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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作为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动画艺术来源于生活,但它的艺术表现形式却又远远高于生活。动画创作中想象力和创新性是关键,动画中创造性大都是如何来体现的呢?它靠技术,然而在当前社会迅速发展的影响下,很多新型技术都进行了革新和研发,也伴随着动画行业的发展迎来一个灿烂的春天,并且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出多元化。很多动画作品不但在商业上获得了极大成功,而且其民族性、国际性、艺术性上也体现的淋漓尽致。所以说新技术的革新是动画艺术的发展趋势。
二、虚拟现实技术与动画艺术的融合之路
动画在当前社会的发展中,在形式上很多情况不能满足商业或艺术上的要求,这就要求动画技术进行革新以满足其需求。然而,虚拟现实技术就应运而生了,虚拟现实技术使动画艺术在表现形式上更广,甚至促进新兴行业的产生。例如,虚拟三维仿真动画游戏,建筑漫游交互可视化,模拟军事、工业制作互动领域。
三、模拟真实环境,实时仿真交互
模拟真实环境主要是应用在商业中,早在加拿大,就已经投入运用了,即,在商业会议中,会议中的人员都不会到场,而是在家拿出手机或是电脑,进入一个虚拟的办公环境中,大家都坐下来开会就好了。这样就大大节省了资源。在虚拟的环境中每个模型的外形,进行真实的拟合,然后通过数据转换成三维模型。比如,蓝天白云花草树木的模拟、虚拟现实主题公园真实模拟、真实的建筑场景等。
四、动画艺术与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
动画艺术的设计可以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元素。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沉淀,所留下来的优秀文化大多是符合大众口味,都有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吸引着各自的爱好群体。虚拟现实技术随着科技的发展,也日益健壮,把动画艺术融入到虚拟现实当中,其视感、触觉可谓大为观止。建筑行业中,为了把握市场趋势,果断启用最新技术把握住了商机。虚拟现实技术甚至成了当今房地产行业综合实力的象征与标志;工业生产中,虚拟现实技术给其带来了便捷,提高了效率,更是减少了损失;在军事模拟动画中,给战士充足的现场感觉,提升了培训质量。
五、结语
【关键词】房屋建造;施工技术;问题
房屋建造不仅是指各类房屋及附属设施的施工与建造,还包括对建筑配套的线路、管道、水电等项目的装修。人们能否在日常的室内工作、居住中享受到健康、舒适的家居生活,全依赖于房建施工技术的完善与施工细节中的精益思想。因此相关单位要对当前的房建技术进行梳理,不断进行革新与创造,建立完备的房建施工体系,最终实现工程施工的高效与房屋建筑的高质量,推动建筑行业的持续发展。
1.当前房建施工技术阐述
1.1地基建设技术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充分强调了建筑的地基对于整体建筑质量与主体架构稳定的重要作用。当前在地基施工中,常用到的两种技术手段为洞室架构技术与单桩竖向抗压静载试验。由于地基建在距地表有一定深度的地下,在地基开挖时不可避免的会对该地段的地质结构与土层进行翻动,造成土层松动与岩土的脱落。因此在对当前的地质状况、施工标准与施工流程进行详细规划与勘探的基础上,对一些地质结构松动的地段采取钢架支护技术,防治石土脱落造成的施工困难;针对一些地段因地底深挖造成的地下水溢出问题,采取斜井引流等措施,合理把握水位的变化,同事对一些等受地下水影响较大的设备要注意位置的摆放。
