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研究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考古学研究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考古学研究范文第1篇
“文明”相对“野蛮”而言，“文明形成”就是对“野蛮”的扬弃。“国家”或“文明社会”是历史前进的结果，因为“国家”作为社会机器，维持、促进了社会发展和进步，扼制了“野蛮”对社会发展的破坏。目前学术界对“国家”或“文明社会”的标志一般归纳为城市、文字、青铜器、礼器、王陵等等。对这个标志的个案分析和综合研究，是探讨文明形成的基本方法。鉴于文明起源与形成时代没有历史文献留传下来，这项研究所需资料只能依靠考古学解决。考古学对上述文明形成诸多标志的基础资料界定、取得、分析、归纳、演绎等研究方法不一，难易程度不同，成果的科学性各异。
“文字”对于“国家”而言是个重要的“工具”，但“文字”的出现和发展，以及作为“国家”的工具，并不是同步的。当前关于“符号”与“文字”的界定还并不统一，“符号”成为“文字”的质变点也无法确定，因而在探讨“文明社会”形成时，“文字”这种标志很难操作。从古文字学和历史学角度分析，从符号变为文字和从“野蛮”变为“文明”，它们不可能在同一“时空”临界点发生“突变”、“质变”的。它们的“质变”点有时间差。
“青铜器”是生产技术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科技进步的反映，青铜器的出现在人类生产活动中发挥了多大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总体上来看，至少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作为兵器的军事作用和作为祭祀、礼制用器的“精神”作用，超过其在社会经济领域的作用。在研究社会剩余生产品时不可将其作用估计过高。
现在谈论较多的礼器，实际上它们是“阳间”生活中“折射”。礼器是祭祀用品之一部分。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文明社会”有关系。文明社会中必然有“礼器”，但祭祀用品的“礼器”不必非是“文明社会”的产物，祭祀用品的产生要早于国家出现。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非礼器”之界定，目前还没有寻找到科学的标准，这也要等待学科的发展，假以时日。至于祭祀器物多少，其所反映的社会分层，它们在“国家”形成问题上的意义是有限的。作为人类社会“活化石”的民族学研究成果已向人们揭示，“国家”和“文明社会”的社会组织是以阶级和社会分层为基础的，但不是有了社会分层，就必然出现“国家”。关于“王陵”的认定，从考古学一般理论上讲，“王陵”附属于“王”之都城，“王陵”应属“都城”一部分，没有或没找到相应“都城”的“王陵”，在确定这类墓葬墓主身份时尤应慎重。当然，“王陵”是“王”的阴间归宿，“王”是“国家”的“化身”。有“王陵”自然有“王国”。问题是目前“王陵”的界定，有一定的操作难度。墓之“王气”是重要的研究线索，但当务之急是要探讨“王陵”的客体“标准”。
对“文明社会”考古学研究而言，“城”是最重要的标志，最易操作的学术研究切入点。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城”是政治中心，“城”的作用主要是为国家统治集团服务的，“城”的出现是与国家的形成密不可分的。因此《初学记》卷二十四引《吴越春秋》记载：古人“筑城以卫君”。“君”是“国家”的人格化，“城”则是“国家”缩影的物化。在当前中国古代文明考古学研究中，各地十分重视早期城址（主要指龙山时代城址）的考古调查、勘探，这个方向是正确的。现在各地发现了一大批早期城址，这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研究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勿庸讳言，这些城址是否属于文明形成时期的“国家”政治中心，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
目前，关于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重要标志的“城”，也存在着科学界定的问题。这是研究古代文明形成的基础工作。这里我讲“城”不讲“城市”，就是区别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城市”。后者有重要的商业功能，因此城中有相当数量的“市民”；而前者主要是作为政治中心，“城”中不需要多少“民众”，这种“城”实际是一部“国家机器”。当前在有关“城”的考古学研究中，更应注意区别“城”、“城堡”和“村寨”。它们都在其周围筑有“墙”，这种墙的作法可能相近，有的甚或规模也相仿，但其作用不同。