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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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范文第1篇
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因而给人们一种误解，似乎它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其实，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具有不同的质的规定性。如果把市场经济一般和产生过程进行抽象，它们的区别就会显示出来。
所谓市场经济，简言之，就是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市场为枢纽建立起社会经济调节机制钓商品经济。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经济机体，要对它作全面概括是困难的，但可以从一些主要方面认识它一般的质的规定。
首先，调节包括生产要素在内的社会资源的分配是市场经济的主要内容。_调节的对象是全方位的:既包括资金，也包括物资，既包括物化劳动，也包括活劳动，既包括产品加工，也包括科技、管理和土地，既包括生产，也包括流通，而且还包括各个经济单位、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个产业经营活动等等在内的各个方面。通过对所有这些方面的调节，实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使整个社会经济顺利运行。
其次，社会总商品的实现是市场经济的中心问题。商品经济的运行离不开交换，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必须通过社会产品的实现才算最终完成，才能保证社会总商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并在再生产中显示其效益。所谓社会商品的实现，就是社会商品的名个部份从哪里出售，使消耗的价值得到补偿，从哪里买进商品，使消耗的物质资料得到替换。所以，交换是调节社会资源配置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完善流通体制，搞活交换环节，对建立和实现市场经济的调节机制至关重要。
再次，价值规律的要求是建立和实现市场调节机制的根本依据。市场经济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理所当然的是它的基本规律，必然要对市场进行调节。实际上，建立市场调节机制就是生产力发展到机器大工业阶段的价值规律的要求。只有按照价值规律要求建立和完善市场调节机制，才能真正达到社会资源合理配置，保证社会总商品再生产顺利实现的目的。
第四，价格是进行市场调节的基本杠杆。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是价值规律的作用形式。通过价格以价值为轴心的不断背离运动，能够较准确地把价值规律的要求传递到各个利益主体，从而驱动资源的不断流动，使市场对社会资源配置的调节得到实现，并逐步趋于合理。由于进入市场的商品种类十分繁杂，各种商品价格的形成条件互不相同，作为调节杠杆的价格就不能是某一种商品的价格，也不总体价格，而是形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价格体系中所有各种商品的价格。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是市场经济本身的要求，它直接关系能否建立起合理的市场调节机制。
第五，竞争是实现市场调节机制的普遍形式。竞争是商品经济的终生伴侣。在市场经济中，竞争具有其它任何东西不能代替的功能。正是参与市场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造成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把价值规律的要求传递到各个利益主体，才使价格成为调节经济的杠杆。最后，平等是市场经济的一般社会性质。平等是商品经济的本质特征，当然也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换必须坚持以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这是一种平等原则，体现着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这一平等原则是价值规律的要求，贯串于市场经济的一切领域，制约着参与市场的所有利益主体的活动，而不管这些主体属于哪一种所有制。正是这个平等原则，能够造就出平等的竞争环境，激励着各利益主体、’从而社会经济的发展。
市场经济的建立是经历了一段漫长过程的。在商品经济产生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由于生产力低下，商品生产规模狭小，商品量不大，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者之间的经济联系不紧密，处于自由发展状态，市场主要是实现商品和反馈信息的场所，不存在对经济进行社会调节的要求，没有市场经济。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特别是手工业小生产过渡到机器大生产，各个经济单位的联系日广泛和密切，单个劳动越来越成为社会总劳动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份，一个经济单位劳动产品的实现与否，都会影响到其它经济单位的经营状况，客观上产生了对社会经挤建立调节机制的要求。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只有通过市场进行调节，同时，市场在不断发育中也逐步形成了相应的调节功能。于是，市场经济在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时产生了。商品经济也就进入了一个有社会调节的新阶段。
从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和产生过程中可以看到，它不属于社会经济制度的问题。它与资本主义经济分属于不同的范畴系列，具有不同的质的规定性。它们之间既不是谁决定谁的关系，也不是谁依附谁的关系，更不是等同关系。正像武器可以被人用于侵略也可用于防御一样，只要具备一定条件，市场经济同样可以用于发展资本主义也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长期以来，有些人习惯于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等同起来或把它当作资本主义的产物，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几乎同时产生，市场经济的运行状况，直接显现出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展或收缩、高涨或衰落。
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同时产生、至今仍结合在一起，这是历史事实。但不能由此认为市场经济附属于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结合，是同一源头两支分流在一定条件下的汇集，它们都根源于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是由于发展到机器大生产阶段的生产力要求改变不适应它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市场经济的形成，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社会分工更加细致，各个经济单位成为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具有紧密联系的社会经济的有机组成部份，产生了对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进行社会调节的要求。前者属于社会经济制度的更替间题，后者属于经济运行形式和调节机制的演变和发育问题。两者虽然都由生产力发展引起的，并在同一个时期产生，但确实属于两个不同范畴系列的问题，把它们等同起来系属误解，是不符合实际的。
正因为如此，市场经济也就并不注定只能同资本主义结合，只要具备一定条件，也可以同社会主义结合，而且是历史的必然。随着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达到一定高度，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从而资本主义市场矛盾的日趋尖锐化，越来越要求变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两种制度逐步交替过程中，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两种制度的选择。由于从一长远观点看，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消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根本上克服市场危机，同时要求在铲除剥削的过程中把平等关系从形式深入到本质，贯串到社会一切领域，为同样要求贯彻平等原则的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平等要求提供了具体的实现形式和手段。因此，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两厢情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不仅具有可能，而且是必然的。但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是一种不能单独存在并具有游离特性的经济形式，它必须存在于某种具体的社会制度下并与之结合才能发挥其功能。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同时存在的情况下，要就是维持原状与资本主义结合，在为资本主义实现表面平等、本质上剥削的服务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己的平等要求，要就是游离出来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为建立劳动人民之间真正平等关系服务的过程中，更全面、更充分地实现自己的平等要求。究竟谁能同它结合，关键在于人的主动性。所以，社会主义不能消极等待市场经济的自然合拢，必须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充分利用自己的优越性，把它吸引过来，使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二、市场经济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有计划的