另一技术为桩基的承受试验。在地基建设之前利用一定数量的试桩,将之打入地下,然后不断加荷,根据试桩形态与沉降量的变化进行基桩最大承载力的测量。桩体本身采用混凝土浇筑,根据建筑规格来确定其本身的设备参数。利用该实验可以有效确立其承重能力,在此基础上进行地基建设,可以有效保证地基及楼体架构的稳定。
1.2建筑的钢筋架构施工技术
首先,在建筑的整体架构形成后,为了使纵向长短筋之间更好的协调与链接,一般采用梁柱节点法,对支架节点进行焊接与拼接;其次在是在主体架构的纵筋施工上,利用塔接技术,使纵筋尽可能增大与钢筋拼接面的面积;最后,为防止因高空重力因素而导致主体骨架的倾斜、保护层掉落等问题,一般进行对厚度在45mm以上的纵筋层进行钢丝保护网搭建工作[1]。
1.3梁柱的搭建技术
在主体骨架建设完成后,紧接着就是进行房屋模板的施工建造。一般来说,房屋模板的建造规律是先柱后梁。首先利用竖轴线确定建设脚板的位置,借助对角线及垂线法则计算柱模板的长度与宽度,并在梁底标高处设置一壶口,方便支架组装;其次在建造梁模板的同时,利用实现测算好的轴线确定房梁的方位与净长。在承重梁与普通梁的接触点要注意对主梁的凸起处理,并分清主次原则,承重梁的长度与厚度应大于普通梁,一般直径在3.5mm左右。
1.4施工原材料的选用
现代房屋施工的原材料一般采用钢筋与混凝土混合使用。在混凝土原料的制作时,要首先注意材料之间的适配性,进行材料试配试验,在确定各个原料科学配比的基础上进行振捣与搅拌。在水泥的选择上,兼容性是制配师考虑的第一要素,尽量选用制造时间近,热点低的水泥方面与其它原料融合。对于材质较硬的粗砂,应选用钙质较多的外加剂进行配套。而在混凝土的浇灌中,尽量使钢架保持倾斜,合理分层,确保浇灌的高效率与质量。如果在使用前发现混凝土的配比造成材料的质量不过关,应及时重新进行配比实验[2]。
2.房建施工技术要注意的问题
2.1房屋渗水现象
由于一些建筑墙体与房梁设计上的不精细,致使在屋顶的墙缝或梁柱间出现裂缝,造成漏水现象,一般多发生在厨房或卫生间。这不仅会造成房屋使用寿命的减少,一旦漏水接触到电力线路,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安全事故。因此在房建施工中加强防渗技术的使用,注重保温板的固定与粘贴。另外,对于墙体砖块的检测要严密把关,确保每一块专题的密度、用料均匀,以防出现因挤压或膨胀造成渗水现象[3]。
2.2建筑裂缝现象
现在许多开发商为了赶工期,忽视了对建筑的检查与施工的精细,经常造成用户使用后墙体出现裂缝。不仅影响了用户的居住体验,还会造成建筑本身结构破损的安全隐患。因此要注意运用墙体建设中的防裂技术,一方面要对施工流程进行控制与优化,保证施工材料的质量过关。另一方面,由于墙体开裂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墙体中的水分流失造成干裂,因此要不断对建筑架构进行水分添加与后期维护,保持墙体结构的湿润。
2.3混凝土结构松散造成的粗糙面
由于施工前在混凝土材料的配比出现失误,致使加水量的计算错误出现的砂浆成分缺失或是搅拌时间不够从而使得混凝土各成分不能很好融合,密度不均造成的缺浆、蜂窝麻面现象。虽然没有造成钢筋材料的外漏,但也是施工环节的疏漏。因此要确保制配员进行严格的配比实验,确定水泥、砂石、外加剂及水的成分比率。而且在混凝土的振捣中也要进行充分搅拌,避免硬质原料出现沉淀,保证各部分的均匀与成形,防治墙面出现粗糙现象[4]。
3 结束语
房建施工技术对于建筑质量的好坏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在施工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各个环节施工技术的精准与实时反馈,对施工现场出现的各种问题及时处理以确保工程项目完成的高质量。
参考文献
[1]吴晓祥.房建施工技术以及需注意的几点问题[J].经营管理者,2014,09:296.
[2]杨敏强.浅谈房建施工技术以及需注意的问题[J].四川水泥,2014,12:235+242.