“城”之“墙”是“卫君”的，即保护国家集团的；“城堡”之墙是用于军事防御的，它们可以是“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以作为“野蛮社会”军事据点；“村寨”之墙是为其居民安全而修筑的，而“野蛮社会”与“文明社会”都有“村寨”存在。因此，我们不能以城墙作为“城”的唯一或主要标志。如何区分“城”、“城堡”和“村寨”，也不能仅据其占地面积大小、墙垣规模等，更重要的应剖析其空间范围的内容。“城”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统治集团的政治中枢，主要应是城中“国家机器”物化载体——宫庙建筑。“城堡”之内主要为军事设施。“村寨”里面主要是居民住宅和“公共建筑”。“城”、“城堡”和“村寨”之中的不同建筑，反映出其不同使用功能，说明各自的社会作用。因此，对有墙垣围绕的大面积建筑遗址，究明其内涵十分必要。这些恰恰是我们目前考古工作中应该更多予以关注的。古代文明形成之初出现的城之宫庙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们还不清楚，但可以通过对已知资料的了解、已知规律的研究去探索未知。如对目前尚存的明清时代的宫殿、宫庙我们可以考察。对唐宋、秦汉时代的宫庙遗址，通过考古发掘、结合历史文献记载，也可了解其基本面貌。由此向前追溯，已经考古发掘的商周宫庙遗址，夏代偃题二里头遗址的第一、二号宫殿建筑遗址，又为我们认识更早以前的“文明社会”城址中的宫庙遗址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参照物”。
关于“宫”和“庙”的界定要有严格的学术标准。我认为中国早期城址中的主要庙是“宗庙”，而不是“神庙”。中国古代文明与地中海周围的埃及、两河流域和希腊、罗马古代文明重要的区别是，前者以“宗庙”为主体。后者以“神庙”为主体。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前者社会以农业为主要产业，以血缘政治为主；后者商、工、农多种产业并存，以地缘政治为主。因此在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社会形成之初的城中之庙时，对此应给以加倍重视。
中国“文明形成”时期的宫殿与史前时期的“公共建筑”有着本质不同。从布局形制上说，前者是封闭的，后者是开放的；从结构上看，前者是强调等级、突出个人的；后者是面向“大众”的。如时代较早的偃师商城的宫殿遗址，其周围筑有“宫城”，每座宫殿或几座宫殿还要有单独的围墙；属于夏代的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一、第二号宫殿遗址各自围筑有单独的院墙。
”与宫庙殿堂建筑不能杂处。文明形成时期的“城”是“卫君”之地，也是统治者行使权力的地方。这种“消费”性“城”需要有为其服务的民众，但“民众”应安排在“城”附近的“郭”中，即所谓“郭以居民”。这种“郭”可以理解为象偃师商城之“大城”，也可以理解为“城”旁之“居民区”。我们注意到，龙山时代晚期也发现了一些内外双重城垣的城址。它们是否为“卫君”之"城”和“居民”之“郭”，还要通过进一步考古工作去研究。总之，我们在研究文明形成时期的“城”时，还要注意与之相关的“郭”或其附近的“居民区”遗址。它们二者是“分居”的。
考古学研究范文第2篇
考古学专业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人文学科。考古学根据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实物，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科学。这些实物资料包括各种遗迹和遗物，多埋藏在地下。通过发掘、鉴定、分类等复杂的工作，这些实物资料才能得以系统、完整地收集起来。因此，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田野调查和发掘。考古学专业培养具备考古学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有进一步培养潜能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和能在考古、文物、博物馆等事业单位及国家机关从事研究、教学、管理等实际工作的考古学高级专门人才。
招收考古学研究生的大学有：北京大学、吉林大学、西北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 厦门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师范大学 。
（来源：文章屋网 ）
考古学研究范文第3篇
关键词:浅谈 中国古代考古研究思考
中图分类号： C93 文献标识码： A
