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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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特征范文第1篇

关键词黄河源区冻融地质作用生态环境地质

Summary of the Yellow River source region of special natural an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freeze-thaw geological strong, widespread thawing geologica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bare rock mountain top, frost weathering debris slope, mountain slopes thaw slip sloping piedmont plains and valley plain frozen inflation - for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role of financial depression, which corresponds to a different source regions natural and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and topography unit, showing a distinct altitudinal zonation and thawing desertification landscape.Keywords of the Yellow River source region thaw geological environment geological

中图分类号：X1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 前言

黄河源区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青海省青南高原内部，地处青海省玛多县黄河沿水文站以西，各式各雅山以东，东昆仑山东延中列布青山南麓和南列巴颜喀拉山中段之北地区，面积约20930km2，海拔均在4200m以上，属无冰川分布的多年冻土区。冻融地质作用强烈，冻融地质现象普遍发育，土壤和植被被大面积破坏，荒漠化土地扩大、生物多样性减少，脆弱生态环境恶化加剧。

2 冻融地质作用类型及生态环境地质特征

黄河源区自然地理环境特殊，冻融地质作用普遍发育，主要形成山地顶部裸岩、寒冻风化岩屑坡；山地斜坡冻融滑移；山前倾斜平原及河谷平原冻胀—融陷三大作用类型，并对应于源区不同的地形条件和地貌单元，呈鲜明的山地垂直分带规律和冻融荒漠化生态景观（图1），具独特的生态环境地质特征。

2.1 寒冻风化岩屑坡

黄河源区寒冻风化岩屑坡主要分布于巴颜喀拉山主脊、尼采扎母那九、热吾挡东、扎尕玛、加巧年扎、玛拉扎仁玛和卡里恩卡着玛、再根日花等山地分水岭海拔4700—5300m间的高山顶部。以寒冻风化为主外动力地质作用。寒冻风化破碎的岩块、碎石在风力、重力、冻胀等作用下，形成石川、石海和岩屑坡，从山脊向山谷延伸或围绕山峰呈环带状分布。

寒冻风化岩屑坡地区主要发育高山寒漠土，该类土壤地处高峻的山顶，寒冻机械物理风化作用强烈，成土过程微弱，地表大多为裸岩、碎

基金项目：中国地质调查局“青海青海矿产资源开发地质环境影响调查评价”项目。

第一作者简介：周蔚（1968-），女，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岩矿测试及水工环地质勘查等方面的工作。

屑和流石，土被不连续，具高山寒漠景观，地表高等植物稀少，仅在碎石隙间有低等植物地衣、苔藓生长。该类土成土年龄最短，以寒冻原始成土过程为主，有机质积累微弱。

岩屑坡块石在冻融蠕移、季节性水流及重力作用向下运移，形成石川、石海，宽度达30—100余米，长度多在500m以上，厚度一般小于3m。它们在向下运移过程中破坏植被，不断压覆植被，减少草场的有效面积，使地表粗糙化，山体由“草戴帽”向粗砾化发展，土地覆被随之发生改变。

2.2 山地斜坡冻融滑移

黄河源区山地斜坡地带冻融地质作用主要有多级冻融蠕移、“毯式滑移”、融冻泥流与热融滑塌三大类。

2.2.1 多级冻融蠕移

黄河源区岩屑坡下部山地斜坡区，普遍发育多级冻融蠕移。多级冻融蠕移具如下发育规律：

⑴ 蠕移序次由低向高处发展，上部新，下部老；上部形态完整、新鲜；下部形态残缺不全，遭受后期流水作用破坏严重。

⑵ 蠕移区多发育于无常年流水作用的“口小肚子大”状沟谷内，片、带状分布。可分为剥离区（坡度20°以上），滑移区（坡度12°左右）和停滞区（坡度10°左右）三部分。

⑶ 多级冻融蠕移明显与多年冻土退化有关，以多年冻土层上界面为滑床，冻结层上水的积极活动和重力作用是引起蠕移体滑移的主要因素。蠕移体不仅破坏上部土壤植被，还压覆下部土壤植被层，在后期流水及其他作用下，最终向裸地发展。

