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生育率的措施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提高生育率的措施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提高生育率的措施范文第1篇
关键词 玉米；保苗率；技术措施；吉林省；湿润冷凉区
中图分类号 S51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3）20-0057-02
吉林省湿润冷凉区是指吉林省东部长白山和中部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带，该地区海拔250～750 m，无霜期120～130 d，年平均气温3～5 ℃，5—9月≥10 ℃积温2 650～2 750 ℃，年平均降雨量750～850 mm，土壤以灰棕壤、白浆土为主，山川谷地上分布着冲积土、草甸土和泥炭土，非常适合玉米种植，是吉林省重要的玉米产区。但是受到栽培技术水平和自然条件的限制，近年来该区域的玉米产量一直不高，始终在8～9 t/hm2之间徘徊。在影响玉米产量的诸多因素中，玉米保苗率低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桦甸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对2010—2012年玉米保苗率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2010年玉米平均保苗率为84.1%，2011年玉米平均保苗率为76.9%，2012年玉米平均保苗率为78.8%，其中存在个别地块保苗率在60%左右。因此，为提高玉米保苗率，采取以下9种技术措施，以为该区域玉米高产优质生产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1 选择活力强的玉米种子
活力强的玉米种子发芽快，拱土能力强，出苗整齐度高，对干旱、冷凉、高湿、肥害、药害抗性较强，不易感染缺素症、苗枯等各种苗期病害，保苗率高[1]。应选择在18 ℃条件下，3～4 d有90%以上的种子出芽的种子。
2 播种前进行种子包衣
为了防止地下害虫和玉米丝黑穗病，普遍采用种子包衣技术。但是种子包衣不能过早，因为过早包衣，种衣剂和玉米种子长时间接触，会对玉米种子产生毒害作用，降低玉米种子的出芽率和发芽势，严重影响出苗。应在玉米播种前7～10 d进行晒种，然后在阴凉处进行种子包衣，阴干后装袋备用。包衣一定要均匀，否则会降低防治地下害虫和玉米丝黑穗病的效果。
3 适期播种
播种过早，土壤温度低，湿度大，易粉籽烂芽；播种过晚，易受干旱影响炕籽炕芽。最适播种期是地温稳定超过10 ℃，土壤含水量20%，即土壤用手攥成团落地后自然散开，此时播种出苗快，出苗壮[2-3]。
4 精细整地
精细整地是保证播种质量的关键环节[4]。整地后耕层深度达到25～30 cm，碎茬长度小于5 cm，无立垡，无坷垃，起垄后适度镇压，把垄台压平后播种。
5 精心播种
5.1 增加播种量
由单粒播种改为双粒播种，或按照1粒—2粒—1粒模式播种，即第1埯播1粒，第2埯播2粒，第3埯播1粒，以5～6埯为一个循环单位。
5.2 调试好播种器
不管是使用大型播种机播种，还是使用手提式播种器播种或滚动式播种器播种，播种前都要调试好排种口和排肥口，保证排种畅通和准确。在播种时，随时观察排种、排肥状态，防止漏播[5]。
5.3 确定播种深度
播种时气温低、土壤湿度超过20%时，适度浅播，播深3～4 cm；播种时气温高、土壤湿度小于20%时，适度深播，播深4～5 cm。
5.4 种肥隔离
底肥深施15～18 cm，口肥与种子间隔8～10 cm，防止发生烧种现象。
5.5 作业连续
起垄后，及时播种，播种时镇压，防止跑墒。做到随起垄、随播种、随镇压，有利于土壤保墒，提高玉米出苗率[6]。
6 防治地下害虫
在种子包衣的基础上，把毒饵或杀虫剂拌入底肥中，随底肥均匀施入垄底，或者在破垄后合垄前用辛硫磷50倍液喷施于垄沟。
7 合理喷施除草剂
用90%乙草胺2.5 kg/hm2+38%阿特拉津胶悬剂4 kg/hm2+72% 2，D-丁脂0.75 kg/hm2对水300～400 kg/hm2，在播种后、出苗前进行土壤封闭，除草效果差的地块可使用4%玉农乐1 500 mL/hm2对水300 kg/hm2进行二次除草。喷施除草剂要做到药量准、对水足，喷施均匀，不能随意加大药量或减少对水量，以防止药害。
8 防治苗期病害
在易发生缺磷和缺锌症的地块，在玉米3～5叶时，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溶液和0.2%硫酸锌，或结合施底肥增施多元锌肥和磷肥，防止发生缺素症。
9 预防鼠害
春季是老鼠繁殖危害的高峰期，是防治农区鼠害的最佳时期。在4月中、下旬，选择7～10 d投放含有抗凝血性杀鼠剂的毒饵防治农田鼠害[7]。
10 参考文献
[1] 李维岳，才卓，赵化春.吉林玉米[M].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363-381.
[2] 方向前，边少锋，柴寿江，等.吉林省湿润冷凉区玉米栽培技术[J].杂粮作物，2007，27（4）：296-297.
[3] 方向前，曹文明，于世伟，等.吉林省湿润冷凉区玉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农业科技通讯，2011（1）：119-120.
[4] 郭庆法，王庆成，汪黎明.中国玉米栽培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306-312.
[5] 方向前，边少锋，孟祥盟，等.不同株型玉米单产达12 000 k量构成的研究[J].吉林农业科学，2005，30（6）：13-14.