“文明”相对“野蛮”而言，“文明形成”就是对“野蛮”的扬弃。“国家”或“文明社会”是历史前进的结果，因为“国家”作为社会机器，维持、促进了社会发展和进步，扼制了“野蛮”对社会发展的破坏。目前学术界对“国家”或“文明社会”的标志一般归纳为城市、文字、青铜器、礼器、王陵等等。对这个标志的个案分析和综合研究，是探讨文明形成的基本方法。鉴于文明起源与形成时代没有历史文献留传下来，这项研究所需资料只能依靠考古学解决。考古学对上述文明形成诸多标志的基础资料界定、取得、分析、归纳、演绎等研究方法不一，难易程度不同，成果的科学性各异。
“文字”对于“国家”而言是个重要的“工具”，但“文字”的出现和发展，以及作为“国家”的工具，并不是同步的。当前关于“符号”与“文字”的界定还并不统一，“符号”成为“文字”的质变点也无法确定，因而在探讨“文明社会”形成时，“文字”这种标志很难操作。从古文字学和历史学角度分析，从符号变为文字和从“野蛮”变为“文明”，它们不可能在同一“时空”临界点发生“突变”、“质变”的。它们的“质变”点有时间差。
“青铜器”是生产技术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科技进步的反映，青铜器的出现在人类生产活动中发挥了多大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总体上来看，至少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作为兵器的军事作用和作为祭祀、礼制用器的“精神”作用，超过其在社会经济领域的作用。在研究社会剩余生产品时不可将其作用估计过高。
现在谈论较多的礼器，实际上它们是“阳间”生活中“折射”。礼器是祭祀用品之一部分。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文明社会”有关系。文明社会中必然有“礼器”，但祭祀用品的“礼器”不必非是“文明社会”的产物，祭祀用品的产生要早于国家出现。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非礼器”之界定，目前还没有寻找到科学的标准，这也要等待学科的发展，假以时日。至于祭祀器物多少，其所反映的社会分层，它们在“国家”形成问题上的意义是有限的。作为人类社会“活化石”的民族学研究成果已向人们揭示，“国家”和“文明社会”的社会组织是以阶级和社会分层为基础的，但不是有了社会分层，就必然出现“国家”。关于“王陵”的认定，从考古学一般理论上讲，“王陵”附属于“王”之都城，“王陵”应属“都城”一部分，没有或没找到相应“都城”的“王陵”，在确定这类墓葬墓主身份时尤应慎重。当然，“王陵”是“王”的阴间归宿，“王”是“国家”的“化身”。有“王陵”自然有“王国”。问题是目前“王陵”的界定，有一定的操作难度。墓之“王气”是重要的研究线索，但当务之急是要探讨“王陵”的客体“标准”。
对“文明社会”考古学研究而言，“城”是最重要的标志，最易操作的学术研究切入点。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城”是政治中心，“城”的作用主要是为国家统治集团服务的，“城”的出现是与国家的形成密不可分的。因此《初学记》卷二十四引《吴越春秋》记载：古人“筑城以卫君”。“君”是“国家”的人格化，“城”则是“国家”缩影的物化。在当前中国古代文明考古学研究中，各地十分重视早期城址（主要指龙山时代城址）的考古调查、勘探，这个方向是正确的。现在各地发现了一大批早期城址，这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研究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勿庸讳言，这些城址是否属于文明形成时期的“国家”政治中心，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
目前，关于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重要标志的“城”，也存在着科学界定的问题。这是研究古代文明形成的基础工作。这里我讲“城”不讲“城市”，就是区别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城市”。后者有重要的商业功能，因此城中有相当数量的“市民”；而前者主要是作为政治中心，“城”中不需要多少“民众”，这种“城”实际是一部“国家机器”。当前在有关“城”的考古学研究中，更应注意区别“城”、“城堡”和“村寨”。它们都在其周围筑有“墙”，这种墙的作法可能相近，有的甚或规模也相仿，但其作用不同。“城”之“墙”是“卫君”的，即保护国家集团的；“城堡”之墙是用于军事防御的，它们可以是“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以作为“野蛮社会”军事据点；“村寨”之墙是为其居民安全而修筑的，而“野蛮社会”与“文明社会”都有“村寨”存在。因此，我们不能以城墙作为“城”的唯一或主要标志。如何区分“城”、“城堡”和“村寨”，也不能仅据其占地面积大小、墙垣规模等，更重要的应剖析其空间范围的内容。“城”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统治集团的政治中枢，主要应是城中“国家机器”物化载体――宫庙建筑。“城堡”之内主要为军事设施。“村寨”里面主要是居民住宅和“公共建筑”。“城”、“城堡”和“村寨”之中的不同建筑，反映出其不同使用功能，说明各自的社会作用。因此，对有墙垣围绕的大面积建筑遗址，究明其内涵十分必要。这些恰恰是我们目前考古工作中应该更多予以关注的。
