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管理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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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管理智慧范文第1篇

俗语云，能人上台顺顺当当，庸才上台棍棍棒棒。不管谁做管理者，都需要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及控制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人、财、物等要素。会管的，团队凝聚力强，事业突飞猛进。不会管的，麻烦不断，事业止步不前。可见，管理是需要智慧的，管理是门科学，也是门艺术。管理学实际上是西方社会舶来品，比如提出“目标管理”的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就是美国人，连比尔・盖茨都深受其影响。西方管理学研究如火如荼，形成了十多个学派，可谓百家争鸣，世界各地深受他们管理思想的影响，中国也不例外。但是中国和西方，毕竟文化背景、历史渊源和民族心理等都存在着很大区别，对于来自西方的管理思想，我们只能采取拿来主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事实上，中国也有着源远流长的管理智慧，比如《群书治要》这类史书，真实地记录了许多治国案例，可谓管理的范本。《群书治要》这套书是唐太宗李世民命丞相魏征编的一套治国宝典，全书有50万字左右，是上起五帝，从尧舜禹汤那个时代到晋朝，总结了几千年的经典智慧总集，其重点就是讲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给你一个团队，你该如何管理？三流的管理靠权力，二流的管理靠制度，一流的管理靠道德。管理有力量，需以德为先。德是根，是人生成败的根本。而德来源于哪里？就在《群书治要》这样的典籍中。

著名国学教育专家蔡礼旭先生，在《群书治要之管理智慧》一书中，通过深入浅出、通俗幽默和至诚感人的语言，以古代君臣治国必备的教科书《群书治要》为立足点，全面解析了该书中所蕴含的伦理智慧和道德力量，希冀管理者在参悟“礼义廉耻等十二字道德箴言”的过程中，破解人生困局和企业瓶颈，从而成长为一流的领导，带领一流的团队，成就一流的事业。除了阐述《群书治要》中的观点，作者还大量引用了《弟子规》《礼记》《论语》等典籍里面的经典智慧，甚至引用韩国电视剧《商道》里面的故事情节来说明经营管理的大道，从而达到了践行传统文化的目的。

事实证明，一味地迷信西方管理哲学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我国先贤的智慧中蕴藏着巨大的经验和能量，我们的管理者要立志，要去学习，要去领悟。《群书治要》是教师、公务员、企业高管、行业精英等一切管理者必须知道的大智慧，它会指引你怎样管理一个国家，怎样管理你的企业，你的家庭甚至你自己。

学习《群书治要之管理智慧》，领悟祖先的智慧，既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感应，更是―种福气。假如我们将古圣先贤的智慧和德行背得烂熟，那也只是知识而已。

传统文化的管理智慧范文第2篇

中华翰德林智慧女性修养学堂，是中国第一所以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为底蕴，中西合璧的智慧女性殿堂。作为这个殿堂的主人，田羽女士有感而发：“姑娘是世界的源头，母亲是世法的源头；正本清源，改良社会风气，提高国民素质，女子教育为之根本”。

博大慈悲的心地，披沥肝胆的真诚

“一个好女人是上帝送给这个世界的礼物。因为一个女人的素质，直接决定了一个家庭的生活品质，改造男人进而改造这个世界。所以说文化传承的工作一定是从女性开始，从母亲开始。”第一次见到田羽是在她的歇心工作室，一进门，便听见里面佛乐悠扬，知道她是一位居士，于是了然。田羽女士气质婉约坚定，思维敏捷清晰，她本人就是中华翰德林智慧女性修养学堂最好的形象大使。

众所周知，中国由于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历史原因，社会上的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机会要少很多，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在中国这么庞大的人群中，机会很多，尤其是对于女性的教育机构少之又少的情况下机会就凸显出来了。“当时我为学堂成员定位的想法就是做女人自己的事情。”田羽说，“我们定位的学员群体就是成功女士。越来越多女性的成功，一方面是验证了女性的智慧和力量，同时也开辟了女性自立自强的路，给广大女性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但是，她们与还在观望或朝着成功攀登的众多女性一样，也有着种种的不尽如人意，有着种种的困惑和危难。在诸多问题和困惑中，婚姻问题尤为突出。而且好像有一个无法理喻的逆差：越是成功，越是名气大，越是看起来智商高的女性，婚姻和子女教育中的问题就越多。”说到这里，田羽眼睛猛然一亮，像黑夜的跋涉者看到了明灯的光芒，她不无兴奋地告诉我：“想到了为成功女性办一所学堂，把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理念结合起来。甚至把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和理念都结合进来，帮助成功女性、帮助成功的女企业家整理精神，用思的智慧、诚的情意，为人生寻求安生立命之本，开启幸福与祥和之门。

