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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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的有效性范文第1篇
[关键词] 虚拟资本 货币政策 货币供应量 利率工具
一、虚拟资本及其历史发展
1.虚拟资本概念。虚拟资本（fictitious capital）概念最早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马克思认为，“生息资本的形式造成了这样的结果，每个确定和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资本的利息，而不论这种收入是不是由资本生出的”。由此，人们把股票、债券等能够带来确定的、有规则货币收入的所有权证书虚拟化为资本，它们是“现实资本的纸质复本”。有价证券作为虚拟资本的载体，相对职能资本来说，第一，它不是劳动生产物，本身没有凝结价值；第二，它不能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不能作为职能资本；第三，职能资本是现实的资本，它的市场价值取决于现实的市场评价，而有价证券是非职能资本，它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预期；第四，它不是价值符号，而是价值收益索取权的证书。价值符号是价值实体的代表，能兑换不能增值，有价证券能增值。
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业务创新层出不穷，交易方式也日益多样化，有价证券无纸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因此，马克思在特定年代提出的虚拟资本概念无法涵盖具有虚拟资本特征的各种资本凭证，而虚拟资本概念在国内目前还缺乏统一的界定，但可以理解为，虚拟资本是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又同实体经济相分离的，并且有相对独立运动规律的各种资本凭证。
2.虚拟资本历史发展。虚拟资本是实体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逐步产生的，并随着实体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纵观虚拟资本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大体可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
虚拟资本的产生阶段。现代银行信用制度的出现标志着虚拟资本的真正产生，一方面银行信用为虚拟资本的产生提供了货币制度基础，因为银行信用的货币创造功能使货币数量实现了成倍增长，这种增长并不代表经济发展中现实货币的增长，因而使得货币的虚拟性大大提高；另一方面，银行信用使借贷资本多倍于现实资本并多次参与现实资本增值的分割，使财富向银行业集中，从而使虚拟资本获得了快速的增长与发展。
虚拟资本的发展阶段。随着生产的发展，实体经济的发展要求企业融资方式的多样化，单一银行信用已经不能满足生产发展的需要，于是债券、股票等虚拟资本形式应运而生，并加速了虚拟资本向虚拟经济的转化进程。这种过程表现在，一方面债券股票等虚拟资本的产生催生了资本市场，另一方面有价证券的市场化使社会经济逐步走向虚拟化。同时，伴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的虚拟化程度也不断提高。
虚拟资本的快速膨胀阶段。20世纪70年代资产证券化（ABS）的出现标志着虚拟资本的快速扩张阶段正式开始。各种抵押贷款（住房、汽车等）、银行和企业各类应收账款等一切稳定的收入流都可以被证券化，或者在一些低信用等级的证券中加入较高信用等级的证券，并用其作为抵押发行新的证券，从而提高其流动性。由于这些信贷资产及初级证券本身就是虚拟资本，因此证券化产品不仅扩展了虚拟资本的种类，也使经济的虚拟化程度更高。随后风行全球的金融创新浪潮中出现了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品，其保证金交易制度使衍生品市场交易具有多倍的放大效应，即杠杆效应，使虚拟经济不仅从增长速度也从规模上都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
3.虚拟资本的效应评价。虚拟资本的发展有其正面效应也有不容乎视的负面效应。就其正面效应来说，可以扩大货币资本的积累，促进资本的集中，加速资本的周转。但其极易成为投机的工具，造成虚假繁荣，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大大缩小整个社会的支付能力；随着银行信用和虚拟资本的发展，生息的货币资本不仅不反映现实资本的积累，而且自我扩张，导致生息资本与现实资本供求出现明显差别，生息资本的过剩或不足，不反映或不完全反映现实资本的过剩或不足，增大了调控宏观经济的难度。
二、虚拟资本积累对货币政策带来的冲击
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侧重点虽有不同，但基本都是围绕稳定物价、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和平衡国际收支等四个基本问题展开。因为货币政策终极目标仅仅为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却没有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数量依据，因此，为了在运用货币政策过程中能及时了解政策工具是否得力，预测政策目标能否实现，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选择是否正确以及确定后能否达到预期调节效果，将直接关系到货币政策终极目标能否实现。其选择必须遵循以下几条基本原则：第一，可控性。银行通过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能对货币政策中间目标进行有效的控制和调节，能够较准确地控制该中间目标的变动状况及其变动趋势。第二，相关性。中间目标必须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具有密切的连动关系，中央银行通过对中间目标的控制和调节，就能够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第三，可测性。中间目标对货币政策具有较强的反应能力。中央银行能迅速、准确地收集到相关指标的数据资料，并且便于进行定量分析。第四，抗干扰性。货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经常会受到许多外来因素或非政策因素的干扰。中央银行所选择的中间目标必须使货币政策能在干扰度较低的情况下，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调节作用。
遵循以上原则，不同经济学家对到底应该选取何种金融变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提出不同的看法。一是凯恩斯主义者主张的选择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他们认为利率对投资、总支出、收入等国民经济过程起着关键作用，而利率可以由中央银行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调节，因此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利率是理想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另一方面，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主张选择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从各国的实际运作实践来看，目前多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