2.2.2 “毯式滑移”

黄河源区丘陵山地坡面较为舒缓，受地形地貌条件影响，冻融地质作用具“毯式滑移”特点。

“毯式滑移”一般于坡度在12°左右的舒缓宽坡面上大面积发育，由高山草甸及高山草甸土整体由高向低处剥离—滑移。滑移体上部拉张—拉断现象多见，下部因挤拥、堆叠，使土壤、植被层完整性与天然结构全面破坏，在后期流水与风力作用下，加速了斜坡侵蚀，使山地生态屏障——土壤、植被层丧失。

“毯式滑移”的成因与冻土退化、季节性融化层增厚、冻结层上水活动空间增大有关。多以冻土上界面为滑床，由上向下整体滑移，最终使山地斜坡粗糙化，导致高山草甸破坏。在后期流水及其他外动力地质作用下，最终向裸地化发展。

2.2.3 融冻泥流与热融滑塌

黄河源区丘陵山地斜坡—坡麓地带或沟谷的谷肩带以及无常年性流水的沟谷中，普遍发育融冻泥流与热融滑塌。多呈条、带状分布。

斜坡—坡麓坡面形态一般在10°—25°左右，细粒土堆积厚度2—4m、土层含水量高。由于冻土或地下冰层融化，水的介入，使上部土体沿着融化界面在重力作用下引起蠕移滑动形成泥流的现象。区内融冻泥流、融冻滑塌呈不规则的长条形，长十余米—数百米，宽数十米。在粘性土组成的平缓山坡且有多年冻土层分布的地方最为发育。它们在活动过程中，因上部土壤层滑移剥离，使原本平坦的草地形成大小不等的凹坑，破坏土壤、植被结构的完整性，向下运移压覆，造成土壤、植被以成倍的面积破坏，是山地岩土侵蚀的一种主要灾害类型。

2.3 山前倾斜平原及河谷平原冻胀—融陷作用

黄河源区山前倾斜平原及河谷平原区冻融地质作用表现为点状分布的冻胀丘和热融塌陷。

冻胀丘广泛分布于多年冻土区地下水较丰富的沟谷和山前地带。在黄河源区的作毛那角、卡里恩卡着玛、卡日唐纳等地最为发育。冻胀丘一般呈半圆—椭圆形丘状，直径2—5m，高0.5—3m，表部冻胀裂缝发育。一般为一年或多年生，冬季冻胀隆起，次年4—5月开始融化，7—8月消融塌陷。

热融塌陷主要由植被保护层退化及气温多年或年际间变化，多年冻土热平衡破坏，多年冻土或地下冰消融，使地表下沉而致。热融塌陷地表形态呈圆形和不规则椭圆形—条形，直径数十米至数百米，周边同心环状拉张—弯曲裂缝发育；热融塌陷多与冻胀丘伴生，常见于多年冻土下限附近的沟谷底部、山前倾斜平原或河流两侧。

冻胀—融陷作用在黄河源区主要造成两种形式的破坏：一是导致土壤植被的完整性遭到破坏，成为风蚀荒漠化的物源；二是破坏多年冻土热平衡，导致建筑物地基失稳，路基变形或形成道路翻浆。如玛多县至麻多乡、麻多乡至曲麻莱一带道路翻浆现象尤为严重。

3主要结论

黄河源区冻融地质作用普遍发育，从山地顶部山地斜坡山前倾斜平原、河谷平原，主要有裸岩、寒冻风化岩屑坡冻融滑移冻胀—融陷三大作用类型，总体呈山地垂直分带规律。形成的冻融荒漠化景观在后期流水及其他外动力地质作用下，最终向裸地化发展，成为近年来黄河源区生态环境地质恶化的主控因素之一。

