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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口老龄化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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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口老龄化的调查

关于人口老龄化的调查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旅游业 产业创新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发展,旅游产业的发展也为之受到了影响。高龄老人已经渐渐成为旅游产业所不容忽视的一支重要的人群。较之年轻者,高龄老人在旅游方面的选择会明显不同。旅游地点、旅游时间、交通工具、食宿条件等等,都需要旅游产业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创新,以促进自身的发展。本篇论文将会在人口老龄化的这一社会背景下,讨论旅游产业对此变化所做出的相应产业创新。

一、关于旅游地点的产业创新

旅游地点是一个重要发展方面。有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会形成产业竞争力,从而吸引更多的客户,促进整个旅游产业的发展和进步。高龄老人较之年轻的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年轻的旅游者倾向于选择繁华的城市,或者去往具有异国情调的外国。但是对于高龄老人,幽静的自然景色,不喧哗的环境才是理想中的旅游目的地。因此,在以后的产业发展中,可以选择加强开发具有幽静特点的自然地点作为旅游的目的地。在旅游目的地方面的产业创新,可以在社会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吸引更多的高龄老人,从而促进旅游产业的整体发展。

在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背景下,为了促进自身的发展,旅游产业需要对旅游目的地这个方面做出相应的产业创新。

二、关于旅游时间的产业创新

在旅游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旅游时间分为旅游旺季和淡季。在旅游旺季中,有大量的旅游人群,由此带来的消极影响是,旅游者受伤和事故发生的次数就会相应的增加。而处于旅游淡季中,旅游人口便会相应的减少。对于旅游者而言,人身的安全便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更好的保障。不同于年轻旅游者,高龄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行动反应能力都相对较弱,因此在旅游的过程中,人身安全有必要得到最大程度上的保障。相比于人口相对多旅游过程中容易发生意外事故的旅游旺季而言,旅游产业最好在旅游淡季为高龄老人提供旅游服务。在旅游淡季中,旅游人口并不是很多,工作人员可以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老人,使得高龄老人在旅游的过程中免于发生意外。同样,在旅游人口相对而言较少的淡季,可以避免过于拥挤的状况,高龄老人们可以避免被推挤受伤。他们的人身安全不禁能够得到一定程度上的保护,在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以悠闲的心情更好的享受整个旅游。

因此在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中,旅游产业应该在对老龄人口的旅游时间上,做出相应的产业创新,以此来促进产业的发展。

三、关于交通工具的产业创新

在旅游产业的兴旺发展过程中,交通工具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在确定旅游过程中采用的交通工具时,相对于年轻的游客有所不同,高龄老人的健康状况和心理状态等重要因素都需要考虑在内。对于距离相对较远的旅游目的地来说,飞机无疑是最理想的交通工具。但是根据调查显示,近60%的老人并不愿意乘坐飞机。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火车。在他们的观念中,飞机的危险指数明显比火车要高很多,尽管事实并非如此。因此,考虑到社会老龄化的不断深化加强,当老人参加旅游时,向他们提供火车而不是飞机座位交通工具无疑是正确的做法。同样,在交通工具是船,渡轮的情况下,老人们也对此强烈的排斥。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能忍受晕船的难受感觉。但是对于身体素质和健康状况就渐渐下降的老人而言,晕船明显更加难以忍受。因此,在旅游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关于交通工具的采用而产生的问题都需要关注和解决。

因此,面对社会人口老龄化,旅游产业为了能够更好的发展,就需要对交通工具做出相应的产业创新。

四、关于食宿条件的产业创新

在旅游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食宿是重要的方面。一方面,食宿都是旅游整个过程中所不可或缺的。在另一方面,旅行社可以取得较大的利润。因此在旅游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食宿发挥着巨大的积极作用。

高龄老人的身体条件,健康状况以及对外界的适应能力相对于年轻人,都已经相对的开始退化。因此在食宿的安排方面,对年龄偏大的老人游客应该采取不同的措施。为了能够促使老人在旅游过程中能够最大程度上的享受旅游,在饮食方面一定要慎重考虑和选择来保证高龄老人游客的肠胃健康,食物选择应当清洁、营养、易于消化。在这样的前提下,越来越多的老人游客才能被吸引,才能够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

在住宿方面,也有很多地方需要注意调整和创新。随着年纪的增长,老人的睡眠食粮也已经开始慢慢的下降,在喧哗拥挤的不利于睡眠的环境下,他们通常不能够入眠。再者,由于老人的抵抗能力已经渐渐的下降,住宿地点的室内温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同样,相比于年轻人,老人通常会比较早睡。因此在选择住宿地点的过程中,晚上安静的场所是很必要的。过于喧哗会让老人不能入眠,他们的睡眠质量便得不到保证,那么接下来的旅游就会感到疲惫没有精神,不能够很好的享受整个旅游。

在旅游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对食宿做出相应的产业创新,这样才能更好的适应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发展背景,更好的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五、结语

社会人口老龄化在旅游产业中的旅游地点,旅游时间,交通工具和住宿条件这些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因此对这些方面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创新,以此在社会人口老龄化的大环境下,取得旅游产业的整体全面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1]卞金梅. 旅游产业的管理和发展.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2]何冰. 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影响.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3]吴青. 交通工具和旅游产业的联系和发展. 上海: 意林出版时. 2006.

关于人口老龄化的调查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宏观影响 辽宁省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自2000年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以来,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并逐渐进入老龄化迅速发展阶段。辽宁省作为全国的工业基地,人口老龄化趋势同样日益明显。据辽宁省统计年鉴(2009)显示,辽宁省1995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7.02%),提前全国5年,成为全国人口老龄化来得最早、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从宏观层面看,辽宁省人口老龄化超前发展态势所产生的影响已渗透到劳动力市场、产业结构、居民储蓄(消费)水平、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文化、公共安全等诸多方面。

一、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市场良性运行

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老龄化经验表明,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是人口老龄化的最直接后果,也是影响劳动力市场是否能够良性运行的关键性因素。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主要通过劳动力资源的减少、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和劳动力参与率的降低体现出来。已有研究大多显示,辽宁省从1982年开启“人口机会窗口”到2020年之前均为“人口暴利期”,劳动力资源充裕且会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但是,仅从劳动力资源的整体规模来分析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存在较大的片面性,劳动力市场的良性运行最终取决于适龄人口的“有效” 劳动供给。首先,从劳动力年龄结构上看,目前辽宁省劳动力人口中年轻人的比重逐年下降,而年长者的比重在不断上升。2010年,全省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中位数是41岁,比2000年、1990年、1982年分别提高4岁、8.1岁和11岁,劳动力结构老化趋势明显,限制了人力资本活力的发挥和有效劳动供给。其次,在劳动力参与率方面,随着少儿人口持续减少、低年龄组人口与女性人口受教育机会的增加,辽宁省劳动参与率也在不断下降,数字为证,2000年,全省15岁及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71.67%,到2010年,全省16岁及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仅为57.33%,比2000年下降了14.34个百分点。诚然,人口老龄化会带来专门服务于老人的劳动力增加,但从事生产性活动的劳动供给减少了。一部分劳动力可能是在老年产业中就业,另一部分则是在家里和医院里照顾老人,尤其是那些失能老人更需要年轻人的特别照料和护理。

二、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调整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劳动力老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这一人口现象对处在产业结构转型时期的辽宁省的冲击和影响不容小觑。

经过多年努力,辽宁省的产业结构调整已经从协整比例关系为主转向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为主。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可以促进辽宁省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因为短期内辽宁省劳动力资源数量与青壮年劳动力都相对充足,劳动力老化程度和总抚养比也在经济社会承载范围之内,能够保持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加之青壮年劳动力素质的不断提高,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协调发展与合理布局;同时,因人口老龄化而兴起的以老年人服务为目标的老龄产业也将有效地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具备吸纳从一、二产业中释放出来的大量劳动力,顺应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需要。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又阻滞着辽宁省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刘柏霞(2009)通过选取1978—2005年的相关数据验证了辽宁省劳动力人口的变动与产业结构变动系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人口老龄化因削减了劳动力人口而影响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同时,人口老龄化也会导致投资资金供给的相对减少,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尤其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下,各行各业都处于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的发展阶段,新兴产业不断涌现,传统产业逐渐衰退消失,劳动者的职业变换日益频繁,而老龄劳动者无论在身体素质、接受新知识和新技术的能力上,还是在拼搏精神和创新意愿上,都要比青年劳动者低得多,对新产业、新岗位的适应能力也要低得多[1]。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变迁迫切需要的风险投资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是一种严酷的挑战。

三、人口老龄化与储蓄水平变化

人口老龄化与储蓄之间的关系是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经典的生命周期理论(Modigliani & Brumberg,1954)认为个体的储蓄倾向在一生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而加总的国民储蓄率取决于人口年龄结构及其变化,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国民储蓄率会随之降低。经验也似乎告诉我们,一个社会老年人口比例的提高是不利于储蓄的。但是中国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国民储蓄率却增势不减,使得老龄化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变得扑朔迷离。