1.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受到的冲击分析。随着虚拟资本市场的发展，许多国家外源融资由过去的以传统的银行信贷融资为主转向以证券融资，尤其是债券融资为主，加之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出现，使得传统的较为理想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有效性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一方面虚拟资本市场的发展使货币供应量的范围难以界定。到目前为止，各国货币当局是以流动性的强弱来界定货币范围的。然而，虚拟资本种类的不断增加和虚拟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增强了不同金融资产之间的可替代性，因为金融衍生工具的替代性和避险功能使得各类资产在流动性上趋于相似，改变了作为交易媒介的资产和具有高度流动性的资产的构成，从而使得货币当局难以清晰地区分广义货币和狭义货币。由于对货币的界定变得十分困难，因此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受到较大冲击。
其次，货币供应相对量和绝对量的改变。由于不同资产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替代关系，货币供应量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比如股票和存款这两类资产，当股票的收益率较高时，存款就会离开银行进入资本市场购买股票，于是 下降；反之，当股票收益率下降或投资者获益后，又会将新增收入存进银行，使得 上升。这种货币供应量的经常变化，为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实际操作带来一定的困难。
再者，实际货币供应量与名义货币供应量不一致。以股票发行和交易为例，股票作为虚拟资本的一种形式，它取得了两重的存在，即股票发行筹措的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各个部门，形成现实的资本，遵循产业资本的运动规律而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着价值增值。而股票一旦进入二级市场进行交易，则与企业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并不直接相关。一般来说，股票市场越发达，市场交易越活跃，股票市场值越高，投资者持有股票的总成本减去一级市场的融资总额而形成的资本漏出额就越大。由于漏出的货币并未转化为对经济发展起支持作用的货币资金，从而使名义货币供应量与实际货币供应量之间出现不一致，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货币量应该是实际货币供应量，否则会降低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另一方面，虚拟资本市场的发展打破了货币供应量增长与物价间的稳定联系。稳定物价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一个基本目标，在虚拟资本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可以根据一定的物价稳定目标来确定货币的供应规模及增长速度，货币供应量与物价之间的关系相对简单，因为货币只有在商品市场上被吸收。而在虚拟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是可自由转换的，不同市场间的收益差成为引导货币流动的指挥棒。当居民对商品市场产生较为悲观的预期，而资本市场具有稳定的收益时，中央银行稳定物价希望进入商品劳务市场的资金会转而进入资本市场，此时会使中央银行稳定物价的货币政策失效。为使物价从低谷中走出来，中央银行就须加大货币投放。但由于资本市场不可能永久繁荣，一旦某种因素导致市场反转，货币又会从资本市场大量流出，其中的一部分会推动物价上涨。因此，在虚拟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在货币供应量和物价稳定之间没有经验可谈。
2.选择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受到的冲击分析。高度发达的虚拟资本市场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更为复杂，增大了货币政策效果的不可预期性。一般而言，中央银行主要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控官方利率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而中央银行具有改变官方利率的能力则因为它是“高能货币”的垄断供给者。
官方利率变动的效应通常通过两个渠道进行传递：一是货币市场。官方利率的变动首先直接传导到其他短期批发货币市场利率，这种利率的变化进一步对长期利率产生影响。如果市场预期长期利率也会下降，投资必然增加，使实体经济的产出水平扩张。二是资本市场。根据股息贴现定价模型，官方利率的下降最终会促使虚拟资本市场上的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的价格上涨，并通过财富效应刺激居民消费，促使企业投资的扩张和银行放贷能力的增强。而这一切的最终结果会表现为实体经济的增长和国民收入的增长和国民收入的增加，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得以实现。
然而从各个国家最近几年的实际情况来看，虚拟资本市场的发展使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并不那么简单，突出表现为利率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在发生变化。一方面利率对资本市场价格的影响力下降，另一方面资本市场价格的涨跌反过来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倒在加强。以中国为例，以前央行调息对股市的影响为利率上调，股价通常大跌；然而近几年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利率上调，股价不跌反而上涨。
之所以出现这种与理论分析相反的情况，主要是投资者对利率变动本身的关注在下降，反而将利率的变动视为判断经济景气状况的信号：利率上调意味着经济具有增长趋势，而利率下调则意味着经济出现衰退。
显然，在利率变动对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价格产生相反影响的情况下，货币政策效果能否实现就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另外，虚拟资本的虚拟性使得其与实体经济又不断发生偏离，这种偏离通常表现为虚拟资产的价格泡沫。资产价格泡沫危害的严重性使得政府不能不对其予以高度的关注，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抑制。措施之一就是提高利率，但提高利率能否有效地制止泡沫的生长，则取决于利率的提升幅度能否改变资本市场上的收益预期。只要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的收益（包括预期收益）超过短期利率水平，中央银行提高短期利率的货币政策就无法抑制资金继续流入资本市场。而如果短期利率高于投资者在资本市场的收益，又会使投资者对资本市场产生悲观预期，投资者将不断离开资本市场，由于预期的自我强化效应，这种资产价格的下降通常以暴跌的形式出现，对实体经济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可见，无论是资本市场处于暴跌阶段还是处于暴涨阶段，利率政策的调控效果都十分有限。