论文关键词:传达,主题,情节人物
张艺谋以执导充满浓烈中国乡情乡味的电影著称,其中反映农村题材的影片大部分都成为经典,彰显了他的独特风格和不凡成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先后执导的《秋菊打官司》(1992年,简称《秋》)、《一个都不能少》(1998年,简称《一》)、《我的父亲母亲》(1999年,简称《我》)等三部影片,将审美的视角投射到当代农村,从不同角度展示农民的精神和情感生活,传达出更为现实更为切近的热点话题,拓展出更为宏大更有张力的审美空间。在故事的叙述上,既返归传统又突破传统,追求中国审美视野中的融合。从而使得影片平实、简约、质朴中彰显出厚重、秾致、丰富的鲜明特色。
一、传达:平实与厚重
这三部影片,张艺谋都是把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放在宏大的人文背景上,从独特的角度,运用纪实和抒情的艺术表现手段进行观照和反映,在平实的影片之中蕴含着厚重的内涵,使得寻常的一桩桩生活小事散发出动人的魅力。在谈到《一》和《我》影片的卖点时,张艺谋说:“我们用很平实的手段表现了很浓重的内容,用表面的平实和内在的凝重,通过不露声色地表述来体现我们的关爱。”
三部影片文学艺术论文,讲述的都是很简单的故事,再现了老百姓的本色生活。这些影片平淡而真实,没有什么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感人至深,促人深思。《秋》说的是西北沟子村村民秋菊为丈夫“要说法”的事,因村长踢了他丈夫“要命的地方”。作为一个身怀六甲的农村,秋菊靠种地为生,为了能使村长赔理道歉,她只得靠卖辣椒的微薄收入来打官司,从调解到裁决再到判决,从告村长一直到事先没有料想到告了市公安局局长。就农村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新鲜的事,给人以拍案惊奇的感觉。
《一》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偏僻的乡村小学,十三岁的临时代课教师魏敏芝追寻一个辍学的学生。为了50元钱的工资,维持一所只有28名学生的山区小学的教学秩序。魏敏芝只身一人跑到城市里,身无分文,睡车站,蹲马路,守望电视台,它不仅把失学的学生领回了学校,还从城里带回了许多东西,引来了社会的广泛支持和大力援助。“小人小事”,在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可能每天还在上演着。
《我》讲的是现代版的“织女”爱情故事,三河屯村乡风淳朴,一个农村“织女”追求有文化的教学先生论文提纲格式。一段恋情,就像一首舒缓流畅的散文诗,不多的几句对白,一只“红发卡”成就了美好姻缘。自由恋爱开了三河屯村的先河,在彼时彼地可谓是令人无法想象的惊世骇俗的传奇。
这三部影片,叙述的故事契合情境,返朴归真。以平实的故事所凝铸的素朴来再现平实的生活,“在司空见惯中拍出一份真切和力量来。”张艺谋以平实处见厚重的方式传达主题,关注凡人小事,选材取向由“传奇”转为“平话”,把镜头的焦点对准现实生活,借日常性事件展示题旨,从一个独特、真切的角度观察人性、人情、人文深处,文化或哲理意味更为浓厚。
《秋》中案件不离奇,氛围也不奇异,却能引起观众的好奇。影片中,我们没有看到人们所习见的“包青天”的形象,看到的是秋菊打官司过程中的一路“绿灯”,“人治”正在渐渐地被“法治”所替代。不过,在我们这个具有几千年封建文化传统的国度文学艺术论文,尤其是还非常讲究秩序的广袤农村,注定了这个转换是非常艰难的,相当漫长的。影片在“情”和“理”的处理上,一方面是“理”在走向彰显,在走向前沿,另一方面,“情”又在不时地掣肘,不时地制约。当王善堂在声声警笛中随着阵阵尘烟被带走时,赢了“说法”要回来“理”的秋菊只是一片茫然,那茫然中不正是感到自身“情”的失落、“情”的无奈吗?令人欣喜的是“秋菊”们已经意识到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尊严,一件不起眼的小案件传达出一个极具时代意义的普法教育的主题。