生态环境特征范文第2篇

本文选择1997~2013年我国30个省份、自治区和直辖市（不包括）省际面板数据以及全国层面的数据，个别缺失数据采用上下年均值估测得出。全文共包括三大类指标，生态环境质量压力指标有7个基础指标，生态环境质量状态指标有5基础指标，生态环境质量响应指标有4个基础指标，一共16个指标。（1）生态环境质量压力指标。人均工业废气排放量、人均工业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通过当期总量除以当期期末口总数计算获得，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各省市统计年鉴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化肥施用浓度等于化肥施用量除以有效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与有效耕地面积数据来源历年各省市统计年鉴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人口密度等于区域人口总数除以行政区域面积，原始数据来源历年各省市统计年鉴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人均日生活用水数据直接自历年各省市统计年鉴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2）生态环境质量状态指标。森林覆盖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自然保护区占辖区比重、万人拥有厕所等数据来源各省市统计年鉴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人均水资源拥有量等于水资源总量除以人口总数，其中，全国水资源总量1997~1999年数据参照国家水利部1997、1998、1999年水资源公报，2000~2013年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水资源总量1997~2003年数据来源于历年各省市统计年鉴。（3）生态环境质量响应指标。工业废气处理率、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工业三废综合利用产值等数据来源历年各省市统计年鉴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目前，在测算环境类综合指数中，主成分分析法是非常普遍和常用的一种方法。因此，本文也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测算我国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在进行主成分分析时，如果指标系统中各子指标变化方向与系统的总体方向存在差异，即有些指标是体现生态环境质量的正向发展，而有些指标则体现生态环境质量负向发展，如果不对指标进行相应处理，就不能判定最终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标数值增大是反映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还是降低。因此，这需要采用一定的方法对部分子指标进行处理。本文参考钞小静等(2011)的处理方法，对表1中所有逆指标均进行倒数化处理，从而使所有指标对生态环境质量的作用力都是一样的。另外，各指数量纲不同可能会带来变量取值分散的影响，若直接采用原始数据进行分析还会造成主成分向较大方差或较大数量级指标偏倚，因此做主分成分析前还对各指数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2我国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的测算与分析

2.1各级指数的统计特征主成分分析的基本思想就是降维，从众多的原始变量中合成少数的主变量，用主变量替代原始变量。各主成分的权数（贡献率）能科学客观的对多变量进行综合分析，可以代表研究事物的特征。主成分分析基本步骤是：首先，将数据进行标准化；接着，求出相关系数矩阵、特征根、特征向量和贡献率等；其次，依据相关原则提取主成分因子(一般选取前m个主成分累积贡献率超过85%的指标定义为主成分)；第三，计算主成分；最后依据主成分的相应权重计算综合指数。所得结果见表2。表2描述了我国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生态环境质量压力指数、生态环境质量状态指数、生态环境质量响应指数的统计特征。由表2可以发现，压力指数第一成分方差贡献率为78.105%，第一、二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91.626%；状态指数第一成分方差贡献率为72.219%，第一、二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88.483%。依据提取主成分因子的原则(累积贡献率超过85%)，压力指数和状态指数采用第一、二成分来确定相应权重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同理，根据这一原则，响应指数采用第一成分来确定相应权重，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采用第一、二、三成分来确定相应权重。

2.2我国全国层面生态环境质量的测度结果根据图1可以发现：自1997年以来我国整体层面的生态环境质量水平基本上呈现下滑的态势，其中1997~1999年这一阶段生态环境质量水平基本保持平稳，下滑的幅度很小，2000~2007年这8年生态环境质量水平处于一个快速下滑的阶段，2008年生态环境质量水平有小幅度回升，2009年又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而2010~2013年则基本保持平稳，没有出现明显的下滑。我国整体层面生态环境质量呈现这样的变化其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我国人均工业废气排放、人均工业固体废弃物、人口密度等变量出现快速上升的趋势，人均工业废水排放、化肥施用浓度等变量也出现一定幅度的上涨，环境压力很大，而且这些压力类基础指标在计算主成分又占有较大比重，所以最后导致我国整体层面生态环境质量出现下滑趋势。从图1也可以看到，1997~1999年生态环境质量压力指数变化不大，在1999年以后，该指标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趋势，其变化趋势基本与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保持一致。另外，1997~2013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状态指数及响应指数则基本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这表明，虽然我国在环境问题治理方面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效果并不十分明显，其原因在于人们为了社会发展施加给生态环境太多的压力，最终导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水平处于下滑的状态。

