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双减政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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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双减政策的看法范文第1篇
关键词：煤炭资源；环境污染；增长阻力；内生增长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98（2013）06000102
1 引言
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阻力问题近十几年来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之一。资源投入为社会经济增长和人类生存发展提供了基础，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学者们很早就开始关注资源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Stieglitz指出只要存在着技术进步，自然资源就可以被人造资本代替，自然资源的耗竭将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然而大部分学者对经济增长的资源阻力持消极看法。1972年，罗马俱乐部出版的《增长的极限》一书表明，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污染是以指数函数进行增长，资源将很快耗竭，污染也将无法控制。这一结论引起了人们对经济增长方式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视和讨论。
Romer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将土地和自然资源引入索洛模型，将经济在无资源限制时和有资源限制时的增长率的差值定义为“增长阻力”（growth drag），也称为“尾效”。薛俊波等从Romer的假设出发，研究了1978～2002年土地约束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的阻力问题。沈坤荣，李影放宽了经济规模不变的假定，计算了我国能源的经济增长尾效，并指出技术进步和能源在开放经济下的强流动性可以减少资源对经济的约束作用。罗浩以新古典理论为出发点，指出自然资源的耗竭必将带来经济增长的放缓直至停滞，提出了打破资源瓶颈的两种机制。
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学者们尝试用内生增长模型来解释资源对经济的约束作用。王海建运用Lucas的人力资本积累内生增长模型，讨论了耗竭性资源对跨时效用的影响，提出了可持续利用耗竭性资源的相关政策。杨宏林等通过构建干中学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研究了能源可持续时经济的长期增长问题。国忠金等资源和环境污染强度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建立了消费和生态环境的双变量效用函数，讨论了研发创新对有资源环境约束的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阻力研究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较多，内生增长理论仍在探索和建模阶段。此外，对资源的假设以可再生资源为主，对环境污染的考虑较少。本文以内生增长理论为出发点，将煤炭资源和环境污染引入Lucas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型，构建煤炭资源和环境污染约束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并利用最优化理论的方法求出均衡解。进一步的，根据Romer对增长阻力的定义，求出煤炭资源和环境污染对经济的增长阻力，通过对模型的分析得出减小煤炭资源和污染尾效的相关政策启示。
2 模型描述
2.1 生产函数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变化
环境污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污染会增加生产和社会成本，如果不及时处理，会对人类身体健康、居住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不利。我们将污染视为资源消耗的副产品，这样就把污染内生化入生产函数中，作为内生变量进行研究。本文假设人均产出是环境污染的减函数，污染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由于资源投入而产生的污染；另一个部分是清除的污染，包括自然环境的自净能力清除的污染和社会技术进步而治理的污染，但假设污染不能完全被清除。环境污染变化率 的表达式为：
根据庞特里亚金极大值理论，构建现值Hamilton函数：
由此可得，资源和污染约束下的内生增长模型的稳定均衡解。Romer将增长阻力定义为在无资源约束和有资源约束时人均产出增长率的差值。在煤炭资源和污染的约束下，人均煤炭资源存量将会递减，继而由资源投入而产生的污染量也将逐步减少。按照Romer的思路，在无煤炭约束情况下人均煤炭资源和人均污染的增长率等于人均劳动力增长率n，即gm=gp=gL=n。因而煤炭资源对经济增长阻力为：
经济水平的增长阻力与劳动力增长率 n 、煤炭资源的弹性系数 γ 、污染的弹性系数 η 和物质资本的弹性系数 α 成正比，与煤炭资源投入的增长率 gm 成反比。从模型假设可知，煤炭资源投入增长率是负数，与煤炭资源的投入量成反比，故可得煤炭资源对经济发展增长阻力与煤炭资源的投入量成正比，资源投入越多，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越明显。这为我国经济发展敲响了警钟。近些年来我国一些城市单纯追求经济的增长，只重视经济总量的增长却忽视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增长，造成了资源的大量、低效投入，环境的高污染、低治理。这种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粗放的发展方式导致了煤炭资源的弹性系数和污染的弹性系数偏大，长期来看必然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健发展。由此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首先，要实现从粗放式的生产方式到集约型的生产方式的转变，依靠技术进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动产业升级，积极推进节能减排战略。要合理高效的使用能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能源和战略性能源。通过技术进步，一方面提高煤炭资源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开发利用新型清洁能力，用以代替煤炭资源，实现循环利用和可持续发展。这对于我国长期依赖煤炭资源实现经济发展的城市尤为重要，必须重视资源耗竭潜伏的隐患。
其次，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控制。坚持走“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道路，从污染源头抓起，明确污染的治理主体和责任。完善环境保护和污染排放立法，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健全环境监测和监察制度。同时，向社会居民积极推广普及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参考文献
[1] STIEGLITZ J.Growth With Exhaustible National Resource Efficient And Optimal Growth Paths[J].Review of Economics Studies，1974，41（1）：123137.
[2]Dennis L.Meadows.增长的极限[M].北京：商务出版社，1984.
[3]ROMER D.Advanceed Maroeconomics Second Edition[M].Shanghai：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Economics Press，2001：6879.
[4]薛俊波，王铮，朱建武.中国经济增长的“尾效”分析[J].财经研究，2004，30（9）：513.
[5]沈坤荣，李影.中国经济增长的能源尾效分析[J].产业经济研究，2010，（2）：18.
[6]罗浩.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资源瓶颈及其解决途径[J].经济研究，2007，（6）：142152.
[7]王海建.资源约束、环境污染与内生经济增长[J].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版），2000，（1）：7680.
