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信息科学专业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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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科学专业解读范文第1篇
解读GIS
地理信息系统（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是一门综合性学科，结合地理学与地图学以及遥感和计算机科学，已经广泛的应用在不同的领域，是用于输入、存储、查询、分析和显示地理数据的计算机系统，随着GIS的发展，也有称GIS为“地理信息科学”（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近年来，也有称GIS为"地理信息服务"（Geographic Information service）。
GIS是一种基于计算机的工具，它可以对空间信息进行分析和处理（简而言之，是对地球上存在的现象和发生的事件进行成图和分析）。 GIS 技术把地图这种独特的视觉化效果和地理分析功能与一般的数据库操作（例如查询和统计分析等）集成在一起。GIS与其他信息系统最大的区别是对空间信息的存储管理分析，从而使其在广泛的公众和个人企事业单位中解释事件、预测结果、规划战略等中具有实用价值。
由于不同的部门和不同的应用目的，GIS的定义也有所不同。当前对GIS的定义一般有四种观点：即面向数据处理过程的定义、面向工具箱的定义、面向专题应用的定义和面向数据库的定义。Goodchild把GIS定义为“采集、存贮、管理、分析和显示有关地理现象信息的综合技术系统”。有学者认为“GIS是属于从现实世界中采集、存储、提取、转换和显示空间数据的一组有力的工具”，俄罗斯学者也把GIS定义为“一种解决各种复杂的地理相关问题，以及具有内部联系的工具集合”。面向数据库是定义则是在工具箱定义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分析工具和数据库间的连接，认为GIS是空间分析方法和数据管理系统的结合。面向专题应用的定义是在面向过程定义的基础上，强调GIS所处理的数据类型，如土地利用GIS、交通GIS等；我们认为地理信息系统它是在计算机硬、软件系统支持下，对整个或部分地球表层（包括大气层）空间中的有关地理分布数据进行采集、储存、管理、运算、分析、显示和描述的技术系统。它和其他计算系统一样包括计算机硬件、软件、数据和用户四大要素。只不过GIS中的所有数据都具有地理参照，也就是说，数据通过某个坐标系统与地球表面中的特定位置发生联系。
开创美好未来
在这次的大会上，来自各行各业的专家和代表交流经验和技术。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副局长李朋德指出，“如果想要利用地理信息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现代化建设，一定要把地理信息当做一种公共语言、公共知识，让地理信息数据成为国家的公共财富。这样我们的数据才能够权威，才能够支撑我们国家治理能力和现代化建设中的空间决策，比如说空间的规划，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监测等。缺乏统一的空间位置、平台，这些事都难以实现。”但如何才能做到呢？李朋德认为，“要培养更多领导干部和整个社会的地理空间思维能力。提出来，大家要有战略思维，我觉得我们各级干部还应该要有空间思维，就像《孙子兵法》所说的，识地形，天时、地利、人和，这个地利在哪儿、天时在哪儿，就是时空概念。怎么样能把复杂的地理信息引入到党政行政学院，怎么样把这些知识带进幼儿园、中学、大学，怎么让所有的受教育者都形成空间思维能力，这对于我们国家的协作、合作能力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成虎发表了题为《创新GIS》的讲话。他指出，GIS的发展，经历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型机时代，九十年代的个人机时代，本世纪初的互联网时代，以及刚刚起步的大数据时代。这期间GIS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遥感影像、实时感知、海量动态数据成为主流数据；高性能计算、云服务成为新的支撑技术体系；普适化应用、知识化服务的地理信息应用网络主导应用模式。可以说，GIS科学与技术正处于一个重大变革的时期。大数据要求人们改变对精确性的苛求，转而追求混杂性；要求人们改变对因果关系的追问，转而追求相关关系。这是一种革命性的思维转变，对GIS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要求。