通过对历年统计数据的整理分析,我们发现,改革开放后辽宁省的总储蓄金额和储蓄增长率也都是在上升的,但期间储蓄增长率的波动趋向值得注意。若以1995年辽宁省进入老龄化社会为界分成两段分析,不难看出,随着辽宁省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在总储蓄金额增加的同时储蓄增长率却在下降。1995—2011年间,辽宁省经济增长率在波动中增长,少儿抚养比下降较快,老年抚养比缓慢上升,储蓄率升中有降,近年不断趋缓(见图1)。可能的原因在于,辽宁省目前的劳动力人口还比较充裕,老龄人口的消耗应该赶不上储蓄的增长,未来一段时期辽宁省储蓄额肯定还会增加,但增长趋势会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越来越缓。

四、人口老龄化与消费需求波动

理论上讲,人口消费水平与消费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收入水平,但在收入水平一定的情况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消费需求。一般认为,人口老龄化使作为纯消费者的老年人口数量增加,老年人规模的扩大客观上能够推动社会消费需求总量的上升。不过,在消费总量一定的情况下,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又会导致人均消费水平的降低。从家庭微观角度分析,家庭人口老化会使家庭的从业人口数变少,收入水平降低,老年抚养比增大,进而导致家庭人均消费水平降低。从老年人口个体来说,其往往更加节俭,用于食品等生活用品的消费支出将会低于年轻人口。有关研究也表明,儿童与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均低于成年人。但是,就长远看,老年人口的增加会使未来的消费结构和消费偏好发生重大变化。老年人用于社会交往方面的消费需求可能少了,可用于健康保健、医疗和护理方面的消费需求会大幅度上升,同时,旅游、老年服务、休闲等相应服务业的消费需求将加大,大量资金转向老年人消费,将直接导致从事生产方面的投资相对下降,经济增长的速度放慢。当然,老龄人口的增多同样预示着老年人需求市场将在社会总需求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老年人群体正在迅速崛起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市场消费势力,从而带动和形成一门新兴的、综合性的产业——老龄产业,为老年市场提供无限商机。因此,人口老龄化的消费效应是多面向的,最终取决于一时一地的老龄化程度及其发展速度。

纵观辽宁省1980—2011年的消费变化情况,居民最终消费额每年都在增加且总量增幅明显,消费增长率1994年曾达到最高峰28.79%,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自1995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后,消费增长率呈现周期性下降,2005年前后又现逐渐回升(见图2)。可见,辽宁省人口老龄化进程对最终消费的影响表现出某些特殊性:在老龄化初期,老年人口的增加并未对消费需求带来明显的正效应,反而是计划生育政策有效执行下少儿抚养比的不断下降对最终消费的影响较大。经验研究表明,少儿抚养比每下降1%,消费将随之下降0.417%(陈晶、朱天星,2011);当前,随着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和程度的不断加深,老年抚养负担的增加也并未强烈地改变消费增长的趋势,但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带来了显著影响,抑制了衣着、家庭设备与用品、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的消费支出,增加了医疗保健的消费支出[2]。

五、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障负担

养老保障负担的日益加重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又一直接后果。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使社会保障基金在来源逐渐减少的情况下还得应对支付额不断增加的现实需求,两方面的挤压必然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和沉重的社会负担。辽宁是东北三省的龙头,也是受深层次体制因素和结构性矛盾影响较严重的省份之一,正处于老工业基地改造之中,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老龄化的提前到来,不仅增加了政府养老保障金、医疗保障金等方面的开支,加重了为老设施的社会管理成本,而且使其面临改善规模庞大的老年人口,特别是农村老年人口生活与福利水平、避免老年贫困的艰巨任务。养老保障支出方面,老年人口及离休、退休和退职人员加快了养老金支出的增长速度。2010年,全省参保离退休人数472.7万人,比2000年增加191.7万人,10年增加了1.68倍,年均增长速度5.34%;同期,养老金支出由2000年的169.5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754.8亿元,增加585.3亿元,10年增加了4.45倍,年均增长速度16.11%。养老金支出年平均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参保离退休人数年平均增长速度。医疗保障支出方面,2010年,全省城镇退休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464.1万人,是2000年的12.7倍;2010年,退休人员医疗费用支出139.3亿元,是2000年的69.65倍。2000—2010年,人均退休人员医疗费用由2000年的546元/人提高到3002元/人。可以预计,今后及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数量不断增大且比重不断提高的老年人口已经并将继续对辽宁省社会保障体系构成沉重负担和压力。

六、人口老龄化与社会文化变迁

自古以来,亲子关系都是中国家庭关系的核心,赡养父母是子女天经地义的职责和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延期回报,由此孕育出来的“孝文化”或“崇老文化”绵延千载。然而,随着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核心化”以及家庭内部代际关系“社会化”特征明显,传统的“养老文化”和“孝文化”在不同层面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而人口老龄化的出现则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3]。人口老龄化促使中国的家庭养老由文化模式走向行为模式,具有越来越大的随意性[4]。老年父母与其成年子女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资源交换,父母对子女的投资及帮助(如早年的教育投资、经济援助,以及近期的照看孩子、做家务等家庭服务)同子女为父母提供养老帮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5]。而且,不同社会群体对老年人的主观评价以及他们对老年人生存现状的客观评价,都存在一定的老年歧视(ageism)倾向[6]。2005年10月,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翟玉和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120余个村子的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显示:随着农村建设速度的加快,中青年农民中“重小轻老”现象非常严重。在城市,快速的生活节奏使退休居家的老人无法得到忙碌子女们的生活照顾,老年人因单身或家庭“空巢”而引发的孤独、抑郁、焦虑、烦躁等心理不适现象也已成为比较突出的老年问题。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年人对多姿多彩的社区文艺、“夕阳红”般的大众传媒节目、老年教育等精神文化需求会要求原有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调整,社会老年文化的氛围会逐渐加重。因此,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和比重的提高影响到人们的家庭结构、代际关系、住房与迁徙,改变了他们的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预示着新一轮社会文化的变迁。

七、人口老龄化与公共安全隐患

中国社会仍处于转型期,受到不同程度现代风险和传统风险的影响,其公共安全问题不断显现,并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而由“初显”逐渐发展为“凸显”,快速的老龄化在无形中加剧了高速现代化所产生的社会与经济压力[7]。随着辽宁省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老龄人口逐渐由个体形成群体,老年人口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将由零散的碰撞逐渐演变为集中的社会冲突。上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挑战(包括劳动力供给格局、消费需求结构、经济运行成本等方面的变化)、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包括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代际协调发展的矛盾、老年群体的利益诉求等)很可能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其所积蓄的问题一旦爆发将会对社会安定产生极大的打击。

参考文献:

[1]郭熙保等.人口老龄化将对经济产生持久性影响[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7—17(06)

[2]王舒,李旻.农村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以辽宁省为例[J].中国集体经济,2011(33):17—18

[3]彭希哲,胡湛.公共政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J].中国社会科学,2011(3):121—138

[4]姚远.对中国家庭养老弱化的文化诠释[J]..人口研究,1998(5):48—50

[5]陈皆明.投资与赡养——关于城市居民代际交换的因果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1998(6):131—149

[6]吴帆.认知、态度和社会环境:老年歧视的多维解构[J].人口研究,2008(4):57—65

[7]Richard Jackson, Keisuke Nakashima and Neil Howe. China’s Long March to Retirement Reform: the Graying of the Middle Kingdom Revisited [R] .Washington: CSIS Publications. 2009.3—17

关于人口老龄化的调查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对策

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主办的“21世纪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与经济分析”国际研讨会上,一份CSIS提交的最新调研报告《银发中国》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关注。该报告称:“35年前,中国儿童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比例是6:1,而往后的35年,这个比例将颠倒过来,老年人口将是儿童人口的2倍。人口预期寿命由1949年的41岁延长到了现在的70岁。另一方面劳动人口的数量也急剧下降,到2050年左右,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总数将比目前减少18%-35%。人口出生率下降和寿命延长是推动中国老龄化和劳动人口相对数量下滑的两股基本力量。”并且它还严肃指出:“中国即将经历一次惊人的人口转变,一个原本年轻的国家即将老龄化。”

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相对比例上升,按国际通行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和7%,即可看作是达到了人口老龄化。我国2003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已经达到了11%,人口的老龄化问题将很快成为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积极发展老龄事业,初步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发展老龄事业的工作格局。国家成立了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确定了老龄工作的目标、任务和基本政策;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制定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把老龄事业明确纳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城市初步建立了养老保险制度和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医疗保险制度,以及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实行以土地保障为基础的“家庭养老为主与社会扶持相结合”的养老保障制度。许多地方还对救助贫困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采取了特殊的措施。老年服务事业发展迅速。中国政府修订了《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城市道路和建筑物障碍设计规范》等相关条例,方便老年人的居住与出行。社区卫生站、托老所、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学校、老年休闲广场等老年服务设施逐渐增加,服务老年人的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

