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传承少数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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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传承少数民族文化范文第1篇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教育方式

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对文化进行传承，而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场所是学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开展民族文化传承教育的方式可以有哪些?我们该如何评价?是值得我们思索的问题。本文试以凯里学院开展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方式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解答。

一、加强科研投入，切实保护传承基础

通过对某一事物进行科学研究，可帮助我们认识事物的内在属性和发展规律。高校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活动的投入主要有这几方面作用:通过科研活动可对少数民族语言、风俗、艺术表现、建筑等进行深入的研究，挖掘出该民族的的历史、文化等特征，通过深入分析研究，了解该民族的精神内核。这样，一方面可最大限度的通过相关民族研究活动的结果，留存其民族原生性的特征;另一方面将对少数民族的研究结果与主流文化的相关内容进行对比后，我们可寻找双方不同的特点，从大的研究层面对文化发展的影响因素等进行分析。而加强科研投入，可利用经济力量的导向作用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通过学校的科研支持，研究人员的研究方向更为侧重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上去。而这些课题都是研究人员考虑到学校自身的特点，再结合地区民族文化而提出的，是有针对性、有目标的科研任务，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播、保护、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一个有效的系统的组织机构可为事物发展运行提供有力的保障支持。而建立相关研究部门或基地，一方面可保证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课题能够进行下去;另一方面能将科研人员进行有效地组织，避免了资源和时间的浪费，以争取在传承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中取得更大的进步与更多的成果。争取建立起完善的科研体制，从而有效率地进行同时同步的传承工作和教学活动。凯里学院正是看到了一个好的组织机构对科学研究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为了更好地保护和研究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加强了原生态民族文化科研平台建设。该校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申报并获准成立了省级人文社科基地“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研究中心”，吸引了一大批校内外科研人员，有效地推动了基地建设和原生态民族文化理论研究;二是设立民族教育研究中心和原生态民族歌舞中心管理机构，使得该校的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体系趋于多样和完整［2］。仅在2011年度，这两个中心的专职及兼职研究员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少数民族文化科研成果就有100余篇［3］。总之，通过建立相关研究机构可为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提供力量保证。而从研究的角度出发，对少数民族实物进行留存可为日渐消失的文化提供实物依据，宣传展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对于唤起广大民众对民族文化的重视和传承有重要作用。首先，它有助于人们了解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文化内涵和精髓。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在传承和发展当地民族文化上具有低层次性和迫切性，宣传展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能促进民族文化在民众生活中的应用，可以注重对乡风民俗的培养，让民众在生活中产生运用本民族优良文化的习惯。其次，宣传展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推动了民族文化的发展，有利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并能够促进本民族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2007年，凯里学院在原来“苗侗文艺馆”的基础上完成扩建“苗族侗族文化博物馆”，其目的是把该校多年来收集整理的民族民间文化加以保护、研究，使之成为有别于其他同级院校的一张精美的名片和对外宣传的舞台。在这一基础上，校方多次划拨专项资金供博物馆去民间收集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实物展品，包括清水江文书及其他苗侗生产生活实物。建立“博物馆”是较好的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活态保护的方式，因为最能继承保护文化原有价值的大多是最传统的传播方式，随着“博物馆”的建立，能让“人际传播”这种最接近其原始状态的继承保护方式，通过“苗族侗族文化博物馆”得以实现。博物馆能使用多样的方式方法保存少数民族的生活状态、民俗状态等，这不仅对其保存有相当重要的价值，而且也可以满足科研者们的需要［4］。该校的这一举措，一方面使得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可通过参观等方式丰富自己的民族文化知识，另一方面还通过科学有效的手段保护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实物，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提供了更多可供查看的物质实物。

二、合理设置课程，转变学习模式

“课程”与“文化”二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课程是文化的精华表现，是文化传承的必要手段，文化是课程的重要载体，是理解和认识的总结。一方面没有“文化”就不可能产生“课程”;另一方面，如果缺少“课程”作为手段，那么“文化”传承在学校教育中就无从体现。而课程的设置方式可影响教育接受体———学生的感受和后续学习效果。在民族地区高校设置少数民族文化课程体系时的思考方向是要让民族文化知识进入课堂，在各学科中渗透民族传统文化知识［5］;要从提升少数民族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出发;要从如何让外民族的学生对所学习的少数民族文化由没兴趣向好奇、由好奇向最后认同这个民族的角度出发;最重要的是课程设置要让学生由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正是从这点出发，凯里学院从2004年9月起就启动实施了民族文化特色课程体系建设。近几年来，特别是升格为本科院校以后，该校进一步明确了“办特色之校、育特质之才”的办学思路，着力打造以原生态民族文化教学科研体系为核心的办学特色，有效地推动了“原生态民族民间文化特色课程体系”的构建。目前该校的民族文化教学课程体系设置形式如下图:图1凯里学院民族文化教学课程设置形式图同时在教学课程改革方面，近年来，在教育部的号召下，凯里学院民族文化教学课程开始尝试进行改革，不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而且采用互动交流教学的教学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和初步的成绩。同时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教学研究也正在开展，凯里学院曾多次组织教师召开民族文化教学课程教学研讨会，并积极听取学生对少数民族文化课程建设的意见。通过构建“原生态民族民间文化特色课程体系”，该校的学生对少数民族文化有了新的认识。通过在课程中引进少数民族文化，可激发学生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兴趣，从而主动接受少数民族文化，进而达到了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传承的目的。