提高生育率的措施范文第2篇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1年6月～2013年6月期间我计划生育办管辖的已婚女性200例作为研究对象，200例女性均有人工流产或药物流产史，其中育有一胎者148例，育有二胎者43例，未生育者9例，均无妇科疾病和不孕不育症。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100人，观察组女性年龄区间21～37岁，平均年龄(30．3±4．5岁)，对照组年龄区间23～37岁，平均年龄(31．2±5．1岁)。观察组女性给予计划生育宣教护理，对照组女性不给予计划生育宣教护理，两组女性在年龄、体重等方面无显著性差异，具有可比性，对全部女性进行随访，随访期为2年，统计两组女性的生育率、计划外生育率、再次妊娠率等指标，并进行分析比较判断计划生育宣教护理的效果。
1．2方法
1．2．1宣传教育护理形式:
①书面教材宣教:给予观察组女性分发与计划生育健康教育相关的教材，通过学习教材，提高女性对计划生育的认知水平;②面对面知识讲座:对观察组女性进行集中式的授课，采取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宣教护理，提高女性对计划生育基础知识及其工作意义的了解;③科学教育片:通过让观察组女性观看科学教育片，使其掌握避孕节育及生殖健康相关知识，及妊娠不同时期的注意事项。
1．2．2宣传教育护理内容:
①我国人口现状;②人口数量与社会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的关系;③人口理论原理;④人口过剩的危害;⑤避孕指导;⑥优生优育的婚育观;⑦计划生育相关法条的宣教;⑧女性生殖健康教育。
1．3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6．0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使用的统计学方法为T检验，P＜0．05表示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结果
随访期为2年，统计两组女性的生育率、计划外生育率、再次妊娠率等指标，观察组女性的再次妊娠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生育率和计划外生育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1所示。
3讨论
提高生育率的措施范文第3篇
[关键词]生育水平 地区差异
生育水平直接决定人口再生产和人口发展趋势,决定人口规模的大小和增长速度,因此研究辽宁生育水平的变动过程及地区差异,对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七十年代开始,辽宁生育率急剧下降,1970总和生育率为4.23,1982年为1.74,到2000年仅为1.2。计划生育政策对降低生育水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社会经济发展对生育水平的降低也起到了促进作用。生育水平在全省范围下降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大的地区差异,且这种差异长期存在着。本文将对辽宁生育水平的变动过程与地区差异进行分析,并对今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
一、生育水平的变动过程及原因
用总和生育率作为度量生育水平的指标,成为国内外研究最普遍的方法。1970年辽宁总和生育率为4.23,1975年为2.13,1979年为2.15,70年代总和生育率平均为2.82;80年代辽宁生育总和生育率已降到自然更替水平之下,1980年为1.76,1989年为1.50,80年代总和生育率平均为1.63,但80年代的生育水平是在起伏波动中逐步下降的,其中1981-1982年,1987-1988年总和生育率有一定的上升;90年代生育水平逐年稳步下降,1990年为1.47,1999年为1.2,90年代总和生育率平均为1.33;到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仅为1.2,而从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数据来看,全省总和生育率仅为0.98。
通常以总和生育率为2.1作为参照来判断生育率是否低于更替水平,而低生育水平指的是低于2.1水平的区间,国际上存在两种关于低生育水平的划分口径:一种口径是“极低生育率”,指等于或低于1.3的总和生育率;另一种口径是“很低生育率”,指低于1.5的总和生育率。按照上述标准,从70年代至今辽宁生育水平的变动过程可以概括为:70年代从高生育水平迅速下降到接近更替水平,80年代在起伏波动中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90年代后在低生育水平上稳步下降,2000年后进入到极低的生育水平阶段。
生育水平的这种变动过程是有着深刻社会原因与背景的。70年代的“晚稀少”人口政策的具体措施在城乡范围内逐步贯彻落实,取得了巨大成效,使生育率很快迅速下降;到80年代生育水平基本已在自然更替水平之下,生育政策调整下的空间已经很小了,由于在1984年在全国范围内生育政策上有一定的调整,使得生育水平产生了一定的波动;90年代后在计划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作用下,使得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基本性的改变,生育水平稳定在较低水平。
2000年之后的生育率一直处于一个极低的生育水平,这一数据结果让人深思。伴随着多年来辽宁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根本改变,人口生育水平明显下降,但是2005年育龄妇女平均生育不到一个孩子这样一个超低生育水平,却也不符合实际与相关的生育意愿调查。除了考虑到统计调查中的瞒报漏报等对数据准确性影响外,笔者认为这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现代人平均结婚及生育年龄的推迟,从而导致了当前生育水平极低。西方学者在研究90年代欧洲超低生育率时,认为超低的总和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真实的生育水平,生育年龄的不断推迟是形成超低生育率或生育水平的重要原因。总和生育率是时期生育指标,他更多的反映当年的实际生育情况,却不是妇女终身生育水平的准确度量,总和生育率只有在生育模式长期稳定时才等于终身生育率,而在生育模式变化时,总和生育率并不能反映其下降中哪一部分是生育意愿减少,哪一部分是生育年龄推迟引起的。但是自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辽宁的生育模式发生了重要改变,由“早育模式”转变为“晚育模式”,因此现在的总和生育率给实际工作及对真实生育水平的认识造成一定的困扰。
二、生育水平的地区差异
辽宁在全省范围内的生育政策是一致的,但各市的生育水平却始终存在一定的差异,从全国范围来看也是如此,甚至差异更大。1982年辽宁省总和生育率为1.74,各地区的差异较大,最高的朝阳市为2.55,最低的大连市只有1.47,两者相差1.08;2005年全省总和生育率为0.98,最高与最低的仍然是朝阳与大连,分别为1.49与0.68,两者相差0.81。从1982年到2005年,地区间的生育水平差异缩小了,这是由于原来高生育水平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下降了,而原来低生育水平地区的下降空间潜力缩小了。地区间的差异趋势是辽中辽南最低,辽东较高,辽西辽北最高。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差异与各地区的经济展水平具有一致性。
表1 辽宁各地区生育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指标 单位:%、元
数据来源: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
注:1982年辽宁共十二个市,盘锦市与葫芦岛市还未建立