人们对双减政策的看法范文第2篇
一、草原沙化的深层原因是人类在利益的趋使下对草原资源实施了过度的利用
早在1983年，世界粮农组织就出版了《山羊》一书，该书针对委内瑞拉部分地区所存在的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草原植被破坏问题，用了整整两章的篇幅为山羊“澄清了事实”，并反复强调指出，山羊作为地球上的最优秀的和最有益的家畜之一，并不是草原生态恶化的元凶。我国宁夏自治区畜牧工作站副站长、高级畜牧师龚伟宏同志也从生物学的角度较全面地透视了山羊和绵羊的生活习性，指出“山羊嘴部不像绵羊那样有较深的二裂唇，不能紧靠地面采食牧草。而且，山羊喜食草尖嫩叶，在草原放牧中的一次采食率仅为14．6％，而绵羊则高达25．19％。此外，山羊喜攀崖、善游走、耐旱耐粗饲，适应性和生活力比绵羊及牛群更强，它可以采食到其他动物不能利用的高山悬崖上的牧草，可以限制危害草原的荆棘蔓延，并且往往能在人为砍伐的林区、挖垦过的草原和其他动物掠食过的退化草地上，继续生存并为人类提供优质产品”。实际上正是山羊具有上述众多可贵的特点，加之人类的趋利行为和不合理的利用，才使人们忽视了山羊背后的砍伐者、开垦者和破坏者，进而产生了“凡是草原退化的地方，都有大群的山羊”、“山羊破坏草原生态”等片面看法。
诚然，山羊确有喜食幼树嫩枝的特点，对幼树林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在人类管理不当或管理失控的条件下，任何家畜的放牧，都会破坏幼树的生长、妨碍草地的恢复。长期以来，我国西部地区所存在的人为开荒种地、挖甘草、挖黄鼠、抓发菜和铲草皮以及对绿洲周边天然植被的人为破坏，无不“有效地推动了”这一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我们认为，将山羊视为我国草原沙化的根源，实在是一种“歪理邪说”；而对山羊实施“制裁”或者说将解决问题的思路局限在消灭山羊的数量方面，无疑是让没有思维能力、没有环保意识、不懂政策的山羊充当了人类趋利行为的“替罪羊”。
我国西部地区的广大草原虽然从上讲属于国家所有，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这些草原实际上已成为该地区每一个牧民都可以自由地免费利用的“公共资源”。在学上，所谓“公共资源”是指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资源：一是这些资源不为哪一个个人或组织所拥有；二是成员可以自由地利用这些资源。这两个条件决定了共有资源具备了“竞争性”的特点但同时却不具备“排他性”的特征。所谓“竞争性”是指在提供给羊群生长的草原面积为既定时，当一个牧民所放养的羊群数量增加时，那么留给其他牧民使用的草原面积就自然减少。“竞争性”特征“迫使”每个牧民不得不增加自己的养羊只数。所谓不具备“排他性”（或简称为“非排他性”）是指几乎不可能对在草原上放牧的牧民征收费用，或者说很难用收费的办法来阻止人们过度放牧。
早在18世纪初，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家和学家大卫•休谟（1711－1776）便认识到在人们完全从“私人动机”出发而自由地利用公共资源时，公共资源将倾向于被过度利用、低效率使用甚至浪费；并且过度利用还会达到使任何利用它的人都无法得到多少实际好处的程度。公共资源的利用之所以存在“悲剧”，直接原因在于，每个可以利用公共资源的人都面临着一道类似于“囚犯难题”那样的困境：当总体上大家都有增加利用公共资源的可能性时，自己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而其他人不加大利用时，则自己的利益将增加；至于在其他人也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时，自己若不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则自己显然“吃亏”，而自己也不失时机地加大利用公共资源就会“避免损失”。最终后果是每一个能够利用公共资源的人都将会毫不留情地加大利用公共资源，直至草地上不能再养羊时为止，即出现“纳什均衡”。
运用一个简单的数量模型可以证明上述推论。设某牧区有X户牧民（下文令X＝3），由于草地面积一定，则该草地上可养羊的最佳数量就为一个确定的数字（这一最佳量将在下文给予推导），如果羊的数量过多，养羊者所养的每只羊的收益将会因为草地的有限而降低。用数学语言来说即单位羊的收益是养羊数量的减函数。若用R代表一只羊的产出（或毛收益），Q表示三户牧民的总养羊量，q1、q2、q3分别代表三户牧民的个别养羊量，则有：R＝f（Q）＝f（q1＋q2＋q3）。再设一只羊的具体收益函数形式是：R＝100－Q；单位羊的成本函数是：C＝4元；三户牧民的养羊利润分别用P1、P2、P3表示，则由于“利润＝总收益－总成本”，所以，每户牧民的利润函数便分别为：
P1＝q1•R－q1•C＝q1•［100－（q1＋q2＋q3］－4•q1
P2＝q2•R－q2•C＝q2•［100－（q1＋q2＋q3］－4•q2
P3＝q3•R－q3•C＝q3•［100－（q1＋q2＋q3］－4•q3
由上式可以求出三户牧民各自对另两户牧民养羊数量的反应函数，这即：
q1＝48－0．5（q2＋q3）；q2＝48－0．5（q1＋q3）；q3＝48－0．5（q1＋q2）
三个反应函数的交点（设分别为q1＊、q2＊、q3＊）即纳什均衡。将q1＊、q2＊、q3＊代入上述反应函数中，可得知：q1＊＝q2＊＝q3＊＝24（只），再代入利润函数则可求得三户牧民的均衡利润：P1＊＝P2＊＝P3＊＝576（元）
这表明，当不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每户牧民都从自身利益极大化这一目标出发，那么每户的均衡养羊只数将是24只，均衡利润量是576元。三户牧民的总养羊只数和总利润量则分别为72只和1728元。
然而，若在其它条件（即单位羊的收益函数与成本函数等）不变时，我们放弃该草原为三户牧民所共同拥有的假定，而设其为一户牧民所拥有（或存在一个集体协调机制），且设该草原的养羊总只数为Q，则显然有：总利润函数P＝Q•R－Q•C＝Q（100－Q）－4Q＝96Q－Q2
设：使总利润极大的最佳养羊数为Q＊，那么该最佳养羊量必会使总利润函数的导数为0，即：96－2Q＊＝0，解得Q＊＝48（只），代入总利润函数得：P＊＝2304（元）。
比较两种情况不难发现：既定的草原面积下，三户牧民出于各自利益考虑而独立决定的养羊总量（72只）是大于一户牧民（或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所决策的养羊量（48只）的。而实际上，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或一户牧民所决策的养羊量显然是该草原本来能够承载的最佳养羊总量。众所周知，草原本来能够承载的最佳养羊总量的突破（即草原的过度放牧）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草地资源得不到有效恢复，直至出现地表植被消失和草地沙化等问题，从而最终造成草原的实际可能载畜量下降、牧民养羊收益减少。
我国的有关资料充分证实了上述与数量推导。例如，我国新疆全境草地退化和沙化面积已达2133万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37．2％，更为严重的是，新疆全境草地现在仍以每年29万公顷的速度在退化。至于青海省，退化的草场面积也达到1173万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32．3％；沙化草地193万公顷；草原植被消亡、土地的黑土滩面积已达333万公顷。宁夏则有97％的天然草原在退化、和沙化。草地的退化、沙化使其产草量和载畜量已经严重下降，在新疆，平均需要1．49公顷（22．35亩）的草地才能承载一只牲畜。二、维护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对策比较
针对我国西部草原地区的过度放牧现象，一些学家提出了如下治理方案：
第一，政府干预或者说政府向牧民征收牛羊税。例如，在2000年上海举行的一次名为“走经济全球化道路：在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学术会议上，华裔加拿大经济学家徐滇庆教授便呼吁，中国政府应征收牛羊消费税。据他认为，把从牛羊肉消费中征集来的税收的一部分用于帮助农牧民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另一部分则可用于解决政府帮助农牧民转向其它产业所需要的财政经费来源。不过在我认为，对牛羊征税虽有或依据（即便国家是向牧民征税，也有依据。因为在我国的法律中，草原资源的产权被界定为属于国家所有，作为产权主体，国家显然有权力向牧民征收牧羊税），但是，在我国真正实施征税政策还是存在很大的。对牛羊课税的经济学含义即移动牛羊产品的供给曲线，税收的增加将促使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这一过程必然带来均衡点的移动以及牛羊产品价格的上升和均衡产量的减少。即使是对牛羊征收消费税，最终后果也可能会加重牧区人民的经济负担，严重的是将可能导致牧民失去生活的来源。特别是在牧民没有其它就业渠道的前提下，税负的加重无疑会使牧区人民的脱贫致富速度减慢，甚至还会使牧区人民陷入生存危机的困境之中。
具体说，如果消费牛羊产品的消费者是不受宗教和习俗制约的非少数民族人口，那么，牛羊消费税的征收以及客观存在的替代效应将可能改变其对牛羊肉产品的需求，即需求曲线的斜率会发生改变，需求曲线将可能变得较为平缓一些或更富有价格弹性这一结果将是：因供给减少所导致的价格上升不仅不能增加牛羊产品提供者的收入，反而会导致牛羊产品提供者（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下降。