三、通过校园活动调动学习兴趣

与相对单调的课堂学习相比，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更能吸引学生的兴趣。而校园活动可采用的多种手段，也可以对少数民族的多种文化形式进行多方位的展现。这样一些直观的展现形式能够使得学生主动投入少数民族文化活动中，进而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传承［6］。在凯里学院，标志性的几项少数民族校园活动分别为:每年一度开展的以苗族反排木鼓舞文化为元素、与现代健美操动作相结合改编成的反排木鼓健身操比赛，已经举办到多届的凯里学院少数民族原创歌曲大赛，少数民族知识竞赛，苗侗风情艺术作品展等。这些着眼点不同、展现形式不同的校园活动，积极鼓励并倡导学生参加。而具有民族特色的表演、活动，则使学生在参加活动或者是观看活动的过程中对地区的民族文化有一个深刻的了解，从而不自觉地了解和传承了少数民族文化。当少数民族文化融入校园人文环境和学生生活时，本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将与其他地区的民族文化产生文化的碰撞交流，并不断地在交流互动中进行开拓与创新，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得到发扬光大的同时注入了新的血液，使少数民族文化在继承中得到发展和进步。

四、“引进来，走出去”，构筑传承网络

文化的传承并不只体现在学校教育中，在高校进行文化传承教育时，如何充分利用外界资源，同时对社会进行反馈，也是高校进行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教育需要关注的问题。除了与政府社会进行合作，获取政策及经济方面的支持外，凯里学院还聘用当地一些土生土长的民间歌师、绣娘、手工艺人等作为兼职教师，通过开设培训班、开展多种多样的民族文化活动等方式，将地区的民族文化原汁原味地传承下去。另一方面除了“引进来”，还需“走出去”。学校的文化传承教育不应局限于在校学生，我们应该看到学校之外还有很多教育接受者，只有将社会文化传承的范围扩大到学校以外，才能真正实现教育的本质意义。凯里学院从“服务地方”的立足点出发，每个学期都会与当地教育局合作开办针对乡镇一级中小学校长的管理培训班。这个“校长班”所设置的培训课程中就包含有关于州情、当地民族文化的内容。通过对乡镇中小学管理者进行民族文化培训，可以让这些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管理者明白当今社会并不是主流文化才是“唯一”的文化。引导他们认识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进而在日后的教育教学管理中积极主动地开展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工作。如在课程设置中，结合当地情况适当开设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艺术、少数民族体育等课程［7］。通过以上实践，我们可以看到，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可以通过由外在到内核、由基础到提高、由形式到精神的传承教育形式所构建的全方位的传承教育网络，使少数民族文化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实现传播和传承，真正实现多元文化教育，帮助学生树立多元文化共存、共生的理念。

参考文献:

［1］．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2］扶蓉．湖南少数民族民俗旅游深度开发研究［D］．长沙: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06．

［3］凯里学院．2011年科研成果汇编(内部资料)［G］．凯里:凯里学院，2012．

［4］谢琛．贵州侗族大歌的当代传播方式研究［D］．武汉:武汉音乐学院，2007．

［5］黄家锦．学校教育视野中的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8．

［6］张雪梅．民族地区高校构建和谐校园的思考与实践———以凯里学院为例［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1(9)．

如何传承少数民族文化范文第2篇

【关键词】市场化，民族文化，科尔沁叙事民歌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是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一个大家庭。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需传承的文化，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更有助于我国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如何在经济发展与保护文化之间得到平衡，认识少数民族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如何让保护并传承少数民族文化，让它们更好地延续，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一、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

文化是一类社会现象，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现象等同于社会现象，狭义的文化现象就是精神现象，不含客观现象或物质现象。《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说：“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全部智慧与文明的集中体现，它维系着一个国家和民族。

少数民族文化是指一个少数民族群体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所创造传承的文化，是对自身民族生活和生产实践的反映、赞美和歌颂民族情感、婚姻爱情、风俗传统的真实写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财产，它有着很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基础。

蒙古族叙事民歌是在蒙古帝国时期产生，到元代时期得到进一步深化。科尔沁叙事民歌到15世纪中叶时也得到了蓬勃发展，产生了一些优秀的叙事歌曲。科尔沁叙事民歌作为一种艺术体裁形式，分为长篇和短篇。一般由职业民间艺人“胡尔奇”编创和演唱，用四胡或马头琴伴奏，自拉自唱，绝大多数以真人真事作为直接的演述对象或创作原型。例如：《嘎达梅林》，《努恩吉雅》。其特点，情节复杂，有众多人物，篇幅浩大，整日整夜唱。音乐特点，曲调简短，结构方整，节奏规范，音域适中，同语言紧密结合，带有鲜明的说唱性。

科尔沁叙事民歌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展到一个全盛时期的阶段，数量多题材丰富，出现了美不胜收的繁荣局面。科尔沁叙事民歌创作手法真实，以反映科尔沁草原游牧民族苦难的生活为主，热情讴歌那些不畏敢于斗争的英雄，歌颂了追求自由民主、追求美好婚姻爱情的青年男女，也在那人迹罕见的辽阔草原上科尔沁叙事民歌曾给人们带来了无比的快乐。

二、我国少数民族文化面临的危机

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产业化、市场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文化商业”理论中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启发，从民族文化的实际出发，保留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并在市场化中保留民族文化的独立品格，构建民族文化的繁荣之路，让民族文化回归生活，是我们应该必须面对和关注的。虽然我们现在认识到了这一点，可是科尔沁民歌发展现状和趋势不容乐观，目前关于科尔沁民歌的挖掘整理工作比较深入全面，而传唱的情况却令人担忧，局部地区甚至出现了濒临灭绝的态势。

