方始散去。人类和动物中孝道的模范，因为孝而发生了感应。

尽管“乌鸦”在古代被认为是神鸟，但也有人认为乌鸦是邪恶的代名词。人们逐渐发现，乌鸦钟爱腐肉，每当有死亡发生的时候，乌鸦的身影便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汉乐府民歌《战城南》：“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嚎！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可见当时的乌鸦并不受人喜爱了。

（二）“乌鸦”在英语中的含义

在西方文化中，“乌鸦”的含义虽然不及在中国文化中那么复杂，但也经历了一定的变化，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个方面。下面从《圣经》和《伊索寓言》这两部西方作品中引用几则故事来分析乌鸦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

1.《圣经》中乌鸦的忠诚与失信

1）忠实的信使

在《圣经·列王纪》故事中，上帝告诉先知以利亚（Elijah），让他向西躲在一条河边上帝会命令乌鸦为他带去吃的。以利亚依言而行，上帝果然派乌鸦每天早晚为他送去肉和面包，以利亚借此度过了艰难的时日。

2）失职的信使

在《圣经·创世纪》的故事中，挪亚一家与各类动物在方舟内躲避洪水，过了40天，挪亚“放出一只乌鸦。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And he sentforth araven，which went forth to and fro，until thewaters were dried up from off the earth.）从“直到”（Until）不难推测，乌鸦被放飞后并没有回来，在洪水消退、地面露出以前一直在空中盘旋，否则挪亚不会再放鸽子出去。乌鸦第一个出去探路，但却一去不返，没有提供任何关于洪水的线索。所以挪亚“又放出一只鸽子去”（Also he sent forth adove from him），鸽子找不到歇脚的地方，只好回来；七天后挪亚再次放鸽子出去，傍晚时“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可以看出，相比于鸽子的表现，乌鸦实在不是一个好信使。

2.《伊索寓言》中乌鸦的正与恶

1）聪明的乌鸦

《乌鸦喝水》中的乌鸦是个智者的形象。渴得奄奄一息的乌鸦发现了水瓶，但嘴巴又够不到水，焦渴和急切并没有让乌鸦丧失理智，把水倒出来白白浪费，而是促使它思考，最后发现了把石子扔进瓶中水位升高，从而喝到水的好办法。

2）背信弃义的乌鸦

在《伊索寓言》中《乌鸦与墨丘利神》的故事里，乌鸦因为谎言和背叛而受到了摒弃。乌鸦受困罗网，向阿波罗祈求，但脱身以后却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为阿波罗神龛供奉乳香），等到再一次被困时，它转而向墨丘利神（Mercury）祈求，但墨丘利神不肯做阿波罗第二，说什么也不愿意相信乌鸦的承诺。

二、有关乌鸦的习语和谚语的翻译方法

（一）直译法

虽然中西方对乌鸦的含义有不同的阐释，但是对乌鸦的某些属性往往有共同的认识，从而能在某些方面对乌鸦产生相似的联想。所以，在翻译某些有关乌鸦的习语或谚语时，可以采用直译法。例如：

（1）Crow has smiled pig black.

（乌鸦笑猪黑。）

（2）The crow thinks his own bird fairest.

（乌鸦总以为自己的雏鸟最美。）

（3）Wheresoever the carcase is， there will the ravens be gathered together.

（哪里有死尸，乌鸦就成群。）

（二）意译法

由于中西方对“乌鸦”的认识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许多情况下与“乌鸦”相关的习语或谚语是不能直译的。译者必须随时注意英汉两种语言下乌鸦的文化内涵，并尊重两种语言中对“乌鸦”一词的习惯表达，这时不妨采用意译法。虽然译文会失掉一定的民族文化成分，但它更容易被读者所接受。如果将原文中的形象直译过来，不仅不能诱发读者恰当的联想，还可能引起误解。若对原文中的形象进行意译，便可收到形神兼顾之效。

（4）A flying crow always gets something.