Esri中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沙志友在技术和应用展示环节上表示，GIS已经发生变化，主要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地图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已经不是GIS专业或者GIS圈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只要智能手机装着一份电子地图， 74%的成人都会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去采用电子地图或者地图知识解决遇到的问题。第二方面就是IT消费者化，ArcGIS消费者化不仅影响着公众的消费者，实际对GIS的组织结构也产生比较大的影响，这并不意味着组织结构面向的的公众消费者，而是把组织结构需要采用公众消费者的思维去规划、设计、去管理自己内部的信息化的系统。
地理信息科学专业解读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国大陆游客；出境旅游；空间分布；日本
中图分类号： F539 文献标志码：A
国际旅游已经迎来了石森秀三[1]“第四次旅游革命”所指的亚洲时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和亚洲新兴国家的崛起推动着世界旅游市场规模的扩张和结构的转变。中国不仅是作为世界最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亦作为飞速发展的旅游客源产出地，在世界旅游格局的发展与演变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自1983年试点开放广东省居民赴香港探亲旅游开始至今的短短30年，历经严格控制、尝试性发展、适度发展、规范发展至有序发展[2]，我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境旅游客源市场。UNWTO[3]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为1.09亿人次，国际旅游消费支出额为1649亿美元，均排在世界首位，且中国公民的旅游活动空间范围越来越广，至2014年底，已有117个国家和地区正式开展中国游客团体出境游业务。
中国巨大出境旅游市场潜力及游客所表现出的超强购物能力向世界展示着“超级中国（Super China）”的勃勃生机和强大活力①，吸引着国际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关注，很多国家和地区将中国列入旅游事业战略重点。在国际学术界，中国出境旅游逐渐成为国外中国旅游现象研究乃至中国研究的热点课题之一[4]，出境旅游市场发展趋势、游客行为是涉及最多的话题；在国内，相继出现相关研究成果，但学术研究远远滞后于现实发展速度，这与国内对出境旅游长期的不鼓励、不支持[5]的态度是不无关系的。同时，由于语言、文化、社会资本、地缘关系在内的研究可进入性所限[6]，国内出境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客源市场[7]，对于我国游客在境外目的地的行为研究略显单薄。
游客在境外旅游目的地的行为研究是国家政府层面上出境旅游管理政策的调整、旅行社层面上旅游产品的设计与创新、管理和服务的完善，旅游者层面上对目的地的认知水平的提高，接待国家（地区）层面上的管理和营销决策的科学依据，是我国旅游产业的国际化以及旅游研究的全面系统化发展的理论和现实诉求。
日本是我国重要的客源地也是重要的出国旅游目的地，虽然，政治外交冲突带来双方交流的波动，但两国之间的旅游互动规模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互为重要的目的地和客源地。日本在地理上与我国接近，经济、文化上有着紧密的联系，是我国居民出境旅游意向中最有吸引力的亚洲旅游目的地[8]。并且由于我国出国政策、日本入境旅游政策等制度的缓和，中国公民出游能力和欲望的增强以及交通可达性和旅行社服务能力的提高，中国大陆公民的赴日旅游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日本政府视中国为重点客源市场，业界对中国游客也抱有极大的兴趣。日本学术界对中国游客赴日旅游现象进行了宏观到微观、政治、经济、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尤其围绕着市场动态、消费行为特征积累了大量成果[9-12]。而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中，对日本相关政策的解读占较大的比例，其次为日本入境旅游市场（包括中国赴日游客）的发展趋势有一些零星的研究，大陆游客在目的地的旅游行为研究则几近空白。本研究聚焦中国游客在旅游目的地（日本）的空间分布，依据中国游客赴日旅游相关统计数据，结合集中度、竞争态分析方法，探讨中国游客赴日旅游活动空间特征及其原因。
1 研究方法和数据说明
1.1 研究方法