三、货币政策面对虚拟资本积累的改革建议
以金融创新为主要特征的虚拟资本积累破坏了传统的货币供求机制，不管是货币需求还是供给都因此变得不确定，货币政策的可控性降低，加大了货币政策的操作难度，同时也加大了政策的操作风险，稍微的政策偏差可能将诱发严重的宏观经济震荡。
因此，货币政策制定者应当适应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充分重视社会公众对市场的反应，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增加货币政策操作的市场化。从现在的情况看，由于货币供求机制的变化，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有效性正在逐渐减弱，为保证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应当及时调整，适当考虑选择以利率、汇率、通货膨胀率等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中间目标。
参考文献：
资本市场的有效性范文第2篇
一、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中国资本市场传导货币政策是缺乏效率的。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资本市场发展仍存在着滞后性以及货币政策缺乏配套性引起的，而制度缺陷和体制障碍则是其深层根源。
（一）资本市场发展规模仍旧偏小，通过资本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影响力受到约束。资本市场实现有效传导货币政策的作用，是以资本市场规模大、效率高为前提的，这是因为资本市场规模的大小，直接决定了它对经济的影响力和覆盖面。从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现状看，虽然资本市场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但规模仍然偏小。而且，有必要指出的是，我国资本市场证券化比率的计算乃是建立在占总市值2/3的国有股、法人股尚不流通的基础上，如果剔除占较大比例不能流通的国有股、法人股，我国资本市场的有效规模将会更小。资本市场发展规模的偏小，使资本市场对于经济金融的影响程度有限，从而使资本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限制。
（二）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间的一体化程度不高，抑制了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提高。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当两个市场在某种程度上一体化时，各种市场的利率才能相互影响，并通过价格信号(利率、收益率的变动)引导资金在不同的市场间迅速流动，以达到调节资金供求的调控目标。市场之间一体化程度越高，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就越敏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越高。
从目前看，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较低。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两个市场的利率和收益率缺乏内在联系，影响价格信号对投资主体选择金融产品的作用，扭曲了各市场的资金供求关系；二是两个市场的资金融通存在制度障碍，资金流动性较差。主要原因在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思路是优先发展能够为经济增长筹集资金的资本市场，使资本市场的发展优先于货币市场。但从对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程度看，货币市场解决的是简单再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短期周转资金，是满足短期性或临时性资金的需求，是与短期利率相联系的；资本市场则解决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资金，是满足长期性资金的需求，与长期利率相对应。而长期利率是受短期利率的影响，因此货币市场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以及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要高于资本市场，而货币市场发展滞后于资本市场发展的现实，使两个市场形成的利率及收益率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投资主体难以根据失真的价格信号变动所引致的各种金融产品的成本与收益的变化做出灵活的反应，因而难以真实地反映资金的供求关系。
（三）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不高，影响了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现阶段的中国资本市场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很有限。按2004年底流通市值1.14万亿元计算，中国股市的流通市值仅占同期我国居民储蓄11.96万亿元的9.53％，而在发达国家，股市总市值占GDP的比例(GDP证券化率)一般都在130％上下，美国更是高达150％。2004年沪深两市发行98只新股，募集资金共计353.46亿元,约为42.7亿美元，创下1997年以来首发募的最低点，而同期海外IPO的中国企业数量为84家，共募集资金111.5亿美元,海内外IPO募集资金比为1：3。可以看出，目前主要问题集中体现在以资本市场自身素质为基础的市场运行效率问题上。
二、推进资本市场建设，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政策建议
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不完善及其对货币政策传导的低效率，与转轨的特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需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
1、加快资本市场主体建设。继续推进公司制改革，完善出资人制度，根本解决国有资本所有者缺位、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激励与约束机制弱化等问题。健全上市公司企业制度，改革证券发行制度，调整再融资政策，培育一批治理规范、业绩优良、具有高成长潜力的上市公司；改革市场准入管理办法，加快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步伐，利用民间资本和外资的注入，增强国有商业银行经营货币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和金融创新能力，使其真正实现企业化经营。加强证券公司建设，大力发展投资银行业务，健全票据流通和转让的组织体系，建立公司制票据专营机构，培育一批高素质的资本市场中介组织；大力培育一批诚信、守法、专业的机构投资者，使基金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为主的机构投资者成为资本市场的主导力量。
