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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农业人口素质较低,一般无需动脑,周而复始地按照传统生产或生活模式运作,不少人离开小农经济比较难生存。小农经济确实起到了解决广大农村人口温饱问题的作用,使农村人口感觉生存有了一定程度的保障,尽管小农经济使大多数农民仅能够维持基本生活需要,但是他们羡慕而不嫉妒城镇居民生活,不少农民认为这是权利与义务根本公正原则的体现,这就是为何不少农村人口的幸福感满意指数比城镇人口要高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一旦有人触动了他们赖以维持生计的自给自足的房屋、土地的底线,就会引来强制性的抵抗。客观地说,小农经济的存在也使不少城镇居民有了一定的比较优势,对于缓和社会矛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无庸讳言,上述状况给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一是建立在人均约一亩地基础上的农民生活水平提高显得步履维艰。一般说,农产品生产受自然条件制约,在缺乏大规模机械化、社会化、现代化生产的情况下,采取小农经济的形式大多只能保持微利状态。农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而要缩小城乡差别,国家对农民的长期补贴成为为稳定买单的无奈选择。但是,国家财政长期补贴农业的状态,客观上仅能起到维持小农经济状态长期存在的结局,即不断延缓小农经济的命运。二是农村不少剩余劳动力长期在外打工,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融入城镇,以工补农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务工者家庭的生活水平,但是在客观上也起着巩固小农经济根基的作用。三是政府各项惠农政策,降低了小农经济经营成本,使不少农民工特别是有技能或成就感的农民工,不愿意转变农民身份成为城镇居民。
随着企业用工的规范化,使不少农民工既可以享受农村的土地或低成本居住生活保障,又能够享受打工的工资待遇,甚至是城镇居民所拥有的社会福利保障等,这种双重保障状态已经引发了部分城镇贫民的仇视心态,容易导致族群分裂。四是农业发展严重缺乏后劲。小农经济较难与先进的农业科技或农业机械化相兼容,这是因为从事农业者的低素质或一家一户的经营,投入农业生产的资源有限等,使现代农业无法扎根。众所周知,农业本是高技能性产业,但是目前它却是无需任何知识、技能或证书者都能够从事的行业。目前我国农业生产活动的态势:其一农业仍旧以传统的运营模式为主体,农民主要依靠祖辈留传的长期在农田耕作中形成的经验来运作;其二农业仍是受自然状态影响较大的产业,农业对自然条件、气候、环境等的依存度较高,靠天吃饭的状态一直未能得到彻底改观;其三农民仍是文化程度最低的群体,绝大多数农民接受先进农业科技或现代农业理念等有一定的难度。
因此,农业的市场化程度比较低,这种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分散运作的家庭经营的模式所吸纳的技术、人才或资金资源有限,受成本财力、劳动性质、产品数量品种等的限制,使其没有必要与外界产生更多的联系,信息相对闭塞,影响了其生产经营活动的与时俱进发展。农业技术品种的研究、推广、服务或应用等,通过国家补贴以无偿或低价形式提供给农民,这种由国家财政支撑的运作受财力影响投入有限,由于无偿性可不计成本效益,对农业的促进作用有限。而以赢利为目的的社会资金、技术或人才较难通过市场化运作进入到农业领域。在农业政策的保护下,农村形成的排斥竞争低级垄断的小农经济堡垒,拔高了民营资金、技术或人才等市场资源进入农业的门坎,因为谁要想进入首先必须解决众多农业人口的就业或保障问题,这种本应当由国家或社会承担的责任,受制于国家的财力而转嫁到试图进入农业领域的经营者身上,从而加大了市场资源进入农业领域的难度。
同样也使农业领域内善于耕作经营的农民精英通过市场化渠道扩大生产规模受到限制,尽管目前小农经济的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但这种分化,是建立在维护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土地的使用权没有改变,部分耕种大户仅是租借了他人土地的经营权,由于这种租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使之无法形成比较稳定的大规模化家庭农场等。目前,农村中少数富裕者主要受益于特色农业,技术、经营、创业收入,乡镇经济的发展或承包地使用权的有偿租用下的规模化效应等。而大多数农民仍然处于温饱状态。为了提高农民的收入,国家实施了普惠式的免收农业税政策,这种大家(或同一领域行业)都有的实惠,这种一视同仁的平等,实质上就是平均,并不能起到激活农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或缩小农村收入差距的作用,容易产生“马太效应”。对农村中强势者是锦上添花:一是生产经验丰富,资金投入较多,以特色农业收益为主,品种、产量、质量具有一定的优势;二是不少人拥有其他技能,农田收入所占比重不大,成为自己相对城镇人而言的额外获得的一种优势,这实际上是对其他城乡人的一种不公正;三是土地的使用权不允许买卖,仅是有偿租用,决定了只能获得短视效应,使某些农村能人对租用而聚集的土地进行掠夺性的生产,以此获得规模化的短期高收益等。