另一方面，如果消费牛羊肉的消费者是那些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那么，受消费习俗或宗教因素，他们对牛羊征税的反应将是不会明显改变其需求曲线斜率，这时，西部少数民族消费者所面临的问题将是不得不分担更多的税收。至于西部地区牛羊产品的生产者则会因均衡产量的减少而使实际总收益下降。尽管政府税收的增加可以用于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方面，但是“双退双还”措施在近期所造成的农牧民直接收入的减少却是不争的事实。总之，征税不仅会通过加大牛羊生产者的成本、削弱牧民的市场竞争能力而降低牧民的收入；而且会增加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消费者的生活费支出；此外，还会导致“消费者剩余”的无谓损失。因此，在不能给牧民提供其它有效的生活来源渠道之前，加征牛羊税对原来就贫困的广大西部地区来说是不可取的（至于以行政手段禁止牧民养羊更没有道理可言）。
第二，重新界定草原的产权。即明确草原的产权主体，或者允许土地（草原）自由贸易。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2000年参观江苏改制时，曾建议通过“进一步明确土地的产权”来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主张改革土地（或草原）资源产权的经济学家依据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作为一种安排，具有节约费用的作用，它能以低费用的方式解决人们在使用稀缺资源（如草地）中的冲突。换言之，按照产权学派的观点，将草地分给牧民私人所有，将会促使牧民充分关注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过度放牧现象也就可以得到彻底的解决。然而我们认为，在我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无论是对土地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还是实行“自由贸易”改革均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重大障碍。
既然“禁止牧民养羊”的行政干预办法、“征收牛羊税”办法以及“进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办法，在解决西部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上或不可取，或在近期内不具备可行性，因此，我们提出“人口迁移或减少牧区人口数量”的对策主张。
实际上，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根本原因乃在于人口过多。按联合国沙漠会议规定，干旱区每平方公里土地负荷人口的临界指标为7人，半干旱区为20人，然而我国西部地区诸省区的情况如何呢？大多数地区的人口都超过了此临界指标。以宁夏为例，，其山区人口较1950年代初期增长了250万，人口超过临界指标2．3—2．4倍。必须看到的是，在化与现代化没有完成的传统社会或落后地区，过多的人口数量或过快的人口增长必然导致资源的过度利用和草地的过度放牧，因为，在工业化不发达的前提下，草原地区的人民只有依靠增加牛羊放牧数量才能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如目前宁夏山区的牛羊数量较1950年代初便增长了274％，牲畜超载2．3倍。（9）可见，草原牲畜放牧的超载，首要原因是草原上人口数量的超载。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考虑的对策就应该是设法减少西部牧区的人口总量，而不能象现在一些地区那样简单地“消灭山羊或不允许牧民养羊”。而且从理论上讲，西部地区牧民的减少或牧区人口的转移其实是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现代化进一步推进的必然，人口的转移不仅是西部生态环境保护的客观需要；而且是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必然要求。三、牧区人口转移或城市化应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推进
人口迁移可以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机制下进行：一是在政府的计划安排下进行“移民”。二是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落后地区的农牧民向发达地区或城市流动。
从我国实践来看，政府组织的“移民”具体包括两种移法，（1）政府象转移三峡库区移民那样转移西部牧区的牧民；（2）政府出面（或组织农牧民）建立小城镇来实现农牧业人口向小城镇的转移。很显然，由政府出面组织象三峡移民那样的西部人口大转移是不切实际的或难以进行的；至于政府通过行政规划的方式来“小城镇”进而实现人口的转移，虽然愿望非常美好，但实际执行效果却不是十分理想。由于城镇建设与繁荣的前提是化的发展，没有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小城镇建设必然会陷入“有城无市”或城镇“人气不足”窘境之中。一段时期以来，我国一些地方所出现的已进入小城镇的农民又返回的现象明显表明，进入“人为造就出来的小城镇”的农民若不能享受到工业化所带来的较为稳定的就业、收入、保障、舒适的生活方式等等方面的“实际收益或好处”，那么，他们是不可能安心于小城镇生活的。鉴于此，我们认为，实现我国西部地区农牧民的“空间转移”应主要市场机制来进行，而不能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当然，让市场机制在人口迁移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不表示政府在人口迁移上的完全“不作为”，以市场的力量来转移人口要求政府在推进城市化和人口流动等上应该贯彻执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具体说来，政府的主要精力是不应该放在动员或组织农牧民“建造小城镇”上，而应该放在改革农牧民进“城”所客观存在的“门槛”限制问题上（如消除户籍管制等）。
不过，消除过高的进城门槛、让农牧民自主选择迁移方向或目标，会使一些人产生不安与顾虑，其中，最大的担忧是农牧民将因此大量涌向城市，从而造成城市的拥挤、就业的紧张、社会治安的混乱、城市环境的恶化等一系列所谓的“城市病”问题。诚然，农牧民进城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上述诸多“城市病”，但是我们认为，不允许农牧民进城所导致的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均衡发展（或城市化滞后）所引起的种种“农村病”问题则更为严重。笔者在“慎对广义小城镇”和“不允许农民进城的负效应不容忽视”等文中，将只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而不允许农民进入“现代城市”所带来的“农村病”问题归纳为五大方面，这五个方面是，（1）在行政手段推动下加速进行的小城镇（尤其是乡村集镇）建设，使我国的土地资源出现了严重的粗放式利用；（2）小城镇建设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甚至生态破坏问题极为严重；（3）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来说，仅依赖小城镇的发展而没有现代城市供给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张，既不可能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也不可能使城市的规模效应或聚集效应得到充分发挥与体现；（4）小城镇建设在扩大国内最终需求、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上没有明显的效果；（5）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模式，对于农民改变其传统的行为方式、实现其个人角色转换乃至个人现代化等是极其不利的。
其实，农民进城后所可能造成的“城市病”问题，从根本上讲只是一个管理上的问题、技术上的问题和发展中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城市政府：第一，切实通过深化自身机构改革和体制改革来提高政府的运营效率；第二，将工作重心由现在的“管理国有”转移到“管理城市”方面来，那么，所谓的“城市病”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众多人口超百万的现代化大都市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有效管理下，不是都没有出现灾难性后果吗？甚至连规模不经济现象也没有出现；而我国的一些特大城市不是也没有出现规模负效应问题吗？王小鲁、夏小林对城市的规模收益与外部成本的计量模型表明，城市的经济效益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明显上升，在150万－200万人之间，城市的净收益规模达到最大。因此，以为降低农牧民进入中小城市的门槛后就必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城市病”和规模不经济等问题是没有依据的。（至于一些发展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城市病问题，我们认为，关键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城市政府管理不力或者说严重与城市管理效率低下等方面，而不在于放松人口进城限制本身上。）