2、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资本市场体系，拓宽资本市场融资渠道，扩大资本市场规模，增强资本市场功能。主要是：适时修改有关法律和法规，适度降低对上市企业资本规模的要求；改变债券融资相对滞后状况，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公司债券，丰富债券市场品种；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或债券筹集长期资金；制定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鼓励、规范柜台交易等场外交易形式，创建证券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非流通股转让等若干平台，大力发展市场化产权交易，丰富资本交易形式和交易渠道；稳步发展和规范期货交易、期权交易及其他金融衍生市场，尤其是区域性期货市场和大宗商品期货交易市场；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或债券，完善证券公司质押贷款及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办法，为证券公司使用贷款融通资金创造有利条件。
3、实现利率市场化，把利率作为中介指标，使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由隐性变为显性。近几年来，金融工具不断创新，M0、M1、M2等不同层次货币之间的切换和规模变动越来越频繁，界限愈加模糊，大量资金进入资本市场，却没有被及时、准确地跟踪统计和预测。统计上的失真给央行设计货币供应量带来困难，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受到限制。
货币政策影响资本市场主要是借助于利率工具的作用。利率作为资金价格，能够通过资金供求双方不断变化的交易直接反映出来，利率的变化从根本上说能反映经济的动态，因而利率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最佳中介目标。由于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低，央行不能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影响短期利率进而影响整个利率结构，合理的利率风险结构、期限结构也没有生成，因而利率变动对证券价格的影响尚不十分灵敏。所以，应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提高利率变化对资产价格变化的传导效应。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和利率弹性的增大，央行应适时把市场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同时，仍应继续把货币供应量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
资本市场的有效性范文第3篇
关键词:资本市场;运行效率;配置效率
一、关于资本市场有效性的涵义与范畴的界定
资本市场既是一个有形的资本融通平台,又是一个无形的资源配置系统,更是一种组织的、社会的资本交易关系。目前,中国学界对资本市场的研究,多集中在狭义资本市场概念层面,即指包括了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投资基金市场、衍生工具市场等在内的证券市场,这一方面突显出中国“大资本市场”客观上尚不成熟,存在结构上的不健全,另一方也体现了证券市场在广义资本市场中的绝对影响性,本文讨论的资本市场的范畴沿袭狭义资本市场概念,并将对资本市场中的股票市场进行集中的考察,但其中的债券市场等也是不可忽视的讨论范畴。
关于资本市场有效性的界定,传统经典理论是围绕着信息效率展开的(哈瑞·罗伯茨,1967;尤格尼·法玛,1970)。近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逐渐倾向于配置效率角度,如山东大学徐涛博士的专著《中国资本市场配置效率研究(一个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就专门研究了资本市场配置效率问题,凡此种种,在此不多赘述。基于以上考量,本文论述的资本市场有效性包括了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与资本市场的配置效率两个层面,前者指市场本身的运作效率,包含了证券市场中股票交易的畅通程度及信息的完整性,股价能否反映股票存在的价值;后者指市场运行对社会经济资源重新优化组合的能力及对国民经济总体发展所产生的推动作用能力的大小[1]。
二、中国资本市场总体特征及其效率分析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但部分体制性、机制性、结构性的问题仍制约着中国资本市场功能的发挥。从整体角度来看,我国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仍尚待完善,服务于国民经济的功能并未发挥应有的效用,这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不相适应。
1.多层次资本市场结构开始形成并逐渐发挥效用
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我国资本市场的层次结构纵深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形成了目前资本市场的四级结构: (1) 主板市场,即设立于1990年的深圳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完成,使得主板市场功能进一步发挥,上市公司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体现在境外上市的优质大型企业开始加快A股上市的步伐,截至2009年6月8日,主板市场上市公司合计1 603家,上市证券2 260只,总市值高达187 707.7亿元。(2)中小企业板市场于2004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设立,现已成为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09年6月8日,中小企业板有273家,总市值达到9 790.88亿元,而在2008年年初这一数据几近11 560亿元。随着我国中小企业经营能力的不断提升,这一市场的功能将愈加明显。(3)为非上市股份公司和退市公司服务的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即我们所谓的三板市场。为妥善解决原STAQ、NET系统挂牌公司流通股的转让问题,2001年6月12日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代办股份转让工作正式启动,7月16日第一家股份转让公司挂牌。为解决退市公司股份转让问题,2002年8月29日起退市公司纳入代办股份转让试点范围。截至2009年5月底,在该系统挂牌的企业共计55家。与此同时,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股份报价转让试点范围正在酝酿进一步扩大。(4)正在积极筹备,逐步启动的创业板市场,旨在为暂时无法上市的中小企业和新兴公司提供融资途径和成长空间,这一市场的创建将大大推动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和机制建设。相对于主板市场,创业板是一个前瞻性市场,注重于公司的发展前景与增长潜力。