空间特征为旅游的重要属性[13]，是旅游研究领域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旅游空间研究依据研究对象大致可分为供给的空间和需求的空间[14]，前者侧重于目的地旅游系统各要素的空间特征，后者侧重旅游者。研究方法上，洛伦茨曲线[15]、基尼系数、赫尔芬达指数、位序-规模模型、变异系数[16]、集中度指数[17]、区位熵（亲景度）[18]等被广泛应用于测度要素的空间聚集规模和聚集程度，引力模型[19]、社会网络分析方法[20-21]多用于测度要素之间的空间关系。GIS、SPSS等技术手段的导入与普及，使分析方法和手段日益多样化，研究工作的效率和分析的科学性日益提高。本文依据日本一级行政区的面板统计数据，结合集中度、竞争态分析方法，考察中国游客赴日旅游活动空间特征与演变。
1.1.1 集中度
集中度是指规模最大的前n位（一般1、3、9等，或者根据分析的需要选择）地区所占的份额。其计算公式为
CRn=■ （1）
CRn表示所占份额最大的前n位地区所占总份额，在本文中是指中国游客住宿人次数在前n位的几个地区的占比之和，其取值在0-1之间，取值越大，表示游客越集中。该指标不仅能显示地理集中程度，又能确认集中度指向的具体地区[22]。
1.1.2 竞争态
各个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实力和发展趋势是判断和预测空间布局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依据。发展趋势可通过增长率来进行评价，竞争实力则可依市场份额来评价，同时使用这两个指标来衡量研究对象的实力和发展潜力在市场中的定位的方法即为竞争态分析。目前广泛应用于各研究领域的竞争态分析方法理论基础来源于波士顿矩阵模型，将不同研究对象组合至一个矩阵中，可以简单明了地显示出各个研究对象在市场中的地位及发展趋势。在旅游研究领域，竞争态分析方法既可用于客源市场的分析，也可用于分析目的地的定位，目前更多见于客源市场的分析[23-24]。竞争态的常规公式和原理如下：
？琢i=■×100% （2）
？茁i=■×100% （3）
其中，？琢i为占有率，？茁i樵龀ぢ剩xi为某目标市场当年的量，xi-1为目标市场前一年的量。在？琢i为横坐标、？茁i为纵坐标的坐标系中，以一定的？琢和？茁值将竞争态划分为四个象限，再根据每个目标市场的竞争态？赘i（？琢i，？茁i）在二维坐标系中对应的点，确定该目标市场的地位。
1.2 数据说明
本文中所使用的统计数据来源于日本政府观光局、日本观光白书、日本观光厅住宿统计、日本出入国统计，这些数据均可在相应机构网站上搜索下载，且连续性强，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与可比性。时间尺度上考虑到我国赴日旅游始于2000年的特点，选取2000年至2014年的数据，进行总体趋势的分析。空间布局的分析所采用数据为日本观光厅的住宿统计，是从2007年开始公布的，故使用2007年至2014年的数据，空间单元为47个一级行政区（由1都即东京都、1道即北海道、2府即京都府和大阪府，及43县所构成）。
本文中出现的中国游客若没有特殊说明均指中国大陆游客；在日本统计口径中“游客”和“观光客”是有区别的，“访日外国游客”是指永住（类似绿卡）者之外的正规入境者和短暂停留的外国国籍人员。在日本统计口径中的“观光客”是指商务游客之外的持有短期签证的赴日游客，包括探亲访友签证持有者。
2 中国大陆游客赴日旅游活动的空间分布特征
2.1 中国大陆游客赴日旅游发展历程
二战结束后，日本政府倾向于发展入境旅游，以期获得经济复兴所需的外汇，对于出境游延续二战期间开始的限制政策。随着经济快速成长，日本国民的旅游需求急剧膨胀，再加上巨大的贸易顺差引起的贸易摩擦及日元升值压力加大等原因[25]，日本政府大幅缓和出境限制，20世纪70年代后，出境游规模便赶超入境旅游且差距逐步拉大，致使旅游贸易出现了较大的逆差。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经济发展陷入低迷，老龄化和低出生率、产业海外转移导致的地方空洞化等问题日益凸现。石森秀三[1]认为地方的定居人口不可能增加的情况下，交流人口可为地方经济注入活力，认为旅游则是扩大交流人口的有效途径。日本国内旅游需求疲软的状态下，外国游客可成为重要补给源[26]。政府决策层也开始意识到入境旅游的重要性，1996年，运输省（现国土交通省）提出《访日外国游客倍增计划》，由此发展入境旅游再次成为国家层面的重要议案。紧接着颁布了《外国游客招徕法》（1997年）、《新欢迎计划21》（2000年）、《国际旅游战略》（2002年）、《促进访问日本（Visit Japan Campaign=VJC）》（2003年）、《观光立国推进基本法》（2006年），2008年更是单独设立了观光厅，以强化旅游产业管理与协调工作的权威性与专业性。继而颁布《观光立国基本计划2012年～2016年》（2012年），《增加访日游客的共同计划》（2013年）等一系列计划、法规、措施，积极改善和促进入境旅游的发展[27-28]。同时，快速成长的近邻出境游市场为日本入境旅游发展提供了绝好的契机。图1为日本国际旅游发展状况。日本入境旅游除了在2003年亚洲地区非典、2009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2011年东北特大地震的重创下出现了负增长外，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
