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现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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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现状研究范文第1篇
一、开封市养老服务业的背景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老年人口比例增长的动态过程。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当一个地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这个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据我国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开封市常住人口有4676159人，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有387239人，占总人口的8.28%，同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65周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08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
人口老龄化给开封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此外开封市养老服务业存在养老需求与资源不协调、养老机构服务单一等问题。但同时，大量老龄人口也给开封市的养老服务业带了来广阔的市场。对于开封市来说，养老服务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是探索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新途径。
二、开封市养老服务业的发展现状
1.开封市的人口老龄化现状
由2014年河南省统计年鉴可知，2014年河南省65岁及以上人口占人口百分比为9.4%。而开封市65岁及以上人口占人口百分比为10.2%。开封市的老龄化水平在河南省18个城市中占第七位，且高于全省水平，老龄化现状较为严重。
图2-1 2014年河南省各地区老年抚养系数对比图①
图2-1显示的是2014年河南省各地老年抚养系数。可以看出开封市的老年抚养系数高于河南省平均水平，每单位劳动力要负担的养老压力较重。
2.开封养老服务业的现状
截止到2014年，开封市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床位数21张，要达到国务院规定的到2020年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数35张至40张的要求，则需要近2万张床位②。因此，开封市的养老需求缺口极大。不同消费水平，各种服务类型的养老机构的进入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截至2015年底，开封市市共有养老机构151家，其中公办75家，拥有床位7935张，入住人数5658人；社会办养老机构76家，拥有床位9106张。③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开封市的养老机构公立与民办共同发展，良性竞争，养老机构的入住率较高，并且呈现出不断发展的趋势；而且开封市积极进行了居家社区式养老模式的探索。养老服务业在朝着社会化、社区化和信息化的方向发展。
3.政府规划
开封市民政部门按照有关政策法规修订出台了《开封市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关于加快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等。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开封市提出了到2020年，全市每千名老年人拥有机构养老床位35张以上，90%以上的乡镇和60%以上的农村社区建立包括居家养老服务在内的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的目标。开封市提倡着力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大力发展社区养老服务，重视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政府规划建立健全县、镇、村三级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引导养老模式的居家社区化发展。
而在《开封“文化+健康养老”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中，开封市将养老服务业的规划与文化底蕴相联系，提出打造趣味乐居城市、尊老孝老城市等。充分依托开封市的历史文化，利用信息技术和智慧城市理念发展开封独特的“文化养老”模式。这是开封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又一个新的方向与规划。
三、开封市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前景
1.开封发展养老服务业发展的优势
（1）开封市人口老龄化水平高
图3-1显示的是2009年-2014年开封市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与河南省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可以看到，在2010年以后，开封市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一直高于河南省水平。不难看出，开封市老龄化水平较高，因此对养老服务业的需求必然较大。
（2）开封市良好的区位优势条件
首先，开封市素有“北方水城”之称，地处平原气候适宜，环境优美，公共设施完善，适宜居住。
其次，开封是八朝古都，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具有独特的吸引老龄人口的人文环境。
最后，开封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如图3-2所显示的开封及周边代表城市郑州和新乡在2010-2014年65岁以上人口数，可以看到在郑州的65岁以上人口不断增加，而且比开封老龄人口多。随着郑汴一体化的发展，开封与郑州的联系日渐加强，可以吸引大量郑州老龄人口在开封养老。
（3）政策优势
为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国家大力支持和发展养老服务业。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国家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河南省出台了《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开封市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这些政策的颁布实施，给开封市的养老服务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有利于开封市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2.开封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劣势
（1）开封市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图3-3反映的是2013-2014年河南省各市人均GDP，可以看出在河南省的18个地级市中，开封市的人均GDP排13位，甚至低于河南省的平均水平，由此可以看出开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开封市老龄人口在养老方面的意愿支出额会较低，从而阻碍了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2）开封市养老服务业规模良莠不齐
截至2015年底，开封市共有养老机构151家。⑦而截止到2014年底，河南省城市养老服务机构有551家。⑧可以看出开封市的养老机构数量较多。但据实地调查，开封市的机构规模呈现出两极分化，床位在100以下的占多数，规模差距较大，且发展水平良莠不齐。
3.开封市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方向
我国传统的养老模式是亲属抚养的家庭养老模式，但是由于早期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大多数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即“421”的家庭结构。这一结构使家庭养老愈加困难，老人的养老成为难题。而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等养老模式给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途径，这些模式既能满足由人口老龄化催生出的巨大市场，又能使养老服务业良好发展。因此推行养老服务业的社区化与社会化已成为必然趋势。
因此开封市养老服务业可以顺应这一趋势，推行社区化与社会化，在发展中不断完善自身。其要结合地产、医疗卫生、金融保险等多行业，实现跨行业整合。全面建立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信息为辅助，功能完善、规模适度、覆盖城乡的“中国式养老”服务体系⑨。开封市在发展这一“中国式养老”时，要注重居家、社区、机构的相互补充；同时要实施好医养结合工程；完善养老保险体系。
四、促进开封市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我国养老服务业仍处于起步阶段，在政府的大力号召和支持下，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需要改进之处。养老服务业有着很强的地区性，因此要不断探索符合开封市习惯和特色的养老服务方式。
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封养老服务业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部分养老机构基础设施较差，因此要完善基础设施。二是，专业护理人员的缺乏，因此要加强对护理人员专业知识的普及，做到持证上岗，给老年人满意的服务。三是，大多数养老机构不能给老年人提供多样化的养老服务，因此，要关注老年人内心的诉求，满足他们的身心需求。伴随着新的居家养老，社区养老等养老方式的兴起，养老服务业要想占据一定的位置，必须改进自己经营方式中的不足，积极发展和推广居家社区式养老模式。
政府在养老服务业的发展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需充分意识到到养老服务业的重要性。我们对政府提出以下建议：
1.养老服务业关系着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政府要认识到发展现代养老服务产业的必要性以及在养老产业发展中发挥的主导作用，积极推进养老产业的发展。
2.同时政府还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行政管理法律法规，以便规范逐步兴起的社区居家养老等养老模式。
3.政府要加大资金投入，完善养老保险体系，减少开封居民的负担。政府可以通过医疗补助制度和医疗保险等方式来对养老机构的具体服务给予资金补助，扶持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4.除了政府的大力扶持外，还可以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优胜劣汰，促进养老服务业更好的发展，例如鼓励民办养老机构的兴建。加强对养老机构卫生环境方面的检查管理，改善开封市养老服务业发展良莠不齐的局面。
5.开封应借鉴其他地区的经验，同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依托开封市的历史文化底蕴，发展“文化养老”，丰富老龄人口的精神文化生活，从而形成自己在养老服务业方面的特色。
注释：
①《河南统计年鉴2014》.