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完全自发的。这很自然地使人们把市场经济和自发倾向联系起来，认为市场经济只能是自发的，并把自发倾向看作市场经济的特有现象。这也是一种误解。自发倾向不是市场经济的专利，它与市场经济之间不是同生共死的关系。市场经济只是要求以价值规律为依据建立市场机制，对社会经济进行调节。至于这种调节采取什么方式实现，是自发的还是有计划的，这不是市场经济本身所能提出的问题。经济运动的自发倾向，是由同时并存着两个条件决定的。一个条件是各个经济单位具有不同的物质利益，为了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总要无拘无束地自由发展自己。这种现象早在市场经济形成以前的自然经济中普遍存在。市场经济的产生改变了经营形式，自给自足的生产者变成了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经营者。但并未消除追求更多物质利益的自发倾向，只是自发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过去是各个经济单位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自由自在地发展自己，而现在，参与市场经济的所有经营单位无一例外都必须接受市场规范的约束，在价值规律自发调节下活动。另一个条件是生产社会化程度相对不高，社会分工相对不够发达，市场容量还有闲置空间，各个经营单位之问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还不十分密切，一个经营单位经营状况的好坏还不致引起一系列连锁反映，波及整个社会，由价值规律自发调节还不严重影响商品经济运行和市场机制的实现，相反还会起充实市场、促进生产发展的作用。很一长一段时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由于同时并存着这两个条件，所以是自发的。
但是，市场经济并不天生只能是自发的，它也可以是有计划的。当第二个条件发生…变化，即生产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社会分工更加发达，市场容量趋于全面饱和，各个经营单位之间依赖关系和制约关系更加紧密，任何一个经营单位自发活动的偏差，都会牵制一系列其它经营单位的活动，对它们起破坏作用，甚至波及整个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进行，导致市场危机。这就产生了由一个社会中心用计划来制约、限制以致在某些方面取代自发倾向的要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现象体现了单个资本家与资产阶级总体之间的矛盾，只有资产阶级国家才能充当这个中心。于是，逐步产生了国家有计划的调节，并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充当“总资本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萌芽，经过几次起伏，终于在二次大战后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行计划调节的主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入了一个计划调节和自发调节并存的新时期。
计划调节和自发调节并存的现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仍然存在。这是因为，一方面，参与市场的各个经营者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物质利益，即使占主导地位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也存在着物质利益差别，它们必然要为自己的利益在市场上自由发展，同时，在我国目前总体上生产社会化程度相对不高、社会分工相对不发达、市场容量还有较大空间的条件下，经济的自发运动不仅会在一定范围内延续下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主义经济和市场的发展是有利的。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相当一部分经济，主要是一部分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社会化程度较高，社会分工比较发达，市场容量较为饱满，企业之间联系相当紧密，经济运动的自发状态会对它们起破坏作用，并且可能波及总体，要求采取计划形式，以保证社会经济有秩序地运转。
总之，市场经济并不注定只能是自发的。作为调节手段的形式，市场经济既可以采取自发形式，也可以采取计划形式，或两种形式同时采用。这里的关键在于条件，这无论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只是在不同社会制度下，这些调节手段渗透着利用它们的那个社会制度的性质和要求。
三、建立和健全杜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杜会主义国家的任务
国家属于上层建筑，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因此，为造就它的经济基础服务，是国家的基本任务。
社会主义国家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要遵循客观规律的要求，使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和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当前情况下，必须以价值规律为依据，通过健全市场体系和价格体系，建立起以市场为中心、以价格为基本杠杆，能对生产要素和各种社会资源进行合理调配的市场机制，井利用这种机制进行对社会经济的宏观调节，在实现社会主义经济高效、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保证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为了有效地实现市场机制，哈竞争制造一种平等的环境是十分必要的。根据我国目前生产力多层次下的不同情况，必须有针对性地引导和协调包括自由竞争在内的各种形式竞争活动的展开，以利于调动各类利益主体发展经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至于竞争的形式，不能只强调自由竞争。竞争采取什么形式，与市场调节采取什么手段是一致的，它不由社会之制度决定，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一定水平的经济条件。资本主义社会的很长一段时期，自由竞争占绝对优势，是因为那时的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程度不高，这种竞争形式适应当时的经济条件，当生产力发展弓L起生产社会化程度相对提高，生产达到高度集中，一个或几个部口的经济活动被少数一些大企业控制时，就产生了占统治地位的垄断控制下竞争。这种以垄断统治下的竟争为主与自由竞争并存的局面，更适应新的经济条件。随着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更趋尖锐化，为适应这种条件，在垄断竞争和自由竞争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又产生了国家指导下的竟争，并得到不断发展。我国目前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程度不高，并呈现多层次的状态，同样要求各种竞争形式同时并存，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为了发展和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国家还必须采取措施，组织力量清除一切阻碍、破坏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分清政企职责就是其中要做的一个重要方面。政企职责不分这种原苏联模式，本来就是为取消市场经济而设计的，它对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严重程度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种模式下，企业失去了独立性，丧失了作为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的基本条件。面对构成市场经济经营主体的这种残缺不全的功能，市场机制无从建立，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也就成了空话。因此，进一步深化改革，把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展到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企职责分开，是当务之急。党的以来，虽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政企职责不分的现象还未从根本上扭转，还要花很大气力才能实现。各种经济犯罪活动，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另一种严重障碍。它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不仅起阻碍作用，还起着严重的破坏作用。例如，走私贩私会扰乱国内市场和、对外贸易，干挑社会生产要素和资源合理配置，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会破坏生产和流通秩序，其中制造使用很钞还会扰乱金融秩序，破坏社会经济正常运行;投机倒把会破坏合理的价格和价格体系，使价格不能正常发挥杠杆作用，给市场经济造成混乱，封建式的欺行霸市会破坏平等的竞争，‘阻碍市场机制的实现;制黄贩黄会腐蚀人的思想，削弱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的经济活动能力，贪污盗窃会损害削弱经营主体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实力，影响资金投入和扩大再生产，等等。所有这些经济犯罪活动，都会从不同方面扰乱、削弱、破坏市场经济，因此必须给予坚决打击。
除了上面这些以外，加强教育和宣传，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任务。市场经济虽然不是社会制度的产物，然而一旦它被某种社会制度利用，就会渗入该种社会制度的性质和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利用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渗透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要求。而这种要求又是借助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实现的，这是因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人的行为是在一定思想和学识指导下进行的，一旦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用科学文化知识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宣传群众，就会使吏多的人了解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把原来对社会主义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不理解、以致产生抵触或排斥的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并逐步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自觉抵制和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更主动地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把学到的知识和技能服务于人民。这无疑对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会起巨大作用的。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范文第2篇