我们将辽宁2005的总和生育率、妇女文盲率、城镇人口比例、女性在非农业产业中就业比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出生人口与死亡人口之比、农村人均消费七项指标,通过SPSS软件进行聚类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辽宁可分成三类地区:沈阳、大连、鞍山、盘锦为一类,这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妇女受教育水平较高,出生死亡率之比较高,医疗卫生条件较好,生育水平低;抚顺、营口、辽阳、本溪为一类,这类地区在辽宁经济文化等都处于中等水平,生育水平也较低;其它六个市为一类,即阜新、朝阳、铁岭、丹东、锦州、葫芦岛为一类,这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女性文盲率高,劳动参与率低,生育水平较高。
聚类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好,医疗条件好,女性受教育水平高,在非农业中就业比例高的地区,生育水平就会较低;而在经济落后,女性文盲率高,就业水平低的地区,生育水平也相对高,生育水平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呈负相关,生育水平的差异与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国内外很多学者认为,我国生育水平下降的原因,是计划生育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生育水平地区差异的原因在于地区间的经济文化差异。但笔者认为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城乡二元性”也是产生地区生育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执行“一孩”生育政策的人口高于城镇化水平低的地区,城市化水平低的地区,农村人口比例高,执行“一孩半”生育政策人口高于城镇化水平低的地区,在政策上造成了城镇化水平不同的地区生育率的差异。
三、思考与建议
从1984年后生育政策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动,80年代后政策调整的空间已经有限,90年代后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对促进生育水平下降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从90年代开始至今的二十年,辽宁始终保持处于低生育水平,且一直在稳步下降。笔者认为,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按照构建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变以控制人口数量为目标的狭义“人口生育政策”为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广义“人口政策”。建立人口动态监测预警机制,及时准确把握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人口迁移、人口出生死亡变动规律与趋势;建立人口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体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建立人口宏观调节机制,切实有效的进行人口宏观调控,出台相应的政策,统筹解决各种人口问题。
对于当前的超低生育水应有一个正确而清醒的认识,政府及人口与计划生育部门应重视生育率指标的统计,对真实生育水平进行有效准确的估计。超低的生育水平既低于政策生育率,也低于人们的生育意愿,导致超低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都有哪些?如果接续这种超低生育水平,必将导致一系列的人口问题,后果不堪设想。获取真实准确的生育水平是至关重要的,这事关辽宁人口发展战略的制定与人口政策的调整,利用人口与计划生育系统的优势,开展生育意愿调查,结合调查与统计数据准确把握当前的真实生育水平,及时准确预测未来生育水平。
针对辽宁生育水平的地区差异与地区实际情况,应站在全局的高度制定人口发展战略,在管理与服务上各有侧重,积极引导。如在经济发展落后生育水平高的地区,人口控制任务仍不能放松,努力提高女妇女的受教育水平与社会地位;对于生育水平较低的地区,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与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尤为重要,并应积极探索提高本地区人口发展水平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徐莉.中国生育率的地区差异分析[J].人口与经济,1994,(4).
[2]杨鑫,李通凭,魏立佳.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西北人口,2007,(6).
提高生育率的措施范文第4篇
关键词：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替代率；结婚概率；总和生育率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5）06-0114-09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6.012
一、引言
社会保障与人口结构是我国人口和社会福利最为基础的指标之一，它们将对我国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社会保障缴费率和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是社会保障研究领域中非常重要的两个部分。社会保障缴费率反映了社会保障给人们带来的经济压力，社会保障支出水映了社会保障给人们带来的福利水平。本文主要研究在社会保障变化的过程中社会保障水平对于人口结构的影响，这里所指的人口结构包括总和生育率和结婚人数。虽然人口结构的变化主要取决于经济收入的提高以及人口政策的导向，但是这两个主要因素的变化并不能完全解释人口结构的改变。例如从我国总和生育率的角度来看，在剔除由经济收入变好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控影响以外，有研究者重新估算了我国近些年的总和生育率应该是多少，其得到的结论是估算的总和生育率水平要高于我国政府所公布的实际总和生育率水平。与此同时，该研究按照重新估算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实际模拟了我国1972-2008年的人口估算总量，发现中国实际的人口总量比估计的人口总量还减少了约4.58亿人[1]。因此，单以经济收入和政策因素作为人口结构的变化的解释因素仍略显不足。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社会保障的变化对人口结构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社会保障的变化会降低总和生育率的水平，同时也使得结婚人数产生了下降的趋势。
二、文献综述
贝克尔（Becker）正式建立了人力资本和生育决策之间关系的微观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单向利他模型和双向利他模型，开启了社会保障对生育决策的影响研究。其研究主要分析了二者的效用关系。这种效用研究体现了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障对总和生育率的收入效应，但由于缺少有效的数据而难以对该理论进行有效的检验[2]。二是社会保障对总和生育率的替代效应。莱恩特（Lainter）将父母的遗产动机同子女对父母的利他性结合起来考查，证明了如果加入年轻人对父母的利他性，特别是子女对父母赡养和赠予要大于父母给予子女的遗产时，社会保障制度更有利于私人储蓄和物资资本积累，从而降低了生育水平[3]。埃斯瓦兰（Eswaran）通过纳什博弈分析了生育决策过程中夫妻双方谈判力量的作用，男女双方的不同力量决定了不同的生育水平，亦即决定不同的总和生育率[4]。博尔德林（Boldrin）分析了社会保障缴费率与总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发现社会保障缴费率的提高降低了总和生育率[5]。霍尔姆奎斯特（Holmqvist）针对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非洲国家1960-2007年的数据作了研究，发现带补贴养老金制度的引入使得每个妇女少生0.5-1.5个孩子[6]。纳蒂亚（Nadia）等人分析了社会保障替代率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将会降低女性的总和生育率[7]。