②河南省人民政府官网.政务信息，2014.
③开封网.2016.
④《河南统计年鉴2009-2014》.
⑤《河南统计年鉴2010-2014》.
⑥《河南统计年鉴2013-2014》.
⑦开封网.2016.
人口老龄化现状研究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日本；出口比较优势；RCA指数；误差修正模型
中图分类号：F43/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4-2458（2013）03-0034-06
随着人口出生率的快速下降和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日本人口老龄化问题愈加严重。根据世界银行WDI（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的调查显示，2011年日本6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占到总人口的23.39%，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地国家。人口老龄化能够通过影响日本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年龄分布、消费和人力资本积累对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发挥作用[1]。文章在对日本人口老龄化和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变动情况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二者的长期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探讨人口老龄化是否削弱了日本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从而为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提供借鉴和启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效果的显现，中国已于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根据《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认为，至202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率将达到17.17%，至2050年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老龄化比率将达到30%以上。可见，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要面临严重地老龄化形势。伴随着老龄化而来的是劳动供给的减少和雇佣成本的上升，这对中国过去依靠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较低的人口老龄化比率发展出口贸易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巨大地冲击[2]。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认清人口老龄化对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对中国这种依赖充裕的劳动力禀赋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大国产业结构调整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日本作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地国家，与中国一样同属于东亚地区，二者在经济社会的很多方面都存在共性，为我们研究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参考。
一、日本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其对劳动力市场影响
（一）日本人口老龄化现状及成因
图1是日本1960年—2011年人口老龄化变动趋势图，人口老龄化程度用6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衡量（下同）。1960年日本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占5.73%，10年之后，该比重超过了7%，日本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之后老龄化程度继续加剧，至2005年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并维持至今。值得注意的是，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年均增长率从之前的2.36%增加到3.10%，远高于同期0.17%的年均人口增长率。
图1 1960年—2011年日本人口老龄化变动趋势图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 据库。
形成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人口出生率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生育意愿下降，出生率从1960年的17.3‰下降到2010年的8.5‰，下降了超过一半，直接后果就是0～14岁少儿人口比重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二是人均预期寿命延长。科学技术的发展、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以及食物的极大丰富，使日本人均预期寿命从1960年的67.67岁增加到2010年的82.93岁，平均寿命的延长使日本社会老年人口增加[3]。
图2 1960年—2010年日本人口出生率变动趋势图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
（二）日本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1.劳动力供给不足
由于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日本社会同时面临着“少儿化”与“老龄化”两种现象。少儿人口作为潜在的劳动力供给人口，比率过低会减少劳动力供给数量，引起劳动力短缺[4]。从劳动力总量上看，1960年日本劳动力数量为4511万，之后呈上升趋势，至1998年达到顶峰6793万，之后呈下降趋势，至2011年劳动力总量仅为6261万人，具体见图3。作为生产投入的重要因素，劳动力数量减少不利于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和增加投资，不利于规模经济的发挥，必然会降低日本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出口比较优势。
图3 1960—2011年日本劳动力数量变动趋势图
数据来源：OECD劳动力统计数据库。
2.劳动力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不仅使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也使劳动力内部结构趋于老化。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定义，45岁及以上年龄劳动力为大龄劳动力。图4是日本劳动力年龄结构分布图，2011年日本老龄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比重为48.47%，远高于1968年的29.84%，且45～49岁、50～54岁、55～59岁、60～64岁、65岁及以上等各年龄段劳动力分布比重，均比1968年显著提高，劳动力老龄化问题凸显。由于劳动力直接与生产挂钩，老龄劳动力分布比重高将限制行业生产率的提升和创新活动的开展。劳动人口内部结构老化会给生产带来3个方面的消极影响：一是劳动生产率随年龄增长而减退；二是劳动力老化使劳动力流动性减弱，职业变动少，不利于新技术革命；三是大龄劳动力由于身体素质下降、智力衰退，往往创新性不足，难以胜任行业竞争需求[5] 。这些不利影响会限制日本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开展。
图4 1968—2011年日本劳动力年龄分布结构图
数据来源：OECD劳动力统计数据库。
3.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
日本人口老龄化程度高，政府在医疗、卫生安全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也相对较高，而在教育、科技和文化事业方面的支出就会相应减少，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劳动效率的提高[6]。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也意味着老年抚育比高，个体劳动者的抚养负担加重，没法将收入更多的用于人力资本投资和职业技能培训上，这些都对社会平均劳动效率的提高不利。70年代日本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4.39%，80年代为3.70%，90年代为2.40%，进入20世纪之后进一步降低到1.75%。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不利于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将限制日本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发挥。
图5 1971年—2011年日本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
数据来源：OECD生产率统计数据库。
二、日本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现状及变动趋势