此外,虽然减轻了农村中的弱势者生活负担,但并没有消除他们与强势者之间的差距:其一不善于耕耘,生产底蕴不足,投入有限、产品单一、质量不高或产量较低;其二以农为生存根基,缺乏其他技能,副业收入较少,仅靠几亩地的农田收入,生活水平难予提高;其三农村中的弱势群体一般是无劳力、因病致贫、负担较重(债务、抚养老小或学费等),有的人由于主观因素无能力耕作,只能将土地低价发包给他人,生活一直在低水平上徘徊。因此,只有将这种暗补变为明补,才能够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如对贫困户除免征农业税外,还进行困难补助,对中等户实施减免税收,对富裕户全额征收农业税等,或采取先征后退的政策,根据低、中或高收入者的状态,全部退还、部分退还或不退还的税收政策等。征收农业税:第一它是一种合理的税种,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目前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征税,来调节农村贫富差距,加大帮扶贫困地区或贫困群体的力度;第二有助于土地的合理开发利用,使农民更加珍惜利用土地来获得最大收益,防止有的农户由于没有税收压力,自己主要靠副业生存,土地收益少,宁愿将土地撂荒,使土地资源不能得到合理开发利用;第三有利于剩余农村劳动力的转型。满足现状是不少农民的特征之一,容易呈现够吃够用就行了,依托土地生存,依赖国家扶助,躲避外面打工辛劳的状况,从而导致一方面企业用工紧张,另一方面不少农民不愿意外出打工,不利于劳动力的充分合理利用。此外,征税能够使某些不善于耕作的农民,考虑成本收益或机会成本,就会将土地流转出去,自己从事非农产业谋生存,有利于促进土地的相对聚集,推动农业领域市场化运营,对于农业的特色化、规模化、现代化经营具有一定的作用。
要突破农业发展的困境,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应当通过农业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使非农产业的产能向农业扩散,使农业过剩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使农业能够与其他产业发展相互协调互相适应齐头并进。首先,必须处理好农业的困境与农业补贴的幅度、方式或条件的关系。目前,非农产业如果不对农业进行补贴,城乡差距就会不断地加大,只要这种差距不消除,补贴就将长期地存在下去。这是因为,社会基础公平要求,除保障全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外,还应当逐渐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差距。但这种补贴是建立在非权利与义务相对应基础上的,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即只要少量人进行生产就可以产生大量的利润或财富时,扩大这种非权利与义务的补贴,才具有真实性、可行性或实际操作。因此,现阶段对农业的补贴必须与推动农业的发展、减少农村人口或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等相结合,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进步意义。
目前,我国生产力水平仍较低,在社会财富或利润的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人们体力或简单脑力操作的情况下,扩大并且长期固定实施这种非权利与义务的补贴,在生产力仍不发达的情况下,容易导致社会矛盾或生产的衰退,重返改革开放前的平均主义的状态,只会伤害那些权利与义务者,而促使之转入非权利与义务的行列,这实际上是往后退回不发达状态,还是向发达社会过渡的重要分水岭。我们不能被现代西方国家的“三高”(高工资、高福利和高保障)的表象所迷惑。西方的“三高”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的,不少西方国家仅是依靠高科技专利或品牌就可以轻而易举获得高额利润。其次,必须处理好社会稳定与发展现代农业的关系。我国农业人口占人口的多数,只有小农经济才能够容纳这么庞大的人群,小农经济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小农经济像海绵一样地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使他们得以生存。小农经济将大量的劳动力消耗在农田之中,使之为了生计整天围绕几亩地转悠。作为人口大国:不得不将本来可以让机械由少数人就能够承担的劳动,而让大量的农民用手工来操作。为了减轻农民体力劳动,将农民的农田劳作通过政府补贴用机器来代替,或为了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通过政府补贴农民和提供社会保障等,但这一切的目的是使农民稳定在农村。多年来农村一直在发挥着劳动力的蓄水池的作用,第二、三产业要用人时,可以从农村大量招聘,不用时可以让其回归农业,在城镇经济发展不太稳定、非农产业吸纳简单劳动力有限、农民素质普遍较低无法进行创业的情况下,农村小农经济确实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避免了现代农业经济情形下,不少农民流离失所,沦为城镇贫民的状态,保证了每一位农村劳动力有事可做,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但是这种稳定农村人口的做法,似乎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或解放农村劳动力具有一定的矛盾性。