2.3我国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测度结果表3描述代表性年份我国各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的变化趋势。根据表3可以发现，我国各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变化存在很大差异，大致呈现出4种不同的变化趋势：第一种是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例如，北京、天津、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9个地区，它们的生态环境质量开始在波动中上升，然后出现下降的趋势。其中，转折点大概都出现在2007年左右，具体而言，北京、天津、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甘肃是在2008年后环境质量水平开始出现下滑，青海、宁夏是在2007年后环境质量水平开始出现下滑。由于2008年北京要举办奥运会，因此政府非常重视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治理，因此在1997~2008年之间北京、天津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基本处于一个上升阶段，而在2008年后，缺乏外界压力和监督，生态环境质量开始出现下滑。除北京、天津两省外，其他省份均属于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工业经济并不发达，因此环境压力并不大，所以出现生态环境质量上升的趋势。但是，近年来，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出现饱和，许多工业产业开始向西部转移，从而导致这些地区环境压力增大，出现生态环境下滑的趋势。第二种是呈现波动中上升的变化趋势，例如，河北、上海、福建、广东等4个地区。其中，河北在刚开始还出现略微下降的变化，2000年后才出现上升的趋势，目前上升幅度并不大，2013年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保持在2.115。广东开始呈现快速上升的过程，而在2004年后生态环境质量基本保持稳定，上海、福建则一直基本保持平稳上升趋势。这些地区经济基础良好，社会环保意识强烈，环境污染防治投资力度很大，因此生态环境质量较好。第三种是呈现波动中下降的变化趋势，例如，山西、吉林、内蒙古、新疆、辽宁、安徽、黑龙江、江西、云南、湖北、山东、湖南、河南、广西、海南等15个地区。这些地区在经济发展和污染治理方面表现不均衡，比如山西、内蒙古等地区经济不算发达，但是作为资源大省在源源不断向外输送资源的同时，环境质量也承受着巨大压力。另外，近年来，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一些中部地区经济出现快速，工业企业数量增加，工业“三废”污染现象严重，导致环境质量出现下滑。第四种是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例如，江苏和浙江2个地区。虽然江苏和浙江生态环境质量水平目前是处于上升阶段，但是其上升幅度都并不大，与1997年相比，它们的生态环境质量水平还是下降的。这说明，近年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江苏和浙江已经开始真正重视环境问题，加大对环境污染的治理。

2.4我国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的差异σ系数是一种分析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差距简单的静态分析方法，它关注的是横截面数据的分布特征，通过σ系数分析可以研究地区间生态环境质量差异的分布情况。因此，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进一步通过1997~2010年各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值的σ系数来考察我国各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水平的差异问题①。σ系数越大表明各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水平差异越大。由图2可以发现，1997~2013年σ系数波动呈现出“V”型变化，1997~2003年呈下降趋势，2004~2013年呈上升趋势。这说明，1997~2003年我国地区生态环境质量差异在减小，而在2004~2013年我国地区生态环境质量差异在增大。σ系数波动呈现出“V”型变化其主要原因在于，1997~2013年我国有些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水平是在提高的，例如，河北、上海、福建、广东，还有北京、天津、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地区也算是生态环境质量水平在整体上是有所提高的，而有一些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水平是在下降的，例如，山西、内蒙古、吉林、辽宁、云南、安徽、黑龙江、新疆、山东、江西、湖北、河南、广西、湖南、海南。