2.中国资本市场运行的整体性特征
有效运行的资本市场中交易进行的畅通程度高,市场信息相对完整,市场价格能够有效、完全、准确地反映市场信息以及交易标的内在价值;市场竞争水平高,约束机制强;市场运行有序性好,运行机制灵活度高,可控程度强。但从中国资本市场目前的运行特点来看,在诸多方面与有效运行的资本市场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弱有效性。首先是市场运行信息质量差,与资本市场运行相关的宏观经济信息、管理决策信息常常处于不透明、缺乏连续性的状态,市场参与者难以以此作为“预期函数”的因子进行理性预期。其次,资本市场运行的稳定性和接受控制信号的反映灵敏度共同反映市场运行的可控程度,然而中国资本市场接受外部信息的灵敏度不高,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变动所引起的证券市场货币供求关系变化的反应时滞相对较大,反应能力有所欠缺。由于缺乏良性发展应有的自身调节与平抑价格波动的能力,中国资本市场运行的可控程度不高,价格波动剧烈。再次,目前中国证券市场运行机制上存在着许多缺陷,市场环境缺乏必需的规范化、条理化、完善化,市场主体对宏观调控和市场准则的接受程度和反映程度欠缺,运行秩序缺乏有序性。最后,资本市场的竞争从根本上说是以企业的经营成果和成长性为依据的,但中国证券市场上,证券价格的变动往往与公司经营业绩、管理水平、信誉等指标相背离。市场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演变成了“非效率操纵”可以炒作的信息在定价中起了关键的作用,投资人因此只关注企业消息面的变化,而忽视了企业本身的发展,放弃行使监督管理的权利,造成资本市场约束机制薄弱。
3.中国股票市场的高风险性
证券市场的风险与收益的匹配情况,能够基本说明该证券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直接反映资本市场运行效率。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股票市场风险与收益间关系不显著,市场呈现高风险性,有效性不强。如李道叶(2007)采用异方差模型对我国9只较早上市的股票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股市“风险波动的特征既有明显的时变性、簇集性及共动性”[2],这意味着,股票市场风险与收益间关系不显著。而徐少华、郑建红(2003)采用中国股市更早期间的数据(1995年1月至2001年12月)进行风险收益相关度研究也得出结果:“从历史看整个市场,风险与收益不相匹配,当投资者面临着较大的风险时,并不意味着可能获得较大的收益。”[3]这说明,中国股票市场在长期上呈低效性。
资本市场的有效性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内部资本市场； 资源配置效率； 融资约束； 多元化决策
一、引言
内部资本市场产生于美国，由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1975年提出，上世纪90年代末成为关注的热点。内部资本市场的研究多半是伴随着企业多元化战略的兴起和并购重组的日益频繁而逐渐活跃起来的。国外对内部资本市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内部资本市场是有效的资源配置（如Gertner，Scharfstein和Stein，1994）还是无效的资源配置（Jensen，1993，1999）；二是对内外部资本市场之间关系的研究，即共生（如Williamson，1995和Peyer，2000等）、危害（如Inders和Muller，2003等）或消亡的关系（Guilien，2000等）；三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正面效应（如Fauveih Hounston和Naranjo，1998）和负面效应等（如Claessens等，1999）。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为目标的特殊时期，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是我国今后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在外部资本市场欠发达的情况下，对我国内部资本市场的研究有以下4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第一，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企业集团日益成为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其内部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问题和资金管理问题也逐渐成为理论和实际关注的焦点。
第二，针对我国公司治理尚不完善，问题比较严重，股权集中度普遍偏高的特殊问题，控股股东有很强的利益侵占动机，内部资本市场的存在很可能为控股股东进行利益输送创造条件。因此，如何将内部资本市场和公司治理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分析和探讨，将为我们提供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
第三，随着网络信息的发展，国内研究型数据库（如CSMAR等）的建立为内部资本市场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数据，有效地弥补了前期研究样本小、数据跨度时间短的局限性，大大提高了对内部资本市场研究的说服力。
第四，随着企业集团附属公司数量增加，附属公司和母公司之间的信息传递成本、监督、控制成本也将不断增加，内部控制是保证企业有效运行的重要手段，如何将内部资本市场和内部控制紧密结合，将为我们研究内部资本市场提供另一个新的方向。
二、中国对内部资本市场与融资约束之间关系的研究
邵军、刘志远（2006）通过理论模型，说明了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具有放松融资约束的功能。总部能够从外部市场筹集到比单个成员企业更多的资金，能够在集团内部进行有效率的配置，而且随着成员企业数目的增加，融资效率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赵红梅（2007）基于我国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对成员企业投融资的效率分析，表明内部资本市场由于在监督、激励和资本的重新配置以及低融资成本等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能起到提高集团成员企业的投融资效率，但是我国内部资本市场并未充分发挥提高集团成员企业投融资效率的功能。
卢建新（2007）构造了一个多分布企业内部跨期资本配置模型，把内部资本市场“有效率论”和“无效率论”结合到一起。研究表明，若通过内部资本市场重新配置并能诱使两个经理努力工作的情况下，内部资本市场的效率可能高于地域或等于两个单分布企业组合的效率，而不是其中的某一种结果；其强化不同分部之间的生产力差异，并重视管理激励，进而降低配置成本。
魏馨、徐荣（2008）借鉴Hyun-Han Shin Young S Park的方法对中国上市公司进行研究，选取了290家上市公司，并将其分为两组。168家国资委下属有多家上市公司企业集团和122家非国资的仅有一家上市公司的企业，其结论与Shin和Park（1999）对韩国财阀中内部资本市场的运作情况研究结论不同。研究表明，中国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非有效性现象非常突出，导致内部资本市场异化的原因，是我国H型组织架构的上市公司第二委托-关系较为复杂，即大股东侵占小股东权益问题严重。