（谁都会有走运的时候。）

（5）Crow’s nest.

（桅杆瞭望台，火警瞭望塔，交通岗亭。）

（6）To pluck a crow.

（争吵，吹毛求疵，有困难的事情要解决。）

（三）套译法

套译法是习语翻译常用的方法之一。它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套译法撇开原文语句，使人们领略到不同文化之间不谋而合的妙趣，降低了读者接受的难度。在翻译有关“乌鸦”的习语或谚语时，既要坚持翻译原则，又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也就是说，既要尽量传达原作的异国情调，又要确保译文能被读者接受。

（7）A crow is never the whiter for washing herself often.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8）Carrion crows bewail the dead sheep and then eat them.

（猫哭老鼠假慈悲。）

（9）Crow like a cock and snatch like a dog.

（鸡鸣狗盗。）

随着时间的推移，乌鸦的文化内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本文仅以乌鸦这一动物为例探究了其文化内涵及翻译，意在表明，对于动物习语、谚语等这些文化特色浓厚的习惯表达法在翻译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文化差异这一因素，这样才能使译文准确生动。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外语科研联合项目：言外之意翻译的关联理论视角[12WLH48]。）

参考文献：

[1]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54.

[2]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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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孝道文化差异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全球化;《功夫熊猫》;文化融合

一、文化全球化与多元文化融合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当今世界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全球化。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继而广泛地渗透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不同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都被纳入到全球化的过程和现实中。正如英国社会学家莱斯利斯•克莱尔指出的:“全球化是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括通讯、旅游及生态的全球化为基本内容,而以文化及社会、政治影响为直接后果的一种社会变化趋势。”

文化全球化并不是让民族文化变成全球文化,更不是让某一强势文化所吞没,而是指以文化差异为前提,承认文化的多样性,让民族文化进入一个新的外部环境和发展阶段,让民族文化参与文化的全球性的流动与交换。在这一过程中,民族文化超越地域和国界局限,突破时间与空间限制,通过多种形式的交流和融合,从全球多样化的文化中领悟其他文化,并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文化认同,从而共享文化资源,丰富本土文化。在文化全球化这一历史背景下,为了促进本民族的文化发展,各民族都强调“文化自觉”,积极促进“文化更新”,这样便推动了多元文化发展融合的格局。“多元文化”是指具有不同起始端点的文化,“多元”体现了“一”与“多”的辩证统一,即文化的统一多样性和多样统一性的矛盾统一。因此,在文化全球化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顺应时展的要求,各种文化因素互相渗透、冲突、依存和重组,而这一演化过程又反过来推进各民族文化更加融合,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二、《功夫熊猫》中的中西文化融合

美国梦工厂2008年度动画巨制《功夫熊猫》是西方艺术家以电影为载体,以中国功夫和熊猫为主题核心,通过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领悟,糅合众多中西方文化元素,展示了当代文化多元性的融合共生,是文化全球化时代中西文化融合的典型例证。《功夫熊猫》是一部励志片,它在展现“每个人通过奋斗都能成为英雄”的美国梦理念的同时,也倡导了“邪不压正”的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无论在传统的文化精神,还是从价值观、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体现了中西文化的成功融合。

1.两种传统文化精神

在西方文化中,古代的以色列王继位时必须将油倒在国王的头上,象征这是神拯救以色列人的王,后来转变成被神选定拯救世人苦难的救世主,而神选定救世主的旨意总是依靠先知来传达的,所以基督教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先知型宗教”。 《功夫熊猫》中的熊猫阿宝是和平谷里公认的最懒的动物,然而当他乘着爆竹闯入了遴选“神龙大侠”的比武大会上,又意外地站在象征先知的乌龟大师手指下时,在场的高手们都震惊地发现:这个看起来一无是处的熊猫居然就是即将拯救整个和平谷的命定之“熊”,然后这一由神选产生的钦定之熊猫在“拜师学艺”很短的时间内就练成高深的武功,最终得以完成伟业,都是因为他是神选产生的“the chosen one”。