“想到了成功女性的年龄与阅历，对她们的教育不能与一般的学校的启蒙教育与就业教育一样。从这一想法伸展开去，想到了这所女性学堂，必须是法古今中外圣贤的多姿多彩，又务求与当今社会现实紧密结合。

“想到了当今女性成功者的特点，学堂必须以开阔的视野，寓教于乐、寓教于游，在快乐的游学中，引导学员思辨、感悟，引导学员寻找到经营企业、家庭和人生的真谛，使情感得到梳理，使智慧得以提升，使信念更加坚定，使魅力发自内心，从而能更加理智、轻松、快乐、淡定地打理事业、经营家庭、教育子女和享受生活。”

真正是“纲举目张!”田羽院长从女性教育的“纲”说起，一口气把办学理念、办学方针、基本方法都说得清清楚楚。

当田羽把她的想法扩散开去，很快就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内到国外的广泛支持。全国妇联、、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世界华人教育事业促进会、女企业家协会等群众团体，以及众多港、澳、台同胞，都纷纷给予了实实在在的帮助。人们看到了她博大慈悲的心地，看到了她披沥肝胆的真诚。

走在成功的路上

关于教育活动，田羽院长坚持从学员的实际出发，她有一个不同于任何学校教育活动的全新的理念。她说：“来翰德林的学员，多数是在商海的大潮里搏击多年的成功女性，一般都是阅历丰富而困惑较多；家道殷实而精神空虚；她们的学历一般不高，日常也少有读书看报，就给提高素养提供了空间；她们已习惯了奔波劳碌，坐不下来、也静不下心，……所以我们组织“修学之旅”，带领学员去游览名山大川，参访名师贤达，参观名企，访谈名人，让学员在游学中汲取自然之灵气，感悟先贤之精髓，学中游、游中学，修炼涵养、提升智慧，给生命补充活力。”

“翰德林的教学，对不同的学员用不同的方法，除了游学，还有研修班和论坛等，不论用什么方法，目标都是一个：让中华民族的文化得以传承，让学员的人格得以培养，帮助学员参悟生命、透视人生、拨世事之尘嚣，养生命之纯净和美好。帮助学员找到安生立命之本，开启幸福祥和之门。”

田羽院长告诉我，她的教学理念和特殊的从学员的实际出发的教学方法，经过十年的实践检验是行之有效的。翰德林现在在9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办了分院，参加翰德林培训的学员已遍布全国。

帮助女性找到正确的人生定位。“很多人回到家的时候也保持着她在社会上的角色，角色的错位就是矛盾所在。翰德林智慧女性修养学堂并不能让女性朋友去学习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这里大量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是为了让女性回归到女性的角色定位里面去。人只有找到自己的角色定位才能协调好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其实，我们做的这个女性教育和职业素质教育不是一回事。当一个企业想要发展壮大的时候，真正影响它发展脚步的因素不是一个管理方法，也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而是老板本身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些内容又恰恰是企业经营管理的课程所没有涉及的领域，同时在跟他们大多数人接触的过程中发现，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受身边的女性影响最大，而不是通过学习某些课程所能够达到的。所以，我最后选择了专门的女性修养教育，以期通过引导女性来促进全社会的和谐发展。”

传统文化的管理智慧范文第3篇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 儒家思想 以人为本 管理思想现代化管理 和而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从夏代算起至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实际的历史可能更长。从三皇五帝到春秋战国以至秦汉,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完成了其核心思想的构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无比灿烂辉煌,缔造了繁荣、伟大的中国古代文明。要探索中国现代化管理的道路,应当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汲取我们祖先的智慧和思想。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1.从文化的渊源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关注人本的伦理文化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儒士阶层。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各种学说主张争相辉映,盛极一时。到了先秦时期,儒家学说从各种学说中逐渐脱颖而出,博采众长,不断完善,成为显学,形成了庞大的儒家学派。从汉代开始,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独尊”,成为“官学”。宋明以来,以儒学为核心,儒、道、佛三教合流,使儒学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历史的长河中,儒家思想不断完善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并广为传播。

儒家文化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伦理文化。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所指的“轴心时代”(即公元前600年到公元之交的几百年),中国文化经历了一个很重要的变革,从殷商时代的尊神事鬼的巫觋精神向周代的尊礼敬德的宗法意识转换,继而向春秋战国时期的内在自觉的伦理意识转换,中国文化逐渐开创了一个内敛的过程,专注于人的道德良知的发掘。从孔子“恭、宽、信、敏、惠”,到孟子的“四端之心”(“侧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无不是专注于人的道德修养,专注于人自身的管理。通过人的管理实现对事对物的管理,由内向外去驰求,通过修齐治平,通过内圣外王,通过成己成物,从内在发掘这个世界。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从一开始就关注人,强调人为帮本,强调人的修为,强调入世,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伦理文化。