三、中国对内部资本市场相关问题的实证研究
我国对内部资本市场相关问题的实证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苏冬蔚（2003）基于对数单位模型（logit model），对内部资本市场的配置效率与多元化决策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但是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未能提供企业集团内各经营单位的财务数据，不能直接研究资源配置效率和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笔者间接地分析了母公司与外部资本市场现金流状况对多元化决策的影响。如果多元化程度与母公司同外部资本市场的现金流入/流出呈负相关，即多元化程度高的公司与外部资本市场的金融交易少，则资本市场可能较为有效；反之，若呈现正相关，则内部资本市场就可能无效。其次，笔者分别通过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探讨我国上市公司内部资本市场效率和多元化决策之间的相关性。研究表明，两模型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表明价值高的上市公司具有较高的多元化程度，对外部资本市场依赖程度小的公司具有较高的多元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从侧面说明了内部资本市场较为有效。尽管研究结果具有间接性，但是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参考。如寒张璋（2006）借鉴苏冬蔚的方法建立数学模型，选择中国沪深股市A股中的电信和计算机板块的66家公司为样本，分析其在2002～2004年的财务数据。研究结果表明，在高新技术企业中内部资本市场较为有效，适当运用内部资本市场的配置功能可以增加企业价值。
曾亚敏、张俊生（2005）选择中国1998～2000年进行股权收购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自由现金流量假说和内部资本市场假说对中国上市公司收购动因的解释能力。经验分析结果显示，上市公司收购前后的会计业绩变动和市场业绩变动与公司融资约束程度基本上无关，否定了内部资本市场假说。
涂罡（2007）以2000～2004年在沪深A股市场发行上市的山东公司为研究样本。结果表明，在公司治理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内部资本市场功能发生异化，隶属于企业集团的公司更易发生占款；多元化经营有助于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资金；大股东占款金额与关联企业数呈正相关关系。
饶静、万良勇（2007）以1999～2001年为样本年度，从内部资本市场与外部融资互动的视角考察了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行为如何影响到上市公司外部股权融资行为。研究表明我国特殊的经济环境决定了上市公司所处的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具有典型的机会主义特征，这种机会主义的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运作是上市公司偏爱配股融资的重要动机之一。而大股东的这种机会主义行为一方面是由于大小股东之间的委托问题引起；另一方面源于更为深刻的制度根源，如金融抑制环境、政府干预等。
四、中国对内部资本市场相关问题的个案研究
周业安、韩梅（2003）通过对华联超市借壳上市进行案例分析。笔者认为，中国上市公司以国有股为主的股权结构特征为内部资本市场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分析强调，通过适当的内部市场设计来实现内部资本市场和外部资本市场的互补，进而放松股权融资约束，造就集团内部投资机会的均等。在此过程中涉及到公司治理问题、相应的法律法规及券商行为等问题。
万良勇、魏明海（2006）以三九集团和三九医药为例，分析了我国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运作形式、困境以及实现内部资本市场优化资本配置功能的条件，指出非相关多元化会加剧内部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此外，约束缺位及激励扭曲，导致的问题也会影响到我国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有效性。杨棉之（2006）基于内部资本市场理论，以华通天香集团为例作了分析，得出原本是为了提高资本配置而存在的内部资本市场却部分被异化为进行利益输送的渠道，同时没有发现企业进行明显的跨部门交叉补贴证据。
李宁波、邵军（2007）以华立系的内部资本市场为例，研究大股东的内部资本市场运作对其附属上市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当前的资本市场环境下，作为一个整体的“系族企业”所构造的内部资本市场为大股东进行关联交易，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提供了方便。
吴国栋（2007）以三九集团的内部资本市场困境为案例，重点分析该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活动与治理问题及其内部资本市场所面临的困境，指出三九集团应该通过以下途径提高内部资本市场的配置效率。首先是出让非相关多元化业务，做强主营核心业务；其次是变革组织结构，减少层级控制；最后是加强内部控制，建立保障机制和激励机制等。
此外，部分学者结合具体的行业特征对内部资本市场进行了深入分析，如吕洪雁（2007）结合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团自身的特点，尤其是煤炭行业整合重组过程中的特殊问题，探讨了内部资本市场运行的机制、模式及效率。冀凝煜（2007）基于建筑行业中的大型企业集团，就建筑行业中内部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及其优势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五、对我国内部资本市场研究的评价
通过对以上内部资本市场研究文献的归纳和整理，受到我国对内部资本市场研究优势和不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近年来，尤其是2004年以后，我国对内部资本市场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较以往有长足改进，采用实证研究和个案研究方法的文献数量在不断增加，大大提高了对内部资本市场研究的说服力。随着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关于大股东如何通过内部资本市场输送利益的实证文献在近两年也有所增长，主要归因于：首先，国内相关数据库的建立和完善，为现有的实证研究提供了较为详实的数据，但是对内部资本市场的配置效率及与之相关的多元化程度均缺乏直接的衡量标准；其次，是现有的文献个案研究较多，典型的案例研究较多，缺乏对中国大企业、大集团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再加之个案研究自身的局限性，其结果推广仍有待进一步考究和探讨。