社会保障对人们婚姻影响的研究分析指出，社会保障的变化将降低人们的结婚意愿。埃尔利希（Ehrlich）指出“在充足的社会保障基金支付能力和适度社会保障缴费率条件下，人们通常就不会选择利用结婚形式作为维系生存的重要因素”，并且通过对OECD国家的研究发现，社会保障基金支出增加将会降低OECD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以及结婚人数，并且这种降低的影响不会通过代际转移而消失[8]。斯蒂芬（Steven）发现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多少对于家庭中的女性更为重要，特别是对低收入的女性更是如此，一旦这些女性选择离婚将不再能够获得丈夫的社会保障基金收入，从而导致离婚女性变得更为贫困，而且增加男性的社会保障基金收入不利于维系家庭的稳定[9]。席妮池（Shinichi）在对社会保障和劳动供给研究中发现，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增加，提高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并且使得女性的劳动工作时间至少增加了4.3%-4.9%，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以及工作时间的增加将降低女性结婚的意愿[10]。安德鲁（Andrew）分析了社会保障缴费率和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对于男女收入的影响，进而研究发现以上两者对结婚选择产生了不同影响，社会保障缴费率的提高会增加女性结婚的意愿，但是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增加会同时降低男性和女性共同的结婚意愿[11]。王云多分析了家庭组成、生育决策和社会保障之间的理论关系，认为社会保障的变化会降低家庭组成的概率，并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12]。斯蒂芬也分析了结婚导致社会保障基金收入所带来的效用的降低，社会保障增加并不能很好地维系婚姻，同时分析了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增加能够提高丧偶女性的收入与福利[13]。
三、模型建立
1.前提假设和基本模型
社会保障与人口结构的变化过程中存在着抚养子女的代际交叠、劳动供给的代际交叠，以及退休人口的代际交叠这三种代际交叠形式。因此，本文把代蒙德的代际交叠模型作为社会保障和人口结构变化动态分析的基础模型并扩展该模型。假定在具有同质工作能力的工人和固定的劳动供给的经济体系中，假定婚姻选择除已婚外，其他都作为未婚（包括未婚、离婚以及丧偶）。该模型假定只有已婚的家庭才会理性选择孩子数量和质量，因此，代蒙德模型的扩展从孩子的人力资本开始，人力资本模型为Ht+1=A（H-+Ht）ht，H-作为初始人力资本，ht∈[0，1]，代表父母在孩子身上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所使用的物资资本并假定H0=0，A代表提高知识代际传递的环境因素。所有人工作的目的都在于使其能够获得最大的效用U，并且每个人都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pt代表结婚概率，U*m（t）和U*s（t）分别代表已婚和未婚的最大期望效用函数，效用函数为：
四、实证分析
1.主要概念界定和计算方法
对关键概念界定不清容易造成误导，因而有必要予以详细介绍。
（1）主要变量说明。影响人口结构变化的社会保障主要沿用了纳蒂亚所指的社会保障替代率SSR（Social Security Replacement Rates），社会保障替代率=社会保障年收入÷年收入[14]。
社会保障替代率需要进行分层计算，普赛尔（Purcell）介绍了具体的计算办法[15]。社会保障替代率的计算需要分为以下两步。第一，计算不同人群年收入。区分了工作期间的个人收入和退休人口的个人收入。工作人口的年收入用人均工资年收入表示，所选取的数据名称为就业人口的人均 GDP（1990 年不变价购买力，来源：世界银行）。退休人口的年工资收入按照退休前的最后一年的工资计算（计算方法来源：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例如，如果个人在1995年退休那么其年收入标准为1994年的年工资收入，由于在退休以后没有工资收入，而社会保障替代率事实上反映了对于收入的一种替代关系。
第二，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计算方法。个人（家庭）所获得的社会保障收入从国家角度看实际上是国家对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因此，个人（家庭）获得的社会保障收入应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社会保险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收入和生育保险基金。由于本文选择的国家除中国外，还涉及东盟各国（不包括文莱），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方面的数据无法获得，为计量实证分析指标的一致性，本文仅选择了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作为个人（家庭）社会保障收入。因此，本文的社会保障替代率在计量中所反映的是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年收入。
（2）[JP+2]其他变量说明。第一，结婚概率（MARRY）是作为结婚人口的比例，即用已婚人数除以成年人口总量。第二，选择不同阶段的生存概率（π1和π2），π1和π2的上升能够增加n和h的回报率，n和h又涉及消费的跨期替代率，因此会对结婚概率和总和生育率产生影响。 第三，人均GDP和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作用类似，对结婚概率和总和生育率也会产生替代效应。第四，女性人数与男性人数的比例（SEX），该变量影响结婚的搜索效率，因此影响了结婚概率，进而影响了总和生育率。第五，女性劳动参与率（FLFP），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会增加女性的收入，将会降低女性结婚概率，影响总和生育率。第六，
女性与男性教育水平比例的均值（FSCH）。女性教育的提高能够促进女性的就业，使得女性收入增加，这会降低女性的结婚率，并且影响总和生育率。第七，政府购买占GDP的比重（G），以便于区分开社会保障替代率和其他政府支出对婚姻结构以及总和生育率的影响。
本文主要选择中国和东盟国家（未包括文莱）作为样本，统计了上述的主要变量，并且对变量进行无纲量化处理，对所有变量的数据取自然对数。
2.主要统计描述
中国和东盟国家在社会保障替代率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上主要表现在：从中国数据的特点来看，社会保障替代率的年增长率的总体趋势在不断递增，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结婚概率出现小幅波动但整体趋势在不断下降。从东盟国家数据的特点来看，首先各国的社会保障替代率从1995年开始都在不断地增长，其中增长最快的国家是泰国；其次各国的总和生育率都在下降，下降最多的国家为老挝；最后各国的结婚概率也出现了不断下降的趋势，变化最大的国家为柬埔寨。并通过Stata统计软件统计分析了主要变量的数据特征（见表1）。
从表2可以发现较高的社会保障替代率降低了结婚概率的值。确实社会保障替代率和结婚概率呈现着一种负相关关系，这与事实一致，对于没有稳定工作的人，特别是在有权获得配偶的社会保障收入时，更有动机和激励去结婚并且很好地稳定家庭婚姻。较高的π1和π2有助于结婚的形成，其原因可能在于较高的生存概率更能够增加青年个体组成家庭的概率。LGDP与LMARRY负相关，反映了跨期替代的家庭婚姻的选择行为，也反映了收入与婚姻的替代关系。政府购买支出（G）增加对于维系婚姻具有积极的意义，可能的原因在于政府购买支出增加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税收负担，降低了人们的收入，因此人们愿意维护婚姻的稳定。女性与男性人数的比例（SEX）越接近1，说明男女比例越均衡，这将使得男女在搜索伴侣的成本方面会降低，使得结婚的成功率会提高。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FLFP）降低了结婚意愿，女性参与工作的概率大，使得女性推迟了结婚，因此降低了结婚概率。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水平比率的均值（FSCH）越小，说明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水平差距越大，那么配偶之间潜在收入的互补性就越大，这能够提高和稳定家庭结构。
