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率形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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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育率形成的原因范文第1篇
【关键词】生育率；人力资本；城乡收入差距
一、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测度的研究基本达成的共识
（1）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不仅高于发达国家，而且高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蔡等（2003）比较了36个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大多数国家城乡收入差距都低于1.5，而中国长期在2～3之间波动。（2）城乡收入差距对中国整体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贡献”甚大。（3）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和哪个指标衡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改革开放前是相对稳定的；改革开放后城乡收入差距首先缩小，1985年达到最低水平；1986年后城乡收入差距开始再次拉大。已有的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因主要有：一是城市偏向政策、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二是政府行为：财政支出、转移支付等投入；三是劳动力市场扭曲（限制劳动力城乡流动）；四是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化政策；五是经济开放、金融发展。上述研究的共同点是都将外生的制度因素作为城乡收入差距的基本解释变量。应当承认，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而言，这种见解无疑是具有较强解释力的。但是此类研究难以给出下述问题的合理答案：第一，农民为什么总是处在被剥夺的地位？即这种显失公平的现实有无农民自身方面的原因？第二，假设制度变迁导致前述诸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消除，其他件不变，城乡居民收入是否可以趋同？第三，一些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也采取了类似的偏城市经济制度，为何没有形成显著的城乡差异？
为解决上述问题，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把重心转移到农业经济自身，通过研究农村及农民的相对制约性因素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由于生育率与人力资本负相关，因此，生育率与人均收入增长率之间亦负相关。生育率可通过人力资本这一中间变量间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这可从巴罗和贝克尔（Barro，Becker；1986，1990）的孩子需求理论中得到解释。贝克尔和巴罗曾提出一个具有利他（子女）性质的父母效用，其中和是父母和每个孩子的效用，为父母的消费，为孩子的数量，表示父从每个孩子身上得到的心理效用，即利他性。通过模型可以看出，高生育率会提高未来消费的贴现率，降低父母对每一个孩子的利他程度，因而不利于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生育率的下降则会引致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反变化。生育率与经济收入或城乡收入差距之间也存在直接效应。费景汉和拉尼斯（2004）认为：在劳动力过剩的二元经济中，当人口增长率大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时，经济发展是失败的，在二者相等时，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只有后者大于前者时经济发展才是成功的。在索洛模型中，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有着和储蓄率增加相类似的效应，都导致资本深化：在人均产出和其他条件既定时，人口增长率降低，有效折旧率曲线会由于斜率变小而外旋，这时人均稳态储蓄水平将提高，人均资本装备水平亦增加。将生育行为看作内生变量，假定人力资本具有收益递增性，当人力资本存量较多时，孩子质量（人力资本）收益率高于孩子数量收益率，而当人力资本存量较少时，孩子质量收益率低于孩子数量收益率。因此，在人力资本存量较少的社会，家庭选择多生孩子，对每个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较少；而人力资本存量较多的社会，家庭选择少生孩子，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较多。这导致存在两个稳态均衡，一个是欠发达的具有较多孩子与较少人力资本的稳态均衡，另一个是发达的具有较少孩子和较多人力资本的稳态均衡。至此，完成了对构思与逻辑梳理工作。正是由于农村家庭的子女数量偏好所产生的对子女质量提高的抑制作用，使得农村长期处在高生育率、低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和低增长率的马尔萨斯陷阱之中。而城市已进入低生育率、高人力资本存量和积累率共同推动的持续增长均衡阶段。