人们对双减政策的看法范文第3篇
随着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中国的绝对贫困问题即将全面解决。然而，新的贫困问题以及更高水平的贫困问题依然存在，这些贫困问题在很大层面都是和城市贫困类似，并且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这就要求不断更新对贫困的认知。多维贫困是当前领先的贫困治理理念，对其进行测度和研究有助于与收入贫困状况进行比较，更好地认识中国当前的城市贫困现状。
收入贫困是从传统角度对贫困进行测度和衡量的，该理念也是指导当前贫困治理的主要方法，在具体的贫困举措上也是以相关人群是否在收入上摆脱贫困作为评价贫困治理成效的最核心和最关键指标。由图1可知，中国城市贫困从1981年的27.91%下降到2013年1.79%，绝对贫困问题趋于基本解决，但新的贫困问题、社会排斥等不断出现，教育、健康等问题逐步凸显，生活条件差异显现，而测度这些因素对贫困的影响则是多维贫困的题中之义（陈宗胜和于涛，2017）。因此，多维贫困是未来中国城市贫困测度需要采取的方法和对策来源。对于多维贫困与收入贫困的进一步关系，二者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则没有确定答案。从理念设计上来說，阿马蒂亚·森（2013）认为能力贫困是对个人自由更深层次的认知，因而这也就和收入贫困拉开了距离，即二者不是从同一个层面进行分析。OPHI认为，通过在教育、健康和生活条件等方面的补救而实现对收入贫困的补充。OPHI的看法从某种程度上是基于实践可行性分析的，为了推广多维贫困治理落到实处，从实际角度考虑各个国家当前扶贫工作的具体情况，而难以纯粹从理念上规划，这就使多维贫困从理论走向实践的路更长。因此，笔者认为阿马蒂亚·森是从最终目标论述多维贫困与收入贫困的关系，而OPHI则主要是基于实践出发。多维贫困治理应该是对应更高发展水平的贫困测度和治理思路。具体到某一国家而言，就要结合该国的发展阶段和实际情况，分阶段、逐步实现从收入贫困到多维贫困的测度。
二、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分析
基于阿马蒂亚·森的推动，对贫困的认知也逐步从“收入或消费”的单一维度扩展到教育、健康和生活条件等多个维度。阿马蒂亚·森认为，应从能力、功能、权利等角度讨论贫困问题，一方面，贫困的实质是人们缺乏改变其生存状况、抵御风险等的能力，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贫困往往是和不平等相伴随的。这就是多维贫困指数（MPI）的理论支撑，该指标在考虑教育、健康和其他生活条件之后测度了每个人的贫困剥夺程度。多维贫困指数（M0）将是对非自由或能力贫困的（部分）测度，可以表示为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强度的乘积。
M0=H*A
为了测度MPI，学者们提出了基于信息理论的方法（Lugo等，2009）、公理化方法（Bourguignon等，2003）、双界线方法（AF方法）等。其中，AF方法应用最为广泛，该方法是由Alkire和Foster（2011）在FGT指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基于能力理论的多维贫困测度逐步从理论进入政策和实际工作中。牛津大学的OPHI定期公布全球100多个国家的全球多维贫困指数，是全球多维贫困测度的主要学术研究机构和指导中心，为多维贫困纳入政策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推进工作。世界银行在2011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启用多维贫困指数（MPI），正式取代了人类贫困指数，成为多维贫困走向实践的里程碑式标志。之后，部分国家陆续了官方的多维贫困指标，比如巴拿马、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等国。在中国，以国际扶贫交流中心（IPRCC）为依托，在武陵山等地区进行了多维贫困的研究工作，近年来其他学者也进行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研究。多维贫困方法和测度具有较强的政策针对性，也便于从多维视角对城市贫困治理提出更有效的政策建议。王小林和Sabina（2009）通过对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NS）分析，发现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多维贫困发生率远远高于以收入为标准的贫困发生率;使用维度包括住房、饮用水、卫生设施、电、资产、土地、教育和健康保险。邹薇和方迎风（2011）使用收入、教育和生活质量三个维度去测度多维贫困，其中生活质量又使用饮用水、卫生设施、做饭燃料、照明、住房和耐用品拥有状况6项指标。张全红和（2015）使用CHNS数据测度了中国的多维贫困状况。此外，中国学者也测度了中国的老年人口多维贫困、动态多维贫困、长期多维贫困等（解垩，2015;高帅、毕洁颖，2016;郭熙保、，2016）。
三、中国城市多维贫困测度
本文将构建包含四个维度的中国城市多维贫困指数，并进行子群分解以更清晰地从多维角度分析中国城市贫困问题。
（一）包含收入的多维贫困
1. 维度选取。既有研究一般将MPI分为三个维度，本文认为收入也是个人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应将其纳入多维贫困指标。这种处理不同于一般的多维贫困维度选择处理，一般反对理由有两类。第一类就是全球多维贫困指数（Global MPI）的处理1，Global MPI之所以没将收入纳入其中，是因为数据约束：一般来说，收入贫困数据多来源于各种调查，而这些传统调查并不包含健康和营养信息;此外，大多数国家的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人群的重合度是不确定的。对于这个理由，本文使用CFPS数据库来分析中国问题，一是数据库中本身含有完整的收入和教育、健康、生活条件指标而不存在数据缺失或不完整的问题;二是本文对多维贫困的研究就是在中国绝对贫困问题已经趋于基本解决的背景下，探索多维贫困治理的方案，即在未来应该从多维角度对城市贫困进行测度和分析，并采取相应的治理举措。因此多维贫困在未来就是对收入贫困指标的替代，这样也就不需要考虑两类指标的互补性强度的大小这一问题。综合这两点理由，本文有效地排除了Global MPI测度的顾虑之处，探索将收入指标纳入到多维贫困测度当中。反对理由的第二类是指部分学者认为将收入指标纳入多维贫困是不合适的，认为收入是能力的外在体现而不是最本源的能力决定因素。按照这个理论，教育、健康和生活条件等维度是个人能力的制约或影响因素，而收入是这些变量作用下影响个体福利的中介指标。笔者认为收入本身就是个体能力的重要体现，是个体社会价值的重要外在表现，进而影响个体福利。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将收入纳入能力分析是合适的。
此外，笔者也将教育、健康和生活条件三个维度纳入多维贫困的维度衡量上。所以，本文采用收入、教育、健康和生活条件四个维度来测度多维贫困。
由于2010年数据维度和2012年、2014年有部分差距，比如在资产方面，2010年资产只统计了汽车、摩托车、拖拉机和电视机等四项资产，这就少于后面两个年度的统计项目因而对城市贫困的区分度较低。因此，本文只计算2012年和2014年两个年度的MPI。
2. 多维贫困临界值的确定。多维贫困指数测度的方法是“双界线”方法，即在维度和指标两个方面都进行临界值设置，以确定相关个体在相应维度和指标上是否被剥夺。在各个具体指标和临界值的选择上，本文认为相关设定应该能够反映城市贫困现状并具有一定的区分度（见表1）。在这个原则之下，城市贫困指标和临界值的选择一般都会高于农村标准。
在收入维度，本文使用上文确定的城市绝对贫困标准来确定相关个体是否在收入维度上被剥夺。比如，在2012年如果个体可支配收入低于4 313元，则认为该个体在收入维度上被剥夺，属于收入贫困。
在教育、健康和生活条件维度，本文将以Global MPI为参考，结合中国城市居民的具体特点进行调整，最终确定相应指标。在教育维度，因为中国自1986年起实施9年义务教育，而城市相对农村更有条件普及，所以在教育程度指标中将受教育年限的临界值取为9年。在健康维度，解垩（2015）使用身高体重比作为指标，将BMI值小于18.5定义为健康维度贫困;高帅（2015）使用是否患有疾病和健康状况来表示，但健康状况是由访问员“通过自己的观察完成，无须向受访者提问”，因此这个指标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和不可靠性。本文依据WHO的BMI指数定义营养剥夺情况。此外，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医疗保险是维护个人健康的重要保障，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个体的职业和工作状况，因此也将其视作个人能力贫困的重要指标。