古代文明形成之初出现的城之宫庙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们还不清楚，但可以通过对已知资料的了解、已知规律的研究去探索未知。如对目前尚存的明清时代的宫殿、宫庙我们可以考察。对唐宋、秦汉时代的宫庙遗址，通过考古发掘、结合历史文献记载，也可了解其基本面貌。由此向前追溯，已经考古发掘的商周宫庙遗址，夏代偃题二里头遗址的第一、二号宫殿建筑遗址，又为我们认识更早以前的“文明社会”城址中的宫庙遗址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参照物”。
关于“宫”和“庙”的界定要有严格的学术标准。我认为中国早期城址中的主要庙是“宗庙”，而不是“神庙”。中国古代文明与地中海周围的埃及、两河流域和希腊、罗马古代文明重要的区别是，前者以“宗庙”为主体。后者以“神庙”为主体。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前者社会以农业为主要产业，以血缘政治为主；后者商、工、农多种产业并存，以地缘政治为主。因此在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社会形成之初的城中之庙时，对此应给以加倍重视。
中国“文明形成”时期的宫殿与史前时期的“公共建筑”有着本质不同。从布局形制上说，前者是封闭的，后者是开放的；从结构上看，前者是强调等级、突出个人的；后者是面向“大众”的。如时代较早的偃师商城的宫殿遗址，其周围筑有“宫城”，每座宫殿或几座宫殿还要有单独的围墙；属于夏代的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一、第二号宫殿遗址各自围筑有单独的院墙。
考古学研究范文第4篇
太原现今所发掘的四座壁画墓均用青砖砌筑而成，墓室形制规整对称，均为正南北方向，以墓道至墓室为中轴线布置两边建筑，形成南北贯通东西对称格局。根据墓葬的规模又可分两类：一类为大型墓，一类为小型墓。属于大型墓的有库狄迴洛墓、娄睿墓、徐显秀墓，均有长斜坡墓道，墓室面积20-40平方米之间，墓主人均为北齐的高级官员。金胜村壁画墓为小型墓，墓主人可能是下级官吏或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百姓。
大型墓墓主人身份相似，但墓葬结构与邺城墓葬略有不同，如：“甬道口上方不见砖砌高大城门墙的做法；在墓道设天井或仿木构的砖砌门楼、墓室四角砖砌角柱等不见于邺城，”这些差别体现出太原地区在葬制方面保留的一些地方特色，如：“砖砌角柱的做法见于本地西晋墓；”“天井的做法也是本地晋墓和北魏墓形制的延续。”
壁画内容、布局和渊源
这四座墓中壁画的主题基本都是为了表现墓主人生前生活及死后的极乐世界，所绘内容及其布局具有一致性和地方特征，并与墓室形制、随葬品等相互呼应，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墓中的壁画的主要内容涉及人间、仙界、宇宙。人间主要是表现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场景，分出行图与居家宴饮图。出行图多绘制于墓道、甬道、墓室的东西壁，基本表现为刻画出行队伍和准备出行两种主题。这些壁画中尤其以精细绘画各种出行仪仗队伍为重，以徐显秀墓中的墓道两壁所绘壁画为代表。而太原娄睿墓墓中所绘的驼马出行图，则是另一景象。对于准备出行的图饰表现则多表现为出行图的延续，如徐显秀墓墓室东西壁与墓道壁画。居家宴饮图主要表现墓主人日常生活中宴享与燕乐两个主题。宴享图主要绘制于墓室北壁，中为墓主人，旁边陪衬以男女侍从，都面向墓主人作侍奉呼应状。身后用帏帐或屏风表现室内场景。如徐显秀墓北壁和金胜村壁画墓下层。燕乐图如娄睿墓墓室北壁下层。
仙界涵盖升仙和辟邪两类主题。升仙图多设于近墓门处墓道两壁、墓室四壁中层。如库狄迴洛墓、娄睿墓：青龙、白虎绘于墓门，引导后面的仪仗出行奔向仙境；也有仙人与四灵配合表现升仙，位于人间图像和天象图之间，如金胜村壁画墓墓室东西壁仙人御龙虎图；而徐显秀墓中则为四神兽引导仪仗队列。壁画中作为装饰图案的莲花、流云或卷草摩尼寓示佛教化生、升仙的意义，如徐显秀墓、娄睿墓均可见到。金胜村壁画墓寓意升仙的图案则为羽人、千秋万岁、人首鸟身。辟邪多设于墓道、门墙、墓门额、墓室四壁上层。如徐显秀墓有方相氏，为人身、豹头、鸟爪，四肢伸张作捉拿状的神兽；娄睿墓石门额正中的龙首和墓室东壁所绘的击鼓雷神。方相氏及各种神兽神鸟主要就是起镇墓、辟邪作用的。
空间和时间是表现宇宙类壁画内容的手法。用日月天象图来表现空间，在墓室穹隆形空间顶部写实地描绘日月星辰，为四座墓共有。用十二生辰图像来表现时间，如娄睿墓四壁上层每层绘三个动物，按顺时针方向依次排列。
随葬品组合分析