第二，把内部资本市场与公司治理紧密结合起来的研究文献较少，结合中国特殊制度背景展开研究也较为薄弱。在我国，公司治理尚不完善，问题比较严重，股权集中度普遍偏高，不仅存在股东和经理之间的关系，还存在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外部资本市场欠发达的情况下，控股股东有很强的利益侵占动机，内部资本市场的存在很可能为控股股东进行利益输送提供运作的平台，同时也使公司治理问题更加复杂化。因此，将内部资本市场和公司治理问题如何紧密结合起来，将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第三，将内部资本市场和外部资本市场结合起来，进行系统性研究的文献较少，尤其是探讨二者之间互动关系的文献则更少。卢建新（2006）利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研究了内外部资本市场的制度特征、效应以及不完全信息等问题，得出了提高内部资本市场中信息完整性的建议，其主要是从组织安排方面提高信息的完整性。但是如何发挥内外部资本市场之间相得益彰的互补特性，仍需深入的探讨。
第四，从内部资本市场角度探讨企业多元化经营失败的文献较少。将二者结合在一起研究的文献主要偏向于对多元化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演化轨迹和运作机制进行规范研究，缺少实证研究。在我国采用多元化发展战略的企业较多，但是多元化企业经营并不尽如人意（如春兰，三株、巨人等）。因此，如何使多元化经营和内部资本市场之间形成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并不断提高公司业绩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五，企业集团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和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内部资本市场的监督成本、信息传递成本和成本。因此，如何充分发挥内部控制的作用，为内部资本市场功能的实现建立保障机制，使其与内部资本市场相关的成本和收益之间达到有效均衡，仍有待今后不断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杨棉之.内部资本市场 公司绩效与控制权私有收益――以华通天香集团为例分析[J].会计研究，2006，（12）.
[2] 万良勇，魏明海.我国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困境与功能实现问题――以三九集团和三九医药为例[J].当代财经，2006，（2）.
[3] 周业安，韩梅.上市公司内部资本市场研究――以华联超市借壳上市为例分析[J].管理世界，2003，（11）.
[4] 曾亚敏，张俊生.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收购动因研究:构建内部资本市场抑或滥用自由现金流[J].世界经济，2005，（2）.
[5] 卢建新.内部资本市场与外部资本市场――基于不完全信息的比较制度分析[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6，（2）.
[6] 邵军，刘志远.“系族企业”内部资本市场有效率吗？――基于鸿仪系的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07，（6）.
资本市场的有效性范文第5篇
关键词:资本市场新会计准则良性互动国际趋同决策有用观
今年2月15日，通过会计准则委员会卓有成效的工作，正式对外了包括1项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在内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初步完成了我国会计准则体系的制定任务，实现了我国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实质性趋同，从此我国会计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一、会计准则与资本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
资本市场的发展使会计信息使用者和用途发生了根本变化，为企业会计准则的变革提出了新的需求，即真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为资本市场服务，为投资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服务．资本市场的发展是在规范基础上的发展，而规范市场的基础在于信息披露、尤其是高质量的信息披露，而高质量的信息披露是由高质量的企业会计准则来实现的．
1、资本市场的发展对会计准则提出了新的需求
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是会计准则变革的内在动力，是会计信息使用者及其用途发生根本变化的主要原因．作为世界上会计准则最健全最完善的美国，其公认会计准则的建立从一开始就是为了顺应资本市场发展的需要，是在为资本市场服务的基础上成熟起来的．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进入了高速发展的历史时期，上市公司已经超过了1300多家，我国的证券市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完善，证券市场的有效性逐步提高，对我国会计信息的披露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成为了会计准则变革的迫切要求．
2、资本市场健康运转离不开会计准则的参与
有效的会计信息披露是资本市场良好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健全完善的企业会计准则又是资本市场中会计信息得到充分披露的重要保障．会计准则作为一种机制，它直接导致了充分披露，提高了会计信息的质量和信息含量，它能够将相关的信息从公司内部传递给外部，这不仅有助于投资者做出更好的决策，更可以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有效运作．
二、国际趋同与创新发展相协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
新企业会计准则在坚持中国特色，适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实现了与国际财务会计准则的趋同，建立了一个国人认可和国际认同的准则趋同平台．新企业会计准则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突出了以投资者为中心的决策有用观，同时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资产减值处理原则，所有这些充分考虑了我国特殊的经济环境和会计环境，对有效的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影响深远．
1．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引入，有效的提高了资本市场会计信息的质量
我国新会计准则在许多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其中最大的创新就是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运用．近年来，国际会计准则及美国等一些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会计准则，先后将公允价值作为重要甚至是首选的计量属性加以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随着近几年我国市场经济合资本市场的发展，证券市场的有效性逐步提高，各种金融创新产品和创新手段的出现,为公允价值的运用创造了现实的“土壤”.