关键词：市场社会主义者；公平；平等
中图分类号：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1-000-01
一、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公平观和平等观的发展
西方市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资本主义不尽相同，也与某些计划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体制有差异。它本身固有的特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制度不影响资源配置的实现形式。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形式，与社会制度的性|没有关系，不存在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第二，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一切经济制度的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体现了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趋势，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将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主张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第三，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这点是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最显著的特征。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一实际情况，不仅是社会主义理论和现实的急切需要，也是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表明，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不存在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其本身并不能完全地表示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但是存在在不同经济制度的社会中，经济制度必然会受到不同的社会阶级的影响和制约。在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原则下，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然性，又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
二、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公平性与平等性的影响
（一） 市场经济对公平性与平等性的促进
社会主义市场，公平性与平等性这三者的统一，是所有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积极探索并且努力实现的根本目标。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将效率最优化并且完全实现公平与平等的制度。民主自由，收入分配平等，权利实现与社会公正等，这一系列积极结果都表现了，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公平与平等性这几者的有机结合，市场经济对公平性与平等性的促进作用还在其未来的实现效果上：1.充分实现收入分配平等；2.权力机会的平等；3.公民政治经济地位的平等；4.消除等级差异，消灭剥削，民主自由；5.个人价值实现。虽然现在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并没有完全实现最终的目标，但是只要把握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与平等关系的辩证统一，改变由于私有制和阶级剥削带来的社会隐患。
（二） 市场经济主义对社会主义市场公平性与平等性的破坏
1.市场社会主义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忽略了合理的物质利益追求。市场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讲，是对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的调整，肯定个人物质利益的本身，就是调动和发挥人的各方面的积极性。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下，既要肯定和尊重个人正当物质利益的现实，又要发扬社会价值的无偿实现。
2.由于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造成了对公平性与平等性的破坏。首先，市场经济具有自发性。市场上就有可能产生一些不正当的经济行为。其次，市场调节具有盲目性。单个的商品生产者和单个经营者不可能具体掌握社会信息，也无法控制经济变化的趋势，因为这种盲目性会造成价格的波动和资源的浪费。另外，市场调节还有一定的滞后性。在市场经济中，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调节没有及时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平性与平等性的最终实现就会遭遇到阻碍，甚至市场经济的缺陷会完全背道而驰，比如实现公平和平等是为了缩小差异，达到社会主义本质目标，然而市场的自发性会造成两极分化。
3.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者们虽然主张一致公有制，但总的说来，他们对国有经济大多数都持否定态度，而且大多数的模式都是重视收入平等并且关心所有制内容。这样一来，就很难保障实现收入平等分配的社会平等，更谈不上对社会公平与平等的实现。
三、对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公平观与平等观探索的启发
（一）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以资本主义为基础，而又优于资本主义
这就必须要求市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始终保持着“摒弃”的态度，需要进行清楚的了解，市场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重新认知，它从实现手段实现目标上是由于资本主义而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的。
（二）不再是为统治管理阶级服务的手段，它是最大限度的从公民角度出发来探索公平和平等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的发展。有了公平和平等，社会才能为人的发展提供平等的权利和机会，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才有保障，从而调动自身的积极性，维持社会持续发展。
（三）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效率、公平与公平正义者辩证统一的结合起来
第一，经济体制如果是市场经济。因此，我们就必须确立市场经济的公平效率观，即“机会公平原则”与“规则公平原则”。市场经济的动力来自于经济人对利润的追求，追求自身利益的驱动和外在竞争的压力，各利益主体必然要提高自身经济活动的效率，从而带动整个社会效率的提高。每一个经济人的活动都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
第二，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因此我们的公平效率观中必须包含社会主义的基本要素，必须保证一定程度的结果公平。仅仅“机会公平原则”与“规则公平原则”是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因为它无法保证结果的公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导致结果的不公平。而第一轮竞争结果的不同，必然影响到第二轮竞争的起点是否公平。
参考文献：
[1]孙来斌；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十四次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文集[C].2006.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范文第3篇
对分享经济的讨论，必须放在“产权经济”与“使用权经济”，或“占有型消费”与“分享型消费”的关系结构中来进行。在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文献中，私有产权是市场经济的支柱，是市场效率和市场动力的源泉。但是，儿乎所有关于产权的讨论，大多限定在生产领域，较少涉及消费领域。与产权相关的研究即使涉及消费领域，也往往是限定在公共消费领域。在学者眼中，共有产权的消费(如福利)不但会导致消费者对公共消费资料的不珍惜，进而导致浪费，而且往往会导致个体需求无限膨胀，从而导致供不应求，并进而导致财政危机。与私有产权相关的消费的研究，事实上大多没有把消费同私有产权联系起来讨论。例如，消费者行为的研究应该是与私有产权相联系的消费研究。但是，在这里，产权问题事实上被搁置了。它只是被当作一个缄默的前提。
事实上，与私有产权相联系的消费，同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浪费的问题。这种浪费源于私有产权所导致的使用权垄断。这种使用权垄断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使用权排斥，即:他人分享财物的需求遭到私有产权制度的合法排斥。与私有产权相联系的消费，就是“占有型消费”。它在所有权基础上，形成了对他人的使用权排斥。
尽管人们常常拥有冗余、多余、不再有用或低度使用的财物，但由于“占有型消费”所具有的使用权排斥，使得他人无法分享物品的使用权，从而导致这些资源的闲置和浪费。不仅如此，占有型消费模式还常常导致一些“主观效用”(即:虽然物品还能用，但拥有者不再喜欢了)终结的物品被提早当作垃圾丢弃。这种行为不但使这些物品尚存的使用价值被浪费掉，而且还增加了社区处理垃圾的成本，并加剧环境问题。可见，与私有产权相联系的占有型消费，在社会层面和环境层面上，存在负外部性。
只有相对于产权经济和占有型消费的负外部性这样的背景，分享经济的社会与环境意义才得以充分显示出来。分享经济实质上是一场针对产权经济和占有型消费的负外部性所展开的改良运动。通过这样的运动，分享经济打断了私有产权与使用权垄断之间的内在关联。它不牺牲私有产权，但它瓦解了使用权垄断。它不试图颠覆财产私有制，但它试图隔断私有制与使用权排斥的必然联系。分享经济不是一种产权革命，而是一种改良运动。由于这种运动不会牺牲与产权相关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使得它所遭遇的抵制不会像产权革命那样大。但同时，分享经济还给许多人带来增量收益，从而获得的社会支持，不会比产权革命少。作为一种保留现存所有制下的使用权经济，分享经济的真正意义在于为人们找到了一条可持续消费的道路以及加强社会团结的生活方式路径。