3结论

生态环境特征范文第3篇

（一）基本理论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各有其独立特征。比如城市化的特征在于，首先，某一城市是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的集中地区，城市持续扩张，农村用地量降低；其次经济结构出现新的变化，农业活动的主导经济状态发生根本性改变；而第二和第三产业则出现蓬勃发展；第三，出生率与死亡率一类的人口结构指标出现显著变化；第四，新兴城区规模较小，一般处在城乡交界地带。再比如生态环境的特征在于，首先，生态环境内的各要素互相联结为一个整体；其次各要素的表现多样化；第三，生态环境不断循环，只要合理利用，便能够持续应用，而肆意破坏则会显现出恶性循环的后果。在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各自的特征研究基础上才能谈及二者的耦合。所谓耦合，原本是物理学中的概念，意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体系、运动形式利用相互作用关系而出现彼此影响的情况。因此城市化同生态环境间的耦合关系，实际上就是城市经济发展、人口变动、空间结构调整及生活水平状态几方面同生态环境各要素及特征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总和。发达国家污染以后再治理的教训带给我们深刻的反思，就是说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一定要同时兼顾经济增长及环境保护两方面内容，二者的耦合度研究恰可以为两者兼顾的研究提供帮助。

（二）构建指标体系

一是城市化方面的指标体系，对于某一地区来说，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人口变迁、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升与空间范围扩张的过程，因此城市化方面的指标体系便可以从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社会城市化及空间范围城市化几个方面进行选择，并且全面考虑到各项数据的准确程度。二是生态环境方面的指标体系，生态环境里面所包含的内容较为丰富，如水质、土地、大气、生物、资源等皆不能忽略。从宏观上讲，生态环境能够被划分成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两个类别，本文侧重于探讨城市化同生态环境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协调，因此偏重于社会环境、人类活动对环境所造成的具体影响。

（三）研究方法与讨论

首先应用因子分析法，例如可以采取spss软件里面的因子分析法进行城市化水平及生态环境情况的综合评价分析。因子分析法能够按照变量间的有关程度予以原始数据的再度组合，并将其综合为几个有限变量，也就是公共因子。一个公共因子表示一组有关程度较高的最初变量。因为公共因子里面含有了最初变量中的很多信息，故而利用对公因子的再命名和解释，能够从中挖掘到变量间结构及特征，让分析结果更为科学与准确。具体的实施方法是：借助spss软件，对已经标准化完成之后的数据给予因子分析，得到每一个指标的贡献率，还有它们的累计贡献率，按照累计贡献率提取出前n个因子，当作它们的公因子，接下来按照公因子得分及标准数据，予以综合得分计算。其次应用耦合协调度方法，耦合度即为对系统及要素相互之间影响程度的准确描述，而协调度则意为系统里面耦合协调情况的定量模型。因此这种方法能够对城市化水平同环境承载能力间的协调程度予以描述。按照上述方法分析可以知道，2013年福安市城市化发展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特点。其具体表现是：穆阳镇、穆云乡、康厝乡等地区的耦合协调程度较好。而其部分则相对偏弱，这些耦合协调程度较好的地区，一方面依赖于本地区的生态环境优势，另一方面也依靠先进的环境保护经验。这些区域需要保持这样的良好发展态势，其发展经验亦值得其他地区加以借鉴。白马港城区的耦合协调度不高，该地区下辖一个市级开发区、一个市级工业集中区，还有两个镇，工业发展水平较高，而耦合协调度状态不良，则直接说明该地区近些来的快速发展，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已经滞后，难以同城市化发展相协调，该地区需要注意环境保护工作的研究。对比而言，福安市中心城区虽然此前出现过一些环境问题，但是近些年的治理工作做得较好，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二、结论和讨论

生态环境特征范文第4篇

关键词：生态环境资源 公共物品 涉生态环境资源经济活动 外部性 公地悲剧

描述生态资源退化的最著名的理论模型就是美国学者G?哈丁的"公地悲剧"理论，哈丁的理论假设是，当一个牧场向所有牧羊人开放时，由于经济人的本性，每个牧羊人都试图扩大自己的牧羊量，而当过度放牧时就引发了公地的悲剧-牧场的退化和损毁，公共生态环境资源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大牧场。

一、 生态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的属性及特点

生态环境资源是能维护自然环境生态功能并能为人类所利用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等的统称，是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水资源、土地矿藏资源、生物资源以及气候资源数量与质量的总称。

 