低生育率形成的原因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人口；低生育水平；经济水平
中图分类号：C924.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20(C)-0317-01
中国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人口增长一直处在高位状态，人口数量增长过快成为妨碍经济增长的突出矛盾。从1980年开始我国实行“一孩”为主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从80年代中期人口高峰惯性周期所形成的第三次生育，到90年代后期已平稳渡过，人口增长进入低生育时期。从而为最终实现人口和社会资源、环境的良好循环模式，奠定一定的物质基础。
目前在中国一些大城市也出现了人口低增长的趋势，学者对此看法不一。南开大学人口专家李建民说，人口对国家发展来说，是很重要，但并非起到决定性作用。对俄罗斯这样的大国而言，人口负增长的确会影响国家发展；但对印度而言，人口太多了，对经济增长未必是好事。他说，国家的地位也好，实力也好，未必靠生育来维持。比如说，美国很大程度靠的是迁移人口，而俄罗斯一边鼓励生育，一边排斥外来移民，这样就很难维持人口规模。其实一个国家的发展要看它掌握了什么战略资源，而不是人口规模。
人口学家早就发现，母亲的受教育年限越高，越不愿生育；居民收入水平越高，越不愿生育；而城市化和人口流动更加抑制生育。
在西方比如俄罗斯，由于酗酒、人口的死亡率较高等原因，人口增长一直是难题。针对面临这一问题，2008年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将生育问题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重新设立“光荣母亲”勋章。俄罗斯人口专家阿纳托利•维什涅夫斯基表示，人口减少将对俄的复兴与发展构成威胁，甚至可能影响到民族生存。路透社称，人口增长水平往往是检验经济发展模式的指标。有专家认为，俄罗斯因为低人口增长率，将在未来20年的发展中远远落后于“金砖四国”中的其他3国：巴西、印度和中国，“而现在人口增长形势的好转将使外界提高对俄罗斯经济前景预测”。
不仅在俄罗斯，人口增长问题也在多个国家敲响警钟。日本总务省资料显示，日本已经连续29年持续人口减少。《产经新闻》写道，日本人对少子高龄化造成的危机非常“迟钝”，因此日本社会已经走上“崩溃之路”。庆应大学教授驹村康平呼吁，应该把养老金改为“儿童数连动养老金”，即根据全国有多少孩子，决定养老金的多少。2010年日本政府面向全国首次对所有初中未毕业孩子发放生活补助的第一天，每人每月将获补助1.3万日元。
德国政府对生育的鼓励政策非常多，在孩子出生后的14个月内，停职在家照顾孩子的父母一方每月可得到相当于本人税后月收入67%的补贴。但德国育龄妇女生育率仅为1.34。2009年，德国出生65.1万人，死亡却达84.2万人。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年的数据显示，在40岁至44岁间的女性中，没有孩子的占1/5。而30至34岁的女性中，43%没有后代。专家预测，到2050年德国新生婴儿数量为现在的一半。德国媒体惊呼，“再过12代，德国人要成为稀有民族了！”
比德国妇女生得更少的是韩国妇女，2009年韩国生育率为1.19。2010年韩国三星经济研究所在题为《克服低生育的紧急提议》报告中警告，韩国超低生育率如果持续下去，2029年起韩国经济可能转为负增长，到2100年，韩国本民族人口将减少到今年（4887万）的一半。到2500年则将减少到33万，濒临“民族绝迹”的状态。韩国保健福祉家庭部长官全在姬也多次表示：韩国有可能因为缺少人力而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失败。为鼓励生育，韩国有的企业推出了提前下班，让员工早点回家“造人”的办法，韩国电力部门为生育3个以上孩子的家庭减免电费。
分析俄罗斯、德国、日本、韩国国家对待人口问题态度，不难发现都是实现本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过快或过少的人口增长对社会带来一系列难题。从俄罗斯面临本国人口长期负增长，也就是低于人口过更替水平界限，对俄罗斯复兴与发展带来巨大障碍。在到日本日益严重的老龄人口问题，德国的人口日益减少对未来人口产生的不确定性，韩国人口问题引起将来经济发展放缓甚至负增长的担忧，无不说明科学规划人口适度增长的重要性。
低生育率形成的原因范文第3篇
就算无限制的自然生育率比现在高30%，之后按东亚模式随社会发展变化，若在2014年完全放开生育，考虑补偿堆积，其后3年生育率也仅2.3、2.1、2.0。如图1，未来一二十年内，90后育龄女性将减少近半，年新生儿数将再次雪崩。若不大力鼓励生育，从2030年到2070年，中国人口将萎缩29%，而遭受所谓人口衰减灾难的俄罗斯在过去20多年人口萎缩不过3.4%。如此低生育率，对中国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
大国博弈终将归于人口规模之争
比起后进社会，一个跨入现代的国家，哪怕人少得多，其效率的高超就可具压倒性优势。
但这与人口规模的基础重要性并不矛盾。当不同社会都步入正轨后，人口规模优势又会起决定性作用。近代数百年内，强国崛起的顺序印证了这点。在16世纪至17世纪，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都仅数百万人口，但依靠海外殖民和贸易崛起为世界强国。到18世纪至19世纪，英国、法国和德国等人口数千万级的国家凭借科技和工业革命所增强的国力成为强权。而冷战时的超级大国则是人口数亿的美国和苏联。在强国更替的过程中，一旦人口更多的国家步入正轨崛起，前面人口较少的强权则会被边缘化。
农耕时代，人口多一倍，国力强一倍，因为一般人活动范围仅几百平方公里，人多不会增加社会复杂度。但在信息时代，经济达到均衡后，人口多一倍，国力强不止一倍，因为通讯和交通的便利让个体之间可直接交流和来往，唯语言、文化和政治的边界还在。人越多，交流和来往增长越快，导致社会复杂度随人口规模增加，规模优势对竞争力的强化作用更加突显，大国竞争又将归于人口规模之争。中国现在经济增长仍远快于西方，说明双方在经济上尚未达到均衡。在可预见的将来，自主的世界性大国是中国、美国、俄罗斯和印度。