在对日本人口老龄化现状进行分析后，本部分将利用3种出口比较优势指数分析日本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的现状及变动趋势。
（一）出口比较优势指标度量
1.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是Balassa提出来衡量一国出口行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指数[7]。具体计算公式为：
（1）
其中，Xmt表示t年日本制造业的出口额，Xt表示t年日本总出口额，Xmwt代表t年全世界制造业出口额，Xwt表示t年全世界总出口额。RCA指数实际上是指日本制造业出口在全部出口产品中的比重与全世界制造业在全部出口产品中的比重之比。该指数大于1，说明日本制造业出口比重大于世界的平均出口比重，日本制造业具有比较优势。指数小于1，说明日本制造业具有比较劣势。
2.Michaely指数（MI）
由于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并没有考虑进口的作用，尤其是在进口规模较大时很容易导致计算偏差，因此我们利用Michaely指数和净出口率指数同时考虑进口和出口因素。Michaely指数具体计算公式为：
（2）
其中，Mmt和Mt分别表示t年日本制造业的进口额和总进口额。MI指数是指日本制造业在全部出口产品中的比重减去制造业在全部进口产品中的比重。指数变动幅度为[-1，1]，越接近于1表示越具有比较优势，越接近于-1表示越具有比较劣势。
3.净出口率指数（NEX）
净出口率指数也称为贸易竞争力指数，具体计算公式为：
（3）
NEX指数是指制造业的净出口差额占制造业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与MI指数类似，指数变动幅度为[-1，1]，指数为1时说明该行业只出口不进口，具有较高的比较优势，指数为-1时说明该行业只进口不出口，贸易竞争力较弱。NEX指数与MI指数不同在于，NEX指数衡量日本制造业的净出口能力，而MI指数衡量日本制造业进出口在全国的相对位置。
（二）出口比较优势变动情况
表1给出了日本制造业1962年—2011年3种出口比较优势指数计算结果。首先，从RCA指数来看，在样本期内，日本制造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都大于1，日本制造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日本制造业约占日本GDP的20%、就业的20%、研发的90%、出口贸易的90%。尤其是电气机械、运输机械和信息通信机械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比较优势最为明显，在1998年—2008年间3个行业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了9.9%、3.8%和29.6%[8]。但随着日本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老龄劳动力占比增加，行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受到影响，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开始放缓，日本制造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呈下降趋势。1962年日本制造业的RCA指数为1.47，而到了2011年该指数只有1.29，可见，日本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呈下行态势。其次，从MI指数来看，该指数也大于0，说明在考虑进口因素后，日本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仍然具有出口比较优势，与RCA指数相同的是，MI指数也呈下降趋势，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下降趋势尤为明显。最后，从NEX指数来看，均值和变化趋势与MI指数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日本确实在制造业具有出口比较优势，但该比较优势呈下降趋势。
三、实证结果分析
在对日本人口老龄化和出口比较优势现状进行描述后，本部分我们将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对二者的长期和短期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考察人口老龄化是否削弱了日本制造业的出口比较优势。
（一）单位根检验
由图1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口老龄化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速度明显加快，是一个存在结构突变的时间序列。对结构突变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既要确定是否是单位根过程又要确定时间突变点，而且其分布也不再服从DF分布，需要对照着突变点发生的位置，查麦金农临界值表。因此，存在结构突变的单位根过程，研究过程复杂性大大提高[9]。
从人口老龄化序列变化趋势来看，这可能是一个含有均值和斜率双突变的单位根过程，我们将结构突变点定为1990年。在模型中加入阶跃式虚拟变量DL和渐进式虚拟变量DT对这种变化进行描述，得估计结果如下：
因为-5.44
因为人口老龄化序列存在结构突变，所以其单位根检验过程比较复杂，而对于不存在结构突变的3种出口比较优势序列来说，过程相对简单，可以直接用ADF检验式进行检验，具体结果见表2。可知，3种出口比较优势序列的水平值接受了单位根原假设，是非平稳时间序列，但其一阶差分值在1%水平上拒绝了单位根原假设，其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过程。所以，3种出口比较优势序列与人口老龄化序列一样，都是I（1）序列。变量的单积次数相同，可以继续进行协整检验，分别考察人口老龄化对3种出口比较优势的长期影响。
（二）协整检验
1.协整回归
我们利用EG两步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首先用人口老龄化变量分别对3种出口比较优势变量作OLS回归，具体结果见表3。可见，人口老龄化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负，说明人口老龄化加剧在长期对日本出口比较优势不利。人口老龄化变量每增加1个单位，日本制造业的RCA指数在长期将下降0.0192个单位、MI指数将下降0.0263个单位、NEX指数将下降0.0236个单位。下面，继续通过检验误差项的平稳性检验人口老龄化和3种出口比较优势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3个方程的AEG统计量分别是-3.87、-3.92和-3.58，查麦金农临界值表，协整检验临界值为：
C0.05=-3.3377-5.967/50-8.98/502=-3.46 （10）
AEG统计量小于麦金农临界值，说明人口老龄化变量和出口比较优势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协整向量分别是（1 0.0192）'、（1 0.0263）'和（1 0.0236）'。尽管人口老龄化变量和出口比较优势变量是一次非平稳的，但它们之间的特定线形组合却是平稳的。
2.误差修正模型
非平稳变量的非均衡误差是平稳的，说明变量存在协整关系。根据格兰杰定理，如果非平稳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则变量必有误差修正模型表达式存在。利用OLS回归中的非均衡误差（ t）作为误差修正项（ECMt）估计误差修正模型，具体结果见表4。可见，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并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当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变量和3种出口比较优势变量偏离均衡状态时，该经济系统在短期将分别以这种偏离的0.0507、0.0531和0.2503倍强度在下一期朝着均衡点调整。可见，人口老龄化加剧对3种出口比较优势的短期影响要大于对它们的长期影响，在短期人口老龄化对出口比较优势更加不利。
四、结论及启示
（一）基本结论
文章首先介绍了日本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其对日本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其次介绍了日本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发展趋势，最后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二者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以下结论：
（1）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老龄化程度明显加快，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生育意愿下降，而且科学技术的发展、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以及物质极大丰富也使人均预期寿命极大地延长，这些因素都加剧了日本人口老龄化的程度。
（2）人口老龄化对日本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巨大地冲击。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老龄化”和“少子化”并存使日本有效劳动供给不足，引起劳动力短缺，1998年之后日本劳动力总量开始呈下降趋势；二是人口老龄化使就业大军中高效率的青壮年劳动力占比下降，老龄劳动力占比上升，影响了行业的创新性和流动性；三是人口老龄化限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使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这些影响都对制造业的生产和出口不利。