改革开放或实施“计生”政策以来,农村传统的生育观念,并没有随着近年来农村重体力活的减轻而改变,而在农民仅能维持温饱的状态下,以处罚为主来制约农村超生行为显得苍白无力。农业人口尽管逐年向城镇缓慢转移,但农村人口的基数基本维持不变,我国八亿多人口时约有七亿农民,现在十三亿人口仍有七亿农民。城镇由于实施比较严格的“计生”政策,人口增长受到制约,大量低素质的新增农业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入城镇,这些只能够从事简单劳动的城镇后备军,成为每次经济不景气时下岗的主力军。事实表明,依靠简单或体力劳动为主低收入的打工要使农民富裕起来比较困难。而靠小农经济要富起来也不容易,小农经济由于生产规模小,生产工具落后,生产者素质较低,生产资源贫乏等,充其量只能保持其生存,而不可能致富,容易导致农业生产经营无法与现代农业链接,城乡差距不断地扩大。小岗村等各地改革开放以来的状况表明,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于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要使农村人口单纯依靠传统农业或小农经济来致富,受人口素质、自然、生物、气候状态等影响有一定的局限性。采取现代农业方式才是实现农业振兴的重要途径。发展现代农业并不是简单地将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现代农业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它包括农业运用机械化、电气化、智能化、现代化生产,提高农产品的数量、质量、品种以及精加工后的附加值,以及推动农业的发展逐渐形成一个产业链:农业的耕耘、特色农业研究开发运作评鉴、农产品的精细深加工、农业特色旅游、农业机械的开发、运用或修理,农产品的推广、流通或信息服务领域的拓展等,现代农业所衍生的产业链可以容纳一定量的就业人口。但是现代农业所依赖的是有一定科学素质的人才,因而与时俱进地提高农业人口的素质,将大量的低素质的农业人口培养成为能够驾驭现代农业的能手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再次,必须处理好农业改革发展与社会整体改革发展的关系。发展现代农业就必须改革农村的小农经济,试图将现代农业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是不切实际的。
发展现代农业虽然能够解决部分农民的就业问题,但是发展现代农业肯定会释放大量的农村人口(即使是所谓“小农经济”的日本农业人口也只占总人口的5%左右)。一方面要从源头上减少农业人口,改变农村的生育观念,实施农村人口与城镇相同的具有较强约束力的“计生”政策标准,是有效的途径之一。另一方面要减少现量农民,转移农村人口,加速城镇化发展是重要的途径之一。这不并是农业领域改革所能够决定的问题,它涉及到整个社会系统的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各个行业领域的全面市场化,依托市场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通过市场竞争将资源平均配置到急需的领域之中。目前制约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是人才、技术或资金等资源问题,并非是我国市场缺乏现代农业发展所必须的资源,而是必须使广大农民有一个维持生计的饭碗。如果让市场来决定农业人口的去留,众多的低素质的农民不是竞争的对手,将流离出农业,那么众多的农民又如何安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现代农业的发展与农民的安置是一对矛盾,解决矛盾的重要方式之一是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以社会稳定为重心,两个方面哪个都不能丢。
2003年前后,全国大多数地方采取了“完善二轮延包”的政策。这个“完善”,既不彻底否定二轮延包,也适应已经因为取消农业税而极大改变了的农村土地利益关系,做到了一定平衡。失去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期待在第二轮延包30年到期后,再来分享利益巨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之后10年,农村形势继续快速发生变化,最大变化是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经商。农户对此的适应有二:一是农民家庭中年轻人进城务工经商,年老父母留村务农;二是部分中青年夫妇因为无法离开农村(子女太小或父母太老等),他们将进城务工经商农户承包的耕地流转形成适度规模经营,从而成为农村中的“中坚农民”,于是有了全国粮食“十连增”。
既然以上两个变化有效,那么接下来的农业政策就应是为农民自发形成的应对方法提供服务和扶持。糟糕的是,当前的农业政策似乎完全没有考虑到农村的两大重要应对,舆论环境也都是“谁来种田”,“谁来养活中国”的主流声音。为了培育所谓新型经营主体,当前农村的政策导向就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上大做文章,期望通过确权来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形成以资本下乡为主体的规模经营,并因此让中国农业走向与当前以小农经济为主的道路完全不同的新路。