《功夫熊猫》不仅体现了西方基督教的神选思想,也糅合了中国儒家、道家和佛教的传统文化思想。东方文化对于“无”和“有”两者关系的微妙之处有着深刻认识,这正如老子所言“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阿宝的鸭爸爸说出的平凡的真理“我私家汤的绝密食材,就是什么都没有”,即没有秘方就是最好的秘方,于是阿宝从无字的神龙手卷中悟出了最高深的神龙秘籍――没有秘籍就是最强的秘籍。儒家的仁义思想在浣熊师傅和五侠身上得到最完美的诠释,举国危难之际,浣熊师傅为了保卫和平谷,大仁大义,选择独自面对灾难,而五侠也不负使命选择迎难而上,试图阻止残豹,他们这种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侠义精神正是孔子的“仁者爱人”的体现。中国的佛教的宿命思想认为“一切皆有定数”,恶豹注定要逃出天牢,不管守备如何森严;熊猫阿宝这个武功门外汉注定要成为神龙大侠最终战胜恶豹,无论这在众人看来机会是多么渺茫。

2.两种价值观念

在西方世界,由于民主和法制的观念深入人心,西方文化强调人作为有理智、尊严和自由意志的独立个体的地位,要求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但丁鲜明地提出“人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别人的目的而生存”。美国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强调个人价值,主张通过个人奋斗实现人生价值和梦想,个人奋斗成功是“美国梦”的精髓。在实现个人梦想的过程中,他们深信一个人只要自己努力奋斗、不畏艰辛,就一定会取得成功:自助者天助(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功夫熊猫》中的主人阿宝是和平谷最懒的动物,早上起床几个“鲤鱼打挺”都起不来,他拖着面条去比武场,仅上几个台阶就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不懂武功的笨熊猫,却梦想着成为功夫大侠。为了实现他的梦想,阿宝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最后通过坚忍顽强的意志和无坚不摧的勇气打败了恶豹,成为真正的神龙大侠。

由于中西方文化历史渊源的不同,其价值取向也有所差异。中国文化强调个体对他人和集体的责任,人的价值因群体而存在并借以实现,因此只有无条件地将自己的命运和利益都托付于所属的群体,才能体现他的价值。浣熊师傅和他的五个弟子在恶豹威胁和平谷时个个挺身而出,以除暴安良为己任,誓死保卫和平谷的安全,他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对阿宝有很大的影响,使他在练功时虽然历经磨难也不忘神龙大侠的责任,因此《功夫熊猫》的完美结局也是集体主义精神的胜利。

3.人物形象的文化融合

熊猫阿宝的动物原形来自于中国,是典型的中国形象,因为熊猫生活在中国,很久以来就被中国人视为国宝。影片中阿宝的造型集合了中国熊猫的憨厚、可爱的特点,然而正是这样一只憨态可掬、让人忍俊不禁的中国熊猫竟然随便穿了一条短裤衩。虽然一直接受鸭爸爸的东方式孝道的规训去继承其“面条”理想,他却一直梦想着在平凡乏味的面条生涯之外,拥有不平凡的生活,成为惩恶扬善的功夫大侠,这一梦想激励他不畏艰难、勇于努力奋斗,最终实现了他的美国熊猫梦。

与熊猫阿宝不同,浣熊师傅的动物原型来自于美洲,喜欢栖息在靠近河流、湖泊的树林中。浣熊喜爱干净,常常把捕到的食物放到水中洗去泥沙,因此得名“浣”熊。但是,这样一只美洲的动物却洋溢着中国文化的气息。他身穿长袍,留着长长的胡须,灵巧地使用筷子,还被人尊称为“师傅”,这些都是彻头彻尾的中式风格。另外,这位师傅不仅具有中国武林宗师的高尚品德,面对灾难时大义凛然,还延续了中华民族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对乌龟大师的教诲和指令言听计从。