（3）虽然日本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出口比较优势，但该比较优势呈现下降趋势。无论是只考虑出口的RCA指数还是既考虑出口又考虑进口的MI指数和NEX指数来衡量出口比较优势，日本制造业都表现出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随着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日本制造业的出口比较优势开始下降。
（4）单位根检验发现，日本人口老龄化序列存在结构突变。1990年之前日本人口老龄化程度平均每年增加0.2084个百分点，而在1990年之后，人口老龄化程度平均每年增加0.5456个百分点。而且日本人口老龄化程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日本制造业的RCA指数在长期将下降0.0192个单位、MI指数将下降0.0263个单位、NEX指数将下降0.0236个单位。说明人口老龄化加剧对日本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不利，这一结果对于不同的出口比较优势衡量指标来说都是稳健的。
（二）对中国启示
1.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与日本不同，中国在较长的时间里都维持着较低的人口老龄化程度。196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只有4.00%，远低于同期日本5.73%和世界平均5.08%的水平，直到1986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才达到5.74%，与日本1960年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持平。但中国年均1.46%的人口老龄化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世界平均水平。见图6。1998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超过世界平均水平，2000年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
虽然说从程度上和速度上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都要慢于日本，但不可忽视的是，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在加快。而且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效果的显现和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将大大提速。《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认为，至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老龄化比率将达到30%以上。
图6 1960年—2011年中国和世界平均人口老龄化变动趋势图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2.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
中国作为劳动力丰富、人口老龄化程度低的发展中大国，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贸易理论的指导下，在过去三十年中依靠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逐步提高，这种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尤其是最近几年，劳动密集型企业有向低老龄化的东南亚和南亚国家转移的趋势。尽管中国目前可能并没有达到“刘易斯拐点”，但人口老龄化加剧必然会促使“刘易斯拐点”提前到来，这对中国过去依靠丰富的农村劳动力和较低的人口老龄化比率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的贸易发展模式带来了巨大地冲击。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导致高效率的青壮年劳动力供给不足，另一方面，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工资面临着较强的上升压力。
在当前的人口年龄阶段下，维持中国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要做到几下几点：（1），打破户籍制度，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让更多的年轻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降低大龄劳动力分布比重；（2），稳定房价，加快城市化进程，吸引年轻劳动力在城市安家落户；（3），提高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增加职业培训，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效率，抵消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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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现状研究范文第3篇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 老年人权益保障
1 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现状
根据我国2011年4月28日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截止到2010年11月1日，大陆60岁及以上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3.26%，65岁以上占到8.87%，根据国际标准，我国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但是我国人口老龄化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呈现出发展迅速且与经济发展不同步等特点。
1.1 人口基数大，发展迅速
随着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延长，预计根据目前的发展速度，到2050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超过4亿，占总人口30%多，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3亿多，将占到总人口的20%左右。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也正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依这种快速发展的增长速度计算，我国老龄化程度将日益严重，将给社会和自然造成沉重负担。
1.2 老龄化发展区域、结构发展不平衡
由第六次人口普查可知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极其不平衡，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出现了未富先老的特点。大中城市提前达到人口老龄化，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老龄化程度比较严峻。同时东部沿海地区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在老龄化的性别分布上，女性人口也高于男性人口，所以呈现出了区域、结构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1.3 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后代子女的锐减
我国人口老龄化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老年人口基数的增加而年轻人口基数的减少，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计划生育的实施及人们传统观念的转变等，导致人们由以前“枝繁叶茂”的传统观念到如今的“少生优养”的转变，我国在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也伴随着低龄人口的减少趋势。
2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面临的问题，但对于相对不发达的我国来说，与经济不相匹配的人口超前的老龄化，将给社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2.1 社会劳动力下降且出现劳动力老化现象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引起劳动力增长放缓。从目前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到2020年以后，我国劳动力人口比例将出现下降趋势，在缓解就业压力的同时也给社会劳动力造成了一定的威胁，这是劳动力人口将呈现内部结构将出现老化趋势。
2.2 社会保障压力增大
面临社会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对社会医疗、养老、卫生等社会服务基础保障设施的需求增大，这些都需要政府的财政投入。根据预测，到2050年，每年支付给离退休职工的退休费用将达到18万亿元，到2030年将占到国民收入的10%，将大大加重财政负担。同时这也将对我国社保制度提出新的挑战，城市养老与农村养老等问题亟需解决，以期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充足性”、“可负担性”、“透明性”和“可持续性”目标。
2.3 对老年人权益保护的政策和法律体系不够完善