为了更加有效地推动这个资本化农业的道路,有一种强烈的声音就是不仅要确权,而且所确具体地块上的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这样就彻底虚化了土地集体所有权,而将耕地权利私有化了。
这样的私有化主张,当然是期望借土地确权长久不变,而为资本下乡整合农村耕地形成规模农业与发展现代农业提供制度条件。这样的土地制度安排,加上国家政策的支持,足以让小农破产,因为小农不再有可以自发应对生产环节所必须的、超出了小农能力的社会化服务条件。
小农破产,是因为三农政策都以发展资本化的现代农业为中心,不再为小农提供进行农业生产的基本的制度、资源、服务条件。但资本化的现代农业要来整合细碎的土地产权,成本亦极高。
确权登记长久不变的农户对具体地块的承包经营权,其所有者是2亿多农户,在农业收入有限的情况下,资本来整合细碎的且农户具有清晰权利的耕地时,成本基本上是无限的高。其结果是,资本无法有效整合农地,而小农经济又已破产,这个时期的中国农业就真的陷入险境。目前,中国农业正在一些莫明其妙政策下陷入险境。
《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金观涛、刘青峰著,法律出版社即将出版
本书是《兴盛与危机》的姊妹篇。作者在本书中,力图阐释以来中国近现代史,提出超稳定系统在对外开放条件下的行为模式。
作者试图重新审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走过道路的历史意识”,发现在中国长达100多年的社会改造过程中,制约社会变迁的深层结构并没有被意识到。他们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组织方式是儒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组织的一体化。在这种社会结构中,新结构难以在旧组织中成长,而旧结构瓦解后又会再次修复,这就是作者所说的超稳定系统。本书目的正在于探索自1840年超稳定系统在对外开放后的社会结构变迁。
《让人民自由:民主的历史》,(美) 约翰・邓恩著,尹钛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11月
本书对民主政治进行详细而深入的分析与描述,揭示民主作为一种统治形式的历史和价值。以“民主”这一观念以及相关政治实践的演变历程为主线,讲述民主如何在数千年前的古希腊出现,却又如何逐渐陷入沉寂,又为何以现代政治的选择方案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并在1945年以后取得压倒性胜利,成为当今世界政治的核心话题之一和西方所推广的文明的政治内核。
民主,在其发展中保持了强大的延续性,却又在不同阶段、不同国家中呈现出不同样貌。但不论其形式如何,民主始终是一种政府形式和政治价值。本书指出,民主是人们的一种现实选择,但本质上还是一种统治形式,它是人们为了保护自由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知识与情趣
《企业的未来:构建社会企业的创想》,(孟)・尤努斯、(美)卡尔・韦伯著,杨励轩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1月
作者之一的尤努斯致力于消灭贫穷,开创小额贷款业务和格莱珉银行。尤努斯认为,贫穷并不是穷人自己造成的,而是我们所建立的体制、设计的机构以及我们形成的观念造成的。如果重新设计这些体制,弥补其导致贫穷的缺陷,就能创造出一个没有贫穷的世界。尤努斯和他的格莱珉银行,用实际行动证明借钱给穷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有利可图。
以此出发,尤努斯进一步提出社会企业这一资本主义新维度。创建社会企业的核心动机,是利用企业模式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同时也能够实现财务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小农经济、惯性治理与中国经济的长期变迁》,赵著,格致出版社2010年11月
本书认为,中国之所以形成区别于西方的政府治理制度和模式,是因为中国拥有适合于小农经济的自然、生态和地理条件。具有中国特征的土地占有、继承制度、中央集权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依赖小农交纳的税赋、劳役作为财政支持,通过在小农当中征兵和选拔官僚来维持统治,再用儒家思想和科举考试来管理臣民,这就是科举、赋税、官僚体制、行政管理等制度建立的根源。而在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治国方略中,这一套政府治理制度最终胜出,并被日益强化和固化为“中国均衡”。
在这一套模式下,小农的利益得到保护,儒生与官府结合成为必然,而商人必须依附于官府才有出路,这导致新的思想和治理模式难以成为主流。
《地方政府竞争》,冯兴元著,译林出版社2010年10月
该书认为政府竞争的动力源自人的自利性和竞争性,并将“竞争性政府”范式应用在对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财政和政治行为的分析中,描述了“中国奇迹”出现的多元成因及地方政府竞争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对地方发展模式进行制度比较研究,还对地方保护主义做出分析。同时将“竞争性政府”范式扩展到村民自治领域,揭示村民和村级组织在面对基层政府时的自利性和竞争性。
一、规模农业会产生什么样的金融需求?