在中国文化中乌龟是“长寿”的代名词,拥有极长的生命,经历了其他生物无法经历的生命过程,因此具有超出一般的睿智。影片中的乌龟大师正是领悟天人之道的长者,拥有着极高的智慧和看透尘世的豁达,在任何时候都能气定神闲、泰然自若。《功夫熊猫》中的乌龟大师既是西方文化先知的化身――他预言了恶豹的越狱和神龙大侠的诞生,又同中国文化中乌龟的象征意义如出一辙。

另外,中国的武术源远流长,中国人讲究神似,于是创造了著名的象形拳――虎鹤双形、猴拳、蛇拳及螳螂拳,《功夫熊猫》中的五侠虎、鹤、猴、蛇、螳螂把神似的中国武术赋予了直观形象的实体,展现了西方人奇妙的形象思维。

三、《功夫熊猫》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启示

好莱坞巨制《功夫熊猫》耗资13亿美元,全球票房超过5亿美元,其巨大成功背后的原因不仅是巨额的投资和高科技的运用,也包括中西方文化元素的成功融合。影片以中国功夫熊猫为主题核心,通过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糅合了众多中国元素,展示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感悟和中西方文化的交融。

1.坚持民族化

民族化并非一个非常落后的、守旧的、保守的口号,它不仅包括对本民族文化的强调,也意味着对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关系的认可。文化的全球化与民族化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自觉地爱惜和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使全人类永远拥有并享诸如中国符号这样的文化财富。

2.坚持多元并存,共同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文化全球化已成为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不管人们承认与否,文化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在融入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潮,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文化全球化的历史大背景,从文化上接受共同价值是融入世界的前提。我们只有充分了解并谦虚地学习发达国家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大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追求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坚持多元并存和共同发展的原则,才能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国际语境下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

3.加强文化交流,促进文化更新

文化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对话和交流交往。全球化强调的不是文化的单一化,而是多样性的共存,各个民族都应该为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协调共存,推进世界文化的交流,做出应有的贡献。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所主张的:“不同文化类型应当超越各自传统的生活形式的基本价值局限,作为平等的对话伙伴相互尊重,并在一种和谐友好的气氛中消除误解,摒弃成见,以便共同探讨对于人类和世纪的未来有关的重大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另外,在加强与全球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既要开发传统文化资源,又要有选择性地与西方的时尚元素相结合。仅仅照搬传统的一些文化内容和故事是不够的,需要把传统的文化元素和当代人所喜爱的各种创意结合起来

总之,在文化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文化已变得没有国界。一个国家的文化要想求得发展,就必须承认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只有那些能够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达到最佳融合的优秀作品,才能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与全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产生共鸣。《功夫熊猫》这一体现文化融合的成功例证无疑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具有莫大的启迪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旭光.当代中国影视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0.

[2] 董国文.文化视野下的《功夫熊猫》[J].电影文学,2008(18).

[3] 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4] 黎风.广播影视与文化传播[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2.

中西方孝道文化差异范文第5篇

赛珍珠，首位凭借中国题材作品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毕生书写中国故事，致力于向西方阐释中国，在美国被誉为中国问题权威。正是由于她的文学作品，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让一代代美国人以同情且较为公允的目光关注着中国，为中美之间架起理解的桥梁。同样，赛珍珠借助创作，把中国文化向西方世界进行传播和推广。在跨文化传播的伟业中，赛珍珠肩负起传播主体和传播媒介双重角色，她以文学作品为载体，对中国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及精神文化进行全方位的展示与传播。