我国目前情况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和有关基本法律为依据的老龄政策体系，但是由于缺乏其他相关制度的支持，所以缺乏长远战略眼光，同时可操作性也比较差功能较为单一，缺乏完整的保障体系。
3 我国老年人权益保护的法律问题及对策
针对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的现状，可以通过学习借鉴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先进经验及策略，结合我国的国情，通过各种途径丰富老年人的物质、精神生活，为社会继续贡献力量。下面我们从老年人权益保护的法律方面进行如下分析：
3.1 我国老年人权益保护的法律规定
对我国老年人权益保护进行规范的法律主要包括《宪法》、《民法通则》、《婚姻法》和《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在我国《宪法》中除了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之外，针对老年人的退休制度受到法律保护，且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保护及我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等。
在《民法通则》中并未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权利进行规定，但是规定了老年人作为一般公民享有的财产权、继承权、婚姻自由权、著作权、生命健康权和名誉权等权利。
在《婚姻法》中规定了公民享有的夫妻共同财产的同等处分权、相互之间的扶养义务及老年人作为父母或继父母时享有的子女对其的赡养扶助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扶助义务时，父母在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情况下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
《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是以特别法的形式明确规定老年人权益内容的法律，除了以上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之外，老年人作为特殊群体，还享有参与社会发展、依法享有养老金和其他待遇的权利，依法享有医疗待遇的权利等。刚刚修改入法的“子女常回家看看”等都是对老年人权益的保障。
除了以上的规定的权利外，老年人还享有以下特殊的权利：老年人享有法律援助的权利；享有司法救助诉讼费用缓交、减交、免交的权利；优先立案的权利和享有先于执行的权利。
3.2 我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实施中遇到的问题
3.2.1 立法保障的局限
我国对老年人权益保护在立法保障方面还存在着法律体系层次不明的现象，而且现行的法律对老年人的权利保障较为笼统，操作性不强，且内容较为空泛，出现大量的立法空白。
3.2.2 法律实施的局限
立法保障是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基础，但是法律目的的实现在于其实施，而目前情况下由于公民法律意识薄弱及执法不严等问题导致对我国老年人权益的保障在实施中也存在局限性，比如（1）部分子女没有尽到赡养父母的义务，而导致遗弃、虐待老年人的现象普遍存在。（2）侵害老年人的财产权。由于老年人属于弱势群体，他们的体力、反应能力不足等，导致成了社会不法分子盗窃、抢劫、诈骗的重点对象。（3）老年人婚姻自由权利不能得到有效实现。（4）由于老年人缺乏法律意识及一些司法部门不能严格执法，使得法律赋予老年人的法律援助、司法援助权利等不能得到有效落实。（5）“常回家看看”入法，但却没有相应的违法惩罚措施，但却不能得到法律的有效保障等问题。
3.3 加强和完善老年人权益保护的法律对策
3.3.1 明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定位，理清层次
虽然对我国老年人权益保护的法律规定较多，但是存在层次不明，特别权益保护定位不明确的现象，《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作为老年人权益保护的特别法律，应当突出其地位，把其作为老年人权益维护的最直接的法律，应当把分布在其他法律法规的老年人特别优待等权利补充进来，以便更好地保障老年人权益并贯彻实施。
3.3.2 修正法律内容，突出其核心地位
《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作为对宪法的继续和延伸，更加专门、详尽地规定了老年人的权益，是老年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打击违法犯罪的强制性法律武器。所以在实践中应当严格的依法执行，把《老年人权益保障》放在保障权利的核心地位。借鉴发达国家“禁止歧视老年人就业”，有条件的取消部分工作的年龄限制，让有能力有条件的老年人继续参与社会财富的创造。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不断进行修正和完善，满足日益增多的老年群体的需要。
3.3.3 完善对老年人法律援助及司法救助制度
加强对老年人的普法教育，宣传相关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律法规，加强社会年轻一代敬老爱老的道德及法制教育。相关部门联动起来，加强基层和社区老年维权工作，对侵害老年人权利的行为及时联系相关部门，由社会老年人权益维护机构及时处理，以确保老年人人身及财产安全。针对老年人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由政府机关强制在基层司法所设置专门的老年人法律援助机构，为老年人提供法律咨询与服务工作。人民法院系统应当切实执行对涉及老年人权益的案件实行“优先立案、优先审理、先于执行”、减免诉讼费用等的制度，设置专门的审判组，在审理涉及老年人追索赡养费、养老金、医疗等案件时，有人民陪审参与，更好地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4 结语
针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显得日益重要，通过适时研究调整人口政策，完善法律法规，丰富老年人的物质、精神生活，保证老年人的各项权利得到有效保障，最重要的是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及个人全方位的努力，贯彻“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面关怀”的思想，从而才能健全老年人社保制度，改善老年人的生活、健康及参与社会发展的条件，从而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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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现状研究范文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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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人口老龄化现状
由于人类整体的结构从以前的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逐渐向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转化，使老龄人口的所占比例逐年提高。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
图1 世界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图
同时，老龄化正在从“量变”向“质变”转变，老龄人口群体本身的平均年龄在逐渐增长，即老龄人口中高龄人口比例上升。从世界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图1）可知在未来几十年里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将快速增加，而与此同时8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也在增长，人口呈现出了高龄化。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在2006年发表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道》，我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已逐步入老龄化社会，现在的中国正处在快速老龄化的阶段。
表 1
从表1可看出中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正在高速增长，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在逐年上升。同时数据还显示出0-14岁的低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正在不断下降，其年增长率也在下降。老年人人口比例的上升和低龄人口比例的下降加剧了我国老幼比例的增长，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进一步凸显。
图 2中国老幼人口比例变化图
（三）我国人口老龄化原因分析
1、政策因素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主张“人多力量大”，人口数量一度暴增。虽然到了七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成为了基本国策，但由于人口基数大，存在着一定的增长惯性，因此总人口的增长速度依旧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到了21世纪初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开始逐渐显现，我国出生率的增长速度开始减缓。出生率的减缓使得老年人口在整个人口结构中的比重开始增加。