（2）总和生育率实证回归结果。表2的后4列是对LTFR回归的结果，模型1和模型2代表了方程（14）的OLS回归，作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模型3和模型4代表了方程（14）的GMM回归，作为第二阶段回归。在模型2和模型4中LMARRY（被视为内生变量）与LSEX、LFLFR和LFSCH一起加入模型中进行内生回归。
分析的结果发现社会保障替代率与总和生育率是负相关的，这说明社会保障费率的提高将会降低总和生育率，这符合上述的分析。结婚概率与总和生育率呈现了正相关关系，说明结婚人数的增加提高了组成家庭的数量，孩子是已婚家庭的选择，已婚家庭数量的增加提高了总和生育率。π1和π2的提高通常有利于总和生育率的提高，生存概率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其原因可能在于生存概率的提高使得家庭婚姻结构的增加，进一步刺激了家庭抚养孩子的可能性也随之提高。人均GDP的提高却使得总和生育率下降，其原因可能在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在不断上升，抚养孩子将会降低收入所带来的效用，因此降低了总和生育率。政府购买支出（G）的提高通常也会降低总和生育率，其原因在于政府支出增加将导致人们税收负担的加重，这将增加抚养孩子的成本，因此降低了人们的生育意愿，降低了总和生育率。女性和男性人数的比例（SEX）增加促进了总和生育率的提高，由于女性人口的增加会使得结婚的人数增加，抚养孩子是家庭的选择，因此会提高总和生育率。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FLFP）反映了较高的市场工资，增加了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所以降低了总和生育率。女性与男性教育水平比率（FSCH）的提高使得夫妻在抚养孩子的问题上能够更好地进行沟通，因此使得总和生育率上升。
五、结论与建议
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社会保障水平对人口结构的影响符合理论预测，社会保障替代率的提高降低了结婚概率和总和生育率。进一步分析，社会保障替代率弹性的提高将会导致结婚概率和总和生育率弹性的提高。结合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实证结果，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适时根据我国国情调整人口政策，虽然减少人口数量会带来人口质量的提高，但人口质量的提高能否补偿人口数量减少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损失还有待商榷。适度放宽生育政策，以此调节总和生育率，使人口结构能够均衡发展，这才是未来我国人口发展的核心目标。
当前我国已经明确提出全面二孩政策，但仍需相关法律支持，为保证我国的人口均衡发展，需要相关法律尽快完成以保证全面二孩政策的顺利实施。
第二，结婚和生育是未来人口发展和社会保障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撑点，因此降低结婚成本和生育成本有利于社会保障政策良性运行和改善人口结构。结婚与生育是相互影响的，结婚成本的降低有利于婚姻的形成，结婚人数的提高才能够改善我国目前不断降低的总和生育率；与此同时，目前的生育数量将决定未来结婚搜索成本能否降低，能否促进结婚概率的提高。为此相关政策措施应一起配合来降低结婚成本和生育成本，从而促进社会保障和人口结构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1]陶涛，杨凡.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应 [J].人口研究，2011（1）：103-112.
[2] 王天宇，彭晓博.社会保障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来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证据 [J].经济研究，2015（2）：103-116.
[3] LAINTER J. Household bequest behavior and the national distribution of wealth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79， 46：467-483.
[4] ESWARAN M.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fertility， and child mortality： toward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02（15）： 433-454.
[5] BOLDRIN M， NARDI M， JONES L. Fertility and social security [EB/OL]. [2005-03-16].http：///sol3/papers.cfm？abstract_id=669445.
[6] HOLMQVIST G. Fertility impact of highcoverage public pens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J]. Global Social Polity， 2011（11）：152-174.
[7] NADIA S， ALICIA H， PATRICK J. How do trends in women’s labor force activity and marriage patterns affect social security replacement rates？ [J]. Social Security Bulletin， 2013， 73（4）：1-24.
[8] EHRLICH I，JINYOUNG KIM. Social security and demographic trends：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2006，10（1）：55-77.
[9] STEVEN A S， WEI SUN， ANTHONY W. Why do married men claim social security benefits so early？ ignorance or caddishness？ [R].Center for Retirement Research at Boston College， 2007：1-46.
[10] SHINICHI N. The joint labor supply decision of married couples and the social security pension system [R]. Retirement Research Center， Michigan （MRRC）， 2010：1-46.
[11] ANDREW G， GAYLE L， NADA O. The treatment of married women by the social security retirement program[R].Center for Retirement Research at Boston College， 2010：1-27.
[12] 王云多.家庭组成、生育决策和社会保障 [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1（1）：56-62.
[13] STEVEN A S， SUN Wei， ANTHONY W. Social security claiming decision of married men and widow poverty [J]. Economics Letters，2013，119：20-23.