张艺谋导演曾明确说:“电影除了好看以外, 还能告诉大家什么, 让大家想什么, 关心什么, 爱什么。”《一》中,水泉小学作为山区小学, 条件简陋,环境艰苦, 由于各种因素,失学的学生很多,优秀的师资很少,但那所学校还在支撑着,坚持着。那里还有孩子们欢快的歌声和稚嫩的读书声,还有数着粉笔敬业勤业的老师,自觉追求文化的行为既显示出导演的情感倾向,也显示了村民们对未来的希望和寄托。“文化”作为“干细胞”,对受教育者,受熏陶者而言,更具有可塑性,更具有自我更新能力。而在水泉村,这样的重大使命,却让一个无论哪方面都没有成熟的小姑娘来承担,无疑“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作为观众,情何以堪,惊悚之余,更深广的忧愤当油然而生。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最容易击中人性中最柔软的那部分。
《我》所奏响的在今天看来完全是纯真爱情的“绝唱”,纯爱的主题贯穿在人生的始终,相濡以沫、风雨共担的40多年的执子之手,虽然平平淡淡,却构建了最质朴浪漫的故事,情感的内敛,生活化的风格,完全是平民化的爱情故事。没有山盟海誓,没有鲜花戒指,但双方都恪守着那一份神圣的情感。影片本来可以渲染出更多的氛围,可以编织更多的情节,然而,导演将其都简化了。导演张艺谋在说明影片的创作意图时说:“这是为拒绝真情与真爱的世纪末唱一首带有恋旧回归色彩的爱情挽歌。”[1]在面对多元文化冲击、社会经济转型的今天,人们的情感世界受到挤压,真挚纯朴的爱情观也受到了严重扭曲,如何使优秀的文化传统得以回归和传承文学艺术论文,这部影片给人们以警示和思考。
三部影片,从主流意识来看,回应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工程,也就是普法工程、希望工程、扶贫工程。让人有尊严的活着,让人有希望的活着,让人有依恋的活着,构成了新时期农民的追求的三个方面,三个维度。张艺谋正是通过平常、实在的故事,运用电影语言,采取艺术的表现手段,传达出厚重、真切的深层底蕴。
二、营构:简洁与秾致
在叙事的表层框架里,张艺谋将这三部影片故事的主体内容放在集中明快的情节中。围绕“一条线”来展开。淡化情节,弱干强枝,在简笔勾勒的同时,注重强化细节,多用工笔,精巧而细密,浓艳而别致。在谈到《我》剧时,张艺谋说:“……用减法,不用加法,没有很强的戏剧性,没有强烈的矛盾冲突,而是让它走向平实,走向单纯,走向细节化,甚至把细节加强……”。
三部影片的情节单纯、平淡,主要是“以剖析主人公内在心理为基础”[2],没有大的矛盾冲突,就像山间小溪,自然地流淌,自如地推进。同时张艺谋大胆运用戏剧的因素,情节依照惯常模式向前发展。《秋》围绕“打官司”这一条线索,层次在乡、县、市三级打官司中渐次升级。《一》以 “寻找学生”为一条线索论文提纲格式。情节集中在魏敏芝代课期间这个时空段中,张慧科辍学以后,魏敏芝筹措路费、途中跋涉、城里找人,一步一步地推进。《我》以情感作为一条线索,匠心独运,只选取了“第一步”和“第一百步”,情节内容主要是两人的相识、相知、相爱、思念的情感变化和发展。三部影片这样的安排,使人感觉到丝毫没有人为的外力,一切是自然而然的,从总体上看,单线条展开情节文学艺术论文,具有中国传统的叙事特点。
在情节部分,张艺谋宕开一笔,三部影片戏剧性的“陡转”各具特色,追求“自然本真”,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增加了人物的情感浓度,加重了影片的人文色彩。
《秋》中情节“突转”表现在:深夜,秋菊难产,村长带人将秋菊抬到医院生孩子。顺势而下,孩子满月时,秋菊请村长吃饭,可是村长王善堂却行政拘留了。不难看出,张艺谋发挥“情节点”的作用,“一件事”改变了故事的方向,似乎偏离了人们的思维定势,给人一种“猛抬头”的新异感觉,深层的推动力正是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浓郁乡情的浸染。
《一》中,运用了蒙太奇的艺术手法,把不同人物的心理和神态反应放在两个空间里互相切换,魏敏芝坐在电视台的演播室接受主持人的采访,张慧科在街头流浪。这样一勾连,从老师寻找学生转换为整个社会对教育的关注,对学生的关爱,社会效果顿时被放大了。“一个都不能少”,主题被升华了。