2.从文化的哲学层面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人合一”的天道哲学为基础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主客体之间,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之间关系的辨证思考。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及董仲舒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都表明人与自然的一致与相通。

“天人合一”思想还强调人在天地间的作用,即“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儒家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者,集天地之德,五行之秀也”;“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人上参天地,下化万物,把天地万物按照一定的规则运行起来与天地一同合理地运转。

既然天人合一是一体的,人就必须关注自我,强调自身的修为,使人道合乎天道,顺应天道。儒家认为“仁”也是天道,是中正之道。“仁”首先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克己安人,强调人的和谐共处。“天人合一”的天道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根基。

3.从文化的内容和层次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和而不同”,有着极其丰富和深刻内涵的生命有机体

中国传统文化从创立初期到诸子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从秦汉以后的“独尊儒术”到唐代的佛教东进,从草原文化到中原农耕文化,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脉,儒家、道家、佛教、法家共生共荣的一个内容丰富的生命有机体,并且充满着渗透、融合和变革,但始终是“和而不同”,保持着各自的个性和色彩。比如,儒家文化在吸收和认同道家“天人合一”的天道大哲学的基础上,主张人自身的积极修为;佛教文化既满足了人们对宗教的需求,适应佛教的因果轮回,也体现了儒家的现实修为,提出不仅要“修现世”还要“修来世”的主张。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既有“天人合一”的高远境界,“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念,“仁者爱人”的博怀,“克己致礼”的谦恭自牧,也有“天行健”的阳刚之美,“厚德载物”的阴柔之德,更有“日新其德”、“生生不息”的变易思维......无不闪耀着往圣前贤的睿智之光,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4.从文化与管理的关系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国古代的管理哲学,创造了伟大的中国古代文明

管理作为一种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不可能脱离社会文化而存在。中国以人为本的传统伦理文化,其本身就是一种对人的自我管理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人自身为切入点和落脚点,通过人自身的积极修为,实现经世致用,达到管理别人,管理事和物,以至影响和管理天下的宏伟目标。这种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体现了中国古代圣贤们对本与末的哲学思考和智慧结晶,只有管好人,才能管好物,管好事。

中国管理哲学,汉朝陆贾说得十分清楚,就是《大学》以经之,《中庸》以纬之。“大学”的最终目的为治国平天下,所以大学之道实际就是管理之道。中国传统文化开创并建立了世界上最早最科学的管理哲学和思想,进行了人类历史时间最长,规模和范围少有的伟大管理实践。从华夏始祖的教民农桑到秦王朝统一中华,从汉代的“文景之治”到唐朝的“贞观之治”,从元朝的中华版图到大清的“康乾盛世”,从万里长城到四大发明,从丝绸之路到郑和七下西洋,从中原文化到华夏文明。中国传统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孕育的管理哲学和思想成功地管理并延续了五千年的历史和文明,缔造了一个个历史的辉煌。中国传统文化是巨大的管理思想宝库,必将对中国的现代化管理和管理现代化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二、对西方现代管理的认识和理解

1.西方现代管理的哲学思想基础来源于西方的文化传统

西方文化产生于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主脉。西方文化传统是一种神的宗教文化,其基点是人对神的敬畏和遵从。神是万能的,神是唯美的,人是被动的,人是罪恶的,对人的管理就如同对物的管理,就必须按神的意志制订规则和律法,实现对人的管理

发端于西方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的西方现代管理,其起点是对物的管理。虽然,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也开始注重对人的关注,管理学科中的行为科学也强调人性因素,但管理的根本目的仍是物的生产,对人的管理也是把人当成物来管理,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因此从本源上看,西方现代管理中的人本管理是以否定人能实现自我管理为出发点的,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提出的以人的自我管理为起点,以社会管理为过程,最终实现“平天下”的人本管理是不一样的。

2.西方现代管理的发展历程体现着融合创新的西方文化发展模式

西方文化发展模式是一种超越的融合更新模式。希腊的浪漫主义和罗马文化的物质主义以及基督教的唯美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三种传统,是西方文化的基本内核。中世纪末,中国儒家文化以人为本的哲学观使西方两只眼睛盯着上帝逐渐改变为一只眼睛看着上帝,一只眼睛看着人,人本主义逐渐渗透到西方的文化之中。到了近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的融合更新和变革导致了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资产阶级政权开始取代封建社会贵族的政权,导致了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思想、政治和产业的三场变革以后,到18世纪下半叶,一个崭新的新兴工业文明开始崛起于西方。