生活水平提高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投资环境的改善、国家政策的支持使得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快速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也随之得到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也在发生改变。现在人们对自己的健康状况越来越重视，养生意识越来越强烈。主动参加各种锻炼，做好预防疾病的防范措施，积极配合治疗，这些都使得人均寿命延长。长寿使得年均死亡率下降，从而使老龄人口比重增加。
3、医疗水平提高
伴随着科技的发展，我国医疗水平、医疗条件也在不断提高，许多疾病都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而医疗保障制度也在逐步完善之中，对解决老年人晚年医疗问题有很大的帮助，这些都降低了死亡率。
在逐渐减缓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双重影响下，使我国老龄人口在数量上呈绝对数的增加，在比例上呈相对数的上升。
老龄化对我国金融发展的影响
1、影响金融产品创新方向
老年人的低风险偏好使其更偏向于收入稳定的金融理财产品，如国债、经营较好的公司债券等。针对老年人的需求，金融产品的创新方向会做出相应的调整。近年来，人寿保险、老年医疗保险、个人住院医疗保险等适合老年人的保险产品不断增多。如在2012年的“两会”中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原总裁杨超就提出了老年护理保险的提案[ 资料来源：建立老年护理保险应对老龄化挑战，]。可见人口老龄化对金融产品的创新方向具有一定影响。
2、影响金融机构服务方向
在老龄化社会中，老年人投资受到其自身的专业知识限制、可投资金额的限制，使得其对投资咨询和信托的需求增加，因此金融机构的投资咨询、储蓄业务和信托业务会有所增加。如中信银行在2010年就推出了老年人专属的银行卡“七彩华龄卡”，为老年人提供更专业、更周到的金融业务服务。
3、影响社会企业筹资方式
目前，我国大多企业的筹资方式倾向于发行股票。但高风险高收益的股票市场将随着老龄化的加剧而失去一部分的资金来源。一方面股票市场的资金总供给减少，使股价下跌，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企业为了增强竞争力可能会调整股利政策，增加现金股利的分红，使筹资成本增加。而与此同时债券市场的资金供给增加，相对而言企业的筹资成本较低，因此这些企业主要的筹资方式可能会从股票筹资转向传统的债务融资。
（二）造成内需疲软
由于种种原因老人的消费水平偏低，因此在老龄化背景下社会容易出现内需疲软现象。
首先，随着生活经验和消费经验的逐渐累积，老人在购物时会充分考虑自己对某商品的需求度和购买能力，然后再做出是否购买的决定，这与年轻人购物习惯相比理智许多。除基本生活必需品外，老人对其余物品的消费需求不大，随着老龄化下老年人口的增加，必然使得整个社会对消费品的需求量降低。
其次，老人的收入来源相对年轻人较为有限，大部分依靠退休金和家庭成员的供养。由于老人的收入水平较低，可支配的收入也较低，因此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社会总体消费水平会下降。
再次，大部分老人属于风险规避者，银行储蓄等保守型投资将成为老年人最普遍的理财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社会的可贷资金供给在增加，但对可贷资金的需求却没有同步上升。这就减少了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进而使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内需自然会出现疲软现象。
（三）增大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压力
1、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且平均寿命的延长将影响财富的再分配问题。目前我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而人口老龄化却在加速。为了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维持社会稳定，减轻年轻一代因为赡养而造成的经济压力，国家财政在保障老人基本生活方面的财政支出势必有所增加，增大了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压力。同时企业年金作为养老保障体系的一部分，其总体的数额也在不断扩大。这都充分说明了老龄化背景下老龄人口增加给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带来了巨大的资金压力。
2、对于保险机构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随着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成为越来越热门的一个险种。为了使晚年生活更有保障，也为了减轻子女的经济负担，越来越多的人主动购买了商业性养老保险，这对保险机构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但与此同时，由于人们的平均寿命延长，参保人数增多，保险机构需要支付的保险金总额和需要提取的准备金也会增加。随之而来的资金运营、业务设置等如何与老龄化社会相匹配将是保险机构面临的一大挑战。
（五）提升机构投资者地位
在老龄化社会中性业务将会逐渐增加。因为相对于那些只拥有闲散的资金和较少的投资经验的老年人而言，机构投资者有着技术优势、资金支持和规模效应等使其能以较低成本获得较高收益，因此老年人更愿意把资金交由专业机构投资者来进行投资。故而相对于其他社会形态而言，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在老龄化社会中的投资地位将会提高。
建 议
（一）加强老龄金融产品创新
当前适合老年人投资的金融产品并不是很多。主要停留在国债、养老基金、养老保险等传统产品上，导致部分老年人有闲置资金但找不到合适的金融产品。因此金融机构应进一步加强相关方面的金融创新，结合老年人的投资特色、性格特点、资金数额等方面推出适合老年人口投资的金融产品，进一步挖掘老年人市场。
（二）鼓励老年人适度投资理财
虽然老年人的收入来源有限，但由于其消费支出水平也较低，因此很多老年人仍持有一定的闲散资金。基于老年人的资金实力、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目标，鼓励老人进行个人理财活动，选择适当的风险较低，收益稳定的理财产品，既能加速资金流通，促进经济发展，又能拉动相关行业的发展，还能使老人的财富得到保值甚至增值，进而丰富老人的晚年生活，提高生活品质。
（三）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目前我国养老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而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已经显现出来，因此应尽快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包括加快老年人的医疗保障制度、养老金保险制度等的建设。使老年人能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用”，保障老年人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的同时，不断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同时还应该根据实际国情做出调整，完善社会福利的再分配制度，兼顾公平与效率，保障老年人的正常晚年生活，同时尽可能合理分摊由老龄化给年轻一代和整个社会带来的压力。
（四）加强对机构投资者的监管
老龄化社会中机构投资者的地位提高，为了避免出现垄断、操纵市场、黑市交易等不良现象，相关部门应加强对机构投资者的监督管理，尽量减少因为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带来的危害。首先要建立完善的法律监管体系，加强执法力度，做到违法必究。加强人们的法制意识，做到人人知法，自觉守法，严格执法。其次要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从根本上减少风险。同时机构要完善内部监管体系，加强内部监管力度。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管的力量，建立嘉奖机制，对于如实举报揭发者可以给予一定的奖励，调动人们监管的热情。通过切实落实以上几点，最终实现内部监管、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管的全方位监管体系，从而使得老年人的投资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五）加大银色产业金融支持
随着老龄化的加剧，银色产业[ 银色产业是指从第一、二、三产业派生出来的新兴的综合性的特殊行业，是专门为老年人生产和提品和服务，满足老年人衣食住行各方面需求的各行业的集成和集合。]将成为朝阳产业。金融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在银色产业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但是目前看来银色产业中的金融支持作用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很好的发挥。因此对于银色产业，政府和金融机构应当加以扶持，在财政拨款、税收和利率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从而使银色产业健康快速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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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现状研究范文第5篇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到 2050 年， 全球老龄人口将增加到近 2 0 亿， 而60 岁以上的人口也将超过15 岁以下的青少年人数。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性潮流，而我国在1999年的时候，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32亿，占总人口比重超过了10%，这也标志着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且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老龄人口比较多和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问题已成为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共同面对的挑战之一。