相爱容易,相处太难,尤其是一方处于不幸和磨难之时。《我》中,骆先生到城里接受所谓的“审查”时,风雪中的昭姊那“守候”、“寻归”两幅动人的画面,凸现了张艺谋构图艺术的魅力,也将纯真的爱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在细节的处理上,张艺谋注重浓墨重彩,追求细腻传神。他说:“我们花在细节上的‘笔墨’,在细节上的镜头数量,要远远大于在主要情节上的。我们把细节情节化,用处理情节的节奏和篇幅,去处理这些细节。”三部影片的细节编排侧重于步步为营以写实,环环相扣以写意。每个细节都承载着丰富具体的信息,全方位的刻划人物和表达主题。
张艺谋善于选择日常生活中不同类型的物件、声音以及情景,作为细节来精心营构。“言为心声”,《秋》以“要说法”这句话作为统摄全片的细节,从向村长要到向乡里要,向县里要文学艺术论文,向市里要。潜在的根源在于一个“要命的地方”,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要说法”成为了大众流行语,可见一个语言细节负载了多大的文化含量。《一》中,寻常粉笔“写”全“篇”,围绕粉笔,郑重的交接、无意的踩碎、日记中的珍爱、社会上的捐献,我们看到的是师生们对粉笔的珍惜和爱护、高老师的高大形象、各界人士的热心助教,特别是在看到孩子们在黑板上自由舒畅书写那色彩缤纷的粉笔字时,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孩子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更感受到的是信心,是希望。小小的粉笔,是荡漾心旌的载体,是意味深长的象征物,让人感到惊心动魄的震撼。《我》以“织布”的细节,来“编”故事“织”情节。情丝由着棉丝牵,时光随着机声回。“唧唧复唧唧”的织布声中,织布、送布、眺望上梁布这几个细节,织出了少女的情,织进了少男的心。“唧唧复唧唧”的织布声,引出、插入骆先生的读书声,声音的交替,画面的切换,现实与幻觉交融在一起。“唧唧复唧唧”的织布声中,昭娣将至真至纯的情感,一丝一缕的织进“档棺布”里,声声织布声似乎是在倾诉那至死不渝的情,至死不变的爱。
张艺谋很巧妙地借助细节来含蓄地表达主题,但又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一》中以歌声和呼唤声为细节。起始是歌声,结尾是呼吁之声。歌声、呼唤声和心声融为一体。《我》中,“图文识字歌”,声声“韵”到底,用声蕴意旨,以声颂园丁。建校时,骆先生领读声,引领了文明的先声;中途,骆先生读书声,是山穷水尽后又一村的柳暗花明;结尾时,儿子的领读声,喻指薪火相传,绵绵不绝论文提纲格式。
三部影片的细节具有很大的容量,具有很大的张力。难怪张艺谋说:“你把细节一放大,立刻产生了刻骨铭心的情感。”[3]
三、造形:质朴与丰富
三部影片中文学艺术论文,作为新时代农村女性,她们虽然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不同时期,身份各异,她们仿佛是同根母藤上绽放的姊妹花,流淌着同样的汁液,都有着“一根筋”的特性,却迸射着不同的神采。因而都是具有着丰富的内涵,洋溢着本真的芬芳的立体形象。因此,普通人物的塑造是张艺谋电影又一个极具特色的“亮点”。
比较秋菊、魏敏芝、昭娣这三个人物,在各自不同的生活环境中,面对公理,面对责任,面对情感,她们更多地展示了顽强、执拗的一面,朴质中有着丰富,倔强中不乏柔和。
梅兰竹菊,各有秉性。秋菊为了“要说法”,从乡里、到县上、再到市里,她“不到黄河心不死”。为了突出秋菊倔强的性格,影片以“曲”展示“直”,用“退”表达“进”。“退礼”,县公安局的行政裁决书下来后,秋菊得知李公安以村长的名义买的“点心”时,当即送回。“退钱”, 市公安局的行政复议书下来后,村长劝秋菊丈夫拿回了250元钱,秋菊认为村长没有给个明确的“说法”,就把钱扔到地上。“退堂”,市法院开庭,当得知被告不是村长王善堂,而是市公安局长,到了法院门口的秋菊,愣是不肯出庭。“退”,实际上表现的是秋菊的那种不顾一切“要说法”的“进”,体现了秋菊的“倔”。这种辩证的艺术处理,使得人物从“扁平化”走向“立体化”。
魏敏芝的“直”,这也符合她的年龄特点和生活实际,体现在“追”字上。工作交接后,向村长追要50元的工资;在电视台门口,反复追问别人“你是台长吗”;为了兑现“一个都不能少”的郑重承诺,追寻学生,可谓是经历千难万难。