农业组织方式是农村社会经济的基础,是农村金融发展与创新的逻辑起点。以小农户为交易主体的农村金融,一般呈现出以下特点:(1)期限短,频率高,数额小,融资成本高;(2)缺乏可资抵押的抵押品,谈判成本高;(3)农户面临市场风险与自然风险的约束,风险程度高。满足这种小农户金融需求的主要方式包括:(1)提供政府的扶贫资金,发展社会保障体系;(2)创新金融机构的小额信贷产品,发展民间小额信贷等民间金融组织;(3)发展农业政策性保险,进一步开发农业政策性金融产品。因此,近些年来,我国农村金融为了实现农户的融资需求与供给方式的相互匹配,在金融机构、利率机制、进入壁垒等方面进行了边际调整。农村金融的改革与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提高了农村金融市场的效率。
但是,农村金融体系的调整与改革也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1)随着农村金融准入门槛降低,农村金融机构在地方政府推动下迅速增加,但是,农户与农村企业的融资条件并没有获得更大程度的改善;(2)大量新型金融机构涌入农村金融市场并采取超高利率策略,导致了没法满足收益率要求的“三农”投资,无助于增加“三农”信贷供给,并使整个市场中高风险投资者聚集,增大了金融机构的破产概率;(3)作为“边际增量”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只是简单地增加了资金的投放,并没有为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农村金融市场需求的、能够实现长期自我可持续发展的金融新机制(陈雨露,马勇,2010)。那么,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瓶颈是什么?为什么近十年来,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国金融改革的逻辑没有遵循需求导向型改革,而是走了一条将城市金融体系向农村延伸的道路(刘祚祥,2012)。因此,对农户而言,新型金融组织并不是内生的,而是嵌入的。新兴的农村金融组织难以实现改革的初衷也就包含在其改革的逻辑中了。
规模农业需要什么样的金融需求?与小农户为基础的传统农业相比,规模农业,即使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家庭农场,其金融需求也将发生很大的改变。首先,从事规模农业的经济组织,对金融的依赖程度将比小农户更高。规模农业需要通过土地流转市场获得土地,需要种子、化肥、农药等一系列生产资料的投资,需要雇佣劳动力,需要将耕地、播种、收割等环节的工作外包给专业化服务企业,所有这些经济交易行为,都需要货币的媒介,需要资金的支持。由此可见,随着规模农业发展起来的农业专业化分工,扩大了市场边界,内生出更大的金融需求。其次,规模农业需要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资。无论是农业机械化、农业信息化还是设施农业,都需要增加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尽管农业基础设施属于公共产品,政府投资占了主要部分,其资金来源于各级政府的财政以及农业发展银行的贷款,但农业经济组织依然需要进行部分投入,而且投入的资金量还比较大,其自我储蓄、自我积累的资金往往不能满足资金的需求,因而,产生了融资需求。再次,规模农业需要更为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规模农业是建立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经济组织方式,自然就不再具有小农经济的那种通过兼业化经营而形成的自我风险分担机制,而目前的农业政策性保险不但面窄量少,而且效率低下,因而,规模农业产生了农业风险分担的市场需求。最后,规模农业需要提高农业生产组织的创新能力。农业生产组织是农民企业家理性选择的结果,提高其创新能力需要降低农民企业家行为的成本,其创新行为需要金融的支持,特别是低成本的融资机制,对于诱发农民的企业家行为尤为重要。因而,激发农民的创新能力产生了资金需求。
二、规模农业会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供给?
发展规模农业不仅仅是土地的规模化经营,而且也是农业产业链的进一步分工与专业化发展。其产业的分工与专业化演变过程中,低成本的融资机制起到了支持与加速的作用。那么,规模农业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供给,如何才能够实现这方面的供给呢?目前支持我国农业的金融体系包括了以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农商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以及村镇银行等为内容的银行体系,以政策性农业保险为主的保险体系,以民间借贷为主要内容的非正规金融体系。但是,随着规模农业的发展,现有的金融供给模式将难以适应规模农业的金融需求。