提高生育率的措施范文第5篇
朝鲜战争前的1950年，韩国人口为2000万。战争结束后，韩国政府推行奖励生育政策，加之深受“多子多福”的儒教伦理影响，在韩国人特有的“生下来反正饿不死”观念驱使下，韩国出现了婴儿潮，人口暴涨。1960年韩国人口达到2500万人。这10年韩国人口年增加率为3%，每个家庭平均6.3名子女。
韩国人口密度比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还高。1961年，朴正熙军政府认为人口暴涨会制约经济增长，采取控制人口政策，提出“不节制生育的后果不免是乞丐”的口号；1966年，开展“3・3・35运动”，即一个妇女“生育三胎”，三年三胎最晚生育到35岁；1973年，变成了“不分男女，优育标准两个”；到了80年代提出独生子女政策，口号是“两胎也多”，“一胎就可以满足”，“我们就生一胎吧！”甚至出现“即使生一个，三千里江山也满员”的鼓励不育口号。鼓励一胎政策导致“好男胎”风气，乃至出现溺女婴的现象，只好又提出“优育一个女儿比10个儿子更好”，“父母一代盼望儿子，我们一代没有伴侣”，“以爱孕育，不分男胎女胎”的口号。韩国政府的人口政策从三个到两个再到一个，生育控制不是个人权利，而是“国民的义务”。由于上述强制措施，韩国的人口自1970年以来增长缓慢，到1988年，年增长率降至1%，2000年为0.84%，2005年为0.48%，2010年为0.46%。总和生育率（简称TFR）即国家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20世纪60年代为6.3，70年代降到4.53，80年代降到2.83；90年代降到1.59，1998年降到1.47，成为低生育率国家。2001年降到1.30以下，进入了超低生育率国家。2005年创下1.08的最低纪录。联合国人口基金《2005年世界人口现状》显示，该年世界TFR平均为2.6，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的TFR分别为：1.57、2.82和4.86。韩国比发达国家的1.57还低。
2006年是“双春年”，2007年是“金猪年”，这两年在韩国都是喜庆年份，TFR分别反弹至1.13和1.19。2008年为1.2，2013年为1.25，在全球224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219。排在最后的是：台湾1.17，香港1.11，新加坡0.80。
从2001年至2012年，韩国TFR持续12年低于1.3。低生育率是发达国家共同的社会问题，韩国更严重。韩国人口学家悲观地预测，韩国现有人口5000万，按照日前趋势，2018年将是韩国人口的顶峰年，从此人口绝对数下降，到2050年总人口将缩减至4200万人，到2100年将减少到现在的1/3，最后会导致韩国人在地球上消失。
人口不断缩减，导致了以下现实结果。
首先是各级学校将出现招生困难。韩国小学生数量持续减少。2009年的小学生数量勉强超过70年代的一半。2009年尚有732.8万名小学、初中、高中生，到2018年将会减少至545.7万名，而2030年的学生数将减少至451.5万名。2030年的中小学校学生数达不到2007年学生数的60%。这意味着每10所学校中有4所是多余的，将有四成的老师失业。0～4岁的幼儿期人口每年递减4%，今后销售幼儿用品的商店和幼儿园可能陆续关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每年新生儿出生超过100万，韩国兴建了大批大学。但是，目前每年新生儿不足45万，当这些婴儿进入大学的时候，50%的学校招生困难。在未来的15年里，很多大学要么倒闭，要么合并。
其次兵源严重不足。在韩国，男子必须服兵役。照此下去，到2020年，韩国的适龄男性将非常缺乏，不能够满足部队所需的人数，有人担忧将来参军的男丁不够，会发生征集女性从军的事情。
最后是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劳动力短缺。目前韩国的大部分工人，都是1955―1963年婴儿潮时代的产物，约有1600万人，占韩国人口的34%。这个群体退休，韩国将经历劳动力短缺的阶段，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目前，平均每8名劳动人口赡养1名老人，到2025年，这一比率将达3∶1。由于领钱的人比交钱的人多，养老金赤字将会扩大，养老基金严重不足，会导致经济的长期衰退。社会福利会收不抵支，年轻一代的税负也会加重，恶性循环，动摇国家根本。
二、人口老龄化加速
与生育率下降紧密伴随的是人口老龄化。韩国国家统计厅2013年12月9日公布，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7岁，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则为83.8岁。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1970年为3.1%，2000年7%，2005年9.3%，2011年11.4%。2014年初已达到12.2%。40年来，韩国老龄人口增加3倍，速度位于世界经合组织（OECD）之首！如果将1970年各国老龄人口的比重定为1，2013年韩国老龄人口规模增加到1970年的4倍，不但远高于OECD平均水平（1.6倍），甚至高于日本（3.6倍）、芬兰（2.1倍）、葡萄牙、意大利（2.0倍）、捷克、加拿大、西班牙（1.9倍）等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国家。
韩国人口年龄中位数1980年是21.8岁，1995年是29.7岁，2000年是32岁，2005年是35岁，2010年是38.1岁，预计2040年将达52.6岁。
70年代每年韩国出生婴儿100万名，现在每年仅44万名，不到45年前的一半。韩国18岁以下的青少年人口在20世纪60年代为50%，2004年仅为25.1%，现在更低了。
更严重的是劳动者老龄化。韩国劳动者的平均年龄从1980年的28.8岁增至2013年的35岁左右。从不同年龄段劳动者所占比例看，1980年29岁以下的占60.6%，2013年减少到25%以下。而同期40岁以上劳动者所占比例则从15.8%上升为40%以上！
2013年，韩国年龄超过60岁的高龄人口的就业人数首次领先20～30岁的青年人的就业人数。