首先，语言文字危机。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灵魂.是少数民族独特的艺术与风俗习惯的基础和载体，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语言表现了多彩多艺的民族文化，使成为世界文化宝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伴随着西方强势文化的飞速传播、汉语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进一步普及，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濒临消亡的危境。蒙古语是科尔沁叙事民歌的载体，智慧的人们用母语来唱出自己的心声，可是蒙古族人口中能用民族语言文字的人也逐年减少。根据内蒙古教育出版社总编辑巴音巴特尔研究调查发现，小学一年级第一册纯蒙语课本的印刷量在1992年的六万八千多册到2005年时下降到两万两千两百多册。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内蒙古蒙古族人口每年都在增加，但是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表明很大一部分学生放弃学习母语。

其次，缺乏传承人危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消费文化快速传播，使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居住环境、生活消费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民间歌舞的生存的环境改变，对科尔沁叙事民歌的传承带来了危机。这集中表现在民间科尔沁叙事民歌艺人逐渐老化，年轻人很多都出外打工，没有时间和经历向老一辈艺人学习，有些打工的蒙古族年轻人受到强势消费文化的影响，对民族文化甚至产生了自卑感，认为是落后而无用的东西，从而歌不会唱或不再去唱，舞也不会跳，渐渐的便完全抛弃了传统的民族歌舞，致叙事民歌继承人的缺乏，民族歌舞面临失传。传统的文化消遣方式正在被各种电子娱乐产品所取代。对科尔沁叙事民歌来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会说唱叙事民歌，他们被各种流行音乐充实着，对叙事民歌的关注度减弱，甚至被他们忽略掉，这是对科尔沁叙事民歌最严重的冲击。

最后，民族文化认同感危机。一个民族自我认同感的缺失的直接后果就是这个民族的自我否定以及消亡。随着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优胜劣汰的原则决定了市场化的过程更需要符合性优秀人才，加上这几年的就业压力逐年增加，在一些民族地区民族语言授课的毕业生很难得到就业，人们对民族语言授课产生了很深的误解，这也直接导致人们对自己民族自我认同感的减少，使得更多人的放弃了民族文化，开始全盘接受汉文化，这使得需要用母语去传唱下去的科尔沁叙事民歌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三、导致少数民族文化危机的原因分析

第一，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的减少是导致文化危机的重要根源。一是蒙古族孩子总体生源在减少。现在很多蒙古家庭生三个或两个孩子的很少，再加上有些虽然说是蒙古族，但是却不会说、不会写蒙古语，所以说蒙古族孩子总体生源在减少。二是通婚现象普遍存在，主要是蒙古族与汉族通婚，这也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民族人口，因为传统文化的影响一旦少数民族女性嫁到汉族家庭以后孩子就会随爸爸的民族。

第二，经济发展在政府日程中的位置高于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随着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及工业化生产，政府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发展经济上，因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及经济生产方式发生变化，民族地区交通也得到了发展；但大多数人还不够重视保护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如果民族文化的保护现在被忽视了，民族文化传承上就会出现断层，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后对物质的欲望厌倦时，再来寻求民族精神文化来抚慰心灵，就会无处入手。

第三，学校教育未能承担民族民间文化传承的责任。

中国教育属于应试教育，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也不例外。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对与升学率无关紧要的民族民间文化教育很少重视，没有把传承民族文化列入学校教育的目标，内容也少有传授民族文化这方面的。近几年来科尔沁地区中小学开始新课程改革，陆续的把蒙古叙事民歌的唱法及演唱技巧带进了课堂教学。可是真的为的是民族文化的传承才让它允许进课堂吗？ 有人认为，他们是为了得到政府对从事这项工作丰厚的财政补贴。

第四，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独特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受到冲击。叙事民歌原始的传承方式就是说唱艺人也就是“胡尔其”走村串户“说书”当中，把优美动听的民歌传唱到科尔沁草原的每一个角落。使更多的蒙古族老乡学唱新的民歌，在根据自己的理念再去对民歌润色和加工。但是这样的传承方式对如今的民族语言和文字越来减少的今天很难保障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现在在科尔沁草原上人们的生活方式相对于上一辈人的生活方式更加的封闭，以前的“胡尔其”走村串户“说书”，的方式已不适合现在的环境了。

四、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思路

当前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保护与传承科尔沁叙事民歌等少数民族文化至少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为人们提供良好的精神财富，通过民歌中蕴含的知识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和审美教育，缓解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另一方面发挥民歌所具有的生态价值，继承少数民族人民简朴快乐、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态度，在物质繁荣之外寻找故有的幸福源泉，并将这种淳朴简单的风格弘扬开来。具体来说，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意义思路包括政府引导、民族认同、学校教育和市场运作四个层面：

第一、科学采集科尔沁叙事民歌资料。我国历史上历代统治者在音乐方面存在着重宫廷轻民间，重汉族轻少数民族的意识倾向，使少数民族音乐长期得不到重视，加之绝大多数少数民族本身受文化发展水平的限制还不具备独立研究、记录本民族音乐文化的意识和能力，致使我们今天能收集到的历史文献资料少之又少。现在内蒙古科尔沁地方民歌资料的整理是一项任务繁重，技术难度很高的系统工程，保留现有内蒙古科尔沁地方民歌资料，必须确保其对象的原形原貌与原汁原味，需要国家和各级政府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支持以及大量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长期不懈的努力工作才能得以完成。有了这种全面、细致的保存，即使将来在民间消亡了，我们也可以根据存储的详实资料在任何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将其全方位还原和再现。也可以通过举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实物展的形式，使外界人群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了解少数民族音乐生活的实际状况，增加他们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兴趣，这将有利于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我们应该积极努力的进行科尔沁地方民歌研究、整理和理论探讨，加强对内蒙古科尔沁叙事民歌艺术的抢救、保护。