《我》是一部“零情话”的“真情戏”,不借助于语言而通过动作、表情等方法和途径文学艺术论文,表现昭娣和骆先生纯真的情感。在追求爱的过程中,突出了昭娣“巧”抓机会,“巧”用物品,真是“巧”费心思。用青花瓷碗“送公饭”,绕道挑水听读书声,在送学生的路上等待,最终赢得了骆先生的倾情之恋。从清纯少女到蹒跚老妇的漫长一生中,时时处处都蕴含着“巧”,可谓无“巧”不成书。“巧”织布,贯穿于情节的全过程,既展示昭娣的柔情似水的一面,又将“一根筋”的性格特点充分地表现出来。
张艺谋对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往往表现为目的和手段的二律背反,去除了外加的理想化的雕饰和刻画,着力反映人物自身的朴质和本色的魅力,展示一个个具有丰富色彩的个体。秋菊“要个说法”,也就是村长打人认个错。这本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但村长为了自身的权威,硬是不肯低头。在民间,打官司是迫不得已的事。秋菊的所谓“打官司”,无非是“上面的人压下来叫村长认个错”。“上面的人”而不是“上面的法律”。她为“要个说法”,不惜花费卖辣椒的血汗钱。事实上,她打官司的各项费用远远超过了200元。可见她对“说法”的执着。面对深夜救助自己生子的村长被带走之后,秋菊没有胜诉后的,而是一片茫然。影片里,并没有把秋菊刻画成一个自觉的维权主义者,而是一个懵懂中又有一点法律意识的农村大嫂论文提纲格式。
十三岁的魏敏芝,在城里,也许是一个撒娇耍泼的小辣女。可是,为了五十元的工资,她接过了高老师的粉笔,开始了她短暂的一个月的教学生活。对她而言,自身知识和教育理论都是非常浅薄的。“一个都不能少”等于“六十元钱”,很简单的算式。为了使等式成立,魏敏芝不顾一切地追寻辍学的张慧科,魏敏芝形象的逆转,由“为钱”到“为责任”。张艺谋没有赋予魏敏芝伟大的理想和高尚的品质,而是放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之中,放在魏敏芝所生活的具体的环境之中,让人物“有规则的自由运动”,因而魏敏芝的形象大放异彩,独具风貌。
“一份情,一生爱”,昭娣要的是一份不变的深情。当初文学艺术论文,昭娣对骆先生的爱,也许是少女对异性青年的本能的渴慕和追求,也许是出于对知识人的喜爱和尊重。当时光流转,步入老年时,丈夫意外地病逝,昭娣固执地用超过车费几倍的钱,请人将丈夫的遗体从城里抬回来,按照传统的方式操办丈夫的丧礼。作为一个农村老妇,生活简朴,但由于骆先生精神的感召,她还是把平生的积蓄全部捐献出来,助建一所新的小学。昭娣的慷慨之举,正是情感的作用。张艺谋并没有将昭娣随意地拔高和放大她的精神境界。
张艺谋在塑造切合农村妇女这个群体时,还非常注意选取台词、道具、背景等,从而使得人物形象更为丰满。从纵横两个角度来看,这些形象既扎根于深厚的乡土文化,又经历着时代精神风雨的洗礼,因而更具有打动人心的魅力。
四、结 语
“看似寻常最奇崛”。综观张艺谋三部当代农村题材的影片,以寻常百姓为表现对象,以寻常小事为表现内容,情节简洁而细节精致,人物质朴而内涵丰富,力求用最俭省的电影语言,营造出最厚重的艺术内涵,传达出最深广的时代主题。在同时代的农村影片中,无疑是翘楚之作。
[参考文献]
[1]鲍十.我的父亲母亲[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0年2月
[2]汪流.电影编剧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
论文关键词:《局外人》,默尔索,悲剧精神,自我
任何生命都具有自我存在和自我超越的本能。因此,每当生命遭受外力的摧残或者生活的欲望受到阻碍时,人会感到强烈的恐惧与伤痛。这种对生命苦难的恐惧形成了人类具有本能的悲剧意识。但正是在这种悲剧意识的驱动下,人类才会产生出种种超越与抗争的强烈意念和行动。朱光潜先生说:“悲剧美就在于对生命的抗争冲动中显示出的强烈生命力和人格价值”。[1]在《局外人》这一文本中,加缪通过描述荒诞的社会环境为主人公默尔索的生命注入了根深蒂固的悲剧色彩。