首先生态环境资源具有一般公共产品的属性。

关于公共物品的一般属性，国内学者有多种阐述和解释，但笔者认为，对任何种类的公共物品我们都应从以下几个特性上来描述其公共物品属性的强弱

（1）、消费的非竞争性，典型的公共物品都不具有消费的竞争性，即在给定的生产水平下，向一个额外消费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边际成本为零；（2）、消费的非排他性，即任何人都不能因为自己的消费而排除他人对该物品的消费；另外，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强制性也往往是公共物品的重要属性。国防、街道上的路灯等通常被认为是同时具备这这些特征的公共物品的代表。

另有一些产品、服务，它们在消费上不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而是只有其一，人们称之为准公共物品。在共有的湖泊上捕鱼具有非排他性，但却不具备非竞争性。只要湖泊是共有的，就不能排斥任何一个捕鱼者在湖中捕鱼；但是捕捞者增加必然会减少湖内可供捕捞的鱼的数量，这会增加每一个捕捞者的成本，因此，捕鱼者之间是存在竞争性的。

生态环境资源与其它公共物品一样，大部分具有较强的公共物品属性，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的特征，但通常具有竞争性。这些公共物品一般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提供，例如一些河流、湖泊的水资源，生态系统服务中生命支持系统的各类生态服务，等等。

其次，生态环境资源在公共产品的属性也有其特殊性。其一，纯天然的生态环境资源是大自然的造物，其提供者是生态自然和生态过程本身，也就是说，这种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不是人类主体，也不具有其他公共物品之使用上的主观目标性；其二，生态环境资源在空间上跨度大，在时间上存在着产权在代际之间的共享性，等等，这种时空分布上的复杂性导致其产权在时空的跨度上的复杂性，关于这点，我们在下述外部性问题讨论时论述。

二、公共生态环境资源之外部性

生态环境资源是一种特殊的公共物品，当它被看做大自然造物主的原始产品时（纯自然生态资源），对其提供者而言，它没有外部性问题；但当它作为生产原料、或生态环境基础，而加入到"二级产品"的生产活动中去时，就产生了外部性问题。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与私人物品的外部性产生不同，公共物品外部性产生的主要机制是消费者的"搭便车"和过度占用。

经济学上的外部性是指，一种经济活动所造成的对不直接相关的他人的成本或收益之影响，使他人或整个社会无补偿受损或无偿受益，其中，对影响者有利的外部影响称为正外部性，又称外部经济，例如，栽树和养护树林、这种经济活动对他人、对社会有一种利益的外溢；对影响者不利的影响为负外部性，又称外部不经济，如过度开发地下水的经济行为，会引起地面下沉、海水入侵、水土流失、污染等等。经济活动的外部性表现出来的特征是，一种经济行为的效果没有从货币或市场价格机制中反映出来，形成所谓的个人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收益）的不一致性。

对于大多数典型的公共物品来说，其消费是非竞争性的、受益是非排他性的，所以可能对其提供者产生外部性。以公共安全为例，其一，受益上具有非排他性，即不可能阻止不付费者对这一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消费，对公共产品不付任何费用的人同支付费用的人一样能够享有公共产品带来的益处。其二，具有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即一个人对这一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从对该公共产品的消费中获得的效用，换句话说，多增加一个人消费者对该公共产品不会引起产品成本的显著增加；另一方面，消费者的"搭便车"倾向是外部性发生的人性原因。不同于产权分割较清楚的私人产品，公共物品在消费上的非排他性使"免费获取"更为方便、容易。

由于"搭便车"行为的普遍存在，致使公共物品提供者的生产成本与收益不一致，由此产生外部性。正由于这一原因，公共物品不宜于私人（企业）提供，为克服上述的外部性，公共物品更宜于政府提供。然而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之消费仍然存在着外部性，这种外部性与其他外部性不同，主要表现为消费者对公共资源的"挤占"，从而导致过度使用和公共资源的浪费和损坏。

公共生态环境资源由于其在涉经济活动时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因此会产生一般性外部性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对环境资源的无偿使用或低价使用，以及无补偿的损坏或低补偿的损坏，经济活动的成本被转嫁给社会他人。