一、未来趋势预测——我国未来面临人口增长三大高峰

根据中国国情研究小组近年研究成果显示,我国已相继面临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增长的“三线交叠增长”的非常时期:总人口继续直升,估计到2050年将达16亿左右;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将持续增长到2020年,达94100万人,所占比重将增长至2010年,大约占67%左右,届时从属年龄人口比下降至50%以下,社会赡养负担最轻,即从现在至2020年是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最佳时期,随后从属比上升伴随着劳动人口比重的下降,预示着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开始显现。另一方面,未来一二十年我们在面临劳动人口比重和绝对量增长的同时,还将面对失业人口继续上升的趋势。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作出劳动就业战略决策的合理选择,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丧失的不仅仅是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很有可能会因此而失去国家财力和自身养老金积累的“黄金时代”;更为严峻的是,我们还面对着人口年龄加速老化的挑战。如下表所示,未来16年我国将进入老龄化加速发展阶段,届时老年人口将逐年递增到2.43亿,占总人口的19.96%;此后30年间将进入快速人口老化阶段,老年人口比例将上升到32.73%,并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在这一高水平上。

二、综观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呈现以下五个特征。

1.老龄人口绝对值为世界之最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加上20多年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目前已接近1.41亿,我国成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总数的1/5,占亚洲老年人口的1/2。2004年,中国的老年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1%。但到2040年,中国老年人总数将达到4.11亿,占到总人口的29%,它将超过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目前的人口总和。解决好我国老年人口问题,对亚洲和世界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2.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来势猛

老龄化可能是由于年龄金字塔底部少儿人口增长减慢所造成,也可能是顶部的老年人口增长加速所导致,人口学中称之为底部老龄化和顶部老龄化。发达国家经历了由底部老龄化到顶部老龄化的漫长演变过程。而我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底部老龄化与顶部老龄化同时“夹击”,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发展很快,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与发达国家相比,速度十分惊人。法国完成这一过程用了115年,瑞典用了85年,美国用了60年,英国用了45年,最短的日本也用了25年。由于我国人口政策的作用,改变了世界老龄人口的发展格局,即人口老龄化不仅成为发达国家的问题,而且也已经开始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3.人口未富先老,对经济压力很大

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呈渐进的步伐。当它们的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10%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在1万美元以上。发达国家的人口是先富后老,我国是未富先老。我国在2000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达856美元,属于刚刚迈过最低收入门槛的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妇女的平均生育率已由1949年的6.1变为2002年的1.8,其中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婴儿出生率甚至已经降到了1.0;而人口预期寿命则由1949年的41岁延长到了70岁,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的低收入国家之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压力很大。

4.老年人口在区域分布上不均衡

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如上海市老年人口2000年已达238万,占总人口的18.5%,到2025年将达到最高峰468.8万,占总人口的32.7%;北京2000年老年人口为188万,占总人口的14.6%,到2025年将会猛增到416万,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30%,大大超过现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而在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低于东部。

另外,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就静态而言,由于农村婴儿出生率高于城市,因此老龄化程度城市高于农村;但就动态而言,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地从乡下涌到城市,农村老人因此经常无人照护,因此城乡老龄化的程度正在接近。

5.老龄人口高龄化趋势十分明显

人口学中认定,60-69岁为低龄老年人口,70-79岁为中龄老年人口,80岁以上为高龄老年人口。过去说“人活70古来稀”,现在说“活到70不稀奇”。我国高龄老年人口以每年5.4%的速度增长,高龄人口已从1990年的800万增长到2000年的1100万,到2020年将达到2780万。高龄人口丧偶和患病的机率高,高龄女性多于男性,高龄老人生活自理能力差。因此他们不仅需要经济上的供养,而且需要生活上的照料。

三、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人口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它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美好的愿望,标志着经济、文化、卫生和社会安定的水平。当然,我们也应当以辩证的观点全面看待这个问题,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都带来了重大影响,这些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对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认真对待。

1.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对老人赡养比上升

如上图所示,人口年龄结构预测表明,199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对老人赡养比为13.7%,2000年上升为15.6%,预计到2025年上升为29.46%,2050年上升为48.49%。如果再加上对幼年子女的抚养,劳动年龄人口的总抚养比上升得更为迅速,2025年达到59.5%,2050年达到76.8%。人口老龄化将使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负担日益沉重。

2.人口老龄化对投资、消费、储蓄和税收都带来相关影响

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后,最终形成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二者此消彼长。一般来说,未成年人口无力储蓄,老年人口减少投资并开始动用储蓄,人口老龄化会使人口从劳动状态转移到退休状态,使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都成为单纯消费人口,成为劳动力人口提供税收的享受者,这样无疑形成税基缩小,税收减少,储蓄率下降,投资率比例降低,单纯消费增加。当然从近期看,消费增长可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但从长期看,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为使经济发展产生强大的后劲,必须继续扩大积累,持续增加投资。

3.人口老龄化使政府用于老人的财政支出增加,财政负担加重

养老保险基金源于人们的工薪收入,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的富匮与否,决定了基金筹集的可能规模。由于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发展,财政中用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的支出不断增加。据统计,从1985年至1997年12年间,我国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从327亿元增加到3043亿元,增长近10倍,其中用于支付离退休职工的各种费用从149亿元增加到2068亿元,增长了12倍以上,高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近几年来,由于完成“两个确保”的任务,全国各地区普遍调整了财政预算结构,为确保“两金”发放,实行财政兜底,使各地的财政负担十分沉重。

我国目前的养老方式:一是由政府承办的社会基本养老;二是传统的家庭养老;三是以个人储蓄为主的自身养老。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和人口老龄化的来临,老年人对社会养老的需求和意愿必将进一步扩张和强烈。事实上,年轻的一代也已缺乏为长辈提供各种养老资源的能力,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老年人口超速增长,又进一步表明社会养老负担的日益加重和基金积累难度更为加大,从而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增长产生强列的掣肘作用和后续影响。

4.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影响家庭结构和赡养功能

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老人日益增多,三世健在的家庭比例很大,加上我国厉行计划生育政策,家庭的代际人口结构呈“四二一”和“四二二”型。家庭“少子化”使家庭赡养老人的功能弱化,急需社会养老功能极大发挥,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

据从中国老龄人协会和劳动保障部获得的最新人口统计数据显示,目前65岁的老人中,有64%与自己的子女住在一起,这一比例在农村显得更高;而在老年妇女中,65岁至79岁的有67%与子女生活在一起,相比之下,80岁以上的则有80%与自己的子女同住一个屋檐下,他们对自己后代的经济依赖也更强。

5.人口老龄化使完成脱贫任务更加艰巨

中国在经济欠发达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绝对数量大,社会供养矛盾突出。中国城市老年人的绝大多数享有退休金,但其经济收入受所在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物价等因素影响较大,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农村老年人则主要依赖家庭成员资助生活养老,其生活水平不仅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制约,而且受子女实际供养能力的制约。老年人尤其农村老年人的医疗需求还难以满足。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利益调整过程中,老年人贫困风险增大。

据统计,50%以上的城镇老年人口和80%左右的农村老人在银行中基本上没有存款,只能依靠子女或社会供养。老年人口的储蓄水平低于全国人均储蓄水平。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生活方式的演变,核心家庭比例上升,世代同堂比例下降。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至今我国尚有500万贫困老年人口,他们有的处于老少边穷地区,有的身为孤寡,有的染病在身,有的身患残疾。在人生的晚年仍忍受着生活的艰辛和病痛的折磨,他们成为社会最需要帮扶的贫困对象和脆弱群体。

6.人口老龄化带来老年人口的心理变化,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帮助

中国的老龄工作刚刚起步,基层服务网络薄弱,专业工作人员缺乏,老龄工作资源不足。城乡社区针对老年人的服务项目少,服务水平低,服务对象覆盖面窄,老年人的参与率和收益率不高,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现象还时有发生。这都将给老年人的心理带来极大的伤害。

随着老年人口高龄化、高龄老人丧偶率上升、生活不能自理人数增加,家庭养老的经济负担和生活照料负担日益加重,但生活节奏越来越紧张的中青年夫妇常常难以兼顾对老人的赡养与对子女的抚养。对于逐渐增加的独居老年人来说,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问题就更为突出。目前,完全需要由社会供养和照料的老年人约有200万,预计到2040年将超过1千万。所以我们不仅要给予老人经济上的赡养,而且还要有精神上的慰藉,要格外给予他们安慰、体贴、照料、尊重和帮助。

四、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的对策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产物。发达国家大部分早在50年前就已进入了老年型国家的行列,因此我们也不必“谈虎色变”。正因为人口老龄化是一个波及许多领域的重要趋势,因此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也必须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内综合考虑,协调运筹,把它作为一个战略性的大问题全面策划,及早部署。

1、做实“个人帐户”,逐步增强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能力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由现收现付制改为“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目的就是为了迎接下世纪人口老龄化高峰时养老金支付的危机。基金累积制养老金拥有许多优势,它可以帮助正在走向老龄化的中国维持充足的存款率和良好的投资与生活水准的不断提升,它能让劳动者分享经济改革成功的果实,并且拓宽和拓深中国的资本市场。但是由于当前国企处于战略重组阶段,经济效益不佳,养老金替代率又不断提高,因此现在的“个人帐户”实际上起不到积累的作用,存入的基金甚至不能满足当期的支付,“个人帐户”只起到了支付退休金的作用,基本是“空帐”。