在生活条件维度，Global MPI的生活水平包括资产、卫生设施、饮用水、做饭燃料、电力、地板六个指标。但是因为中国城市在2014年没通电的家户占比为0.23%（CFPS2014），电力供应基本实现全覆盖而不具有区分度。此外，CFPS数据中没有地板选项，因此也不能作为统计指标。反观城市住房作为一项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已经成为财富积累的重要工具和象征。2014年城市家庭成员拥有完全产权的占比为77.37%（见表2），因此，是否拥有房屋产权是影响城市居民生活的重要指标。本文将房屋产权以及拥挤程度作为替代指标列入城市生活水平维度。将家庭成员拥有完全产权、部分产权的住房视为不被剥夺，其他情况则难以从房屋的资产化过程中获得收益，因而可视为被剥夺。
（二）中国城市多维贫困发生率
笔者将通过对2012年和2014年中国城市多维贫困的比较，观察多维贫困的绝对水平和变动情况。此外，笔者通过删减前后的数据，比较分析所有人口和多维贫困人口中单个指标的贫困发生率（见表3、表4）。
1. 所有人口的单指标贫困发生率。从表3各个指标的横向比较看，指标间的贫困发生率存在较大差异。在2012年，卫生条件和资产以及饮用水是贫困发生率最高的三个指标。其中卫生条件较差的比例将近三分之一，贫困发生率十分高;资产状况的贫困发生率近四分之一，这说明中国城市家庭的富裕程度依然处于较低水平;饮用水的贫困发生率将近五分之一，作为生活必需品的基本水源质量并没有得到有效保障。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房屋产权和拥挤程度单项指标的贫困发生率并不是最高选项，然而这两者都是反映居住条件的指标，如果将二者合在一起考察城市居民的生活状况，则形势也比较严峻。因此，上述五个生活条件的指標贫困发生率都较高，这说明虽然中国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但即便是对城市人群，其生活条件依然较为窘迫。
此外，收入指标的贫困发生率为16.71%，说明收入状况在多维贫困中也是重要影响指标。医疗保险较高的贫困发生率反应的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健全的现状。而教育维度较低的贫困发生率则说明中国基础教育取得了较为扎实的进展。
从纵向比较看，中国城市单维度的贫困发生率呈现降低趋势。贫困发生率在收入、教育程度、儿童失学、营养状况、医疗保险、资产、卫生、饮用水等指标上都实现了降低，2014年的贫困状况有所改善。但是，反映居住条件的房屋产权和拥挤程度的贫困发生率都发生了恶化，其中拥挤程度的贫困发生率更是提高了近60%。这反映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房地产价格不断攀升、居住问题严重等问题。
2. 多维贫困人口的单指标贫困发生率。区别于所有人口的贫困发生状况，删减之后的人群均是多维贫困人群，接下来对这部分人群在各个指标下的贫困发生率进行考察。
由表4可知，从多维贫困人口的角度考虑，其单维度贫困发生率显著低于所有人口角度的单维贫困发生率。这说明在非多维贫困人口中，很大部分人群在单个指标上是贫困的。很多指标的多维贫困人口中单维贫困发生率只是所有人口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一，反映了中国城市多维贫困的严重性。
从横向看，多维贫困人口中的单维贫困发生率与所有人口存在显著差异，贫困发生率最高的指标分别是收入、卫生条件、资产和教育程度。这说明对于多维贫困人口来说，收入是最显著的贫困发生指标。
从纵向看，多维贫困人口的单维贫困发生率大都是下降的，比如收入、资产和教育程度都实现了2%以上的下降幅度。虽然这几个指标存在较高的贫困发生率，但也是贫困改善最为显著的指标。这很可能说明中国的发展或者采取的相关对策有效地改善了城市居民在相关维度的贫困状况。
（三）中国城市多维贫困状况
贫困临界值k的选取并没有统一标准，笔者依据OPHI通常采用的30%作为划分标准。而在各个k值之下，2014年贫困率均值都低于2012年（见表5），表明中国城市贫困状况逐步好转。
由中国的多维贫困率结果可见（见表6），2014年中国多维贫困状况相较于2012年实现了较大幅度改善。从调整后的人口比例来看，2014年多维贫困率下降1.44%，下降幅度达24.83%。从多维贫困发生率来看，2014年较2012年下降2.84%，下降幅度为21.24%，表明多维贫困人口比例显著下降。从多维贫困强度来看，2014年多维贫困强度为0.414，比2012年下降2.03%，下降幅度为4.67%。多维贫困人口从2012年平均在4.34个维度受到剥夺下降到2014年的4.14，变化不大，显示了多维贫困治理在贫困人群中的难度。
（四）中国城市多维贫困维度分解
由表7可知，收入依然是城市贫困的主要影响因素，在2012和2014年都是MPI指数贡献度最大的维度，均超过50%;收入贡献度从2012年的51.19%提高到2014年的54.03%，收入对多维贫困的贡献进一步提升。说明虽然中国城市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贫困人群的收入敏感性较大，即便从多维角度看，收入也是城市贫困的主要影响因素。
教育程度是多维贫困贡献度第二位的指标，2014年贡献度为10.68%，相较于2012年有所下降。说明对城市贫困人口来说，尤其是年龄较大人群的教育水平缺失成为城市贫困的重要因素。
此外医疗保险和卫生条件是仅次于上述二者的多维贫困贡献因素，二者只是在此期间互换了一下位置，医疗保险从2012年的第三位下降到2014年的第四位，卫生条件则相反。这就说明了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待改善。
城市生活条件虽然从各个具体指标看已经不太严重，但从整体看依然是城市多维贫困的重要因素。其中，包括房屋产权和拥挤程度在内的住房因素也是多维贫困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从收入、教育、医疗和生活条件等多个维度着手，有助于改善城市居民的贫困状况。
四、中国城市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异同
多维贫困和收入贫困基于不同的理论对中国城市贫困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果有同也有异。
多维贫困和收入贫困测度有着一些共同之处。第一，从总体测度而言，二者均测度出中国城市贫困逐步改善的趋势，在趋势上是一致的。并较为客观的显示了中国城市贫困的现实状况。第二，收入依然是中国城市贫困的主要衡量指标和影响因素。即便在多维贫困测度中，同样适用中国城市绝对贫困线，收入依然是中国城市多维贫困最主要的贡献因素，贡献度超过一半。
多维贫困和收入贫困也存在诸多差异。其一，二者对省域贫困发生率的测度有差异，四川在多维贫困中属于贫困问题较严重的地区，而在收入贫困中属于一般水平，这说明多维贫困通过较多维度的考察，能更全面地衡量中国城市贫困。其二，多维贫困更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城市贫困居民在收入之外，其生活也受教育、健康和生活条件的影响较大。
五、中国城市贫困治理的多维视角
（一）中国城市贫困治理
中国的反贫困政策包括预防性政策、救济性政策和开发性政策。在城市实行的政策有：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公共福利增进政策、贫困预警机制和再就业工程（吴清华，2004）。预防性政策的不足主要是政府制定的贫困线较低而难以确保贫困人群的生活状况。救济性政策主要是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该制度是以单一的收入指标进行划分，即家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否低于低保线。该制度对城市低收入家庭提供了较好的保护，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表现在保障水平低、覆盖人群窄等方面。从保障水平看，中国的低保标准较多强调食品支出而较少考虑交通、通讯、教育等其他基本需求和开支。这就使其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近年来，中国的低保标准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该问题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低保制度实施“补差制”，即按照低保标准与低保家庭人均收入间的差额进行补偿。从激励机制来看，该制度容易诱导贫困人群的福利依赖。针对这一问题，边恕（2014）提出了负所得税激励的政策措施。开发性扶贫的问题存在不切实际、内容单一和缺乏想象力的缺陷（洪大用，2003）。就业是解决城市贫困的重要举措，其中的非正规就业在城市贫困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都阳，2007），成为低收入人群的重要就业方式。
本文认为中国城市贫困治理的特点有：
第一，中国城市贫困治理制度建立较晚、保障水平较低，但覆盖面广。中国通过城市低保制度建立起基本的城市扶贫制度，用不到十年时间就实现了制度的基本建立和规模的迅速扩大。但是中国的城市低保标准较低，保障水平有限。当然，中国城市贫困治理的低水平应该放到中国整体来看，由于显著的城乡差异，中国还有大量的农村贫困人口，其生存状况更为恶劣，成为政府一直以来的救助重点。由于户籍制度的保护，城市户籍居民享有相较于农村居民较优越的社会福利制度，这些制度也有助于城市居民脱贫。