“在加缪看来‘荒诞’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经验。它是一种关于不协调状况的认识:肉体生命的强烈感受与死亡的必然性势不两立;人对理性的坚持与他生活在其中理性世界的针锋相对”。[2]对于这样荒诞、悲剧的生活,默尔索感到愤怒、痛苦,他也在抗争,文本的结尾处说道:“巨大愤怒清除了我精神上的痛苦,也使我失去了希望”。至此,默尔索终于认识到这个世界是荒诞的,而自己则永远被这个世界作为异类被排除在外。但是默尔索并没有绝望,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屑和漠视,即使在生命的尽头仍然以自己坚强的意志对这个荒诞的世界叫嚣、对抗,他说:“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以仇恨的喊叫声”。默尔索的悲剧性不在于杀人被判刑,而在于他脱离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在于默尔索至死都坚持着对本真自我的顽强追求。但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被认定为脱离于这个社会的局外人,他与这个社会越来越不协调,社会成了要消灭他的力量文学艺术论文,最终导致默尔索走向死亡。
一、主体与客体的格格不入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简短的句子,简单的结构,以这种不同寻常的叙事基调展现给读者的是主人公默尔索的冷漠、麻木、无动于衷论文格式模板。一个具有正常社会思维的人,在失去至亲之后应该是悲痛欲绝的,而表示悲痛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哭泣。然而,默尔索不仅没有哭,反而因为需要去借黑领带和黑纱而“感到有点儿烦”。从得知母亲去世直到送母亲安葬,默尔索看似一直不悲不泣,他不愿开棺再看母亲最后一眼,甚至在刚刚安葬完母亲,默尔索就想到“要上床睡它十二个钟头时所感到的喜悦”。自始自终,默尔索似乎毫无丧母之痛。
安葬完母亲的第二天,默尔索去海滨浴场游泳,遇到了玛丽,和她打闹,并且一起去看了喜剧演员费南代尔的片子。对于和玛丽的爱情,默尔索似乎也无所谓,“大概不爱她,”结不结婚也无所谓。同样,对于和莱蒙做不做朋友,默尔索也是认为“怎么都行。”甚至,对于老板要派遣他去巴黎工作,默尔索也是感觉无关紧要,他认为“生活是无法改变的,什么样的生活都一样。”对于很多人都向往的巴黎,默尔索的评价却是“很脏,有鸽子,有黑乎乎的院子。人的皮肤是白的”。
默尔索的生活看似单调、简单而且百无聊赖,似乎没有自己的思想,只知道吃吃喝喝、玩女人,过着一种机械而又缺乏活力的生活。表面上看,默尔索选择了寻常人的生活方式,但是在骨子里并不认可寻常人的生活态度。他不适应荒诞的社会生活,拒绝扮演社会规定的角色,采取冷漠的态度对抗生活,却在精神上实现了自我放逐。默尔索这种与他人关系的失落以及他在其他方面强烈的自我意识,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新的悲剧情景。他杀死了阿拉伯人并不令人感到意外。默尔索失去与他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失去与现实的关系。他意识到他与别人、与整个社会是对立的。所以当他开枪打破了海滩上的平静时,事实上他并不知道阿拉伯人在干什么,“好像在笑”,似乎感到“那把刀刺眼的刀锋总是隐隐约约地对着我,滚烫的刀尖穿过我的睫毛,挖着我痛苦的眼睛”。另外文学艺术论文,在文本中,加缪也通过突出自然环境诸如,阳光、沙滩、海浪的作用、模糊时间概念,戏剧性地衬托出默尔索内心的孤独。
默尔索杀了人,社会同样要以杀人来惩罚杀人这一罪行。但是在审理案子的时候,无论是检察官还是被指派来的律师都把犯罪事实和犯罪动机排除在外,都无一例外地对默尔索在母亲葬礼上的表现感兴趣。开庭前,律师交待默尔索“回答问题要简短,不要关键词、难以沟通。另外,虽然一系列的偶然事件单一地看是真实存在的,一旦生硬地拼凑在一起时却组成了荒诞的闹剧。理清文本中这些难以言明的处境,默尔索之所以沉默、冷淡的原因就变得清晰明了。最终,法官推导出“他在母亲死后的第二天就去干最荒诞无耻的勾当,为了了结一桩卑鄙的桃色事件就去随随便便地杀人”,默尔索还是被判处以死刑。
二、对本真自我的追求和抗争