正是这种折中和改良的特点，才能说明，何以分享经济首先发源于资本主义国家。分享经济是一种从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中演化出来的改良运动。之所以是改良运动，一方面是因为它不去触碰私有产权这个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的支柱，另一方面是因为它试图对私有产权所导致的负外部性进行修正。改良运动的最大特征，就是折中、调和或融合，如:市场与社会、经济与文化或理性选择与价值规范的融合。就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来说，市场的支柱是私有产权，市场行为的逻辑是盈利最大化。而私有产权制度体现在消费上，就是“占有型消费”。与占有型消费相联系的消费特征，一方面体现为使用权排斥，另一方面体现为地位竞赛，如凡勃仑所说的“炫耀性消费”。
这两种行为都具有某种负外部性或消极性。与市场相对，社会的支柱是公民精神及合作意识。体现在消费领域，社会性就是消费行为中的公民性。它是与占有型消费所引申出来的使用权排斥和个体主义的地位竞赛相对立的，因为作为公民，消费者要时刻关注自己行为的外部性，并尽可能减少其负外部性或消极社会后果，如因为浪费而造成的环境问题，因为地位竞赛而导致的社会割裂问题，等等。因此，市场与社会的折中和融合过程，既包括市场行动者主动放弃掉自己的一些消极因素，并吸纳社会中的积极因素(如公民精神)，也包括社会积极利用市场的一些积极因素(如效率和规模效应)。
那么，分享经济作为一种改良运动，究竟是如何实现了市场与社会，或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的折中和融合的呢?这就是接下来要分析的问题。我将说明，分享经济是市场和社会互动演化的结果，一方面，市场在演化过程中，出现了市场向社会靠拢的情形，从而试图克服私有制的某些负外部性。另一方面，社会在演化过程中，出现了社会向市场靠拢的状况，从而试图克服以往的道德精英主义者的社会运动的覆盖面过小的问题。正是市场和社会的融合，催生了分享经济。
二、分享经济的演化:市场向社会的靠拢
尽管分享已经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儿千年时间(Belk, 2010; Widlok, 2017)，分享经济却是在2000年后的头十年中期以后才出现的现象。马丁认为，分享经济之所以引起人们那么大的兴趣，主要是因为发源于硅谷的Airbnb(爱彼迎)和Uber(优步)取得巨大成功。这两个平台自创立后的短短的儿年时间就成为价值儿十亿美元的国际性公司(Martin , 2016 )。博茨曼和罗杰斯也敏锐地觉察到，分享经济可以中断驱动资本主义经济的超消费实践。它使得人们可以从消费者追求“占有的文化”转向消费者与他人分享使用权的文化(Botsman and Rogers , 2010 ) o
分享经济究竟新在什么地方呢?理查森(Richardson, 2015)认为，它有三个新的特征。首先，信息技术革命所导致的数字化在线平台。互联网，尤其是Web 2. 0，不但促成了新的分享形式，而且也让旧形式的分享获得了更大的规模。这一在线平台可以减少把许多不同的潜在消费者和生产者连接起来的成本，并有助于增加供给和消费者选择，并因而降低价格(Botsman andRogers , 2010 ; Belk , 2014b ; Schor et al.，2015 ; 14 ; Richardson , 2015 )。其次，分享经济大多采取点对点(peer-to-peer)，或个人对个人的直接联系和交换，无需借助中介组织居中协调(但Zipca:和中国的共享单车不具有这个特点)，从而提高了资源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匹配效率和匹配精准性(Botsman and Rogers , 2010 ; Richardson , 2015 )。
第三，分享经济主要是立足于对物品和服务的特定时段的使用权的获取(access-based consumption)，而不是立足于获得物品的所有权(但也有例外，分享经济也可以包括转让产权的物品交易，如Etsy )，从而有助于提高冗余闲置资源的社会利用率，并因此有助于遏制过度消费所造成的环境问题(Chen, 2009; Botsman andRogers , 2010 ; Bardhi and Eckhardt , 2012 ; Richardson , 2015 )。有学者明确地区分了“分享”和“共享”的区别:“共享”意味着产权共有，“分享”则只是使用权的分享(李文明、吕福玉，2ols>。如果说，要成为分享经济，上述第二和第三项条件可以是二选一的条件，那么，第一项是必要条件(Richardson, 2015)。也有一些学者只从狭义的角度理解分享经济，并把分享经济等同于在线平台(Wosskow , 2014 ; 13 ) o
第四，分享经济本身蕴含着明显的悖论。一方面，它可以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部分，是“吃了兴奋剂的新自由主义”( Morozov , 2013。另一方面，它又可以被看作是对资本主义所导致的过度消费的一种改良办法(Schor et al.，2015 )。或者说，分享经济既是资本主义商业模式的延续，又是这种商业模式的替换物。分享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所蕴含的内在矛盾展演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某种矛盾，它又试图去克服这种矛盾。分享经济就是一种试图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一种展演(performance ) ( Richardson , 2015 )。正因为分享经济所包含的内在矛盾，不同的学者对它有截然不同的评价。对有的人来说，分享经济是化解资本主义内在困境的一剂良药(Botsman and Rogers , 2010 ; Sundararajan , 2016 )。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分享经济将把我们带到灾难的深渊(斯蒂文·希尔，2017 ) o
第五，分享经济所蕴含的这种内在矛盾性，意味着我们不能从单一的视角来审视它。分享经济不是单纯的市场行为或资本主义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多样性中的一种(Richardson ,2015)。在一定的意义上，分享经济是市场(或经济)走向与社会(或文化)相融合的结果。为什么在市场经济国家，会出现某个部分的市场与社会相融合的现象呢?这源于数字技术领域的私有产权与技术创新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产权与社会公共目标之间的矛盾。作为对这些矛盾的回应，数字技术领域首先发生了信息和知识共享运动。这种共享运动是与资本主义的私有产权制度相矛盾的。这就使得分享经济在一开始就具有了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某些特性。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颠覆(吴晓隽、沈嘉斌，2015 )。但由于它不废除私有制，因此其实质还只是改良。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范文第4篇
最近十多年，大量的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参与到了‘‘资本主义的国家多样性”或称‘‘比较资本主义研究”的争论中。比较资本主义研究对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范式或含蓄或明确地在分析层面上进行颠覆，反对撒切尔夫人广为人知的“别无选择”的判断。关注不同存在形式的资本主义的性质、范围和比较优势，以及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制度的未来。
在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中，经济学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有关资本主义的分析，通常被“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这一宏大问题所吸引，在这种取向下，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研究则稍显不足。因此，对比较资本主义研究取得的成果进行系统整理和分析，将有助于丰富、推进和完善的当代资本主义分析。
比较资本主义研究文献数量巨大，内容庞杂，其中主要包括以下三种重要的研究纲领：“资本主义多样性方法、比较商业体制方法和调节学派的资本主义多样性分析”。考虑到调节理论和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文对调节学派的比较资本主义研究进行考察。
一、调节理论概览
调节学派的研究纲领，是基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经济状况和知识背景产生的。从现实层面看，20世纪70年代，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经济危机要求各理论流派对其做出解释，并找到摆脱危机的方法；从理论层面看，这一时期，社会科学处于和结构主义的影响之下，但是也已出现方法论个人主义复兴的迹象。
调节学派是从对新古典主义理论进行的严厉和彻底的批判中发展起来的，尽管调节学派的学者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分析深感不满，但是他们认为，“历史和理论都表明，这并不意味着必须采用传统的概念和方法”。早期调节理论建立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这种历史研究关注美国和法国资本主义形式的长期变化，这种研究使调节理论家认为某些正统理论是无效的，比如在解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时，赋予资本主义国家以关键作用的正统理论。因此，在理论上，调节学派的产生是从对新古典主义和结构主义进行的“双管齐下的批判”出发的。
在批判新古典主义的方向上，调节主义者希望说服法国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正统经济学不理解实际经济是如何运行的。他们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假设，因为这种假设认为存在清晰可辨的、社会脱嵌的、具有一般均衡趋势的经济关系构成的领域。调节主义者不认为经济领域理性的动态变化，能够完全用竞争性市场中纯粹的交换关系充分地解释。他们不赞同交换关系完全是由先验的理性主体的最优行为驱动的，不赞同这些理性主体有预先给定且稳定的偏好函数、完全依据价格机制采取行动。调节主义者认为，经济关系总是嵌入在社会中。这种社会嵌入性，不排斥对经济形式比如雇佣关系或价格机制的分析，但对它们的分析要放在社会背景中进行。他们批评新古典主义有关时间能够被合理地折现或被忽视、任何暂时的发展从本质上看都是可逆的观点。相反地，他们认为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具有路径依赖的属性，而且是不可逆的。区别于正统经济学，他们认为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是重要的，它们应当被视为是内生的经济因素。因为它们影响了经济主体、分化了生产方式、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动力学、危机趋势和暂时性。用布伦纳的话说：“调节理论对一种普遍存在的信念做出了回应，那就是正统经济学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实际存在的发展模式，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尤其是，正统经济学的经济决定论倾向，使它无法以一种系统的方式，考察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关系、制度形式和更一般的政治行动影响资本主义经济演化的有力途径。”