美国著名管理思想史专家丹尼尔A・雷恩在《管理思想的演变》一书中根据西方管理学发展的时间顺序把管理思想的演变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管理思想时代、科学管理时代、社会人时代和当代时代。西方管理从对物的管理,到泰勒把人当机器的科学管理,到开始关注并研究人的人际关系学派,才开启了社会人时代,再到“管理理论丛林”的当代时代,更加重视人性。西方管理已逐渐将尊重人,理解人,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上升为现代管理思想的主流。

从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历程,我们看到了西方管理从物到人的演变。从西方管理的不断发展更新,我们依稀看到了中西方管理思想融合的前景。

三、和而不同――中西方管理的融合创新之路

1.中国周边国家的管理实践证明中国管理思想的生命力

20世纪70年代,世界管理理论的正统地位由美国转移到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日本。在日本管理界存在着一种普遍现象,就是高层管理者几乎人手一本中国的《论语》、《周易》和《孙子兵法》等书,把中国的伦理人管理模式与美国的经济人管理模式结合在一起,造就了日本企业的辉煌。日本和许多东亚、东南亚国家的文化都与中国文化有很深的渊源,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就是西方市场经济在机制方面的优越性,同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的有机结合的产物。

2.西方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管理本土化其实质是对中国现代管理思想和文化的吸收融合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批西方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带来了西方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进入中国之初,由于中西方文化和管理的差异,几乎都出现了“水土不服”。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的认识与理解,西方公司着手开始了大规模的“本土化”管理的革新与实践,结果证明是极其成功的。许多世界跨国公司500强大部分都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基地,这不仅是中国巨大的市场和经济魅力的吸引,更是中西方管理文化融合成功的实践。

3.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既影响世界的经济政治格局也必将影响世界的管理哲学和管理文化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取得了举世注目的伟大成就,这是立足中国传统文化之本,大力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先进文化和管理思想的成果,是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现代管理在帮助人类实现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应当帮助人类共享美好的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西方管理不可能独自承担,必须凝聚全人类的智慧。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悠久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必将对这一世界潮流和趋势产生积极影响。

4.中西方管理发展的基本模式是“和而不同”的融合发展

现代社会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快,地球村日渐形成,中西方文化已完全突破了时空和地域的限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交流融合。但由于中西方的人文特性不同,中西方文化必将保持自身基本的合理内核和元素,并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生动地体现着中国“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管理思想以及几千年的管理实践是中国管理现代化的切入点,是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宝贵财富和核心内容。中国管理现代化应正本清源,认真学习和领会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思想、理念和价值,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系统、变化、适中的思维习惯,大力弘扬爱国爱民,责任奉献,修己安人,信义忠诚,和谐中正等核心价值和精神,摈弃人情过重,人治过滥等弊端,认真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和管理中的法理文化和制度文化,探索中国现代化管理的未来。

西方现代管理不可能完全代替东方管理,中国现代化管理不可能完全照抄照搬西方的管理。中国现代管理必然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充分发掘中国传统的管理智慧和思想,并借鉴西方现代管理的科学思想和先进理念,开创中国现代化管理的美好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中国现代化管理与西方现代管理“和而不同”,共同谱写人类社会现代化管理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赵 林:赵林谈文明冲突与文化演进[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2]张岱年 方可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传统文化的管理智慧范文第4篇

关键词：道学文化 经济解读 企业文化

中国正在进行全新的现代化建设，而现代化建设需要现代科学管理。中国除了不断地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先进管理方法外，同时也要更多的从民族传统文化中吸取智慧的管理资源。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和管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和管理学家，不断地从道家那里寻求管理智慧和新的思维模式，并身体立行地把道家思想成功地运用于当代的企业管理，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企业和经济的向前发展。

在老子所推崇的美德中，“不争之德”是老子最为赞赏的，其典型代表就是“水德”，老子称其为“大德”。《道德经》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这段话的意思是∶上德之人好象水一样，水滋养万物而不争其功，情愿处在大家所厌恶的低下的地方，所以它最接近于道。居处善于选择地方，心性善于保持深沉虚静，与人交往善于亲爱，言谈善于真诚守信，为政善于简治，做事善于圆通灵活，行动善于把握时机。正因为不争，所以才能毫无怨咎。

1．“忘我”品性与企业发展

水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不断地“利他”而忘已。这就给我们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企业的根到底扎在哪里，这是我们很多管理者一直都在探寻的问题。俗话说∶只有根深才能叶茂。企业的发展也是这样，一个企业和社会、消费者的关系就像万物和水的关系一样，如果企业的存在确实对社会和消费者有利益之处，那么社会和消费者也就离不开企业，那么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就成为可能，企业的发展也就有了长久的动力，这种动力也就是社会和消费者对企业的需求。有了这种长久的需求，企业的发展壮大也就有了稳固的根基。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在对公司的发展方向进行决策时，应该努力探寻企业的扎根地方，什么样的地方，足以支持企业的立业？结论是像水一样成为社会和消费者的普遍需要。在寻找投资点的过程中，要认真研究，要把投资点立在满足社会和消费者需要的服务上，只有把企业发展的根扎在为社会需要，为人民服务的领域，企业才可能获得永不枯竭的动力，企业的发展才能永存。