首先,规模农业是现代农业的基础,需要现代设备予以装备,现有涉农金融的合约与规模农业的金融需求难以匹配。农信社(或农商行)的涉农合约,绝大部分是根据种植业或养殖业产品的生命周期而设计的,故一般贷款年限为一年,而且合约展期都有比较严格的限制。随着规模农业所需的专用性资产投资数量增加,已有的金融合约期限与农民对资金使用的期限已经难以匹配,因此商业银行应该根据规模农业的资金需求特点来设计其合约期限。此外,农村信用社的小额贷款越来越难以满足农户规模经营日益增加的资金需求量,以满足其对大额资产的投资需求,例如土地流转资金、机械购买资金、技术改造资金等等。其次,在传统的金融体系中,中小农业企业经营者的资产不能成为抵押产品,从而导致农户及其他中小农业经营者难以获得金融体系所提供的服务。农民通过长期的积累,创造了许多的财富,但这些财富却入不了现代金融体系的法眼,不能成为获取金融服务的筹码。农民如果希望在现有的金融体系中获得金融服务,就必须提供能够满足其金融服务条件的可资抵押的资产,因为抵押担保是联接贷款需求与供给的桥梁与纽带。如何使不能抵押的资产具有抵押功能,是一个赋权过程,也是一个金融创新过程。目前,对于规模农业经营者而言,所经营的土地是最重要的资产,如何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性质、不改变土地用途和不损害农民利益的前提下,将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承包权作为抵押向金融机构贷款,已基本不存在法律障碍,目前的关键是金融机构的技术及其金融创新能力。在实践中,部分地区的农民通过土地承包权、自建住房以及林权抵押已经获得了金融机构的贷款,并以此作为扩大规模生产的资金来源。第三,降低农民获取金融服务的成本,应该充分应用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功能。尽管农村商业银行以其他金融机构在农村区域进行物理网点的布局,但是,在交通网络已经十分发达、城乡一体化程度日益提高的时代,农村金融发展所面临的最大瓶颈,已经不是网点布局等金融资源的配臵不合理,而是正规金融体系的服务能力问题。以商业银行代表的金融体系,鉴于运营成本过高、利润过低等原因,对农户、农业小微企业、农业服务公司等农业经济主体的金融需求不屑一顾,从而导致这些客户希望通过传统金融机构或其贷款等金融资源的努力经常无功而返。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普惠金融将不再是一种金融关怀,而能够成为一种金融模式。例如P2P信贷平台,借助于互联网技术能够规避传统金融体系在提供金融服务过程中的高成本,降低交易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互联网金融凭借其自身的信息优势,吸引客户自主注册成为会员,由客户自主决策借贷交易,P2P信贷平台本身不参与资金借贷的链中,从而使之成为银行体系、证券交易体系之外的第三种金融模式(谢平,邹传伟,2012)。规模农业是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以及城镇化的基础,与互联网金融能够贡享网络的信息基因,互联网金融与规模农业能够形成内在的互动机制。
三、为什么农业产业基金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关键?
随着城乡经济二元发展趋势日益收敛,城乡一体化融合进程加速,农村金融将逐步演化为农业金融。在土地流转成本日益下降,规模农业经营业已成为农业主要组织形式的条件下,农业效益的提高将取决于农民的企业家创新行为。如何将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低成本的金融资本、及时的市场信息配臵到农业领域,是未来农业能否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迄今为止,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各种专业组织相互之间是分割的,有些是市场行为,有些属于政府行为,还有些行为内生于农业产业链延伸的合作组织。但是,在所有这些经济组织中,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基本上没有有效的配臵渠道,以至于农业从业人员的素质在不断下降。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合约,农业产业基金能够将资金与人力资本在农业中进行优化配臵。农业产业发展基金是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为规模化农业企业提供股权融资的制度安排,在“共同投资、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基本原则上,各交易主体通过讨价还价之后所达成的金融合约。从合约的内容来看,农业产业发展基金运用现代信托关系机制,通过发行基金券的方式集中分散的资金,并以股权形式直接投资于农业,支持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促进农业企业的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和商品化经营,从而给投资者以回报。
论文关键词: 中国;西方;婚俗