第二，中国城市贫困治理带有显著的制度约束特征，即户籍制度是城市贫困问题的重要制度因素。在户籍制度限制下，城市贫困人口虽然也在增加，但部分常住在城市的流动人口有农村可以回，在遇到进一步的困难之后有退路可走。这就实现了虽然没有将常住流动人口纳入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但这部分人群依然没有引发进一步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这也是中国和国外城市贫困最大的不同之处。需要说明的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流动人口特征的新变化，这种制度约束性越来越不具有可信性。
第三，中国城市贫困治理践行的是多维贫困的治理理念。陈宗胜（2017）提出中国的减贫工作是包含收入在内的多维扶贫目标、是多部门协调配合的共同参与扶贫，扶贫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在城市贫困治理中，中国建立起以基本生活保障为基础的综合性、多层次社会救助体系（魏后凯和王宁，2013）。所以说，中国城市贫困治理实际上践行的是多维贫困。
第四，中国具备消除城市贫困的制度基础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濟制度，这就为解决城市绝对贫困问题提供了体制机制保障。
虽然中国城市贫困治理在事实上采用的是多维贫困的治理理念，但在具体措施上并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制度安排。此外，在城市绝对贫困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的背景下，剩余人口的脱贫将显得更为困难。还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并且部分人口陷入贫困。以上诸方面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从多维视角着手。
（二）多维贫困的内卷化问题
能力贫困给予我们的启示就是，收入贫困的治理不是贫困治理的最终目标，最终应该是实现人类的自由选择和发展。在城市绝对贫困已经十分微弱的当代，这无疑为下一步的城市贫困治理提供了选择依据和行动指南。
多维贫困的测度已经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然而对于如何确定多维贫困指标却莫衷一是（见表8），出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瓶颈”，这种“内卷化”问题（李飞等，2013）说明对多维贫困的研究还需要深入和加以探讨。
针对内卷化问题，李飞等（2013）建议从动态和分层的视角进行研究。本文认为中国多维贫困的指标确定应该考虑以下原则：第一，从中国实际出发，中国依然只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虽然从贫困率来看已经较低，但从贫困人口规模来看仍然十分庞大，收入贫困依然是贫困的重要方面。而依据本文的测度，收入是中国城市多维贫困的最主要贡献因素，占比超过50%，甚至有扩大的趋势。因此，从中国发展阶段来讲，中国城市多维贫困的治理不能忽略收入因素。第二，从与世界接轨来看，global MPI是世界银行和100多个国家较通用的多维贫困指标体系，主要从教育、收入和生活条件三个维度进行测度，为便于国家交流和沟通，应该注意这三个维度。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城市贫困在这个维度的贫困发生率较高，因此这也是中国城市贫困的重要影响因素。综上，建议在多维贫困测度的维度上从收入、教育、健康和生活条件四个维度进行测度和分析。以解决中国城市多维贫困的内卷化问题，为其从理论落到实践提供可能。当然，在每个维度具体的指标测度和临界值选择上，应结合中国城市的具体状况进行设置和分析。
人们对双减政策的看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绿色GDP；核算；低碳；产业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 F20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12-0081-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12.017
绿色GDP是为公众熟知的词汇，其含义是指在核算GDP的同时考虑环境资源损耗，把环境资源 的变化状况加到原有GDP核算体系中去，加强环境与经济的联带关系［1］。通过绿色 GDP核算，可以更为准确地反映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为国家发展规划、污染控制 和环境保护治理提供科学政策建议。
一般的公众可能不完全了解它的确切含义，但这一词汇的普及程度远大于许多科技词汇 。然而在现实中，绿色GDP并没有被应用到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中。我国在2006年首次 了《 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这一研 究的本意是综合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环境保护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进，但报告的公 布却备受争议，由于绿色GDP数据过于敏感，一些参与试点的省份也相继退出。目前，我国 已经暂停绿色GDP的核算工作。但有一个事实，即无论怎样的争议都抹不去绿色GDP在公众中 业已形成的认识。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凝聚全球力量以获得新发展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低碳经 济成为了人们的共识。其根本宗旨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产业转型、 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化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 境保护双赢。2010年8月，国家发改委已确定在5省8市开展低碳产业建设试点工作。实际上 ，低碳经济的基本内涵和实践内容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应有之意。从国家发展规划的角度，循 环经济规划已成为国家规划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将在“十二五”规划体系建设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低碳经济的相关内容可以纳入到已经规划的循环经济发展实践中。 另外，如何衡量发展成效也成为与之相伴的课题。结合我国首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 ，本文认为，在低碳经济背景下绿色GDP核算仍然是最值得关注的核算工具。 本文将论述绿色GDP的思想理念，并进行案例核算研 究，希望藉此推动绿色GDP未来的应有发展。
1 绿色GDP概述
为把经济发展建立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之上，各国 学者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将现行以GDP为核心指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变为以绿色GDP为核心 指标的国民经济核算新体系。
1993年联合国统计机构出版的《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手册》（The System of Integrat 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简称SEEA）中，首次提出生态国内产出（En vironment Domestic Products，简称EDP）。绿色GDP是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核算的 基础上考虑到外部因素和自然资源的一种新的GDP核算，它是指从GDP中扣除自然资源耗减价 值与环境污染损失价值后的剩余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一价值被国外统计学者称为可持续发展 的国内生产总值（Sustainable 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SGDP，我国统计学者则将 其称为绿色GDP［2］。
1.1 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
计量GDP，首先要建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同样， 要想获得绿色GDP，也离不开 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的建立［1］。 SEEA在两个方面对SNA进行了扩展：一是在SNA总框架的基础上增加一列内容，即列出未包括 在经济资产中的自然资源和生态 环境，将SNA的资产范围扩展为包括全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二是在“国内生产净值”项 后增加了“非生产自然资产的使用”和“非生产自然资产的其他累计”两项内容。 其中“非生产自然资产的使用”包括属于经济资产的非生产自然资产的耗减和不属于经济资 产的其他非生产自 然资产的降级。“非生产自然资产的其他累计”则反映了非生产自然 资产的存量变化，是不属于经济资产的其他非生产自然资产向经济资产的转移［3］。