为了实现养老保险制度从现收现付向部分积累模式顺利转变,为制度转换成本寻找积极有效的支付手段已经迫在眉睫。据统计,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实际工资每年只递增0.38%,到1978年职工的货币工资平均才615元,1978年居民人均储蓄额仅有21.88元。而国民收入的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长到1978年的36.5%,其中有的年份高达43.8%,工资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仅为18.9%。所以国有资产的存量是政府过去长期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条件下实现的。因此,从理论上说,通过国有资产的存量和增量支付社会保障的转制成本,将“老人”和“中人”的空帐填实是可行的,也是合理的。

关于这笔转制成本的估算,国内外专家的测算不尽相同。据世行1994年测算,大约有19170亿元,只占当年GDP的40%多一点。据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1997年的测算,大约在27628亿元—108260亿元之间。笔者认为,如果剔除1997年提前退休者集中以及投资回报率不高等因素,这个成本大约相当于当年GDP的水平。另外,这个转制过程将经历30年,因此分摊到每一年大约只占GDP的3%左右。尤其是在2000年至2020年之间,是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而总抚养率相对较低的时期,应当抓住这个黄金时段,增加积累,将空账填空,顺利完成转制的历史性任务。

2、建立老年医疗健康保险制度,逐步实现健康老龄化

按照人的生理演变,人的一生80%的医疗费用在60岁以后,但目前大部分老龄人存在看病难的问题。主要因为经济拮据,无钱看病,有了病也只能“硬撑着”。以武汉市汉阳区为例,老年人中享受公费医疗的只占全区老年人的38%,大部分老人患病时,医疗费全要自己出,那些退休金少而又不能按时足额拿到手的老人显然是难以看病的。至于农村,合作医疗未能普及,许多地方缺医少药,农村老人看病更难。

首先我们要建立和健全老年医疗保险制度。与总人口相比,老年人具有高患病率、高伤残率、高医疗利用率的特点。位于前五位的慢性病依次是:循环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肌肉骨骼结缔组织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眼及其附属器官疾病。身体机制的退行性改变以及疾病导致了老年期伤残及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下降。76、7%的60岁以上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视、听、语言、智力、肢体等功能方面的残疾,是总人口平均水平的3、6倍。因此,为老年人提供基本医疗保险,满足他们的基本医疗需求,使老年人及其家庭不致因为疾病导致个人及家庭经济危机。在建立面向整个人群的医疗保险制度的同时,有必要对老年人制定有关政策(可根据情况先从高龄老人开始逐步进行),以保障老年人医疗的基本需求。开展面向老龄化社会的教育,医学教育要兼顾人口老龄化有其对医疗保健需求的特殊性,在医学院校、护士学校的课程中增加有关内容,使医务工作者系统掌握老年人身心健康和疾病特点。同时要培养一批适合社区初级卫生保健工作的全科卫生工作者,为包括老年人在内的社区成员提供初级医疗保健服务。另一方面,要注意面向社会、家庭和老年人进行健康教育,包括保健常识,护理知识,紧急状况下的应急措施,提高人群对老年身心特点的认识和一般保健护理知识。努力满足老年人的基本医疗需求。城镇完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农村探索多种形式的健康保障方法。逐步建立城乡医疗救助制度,改善特困老年人的医疗条件。

其次要逐步实现健康老龄化。国际上的有关研究和经验均表明,疾病和伤残并不是老年期的必然产物,通过努力完全和可以把它们压缩到生命最后的较短时期内,即实现健康的老龄化,这是老年人及其家庭乃至老龄化社会的期望。在促进老龄人的全面健康对策中,要建立医院、家庭、社会(社区)和老年人个人组成的健康促进整体。特别要注意家庭小型化趋势下老年家庭看护照料的供需状况,及时提供相应的帮助措施。在逐步妥善解决老年人物质生活的同时,强调并重视老年人的文化养老,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促使老年福利、老年教育、老年文化、老年卫生、老年体育等事业有一定的发展,为广大老年人安度晚年创造条件。

3、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源优势

据报道,我国平均预期寿命已提高到68.9岁,高于世界平均63.2岁的水平①。健康寿命延长意味着工作年限的延长将成为可能,总的劳动力生产成本会下降。在德国从1972年起就已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凡年满63岁男性,可自行决定是继续工作,还是退休,并从2000年起,把退休年龄从目前的63岁提高到65岁;意大利已准备把退休年龄从男性60岁、女性55岁分别逐步提高到65岁和60岁;在瑞典,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5岁;我国实行性别、职业差异的退休年龄制,与那些预期寿命与我国同水准的国家相比,我国的退休年龄普遍较低。从而两种现象不可避免:一是退休人口大量隐性就业;二是退休时工龄越长养老待遇往往也就越优。前一现象使我们无法真实地了解、反映和掌握当前的就业状况;后一现①《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比较》,《上海证券报》1998年3月11日。

象也就意味着求学时间越长退休时比同龄人的养老金会更低,这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因此,我们建议考虑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其好处至少有五:一是老有所为,于健康有益,延年益寿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标志。二是能有效合理使用人力资源。根据社会需要和自愿量力的原则,鼓励和引导老年人从事教育传授、社会公益事业、社区服务和自我服务等活动。对于从事教育、科研、医务工作和有其他特殊专长的老年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按规定和需要适当延长退休年龄,为他们继续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有条件的老龄工作机构可帮助把退休的专家学者、企业家组织起来,让他们为企业界充当顾问,提供咨询服务。三是变隐性就业为显性就业既不新增就业压力,又能客观反映我国从业人员结构及就业状况,实现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目标向提高总人口就业率目标的过渡,以促成整体国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福利的增进。四是有利于完善劳动力市场,根据人力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原则开拓新的就业渠道,发掘新费源,实现保费的潜在收入水平。

4、在农村实行家庭养老为主与社会扶持相结合的养老制度

据民政部组织专家学者对部分省份农户进行的调查表明,当前农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80.52%的农民选择了“养老”。因此推广实施社会基本养老不仅在城市,即使在农村也日显其重要与紧迫。未来的我国养老问题,难点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广大农村,由于家庭规模逐步萎缩,子女数量持续下降,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动态速度也在加快。由于农村老人数量极大,农民本身又有土地使用权,因此从主体来说,农村养老应以家庭为主,社会为辅,提倡老人自养,树立自我养老意识。

对于农村“三无”老人(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子女依靠),继续实行“五保”制度。对于遵守国家生育政策而形成的独子(女)户、双女户,继续推行计划生育养老保险。据不完全统计,这项保险在辽宁、福建等地试点以来,全国累计向商业保险公司投保超过4500万户,投保金额在40亿元以上,受到这些家庭的欢迎,他们由养儿防老走向投保养老,观念得到很大转变,今后还应继续加大推广商业养老保险的力度。从80年代兴办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整顿金融机构的过程中,已经停办了2年,现积累基金184亿元。对于这项制度下一步向何处去?移交现有商业保险公司,其不愿意受理;维持现状,则现有的管理人员继续消耗着管理成本,长此以住拖下去使基金的安全受到影响,因此应当抓紧决断。笔者建议,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应行使宏观调控职能,即制定政策起引导、宣传和监督的作用,不直接管理基金。同时建立中国农村保险公司,性质定为政策性保险机构,国家给予优惠政策,实行商业化经营,接管当前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将社会养老保险转化为商业养老保险,继续承保。另外,该公司还可以开展全国农作物财产保险业务,填补我国在这一业务中的空白。在组建完毕正常运营之后,现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村养老保险司的功能转移到保监会去。

5、积极推进社区养老建设,发挥社区养老功能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退休人员的养老功能基本上由单位和家庭承担。随着我国“入世”之后,企业不仅面对国内竞争,而且面对国际竞争,企业中的“小社会”功能一定要向社区转移。老年人口中的大多数已从过去的劳动岗位上退下来,活动范围圈在缩小,因此社区成为老年社会活动的基本领域。社区养老服务包括提供家务劳动、家庭医疗保健、老人照料、护理等,还包括在社区兴办老年食堂、茶室、托老所、老年病防治站、法律咨询服务站、以及各种老年文体设施等等。面向老年人提供全方位、多功能、多形式的系列服务,努力做到老年人的小事不出家门,难事不出居委会,有些大事也不出街道。

社区养老服务是一项公益事业,要发挥社区助老功能,不以盈利为目的,有社会公益性质;但同时,又要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实行合理收费,维护良性循环。一方面,开展邻里互助,组织低龄老人、健康老人参加力所能及的社区服务工作,动员社会各方义务为老人服务等等;另一方面,还有不少项目可以按保本微利原则提供有偿服务。这既可以补充街道、居委会的经费,又可以安置一批下岗职工就业。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十分重视社区养老功能的发挥,社区组织和社团组织具体组织实施。他们在社区住宅设计中早就提出所谓“太阳系”的建筑格局。以老人住宅为中心,在周边建设为老人服务的医疗、娱乐、学习、健身的设施。有的国家还建立了“日托中心”(DayCenter),白天把老人送到中心,晚上接回家与子女团聚。既解决了子女在白天工作无暇照料老人的困难,又满足了老人与子女经常在一起的精神需求。社区养老的独特优势,既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又补充了家庭结构变化后单纯由家庭养老的不足。