1中国情结

传播学权威拉斯韦尔提出“5W”传播模式，五个基本要素构成传播学研究中的五个基本内容，即传播主体（控制分析）——讯息（内容分析）——媒介（媒介分析）——受众（受众分析）——效果（效果分析）。作为传播主体的赛珍珠，以中国题材故事为讯息，通过文学作品这一媒介，传播给西方受众，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赛珍珠在襁褓中就被父母带到中国，在中国接受了初等教育，自孩提时代起，她就受教于前清秀才孔先生，熟知儒家的伦理观念。她一家从未居住在秩序井然的外国租界，而是和中国普通百姓混居一起，了解熟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赛珍珠在庐山牯岭生活多年，庐山上修建的儒释道的庙宇承载中国千年的文化积淀，传教士的背景使之具有丰富的有关中国民间生活的知识，生活环境和教育背景共同模塑出赛珍珠的中国文化特性。而其骨子里流淌的美国血液，来自家庭的西方文化熏陶以及在美所受的高等教育等背景则带给了她西方文化特性。文化混血儿——这一独特的文化身份使得赛珍珠评判中国文化的眼光超越她同时代的大部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和西方学者，前者拘泥于中西文化优劣之争的一元论，后者常以西方文化本位态度审视异质文化。赛珍珠以更加客观的文化精神发掘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藏和糟粕。因此，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符合传播学上“信源可信性”标准。赛珍珠以写作为自己的主业，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勤奋在中美文坛乃至世界范围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功。《大地》是美国小说史上最著名的畅销书之一，荣获普利策奖、豪厄尔斯最佳小说奖，还是赛珍珠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因素，同名改编电影风靡世界，观影人数达到6500万人。几乎所有书写或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如史景迁、费正清、韩德、伊罗生等史学家都在其论著中提到影响了西方中国观的《大地》［1］。作为一名主要书写异族，而文学观又面向大众的女性作家，赛珍珠对后来的美国少数族裔女性作家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华裔知名女作家汤亭亭说，赛珍珠以“如此的同情和感同身受”呈现中国角色，让她了解了她的父母，让她了解了在美华人的先祖和他们的社会［2］。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女作家托尼•莫里森也说道：“她‘误导’了我……使我以为所有作家在书写他者文化时都是充满同情的，感同身受的，诚实而率直的。”［2］赛珍珠是她所处时代的中国通，其权威性不仅建立在《大地》上，她还是广受欢迎、享有盛誉的畅销书作家、时评家、演讲家，社会活动家，以其对中国的独特理解和作为公众人物的影响力，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达到了一定的影响力、普及率和认可度。