世界经合组织将15～64岁的人口定义为劳动人口，而核心劳动人口为25～49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口经济活动最为频繁。2010年的人口调查显示，韩国核心劳动人口所占总人口比例从20世纪末的 50%以上下降至2010年的40.7%。
核心劳动人口减少意味着韩国经济增长率将会下降，并给国内的消费力带来巨大影响。韩国年轻人口减少将会导致消费力下降，市场萎缩，并逐渐改变消费模式。这意味着将有更多的消费人群，导致社会成本不断增加，福利成本也将不断增加，并最终影响韩国政府的财政稳定。
韩国目前的适龄劳动力（15～64岁）比重为73.1%，高于OECD的平均值（66.6%），排名第一。分析认为，这是因为韩国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1950年代和越南战争后的1970年代出现了婴儿潮，当时出生的大部分人口目前仍属于适龄劳动力。
世界经合组织最新数据显示，韩国国民赡养一名老人的劳动年龄人口数1950年为15.79人，1997年降至10人以下，2014年5.26人。到2036年，韩国赡养一名老人的劳动年龄人口数将为1.96人，低于世界经合组织的平均值2.38人。韩国社会老龄化速度已达到世界最高水平。
根据世界经合组织预测，2030年韩国老年人比率会达到24.3%，成为继日本、德国、意大利之后的第四大老龄化国家。而韩国的退休金制度等养老金政策远不如其他发达国家完善，退休老人生活艰难得多。据统计，2012年.韩国老年人的贫困率为45%，远高于OECD的平均值13.3%。
在韩国，人们很难期待悠闲的退休生活，离开工作岗位的时点也将越来越延后。2012年韩国65～69岁高龄人口参加经济活动的比率，男女分别为53.7%和32.3%，比世界经合组织的平均比率几乎高一倍。
三、低生育率的原因
晚婚，回避婚姻，生育意愿低，是超低生育率的三大原因。
结婚年龄大大延后。20～29岁女性的未婚者1970年是34.6%，到了2010年，已经超过70%；30～34岁女性也有15%未婚。2000年，韩国女性初婚的年龄是26.5岁，2010年超过了28岁。据近几年韩国媒体公布的数字，韩国人初婚年龄，男的在31岁、32岁，女的在28岁、29岁。随着妇女学历提高，就业率的上升，30岁以上的成功女性高不成低不就，越来越多地成为“剩女”，女钻石王老五屡见不鲜。
生育年龄随着结婚年龄提高而提高。目前，韩国30多岁的产妇比20多岁产妇多。由于养育孩子身心负担重，职业女性往往要放弃工作。所以30多岁女性就业率远低于20多岁女性的就业率。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已经普遍化。
韩国保健福祉家庭部于2005年和2009年对1.211万户家庭进行了两次调查。调查显示，未婚者结婚和生孩子的意愿明显降低。有1/4的20岁以上的未婚受访者表示“不想结婚”。10名未婚者中想要结婚的只有7名，认为一定要孩子的只有2名。2005年想要结婚的男性占男性总数的82.5%，而女性只有75.7%。2009年男性和女性比率接近，分别是75.7%和73.5%。2010年4月调查，近六成未婚受访者认为，“结不结婚都无所谓”。男女两性准备结婚的年龄都推迟到了30岁以后。
对于子女问题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一定要孩子”的在未婚者中只有24%。2005年调查中，有一半的调查对象认为子女是必需的。已婚女性对于子女的态度很积极。2000年10名已婚女性中有9名认为要孩子，但2005年的调查中只有65.2%的人认为要孩子。想要孩子怀不上的比率也在增加。2005年接受不孕诊断的已婚女性比率为7.5%，2009年已高达26.2%。初婚年龄越高，不孕的可能性越大。
据2005年调查，生育率明显下降的主要是中产阶层。韩国年轻人实际生育率比意愿生育率更低。韩国人口保健福利协会2014年初针对1843名全国已婚男女进行了一次低生育率问题问卷调查，结果44%的受访者表示，最理想的子女数为3名，38.2%的人表示2名最为理想。但统计厅2013年公布的2012年平均生育率仅为1.3名。
韩国专家将导致低生育率的现象归因于生育环境差、年轻女性受教育程度及就业率的提高、韩国国民的婚育观念改变。
2005年，日本某媒体对韩国、美国、日本、法国、瑞典5国各1000名20～49岁的男女进行各自国家生育环境的调查。在回答诸如“你是否认为自己国家的子女养育环境良好”“是否还想要孩子”“夫妻对养育孩子的责任分担”等问题时，韩国被访者的回答都是最负面的。韩国最具影响力的报纸《朝鲜日报》针对此结果，发表了“在韩国养育子女难于上青天”的社论。其中提到养育孩子成本过高、男女不平等多种因素。
尽管韩国妇女整体就业率提高并不多，1980年为42.8%，2004年为49.8%，但从就业女性年龄结构看，25～29岁的女性就业率却从1980年的32%上升到2005年的63.7%。女性的大学升学率从1990年的30.8%上升到2013年的80%。达到了与男性80.4%持平的水平。韩国未婚女性越来越重事业轻家庭。在20～39岁女性中，“反性族”越来越多。这类女性认为，在社会上取得成功，拥有高收入比结婚生子更重要。
养儿成本高，特别是私人教育费用高，是韩国低生育率的又一重要原因。韩国是深受儒教伦理影响的东方国家，极为重视孩子的教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韩国家庭除了对孩子的学校教育投入，还为子女教育投入了巨额的“私教育费”，比例之高举世无双。
以2007年为例，“私教育费”占家庭教育总支出的47%，占家庭总支出的12%。韩国“私教育费”占这个国家对教育总投入的41%。据韩国教育部门的抽样问卷调查，这年韩国77%的小学、初高中学生到课外补习班补课，每周平均10.2小时。韩联社2011年2月6日刊发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韩国3岁以上学前儿童的99.8%接受各种方式的私人教育。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最近发表的“韩国人子女养育费支出情况”报告显示，2009年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父母需投入的养育费用达到约2.62044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50万～160万元），养育两名子女共需要5.2408亿韩元，3名则需要7.8613亿韩元。对于养育子女，韩国父母给自己设定了过高的责任标准，自行提高了养育负担，也因此拉低了生育率。