第二、学校的教育是主要渠道。在音乐多元化的今天，现代流行歌曲以及西方音乐正在充斥着整个音乐市场，少数民族的音乐已不再是人们欣赏的主流，况且掌握民族古老艺术的老艺人大多年事已高，宝贵的民族音乐文化将会随着老艺人的逝去而消亡，所以培养新一代年轻音乐人已成为继承和发展各民族民间音乐的共同的重大课题。在内蒙古科尔沁地方民歌传承的过程中，人始终是实施这一音乐行为的主要对象，要让少数民族音乐人去传承其自身的音乐文化，就要求采用各种有效的手段来提高他们保护传播文化遗产的意识。学校教育是现代教育的一个重要平台，中小学基础音乐教育是继承发扬民间音乐的重要手段，少数民族音乐来源于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和生活环境，把本民族音乐引入中小学课堂，使孩子们在耳濡目染当中，了解并学习民族音乐，这也有助于少数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从而促进蒙古族以及其他各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第三、市场化运作作为传承的重要方式。采取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方式，充分利用少数民族自然生态与文化资源的优势，寻求民族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契合点，把文化开发与发展旅游相结合，把浓郁的民风，民俗、民族风情文化推向市场。解决好如何引进民营资本进入民族文化的保护及开发利用。把少数民族民间艺术变成财富，把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有机的结合起来，并逐步发展成为文化经济的支撑点。把科尔沁叙事民歌与旅游业相结合，在各个旅游点巡回演唱。把科尔沁叙事民歌与高科技相结合，把它收录入网络，实现民歌在网上播放，也可以在网上经营类似于网店里销售叙事民歌的“叙事民歌集”。 可以尝试冲破语言的界限，把科尔沁地方民歌的歌词翻译成汉语进行演唱，尽管这种做法有可能会影响到蒙古族民歌的“原汁原味”，但这种做法有助于蒙古族民歌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得以传播。

第四、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领导和引导是关键。少数民族文化是每个民族独立存在的标志，是人类文明不可代替的精神财富。 比如科尔沁民歌《嘎达梅林》所贯彻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与我国目前的科学发展观都是一脉相承的，我们要充分重视少数民族文化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丰富人民文化生活的重要意义；同时，加大宣传保护民族文化的力度，与大型节庆活动相结合，申报为国家级民族文化艺术博览会；加强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认同感以及家庭的文化传承力度。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M】.第l版，社会学卷，409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

[2]博特乐图：《胡尔奇：科尔沁地方传统中的说唱艺人及其音乐》，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112页。

[3]胡日勒沙等：《科尔沁民歌人物传说与传》（蒙文），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9，第199—201页。

[4]乌兰杰：《蒙古族音乐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第216页。

如何传承少数民族文化范文第3篇

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传播中被鲜明地解构与建构

1954年，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在《传播是怎样运行的》一文中，提出大众传播过程模式，指出构成传播过程的双方分别是大众传播与受众，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传达与反馈的关系。

今天，新媒介带来新的技术手段、新的传播渠道和新的娱乐方式，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传播中，通过大众传媒与受众之间的传达与反馈关系，不断被鲜明地解构与建构。作为我国唯一辖有少数民族自治县的直辖市——重庆市，少数民族文化也不例外。

重庆市现有少数民族人口197.36万，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石柱、秀山、酉阳、彭水自治县和黔江区是重庆市少数民族聚居区，共有少数民族人口183万，占全市少数民族总人口的92.7%。长期以来，重庆少数民族大多聚居于远离城市的农村山野，过着封闭农耕的乡村生活，保留着大量的传统习俗。近年来，随着城乡统筹战略的实施，城乡高速公路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重庆农村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也面临着冲击与转型。从当地少数民族物质文化传承来看，一个真实的现状是：土家吊脚楼、苗家木屋，逐渐被钢筋水泥铸成的小洋楼、小平房所取代，苗家搓衣板、鼎罐、草凳被现代化的洗衣机、电饭煲、沙发所代替。从当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传承来看，一个典型的现象是：苗家青年男女谈恋爱已经不再唱苗家山歌，而是到电影院卿卿我我；土家青年男女也不再跳起欢快的摆手舞欢迎远方来的客人，而是到歌厅与客人k歌狂欢。嫁娶习俗更是和现代都市人无异，车辆迎送，婚纱西服，现代感十足。种种现状与现象表明，在先进的传媒技术及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下，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传播中正在被鲜明地解构与建构。

现代建构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保留特色的物质载体和精神载体，在全球化的今天，保留自身文化特质与精髓，就是保留自己赖以生存于这个多元文化世界之中的根本。因此，少数民族自身必须慎重选择自身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路径。在这一思考和实践中，有人主张，少数民族文化应当保持传统不变，否则就会失去其独特性；也有人认为，少数民族文化应当大胆创新，否则就会失去其生命力。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合理性，但易走极端。理性的做法是反对“一刀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无论哪种模式，任何一项具体的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路径，都应当有一个基本的准则和宗旨，即满足当地少数民族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要满足这一需要，除了现代化，少数民族别无他路。

根据马格纳雷拉的定义，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对中国而言，现代化的实质是提高全民族、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现代化对少数民族而言，尤其具有双刃性，一方面，现代化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可以改善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现状；但另一方面，伴随而来的先进文化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会形成极大冲击和影响，会使少数民族弱小的文化在某些层面上“均质化、淡化和湮没而处于社会上装饰性的、残留的或边缘性的地位”。①因此，如何面对不可回避的现代化趋势，建构适宜自身发展且兼具本民族文化特质的生活方式，是少数民族必须解决的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建构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通过现代建构，才能实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才能使其真正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获得更好的发展，在现代化的社会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其价值也才能得到更好的实现。

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建构策略

1998年，美国传播学家鲍尔·洛基奇以多种研究手段对网络化时代传媒转型背景下传播系统和社区归属（感）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在其研究成果《传媒转型：改变社区粘合纽带》一文中，从生态学构架的视角提出“传播基础结构论”，认为传播基础结构由两部分组成：邻里趣闻轶事讲述系统和传播行动的环境（见图）。