2．“处后”品性与企业的竞争智慧

在大自然的万物之中，老子对水最为赞美，水具有多种品德，从中我们可以领悟出许多做人和立业的道理。水的“无争”品性有两种理解∶一曰大公无私；二曰与世无争亦即无欲。这里的“处后”其实也就是竞争的策略，只不过它避开了竞争的风险，力争以最小的风险或无风险成本以迅速求得企业的生存、壮大和发展。这一思想引入现代企业管理中，可以用来指导投资点的选择，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不对称的竞争策略。任何一个企业，在寻找新投资点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运用中国道学文化中的“处后”智慧，将有限的资金和资源投放在无竞争或竞争极小的领域，并且充分考虑这一领域是否为社会和消费者之所需，能否产生长久的推动力。如果将资金投放在竞争极强的领域，那么将会有很大的风险，其生存和发展将会成为问题。

3．“处下”品性与企业的服务质量意识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世人皆知。故老子言∶“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乎道。”其意为水总是处在大家都不愿也不喜欢的地方，所以最接近于道。水的这种谦下本性启发企业管理者，要善于“处下”，要甘于在人们不愿着手处立业，要甘于在人们不足挂齿的卑微处立业，要甘心从低处着眼，甘于“做众人之所恶”的事情。因为众人不愿涉足的领域，有可能是无竞争并有广阔市场的领域，在这里最易于找到立业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有人认为中国最差资金，也有人认为中国最差技术，其实这都不对，笔者认为中国最差的是服务，即全心全意为社会和消费者服务的意识。纵观世界一些有影响的大公司和大企业，它们的员工都有着世界一流的服务意识，所以才赢得了全社会和消费者对它们的关顾和厚爱，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它们才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如果一个企业没有一流的服务意识，这就注定了它的发展是短命的。

4．“通变”品性与企业持续发展

我们知道，水无论流到哪里，遇到阻力时，有三种情况出现∶一是正面流不过就向左边流，二是左边流不过就向右边流，三是左右两边都流不过时，它就停下来迂回，积累力量，待到条件成熟时，它就开始新的历程。水的这种遇阻就让，变通迂回，不去妄加冲击，不去刻意争道，不强求于天下，其结果对客观规律毫无冲撞，对水本身也毫无损伤。这种现象启示现代企业管理者∶凡主客观条件不尽吻合，不要强求，不要以为强求真能使你成功。让一让，变通一下，既保存了自已的实力，也向成功靠近了一步。因为主客观条件摆在那里，知道迂回之路，这也是最近的路了。所以，水的这种特性要求现代企业管理者，要承认客观条件的相对合理性，并予以尊重，不强求外部条件来迎合自已，而是自已调整自已去适应客观规律。

5．“流水不腐”与企业创新

传统文化的管理智慧范文第5篇

关键词：感悟；实证；研究证据；管理艺术；管理科学

《中道管理》研究了易经在管理上的应用，在详细剖析人性及西方X理论、Y理论的基础上，依据大学之道，提出管理的三向度，即“安人之道”、“经权之道”和“絮矩之道”，并用M理论来代表，认为中国式管理应以安人为目标，依经权而应变，用絮矩(将心比心)来促成彼此的和谐合作，实施真正适合中国人的中道管理。单向度地学习《中道管理》难以发现中国感悟思维在管理研究中的缺陷，笔者拟对比《一种新的管理范式——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来分析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和文化互补的重要性。

1从传统感悟思维模式中突围

《中道管理》提出“重点管理”，整个论述充满了中国感悟思维气息。这个结论没有错，但是判断“谁是重点”的经验和理论可能会错，背后还有继续追问的空间。该结论有儒家“点到即止”的特质，又有道家的随意性和超脱性，暴露了中国感悟思维的局限。感悟只是体验中的某一瞬间对宇宙本真的洞见和彻悟，感悟方法是中国古代治学最常用的方法。感悟，注重的是经验的积累，强调的是个体的特殊感受和瞬间反应。

值得推崇的是中国感悟的结果往往直觉了事态的发展趋势。感悟一词，起于人的体验，着落于人的生命智慧。人的感觉经验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生物的刺激反应，就是因为人的感悟渗透着潜在的博弈；生命智慧不同于纯粹的理性，始终与感性粘连，在感悟发生时，因感而悟和因悟而感很可能是一种双向的辩证的运动，很难用因果分析讲清，是一种高度的直觉，“理论的形成并不完全来自于我们的现实和经验，我们没有理所当然的事实作为前提，通过‘唯心’的思考仍可得出唯物的结论，而且这种结论往往还具有真理性。感悟其实是在进行模糊的“思想实验”，“只可意会”是中国管理智慧的特色，也是局限。当代中国管理科学研究能够突破思维上“不可言传”的千年吗?西方的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能够为“说不清”的中道管理智慧开辟言说的路径吗?某一瞬间的“偶然性”中有什么“必然性”?“道可道，非常道”可以理解成智慧，但也不排除某种思维的惰性。