最后，韩国国民对晚年生活的担心也降低了生育意愿。人们不愿意生孩子，除了孩子抚养费用高外，还有对自身养老金的担心。如前所述，一对夫妇生两名以上子女就要将收入的一大半用于供养孩子上学，父母基本上就要两手空空迎接退休后的人生。这种担心使人们对生孩子犹豫不决。20世纪80年代，韩国60岁以上老年人中有72.4%接受子女赡养，但2003年这一比例降至31.1%，等现在的年轻人成为老年人以后，希望孩子赡养自己恐怕已经不现实了。
韩国媒体评论道，发达国家多是高福利国家，养老福利系统完善。国家既提供子女抚养费，还保障退休后的生活。韩国普通劳动者的情况大相径庭，工作期间随时可能被解雇，中途领取退休金，养老保险等养老系统才刚刚起步。人们都陷入一种强迫意识，为了对不稳定的老年做准备，少生孩子来减轻抚养费和课外辅导费负担，以准备老年生活。
四、韩国政府的对策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低生育率和老龄化成了韩国政府面临的最棘手问题。从金大中到卢武铉，从李明博到朴槿惠，各届韩国政府都为提高生育率使出浑身解数。他们采取了下列措施：
1.调整人口生育政策。1994年韩国政府放弃了限制生育政策，2004年，更实行奖励生育的人口政策。相应地，韩国出现了许多鼓励生育的口号。如2004年，韩国家庭保健福利协会向国民征集相关口号，并请专家评颁奖。获特等奖的口号是“爸爸，我一个人很孤独，我想要弟妹”；金奖口号是“两个子女比一个子女幸福，三个子女比两个子女幸福”；银奖口号是“多个蜡烛的光当然比一个蜡烛更明亮”；铜奖口号是“留给子女的最大遗产是兄弟姐妹”。
2.设立强有力的领导机构。2005年韩国TFR降至1.08人后，卢武铉总统成立了低出生率及老龄化社会委员会，由总统任委员长。2008年，李明博政府设立了由保健福祉家庭部长官任委员长、10个部门长官参与的低出生率及老龄化社会委员会。为呼吁和奖励生育，民间成立了泛国民性的“生育创造美好世界运动本部”的团体，李明博总统参加了这个市民团体的成立仪式，并现身说法，鼓励年轻人多生孩子。他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正控制生育，流行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嫌多的生育口号。可他和太太金润玉女士却在那个年代生有4个子女。当时人们都以异样的眼光看待他们，“这个时候怎么可以生那么多孩子呢？”他们生第三个孩子时，甚至连医疗保险都上不了。时过境迁，今天他作为总统参加这个会议，表示“我有充分的底气说这些话”，即动员和鼓励韩国年轻人多生育孩子。他还开玩笑地说：“我有先见之明，我觉得未来韩国可能会面临严重的低生育率的问题，所以我特意多生了几个孩子。”李总统亲自上阵鼓励国民生育的现身说法，引起了韩国舆论的高度关注，并获得一致喝彩。
3.出台鼓励生育的综合对策。2005年卢武铉执政时，出台了《应对低生育综合对策》，政府为向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宣战，投入30.5万亿韩元（约合300亿美元）的资金，目标是到2010年，使韩国TFR达到1.6。具体措施有：为不孕不育夫妇支援治疗费；奖励生育，给生一胎、二胎、三胎、四胎的家庭不同的奖励；对多子女家庭提供购买或租赁住宅的优先权，如购房低息贷款；产妇90天产前产后休假工资全额由国家负担；上调育儿休职工资；为有工作的父母亲提供夜间保育服务；将80%以上的幼儿园改为全天制；政府甚至派“托儿帮手”，帮助照顾有新生婴儿的家庭。
2010年李明博执政期间，出台了《应对低生育率与老龄化社会的第二次基本计划》，计划在5年时间里累计投入78.5万亿韩元解决人口总数减少的问题。比起第一次基本计划，预算总额增长了一倍多，尤其是针对低生育率的预算投入增长了一倍。根据这一计划，政府逐步取消对新婚夫妻购房贷款的限制性规定，将购房贷款的受惠人群从当时的年收入3000万韩元以下扩大到年收入3500万韩元以下。还规定，为了保护女性员工的权益，将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并将临时工纳入失业保险的受惠范围。计划要求，签约女员工使用产假时，用人单位不得把员工休产假的这段时间计入合同时间内，应顺延与女员工签订的合同期限。
政府制定的生育奖励里还包括不孕夫妇体外受精手术费用增额、保育费用增额等。
《应对低生育率与老龄化社会的第二次基本计划》还包括向65岁以上老年人发放基础养老金，将从2010年的2.47万亿韩元增至2030年的30.3万亿韩元。医保财政将从2008年的34万亿韩元增至2030年的81万亿韩元，其中30%用于老年人。
4.减轻家长养儿经济负担。针对花在孩子身上的“私教育费”过重，学费昂贵的课外辅导班是侵害民生经济的“毒瘤”，是韩国社会的“陈年疾患”的抱怨，韩国历届政府都将提高及改善公共教育作为降低私“教育费用”，进而减少养儿成本的重要手段。
李明博执政期间，制定了一项方案。其中包括：将小学入学年龄从6周岁提前至5周岁，因为如果能够提早一年将子女送入小学，那么父母的养育负担就将减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低生育率的问题；对多子女家庭，政府对从第三个孩子起的高考及毕业后到公共机构就业提供优惠政策；并对三名子女以上家庭的家长延长退休年龄等。
5.禁止堕胎。从2004年起，韩国政府将执行了半个世纪的“劝告堕胎”政策转变为“杜绝堕胎”。当时韩国每年的堕胎35万件，接近新生儿出生43万的人数。政府认为，对这种“高妊娠，低生育”现象不能放任不管。韩国宗教界也出面倡导反对堕胎、反对自杀、尊重生命的运动。呼吁不得歧视非婚生育妈妈，创造不堕胎的社会环境。
6.鼓励跨国婚姻，积极引进外劳。在欧美发达国家，通常会通过鼓励跨国婚姻，积极引进外劳来缓解人口出生率下降问题。韩国是一个强调民族单一性，讲究血统纯洁性的国家，以前根本不可能沿用此招缓解同样难题。然而形势比人强，自90年代以来，韩国进入人口低生育率阶段，老龄化问题严重，随之而来的是劳动力人口短缺。韩国政府因势利导，鼓励跨国通婚，这些年，韩国社会变化最大的是跨国婚姻家庭的大量出现。
在韩国每年30多万件结婚登记中，有11%是跨国婚姻。在经济较落后的农业、渔业村落，有1/3的男人娶的是外籍新娘。韩国企业则大量引进外劳。
在2005年之前韩国是人口纯流出国，但从2006年开始转变为人口纯流入国，之后流入韩国的外国人数量每年都在增加。韩国国家统计厅的一位官员指出：“韩国人口能进入5000万时代，外国人的流入居功至伟。”其中主要是填补生产人力不足的外国劳动者和为了结婚进入韩国的结婚移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