墓葬建筑、壁画和随葬品共同构筑浓缩了墓主人生前死后的环境，随葬品中除墓志和镇墓兽外，余皆为现实生活中人物、事物的陶偶像和模型明器实物。随葬品则主要有四大类组合。试以娄睿墓为代表说明。出土陶俑611件。约300件放于墓门外、甬道及墓道两侧。墓室东南部有生活用具和陶俑、陶牲畜、陶模型器；西南角和西南墙根有瓷灯、陶模型器、牲畜和武士俑等。
随葬品第一类组合为镇墓兽和甲胄武士。镇墓兽和镇墓武俑各二件。第二类组合以牛车和鞍马为中心，有甲骑具装、轻骑、骑马鼓吹俑、持盾俑、背箭俑、文吏、风帽套衣俑等。以男女侍仆和舞乐俑为主的第三类组合有：女侍俑31件。女侍跪俑3件，女仆俑1件。役夫俑3件。可能为拉马、驼的役夫，形象似西域人。驮物骑俑1件。袱马10件，驮马3件。以庖厨用具模型组合为主的第四组器物有：牛、猪、卧羊、卧狗、鸡、仓、磨、灶、井、厕等。随葬品组合既有京都地区的特征，又具有鲜明的本地风貌。在着装方面，与京都地区较多的汉魏衣冠俑相比，太原地区的佣多束腰圆领长袍、靴子，腰佩刀剑，显得胡意浓浓。骑马佣数量较其他地方为多，或许与太原地区浓郁的游牧民族文化传统有关。
墓葬文化因素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太原地区的北齐壁画墓表现了东魏北齐时期的主流墓葬文化因素：墓室形制以带斜坡墓道、甬道的弧方形单室墓为主；墓室壁画的内容与布局统一，表现手法是写实主义风格；随葬品组合与形态基本固定，与壁画内容互为照应；将墓室的形制、墓室内壁画的内容与布局、随葬品的种类及组合三个因素统一起来，则思想鲜明的墓室环境不言而喻。这些主流因素的形成与当时太原所处的地位和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晋阳作为北齐的陪都，其政治地位相当重要，从各类文献记载来看，其时许多大的政治活动都在晋阳举行；而且北齐统治者为强化统治还加强了政治制度和礼制，因此这种政治上的控制促进了墓葬制度的推行，与京都地区表现了较强的一致性。
从墓葬建筑形制看，太原北齐壁画墓在接受京都地区影响的同时也体现了自己的特色：如太原金胜村墓墓室四隅砌有角柱，娄睿墓甬道分前后两段并设置天井等。太原北齐壁画墓的内容与布局体现出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在众多的题材中，北齐壁画墓以墓室建筑为依托的出行、家居图表现人间生活，表达墓室主人感触最深的现实生活。其中对出行图的渲染，更是对当时游牧民族所具有的文化传统在频繁的军事生活中所体现的真实写照。从太原北齐壁画墓的现有出土的情况看，其墓道和甬道中所绘制的各类神兽及仪仗出行等内容，多为融汇了南朝墓葬的壁画装饰风格所致；加之承继汉魏传统于墓室顶部和四壁绘天象星宿、四神和墓主画像及居家宴饮等内容，总体上形成了风格独特、内容丰富、绘制精巧、布局严整的一套富有时代风格的壁画体系。
北齐壁画墓由于时代特征，与当时所建之石窟寺在建筑装饰细节上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库狄迴洛墓（562年）的墓门上浮雕莲花形的门簪三枚；”“北齐娄睿墓（570年）的门楣横列五朵束枝莲花,衬以六出绿叶；”“新发现的北齐徐显秀墓的石门门簪也装饰有五朵高浮雕莲花。”这些文化因素在大致同时的云冈石窟第9、10窟中均可见到。壁画人物、陶俑的造型等可能受到了南朝画风的影响，如“太原娄睿墓的鞍马人物形象可能是南朝张僧繇画风相似的北齐杨派作品”。随葬品中亦表现出了来自西方的强烈文化气息，如西方金银制品和胡人俑的增多，“徐显秀墓壁画中中亚风格的菩萨联珠纹等因素可能与北齐时中西文化交流的增多和北齐的胡化趋势相关”。
考古学研究范文第5篇
关键词： 中学古典诗词教学 重要性 难点 教学方法
当前，古典诗词教学受到高考命题的影响十分明显，因而在教学过程中存在较强的功利性。单就从好的方面而言，高考古典诗词命题的出现、探索发展和不断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工作者对高中古典诗词教学的反思，有助于推进高中古典诗词教学的发展。但与此同时，高考作为一种考试，命题者带有一种浓郁的权威者的色彩，自身带有的导向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高考古典诗词命题及评分，所有教师在平时古典诗词的教学和考试中都必须服从命题者的思想，这无形中禁锢了对诗词内涵的开放性思考，并制约了高中古典诗词教学的发展。
诚然，高考对当前的中学古诗词教学的影响有利有弊，但是究其客观原因，我们不应该把所有目前古典诗词教学方面存在的问题完全归咎于高考的存在。恰恰相反，笔者认为，在一定意义上，依托于高考背景下的古典诗词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情感感悟、文本判读和文本拓展能力，即所谓的“美人之光，可以养目；智者之师，可以养心”，由此带来古典诗词的鉴赏能力和综合素质水平的提高。
一、诗词教学的重要性