论文摘要: 婚姻是人类社会中两性结合的基本制度和形式。中西方传统文明类型的不同,折射在婚姻生活中,造成了二者之间在婚礼习俗方面的差异:中国的传统婚礼习俗主要采用“六礼”,而西方的传统婚礼习俗则体现了基督教文化。本文就《喜宴》和《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两部电影中的中西主要婚礼习俗进行比较,并探究其婚礼习俗差异的原因。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容,是文化的一个直观载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在电影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婚礼不仅体现了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面貌,更从微观上展示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和伦理价值。婚姻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婚俗。几乎在每一种社会文化中都有举办婚礼的习俗。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民族的婚礼,都包含着自己的文化和民族特色。中国有特殊的婚礼习俗文化,西方英语国家的婚俗也有其特色,但它们的异同都是有其自身原因的。本文主要以电影《喜宴》和《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为例从文化角度解读电影中的中西方婚俗。
一、中方的传统婚礼习俗
著名导演李安执导的影片《喜宴》,讲述的是一对传统的中国夫妇在美国为儿子举办婚礼喜宴的故事。台湾青年高伟同在美国跟男朋友赛门同居(两人为同性恋),但却不断受到远在台湾的父母亲电话逼婚。由于成天被逼婚的电话吵得几无宁静之日,赛门和伟同只好想出和租住他们房子的大陆女画家威威协定假结婚的主意,以应付父母的逼婚。然而更意想不到的是,高家父母竟突然亲临美国为他们操办婚礼。婚礼举行了……整个故事发生的舞台虽然是美国,实际上导演为我们展现的是极其传统的中国文化,特别重视对中国婚俗事项的展现。通过影片,可以对我国多姿多彩的婚姻习俗有一个大体的了解。《喜宴》在传统婚礼习俗方面采用了“六礼”。据《仪礼婚礼》记载,婚礼仪式的“六礼”是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
1.纳采。是男家托媒人向女家提亲。“若两家条件相当,先请媒人前往女家,替男家说媒,若允诺,则用雁为礼。”纳彩以雁为礼,有其特殊意义:一是不失节,不失时。大雁随着季节的改变而南飞北还,来去定时,从不失信。故以此为象征。二是大雁在飞行过程中,老而壮者在前引导,幼而弱者尾随其后,排列成行。则嫁娶之礼要长幼有序,不可逾越。也有人认为,纳采以雁为贽,可能与以猎物为礼的古风遗俗有关,求婚时拿射来的雁送到女方家中,可显示自己的勇敢和能干。所以雁在古代婚礼中是很重要的礼物。
2.问名。男方行纳采礼后,如女方接纳,那么男方就要再派人(媒人)执雁去女家,以谦虚的口吻询问女方之名,故称之为“问名”。问名绝不是简单地向女家询问待嫁女子的姓名。问名还要取得女方的生辰八字,以供男方占卜之用。另外,媒人还要帮男方了解待嫁女子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如了解待嫁女子是嫡出还是庶出,以便男方考虑用多重的礼节来对待这门婚事。
3.纳吉。所谓“纳吉”就是“占卜纳吉利”,即现在“订婚”。经过纳采、问名之后,男方取得了女方待嫁女子的姓名和生辰八字,男方把女方的相关信息放在祖庙前占卜,如得吉兆,便派使者告之女方,表明男方已经认可此门亲事。
4.纳征。是男家在纳吉(订婚)之后,将聘礼送给女家。女家若接受男家的聘礼,则表示两家婚姻已成,不得随意更改。纳征礼物都很贵重且有讲究,或取其吉祥,或取其物的特质,以象征夫妇好合。
5.请期。俗称为“定日子”,也就是说男方请人查看黄历或进行占卜之后,得出黄道吉日。然而为了表示谦和,男家便派使者到女家征求娶亲日期。但日子最终还是由派遣者送去的为定。
6.亲迎。经过前面的五道繁琐的程序之后,便剩下最后一关“亲迎”,也即迎亲。一般是新郎骑着高头大马或乘着轿,带着花轿和迎亲队伍来到女方家亲自迎娶新娘。
至此,六礼成,为婚礼做好了准备。完整的婚俗除了“六礼”之外,还有催妆、铺房、送嫁妆、拜堂、撒帐、合卺、闹房等礼俗。其中拜堂也是传统婚礼中的一种重要仪式。新郎、新娘要拜天地,拜祖先,拜高堂(父母),客观上却宣扬了一种崇拜古人,崇拜神的思想观念。实际上,拜堂的传统意义是非常深厚的。拜堂礼俗固然繁缛,但因其符合封建社会长幼有序、大小有序的人伦道义,并带有一定的宗教礼仪的色彩,有利于稳固家庭、宗族制度,所以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倡导推行。
二、西方传统的婚礼习俗
在西方主要英语国家中,英国的历史最长,传统保留得相对比较完整。特别是英国国教下一套教堂婚俗最具有典型的特色。16世纪英王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使英格兰摆脱了罗马教的控制,并立为国教。后来成了法定宗教。著名的英国喜剧《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围绕一位帅气迷人的英国绅士查尔斯与一位美丽动人的美国女子凯丽的爱情故事展开。其中描绘了英国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婚俗文化。
英国国教婚礼大致过程分为:求偶、订婚、结婚预告、办结婚证、发请柬、举行婚礼。
1.求偶。在英国,中上层社会男女之间的恋爱无需“媒妁之言”,但在20世纪之前却要遵守“父母之命”。那时青年男女虽然在社交场合可以相会,但是未婚的年轻小姐参加交际都必须有一位年长的妇女陪同。男子向女子的求婚,必须先取得女方父母的同意,然后才能和她有进一步的交往。若取得女方父母同意后,便可自由交往。待男女的感情成熟稳定后,就可在报纸上刊登订婚启事,并告知亲友。