6、积极发展老龄产业,开拓老年消费市场

人口老龄化呼唤老龄产业。所谓老龄产业,就是指由老年消费市场需求增长带动而形成的产业,它包括所有有关满足老年人特殊需求的生产、经营、服务等设施和经济活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龄产业尚未完全开发,企业经营者对老年消费市场需求攀升反应比较迟缓,政府部门对此也还没有相应的扶持引导政策。但我们应对老龄产业的发展持乐观态度。首先,我国老年人口绝对数多,老年消费市场规模庞大。其次,我国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第三,我国地区间差异大,需求层次多,为发展老龄产业提供了多种选择。第四,社会化服务需求在增加。据1995年百分之一抽样调查显示,老年人的丧偶率为33、4%,独居户为25%,独生子女政策继续执行,“4—2—1”家庭结构普遍出现,独居户比例还会增大。众多的独居老人对服务需求会日益增大。第五,城市老人的消费能力不可低估。超级秘书网

老龄产业作为老年保障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标志着一个国家文明和社会进步程度。人们通常说的老年事业,更多的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作为社会公益性事业来对待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老年事业中的政府负责供养“三无”老人等仍属于社会公益事业,还有一些为满足老年人物质、文化消费需求的事业,要转向从产业角度考虑生产、消费、就业等一系列经济问题,应该按市场规律办事。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发展老龄产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而不仅仅是为经营者牟利,为此,政府从多方面创造条件支持老龄产业发展,包括给予政策扶持。如考虑到当前老年人口总体收入水平较低,对老年人生活服务市场政策中采取低税或免税优惠政策,使从事此类市场的经营者能有适当营利和拓展产业的能力。可见,经营老年产业,必须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

市场专家指出,全国老龄消费者中每年有100亿的购买力没有实现,换句话说,老龄产业现今还无法满足老年人的需求。我们缺乏专门为老年人服务的专业医护和服务人员;缺乏足够的养老机构;缺乏上门服务的保健机构,而这些服务产业和岗位将创造许多新的工作机会,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再看看老年消费市场:老年人很难买到合适的服装鞋帽,老年食品也很少研究开发,老年药品、老年保健护理用品以及其他各种老年商品都处于匮乏状态。

参考书目:

①田雪原:《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与决策选择问题研究》,《中国人口科学》1998年第1期。

关于人口老龄化的调查范文第4篇

[关键词]老龄化社会;社会养老保险;养老服务公司;商业保险;跨越式发展

中国于1999年迈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带来了深刻影响,庞大的老年群体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需求压力也越来越大。商业保险公司有责任承担起老龄事业发展的重任,在解决养老问题方面发挥自身的优势,把帮助政府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与实现公司跨越式发展结合起来。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由此带来的养老问题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发展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调查数据推算,2005年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0 756万人。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0045万人,占总人口的 7.69%。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0.73个百分点。

2006年,全国老龄办首次的有关人口老龄化的研究报告认为,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人,老龄化水平将达到 17.17%;到202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增加到2.7亿人,与0-14岁少儿人口数量相等;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人,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到2051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37亿人,约为少儿人口数量的2倍。

根据国际惯例,一个国家6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7%,即为老龄化社会。目前,我国人口结构从年轻型转变为老年型,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

中国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的发展趋势,已经给养老、代际关系处理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影响到代际和谐和家庭和谐,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

老龄化社会问题,直接带来的是养老问题,涉及到老年人口由谁来赡养(支付养老金)和如何来赡养(养老服务)两个方面的问题,其实质是如何对待老年人的问题。

传统型社会,老年人的养老问题绝大多数是由家庭解决的。但是,与老龄化社会发生同步变化的是,现代家庭的规模也在逐渐缩小,在家庭中老年人占多数,四个老人,一对夫妇一个孩子,形成了“4—2—1”结构。因此,家庭养老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同时,老年人由于自身经济收入的减少、工作与身体状况的变化,导致中国现阶段老年人的生活现状不容乐观。在城市,老年人除了退休金之外,基本没有其他方面的收入。在农村,老年人不但没有养老金,甚至还要劳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基本没有“退休”的可能。还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社会问题,不少老年人还要程度不同地负担其失业子女甚至是第三代的生活费用。

在老龄化社会问题中,还存在着对老年人的歧视问题。有的年轻人由于缺乏道德观念,法律意识淡漠,不但不尽赡养义务,反而虐待老人,侵犯老人合法权益。从全国来看,老年人由于孤独、饥寒、疾病、受虐导致的自杀现象时有发生。 2004年3月“预防长者自杀”亚太地区会议在香港召开,会议资料显示,根据保守估计,我国每年有25万人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其中55岁以上的人占了20%,特别是农村老年人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5倍。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代际和谐和家庭和谐中的极不和谐音,成为老龄化社会中又一个棘手的问题。

老龄化社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质量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而且可能影响到中国的社会稳定,养老问题的妥善解决势在必行。

(三)解决养老问题的途径

离开代代相传与积累,人类社会不可能发展进步。因此,公正对待老年人,激励青年人更好地为社会进步服务,妥善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全社会都应该公正对待老年人,正视并科学解决这一问题,要保证老年人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社会有责任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水准不低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平均水准,并不断提高。

公正对待老年人,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有效解决养老问题,即要解决养老金的来源(经济问题)与提供养老服务两个方面的问题。现实情况下,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无非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家庭赡养方式,一种是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方式。

由于家庭赡养能力和社会道德等因素的影响,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正在受到冲击。同时,随着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庭的赡养功能也将不断退化。我们的理想是,一方面,老年人得到良好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年轻人又不至于因此而承受过重的负担。因此,在养老问题上,社会被期望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越来越大。但是,与期望相比,与经济发展幅度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表现出一种严重滞后的情形。目前,中国共有各类老年社会福利机构养老床位 120.5万张,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床位仅有8.6张,与发达国家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养老床位数50至70张的水平相差甚远。其它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许多为老服务也都存在发展缓慢的问题,不能满足老年人群日益增长的需求。

我国是在经济欠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如此低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承受如此高程度的人口老龄化,决定了我国不能象西方国家那样由政府包办社会养老福利事业。这就需要开辟出一条养老职能社会化的道路,以缓解政府财政压力。

从未来发展趋势分析,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对养老金和养老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解决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必须建立起系统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养老职能将更多地依赖于社会,依赖于社会各方面养老服务项目的开展。

(四)现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经历了“企业 社会”、“企业保险”和“社会保险”三个阶段,在保险方式上从“社会统筹”到“统账结合”,保险范围也在不断拓宽、完善,在稳定社会和保障生活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现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却存在着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严峻问题,主要表现在资金短缺,导致支出远大于收入的矛盾日益加剧。

分析主要原因,一是存在着历史欠账,新制度实施前已经退休的“老人”需要相当数量的养老金支出;二是在就业压力下,一部分劳动者提早退休;三是人均寿命普遍延长;四是企业拖欠基本养老保险费;五是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狭窄等等。因此,具有条件享受社会保障的老年人所需要的养老金不断增加,而政府和社会在社会保险支出方面无法实现同比例扩大,二者之间形成矛盾体。截止到2004年底,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已达7400亿元,且每年以1 000多亿元的规模在扩大。直接的后果是离退休老人不能按时领取养老金,最终将制约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的纵深推进与健康发展。

二、商业保险公司具有解决养老问题的优势条件

我国党和政府一贯关心老年人的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国家和社会应当采取措施,健全老年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改善保障老年人生活、健康以及参与社会发展的条件,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解决养老问题,关键是要集中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以积极的姿态和得力的措施去应对,要让老年人在社会主义和谐大家庭中感受到幸福,使我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创造出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和谐社会。商业保险公司有责任、有能力在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国家政策积极鼓励和倡导商业保险公司在解决养老问题中发挥作用

2006年6月16日,国务院下发23号文件《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提出,作为金融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商业保险,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发挥着“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功能。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有利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的保障需求。该文件明确指出,我国正处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保障需求不断增强。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鼓励和引导人民群众参加商业养老、健康等保险,对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全社会保障水平,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实现社会稳定与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此意义上,国家政策积极鼓励和倡导商业保险公司在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中发挥作用,要求保险业积极拓宽服务领域,不断提高服务水平。这是保险业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也是商业保险公司应尽的一种社会责任。商业保险公司必须立足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充分发挥保险的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作用,着力解决保险业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在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中体现出独特的作用。

(二)国家积极支持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

养老服务业是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顾和护理服务,满足老年人特殊生活需求的服务行业。一个社会养老服务业发展的程度如何,直接决定着老年人生活品质的高低,从客观上反映了这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程度。在2006年由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等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中,对于妥善处理人口老龄化问题,关心老年人的需求,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充分认识发展养老服务业的重要意义,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养老服务业加快发展。