三、生态环境资源的外部性的特点

对公共生态环境资源的外部性，更需要揭示的是其与其它公共品不同的生成特性。这主要表现在：

1、"无主性"或提供者的特殊性造成的特点

相对于其它公共物品，生态环境资源更似一种"无主"的生态公共产品（它不像其它公共物品有人类主体作为生产者、提供者），特别是像原始森林、自然矿产、江、河、湖、泊、地下水，等天然资源以及各类生态系统服务，它们是大自然的造物，其提供者是生态自然和生态过程本身，因此便造成，

其一，天然的生态环境资源本身不存在外部性问题，因为外部性是相对于提供者而言的，而天然的生态环境资源提供者是生态系统本身，对大自然来说是无法计算其"个人"成本（收益）与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收益）是否一致，如果非要说什么外部性，那就是纯生态资源和生态服务是一个没有回报而完全的"正外部性"，是大自然提供的"初级产品"。

其二，但当这种"初级产品"被作为原料纳入到人类 的经济活动中，这种涉生态环境资源的经济活动却有着极强的外部性，由于缺少其他公共物品所拥有的具体的提供者-政府各层组织机构或公共社团，（例如公共安全、教育的提供者），同时又由于缺少政府组织提供公共物品过程的那种财政收支平衡的制约，因而导致生态环境资源相较与其它公共物品更容易被无偿地攫取利益和无补偿地转嫁损害。"二级产品"的价格中可能极大地忽略了自然资源损耗成本和环境损坏补偿成本，这时候产品提供者的外部性就产生了-生态成本被转嫁给不相关的社会他人。

   

其三，由于生态环境资源消费上存在着更为显著的不可分割性（如空气、公共水源），"搭便车"在这里的具体实现形式就是尽可能地多占用、多利用甚而过度利用，免费利用和低成本利用就成了涉公共生态资源经济活动外部性产生的主要原因，这对生态大自然来说只有一种结果-生态损坏和生态退化，而对其他人的影响则通过这种损害与退化来传递。简而言之，由于生态环境资源提供者的特殊性，其涉经济活动的外部性产生的方式主要是"挤占"，过程主要表现为过度利用和浪费，结果是生态退化和生态损毁；其损害转嫁的直接对象是生态环境资源自身，间接受损者才是社会他人。

2、生态环境资源产权难以划分所造成的特点

即使是公共产品，也可以通过一定的产权安排减少外部性问题，例如公共安全、教育的消费，政府组织可通过权、责、利的划分和落实来克服其使用中的外部性，而生态环境资源的产权分割在操作中却有更大的难度。

生态环境资源产权难以界定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从自然形态来说，生态环境资源往往为公共自然资源，面积大，区域广，有行政划界的切割甚至国界线的分割。如河流、湖泊、地下水，公海，还有类似像海洋渔业资源中洄游海洋动物资源等等，其产权界定中存在很多技术难度。

其二，从产权制度来说，产权结构的复杂性，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等产权权能的可分离性，加大了产权的划分和产权之权、责、利的落实的难度。 例如，虽然在我国现有条件下，主要生态环境资源在法律上均为国家所有，但是抽象的法律上的所有权并没有构成对生态资源环境在使用上的有效约束，而是往往表现为现实中的"产权虚置"，造成权、责、利不清，导致大量的公共生态环境资源的浪费和退化。

   正因为上述产权划分及权、责、利落实的多重难度，才使涉生态环境资源的经济活动具有很强的外部性。

3、公共生态自然资源外部性的时滞性

生态环境资源的利用对周围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缓慢渐变的过程，其受经济活动影响的正外部性（利益外溢）和负外部性（损害外泄）往往短期内难以察觉或难以计量，难以用市场价格反映，如森林覆盖率提高、覆盖面积的扩大对周围环境的改良优化作用，这种正外部性的利益外溢是逐渐缓慢发生的，而当森林受毁坏时其对周边气候、水土环境的影响也是这样；另外，在相当长时间内，环境损害变化虽是缓慢渐变的，但当超过一定的阀值后，损害程度就会迅速增长，但这时再补救为时已晚。更严重的是，生态环境资源的修复有时具有不可逆性，或至少具有不对称性。