一、关于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的探讨
目前，大部分学者通过分析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认为中国步入人口老龄化以来，老龄化发展加速，且进程很快。如刘思敏（2011）认为，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快于西方的原因在于中国近三十多年的人口计划生育的政策，使得人口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的更替水平。徐文杰（2011）则进一步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状况决定了老年人口分布的状况，因此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人口老龄化也相对比较严重。
二、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特点的研究
1、“未富先老”。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具有“未富先老”这样一个显著的特点。“未富先老”是邬沧萍教授首先在20世纪80年代首先提出，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总人口和老年人口都占世界的五分之一，又由于中国长期积贫积弱，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的GDP还不到世界的1%，中国人口庞大，并且又迎来加速老龄化阶段，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国家（2006）；田雪原（2010）则认为在21世纪的今天，“未富先老”的特点始终伴随着我们，制定人口老龄化发展的政策等，必须考虑到这样的特点的制约和影响；冯慧阳（2011）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认为“未富先老”的特点是更加明显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速度赶不上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刘士杰和原新（2011）则把“未富先老”认为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2、“未备先老”。另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未备先老”的特点。如李建民，杜鹏等学者（2006）则认为“未富先老”并不是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本质特征，中国当前的老龄人口问题也是和“未富先老”无关的，并指出老龄化挑战的真正含义是“未备先老”。而穆光宗等（2011）则认为人口老龄化除了具有“未富先老”的特点外，还具有“未备先老”，“孤独终老”的特点。
3、区域发展不平衡。有些学者认为我国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也是人口老龄化的一大特点。如王志宝，李国平等（2013）通过分析了近20年的人口面板数据，认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较大，且和经济发展状况的关联性比较高，认为经济发展是推动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的因素之一。
4、其他特点。其他学者则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了人口老龄化的其他特点。如钱凯（2010）认为人口老龄化除了具有以上两个特点外，还具有老龄人口总量“多”，老龄人口的增速“快”的特点。史佳颖等认为（2013）人口老龄化在微观层面上表现为少子老龄化，因此中国的老龄化还具有典型的少子化特征。
三、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研究
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在21世纪共分为三个阶段。如徐文杰（2011）认为，2001—2020为快速老龄化阶段，2021—2050为加速老龄化阶段，2051—2100为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穆光宗（2011）则指出，人口老龄化将伴随着21世纪的始终，而且2030—2050年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时期。
而有的学者则从其他角度提出了我国未来的老龄化趋势研究。如贾云竹等（2012）是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女性化的趋势研究出发，认为随着我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女性各个年龄段死亡风险的进一步降低，未来我国老年人中的女性化程度将会逐渐深化。
四、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研究
大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两个方面的作用结果：一方面是生育率降低，另一方面是我国人均寿命的延长。如孙一（2010）认为人均寿命的延长，出生率下降是造成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原因。但是学者对这两个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的看法确不尽相同。如吴红乔（2010）认为少子化是我国发生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而我国少子化的直接形成原因是由于生育率的降低；何建宁（2010）在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和回归分析之后，认为影响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是生育率，而人口密度又是影响生育率的根本原因。
有些学者则从其他的角度分析了人口老龄化的形成原因。如原新等（2009）采用假设模拟的方法再现了1982-2007年人口发展进程，考察了相关人口学变量：生育率、平均预期寿命、人口惯性作用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结果发现在这三个变量中，人口惯性作用的贡献率为最大，为56. 06%；马骁骁（2010）则通过实证分析证明，在造成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原因中，经济水平和生育政策是两个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并认为即使中国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经济增长对人口老龄化的促进作用仍要大于政策因素，但与国际相比，经济因素起到的作用仍相对较小。
五、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研究
（一）经济层面。一些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对国民收入分配、消费、储蓄投资、劳动力供给和劳动生产率、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等经济领域带来一定的影响。
1、关于人口老龄化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李军（2013）认为人口老龄化改变了经济活动中的劳动力和非劳动力人口的数量比例，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经济的供给和需求，最终影响了整个经济的运行。何奇等（2012）认为人口老龄化正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正从积极因素转向消极因素，因此中国应当逐渐降低财政支出的规模，可将更多的财政资金分配到我国的公共教育领域。
2、关于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在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研究中，有关人口老龄化与消费需求的研究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王金营等（2006）通过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时间序列分析，将人口年龄结构引入了标准消费人的消费函数中，发现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水平、消费规模、消费结构均有影响，并且发现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会使人均收入提高所带来的消费水平增加速度减小，老龄化也会降低未来消费水平和比率；王森（2010）在将人口的年龄结构引入消费函数的基础上，采用中国的数据进一步解决了消费函数可能存在的伪回归问题，使模型对现实的解释方面更加具有说服力和可靠性。于潇等（2012）利用包含人口年龄结构的消费模型，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并实证分析和讨论了中国的消费函数，对人口老龄化和消费之间关系做了进一步的研究。