在我国养老服务业彻底向社会资本开放的背景下,商业保险公司可以发挥自身的资金优势,加快向养老服务业渗透的步伐,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顾和护理服务,满足老年人特殊生活需求。

(三)保险业的社会管理功能应该包含养老服务内容

一直以来,中国保险业在“经济补偿”与“资金融通”方面发挥的作用十分显著,但在参与“社会管理”方面的功能需要不断完善。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保险业,面对的是保险业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求不相适应这一主要矛盾。解决这一主要矛盾,要求保险业要紧紧围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战略目标,为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地区人民群众服务,积极发展社会和人民急需的农业保险、养老保险、健康保险和责任保险。这些要求,找准了保险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点,既明确了保险业服务和谐社会建设的有效途径,也为保险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更是保险业延伸服务,实现服务功能完善的必然要求。

鉴于人口老龄化和家庭小型化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家庭开始把商业保险作为解决养老和健康保障的重要手段。社会对于保险的需求,是保险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决定了保险业的发展空间必将不断拓宽。保险业应该也必须站在服务经济社会全局的高度谋划工作,针对养老方面的保险需求,提供多样化的服务。

目前,在解决养老问题上,保险业拥有自己的产品,但是解决的也仅仅是养老金的问题,对于养老的服务问题还没有真正触及。在现今和未来社会,依靠子女提供养老服务的可能性日益减少,而原有的养老机制也在巨大的养老服务需求面前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成立商业养老保险服务公司不失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又一可行选择。

三、抢抓机遇,在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中实现商业保险跨越式发展

(一)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与实现商业保险跨越式发展中国统一

目前,党和国家对于保险业的发展越来越重视,对于保险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的期望越来越高。国务院相继召开会议进行专项研究并下发《若干意见》,系统阐述了保险业为什么要发展、为谁发展、发展一个什么样的保险业和怎样发展的问题。从宏观层面上,政策扶持、政府推动的保险业发展模式将逐渐形成,为保险业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应该讲,保险业已经进入到又一个充满希望的“黄金时期”。

在保险业加快改革发展的战略机遇面前,商业保险公司要主动抓抢机遇,巩固好业已取得的改革发展成果,进一步发挥应有的作用,不断提高社会地位,在服务的广度、深度和质量上取得重大突破,使发展的空间得到极大拓展。解决人口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养老问题,恰好符合这一发展思路。

在我国人口结构向老年型转轨时,老年人口增长引发的对其衣、食、住、行、医疗、精神消费等方面的需求,使老年消费在社会总体消费中的比例持续上升,将影响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变化,促使老龄产业的兴起,给经济发展带来新的生机,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据了解,目前我国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1.43亿,占总人口的11%;预计 2020年将达到2.4亿人,占当时总人口的16%左右,养老服务业已成为公认的“朝阳产业”。

按照人生成长特点来讲,60岁以上的老年人,应该是一生财富积累最丰厚的时期,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应该有能力支付养老金。商业保险公司向养老服务领域拓展,可以促进商业保险公司在相关领域的发展,有利于“又快又好发展、做大做强做优”目标的实现。对于庞大的老年人口来说,能够得到更加全面、周到、完善的保险服务。对于投资者来说,意味着更多的盈利机会和盈利空间。对于公司员工来说,既拓宽了施展才华的空间,也有利于实现自身价值。

实现商业保险的跨越式发展,就必须突破常规思维,以超常规的措施来保证和促成。在全社会都在为解决人口老龄化社会问题而积极努力的情况下,抢抓机遇,加快向养老服务领域拓宽,是商业保险公司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的有效措施之一。

(二)商业保险公司具备向养老服务领域渗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基本条件

经过多年的发展,商业保险公司积极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治理结构不断完善,风险管控能力不断增强,改革释放的活力正在成为公司跨越式发展的强大动力。与此同时,商业保险公司在市场地位、服务网络、财务实力、人才队伍和品牌建设等方面形成自身独特的竞争优势。在具备诸多优势的情况下,商业保险公司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积极满足市场需求,重点发展内含价值高的业务,在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不断进行内部资源的整合转型。要确保商业保险已形成的竞争优势长期保持下去,并在公司内部形成协同效应,提高公司向客户提供差异化和完善服务的能力。通过保险资金运用和资本运作进入养老服务领域,在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商业保险公司一定能够抓住机遇,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

(三)建议商业保险筹建养老保险服务公司的设想

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让老年人享受舒适安全、高质量的社区服务,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国家对养老事业提出的新要求。未来五年,中国政府将采取“以居家养老为基础,以社会服务为依托,以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模式。

商业保险有其自身独特的优势,应该积极参与养老服务事业,建议采取参股、收购、策略联盟等多种形式,筹建养老保险服务公司,在保险产业链条中增加老年服务产业,这也符合商业保险公司跨越式发展的要求。

在养老保险服务公司的定位上,要突出养老和敬老的主题,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特点,以满足、改善和丰富老年人对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的特殊需要为出发点,向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要在衣食住行、医疗保健、学习教育、健身娱乐、心理疏导、法律咨询、生活援助、参与社会等方方面面集中体现“为老服务”的宗旨。

养老保险服务公司的资金来源,可以有四个方面。一是争取国家相关的专项老年人社会保险基金;二是公司运用自有资金;三是有养老服务需求并有能力支付服务费用群众的消费资金;四是吸纳社会上有爱心人土的捐款资金。同时,还可以针对农村与城市老年人的不同特点,采取相应的资金筹集方式。如,对于农村老年人,可以将其个人使用与经营的责任田转让给土地经营组织,形成责任田养老资金,发挥“责任田”的养老保障作用。对于城市贫困老人,可以将其拥有的房产作价入股到养老服务机构,以此作为养老资金的来源(此观点来自于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研究员田雪原)。

在养老保险服务公司兴办产业的选择上,可以采取兴建适宜老年人集中居住、生活学习、娱乐、健身的老年公寓、养老院、敬老院,开展老年护理服务,为老年人创造良好的养老环境和条件;可以投资兴办以老年人为对象的老年生活照顾、家政服务、心理咨询、康复服务、紧急救援等业务,向居住在社区(村镇)家庭的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为他们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可以与有关企业合作,开发、生产老年人特殊用品,促进老年用品市场发展,满足老年人的多方面需求。

在养老保险服务公司具体运作模式上,积极争取政府基础设施配套费减免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以集中辟建高标准的老年社区为着眼点,投资参与社会养老公益建设。老年社区建成后,可以采取会员制租住、产权发售及公寓式整体出租等多种方式。对于有一定经济承受能力、有较高养老需求的老年人,可以有偿提供公寓式养老服务;对于具有较高消费水准的老年人,尤其是以“侯鸟式”异地养老的特殊人群,可以为其提供购买产权、短期租住、长期预租等多种选择,建立乡村度假屋,满足其阶段性自由灵活入住的需求。只要这些新型养老项目配套设施完善、经营理念先进、服务功能健全,能够较好地满足不同层次的社会老人的养老需求,市场供求将相当大,必将给商业保险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参考文献]

[1]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r].2006,2.

[2]李宝库.老龄社会和孝文化[j/ol].人民网,2006—03—07.

[3]田素雷,李惠子.中国感受到人口老龄化压力[j/ol].新华网,2006-02—23.

[4]李鸥.社会养老保险:理论导向与制度安排[j].社会保障制度,2005,(11)。

[5]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劳动保障部,财政部,建设部,卫生部,人口计生委,税务总局.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s].2006.

关于人口老龄化的调查范文第5篇

关 键 词:人口老龄化 对策

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主办的“21世纪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与经济分析”国际研讨会上,一份CSIS提交的最新调研报告《银发中国》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关注。该报告称:“35年前,中国儿童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比例是6:1,而往后的35年,这个比例将颠倒过来,老年人口将是儿童人口的2倍。人口预期寿命由1949年的41岁延长到了现在的70岁。另一方面劳动人口的数量也急剧下降,到2050年左右,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总数将比目前减少18%-35%。人口出生率下降和寿命延长是推动中国老龄化和劳动人口相对数量下滑的两股基本力量。” 并且它还严肃指出:“中国即将经历一次惊人的人口转变,一个原本年轻的国家即将老龄化。”

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相对比例上升,按国际通行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和7%,即可看作是达到了人口老龄化。我国2003年,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已经达到了11%,人口的老龄化问题将很快成为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积极发展老龄事业,初步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发展老龄事业的工作格局。国家成立了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确定了老龄工作的目标、任务和基本政策;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制定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把老龄事业明确纳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城市初步建立了养老保险制度和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医疗保险制度,以及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实行以土地保障为基础的“家庭养老为主与社会扶持相结合”的养老保障制度。许多地方还对救助贫困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采取了特殊的措施。老年服务事业发展迅速。中国政府修订了《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城市道路和建筑物障碍设计规范》等相关条例,方便老年人的居住与出行。社区卫生站、托老所、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学校、老年休闲广场等老年服务设施逐渐增加,服务老年人的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