邻里趣闻轶事讲述系统包括宏观的趣闻轶事讲述者：主流媒体（主流媒体主要讲述的是整个城市、国家甚至是世界的故事，讲述对象可以是这个城市、县或是地区的所有人口）；中观的趣闻轶事讲述者：当地媒体和社区组织（对象是这个城市的某个特定地区）；微观的趣闻轶事讲述者：居住在某些地区的居民本身。传播行动的环境是指存在于传播行为周围的所特有的情况和条件的总和。鲍尔·洛基奇的“传播基础结构论”对于新媒介环境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与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结合重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现状，笔者对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建构提出如下三点策略：

一是宏观、中观、微观三层推进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建构，即主流媒体、当地媒体和社会组织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居民本身应对自身所担负的民族文化传承使命应有着清醒的认识，并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与传承过程中，少数民族群体自身应当居于主导地位，主动传播，主动反馈，利用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提升本民族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

二是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建构过程中，有关各方应当对传播行动的环境有着全面而正确的认识，分清阻碍或鼓励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各种因素，如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域特征、交通状况等，辨识促进或阻碍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社会文化特征，如低俗文化、落后文化等，从地理上打通闭塞的交往环境，从心理上构建一个开放的沟通环境。

三是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在任何一个环节，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建构必须在着眼于当前实际且兼具长远规划的基础上，基于满足当地少数民族居民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基本需要和更高需要这一核心理念。这里的物质需要，不是短期内的经济提升，而是因地、因时制宜，形成可持续增长；这里的精神需要，不是随大流，走媚俗路线，而是应当有本民族精神内涵。

【本文为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青年项目“新媒介环境下信息传播与重庆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建构研究”（项目批准号：2010QNRW48）以及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开放基金项目《乌江流域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从传播学视阈看民族文化解构与建构》（项目批准号：2012Y 04）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页

参考文献：

①蔡骐：《文化·社会·传播》[M]，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张舒予：《论网络时代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传播》[J]，《复旦学报》，2003第4期

③牟岱：《论国家民族文化的建构》[J]，《社会科学辑刊》，2004第5期

④张志 王晓英主编：《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研究》[C]，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版

如何传承少数民族文化范文第4篇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个体理性；激励兼容；机制设计

【作 者】墨绍山，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昆明，650500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6）02 - 0141 - 006

一、研究背景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上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要求，以此从国家治理大转型的层面对当前不断向前迈进的现代化大潮给予了最为关键和及时的回应。文化作为现代化首当其冲的冲击对象，正如先生所言，其转型成为当代人类的共同问题。 [1 ]少数民族文化因其传承范围的有限性和边缘性而其紧迫性尤为凸显，如何以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及时地解放其文化生产力，推进其传承发展的当代转型，成为当前相关政府部门亟须重点考虑和解决的关键问题，而学界也一直对此极为关注。特别是随着近年来研究的深化，相关主题更是触及到了民族文化发展转型的一些根基性的核心领域。如徐万邦和祁庆富 [2 ] 407-415、石奕龙 [3 ]、吴仕民 [4 ]等人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次生态或原生态等文化发展和转型升级的本质形态问题的探讨；杨福泉、方清云和郭山等人关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活态保护” [5 ]、“本真性”保护 [6 ]、“主位”发展 [7 ]等文化转型升级核心准则问题的讨论；陈学迅、关凯和罗连祥等人有关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语言载体 [8 ]、现代化转型与文化转型 [9 ]以及文化主题 [10 ]等因素的影响和效应问题的研究，等等。同时，还有一些学者就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来源等核心问题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 [11 ]，如晓荣认为要解决少数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应从次一级少数民族文化要素――少数民族生产文化、生活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和制度文化等“微观”层面的可持续发展，及其内生文化长效发展动力发掘生成其文化整体的可持续传承保护路径；[12 ] 再如梁结玲和丁赛的相关研究，前者强调落实少数民族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及少数民族文化精品和人才的发掘培养 [13 ]，后者主张从基础设施建设、少数民族文化开发生态保护规划以及文化生态宣传教育等层面，来推进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文化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14 ]。但是，正如托马斯・谢林所言，个体基于内心判断形成的动机和意向（或倾向，intention）采取的微观战略选择行动是影响宏观世界运行的微观个体基础。[15 ]3虽然上述成果大大深化了少数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哲学研究及对策研究，但是多数主题恰恰忽视了民族文化持续发展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微观个体因素，缺少基于制度客体（或称政策客体）个体行为选择的制度分析视角。

而就当前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制度实践而言，相关规则（机制）设计则体现出碎片化及缺少针对性的特征。具体而言，其政策主体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分散于各类公共文化政策内的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政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政策等，是最具公平性和普适性效力的部分，但是它又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缺少专门的针对性，并不利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其次则是单独的少数民族（文化）政策部分，这一部分应该是少数民族文化制度安排的核心部分，但是，后者除了对自治地方政府发展民族文化的权限和义务作出规定外，却又缺少普遍约束力的政策设置，不利于非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文化治理。而最具效度的政策实践部分――以民族划分（区分）基础上基于少数民族身份给予诸如生育、升学和就业等方面的优惠的政策部分，却又因其以民族身份为核心的激励制度安排在定位上偏离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保护，客观上缺少效度且在一定程度上诱致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边缘化，引发了许多问题。