在批评的方向上，调节主义者把目标对准了结构主义。尽管保留了一些阿尔都塞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思想，早期的调节主义者批判结构主义的无法充分解释资本主义。结构主义的认为，由于经济“归根结底”起决定作用，_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巩固起来，其再生产几乎总是有保证的。结构主义的这种主张，很大程度上是哲学意义上的，在马克思那里无法找到坚实的理论基础。最主要的是，这种结构主义观点，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是在“生产者背后”再生产的，忽视了经济主体的意图和行动。反对这种机械的解释，调节主义强调“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不可能性，并考察使生产和消费暂时性地整合到_种资本积累良性循环中的条件的变化”④。调节理论家认为，对马克思进行的结构主义的再解释，只关注对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条件的分析，没有对资本主义的转变予以充分的重视，而正是这些转变使资本主义具有令人惊讶的应对经济危机和社会冲突的能力。
总之，从理论那里，调节理论保留了对资本主义长期演化的兴趣，但是调节理论不接受马克思的继承者们坚持的宏大的资本主义理论。因为，“作为一种经济理论的，建立在同新古典主义完全分离的基础之上，它在反对匀质性假定的基础上解释资本主义。市场交易不再被视为是一种缔约双方之间的对称关系；劳动力被置于由个体构成的彼此对立的阶级中。然而，视域中的经济仍然保持了强的匀质性，因为它假定资本主义是根据最终导致其瓦解的一般规律运动的”。
为了更好地解释20世纪70年代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现实，调节学派试图发展出一种雄心勃勃的历史一经济理论“是供了一种有趣且富有成效的方法，来分析制度形式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则性（reg?ularities)之间的联系。它致力于研究不断变化的经济和超经济制度与实践的组合，虽然资本自身的动力学总是造成根本的矛盾和冲突，但这种不断变化的组合能够保证，积累的_定程度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从本质上看，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总是不平衡的、充满矛盾和冲突的。从历史上看，_个明显的事实是，资本主义总是经历不时爆发的危机，有时候甚至是接近崩溃的边缘，比如1929年至1932年大萧条时期的美国经济。但是，从对危机的社会和政治反应中诞生的，通常是‘‘对竞争的形式和雇佣劳动关系的重组，这种重组的力量往往十分强大，以至于产生了在19世纪时几乎无法被预见的增长体制”。调节理论的双重批判，以及解释资本主义现实发展的需要，使得它一开始就把研究资本主义特定发展阶段的稳定存在条件及其发展阶段的转变作为要研究的核心问题。
二、从阶段研究到多样性研究
调节理论把资本主义的历史视为连续的阶段，为了对资本主义的结构形式和发展阶段进行理论上的深入分析，调节理论通过_系列中等层次的模型来建立理论和历史之间的联系。它们提出了_系列能够把马克主义政治经济学应用于实际历史中的中间概念，用于研究资本主义的制度和实践。
在调节学派的重要概念中，两个最常见的、被引用最多的概念是积累体制（或增长体制）和调节模式。积累体制是_种可以在相当长时期存在的生产和消费的互补模式，它更多的是_个宏观经济概念；调节模式是一种规则、规范、惯例、行为模式、社会网络、组织形态和制度的集合，它能够起到稳定一种积累体制的作用，是_个包括经济和超经济因素在内的中观层次的概念。
在积累体制和调节模式这两个重要概念的基础之上，调节学派提出了有关资本主义的制度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分析。积累体制代表的是为了协调生产和社会需求，资本主义发展的每_时期所要求的剩余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分配的形式。它涵盖了技术、劳动过程组织、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等生产体制运行的基本经济条件。调节模式是对积累体制再生产所要求的必要的制度形式和社会妥协的命名。尽管调节模式取决于具体的、具有历史特性的制度形式，但调节模式被置于_种强制性的经济结构的地位。对于特定形式的积累体制来说，不只有_种调节模式可以与之匹配，同时，并不是每_种调节模式只适合于_种积累体制。
在调节学派的研究中，通常考察两种类型的积累体制。外延型积累和内涵型积累。在外延型积累中，已有的生产过程在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框架的一部分，用消费模式表达的传统生活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重组。生产资料部门和消费资料部门的共同发展是非常艰难地实现的，积累经常会遇到障碍。与外延型积累相比，在内涵型积累中，生产沿着资本主义方向进行了根本性重组，通过确立_种在全部日常生活中有效的逻辑，工人阶级的新的生活方式建立了起来。结果，社会消费规范不再根据公共生活而形成，而是根据工人阶级中社会群体的分类而分化。生产和消费两个部门整合在_起，积累变得更加平稳。
此外，存在两种调节模式。在被认为更适合外延型积累的竞争性调节模式中，各部门产出的调整依据价格变化进行，这种调整对需求的变化高度敏感。工资是根据价格变化调整的，因此实际工资要么非常稳定要么缓慢上升。在垄断性调节模式中，收入分配通过一系列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妥协被社会化了。市场关系，即纯粹价格调整机制，在调整社会需求和生产中只发挥有限的作用，其目标在于发展出同生产能力相吻合的有效需求。
在积累体制和调节模式历史地偶然相符的基础上，调节学派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分期：
(1)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期的漫长时期，是资本主义建立和原始积累时代；
(2)从19世纪中期到第_次世界大战，是伴随着竞争性调节的外延型积累时代；
(3)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是一个不稳定的转变阶段，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是缺乏大规模消费的集约型积累（大规模生产，泰勒制）的出现。被视为是消费不足引发的制度危机的1929年危机是这_时期的标标志，
(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集约型积累和大规模消费与垄断性调节相结合。这是福特制时期，这一时期，工人阶级的消费已经商品化，并为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提供了所需的大规模市场；
(1)到20世纪70年代，福特制发生了危机，后福特制作为它的接替者被提出来。这时的重点是信息和通信技术、小规模生产过程，标准化生产任务的弱化，服务部门的兴起，刺激消费的新生活方式等。
从广泛的视角看“调节学派的理论计划，尝试在适当的中等层次术语的基础上，构建_种有关资本主义的危机和转变的动态的与历史的具体理论”。但是，随着调节学派研究的深入，它开始把分析的重点转向对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研究，这主要是两个原因造成的。
第相同的积累体制可以有不同的调节模式。
如何解释20世纪60年代晚期美国资本主义中开始出现的通货膨胀和低增长共存的危机？调节学派对此提出了_种解释。这种解释认为，这种新类型的资本主义危机，_方面是从工资增加的集体协议和深受资本集中影响的普遍的寡头竞争的结合中，另_方面是从为了稳定积累过程而使用货币政策管理信用中演化而来的。这种结构形式的变化，使得资本主义能够建立一种集约型大规模消费取向的增长体制，即福特制。
这种变化是_般性的还是仅限于美国？调节主义者认为，制度的、统计学的和计量经济学的分析证明，
‘‘法国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增长体制的发展方式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缺乏大规模消费的集约式积累，在两个国家都引起了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生产和消费上的变化开始同步，这是一种特别地导致了福特制出现的发展。然而，两个国家指导这种增长体制的制度形式的架构却是不同的。在美国，市场逻辑继续发挥关键的作用，法国却以建立在多种形式的国家干预基础之上的大规模制度化为典型特征。如果对两个国家的调节模式进行详细的比较，会发现它们的差异是巨大的。这种诊断也被对这两个国家在福特制出现危机时期选择的调整路径的比较中进_步证明。_方面，在美国，建立在竞争前提之上的逻辑被重新激活，对先前的制度化模式中的雇佣关系、温和的公司间竞争和公共干预提出了质疑。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美国长期历史传统的回归。另一方面，在法国更加广泛的制度形式的规范化，最初帮助减轻了危机造成的伤害，而且在危机消失后它们依然在发挥作用。
上述分析表明，两种不同的制度架构，_种被市场所支配，_种被多种形式的国家干预所支配，能够驾驭两种有着相同属性的增长体制，这种判断事实上已经提出了资本主义多样性问题。
第二，后福特制研究面临的困境
福特制出现危机后，对接替福特制的“后福特制”的研究存在更多的问题“后福特制”概念在调节学派内部存在很大争议。首先，同福特制相比，可以被定义为后福特制的体制在能够或应该具有的“中断间的连续”的程度上存在争议；其次，劳动过程、积累体制、调节模式或最终意义上的社会化模式是否为判断后福特制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标准，仍然是不清楚的。考虑到对后福特制的研究存在诸多困难，现阶段‘‘调节学派的学者，更为关注分析稳定资本主义经济的可能的情境，而不是试图定义一种明确的后福特制积累体制和与之相匹配的调节模式”。对后福特制的研究遇到的困难，要求调节学派关注更微妙的资本主义分期，以及对资本主义跨国差异和相似之处进行细微的解释。
三、调节学派的资本主义类型学
调节学派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是在批判已有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把资本主义多样性分析纳入调节学派的概念工具和理论框架中向前推进的。