《中道管理》没有用现代学术的形态系统深入地阐释“重点管理”这个法则；在文献E23中，却引用了国外的一个“重点管理”的研究证据：在“友好反馈”中，卫生保健系统执行主任，凭借偶然了解到的心理学知识：人决策时每次只能处理有限量的信息，开始对所辖20多个诊所考核指标实施“重点管理”，从原先200多个指标中，选择3类绩效指标——质量、成本、满意度。这3个方面都有一个总的测度。在下一个年度，通过使用更易理解的反馈形式，卫生系统的绩效得到了广泛改善，低绩效单位进步显著，“绩效考核体系”在“实证研究”中不断改进。把《中道管理》中“谁是重点”这个“感悟”到的答案，不是作为结论，而是作为研究的起点，使整个研究上升到以逻辑思维为主的实证科学研究层面。实证研究之所以在国际上风行，被国内管理学界信奉，一个不易察觉的原因是它的“假设和命题”蕴含感悟智慧，而“实证之后”的“结论”比“感悟结果”更加精准。

“20世纪50年代以来，实证主义的思想一直在社会科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证主义认为现实世界是客观的。由于客观规律和事实的存在，使研究对象可以进行科学的测量，以此来解释、预测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科学研究大多是从实验或问卷调查中得到数据，然后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研究结论。实证主义倡导的研究方法大多是用于检验预先建立的研究假设或命题，如果所得到的数据与研究假设的预期一致，就认为假设是可以接受的；一旦发现了与假设判断相反的结果，就有理由拒绝假设。换言之，实证主义思想强调的是理论的检验，而不是发展理论。在实证研究中出现的定性研究方法大多是为定量分析提供补充信息。”实证研究希望将研究纳人清晰的、可观测的、能重复进行的科学研究轨道，希望检验悟到的结果。“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指出，中国管理智慧中的个人的直觉和洞察力，在“建立研究假设或命题”时，在“大胆假设判断”方面是大有作为的；而实证研究对“直觉和洞察力”所得的结果，是能够提供有效信息予以证实或证伪的。理论的进步，总是依靠试错来进行的，试错就是“有意识地、审慎地试图发现错误以收寻证据驳倒该理论，包括诉诸于以他自己的才智设计的最严格的实验检验。”也就是说“小心求证”时，实证研究行之有效，于是各有所长的中西思维方式在管理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个榫头——对接。

关于这个榫头，吴冠中大师有一个比喻很贴切，他说：“艺术到高峰时是相通的，不分东方与西方，好比爬山，东面和西面风光不同，在山顶相遇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毕加索能欣赏齐白石，反过来就不行，为什么?又比如，西方音乐家能听懂二胡，能在钢琴上弹出二胡的声音；我们的二胡演奏家却听不懂钢琴，也搞不出钢琴的声音，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视野窄。”这句话启示我们要站到更高的国际视野，将充满感悟智慧的中国管理艺术与实证主义管理科学研究方法对接，才能把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旗帜插上世界管理学研究的山巅。只有半山腰上固步自封的人才无视他人的长处，也只有没有文化信心的人才彻底依靠他人的长处。目前西方管理学研究的领先，正是因为他们“能听懂二胡，能在钢琴上弹出二胡的声音”，而我们“却听不懂钢琴，也搞不出钢琴的声音。”也就是说，实证研究方法暗含感悟智慧，而单纯的“中国式”感悟却难以进入实证的层面。

的确“因为我们的视野窄”。在管理中诸多问题恐怕不是一个笼统的“重点管理”能说清楚的，通过实证的科学研究，寻求合适的自变量，实现对应变量差异的解释，有助于实现管理学研究的严谨性。比如个人收入水平无法完全解释员工满意度，而组织情境、气氛、个人期望值和人格特征等外生变量，甚至误差变异，都有可能影响满意度，当我们把“逻辑思维的科学性与感悟”融合起来，通过实证研究，会得到一个比“凭印象”更科学的分配方案。又如，M理论指出“人是可以改变的，具有可塑性，但是要靠自己。这样论断对管理者而言，究竟有多大程度上的指导意义?尼采曾叹息：“自来，精神如同道德一样，成百次地实验而成百次地迷误。是的，人是一个实验。唉，许多无知和错误化作了我们的躯体!”在这个背景下，管理的首要问题，可能不是仅仅提出“人是可以改变的，具有可塑性，但是要靠自己”，而是要说清如何“改变”，如何发挥人的创造性，所谓民族复兴，就是把压抑、窒息的创造力重新焕发出来，从传统感悟思维模式中突围，认识现行研究方法、思维定势、管理模式的局限。