2．以投资者为中心的＂决策有用观＂，保障了资本市场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
新会计准则在基本准则中明确的指出，企业编制财务报告的目标之一是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有助于财务会计报表使用者做出经济决策．这一目标充分体现了＂决策有用观＂的思想，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提供相关真实、可靠、公允的会计信息，强化了为投资者和社会公众提供决策有用会计信息的新理念．
3、具有中国特色的＂减值准备＂观，缩小了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和操作的空间
新准则的实施，将可以有效的遏制利用减值准备作为＂秘密准备＂调节利润的情况，利用减值准备调节利润的空间将变得越来越小，利用计提手法调节利润将越来越难，将使给投资者提供的会计信息更加可靠、客观．
三、新会计准则对我国资本市场参与群体的影响分析
新会计准则适应了我国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的需要．在会计目标方面，从满足政府为主实现了以满足投资者为主；在会计信息透明度方面，从强调内部使用转为公开披露；在会计选择方面，从政府宏观选择需要为主向企业微观选择转变，所有这些创新和变革，将有利于提高我国会计信息的质量，使会计信息在投资者决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为我国资本市场高质量会计信息披露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1.新会计准则的和执行,将会给我国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的带来深远影响
首先，新会计准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新会计准则系不仅从技术的角度对原有的财务报告模式进行了修正，更重要的是从财务报告准则体系的视角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新会计准则重新定义了资产、负债、收入、费用等会计要素的内涵和确认条件，突出强调了资产负债表项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同时，在坚持历史成本的基础上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不仅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更有利于充分揭示上市公司财务风险及正确衡量经营业绩．
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是以会计信息的高透明度为基础的，会计信息透明度的提高是以高质量的会计信息为目标的．新会计准则有效的借鉴了国际公认的会计标准,明确了高质量会计信息应具备的要求，构建了完善的报告体系，解决了会计信息在信息结构与信息量上的不对称，新会计准则的这些创新为我国上市公司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做好了相应的制度安排，为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2.新会计准则的和执行对我国资本市场中投资者的影响
投资者是资本市场资本的重要来源，没有投资者的资本供给，资本市场将成为无水之鱼不能运转。只有充分保障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切身利益，使投资者在资本市场发挥主导作用，才能使资本市场得以健康快速的发展。新会计准则的推出和执行，可以确定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中的主导地位，为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中保护自身利益创造良好的条件．
新会计准则以高质量会计信息的需求和供给为中心，要求在反映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同时，应该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新的会计准则不只着眼于历史，更着眼于未来――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不只着眼于可靠性，更着眼于相关性――为投资者、债权人和社会公众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不仅着眼于确认与计量，更着眼于会计信息透明度的提高――有助于消除会计信息不对称而给会计信息使用者带来的误导，避免投资者经济利益的损失，树立投资者投资我国资本市场的信心，最终促进资本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
3.新会计准则体系的和执行，监管层面临的挑战
在资本市场运行中，离不开会计准则的制定者和资本市场的监管者，只有在会计准则的规范下和监管者的监控下，资本市场才能够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新会计准则的和实施，是我国政府根据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状况和资本市场发展程度作出的历史性变革，是加强国家经济管理的需要．
新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对企业会计信息的质量和透明度进行必要的调节和监控是我国政府履行公共责任的重要表现．因此，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有利于国家统一企业会计标准，增强个企业会计信息的客观性和可比性，同时，也给我国政府和资本市场监管层提供了更加有力、更加科学的评判标准，有利于提高其对我国资本市场进行管理和调控的能力．
四、结论
新会计准则的和推行将会提高我国资本市场中企业会计信息的质量和透明度，提高我国资本市场的有效性，树立投资者对我国资本市场的信心，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积极稳定的发展发展．同时，会计准则毕竟只是对生产会计信息的一个规范，它只能解决我国资本市场中＂该如何办＂的问题，需要我们在规范制度的同时，加强准则的执行力度，提高投资者识别会计信息的能力，，最终促进我国会计准则和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
主要参考文献
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2006)．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