在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中，霍尔和索斯基斯的资本主义多样性方法占据支配地位。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证明自由资本主义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有效率的结构。霍尔和索斯基斯的出发点是从关系视角考察企业。他们选择了五个重要领域，在这些领域中，企业发展出各种关系以解决它所面对的协调问题，五个领域分别是：劳资关系、职业培训和教育、公司治理、企业间关系和企业与它们自己的雇员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霍尔和索斯基斯比较了两种不同的生产体制，或者说两种不同的资本主义类型，它们分别是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市场经济。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协调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这种体制偏好对可转换资产的投资。在协调市场经济中，协调主要是通过非市场手段（所谓的策略协调）实现的，这种体制偏好对专有资产的投资。自由市场经济是以短期融资、去管制化的劳动市场、对通识教育的强调和强的产品市场竞争为特征的。协调市场经济是以长期融资、合作性的劳资关系、高水平的职业培训、弱的产品市场竞争，和通过或多或少支持建立共同的产业标准的正式的专业协会进行的强有力的信息交流为特征的。区分了两种资本主义类型后，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被划为两种类型中的某_种，或者被描述为“中间情形”
对于这种两分的资本主义类型学，调节主义者提出了自己的批评。调节学派认为，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两极化模式的分类无法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完整分布。
第_个理由是实证性的。因为很难使所有国家适合这种两极模型。二元分类，使得_些国家只能占据模糊的位置，有些国家既非明显建立在以市场为基础的协调原则之上，也不存在以非市场协调为基础的强大的有组织的利益集团。法国和意大利就是这种中间国家的例子。通过把大量的国家视为中间类型和“不完美”的案例，人们可能会漏掉与简单的二元分类相比更加复杂的资本主义分类=“二分法中的中间情形，可能属于最初的分析所忽视的其他类型，这表明国家差异中的_些重要方面被二分分析漏掉了。”
第二个理由是理论性的。调节学派认为，尽管霍尔和索斯基斯的“资本主义多样性方法”简化了经验分析，但从根本上看，它是一种单维度分析。这个维度就是“市场协调的程度”。鲍耶认为，霍尔和索斯基斯的方法“存在事实上的风险，即集中关注标准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定义的市场逻辑，而不是非市场行为主体使用的其他协调过程”缺乏对不同协调过程的分析，使得人们“很容易将协调市场经济视为是不完善形式的自由市场经济，至少经济学家是这样认为的”。
因此，调节学派尝试提出“建立在调节模式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但是，调节模式涵盖几种重要的制度形式，随着实证和国际比较研究的扩展，调节模式的数量会因大量的国际比较分析而迅速膨胀，会有很多资本主义类型存在。这样研究的结果，类别太宽泛，在是什么导致把不同国家归于_个具体的群组问题上就说不出什么东西。另外，认为资本主义的类型和资本主义的国家_样多的研究，只不过是_系列具体国家的案例研究，从而无法提出资本主义比较分析。所以调节学派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必须解决一个核心理论问题，即为什么不同的调节模式可以被整合为少数结构类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调节学派提出了一种独特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在这种理论中制度层级、协调机制、制度互补等概念发挥了重要作用。
概括地说，调节学派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认为，构成调节模式的具体制度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首先要解决从哪些制度领域去辨别资本主义模式的问题，因此，调节学派强调制度层级，以找到对资本主义进行比较研究的制度领域；在识别出制度领域后，需要对制度的特征进行分析，也就是说，通过对不同制度是按照哪种协调机制发挥作用的，或者说是如何把不同的协调机制整合在一起的，来辨别制度形式的特征；尽管可以识别出制度形式的特征，但是，根据调节学派的观点，每一种调节模式都建立在五种制度形式的结合的基础上，那么，即使采用最简单的假定，即每一种制度形式只存在两种极端的特征或结构（比如，以国家和经济的关系为例，分为干预和不干预两种结构），那么也会得到2的5次方个资本主义类型，这再一次陷入类型过多的困境。因此，调节学派引入制度互补的概念，从而大大地减少了那些因不能有效互补而导致不稳定的制度结构，并进而建立起对资本主义类型的划分。
(一）制度层级
调节学派认为，霍尔和索斯基斯的资本主义类型学研究背后的理论主张，反映了_种隐含的制度层级：霍尔和索斯基斯的方法关注的核心是企业。这种维度的选择表明，在这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中，企业同其所在环境的关系模式处于制度层级的顶层。如果“把其他制度放在显著的位置，可能会导致人们考虑与两种类型资本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相比，更加丰富的资本主义的多样性”。
调节学派更多地强调“制度是政治妥协的表达”。用阿玛布尔的话说“制度是与彼此冲突的社会主体之间的妥协相对应的政治经济均衡”。制度层级的概念建立在把制度定义为一种政治经济均衡的基础之上。它‘‘强调对互补的制度结构和制度结构的动态变化而言，一种或几种制度形式的相对重要性”。一种对层级的定义，把定义其他规则是如何决定的规则放在制度的顶层。比如，宪法处于制度层级的顶层，紧随宪法之后的是_些具体的法律、法规等。另_种定义认为，制度层级是由与每_种制度相联系的沉没成本的啄序决定的，处于顶层的制度不易经常发生变化，其它制度必须适应它们。
阿玛布尔认为：“比较资本主义分析建立在识别出一套关键的制度领域的基础之上，这服务于两个目标：第在每一个这样的领域中，不同国家展现出非常不同的特征；这证明它们不只是有些微差别的不同版本的市场经济；第二，不同制度形式之间的相互联系，刻画了不同类型资本主义的一致性。制度互补定义了资本主义的不同模式，因此它们应当处于国家比较的中心。”
(二）制度互补
经济模式不是由一种制度，而是由在相互作用中发挥其影响的许多制度形式精确地刻画的。提出制度层级的概念之后，避免了从企业这一单一维度分析资本主义多样性的不足。但是一个新问题出现了，从这些重要的制度形式看，不同国家之间总是存在细微的差别。如果是这样，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每一个国家都代表了_种资本主义形式。
当然不能这样，因为事实上在不同领域，比如雇佣关系、国家和经济之间的关系、社会保障、创新体系，进行的越来越多的国际比较研究，揭示了向少数几种结构的显著趋同，在这里‘‘制度互补展示了它真正的力量”。
在制度领域‘如果一种制度的存在（效率）提高了从另一种制度中得到的收益（或提高了其效率），那么这两种制度可以被认为是互补的”⑤。比如，当金融市场允许资源的迅速流动和新企业的创建（维持了劳动需求）时，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将会更加有效。相反，在企业和银行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的背景下，实施某种特殊模式的监管，更加稳定的就业关系可能会更加有效。
因此，在分析资本主义多样性时，因为制度互补的存在，不能认为每一种资本主义制度结构都是同样可行的。相反地，如果假定，在长期中将有一种类似最优原则的东西，支配各种资本主义形式的变化，那么最终就只能观察到一种资本主义结构。在调节学派看来，这两种取向都是存在问题的。制度互补本质上“设想了一种类似演化理论家在研究公司的技术选择时考察的那种选择或模仿机制，从而可以长期观察到几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轨迹”。
(三）多种经济协调机制
通过制度层级的划分，可以识别出划分资本主义类型的主要制度领域，但是仍然存在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机制把不同制度形式整合在一起，构成一种清晰可辨的模式的呢？另外，霍尔和索斯基斯的两种类型资本主义的划分，实质上把“市场”作为协调市场经济的唯一机制，调节学派对这种主流经济学观点一直存在不满。调节理论试图找到把各种细分的制度形式或者更一般的社会组织的构成要素整合在一起的条件。从而，全部问题在于，通过解释为什么不同的制度形式能够互相对抗、补充或者独立存在的理论原因，克服对制度形式进行的简单组合。这些问题把调节学派的分析引向了对不同协调机制的分析。
调节学派认为，不应当把市场视为是唯一的协调机制，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存在如表1中所示的多种协调机制。
这种分类对调节学派的资本主义类型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调节理论表明，所有制度形式，以在不同社会背景中不同的比例，借鉴了上述六种协调机制。其次，这种协调机制分类，有助于对霍尔和索斯基斯的市场资本主义的两极分类提出根本性的批判。两极分类中的协调资本主义形式，可以存在于各种空间中，它可以存在于被企业（尤其企业表现为大企业集团时）控制的空间中，也可以存在于国家进行多种形式的公共干预控制的空间中，更可以存在于社群和更一般的公民社会通过建立信任推动贸易发展的空间中。上述都是对理想型资本主义类型的定义，但它们之间却存在很大的差异。私人垄断资本主义、中央计划资本主义、网络资本主义，都是有着自身独特特征的典型类型。因此，为了依据这六种主要协调形式决定特定经济体的类型和位置，应当放弃对市场和非市场单一经典对立的坚持。
(四）资本主义的类型
根据制度层级、制度互补和协调机制多样性，调节学派的学者对资本主义类型进行了划分，其中最典型的包括鲍耶和阿玛布尔的分类。
(1)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在这种资本主义中，对几乎所有的协调程序而言，商业逻辑（被竞争监管主体所采用）构成了主要的组织原则。调节主义的研究认为，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群组包括所有说英语的国家，有时候也包括挪威。
(2)中等程度的合作主义的资本主义。在这种资本主义中，驱动原则是在由经济单位构成的企业集团中用团结交换能动性。这些企业集团足够大，足够多元，以至于能够在暂时性的繁荣和萧条的波动中生存。曰本和韩国是这种结构的两个典型例子。
(3)强的国家驱动的资本主义。这种类型的资本主义以一种典型的经济循环为特征，在这种经济循环中，大部分构成要素（创新、生产、需求、工业关系、信用等）是由大量存在于国家、地区或地方层面的公共干预塑造的。这种结构典型地包括参与到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欧洲大陆国家。
(4)社会民主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建立在社会伙伴和公共当局就支配大部分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的规则进行不断协商的基础之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