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和当前的制度实践，都未能很好地解决少数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机制设计问题，严重制约和影响了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因此，笔者拟从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微观个体基础入手，重新考量少数民族成员个体因素对其制度运行有效性的影响，并基于此做出较具实践价值的制度（机制）设计路径的分析和探索。其视角及理论框架基于以下被多数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研究者忽略的学理认识和问题判断：从制度分析和机制设计的角度看，少数民族群体的个体理性及由其导致的集体无理性，以及相关协同、激励相容机制设计的缺失，正是当前少数民族文化难以发展的问题所在，应由此入手设计其治理机制，方能使相关制度安排发挥实质性的效用。本文具体从内部的个体行为选择机制和外部制度安排的激励兼容性两大方面来对制度的有效性及其设计问题进行分析。前者的分析维度主要来自Ostrom E.的公共池塘资源治理制度分析中的个体选择模型（The internal world of individal choice），着重分析个体内部标准折现率、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三个维度的均衡判断及其战略选择，[16 ]37从个体行为选择结果对制度效用的影响来分析个体理性对制度设计的约束，个体战略选择产生的现实结果（与制度目标设定一致与否）决定了制度安排的有效性；后者的核心为制度的激励兼容性分析，笔者引入了赫维兹机制设计理论的激励兼容模型来探讨当前少数民族文化制度为何难以产生现实观照力，激励兼容即制度目标和个体目标的兼容。制度想要保障其目标的实现，首先其机制设定的博弈必须非零和博弈，其次其设定规则必须能够诱致参与者个体的优势战略与公共治理目标的走向一致，也即才能激励兼容。因此，激励兼容是制度安排中的最大约束因素，也是制度分析中最为核心的测评维度。

二、个体理性与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制度的“激励不相容”问题

个体理性是指在给定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偏好，[17 ]1它对个体的行为选择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所以，制度对个体理性的“兼容”程度在根本上决定了其可实现程度。而另一方面，个体理性往往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和机会主义（Opportunism）的，且通常具有偏好（preference）限制，通常它集中体现为对目标达成的可能性和成本收益比率判断。因此，制度安排作为一种公共目标的实现机制，必须能够统筹制度目标与人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以及个体偏好等个体理性因素，才能实现制度的激励兼容，也才能最终实现制度目标。其互动关系如下图所示，制度目标及其设置受制于外部宏观环境，它自身又形成个体行为选择的制度环境制约个体内部世界对自身理的判断和选择，进而决定了个体的行动战略选择，个体的行动战略实施后产生一个客观结果，这一结果又对制度目标的实现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宏观外部环境由各类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构成，制度和个体都要受其限制。制度环境由各类规则体系构成，对个体具有特定的约束力。个体内部世界为个体进行行动战略选择的内部机制环境，由宏观和微观上的个体目标与制度目标的兼容性评价及判断体系构成，其中微观层面的评判体系主要从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两方面进行判断。

首先，从现有的个体目标与制度目标实现路径设置看，现有制度不能很好实现二者的包容发展，无法激励少数民族采取传承其传统文化的行动战略。现实案例如在笔者调研地云南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的部分与外界联系相对紧密的彝族聚居区①，由于家长希望子女更好地接受现代教育，在子女的幼年成长阶段有意识地规避彝语母语的使用和传授，以回避母语的影响，导致现在村中的青少年和中年人大多已完全失去母语能力，甚至对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没有了深入的了解。同时，现有的文化传承人制度只关注了少部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精英，又促使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逐渐地走向了少数人化，对它们在普通少数民族中的传承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其次，从收益分配规则安排看，虽然理论上少数民族作为其传统文化的创造者，理应有权以其群体的名义对其文化成果享有文化产权，[18 ]但是现有制度并不保证它们的排他性收益权，而是使之成为一种人人皆可使用的公共资源，使少数民族能够预期的收益的不确定性过大，难以激励他们采取从事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行动战略。目前的制度将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一道纳入到了社会公共资源当中，并隐含性地规定国家代表全民享有产权，所以少数民族群体的民事产权地位和民事法律权利被埋没和忽视。[19 ]1特别是在博弈中，由于政府和企业的文化保护和开发利用行为在客观上通常有更为详尽、系统的正式制度安排，其行为往往能够找到法律条款支撑，本身的组织化、专业化程度较高，通常可以在博弈行动中获得优势主导地位，且二者之间具有较为一致的经济利益考量，易于成为联合的强势主体，使少数民族在其文化开发保护中的主体地位被虚置而名不符实 [19 ]1，其利益往往失去保护 [20 ]5，损害了少数民族群体可以预期的正当利益，客观上产生了一种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主体的挤出效应，破坏了少数民族文化持续发展的原生土壤 [21 ]2。

再次，作为收益分配机制安排的政治权益分配规则部分，现有制度并未对少数民族文化符号在政治活动中的使用方式进行规范，致使各类政治展示中的少数民族文化符号被滥用――由于聚集特定少数民族的成本过大，且会对活动的开展造成不确定性风险，因此各类组织机构都乐于就近获取便于控制的学生、演艺人员等资源代替少数民族代表出席相关活动，影响了少数民族对政治利益预期收益的期望值及其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动力，使当前制度在政治利益层面同样也不具有激励他们采取与制度目标一致的行动战略的可能性。