2巨大贡献

从广义上来讲，媒介是指一切能使双方发生关系或联系的人和事物。从狭义上说，媒介是信息传递所必须经过的中介或必须借助的物质载体，它可以是如信件、电话等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媒介，也可以是像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3］。赛珍珠以其中国题材的创作为媒介传播中国文化。赛珍珠最伟大的贡献是颠覆了美国乃至西方世界对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刻板印象。在赛珍珠于1930年代出版《大地》等系列中国题材小说走上美国民众视野之前，美国的中国形象主要来自传教士、作家、政客以及在美中国文化飞地——唐人街。中国仿佛是存在天边的乌托邦，是神秘、异国风情、浪漫的代名词。这一观点与《马克•波罗游记》一脉相承，从美国建国伊始，1784年2月，费城始发的“中国皇后号”商船，从纽约启航首次前往广州，揭开了中美贸易的序幕。而中美的文化交流则始于19世纪初叶，以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东来和他们在中国从事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文化活动为标志。其中，名气最大的是19世纪末所谓“中国问题专家”、基督教公理会来华传教士明恩溥（ArthurHendersonSmith1845—1932），他在鲁西北传教30年，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著作，代表作是《中国人的气质》（ChineseCharacteristics），此书被认为是19世纪有关中国国民性的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位列来华传教士的必读书之首，而且是各大学有关远东课程的必读书。明恩溥从中国人的生理、心理、品行和伦理四方面提炼出中国人的26个特点，其中18个代表了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包括：爱面子、讲究规矩、缺乏时间观念、缺乏精确性、误解的天性、拐弯抹角的伎俩、圆滑、思维混乱、没有紧迫感、轻视外国人、缺乏公共精神、保守、不在乎舒适和便利、缺乏同情心、互相猜疑、缺乏真诚、多神和泛神崇拜及信奉无神论等［4］。明恩溥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在华传教士对中国人的看法。美国作家笔下的中国人的刻板印象最初产生于19世纪末，当时的美国人将留着大辫子的“苦力”形象作为华人独特身份的标志，旋即在美国文学中出现另一个华人形象——“异教徒中国佬”，源自西部边疆小说家布莱特•哈特1890年发表的一首讽刺诗《诚恳的詹姆斯的老实话》（PlainLanguagefromTruthfulJames）。诗中描绘了一个外表老实内心却十分奸诈的华人赌徒阿新（AhSin）如何出老千赢得赌局的故事，诗中一句“低贱的华人毁了我们”（WeareruinedbycheapChinese），成为了白人排华的口号。傅满洲，是1913年由英国作家萨克斯•洛莫尔首创的一个阴险狡诈的海外华人形象，被视为“黄祸”邪魔，他集聚整个东方民族的神秘、残忍、狡猾和奸诈于一身，恶贯满盈，但每次都侥幸逃脱。1929年，美国派拉蒙电影公司拍摄了第一部《傅满洲》电影——《傅满洲的面具》。影片的宣传单写到：“他的手指一动就是一个威胁，他的眉梢一挑就是一个恶兆，他的斜眼一眨就是一种恐怖。”在电影海报上，白人男女主角都被画成在傅满洲的巨影之下吓得缩成一团，傅满洲的人像高高矗立，笼罩住了他们渺小的人影［5］。与“黄祸邪魔”相比，另一个知名的华人形象大侦探陈查理，显得较为正面。陈查理是美国作家厄尔•德尔•比格斯（EarlDerrBiggers）1925年出版的陈查理系列小说中塑造的角色。在他身上，虽有东方智慧正义的一面，但主要还是一个沉默寡言、口齿不清、神秘莫测、经常引用些古怪的中国谚语的华人形象。从异教徒阿新到黄祸邪魔傅满洲，再到伪英雄陈查理，主流的美国的中国形象都是负面消极，真正以平等且实事求是的态度书写中国人和中国事，并以积极正面的中国人形象走进千万美国人心中的是赛珍珠的《大地》、《龙子》等小说。赛珍珠的中国题材小说主要借助于传统的纸质媒介尤其是书籍为载体，同时也有部分作品被搬上银幕和舞台，影响面更大，如抗日神剧——《龙子》，极具感染力，激励了许多美国士兵奔赴中国抗日战场，在网络技术蓬勃发展起来之后，借助网络的推波助澜，赛珍珠作品达于天下所能达之处，使得中国文化更快、更广传播。赛珍珠的传播策略也独具匠心，她在创作时常考虑的是如何使作品吸引外国读者，涉及三点：一是要让读者产生情感共鸣，这是小说美学的关键，因此她必须有效消除中国文化对情感效应的阻碍，从百年来中国文化被浪漫化、异类化、妖魔化的传统中突围；其二是满足美国在新时代其国民对世界知识的渴望，但同样要避开异质文化因子的干扰，而且不能像学术专著那样枯燥；其三是打通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传统之间共同的价值通道，让读者感受到人类共同的困境与欣悦，赋予中国角色以现代性概念中的个体“人”的身份与西方读者共历“人”的一切［1］。