正是这种与他人、与社会的冷淡、疏远、隔膜,默尔索不仅意识到世界的荒诞,而且在有意识地反抗着荒诞。他以一种超脱淡然、看似无所谓的态度面对生活,但是这种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又加剧了他与社会的隔膜。默尔索不为大家所理解,但是他也不愿意去理解别人。文本中,他那冷漠的语言、鲜少的对话和厌倦的态度表现出明显的距离感。默尔索的情感流露是自然而流畅的,他不去刻意地压抑自我。他对律师说:“我有一种天性,就是肉体上的需要常常使我的感情混乱”。正是他恣意地满足身体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迎合社会和他人去抑制自己他的精神和情绪时常由于身体的需求而受到波动。正因为如此,在母亲的停尸间里,他想喝咖啡、想抽烟,虽然他犹豫了,“不知道能不能在妈妈面前这样做”,他还忍不住睡意“打了个盹儿”论文格式模板。即使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合适,但结果却都是顺从了自己的本能欲望和生理需求。
面对正统社会秩序的强大,默尔索选择了生活在自己的主观意愿里,通过对自身存在状态的选择和坚持,默尔索实现了精神上的自我放逐。不仅如此,默尔索也一直保持着心灵的清澈、真实,不理会被人误解而导致的自身孤独感,拒绝说谎话,即使在关系到自己的生死问题也是如此。虽然默尔索杀死了阿拉伯人,其实他只要按照律师的交待,以撒谎对社会制约和传统道德稍作妥协,即使他在事实上杀了人,也有可能避免被判处死刑的厄运。但是,默尔索拒绝说谎,拒绝背叛自我,对于自己的作案动机,默尔索只是如实回答“因为太阳”。当然,默尔索也幻想着“判了死刑的人逃过了那无情的、不可逆转的进程文学艺术论文,法警的绳索断了,临行前不翼而飞”,或者能够“逃跑”,或者“获得特赦”。尽管这样,默尔索在临死前还是根据自己的意愿拒绝接受神甫的指导,坚持着自己的信仰。母亲葬礼上,默尔索不哭也不装哭;他不爱玛丽也不为了讨好她而说爱她;他拒不接受神甫的指导,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的信仰。默尔索拒绝接受一切虚幻的东西,诸如眼泪、谎言、上帝,却选择坚持信仰自我。这是他对理性世界的挣扎,对本真自我的坚持和追求。默尔索因为把母亲送进养老院,因为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哭,就被其它人指控为不孝,被检察官认定为“一个在精神上杀死母亲的人”,是一位“自绝于人类社会”的异类,最终被社会彻底排除在外。
面对外界压力、灾难和死亡,默尔索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强烈的求生欲望,这种符合人性的抗争精神使其人格力量得以提升,悲剧精神和意志的能动性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因此说,默尔索的命运是具有强烈而又有震撼力的悲剧美。因为“对悲剧来说紧要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而且是对待痛苦的方式,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引起我们的不是灾难,而是反抗”。[3]
默尔索被社会视为异己、疏离者、局外人,最终被作为“一个社会公敌而斩首示众”。脱离了与他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默尔索在坚守自我、追求本真、对抗荒诞,展现出一种无所畏惧的悲剧美。《局外人》是加缪为富于悲剧精神的默尔索唱响的一曲悲壮的哀歌。
参考文献:
[1]丁尔苏译.现代悲剧.[M].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7:179
[2]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206
[3]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6
[4]郭宏安、顾方剂、徐志仁译.局外人/鼠疫.[M].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