最后，在成本分担机制设定方面，少数民族文化和其他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都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可能会对个体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就看得见的成本而言，文化活动场所、文化活动用品（如乐器、祭器、体育用具和舞具等）都需要投入一定量的人财物和时间成本，而个体从事文化传承和发展所需付出的机会成本更是因主体发展机会的差异性而往往庞大得难以计量。但是现有制度并未对此做出针对性的设计，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公共服务依然和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地方政府普遍不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特殊设施的建设和维护，一方面导致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活动趋于一般化和主流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形成直接的冲击，另一方面又导致许多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缺少相应的成本分担机制，使旧有的民族传统公共文化设施老化、损毁现象严重，却又缺乏有序的建设和保护，进而使许多少数民族文化项目不得不面临消失的危险。个例如巍山彝族m撒支系的“给贝老爹”庙、男女青年聚会的公房、祭祀不同神明用的公山等建筑设施和场所，多数村寨已经出现明显的缺失。再比如由于没有法定的少数民族重大节日（如彝族十月年、傣族傣历新年、彝族火把节、二月八密枝节等少数民族节日，对其民族的重要性其实和春节类似）休假制度，使各少数民族要进行民族文化节庆活动往往需要付出较大的机会成本，如请事假、扣薪等，大大降低了他们进行民族传统文化活动的行为动力。

现有制度设计在上述几个方面的缺失，造成了少数民族个体和群体在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自觉行为选择之间的异向殊途，形塑了导致少数民族文化发展难以持续的群体行为基础。

三、个体理性及激励兼容约束下的少数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机制设计

那么，如何完善机制设计，使相关制度发挥实效？笔者认为至少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改变现有制度对个体内部世界的负面影响：消除个体目标和制度目标在实现路径上的矛盾，减少少数民族在文化利益上的不确定性，降低他们进行少数民族文化活动的成本，并通过个体-制度目标实现路径和预期收益-预期成本的协同机制，在民族文化发展和个体发展之间建立双方目标兼容的博弈均衡点，来克服上述制度缺失，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建立个体发展与民族文化发展协同机制，完善少数民族文化转型制度，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的转型、发展与开发，加强其文化传统与经济社会生产的关联性，消解个体发展和民族文化发展的矛盾。正如先生在讨论人与文化的关系时所言，文化转型是其少数民族文化的生路所在。 [1 ]少数民族文化只有通过文化转型建立与当代少数民族群体生产生活的密切相关性，才能使之继续得到活态传承和发展。所以，从促进文化多元均衡的公共治理角度出发，政府必须搭建平台让他们可以“发挥原有的文化特长去发展少数民族经济”[1 ]，创造条件使其成员可以通过民族语言进行学习、交流活动和进行民族经济、娱乐活动，营造少数民族为主体地区的民族经济贸易和生活圈等，全面增强个体发展和文化发展的一致性。

其次，建立民族文化经济收益增值机制，以文化自在利益的增强强化文化自觉意识。具体措施则可以通过完善少数民族文化产权制度，在一定范围内保障其民族文化经营权和收益权的排他性，来协同其民族文化开发利用和民族文化传承、发展二者间的矛盾，使少数民族文化在少数民族的经济利益增长中具备更强大的辐射张力和推动能力，促进二者间形成正向关联、相互推动的积极互动关系。

再次，健全少数民族文化政治利益保障机制，完善少数民族文化的政治权利保护制度，通过其民族文化政治权威的强化塑造其民族文化在社会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地位，进而推动其民族文化中心意识的形成和民族文化的持续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政治权利集中表现为在各类政治活动中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这一权利是少数民族在其文化方面体现我国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政治文明的具体象征。只有完善相关政治权利保障制度，才能给予少数民族在政治文化活动方面稳定的收益预期，增加他们从事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活动的内在动力。

最后，建立民族文化活动成本分担和消减机制。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建立少数民族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分担机制，健全少数民族文化基础设施的均等化建设制度，在民族聚居地方进行乡镇、村社建设时，有意识地保护、修缮和完善其民族传统活动场所和空间，甚至在民族聚居区社区文化设施建设中，加入当地少数民族传统节庆活动场所和设施项目内容等；其二是建立针对少数民族的普遍性的民族重大节日法定休假制度，分担和降低少数民族在其民族文化发展方面的成本。

通过上述的兼容性机制设置，强化少数民族文化存在对他们“实在”利益的影响，以此促进高强度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形成，提升他们对于维护、发展和开发民族文化的动力，从而诱使个体内部产生一个以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为优势策略的行为战略倾向，促进少数民族文化持续发展。

四、结 语

正如公共选择之父布坎南所言，个体在一些非直接相关的公共利益的判断上往往较为冷漠和短视。[22 ]92因此，在存在个体理性偏好的情境下，在当代经济社会全球化、信息爆炸的时代背景下，在传统文化难以提供改善生存状态的发展路径的情况下，少数民族群体主动与其文化传统割裂进行现代化转型，使其文化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能力就会成为一种无法避免的趋势。因此，从动态的发展观看，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在当代的式微有其符合历史规律的层面。但是，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多元文化对保持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丰富人类精神和物质生活的重大作用已经日益凸显。所以，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特别是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少数民族文化的持续发展还是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政治价值的重要表征，是国家民族团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由制度分析研究其持续发展机制具有特定的价值。

当然，本文只是基于制度分析视角提出了一种少数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机制改进策略，而具体治理实践需要考虑的问题实际上要更多，所以其设计框架必然不完善。但是，作为一种治理机制框架结构，它依然可为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治理提供一种可供参考的制度设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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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TO THE MECHANIS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INORITY CULTUR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ANALYSIS

Mo Shaoshan

如何传承少数民族文化范文第5篇

一、文化保护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

文化是一个民族存在的根基和发展的内生动力，区分各民族的重要标志就在于其独特的文化。“大多数民族文化既崇尚自然的秉性，又有鲜明的独特性。因此，通过自觉有效的发掘、改造与构建，民族文化可以成为少数民族聚居的贫困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而且只要合理保护，这样的资源既不会消耗也不能被替代。”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保护，就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有机系统实现顺利的变迁，而构成少数民族文化的各种文化要素不但能够完整传承，而且能够进一步发挥民族文化的潜在价值和优势，以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协调发展是统一的有机整体，二者密不可分。一些学者认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生态文化是一种能够维持本地区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实现良性循环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传统的优秀民族文化更是以其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渗透力，不断推进现代经济向以人为本、诚信立人的良性方向发展。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要努力寻求少数民族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契合点，既要使少数民族文化在开发与保护中得到传承和发展，又要不断促进新农村建设稳步、健康发展，既而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二、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保护面临的困境