阿玛布尔选择五种基本的制度领域，产品市场竞争、雇佣劳动关系和劳动市场制度、金融中介部门和公司治理、社会保障和福利国家、教育部门。考察了不同制度之间存在的不同的互补性。提出五种资本主义类型，分别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模式、社会民主主义模式、欧洲大陆模式、地中海模式和亚洲模式。除了以市场为基础的模式，所有其他类型的资本主义都是以地理位置为基础命名的，这种命名方式只是为了简化，并不意味着地理的或文化的因素是最重要的共同因素，或者说它们解释了不同类型资本主义的一致性。在这些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中，“每一种都以具体的制度形式和特定的制度互补为特征”。比如，社会民主主义模式是根据非常不同的互补性组织起来的。强的外部竞争压力要求劳动力具有流动性。但是流动性不是简单地通过裁员和以市场为基础的调整实现的。对雇员特殊投资的保护，是通过适度的就业保护、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和（因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造成的）易于获得的再培训相结合实现的。一个协商式工资谈判体系造成了有利于创新和生产率提高的工资设定。而在亚洲资本主义模式中，高度依赖与国家和集中的金融体系合作的大公司的商业战略。工人的特殊投资，得到事实上的就业保障、再培训的可能性与公司内的职业规划的保护。缺乏社会保障和成熟的金融市场使得风险分散变得困难，使得由大公司提供的稳定性对该模式的存在而言变得至关重要。
结语
从调节学派的理论研究的演化、资本主义多样性分析的理论框架以及资本主义类型的划分中，可以得到40以下一些有益的启示：
第一，制度是一种政治经济均衡，而不是因交易成本最小化而必然演化出来的。这种观点以及制度层级的概念对我们分析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应该采取顶层设计、重点突出、逐步推进的方式。
第二，经济的协调机制不只有_种，或者说，市场不是唯_的协调机制。国家、市场、企业、社区、网络都是治理的有效形式，在提倡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应当充分考虑不同协调机制的共存和配合。
第三，资本主义不只有_种表现形式，因此，资本主义会向某种最优形式趋同的观点显然是不成立的，这意味着，阶段性地体现出高效率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模式既不会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趋同的模式，更不会是大量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必然要模仿的对象。这种认识，对分析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我们深入认识中国经济模式的独特性，批判那种主张走新自由主义道路的观点提供了理论素材。正如惠特利极为肯定地指出的：“无论最终中国建立了何种形式的市场经济，它都会同其他地方的市场经济存在很大的差异。”
第四，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视角看，我们应当对长期以来更为关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研究补充进新的内容。从_般规律的视角考察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和最终命运，是需要坚持和发展的，从具体的特征和历史阶段出发考察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如果缺少这种对资本主义现实多样性的研究，纯粹地从一般规律视角展开的研究可能会流于空洞，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为创新和发展有关资本主义的基本理论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和材料。
但是，调节学派的比较资本主义研究也有其缺点。从本质上说，早期的调节理论大量地借鉴了的某些内容，但“随着制度主义方法的发展及其对调节学派影响的加深，调节学派对的承诺被逐渐稀释了”。调节学派的比较资本主义研究，很大程度上借鉴的是新制度经济学或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这种取向很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对‘多样性’说了很多，但对‘资本主义’言之甚少”。调节学派向新制度主义的靠拢和逐渐远离的趋势，正是它的比较资本主义研究中存在的最大的理论问题。
对资本主义而言，“从根本上看，问题不在于选择什么样的资本主义模式，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是资本主义的特定模式无法以令人满意的方式来运作，“看上去资本主义自身无论以何种方式都能运作，可只是偶尔有效，且常常需要付出相当大的社会代价”。从某种意义上说，几乎所有的非的比较资本主义研究，都是对这种“偶尔有效”的资本主义阶段采取的制度结构的分析。比较资本主义研究对社会科学家发出了左派政治号召，号召他们走出象牙塔，超越新古典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这是完全正确的。而对于比较资本主义研究的学者，我们也需要发出一个的号召，号召他们在突破新古典范式统治的同时，回到马克思的某些见解中去。如果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试图取得更大的理论进步，它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把它独特的制度分析置于一个更广泛的理论框架中，这种理论框架能够充分吸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把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轨迹、阶级关系、发展阶段以及作为_种全球体系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纳入到资本主义多样性分析之中。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日本 战后 经济体制 政府干预
日本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一直通过政府干预来谋求经济的超速发展。无论二战之前抑或之后，历届日本政府始终坚持经济至上的战略方针，在追赶欧美发达国家的战略目标下，日本政府根据本国的国情，发挥了发达国家中独具一格的宏观调控的功能，对经济进行了强有力的“干预”，有效地促进了本国经济的超速发展。换句话说，政府干预是日本市场经济得以超速发展的重要保证。在其经济运行过程中，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从一开始就受到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操纵。
一、日本经济体制的政府干预特征
二战前，日本利用中央集权的政治、行政体制，对经济进行种种干预，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战时，日本为了满足战争需要实行了统制经济，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了全面控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职能。而到了战后，日本实行的国家干预经济政策，可以说就是战前特别是战时统制经济办法的延续和发展。例如，战后日本的“行政指导”，是战时军需省和商工省密切配合实行统制经济的经验在战后条件下的运用；日本银行的“窗口限制”则是在战时实行金融统制的基础上实现的；另外战后实行的管理货币制度也在战时实行过。
所谓政府干预经济，是指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利用国家权力对本国经济的发展趋向和产业结构施以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和影响。［1］政府干预经济，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对于日本而言，这一职能显得尤为突出。日本资本主义的产生，既非封建晚期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发展成熟的自然结果，也缺乏市民革命的基础，而是在欧美国家的“外压”下实现的。这种具有本国“早产”、世界“晚产”特征的资本主义，其经济发展自始就刻上了政府干预的印痕。［2］这正如我国日本史著名研究学者万峰先生所说的：“日本在近代资本主义形成的过程中，不仅国家一开始就集中地垄断资本力量，而且在国家扶植财阀和集中社会上分散资金的过程中，也鼓励了私人资本的集中与垄断局面的形成。这是后进国创立近代资本主义的一个历史特点。”［3］
具体说来，二战后日本成为战败国，美国在日本强制推行了一系列“民主化”改革措施。在经济层面上，财阀被迫实行“解体”；财阀系大企业中的高层管理人员全部遭到解职；垄断化程度高的大企业实行“分割处理”和“排除集中”。此外还制定了《反垄断法》等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法规，以彻底铲除军国主义滋生的经济基础。但此间政府干预并未中断。日本在战败至50年代中期，高度干预的统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被限制在极小范围内。总的说来，日本政府干预经济的特征有以下几点：
1.政府控制财政、税收和金融政策以调节经济发展，并据此制定经济发展的计划。
首先重视对预算方案的编制及其对经济的刺激。日本政府重视手中控制的财权，并奉行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来刺激发展。其次，直接干预金融业，以此保证经济政策的一致性，达到刺激经济发展的目的。日本金融业是政策干预最多、最细的行业。金融业务的最高决策权在中央银行政策委员会手中，金融行政工作则由大藏省掌管，中央银行的业务运营和人事安排都受政府和大藏省的干预和控制。再次，日本政府通过经济企划厅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编制出各种指导性计划，为企业提供经济信息，指明企业今后的经营发展方向。
2.实施强有力的产业政策，诱导产业结构的调整。
日本的产业政策诱导是通过通产省制定的“产业结构设想”和产业组织政策，指明今后产业的发展目标，确立必须予以倾斜的重点产业，并以税收、金融等方面给倾斜产业以一定的优惠，通过各种措施推动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出口结构的优化，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3.对经济活动实施广泛而复杂的规制和行政指导。
所谓“规制”，就是国家和地方政府为实现特定的政策目的，介入企业和居民的活动并进行干预。［4］行政机构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图，用奖惩的经济手段和协商、劝告的形式，对民间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这是政府常用的没有法律依据的行为。
4.形成既严密又讲关系的经济管理的组织体系，以落实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这一组织体系中居于首位的是大藏省、通产省、经济企划厅等政府部门。它们是进行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机构。其次是长期在自民党政务调查会中的各专业委员会中担任要职的“族议员”。第三是半官方的各种审议会，它们也对国家决策产生一定影响。再下层则是民间的行业团体和企业间的横向联系。最后就是在企业内部体现出来的“劳资协调”社会通行惯例。上述经济管理的组织体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是贯穿着讲究“关系”的主线，而契约只存在于政府机构的部分制度中，许多制度的深层也隐藏着“关系”的因素。处处讲究“关系”亦成为日本的重要国情，而关系中严密的组织管理体系，则从根本上保证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上通下达，能够得到有效的落实。