诗词教学自古以来就受到极高的重视。春秋时期，孔子把《诗》作为儒家传道授业解惑的重要教材。《论语·阳货》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孔子对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可使人兴起感发；“观”，可观察风俗民情；“群”，可使人际关系和谐；“怨”，可调和人的情感，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兴、观、群、怨概括了诗歌的主要作用。重视诗教及其繁盛的古诗词成就，是我国优良的教育、文化传统，它使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熠熠生辉，体现了民族的精神风貌和聪明睿智与创造力。中学语文教学重视并加强古代诗词的教学，对弘扬民族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91年，国家教委考试中心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说明》就做出了详细的规定，虽然历经二十余年，全国各地高考的考试模式在不断做出新的探索和尝试，但是对考试命题的指导方向是始终没有改变的。在古典诗词鉴赏方面，《考试说明》对考生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要求，就是要求考生“能够对诗词的形象、语言、表达技巧、思想内涵和作者的观点态度等内容作出鉴赏和评价”。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理解古典诗词中字词的含义；其二，鉴赏古典诗词的形象、语言和表达技巧；其三，评价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观点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尚书·虞书》有言：“诗言志，歌咏言。”朱自清在《诗言志辩》中说：“古人之言包含无尽。后人读之，随其性情浅深高下，各有会心。如好《晨风》而慈父感悟，将《鹿鸣》而兄弟同食，其为得之。董子曰：‘诗无达怙’，此物之质也。”简而言之，古典诗词都存在“诗言志”这样一种特性。
综上，纵观中学历史教材，中学加强古典诗词教学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一）古诗词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
前人将自己对亲情、友情、爱情、爱国情浓缩在精炼的诗词文字当中，体现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抒发百折不挠的民族气概，或如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或如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或如龚自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或如秋瑾“一腔热血勤珍重，死去犹能化碧涛”。
（二）古诗词教学有利于学生感知生活和陶冶情操。
诗词中蕴藏积极乐观的处事心态，珍爱生活的思想，朋友之间深厚真挚的友谊，恋人之间真挚笃厚的爱情，游子对亲人和家乡的思念。或如《诗经·关雎》中所吟唱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或如李白“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或如杜甫“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或如李清照“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三）中学古诗词教学有助于加强语言熏陶。
中国古典诗词当中有着丰富的内涵及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教师引导学生朗读和学量的古诗词，不但能够积累大量的语言词汇，而且可以通过这样一个过程，逐步促使学生体会诗中意境，使自己得到熏陶。古诗凝练、韵律化的语言影响了学生语言的表达习惯，学习掌握古诗词必然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感受力和理解力。
二、诗歌教学的难点
笔者通过近段时间对相关论文的研读，并结合教学中出现的现象，现将古典诗词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难点归纳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披文——“言”了什么。
刘勰的《文心雕龙·知音》提到“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意思就是作者只有当感情奔腾涌动时，才能文思如泉，运用文字形成作品；读者只有认真阅读、仔细分析作品，才能与作者产生共鸣，为作品的情所打动。“披文”对于了解古典诗词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教师应该注意以诗题、诗句、小序、注释为切入点，把分析古典诗词的重心放在“言了什么”这个问题上。