经过从SNA到SEEA的扩展，在新的框架中，从表1的第1列和第8行的平衡关系中可以得出 绿色 GDP 的计算方法：
绿色国内生产净值=（总产出-中间投入-固定资产损耗）-生产中使用的非生产自然资产
=国内生产净值-生产中使用的非生产自然资产
（1）可以看出了绿色国内生产净值的计算方法，也就是从国内生产净值中扣除生产中使用的 非生产自然资产，即资源环境成本。如上所述，由表第6行可知，生产中使用的非生产自然 资产包括非生产经济资产耗减和非生产自然资产降级两项内容。这种方法是按生产法计算的 EDP，与当前我国按照生产法核算GDP的思路一致。
从上式还可看出，绿色GDP是与NDP相对应，而不是与GDP相对应。但本研究参考《中国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的做法，即考虑到在实际应用方面，GDP远比NDP更为普及 ，因此采用绿色GDP与GDP相对应的总值概念，不采用净值的概念，也就是绿色GDP=GDP -资 源消耗成本-环境损失。
1.2 绿色GD核算难点
绿色GDP核算的关 键就是对资源环境成本的估算。然而，目前开展绿色GDP核算还存在很大的难度和相当 的复杂性：①缺乏基础统计数据，尤其我国对资源和环境 自然资产转为经济资产 自然资产减少 8.绿色国内生产净值 绿色国内生产净值 净出口 最终消费 资本形成净额 非生产经济资产净耗减 自然资产降级与减少 9.持有损益持有损益 持有损益
10.资产物量其他变化其他变化 其他变化
11.期末资产存量期末存量 期末存量的存量与流量的统计基本还是空白， 基础数据严重缺乏，目前的统计技术还不能为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提 供准确的、全面 的量化评估。 ②资源环境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影响关系并不是一一对应的，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 影响具有复杂的时空性。 ③资源和环境的估价困难， 资源环境还没有明确的市场交易行为、交易价格， 有 的即使有市场价格，也并不能真实反映其实际价值；环境降级，尤其是对人民健康带来的危 害更是难以估价。从而，对其成本估算往往采用虚拟的间接方法，且常附带很多假设条件。 ④统计方法还不成熟，目前还没有一个国际社会公认的、成熟的、操作性很强的核 算方法，有些方法只能在实践中比较、选择，这样也就带来不同国家之间数据可能存在不可 比的问题。
基于上述问题， 各国并非全部依照SEEA架构编制完整的账表进行绿色GDP测算，而是选择对其经济较有影响 力的资源、环境主题进行试编，依各国国情及资料情况加以调整。 尽管各种核算不尽相同，但各种核算的根本原则是一致的，即 都认为绿色GDP就是要考虑环境因素， 它们都强 调了绿色GDP是在原有GDP的基础之上 依据环境因素进行 调整［4］。
2 绿色GDP核算简化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绿色GDP的核算涉及复杂，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进行一些简化，其基本思路可以从两个方 面开展：一是计算经济社会活动的负面成本，二是计算经济社会活 动的正面成果［5］。
2.1 自然资源耗减的核算
自然资源是指土地、矿产、原始森林与水资源等。
各种资源损耗累加（Cr）=水资源耗用价值+森林采伐价值+能源消耗价值+矿产损耗价值
（2）在核算资源耗减价值冲减GDP价值时，资源耗减价值原则上不应包括土地资源利用的价 值，非农业如工业、交通、商业、政府机构、学校等占用的土地，在我国固定资产建设投资 中的土地征用费是计入形成固定资产的投资，故在建设投资所形成的固定资产价值中均包括 土地征用价值，而计入GDP价值中的折旧价值己包括了土地资源的使用价值。
对于自然资源的耗减，SEEA提出了推荐意见，建议应用“市场定价法”。可再生资源与 不可再生资源都可以按照耗用资源的全部或部分经济租确定其价值。其定价技术包括“净回 报现值法”，“净价格法”以及“使用者成本法”。
2.2 环境质量降级的核算
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从生物链的观点来看，它具有连续的负面效应。
各种环境降级累加（Ce）=环境治理成本+环境污染事件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 3）对于环境质量的降级，定价方法很多，看法也不一致。SEEA 明确建议应用“维护成本 法”。维护成本，也即虚拟治理成本，是指目前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按照现行的治理技术 和水平全部治理所需要的支出。治理成本法核算虚拟治理成本的思路是：假设所有污染物都 得到治理，则当年的环境退化不会发生，从数值上看，虚拟治理成本是环境退化价值的一种 下限核算。
2.3 再生产品价值的核算
绿色GDP核算中应引入良性循环概念，对资源的循环利用、废弃物的再生化等因素（Uw ），要给予考虑，列入产出增加价值，且对其结果进行倍增放大处理，以减轻环境资源的压 力。
2.4 总量调整
在SEEA中，将“绿色GDP”定义为经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总值。
按照SEEA的观点，自然资产的使用如同固定资产的折旧，因此考虑环境影响的环境成本 调整合乎逻辑地放到国内生产净值上，即是与NDP相对应。如上文已述，本文中的计算不扣 减固定资产折旧，本文中定义：
经环境调整的系统生产总值EP
＝P-Cr-Ce+Uw
=系统总产值-自然资源耗减-环境质量降级+废弃物综合利用（4）
3 案例研究
3.1 产业生态系统简述
生态产业园是进行循环经济的有效载体，也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有力支撑。九发生态产业 园隶属山东九发食用菌股份有限公司，于1998年成立并上市。其食用菌生产因其工厂化、立 体化、规模化、标准化和产业化模式，成为全国食用菌行业的龙头；双孢蘑菇系列产品先后 获得国家“绿色食品”标志和美国FDA认可，曾是亚洲地区最大的食用菌科研、生产、加工 和出口基地［6］。
九发生态产业园，历经多年发展形成了以食用菌生产、加工为核心形成产业链网 ，按照功能和作用不同，可划分为能源系统、物质综合利用系统、水系统等三大子系统（见图 1）。是一个比较完善的以种植业、养殖业和加工业相结合的产业共生生态系统。
3.2 指标计算
对于环境质量降级，采用污染损失法。环境质量降级是指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各种损害， 如对农产品产量、人体健康、生态服务功能等的损害。这些损害需采用一定的定价技术，进 行污染经济损失评估。与治理成本法相比，基于环境损害的估价方法（污染损失法）更具合 理性，更能体现污染造成的环境退化成本。
对于系统内产生并在系统内综合利用的废弃物，采用废弃物交换的价格（见表2）。
（2）实物量核算。 根据园区中各分公司的投入产出数据，经过核算结果表明，在自然资源耗减方 面，2004 年九发生态产业园，使用煤炭36474.5t，其中复合肥分公司和胡萝卜基地使用的电力按照 每度电标煤耗360g及九发热电 厂燃煤的基低位发 热量折算成九发产业园区的总体的煤
（4）绿色产值核算。通过上文对生态产业园区生产总值，自然资源耗减、环境质量降级、废弃物综合利用的实物量和价值量的测算，依据方程（4）可以进行生态产业系统绿色产值核算。
3.3 结果分析
（1）绿色产值对总产值消减额度较大。 通过上述可知，自然资源耗减损失的价值为2548.0万元，扣减指数为14.57％；环境 质 量降级损失的价值为160.2万元，扣减指数为0.92％；前两项合计环境价值损失为2708.2 万 元，合计扣减指数为15.49％。废弃物综合利用的增加价值为150.4万元，增加指数为0.86％ 。三者综合环境损耗价值为2557.8万元，扣减指数为14.63％，也就是有14.63％的产值被 消 减了，如果按照目前国家计划的GDP的增长速度，几乎等同于经济倒退两年。
就因素影响来讲，自然资源耗减的影响程度最大，环境质量降级的影响程度次之，废弃 物综合利用则有正面的影响。环境质量降级的负面影响几乎可以被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正面影 响所抵消，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废弃物的综合利用。
根据《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2004年全国行业合计GDP为159878亿 元 ，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4亿元，GDP污染扣减指数为1.8%，本系统的污染扣减指数为0 .92％ ，低于国家0.88％，表明研究系统在污染物治理方面有一定的成效。
（2）自然资源耗减所占比重高。 国家绿色GDP核算尝试，只考虑了环境质量降级，得出的结果是经环境污染调整的GDP， 扣减数值为1.8％，这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但国家核算的2004年绿色GDP并没有考虑自然资源 耗减，而这极有可能会对国家GDP带来较大的扣减。通过本研究系统的计算，发现自然资源 耗减损失的价值占到总产值的14.57％，是环境质量降级损失价值额的15.9倍，无论是对企 业经营者，还是国家官员，这都将是难以接受的。本系统中自然资源耗减损失价值额不可避 免地存在不准确，但这一结果，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国家绿色GDP2004核算的结果还未 接近真实的绿色GDP。4 讨 论