3细说中国文化

从早期描写中国女子婚姻家庭生活的《东风•西风》，到中国农民三世同堂的家世小说《大地三部曲》，再到小说《龙子》和中国封建大家庭故事《群芳亭》，及反映的作品《北京来信》和《梁太太的三个女儿》，还有非小说题材创作，如《东方的烹调书籍》，自传《我的中国世界》，《帝国女皇》和在杂志发表的多篇政论文，如《现代中国的创新精神》、《自由中国行动起来》等，虽然这些作品的题材内容等历经了演变，但无论是介绍中国农民、妇女和知识分子群体的主题也好，反映的中西文化冲突与共融的主题也好，还是对中国抗战和政治道路选择的主题也好，都没有脱离过中国文化这个母体。根据文化的“三结构”理论划分，赛珍珠创作中蕴涵的中国文化可以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加以阐释。物质文化是指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及其所表现的文化。那些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如丝绸、瓷器、中国菜肴、风筝、观音、建筑、书法等在她的创作中比比皆是。在《中国之美》中，赛珍珠如数家珍般讲述琳琅满目的丝绸，气势森严的古典建筑，巧夺天工的雕花檀木椅子，高悬墙上典雅的丝绸卷轴古画，古色古香的家藏瓷器等。在《大地》中，描绘了中国的婚礼、丧葬、祭神、庆生等习俗，还反映了中国的茶文化。而翻译《水浒传》，这一中国民俗百科全书，更是把中国人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介绍到西方。在制度文化层面，赛珍珠创作中体现出的中国文化最为典型的是婚姻制度和科举制。在《大地》中，王龙娶妻是依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婚后要“夫妇合”，但这种“夫妇合”是建立在“妻从夫”的片面服从关系上。封建社会为了维护父权家长制的利益，给妇女戴上三从四德的镣铐。阿兰终生操劳，任劳任怨，王龙发家后嫌其貌丑，娶了荷花做妾，她也无权干涉。旧社会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可见一斑。父权家长制还导致中国人“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观念，中国农村过去存在的溺婴现象在小说中展现，阿兰亲手溺死刚生下的女儿。王龙送三个儿子去读书，却不送女儿读书，他相信，女儿迟早是别人家的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还有“女子无才便是德”。在《东风•西风》中，母亲教导即将出嫁的女儿——女为悦己者容，含着泪水把女儿的脚裹成三寸金莲，为的是博得未来夫君的欢心，更重要的是，多生子嗣，添丁进口。秉持老观念的父亲对儿子找了一位洋媳妇怒不可遏，认为儿子大逆不道，违背祖训，把他扫地出门，取消了他的财产继承权。在《我的中国世界》中她推崇中国的科举制，认为这种唯才是举的考试制度，基于儒学“学而优则仕”的教育宗旨与“有教无类”的公平原则，相比于任人唯亲是一大进步，而且也比英国的世袭制公平，因为它鼓励年青人发奋读书考取功名，有利于国家招募到有真才实学的人。此外，赛珍珠的作品还体现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宗教感情和民族性格等精神文化。其中，较为集中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孝道和恋土情结。中国的孝文化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要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就必须认识中国的孝道。孔子的孝指“孝、悌、忠、信”，孝悌就是规范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也即家庭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忠信也是规范人际关系，涵盖家庭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人际交往。《大地》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孝道文化。落荒逃难路上，乞讨来的食物要先给老父亲；王龙清早起床首要的事是烧水为父亲煮茶；父亲责骂他是一句也不还口；好赌的叔父来借钱，实为有借无还，王龙还是给了他钱。老秦对王龙忠心耿耿，绝无二心，赢得了王龙的信任。恋土情结与中国几千年来以农耕生产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的传统息息相关。土地是农民最宝贵的生产资料，农民的所得几乎全部来自于土地，土地就是他们的命根子。对土地的崇拜升华到一种宗教般的虔诚，突出表现为“土地神”信仰。《大地》中王龙在旱灾面前，穷途末路，全部家当都卖掉，但却不舍得卖掉土地，因为只要有地在，就留住了根，就有希望从头再来。在获取意外之财时，他首先便是买下羡慕已久的地主家的肥田，待到资产丰裕时，更是广置田产。当已是暮年的王龙听见儿子们在商量在他死后卖地时，他流着泪说：“一个家要是到了卖地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家要完了。”在接妻子阿兰回家的路上，夫妻祭拜土地公公。新年时，买来红纸细心为土地神裁剪新衣服。凡家中遇到添丁进口、建房修坟或有人生病，都要祭祀土地神，乞求保佑［6］。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敬畏之情。

4传播真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