例如天津卷中选取的宋代杨万里的《野菊》一诗，设问：“政缘在野有幽色，肯为无人减妙香”一句描绘了什么样的野菊形象。又如山东卷在《吴松道中二首（其二）》问到关于“晓路雨潇潇，江乡叶正飘。天寒雁声急，岁晚客程遥”描写的是怎样的景色和营造了怎样的气氛。这两例属于试图引导学生作答“描写了怎样的画面”，“刻画了怎样的形象”，如安徽卷中阅读完杨万里的《最爱东山晴后雪》后提问关于这首诗中的诗人的形象。
古典诗词画面（形象）鉴赏是不论是实际的课堂教学，还是高考古典诗词鉴赏试题考查都是作为重点。其中所谓的画面（形象）就是意象。诗人在进行诗词创作时，都是预先设定好了要表达的思想情感，再选取相关的意象进行创作，所以这种题目实际上就是一种执果索因的过程。
部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认为这一部分不是高考考试的重点，对此不甚重视。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这个部分恰恰是古典诗词鉴赏的关键，因为其具有帮助把握古典诗词的中心内涵的关键作用。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尤其应该重视这一部分，这对于学生进一步深入了解诗人及其作品的主旨大有裨益。
（二）缘景——为什么“言”。
中国古代诗人似乎有一种共性，即：登高必望远，怀古必伤今。前者遥岑远目，思接千载；后者把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诗人总是在用最简练的词语表达内心深处最丰富、最浓烈的情感，从而写出最好的诗。诗人情感的迸发更多的时候并不是直接表露的，或者说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是不便于直接流露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诗人总会借助某种意象抒发自身的情感，这种意象并不是那种抽象的，诗人总是会挑选出最常见的具体物象，将自己的思想活动寄托在这些物象上，抒感，这就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
笔者结合授业恩师李雁南的实际教学经验，现将此古典诗词中常见的一些具体的物象和情感，以清晰直观的表格形式总结如下，给其他中学语文教师在古典诗词教学过程中提供一定的参考。表格如下：
阅读古典诗词，了解作者为什么“言”，不仅是学习知识，了解古典诗词的作者和内涵，更重要的是可以借助这样的条件实现和作者心灵的对话与碰撞。高中阶段是一个学生人生发展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在学习过程中，教师在进行古典诗词鉴赏教育时，要注重学生能够明确志向，完善品德修养。这一阶段的学生多处于青春叛逆时期，也是独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形成的关键阶段，教师需要通过正确的渠道对学生作引导和教育。朱光潜先生在《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中谈道：“读诗的功用不仅在消愁解闷，不仅是替有闲阶级添一件奢侈品，还在于它使人到处都可以感觉到人生世相新鲜有趣，到处可以吸收维持生命和推展生命的活力。”
一首传承千百年的古典诗词是先人留存下的最好的精神食粮，这其中蕴含着一份最真挚、最浓厚的情感，承载着诗人最高尚、最坚贞的人格。任何时候应付课堂教学和考试都不应该是唯一的目的，这一阶段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利用诗词向学生传达立志、养德、修身的品质才是中学诗词鉴赏教学的最终归宿。
（三）入情——怎么“言”的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如果“缘景”是为了通过古典诗词鉴赏来塑造学生高尚人格，那么“入情”这一阶段更主要的就是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和内在素养。学生需要回答两个问题：其一，诗人是怎样写景的（用了什么手法，哪个词句好，怎样的结构层次）；其二，诗人是怎样表达感情的（抒情方式，艺术手法，修辞手法等）。
一首诗词，为了以最少的字表达最丰富的内容，会采用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教师在古典诗词鉴赏教学过程中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鉴赏古典诗词，领会其中蕴藏的魅力，并最终达到学以致用，就必须明确古典诗词的艺术表现手法。