4.1 绿色GDP对传统经济核算的认识冲击强烈
认真考察绿色GDP的核算理念，会带来对传统GDP的深刻思考。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未能真实体现自然资源本身的经济价值，没有反映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对经济活动的作用和 影响，没有包括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没有计算不可再生资源消耗所产生的社会转变附 加成本。可以认为，传统的GDP难以准确、真实反映国家和地区国民财富及国民福利的增长 情况，使人们往往只看到社会经济的表面繁荣，隐藏了社会经济繁荣背后对自然资源和环境 的破坏与耗竭。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公民都习惯了经济以接近甚至超过两位 数的速度增长，突然转变GDP统计思路核算出绿色GDP，得到的结论是过去一年的高速发展被 悉数扣减，这无疑对传统GDP的认识造成强烈冲击。必须指出的是，这也正是当时绿色GDP核 算试点省份退出的重要原因。
4.2 绿色GDP核算方法有待完善
要推行国民经济绿色GDP核算，首先要有科学、完善的核算方法。但当前国际上 还 没有 一套公认的“绿色GDP”核算模式，也还没有一个国家就全部资源耗减成本和全部环境损失 代价计算出完整的绿色GDP。其中，主要的困难在于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代价很难准确 计算。针对这一问题，已有学者对绿色GDP核算进行了研究与改进，比如在分析环境经济综 合核算体系框架以及有关绿色GDP的各种界定与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SEEA中有关绿 色GDP的标准核算框架，并对方法加以改进［4,7］；采用归一法克服核算中的虚拟性 和主观性等。绿色GDP核算涉及内容广泛，相关条目完全核算清楚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8］。
在方法的完善获得认可后，更为重要的是实践应用。今后，如何将绿色GDP纳入到我国 已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统计渠道，并使其具有法律效应是推动绿色GD P核算真正的难点所在。
4.3 绿色GDP是检验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的核算手段
我国目前采用生产法进行的国民生产总值核算，其突出缺点在于对资源的开采，对环境 污染的治理费用都计入GDP中。这种方法核算的GDP总量，不能体现循环经济建设，低碳发展 的本意。绿色GDP的提出，使资源、环境成本核算凸显出来，通过环境成本核算，统一进行 资源消耗成本和环境污染损失评估，并把评估结果以货币化的形式进行表示出来，把环境成 本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中，能够较为全面地体现资源、环境的发展价值。因此，绿色GDP是循 环经济、低碳经济的有效核算手段。尽管绿色GDP核算处于暂停状况，但从长远来看，它的 基本理念和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有益补充，应引起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体系的继续关注， 并使其发挥出促进自然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利用及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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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GDP Accounting: Further Research and Discussionin the Context of Lowcarbon Development
PENG Tao1 WU Wenliang2
（1.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 chnology, Beijing 100045, China；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 y, Beijing 100094, China）
AbstractGreen GDP is a wellknown phrase to the public, but China suspended the pilo t work after first publishing the accounting report in 2006, because the gross d omest ic production was deducted greatly in the accounting results and a number of rel ated
disputes were raised. However, green GDP accounting can make the resource and en vi ronmental cost prominent，and make people more aware of the true state of the na 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t present, lowcarbon economy, whosemain aim is to respond climate change, has been advocated vigorously， but it should be included in circular economy planning at t he national level. In this context, the purpose of readvocating green GDP accoun ting is to promote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how to correctly assess the nat 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concept of green GDP, an alyzed the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 system (SEEA) framew ork and the difficulties in green GDP accounting. It constructed a syste matic GDP accounting equation which is adjusted by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d eple 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ccounting，environmental quality degradation accounti ng and recycled products accounting. On this basis, a case s tudy was carriedout, taking ecoindustrial park that is the carrier of lowcar bon economy as a n
examp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ximum amount of reduction of the total outp ut value is the deple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followed by the environmenta l quality degradation; while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waste has a pos itive effect. So, green GDP accounting enables the system development results tobe reunderstood. It can be confirmed that green GDP is a useful supp l ement for the traditional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ing system, and that its acco unting method s should be improved continuously, and should draw the constant concern from th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