“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受到美国实证研究严谨性的启发，认识到中国现行管理研究粗放和照搬西方理论的危机，悟到传统经验和理论的可错性，吸收当代美国学者研究成果，通过移植“溯因推理”和“双环学习”概念，开发了一种将具体组织作为实验对象的新管理范式。这种管理学研究方法，找到了中西思维方式在管理学研究中对接的榫头，在感悟中“溯因推理”，在“双环反馈”中检验其方案效果，并质疑方案赖以产生的因果关系。

中国管理学研究迫切需要这样的“榫头”。把管理问题的科学性与艺术性，共性与个性有机结合。既关注一般性规律，也不忽视个性特点；既寻求普适性的管理方式，也照顾到具体情境。

郭重庆在各种会议上强调，管理学是个学以致用的科学，中国管理学界应该直面中国管理实践，从照着讲到接着讲，到接着做，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接着西方管理科学讲，接着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讲，既要重视理论升华，又要重视中国情境与实证研究。“接着”就需要“榫头”。有机对接，才能检验“悟到的东西”，推进研究结论。

2管理创新的本源：社会实践

管理的创新，人们往往从制度改革、时代变迁来探讨，恐怕这些因素只是管理创新的结果和外因，它们与创新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对基本观念的重新理解，很有可能找到创新本源。观念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视角，世界观转变是管理创新的指导思想。

“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是企业做大、做强的基础：从个人层面看，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是研究者个人不断进化的有效途径，因为管理的决策对公司的命运有重大的影响，管理者的胜任力成为了关键性的并且常常是稀缺性的资源……这个进化的过程……更重要的是管理者观察、认识管理问题的范式的转变，世界观的转变和胜任力的提高。”这里，提出管理者转变世界观的问题，也就是管理创新要有新的指导思想；胜任力是指参与社会实践的深度、广度和力度。

管理学离不开哲学导航，哲学提供的正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有了世界观的转变，才会重新定位“我怎么管理?”“我怎么研究管理?”这样源头性的问题。“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的内涵就是一种观察、认识与解决管理问题的新方式——既然经验和理论有可错性，就不得不在实践中寻找新的因果关系和基于“该关系”的方案，把管理推向了无止境探索和创造的路上。世界观决定着管理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质地，无形中左右着管理方法和管理研究的方法，新世界观一定是因为它终结某种旧的观念而熠熠生辉，“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正是摆脱了感悟思维对“经验、理论”的过度依赖，才迈出了创新的步伐，其研究思路。

反馈1是一个验证，或者说是一个试错的过程，试错是科学的保姆，因为“根据片面的知识而采取的行动难免要犯错误，关键是尽可能迅速改善我们的知识，尽可能及早发现我们的错误，并消除它。”该模型的优点在于其有一个纠错环节，即反馈学习的环节，因为“溯因推理”和“制定的方案”也具有“可错性”，其中有一个关键性的双环学习过程：由反馈1构成了一个单环的渐进性学习…根据绩效调整方案，形成同一因果关系下的不同方案，但是，它并没有质疑方案赖以产生的因果关系(a一6)；由反馈2构成一个双环的变革性学习，即根据绩效的高低，它不仅仅反思制定的方案，而且质疑方案赖以产生的因果关系(a一6)的正确性，因而具有很强的自我纠错能力。这个研究过程不仅是一个科学的探索实验，而且也是一个将科学原理转化成管理实践的过程。在新的指导思想下，在社会实践中，不仅实现管理研究的创新，而且实现了管理活动的创新。

“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以“友好反馈”为据，说明“问题b的确定、a—b关系的猜测、选择以及具体解决方案的设计，都深深打上了管理者的主观烙印，与管理者的经验，特别是知识背景密切相关。”其内在的“溯因推理”逻辑机制吻合了管理的实践性、科学性、权变性特征，从而保障了管理的效果。“溯因”在中国感悟思维中是最模糊的，事实是在很多时候我们归因的往往未必是真正的原因。通过反馈2的自我纠错，“研究”把中国管理的朦胧感悟推进了理性思维的漩涡，是中国管理艺术向管理科学迈进的重要哲学台阶。凸显了研究结论具有“可重复性”和“可验证性”的“科学”特质。艺术与科学的融合，“感悟一实证的对接”将使管理学研究向更高阶段迈进，更加精准，其概念模型