笔者将这一部分在古典诗词鉴赏上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艺术表现手法，以及使用的好处以表格的形式罗列出来，希望能便于理解。
在阅读古典诗词时，除了上表中列举的艺术手法之外，学生能够准确了解运用修辞手法，这同样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古典诗词中出现的修辞手法与现代汉语中的大体相似，包括比喻、比拟、夸张、排比、互文、设问、反问、想象、对偶等。诗词中出现比喻可以使诗词文字更加生动形象，具体可感；运用比拟可以表现出诗人的好恶；夸张的使用可以突出事物的特征，吸引读者；互文显得语言细腻含蓄，具有对称美；利用双关，语意含蓄，耐人寻味；反问可加强语气语调，反问可引起读者注意……
很多古典诗词中存在在现代汉语学习中不常见的修辞手法，比如用典、列锦。这种现代汉语不常见的修辞手法，并不代表在现代的语言使用和日常生活中已经失去的意义，相反更加应该注重这类修辞手法。下面以用典为例，笔者谈谈看法。
用典是用前人的品格、事迹、理想来影射自己的手法。例如我们在读辛弃疾的《京口北固亭·怀古》时：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辛弃疾信手拈来与孙权、刘裕、刘义隆、廉颇有关的四个典故，准确生动地表达辛弃疾一心希望南宋政府能够重用他，带领军队收复金人侵占的土地，回归故乡的豪情壮志。这让每一位读者感慨词人熟知历史典故的同时，更能为词人的爱国情感深深感染。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诗词由于篇幅短小、字数的限制，用典可以传达出诗人更多的情感，同时也可以折射出更多的文化内涵。当前，多数学生对古典诗词背后的文化很感兴趣，希望通过了解诗人的时代背景和生平履历，对诗词进行深入的理解，然而，教师在讲课中却忽略不讲或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三、诗歌教学的方法
在古典诗词教学中，部分高中语文教师因循守旧，凡事以教学参考书为准，刻板地按照预先的教学设计上课，让学生感受不到古典诗词之美，学生根本无法真正参与到古典诗词的学习中。
教师要积极为学生搭建学习古典诗词鉴赏的平台，在促进学生完成高中学业的同时，还应该让学生更喜欢中国的古典诗词，更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笔者进行这种诗词鉴赏教学模式探索的根本目的是将学生的发展放在首位，促进学生积极思维，解决实际教学问题，更好地完成教学目标。
要想在高考背景下，中学古典诗词教学取得较大的突破，笔者从教师和学生两个方面谈谈想法。
（一）了解学生，协调方法，教学能力。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根据高中学生的身心发展阶段和状态，通过实际教学和与学生交流等手段，深入揣摩学生的知识和能力水平，并根据这一现状采用恰当的教学方式和手段。在古典诗词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注重挖掘古典诗词中蕴藏的中国古典文化，传递诗词背后的文化。在课堂上，教师讲述通俗易懂的故事，这一种方式比传统的说教更有利于引起学生的兴趣，也有利于学生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诗词。教师需要不断培养和提高自身文化素养，不被人云亦云的文本解读束缚，而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适当融入自己的观点和理解，在传递知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学会思考，从而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
（二）创设情境，组织互动，推进自主学习
在中学古典诗词教学过程中要注重活化内容，比如将抽象的文字通过实物演示、图片展示、情景再现、表演模仿等途径进行多样化的展示，改变以往单纯死记硬背的模式，错误的把知识孤立的行为。机械重复对于学生而言，会产生烦躁情绪，导致学习效果削弱，更无法掌握古典诗词的丰富内涵。教师就应当注意发挥学生学习的自主性，积极为学生创设学习古典诗词的情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采用分组的形式开展探究性自主学习，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体，从而创造轻松、活泼的教学氛围，促进教学目标的实现。
学生在具有共性的同时也具有个性。教师在实际教学中要兼顾适应不同学生思维能力的需要，做到统筹兼顾，与时俱进，帮助学生搭建知识结构，发挥学生理性思考能力，促进每一位学生成长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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