2.订婚。在报纸上刊登订婚启事后,一般情况下在女方家举行订婚仪式,由女方安排宴会,邀请男方父母和亲朋好友参加。此时,男方则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购买订婚戒指一枚,在亲朋好友的祝福和见证下戴在女方左手的手指上,表示从此女方归他所有。订婚时,男女双方的亲朋好友要送礼祝贺,但一般不送太贵重的礼物。
3.结婚预告。英国法律规定,如果举行婚礼的双方都属英格兰教会,事先要到各自居住地区的教学里结婚预告,在规定时间内没有人对这桩婚姻提出异议,则可以按期举行婚礼。任何想在教堂结婚的人,必须在婚礼16天前到婚姻登记处进行登记,每人交纳30英镑用来发结婚通告。通告可以是文字的,也可以是口头的。一般是由牧师连续在三个教堂礼拜仪式上宣布结婚者的名字和结婚的愿望,这也算作一种“公文”。如果结婚者中有人不符合结婚规定的,可以提出反对。结婚预告的目的是防止不符合结婚条件的人结婚和已婚的人重婚。
4.办结婚证。结婚预告期满,没有人提出异议,双方可以根据需要,在准备婚礼前向大主教提出申请颁布发特别许可证。颁布发特别许可证的做法,从1553年沿用至今。大主教审查新人中的一位是否与即将举行婚礼的教堂有长期的关系,是否接受过洗礼,(如离婚)配偶是否健在,符合所有条件者,发给结婚特别许可证。一旦申请通过,就要宣誓,确保证书所写内容属实。然后,缴纳一定的费用,在举行婚礼那天就可以获得结婚证书了。
5.发请柬。婚期定下来以后,女方的父母就要印制请柬,以他们的名义通知双方亲友。请柬一般要在婚礼举行前两三个月发出,以便被邀请者安排好其他事宜,从容地参加婚礼。在18世纪时,请柬就已经在报纸上刊登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请柬颜色与新娘婚纱颜色一致,一般为白色,上面印有金色的字和图案。既圣洁又高贵。请柬发出去后,就要开始筹备婚礼了。
6.举行婚礼。这是最隆重的仪式。在西方,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春天和夏日,但要避开五月,因为西方人出于古老的迷信:五月结婚,后悔一生。英国国教婚礼都是在教堂里举行的。在仪式上,新郎穿着礼服,由男宾陪同,站在圣坛前等候,新娘则身穿白色婚纱、头披白纱,伴随着《婚礼进行曲》的乐声,挽着她父亲的手臂,由女宾(伴娘)引导徐徐走向圣坛,后面有侍童殿后。新娘来到圣坛的前面,新郎站在她的右边,男宾则站在新郎右边稍后的地方,新娘的左边是她的父亲(如父亲亡故,可由哥哥、叔伯等代替)。伴娘及侍童们则站在这对新人的后面,由牧师举行仪式。仪式结束后新婚夫妇由至亲及主要宾客陪同进入祈祷堂,签署登记簿,礼毕,新娘挽着新郎的右臂,伴着《婚礼进行曲》步出教堂。此时,亲友向他们抛洒米粒或彩纸屑以示祝福,婚礼仪式结束。
影片《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以婚礼形式表现了英国的婚俗文化。通过以上对英国民间的婚礼习俗和传统的介绍,我们能够深刻了解英国婚俗的文化内涵,即基督教在英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三、中西传统婚礼习俗差异的原因
两部电影中,中西婚俗差异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是由于文明类型差异。
中国东濒大海,西面高山,形成了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中国境内有大江大河、较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耕文明。小农经济要战胜自然灾害,就得形成一个有机大整体,这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和以家族为纽带的宗族制便应运而生。中国传统社会也是一个农耕社会,劳动力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个体劳动力不能抵御重大自然灾害,所以要靠集体。为此,在婚姻上必然而然地形成那种“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的习俗。
另外,小农经济还有相对稳定性和封闭性,因此在劳动过程中男性往往成为主导地位而女性则是从属地位,这是造成男女地位不平等的原因。实际上,中国人对喜庆、热闹的崇尚也是一种小农经济意识的反映,因为在小农社会里,经常会出现天灾人祸,所以农民往往最大的愿望是过上那种喜庆安详的生活。
西方由于和中国地理环境的差异,大多是形成商业文明。在商业文明的社会里,并没有形成那种宗法制,而且个体也相对地自由,体现在婚姻上则是结婚者通常能以个人感情结合为基础,男女双方地位也相对平等,所以形成的婚姻观念和中国是截然不同的。西方市民不必像中国农民那样受到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天灾人祸的担心,纵使会出现自然灾害,往往也是向外转移。为此,西方市民考虑更多的不是生存而是发展问题,因此在婚姻上更有精力去追求纯洁无瑕、浪漫温馨的情怀。
[参考文献]
[1] 庄华峰.中国社会生活史[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3.
[2] 段淑萍.中英婚俗文化及差异[J].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01).
[3] 鲍宗豪.婚俗文化:中国婚俗的轨迹[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