《中道管理》探讨的是管理的艺术，而“管理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注定管理学具有艺术和科学2个维度。人本主义管理学研究范式正在兴起，中国人文传统在管理学研究中的地位正在提升，这为科学和艺术二维交融提供了时代契机。

中国感悟思维下的《中道管理》强调主观感应，重想象，直观对象，主要靠感性，以形象思维为主。而“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在感悟中注入了逻辑思维，强调客观理性，重推理，主要靠理智，以抽象思维为主。从个别中揭示一般，从个性中抽象出共性。分析对象，构造概念体系，对客观规律的不断揭示和描述，其哲学根源是遵循因果决定论，严谨而规范。

中华民族思维定势决定了中国人与管理艺术性有天然的血缘。德鲁克强调，管理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人文艺术——之所以称其为“人文”，是因为它涉及知识、自我认知、智慧和领导艺术等基本要素，知识、智慧与艺术等与个人价值观有关的来源离不开民族的人文传统，因此制度、文化、社会结构等民族性格因素作为自变量或调节变量必须是中国管理理论建构的因素，但不是全部。在中国管理情境中，更需要的可能不是我们拥有的，恰恰是我们缺乏的。管理科学的“中国性”不是指在中国应用西方的管理理论和定理，而是说这个管理理论和定理是中国人创造的；不是独立选择的，而是独立创造的；它是被现代中国管理困境激发出的学术原创冲动，它体现着中国人的管理思想和文化，它开启着中国人的管理世界，代表中国向世界输出有中道管理特色的管理科学。

3“中道管理”有待继续道说

“目前，中国管理研究相对滞后，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特别是在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和研究成果的原创性方面，与西方管理学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难以融人国际管理学界的主流。”

“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也指出，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在中国推行的最大困难是研究方法和研究证据的匮乏，最流行的案例教学强调的是问题的解决，而忽视了研究证据；人们关注的是具体方案而不是何以至此的原理，缺乏理论挖掘的学术研究，只是现实量的累积，始终无法实现质的突破。

原理的匮乏是研究方法局限和研究成果的原创性不足导致的。中国传统管理研究方法的局限是过分依赖感悟思维，遗忘了多元化的思维方法和多元化的理论范式，窒息了学术原创的活力。

中国管理学要摆正文化的客观性与历史继承性的关系，不泥古、不，必须刺激我们民族长期处于麻木状态的一个重要穴位——以逻辑思维为主的科学研究意识，激发出学术原创的冲动。

中国管理学发展离不开中国情境，更离不开中国管理学研究者的人文情怀。

从孔子提倡的“思无邪”，到后来主张“发乎情、止乎礼”，“温柔敦厚”的儒家传统，无不统摄在“人”必须符合统治阶级的道德规范这一铁腕之下，统治者要求人们正直而温和，宽厚而谨慎。几千年的专制文明一方面使人文明了，另一方面为了巩固集权统治也从某种程度上扼制了人的自我意识、自由精神、创造活力。温和谨慎难免固步自封，专制下自由的强音愈来愈弱，因循守旧窒息了创造的火花。中国封建专制文化的阴影难以消除，“大一统”难以培养自由、创造的精神和独立、自主的人格。爱因斯坦指出：“科学的发展，以及一般的创造性精神活动的发展，还需要另一种自由……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社会也能做很多事来促进它实现，至少不该去干涉它的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管理学发展的真正动力是研究者的创造力的激活，“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闪现了这种学术创造力的火花，昭示着当代管理研究出现“中华气质”的可能性。

形成当代管理研究“中华气质”，第一要敢于质疑，任何创造都是建立在对一切既定文化成果质疑的基础上的。问题意识是一个学科生存、发展的关键，是学术研究的生命和灵魂“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开篇就指出现行的2类管理依据经验和理论都是有局限的，并着手创造一种新的管理依据。

第二要认清中西管理学“现成价值”局限。“中道管理”的局限是感悟思维的局限，是管理科学视野下管理艺术的局限；而实证研究擅长检验“假设或命题”，多强调的是理论的检验，而不是发展理论，理论的原创迫切需要在实证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感悟思维的优势，进入下一轮“大胆设想和判断”。《中道管理》的直觉和洞察力往往直接抵达了一个新的假设和命题，不可小觑。克服双重局限的方法既不是照搬西方管理理论，也不是因循守旧，而是“感悟一实证无缝对接”，“创造”普适性的现代管理理论。创造成就了我们民族辉煌的历史，也只有创造才能奠定这个民族在世界管理学上的地位。

目前，中国管理学之所以难以产生“中国性”，原因多少在于管理研究者以自己所选择、所认同的研究方法对待中国管理困境，始终在现成的管理思想中徘徊，以不同的“学术选择”代替“创造”。这样的管理学研究只是选择性的学术，产生不了思想性的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