二、政府干预经济的焦点――产业政策
日本政府干预经济的途径很多，方面甚广。其中，产业政策堪称为最有特色，最见成效。从近代日本经济发展史来看，日本经济具有“速成性”的特点，即起步晚，但收效快。在此过程中，日本政府发挥出重要的推动作用。战前日本经济实现了年均4%的资本主义世界同期最高增长率，战后更是以极高的增长速度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对于在经济上实行赶超战略的“后发型”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日本产业政策被公认为世界上最系统最成功的产业政策。政府通过产业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对国民经济特别是企业决策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和引导。日本政府实现干预的主要政策手段，一是财政措施，通常采用投资补贴、减免或增加税收、加速折旧等；二是金融措施，主要是对那些需要支持其发展的产业给予利率等条件较为优惠的商业贷款，或直接由政府的政策性融资机构提供长期贷款；三是贸易措施，政府为了保护和扶植国内幼稚产业的发展，往往采用限制进口和鼓励出口的政策，主要手段是本国货币贬值、高进口关税、出口退税等，在特殊情况下，还对某些国内刚刚处于起步阶段的工业产品实施进口数量限制；四是法律和行政措施，这主要是指因法律或法令规定特定行业企业的最低规模，制止垄断和非公正竞争行为，等等。［5］必须看到，日本的产业政策是依据市场提供的信息制定的，是在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实施的。
同任何市场经济国家一样，日本政府通常是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的。因此，政府的经济计划是以引导为主的。计划的主旨在于说明经济的走向，表明政府的决策主张，向企业界提供可靠的市场信息，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等等。日本政府的第一个经济计划《经济自立五年计划》于1952年12月出台。这一计划的基本内容是经济自立和充分就业。1958年12月，日本政府制定了第二个经济计划，即《新的长期经济计划》。该计划主要强调依靠民间企业来取得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同时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由直接转为间接。1961年11月，池田勇人内阁抛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此后日本政府又相继制定了若干个经济计划，如：1965年1月的《中期经济计划》、1967年3月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1970年3月的《第二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等。［6］日本政府的经济计划主要是引导性计划，按时间长短可划分为三种：一是长期计划，例如通产省下属的产业结构审议会的“10年产业结构设想”及国土厅的“20年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等就属于这一类；二是中期计划，例如二战之后，日本先后制定了12个经济发展计划，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国民收入倍增十年计划”和90年代初的“新五年计划（1992―1996）”；三是短期计划，这是日本政府每年所做的经济预测，它是制定年度财政预算的基本依据。可以这样说，日本政府的经济计划是宏观的，这些计划都带有很大的引导性，能为企业指明发展的前景和方向，引导企业的投资走向。
另外，日本还有国家的“指令性”计划。这主要是政府部门针对国家重点发展产业和兴办的大规模事业制定的有关法律和相关的计划。在极具日本特色的“官民协调”体制下，政府与企业的密切合作扩大了双方的视野，有利于取得经济成效。总之，日本的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是通过官民合作来编制的，具有发挥国民积极性的作用，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三、对于日本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些评价
日本的历史经验和社会准则强调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和谐合作。日本的传统价值观念重集团主义而非个人主义，重和谐调整而非单纯的竞争斗争，国家利益至上而非个人主义优先。从历史上看，日本政府享有极高的权威，官民一致才能为本国经济开拓道路，延续至今即肯定政府有权领导并在必要的方面进行干预，这与欧美的思想基础大相径庭。在欧美的时代精神中，社会的最大利益建筑在每个人最大限度地追求个人福利上，让“看不见的手”来指挥个人的完全竞争，政府仅在维持完全的竞争状态时才进行干预。［7］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欧美国家主要是依靠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才取得了经济的高度发达。日本则由于市场条件的“先天不足”，极为看重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功能，并通过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模式，创造出欧美国家用“看不见的手”创造出来的经济奇迹，最终实现了赶超欧美国家的战略目标。
在战后初期价格尚未放开、市场体系还有待形成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日本政府在实施优先发展煤炭和钢铁工业的“倾斜生产方式”时，采取了直接控制的手段，如原材料的优先分配、复兴金库贷款、差价补助基金、进口物资分配等。到了50年代初实行产业合理化政策时，其政策手段已有了明显的变化，如以正常的企业核算为前提实行租税特别措施和财政投资贷款，而避免采取违反市场机制的直接干预办法。但是进口配额制度和控制外国资本对日直接投资的保护主义办法却依旧保留了下来。60年代以后，由于实行了贸易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政府失去了发放进口配额、引进技术、设立合资企业及与引进技术有关的增添设备的审批权等权力，为了继续保持影响力，政府曾打算发展替代这些措施的政策手段，例如制定《特定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但最终未获议会通过而被否决。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日本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其表现之一，就是运用政策手段保护、扶植与加强某些产业的作用减弱，转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更多的控制走向更大程度的开发，这是日本政府干预经济发展变化的一般趋势。
在日本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基本关系是：政府干预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总方向，它处于产业结构问题的范畴，并不干预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管理措施；政府干预是宏观经济调节机制，市场主要是微观调节机制；政府干预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市场则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政府干预只能通过市场才能得以实行，市场又受到政府干预的控制和引导。［8］
日本政府干预经济取得了极大成功。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速度在资本主义世界居首位，其国民生产总值1966年超过了法国，1967年超过了英国，1968年超过了联邦德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经济大国。［9］可以说，政府通过一系列经济法规使企业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其所要求的轨道之中，但是考察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总体脉络，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虽然起重要作用，但仅限于对民间经济进行培植和扶持，经济行为的主体依然是民间部门，换句话讲，自上而下的政府作用是以促进自下而上的道路为前提的。［10］
日本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国民经济的发展一开始就与国家权力的推动密切相关。战前日本虽然奉行市场经济下的自由竞争原则，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始终很强。严格地说，它几乎未经过自由竞争阶段便迅速转入垄断、国家垄断阶段。这是战前日本经济有别于欧美国家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战后日本顺乎历史潮流，继续加强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历史前提。诚然，战前、战后的政府干预在性质、原则、形式、目标等诸方面已发生很大变化，但就其干预程度和效果而言，在战后资本主义各国中极具代表性。日本的经验证明：“政府的宏观调节已成为市场体系运行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市场经济既应有积极的市场调节功能，又需要有政府对市场的速度调控。市场与政府作用的交互结合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依托和保障。这就是历史给出的结论。”［11］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一方面，它符合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调和了某些经济发展中的矛盾，从而对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这种调控终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作出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固有的根本矛盾始终未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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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贤淳.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1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