3、关于人口老龄化对储蓄投资的影响。学者们对人口老龄化对储蓄投资的影响的观点不尽相同。大部分学者认为根据生命周期理论，老年人口比重的相对提高会导致国民储蓄率的降低。如杜本峰（2007）认为人口老龄化会使中国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从而加大了资本积累的不确定性，影响了金融市场的稳定，进而导致经济发展出现系列波动；刘永平和陆铭（2008）则以中国家庭中的父母自利性假设为出发点，得出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使储蓄率下降的结论；而李中秋，王朝明（2013）同样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有负效应，且由于未富先老，城乡倒置的老龄化状况，使得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的影响方面更加复杂。
有些学者不完全认同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的负效应或者程度。如唐东波（2007）借助于一个简单的两期叠代的模型，揭示了人口老龄化一般会使得居民的最优储蓄增加的结论；王森（2011）则基于VAR模型的方法，使用了1979-2009年的数据，对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做了定量分析，结果发现人口老龄化虽然对居民储蓄率有影响，但影响程度并不大，贡献率仅占1%左右，而居民收入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反而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比较大；毛毅（2012）则区分了当期和上期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对人均居民储蓄的影响，他是运用地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当期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对人均居民储蓄的影响为负的，而上期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对人均居民储蓄并没有显著影响；黄润龙（2012）认为多种经济社会因素影响了居民储蓄水平，而人口老龄化是是通过社会经济变量来间接影响储蓄水平，而且认为，老年人因为消费减少及我国家庭结构的变化因素，会导致储蓄随着老龄化而增加；朱礼华，赵志勇（2013）运用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和日本的有关方面数据，针对老龄化的储蓄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的储蓄效应具有阶段性的特征，并且中国近20年来的经验数据也表明，老年人口比率的上升提高了国民储蓄率，但是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会展现出类似于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储蓄效应，即人口老龄化将降低国民储蓄率。
4、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一般而言，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短缺，降低劳动生产率。但有的学者认为，针对我国具体的情况，我国虽然已经进入到人口老龄化的阶段，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如祁峰（2010）认为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生育年龄的人口多，一段时间内并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但国家政府方面应该积极防范。并从老年人口与青年人口的状况对比，认为人口老龄化会降低劳动生产率。
5、关于人口老龄化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多数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如彭秀建（2006）运用“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后果进行了量化分析，发现中国人口老龄化将通过劳动力的负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物质资本的低增长来减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陆铭（2008）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将随着老龄化增强而下降，但如果加快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将会大大地减缓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齐传均（2010）则从三个角度进行了实证分析：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力供给下降、人口老龄化不利于资本形成、人口老龄化将削弱全要素生产力，分析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方面的不利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6、其他方面的影响。吴帆、李建民（2010）从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的代际关系影响角度，认为人口老龄化加深了社会代际关系的变化，从而使劳动力市场方面、社会公共资源分配方面、社会养老保障和待机利益关系格局等具体的方面都呈现出一些新特征；刘辉煌等（2012）利用因素分解和动态面板的实证分析，认为中国近年来人均碳排放量增加的原因是人口老龄化，并且人口老龄化和碳排放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
（二）社会层面。另有一些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同样也对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社会领域产生一定的影响。如田雪原（2007）认为随着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加，用于养老金及医疗支出的数额和比例也随之增加，从而使得政府财政压力增大，政府预算中用于支持经济发展的工业支出则紧缩，必然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童玉芬等（2008）针对北京市的人口老龄化状况，就北京市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做了定量关系分析，认为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成明显的正相关的关系，并预测了北京市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变动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林森，张军涛（2013）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对医疗保险产生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参保人员的结构老化，二是医保“隐形债务”的增加，三是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增加，并参照了国外医疗保险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其他影响：包玉香（2012）从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角度出发，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将人口老龄化因素引入了该模型中，得出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的效应具有双重效应—正效应和负效应等一系列结论。陈卫民，张鹏（2013）从人口年龄结构如何影响通货膨胀的角度出发，将人口结构引入一个生产者最优化模型当中，并经过实证研究，认为当老龄化程度较高时，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会推动通货膨胀率上升。
六、评述和建议
1、国内学者对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以及老龄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理论成果，然而，他们的观点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例如，有的学者提到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存在着严重的区域间的不平衡，但是他们在分析这种不平衡的时候，并没有讨论区域间的人口迁移（流动）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
2、有关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研究是大量学者研究的重点，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集中在定量分析和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之上，定性分析的研究相比国外而言，还不是特别充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