一、未来趋势预测——我国未来面临人口增长三大高峰

根据中国国情研究小组近年研究成果显示,我国已相继面临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增长的“三线交叠增长”的非常时期:总人口继续直升,估计到2050年将达16亿左右;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将持续增长到2020年,达94100万人,所占比重将增长至2010年,大约占67%左右,届时从属年龄人口比下降至50%以下,社会赡养负担最轻,即从现在至2020年是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最佳时期,随后从属比上升伴随着劳动人口比重的下降,预示着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开始显现。另一方面,未来一二十年我们在面临劳动人口比重和绝对量增长的同时,还将面对失业人口继续上升的趋势。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作出劳动就业战略决策的合理选择,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丧失的不仅仅是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很有可能会因此而失去国家财力和自身养老金积累的“黄金时代”;更为严峻的是,我们还面对着人口年龄加速老化的挑战。如下表所示,未来16年我国将进入老龄化加速发展阶段,届时老年人口将逐年递增到2.43亿,占总人口的19.96%;此后30年间将进入快速人口老化阶段,老年人口比例将上升到32.73%,并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在这一高水平上。

2001-205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和老龄化程度预测 7%,2000年上升为15.6%,预计到2025年上升为29.46%,2050年上升为48.49%。如果再加上对幼年子女的抚养,劳动年龄人口的总抚养比上升得更为迅速,2025年达到59.5%,2050年达到76.8%。人口老龄化将使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负担日益沉重。

2.人口老龄化对投资、消费、储蓄和税收都带来相关影响

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后,最终形成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二者此消彼长。一般来说,未成年人口无力储蓄,老年人口减少投资并开始动用储蓄,人口老龄化会使人口从劳动状态转移到退休状态,使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都成为单纯消费人口,成为劳动力人口提供税收的享受者,这样无疑形成税基缩小,税收减少,储蓄率下降,投资率比例降低,单纯消费增加。当然从近期看,消费增长可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但从长期看,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为使经济发展产生强大的后劲,必须继续扩大积累,持续增加投资。

3.人口老龄化使政府用于老人的财政支出增加,财政负担加重

养老保险基金源于人们的工薪收入,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的富匮与否,决定了基金筹集的可能规模。由于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发展,财政中用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的支出不断增加。据统计,从1985年至1997年12年间,我国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从327亿元增加到3043亿元,增长近10倍,其中用于支付离退休职工的各种费用从149亿元增加到2068亿元,增长了12倍以上,高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近几年来,由于完成“两个确保”的任务,全国各地区普遍调整了财政预算结构,为确保“两金”发放,实行财政兜底,使各地的财政负担十分沉重。

我国目前的养老方式:一是由政府承办的社会基本养老;二是传统的家庭养老;三是以个人储蓄为主的自身养老。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和人口老龄化的来临,老年人对社会养老的需求和意愿必将进一步扩张和强烈。事实上,年轻的一代也已缺乏为长辈提供各种养老资源的能力,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老年人口超速增长,又进一步表明社会养老负担的日益加重和基金积累难度更为加大,从而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增长产生强列的掣肘作用和后续影响。

4.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影响家庭结构和赡养功能

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老人日益增多,三世健在的家庭比例很大,加上我国厉行计划生育政策,家庭的代际人口结构呈“四二一”和“四二二”型。家庭“少子化”使家庭赡养老人的功能弱化,急需社会养老功能极大发挥,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

据从中国老龄人协会和劳动保障部获得的最新人口统计数据显示,目前65岁的老人中,有64%与自己的子女住在一起,这一比例在农村显得更高;而在老年妇女中,65岁至79岁的有67%与子女生活在一起,相比之下,80岁以上的则有80%与自己的子女同住一个屋檐下,他们对自己后代的经济依赖也更强。

5.人口老龄化使完成脱贫任务更加艰巨

中国在经济欠发达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绝对数量大,社会供养矛盾突出。中国城市老年人的绝大多数享有退休金,但其经济收入受所在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物价等因素影响较大,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农村老年人则主要依赖家庭成员资助生活养老,其生活水平不仅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制约,而且受子女实际供养能力的制约。老年人尤其农村老年人的医疗需求还难以满足。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利益调整过程中,老年人贫困风险增大。 ?

据统计,50%以上的城镇老年人口和80%左右的农村老人在银行中基本上没有存款,只能依靠子女或社会供养。老年人口的储蓄水平低于全国人均储蓄水平。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生活方式的演变,核心家庭比例上升,世代同堂比例下降。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至今我国尚有500万贫困老年人口,他们有的处于老少边穷地区,有的身为孤寡,有的染病在身,有的身患残疾。在人生的晚年仍忍受着生活的艰辛和病痛的折磨,他们成为社会最需要帮扶的贫困对象和脆弱群体。

6.人口老龄化带来老年人口的心理变化,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帮助

中国的老龄工作刚刚起步,基层服务网络薄弱,专业工作人员缺乏,老龄工作资源不足。城乡社区针对老年人的服务项目少,服务水平低,服务对象覆盖面窄,老年人的参与率和收益率不高,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现象还时有发生。这都将给老年人的心理带来极大的伤害。

随着老年人口高龄化、高龄老人丧偶率上升、生活不能自理人数增加,家庭养老的经济负担和生活照料负担日益加重,但生活节奏越来越紧张的中青年夫妇常常难以兼顾对老人的赡养与对子女的抚养。对于逐渐增加的独居老年人来说,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问题就更为突出。目前,完全需要由社会供养和照料的老年人约有200万,预计到2040年将超过1千万。所以我们不仅要给予老人经济上的赡养,而且还要有精神上的慰藉,要格外给予他们安慰、体贴、照料、尊重和帮助。

四、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我们应该采取的对策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产物。发达国家大部分早在50年前就已进入了老年型国家的行列,因此我们也不必“谈虎色变”。正因为人口老龄化是一个波及许多领域的重要趋势,因此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也必须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内综合考虑,协调运筹,把它作为一个战略性的大问题全面策划,及早部署。

1、做实“个人帐户”,逐步增强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能力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由现收现付制改为“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目的就是为了迎接下世纪人口老龄化高峰时养老金支付的危机。基金累积制养老金拥有许多优势,它可以帮助正在走向老龄化的中国维持充足的存款率和良好的投资与生活水准的不断提升,它能让劳动者分享经济改革成功的果实,并且拓宽和拓深中国的资本市场。但是由于当前国企处于战略重组阶段,经济效益不佳,养老金替代率又不断提高,因此现在的“个人帐户”实际上起不到积累的作用,存入的基金甚至不能满足当期的支付,“个人帐户”只起到了支付退休金的作用,基本是“空帐”。

为了实现养老保险制度从现收现付向部分积累模式顺利转变,为制度转换成本寻找积极有效的支付手段已经迫在眉睫。据统计,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实际工资每年只递增0.38%,到1978年职工的货币工资平均才615元,1978年居民人均储蓄额仅有21.88元。而国民收入的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长到1978年的36.5%,其中有的年份高达43.8%,工资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仅为18.9%。所以国有资产的存量是政府过去长期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条件下实现的。因此,从理论上说,通过国有资产的存量和增量支付社会保障的转制成本,将“老人”和“中人”的空帐填实是可行的,也是合理的。

关于这笔转制成本的估算,国内外专家的测算不尽相同。据世行1994年测算,大约有19170亿元,只占当年GDP的40%多一点。据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1997年的测算,大约在27628亿元—108260亿元之间。笔者认为,如果剔除1997年提前退休者集中以及投资回报率不高等因素,这个成本大约相当于当年GDP的水平。另外,这个转制过程将经历30年,因此分摊到每一年大约只占GDP的3%左右。尤其是在2000年至2020年之间,是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而总抚养率相对较低的时期,应当抓住这个黄金时段,增加积累,将空账填空,顺利完成转制的历史性任务。

2、建立老年医疗健康保险制度,逐步实现健康老龄化

按照人的生理演变,人的一生80%的医疗费用在60岁以后,但目前大部分老龄人存在看病难的问题。主要因为经济拮据,无钱看病,有了病也只能“硬撑着”。以武汉市汉阳区为例,老年人中享受公费医疗的只占全区老年人的38%,大部分老人患病时,医疗费全要自己出,那些退休金少而又不能按时足额拿到手的老人显然是难以看病的。至于农村,合作医疗未能普及,许多地方缺医少药,农村老人看病更难。