中国大陆赴日旅游始于2000年，根据两国政府的ADS协议，面向北京、上海、广东省户籍公民开禁团体旅游。日本政府2003年开始实施旨在强化入境游的VJC（Visit Japan Campaign）战略，中国是其重点发展对象，采取了各种措施拓展中国的赴日旅游市场。
其一为扩大开禁范围。2004年4月起，赴日旅游签证发放对象扩大到天津、辽宁、山东、江苏、浙江，2005年7月，进一步扩大到全国。
其二为签证制度的改进。主要表现在签证类型的多样化和手续的简化。2000年到2008年年初，赴日旅游签证只有团体旅游一种，2008年3月驻北京、广州和上海的使领馆开始试行家庭旅游签证的发放，随着2009年7月个人赴日旅游签证的逐步开放，个人旅游签证取代家庭旅游签证，对象扩大至全国。从2011年7月起，日本政府开始推行以首次赴日旅游行程中包含冲绳为前提的多次往返个人旅游签证。多次往返个人旅游签证的有效期为3年，有效期内可多次赴日。2012年7月起，针对东北三县（岩手县、宫城县、福岛县）为旅游目的地的中国游客发放多次往返个人旅游签证，以此吸引和鼓励中国游客到访，为的是日本东北地区震后经济复兴注入活力。
其三为旅游签证申请手续日益简便。指定代办赴日签证的旅行社的数量由2000年的21家已增至500余家②，遍布于之外的各省区；签证申请者的资产要求由25万元降低到10万元等，有利于全国各地更多的群体加入到赴日旅游的行列。在我国旺盛的出境旅游需求的驱动下，我国公民赴日旅游在世界性经济危机和两国之间的领土纷争及历史问题的阴影中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图2）。2014年到访日本的中国大陆游客人次数为131.45万，约占日本入境客源市场的12.7%，仅次于韩国（23.7%）、台湾（21.3%）。
2.2 空间分布特征
图3为根据日本观光厅住宿状况调查统计数据绘制的中国游客过夜人次数的分布状况图。47个一级行政区均有接待中国游客的记录，除了福岛县、岩手县、山口县之外，总体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另一方面，区域差异也比较显著。如2014年，东京都和大阪府的住宿人次数约为196万和136万人次数，远高于其他县级行政区，而东北、四国、中国地区分布较少，四国地区的高知县仅有3140人次数的住宿记录。
2.2.1 集中度分析
表1为2007年～2014年的中国游客的集中度，CR1、CR3、CR9的极高值反映中国游客的活动高度集中的特点。CR1值为25%以上，说明中国游客住宿人次数的1/4以上发生在第1个位次的东京都，表明东京都的绝对优势。CR3的平均值为55%，说明前3个位次的行政区占据中国游客住宿人次数的一半以上，2007年～2013年间，前3位是东京都、大阪府和千叶县，在2014年，由北海道取代千叶县上升到第3位。CR9的平均值约为85%，表明85%以上的中国游客住宿人次数发生在表中列出的9个都道府县，东京都、大阪府、千叶县、爱知县、神奈川县、京都府、北海道一直稳居前9位中，后面几个显示一定的波动。山梨县和静冈县，从前9位列表中逐步退出，被后来者居上的冲绳县和福冈县所取代。
从CR1、CR3、CR9的值的时间变化来看，CR1和CR3有所下降，CR9值不降反升，说明游客流极端集中在个别行政区的格局有所缓解，但分流主要发生在局部区域内，整体上仍以集中为主。
中国游客高度集中地区主要分布在太平洋沿岸的东京-大阪连线地区，是日本经济最活跃、城市最密集、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也拥有众多级别和知名度很高的景区和景点，我国赴日旅游传统经典路线“东京-横滨-富士箱根-名古屋-大阪-京都” 是由此地区主要城市和景区而形成的。
2.2.2 目的地竞争态分析
本研究依据2007年～2014年的一级行政区面板住宿人次数的统计数据，以日本东北大地震所发生的年份为界，分为2007年～2010年和2011年～2014年两个时间段分析竞争态，并对？琢i和？茁i的取值方法进行了一些调整。市场占有率采用的是4年间的总占比，增长率采用的是4年间的平均增长率，本研究中以占有率和增长率的中位数为界（表2），判定各目的地的竞争态，进一步根据各目的地的竞争态定位绘制了图4。
表2显示标准差值都比较大，说明增长率和市场占有率的区域差距比较大，增长率的地区差异尤其显著。从时间上来看，后期（2011年～2014年）的增长率的差距还大于前期（2007年～2010年），说明地区之间的不均衡性有加剧的趋势。
通过图4可以看出，市场占有率和增长率都在中位数以上的双高（明星）目的地和都在中位数以下的双低（瘦狗）目的地多，而以较高增长率和较低市场占有率为特征的幼童目的地和以较高市场占有率和较低增长率为特征的金牛目的地较少，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在空间布局上，2011年之后的东北地区与日本海沿岸的衰落导致了明星目的地和瘦狗目的地的空间分割，形成了东京至大阪沿线区域、北海道、九州西部、冲绳县的4个明星区和东北、日本海沿岸、中国地区、九州南部的瘦狗区。