（一）少数民族有形文化的流失与衰退

一是少数民族村寨原有的农具制作、竹器编织、蜡染刺绣、米酒酿制等手工业制作逐渐衰弱。二是就是服饰的变化，绝大数人平时都身穿汉服，只有到逢年过节或是旅游表演的时候一些人才穿民族服装。而懂得制作民族服饰工艺的传承人已经开始后继无人。三是具有民族特色的织布机、纺车、酒海、工艺品、蓝靛、蜡染、刺绣、服饰等被廉价收购，这导致民族民间实物甚至文物大量流失。

（二）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流失与衰退

一是民族节日文化的衰退。随着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一些民族节日在历史发展中逐渐消失。二是在现代文化的冲击面前，民族歌舞也出现了流失和衰退的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文化相的互渗透，许多年轻人已经不愿意、甚至不会表演民族歌舞了。三是民族传统美德的流失。如勤劳勇敢、正直善良、礼貌待人等美德逐渐消失。

（三）语言文化的萎缩

对于一些历史上没有记载的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来说，语言的重要性显得尤为突出。20年前，许多民族村寨人都会说少数民族语言，但现在许多少数民族的年轻人和孩子已经不会说本民族的语言，一些人更是以说少数民族语言为羞。

三、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合理开发与保护的途径探讨

在当今经济联系越发紧密、文化碰撞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少数民族文化与地方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已经成为当前贵州急需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性开发和利用

在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开发方面，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按照“以民族文化为内容，以民族村寨为载体，以原汁原味为卖点”的旅游发展思路，加大生态民族文明村镇保护、建设和开发力度。我们认为，这种模式为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开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从江县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最南边，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2.2%，居住着苗、侗、壮、瑶、水等19个民族，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2005年以来，从江县政府通过多种方式积极进行民族文化保护和开发工作。

一是进行生态旅游村镇建设规划和乡村旅游规划，统一建设标准，形成特色风格，使村镇建设与旅游景区建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二是加强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挖掘、抢救、整理、研究和申报工作，着力保护民族文化原状，着力保护和恢复原生资源，营造民族村镇浓厚的文化氛围。

三是切实保护和改善民族村镇的生态环境。如营造生态林，封管天然林。

四是积极开展以民族生态文明家园为载体的综合治理。以沼气建设为纽带，加快改厨、改厕步伐，加大治理脏、乱、差力度。

这些年来，从江旅游业大规模的开发带来许多积极的成效。如：许多村寨修通了宽敞的公路、修建了明亮而具有民族特设的房子；环境大为美化、外来游客明显增多；农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和进步；传统文化也普遍复兴。与此同时，从江民族文化的主流和村寨的原生态环境并没有改变。人们依然隆重的庆祝传统节日和表演传统歌舞，而传统的语言和服饰不但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继承，而且有许多民族传统和文化还得到了创新和传承。

近年来，贵州依托丰富的文化资源，也积极培育文化产业，大力打造贵州品牌，使贵州以民族风情特色为标志的文化产业日趋兴旺。《多彩贵州风》的成功运作，让《侗族大歌》、《苗族飞歌》、《岜沙汉》、《好花红》等一个个独具特色的民族歌舞节目，赢得众多海内外观众的称赞。以及用“民族牌”在贵州举行的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大型活动，如台江“天下苗族第一乡”、“姊妹节”，“凯里斗牛节”、安顺“蜡染之乡”，还有“布依戏之乡”、“苗药王国”等，这些彰显贵州地方民族文化特色的品牌，不仅叫响了贵州，还为形成和发展贵州的文化产业积累了雄厚的基础，更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二）因地制宜，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创新性开发与保护

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传承性，总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要创新少数民族文化，就要了解它的历史，把握它的实质。而在了解和认识一种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参与者在无意识中已经把这个民族的文化进行了传播和传承，同时也在无意识中强化着本地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

文化创新的形式有多种方式。一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增加现代性元素；二是文化整合与再造，使传统文明升华为现代文明；三是转换功能，使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迸发新活力，发挥新功能。由此而言，创新是少数民族文化在新的社会语境中的自我更新与发展，只有通过创新才能维系和激发少数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创新，不但能够使其得到传承和传播，还能够有效的发掘民族文化的潜在价值，促进民族文化的顺利变迁和发展，进而利用这种优势不断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三）大力推行“双文化”教育，实现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实现文化传承，学校则是实现文化传承的主要阵地。学者顾明远曾指出：“文化发展离不开创造、发现、选择和传递。”开展“双文化”教育既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传承的有效方式又可以保证传统文化的延续和传承。所谓的“双文化”教育就是在推行汉文化教育的同时，在初级教育课程中开设少数民族文化课，使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进入学校，成为中小学生必须完成的一门课程。一是让民族地区的孩子学习本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寓言故事、神话传说等，或实地参观了解民族遗迹、遗物、古迹等。如黎平县把《侗族文化艺术简读》作为全县小学至中学初二的在校生的课余必修课。二是专门组织学生进行民族歌舞的学习和表演，如榕江县把侗族音乐组织到小学的音乐教程中进行教学。三是学习民族工艺品的制作等，如台江县以私立形式办起了苗族刺绣学校。

推行“双文化”教育首先能够使少数民族孩子具备更多的民族文化知识。其次能够增强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最后，推行双文化教育是传承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最有效方式，可以使少数民族文化在学校教育一代代传递下去，进而顺利实现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