首先我们要建立和健全老年医疗保险制度。与总人口相比,老年人具有高患病率、高伤残率、高医疗利用率的特点。位于前五位的慢性病依次是:循环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肌肉骨骼结缔组织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眼及其附属器官疾病。身体机制的退行性改变以及疾病导致了老年期伤残及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下降。76、7%的60岁以上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视、听、语言、智力、肢体等功能方面的残疾,是总人口平均水平的3、6倍。因此,为老年人提供基本医疗保险,满足他们的基本医疗需求,使老年人及其家庭不致因为疾病导致个人及家庭经济危机。在建立面向整个人群的医疗保险制度的同时,有必要对老年人制定有关政策(可根据情况先从高龄老人开始逐步进行),以保障老年人医疗的基本需求。开展面向老龄化社会的教育,医学教育要兼顾人口老龄化有其对医疗保健需求的特殊性,在医学院校、护士学校的课程中增加有关内容,使医务工作者系统掌握老年人身心健康和疾病特点。同时要培养一批适合社区初级卫生保健工作的全科卫生工作者,为包括老年人在内的社区成员提供初级医疗保健服务。另一方面,要注意面向社会、家庭和老年人进行健康教育,包括保健常识,护理知识,紧急状况下的应急措施,提高人群对老年身心特点的认识和一般保健护理知识。努力满足老年人的基本医疗需求。城镇完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农村探索多种形式的健康保障方法。逐步建立城乡医疗救助制度,改善特困老年人的医疗条件。

其次要逐步实现健康老龄化。国际上的有关研究和经验均表明,疾病和伤残并不是老年期的必然产物,通过努力完全和可以把它们压缩到生命最后的较短时期内,即实现健康的老龄化,这是老年人及其家庭乃至老龄化社会的期望。在促进老龄人的全面健康对策中,要建立医院、家庭、社会(社区)和老年人个人组成的健康促进整体。特别要注意家庭小型化趋势下老年家庭看护照料的供需状况,及时提供相应的帮助措施。在逐步妥善解决老年人物质生活的同时,强调并重视老年人的文化养老,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促使老年福利、老年教育、老年文化、老年卫生、老年体育等事业有一定的发展,为广大老年人安度晚年创造条件。

3、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源优势

据报道,我国平均预期寿命已提高到68.9岁,高于世界平均63.2岁的水平①。健康寿命延长意味着工作年限的延长将成为可能,总的劳动力生产成本会下降。在德国从1972年起就已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凡年满63岁男性,可自行决定是继续工作,还是退休,并从2000年起,把退休年龄从目前的63岁提高到65岁;意大利已准备把退休年龄从男性60岁、女性55岁分别逐步提高到65岁和60岁;在瑞典,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5岁;我国实行性别、职业差异的退休年龄制,与那些预期寿命与我国同水准的国家相比,我国的退休年龄普遍较低。从而两种现象不可避免:一是退休人口大量隐性就业;二是退休时工龄越长养老待遇往往也就越优。前一现象使我们无法真实地了解、反映和掌握当前的就业状况;后一现①《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比较》,《上海证券报》1998年3月11日。

象也就意味着求学时间越长退休时比同龄人的养老金会更低,这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因此,我们建议考虑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其好处至少有五:一是老有所为,于健康有益,延年益寿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标志。二是能有效合理使用人力资源。根据社会需要和自愿量力的原则,鼓励和引导老年人从事教育传授、社会公益事业、社区服务和自我服务等活动。对于从事教育、科研、医务工作和有其他特殊专长的老年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按规定和需要适当延长退休年龄,为他们继续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有条件的老龄工作机构可帮助把退休的专家学者、企业家组织起来,让他们为企业界充当顾问,提供咨询服务。三是变隐性就业为显性就业既不新增就业压力,又能客观反映我国从业人员结构及就业状况,实现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目标向提高总人口就业率目标的过渡,以促成整体国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福利的增进。四是有利于完善劳动力市场,根据人力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原则开拓新的就业渠道,发掘新费源,实现保费的潜在收入水平。

4、在农村实行家庭养老为主与社会扶持相结合的养老制度

据民政部组织专家学者对部分省份农户进行的调查表明,当前农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80.52%的农民选择了“养老”。因此推广实施社会基本养老不仅在城市,即使在农村也日显其重要与紧迫。未来的我国养老问题,难点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广大农村,由于家庭规模逐步萎缩,子女数量持续下降,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动态速度也在加快。由于农村老人数量极大,农民本身又有土地使用权,因此从主体来说,农村养老应以家庭为主,社会为辅,提倡老人自养,树立自我养老意识。

对于农村“三无”老人(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子女依靠),继续实行“五保”制度。对于遵守国家生育政策而形成的独子(女)户、双女户,继续推行计划生育养老保险。据不完全统计,这项保险在辽宁、福建等地试点以来,全国累计向商业保险公司投保超过4500万户,投保金额在40亿元以上,受到这些家庭的欢迎,他们由养儿防老走向投保养老,观念得到很大转变,今后还应继续加大推广商业养老保险的力度。从80年代兴办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整顿金融机构的过程中,已经停办了2年,现积累基金184亿元。对于这项制度下一步向何处去?移交现有商业保险公司,其不愿意受理;维持现状,则现有的管理人员继续消耗着管理成本,长此以住拖下去使基金的安全受到影响,因此应当抓紧决断。笔者建议,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应行使宏观调控职能,即制定政策起引导、宣传和监督的作用,不直接管理基金。同时建立中国农村保险公司,性质定为政策性保险机构,国家给予优惠政策,实行商业化经营,接管当前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将社会养老保险转化为商业养老保险,继续承保。另外,该公司还可以开展全国农作物财产保险业务,填补我国在这一业务中的空白。在组建完毕正常运营之后,现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村养老保险司的功能转移到保监会去。

5、积极推进社区养老建设,发挥社区养老功能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退休人员的养老功能基本上由单位和家庭承担。随着我国“入世”之后,企业不仅面对国内竞争,而且面对国际竞争,企业中的“小社会”功能一定要向社区转移。老年人口中的大多数已从过去的劳动岗位上退下来,活动范围圈在缩小,因此社区成为老年社会活动的基本领域。社区养老服务包括提供家务劳动、家庭医疗保健、老人照料、护理等,还包括在社区兴办老年食堂、茶室、托老所、老年病防治站、法律咨询服务站、以及各种老年文体设施等等。面向老年人提供全方位、多功能、多形式的系列服务,努力做到老年人的小事不出家门,难事不出居委会,有些大事也不出街道。

社区养老服务是一项公益事业,要发挥社区助老功能,不以盈利为目的,有社会公益性质;但同时,又要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实行合理收费,维护良性循环。一方面,开展邻里互助,组织低龄老人、健康老人参加力所能及的社区服务工作,动员社会各方义务为老人服务等等;另一方面,还有不少项目可以按保本微利原则提供有偿服务。这既可以补充街道、居委会的经费,又可以安置一批下岗职工就业。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十分重视社区养老功能的发挥,社区组织和社团组织具体组织实施。他们在社区住宅设计中早就提出所谓“太阳系”的建筑格局。以老人住宅为中心,在周边建设为老人服务的医疗、娱乐、学习、健身的设施。有的国家还建立了“日托中心”(Day Center),白天把老人送到中心,晚上接回家与子女团聚。既解决了子女在白天工作无暇照料老人的困难,又满足了老人与子女经常在一起的精神需求。社区养老的独特优势,既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又补充了家庭结构变化后单纯由家庭养老的不足。

6、积极发展老龄产业,开拓老年消费市场

人口老龄化呼唤老龄产业。所谓老龄产业,就是指由老年消费市场需求增长带动而形成的产业,它包括所有有关满足老年人特殊需求的生产、经营、服务等设施和经济活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龄产业尚未完全开发,企业经营者对老年消费市场需求攀升反应比较迟缓,政府部门对此也还没有相应的扶持引导政策。但我们应对老龄产业的发展持乐观态度。首先,我国老年人口绝对数多,老年消费市场规模庞大。其次,我国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第三,我国地区间差异大,需求层次多,为发展老龄产业提供了多种选择。第四,社会化服务需求在增加。据1995年百分之一抽样调查显示,老年人的丧偶率为33、4%,独居户为25%,独生子女政策继续执行,“4—2—1”家庭结构普遍出现,独居户比例还会增大。众多的独居老人对服务需求会日益增大。第五,城市老人的消费能力不可低估。

老龄产业作为老年保障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标志着一个国家文明和社会进步程度。人们通常说的老年事业,更多的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作为社会公益性事业来对待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老年事业中的政府负责供养“三无”老人等仍属于社会公益事业,还有一些为满足老年人物质、文化消费需求的事业,要转向从产业角度考虑生产、消费、就业等一系列经济问题,应该按市场规律办事。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发展老龄产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而不仅仅是为经营者牟利,为此,政府从多方面创造条件支持老龄产业发展,包括给予政策扶持。如考虑到当前老年人口总体收入水平较低,对老年人生活服务市场政策中采取低税或免税优惠政策,使从事此类市场的经营者能有适当营利和拓展产业的能力。可见,经营老年产业,必须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

市场专家指出,全国老龄消费者中每年有100亿的购买力没有实现,换句话说,老龄产业现今还无法满足老年人的需求。我们缺乏专门为老年人服务的专业医护和服务人员;缺乏足够的养老机构;缺乏上门服务的保健机构,而这些服务产业和岗位将创造许多新的工作机会,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再看看老年消费市场:老年人很难买到合适的服装鞋帽,老年食品也很少研究开发,老年药品、老年保健护理用品以及其他各种老年商品都处于匮乏状态。

参考书目:

①田雪原:《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与决策选择问题研究》,《中国人口科学》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