明星区保持着较高的市场份额及强劲的增长势头，预示短期内增长的游客流量主要以明星区内部分配为主。东京-大阪的绝对优势带动了其沿线地区；北海道和冲绳县、长崎县得益于有效的入境旅游发展战略的实施；福冈县作为九州地区的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往返中国的直飞航班多达66条/周，都具有优越的发展潜力。
与此相反，东北地区的衰退是受2011年发生的东北特大地震及其引发的福岛核辐射危机的影响。日本海沿岸、四国、中国地区的各县在知名度、国际航班的数量、经济发达程度均比较落后，对中国游客的吸引力比较低，处于劣势。
3 影响中国大陆游客赴日旅游活动的空间分布的原因
中国大陆游客赴日旅游活动的空间分布特征可概括为：一、中国游客活动空间分布广泛、区域差异大；二、集中度很高，高度集中在东京、大阪及其邻近地区；三、游客数量与增长速度的区间差异在扩大，导致了“富益富、贫益贫” 的局面。形成这些特征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旅游市场发育状况来看，中国游客的赴日旅游尚处于早期，赴日游客中初访者占72%，对日本的了解有限。初访游客向往高知名度、高级别旅游目的地，购物欲望很强。又由于出国手续、语言方面的障碍，以及团体包价旅游产品的价格优势，使得参加团体旅游的游客占较大比例，2014年的调查数据显示赴日中国游客的61.1%购买了旅行社的全包价旅游线路产品[29]。而包价旅游产品对东京-大阪的依赖性比较强。
第二、目的地条件来看，可进入性、接待能力、资源构成等方面，东京-大阪连线区域具有明显的优势。日本10大城市中的6个（东京、横滨、大阪、名古屋、京都、川崎）分布在这一沿线上，且经济发达，人口密集。中国大陆和日本之间直飞定期航班的近八成飞赴东京（成田机场、羽田机场）和大阪（关西机场）以及名古屋（中部机场），区域内部有发达的路网系统，可进入性好。资源供给上，大城市商业发达，能够满足购物需求，且自身拥有众多高品质、发育良好的旅游吸引物。还有富士-箱根-伊豆立公园的富士山、火山景观、温泉，古都京都的传统文化建筑及古街区等都作为日本代表性的旅游要素，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第三、旅行社操作层面上看，东京-大阪线作为传统产品，已有众多成熟的路线，开发成本比较低，可操作性强，所担负的风险比较小。因此，旅行社对东京-大阪线的依赖性比较高，有些零售商甚至只此一条线路。
由此可见，供、需、介各方的利益诉求的结果造成了如今的中国游客活动在空间上高度集中的局面。
4 结论与讨论
中国大陆公民的赴日旅游开放至今的15年里，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严到松、从特殊阶层到大众化的过程，日本已经成为最大的中国出境游外国目的地。本文以县域为单元，结合集中指数、竞争态，分析中国大陆赴日游客在日本活动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变化趋势。结论如下：出入境门槛的降低，极大地促动着中国公民赴日旅游的快步发展，赴日中国大陆游客的活动空间分布区域差异显著且日趋扩大，东京-大阪连线区域成为中国游客的高度集中区且占据绝对竞争优势。这种格局的形成是由目的地区域旅游供给能力的区域差异、中国游客需求的初级性特点、旅行社产品供给等各方利益诉求的结果。
中国游客集聚的区域（点）充斥着中国人、汉语以及为迎合中国游客而出现的大量中文标识及中文服务，这些中国要素在异国他乡造就了“中国化”的空间。这些中国要素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游客的旅游活动提供了便利，但又削弱了旅游目的地的“异地”性，背离了“求新”、“求异”的旅游心理需求。游客被“屯”在这一“中国化”的空间，失去了深入接触、了解当地社会和文化的机会，降低了旅游体验的价值。同时，集中格局使得旅游产品的旅游目的地和项目较固定，导致旅行社产品过度重复和单一，无法满足日益多元化、多样化的市场需求。游客集聚加大了聚集区域的旅游供给压力，加剧了主客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如何有效地引导外国游客流向东京-大阪圈以外的地区，是日本提升入境旅游质量和全面提高观光立国政策实效的关键问题。
随着中国出境游需求的稳步增长和出入境门槛的降低以及旅游条件的进一步改善，中国游客的赴日旅游热将持续升温。中国游客数量的持续增长和旅游经验的积累，使游客信息量迅速增加，还有如多次签证制度推动的冲绳旅游，电影 “非诚勿扰”引致的北海道道东旅游[30]，游轮牵动的九州旅游等实例所示，将有更多的推力、拉力因素影响游客对目的地和内容的选择，势必导致旅游活动空间的变化。旅行社作为主要媒介，应及时扩充目的地储备，通过升级和优化旅游产品，引导旅游流。这对提升游客的体验价值、出境旅游产品的质量、分散旅游目的地供给压力，实现共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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