与时间上的迟滞性相关，生态环境资源之利用的外部性还存在于代际之间。生态环境资源之产权具有着代际共享性的特征，尽管这种共享是不完全的，但基本环境资源肯定有一定的代际继承性，因此所有对环境资源的无补偿、无修复的过度开采、利用、改变都会造成对后代的亏欠，是当代人对后代人的损害转嫁。

面对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种种困境，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公共环境资源较之私人物品总是更容易遭到破坏？这是一个是似而非的困惑，而笔者把这个问题的答案简单概括为：是生态环境资源较强的外部性属性和经济人的自利性两个特点共同决定了这个结果。

在这里笔者特别强调了生态环境资源"无主性"这一特征，与任何其它公共产品不同，它的提供者不是人类主体而是大自然生态环境本身，而生态环境本身之自然特性使其产权分割和其权、责、利的落实难以实现，致使其更容易被无偿地攫取利益和无补偿地转嫁损害，于是便产生了生态损害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自利的人性是一种普遍的存在，而对"无主"的公共资源的"挤占"和争夺又是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捷径，加之千百年来天然资源免费使用的长期心理习惯，这时，每个牧羊人都试图在"公地"上放牧更多的私羊，于是在"挤占"中浪费和过度利用公共生态环境资源就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生态损坏和生态退化就有了现实性，"公地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参考资料：

1、廖卫东，生态外部性求解的产权制度优化，[J].《当代财经》，2004年第12期

2、胡元聪，外部性视野下公共产品供给的经济法分析.[J]《天府新论》2008年第2期

生态环境特征范文第5篇

一、研究方法

1.协调度的计算本文用协调度来衡量城市或者地区不同发展阶段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状况。设城市化集合：X=｛X1,X2,…，Xi，…，Xm｝Xi＞0,m是自然数，是描述城市化的特征向量。设生态环境集合：Y=｛Y1,Y2,…，Yi，…，Yn｝，Yi＞0,n是自然数，是描述城市化的特征向量；城市化指数和生态环境指数分别为。1,，取值越大越协调；k为调节系数，一般情况下2≤K≤5。

2.协调发展度协调度在某些情况下难以反映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整体功能或综合发展水平，即:相同协调度的城市或地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水平高低会有所不同。因此用协调发展度D来度量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高低，计算公式为：式中D为协调发展度；T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反映了两者的整体效益与水平；α和β为待定系数，本文取α=β=0.5。

3.协调发展类型的分类及标准根据协调发展度的大小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整体协调状况划分为10类，按等级分为三类区间，依据城市化与生态环境指数（fX）和（fY）的对比关系也可以划分为3种基本类型，如下表所示。

二、吉林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演进分析

根据吉林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熵值法确定的权重，代入到协调度和协调发展的计算公式，求出2000—2012年吉林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指标的数值。计算过程中，为了消除数据的数量级和量纲的不同而造成的影响，运用极差标准化的方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设调节系数K=2，计算出吉林省从2000—2012年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度并据此确定协调发展类型。从表2数据可以看出，自2000年以来，吉林省城市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化指数快速提升。生态环境指数波动较大，先下降后上升。2000—2012年吉林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度逐年提高，协调发展类型经历了严重失调衰退、中度失衰退、濒临失调衰退、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和优质协调共8个发展阶段。2000—2002年为失调衰退阶段这个时期是研究时段内吉林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最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城市化综合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都较低，在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内部关系中，生态环境保护相对超前，而城市化的发展相对滞后。

2002—2005为过渡调和阶段这个时段内吉林省城市化发展水平仍然较低，但是有了较大的提高，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工业发展速度加快，对生态环境破坏及资源的利用不断加大，生态环境对城市化的发展的制约作用日益凸显，这个时段城市化的发展仍滞后于生态环境的发展。2006—2012为协调发展阶段这个时段内吉林省城市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也逐渐加强，城市化和生态环境二者间走向协调发展阶段。2010—2012年二者协调发展处于良好协调和优质协调的发展阶段，并且城市化发展水平超前，而生态环境保护相对滞后。

三、结论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