美国的面积与中国相当，人口3.1亿。美国生育率处于更替水平，从全球吸引移民，人口在2050年将达4.0亿（据2012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是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是西方人口最多的国家。西方涵盖欧盟、美、加、澳、新等，总人口近10亿，加上被纳入美国安全体系的日、韩等则有12亿，接近中国。在此体系内，美国人口不及欧盟，但内部语言和文化的一致与政治统一让美国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近年美国积极推动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谈判，竭力推进由美国主导的更广泛和紧密的经济一体化。其动力在于，更大人口规模下的一体化将给参与各方特别是主导者美国，带来额外的经济利益。据美国商会估计，仅TTIP就将每年给美欧经济增加3000亿美元，把家庭平均购买力提升900美元，而美欧联手将垄断世界主要技术标准。
印度的面积是中国的34%，人口12.4亿。印度内部千差万别，宗教矛盾突出，早被废除的种姓制度仍深刻影响着社会心理。以往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唯一能与西方比肩的是中国，但近年龙象之争却成了话题。印度的各种先天条件如人口素质远不及中国，其最大也许是唯一的优势就是完美的人口结构和将来世界第一的人口规模。如图2，以人口均衡发展为目标的严厉化计划生育带来的恰恰是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严重扭曲，而印度人口结构则自然匀称，其生育率也在稳步下降，已接近更替水平，人口并不会无限增长。虽然综合国力仍远差于中国，但印度在经济、社会、科技、教育、军事各领域也在快速进步。
俄罗斯的面积是中国的1.8倍，人口1.4亿。俄罗斯资源远多于中国，在25岁至64岁人口中有大学学历的比例全球最高（201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最突出的优势是前苏联遗留下的军事力量。经济上，除军事工业和出卖资源外，俄罗斯几乎没有行业具有国际竞争力。比起中、美、印，俄的劣势就是人少，若其拥有10亿人，情况将迥异。鉴于此，普京总统在国情咨文上强调，每个俄罗斯家庭都应生育至少三个孩子。
无论作为单一经济体还是区域整合的主导者，中国的核心优势就是语言相通、文化一致、聪明勤劳、追求世俗成功的众多人口。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释放了人口的巨大潜能，让中国迅速成为世界最大工业国并将成为最大经济体。虽然西方人口总规模接近中国，但内部的差异和地域上的分散使其在统一市场和聚集效应上的潜力不如中国。
但在人口是负担的观念下，中国最大的优势被当成劣势在消减。按生育率趋势，两三代人后，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将少于美国，而他们未来将负担远比美国更多的老人，中国将彻底丧失人口优势，经济规模最终又会被美国反超。中国作为单一经济体更无法与一体化的欧美比肩，也无力主导区域整合。
人口老化和锐减加速经济困局
经济循环各系统的正常运行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减少人口不能提升粮食和资源安全，却危害产业、科技、金融和财政安全。
中国一向重视粮食安全，自给率稳定在90%左右，储备是年消费量30%以上，远超联合国18%的安全线。按较保守的《中国农业资源综合生产能力和人口承载力》研究，中国远期粮食产量可过7亿吨，比2012年高19%，远超人口峰值所需。
中国城市人均建设用地是农村的1/4，充分城市化会节省土地。未来粮食安全的风险是社会整体收入上升，推高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导致农产品价格大涨。出路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并补贴农业，保持粮食生产的自主能力，避免过度依赖国际市场。但人口的老化和衰减将弱化农业技术进步的动力和补贴农业的潜在财力。最后，粮食危机来自供应突减而非需求突增。人口萎缩，粮食正常供应量减少，应对波动的能力反而下降。
中国现在占世界人口的比例较1980年低2.8%，但却从资源出口大国变为最大资源进口国且保持贸易盈余，说明技术进步使中国人口的规模和集聚效应所提升的效率，超越了进口资源的价值。国内市场越大，价格通常越低。随着未来人口锐减，中国市场规模将相对萎缩，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下降，中国对国际资源的议价能力和掌控力也将减弱。传统资源需求萎缩会让替代资源如太阳能、风能等领域的前景暗淡，不利于中国在新兴领域异军突起。
得益于众多人口，中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门类的国家，综合与规模优势无国可比。但未来随着人口老化和锐减，除医疗、殡葬之外几乎所有行业都会成为夕阳行业，消费和生产同步萎缩，投资意愿低迷，基础设施更新步伐放缓甚至停滞。
图3显示自然资源价值占经济的比例总体在下降，现已不足5%；若一种资源变得稀缺，其价格会升高，催生替代品或促使生产生活方式改变，所以稀缺的资源会被自动排出经济循环，变化由全球承担。相反，得益于人口增长和集聚下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多元化，由人所创造的价值的比例却在升高。人口锐减将让中国产业从才智型向资源型的低价值方向退化。
推动科技进步的根本动力是需求。众多人口可支撑多层细分、竞争激烈的市场，充分匹配需求和供给，促进技术的孕育和完善。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才是科技发展的基础。美国科技领先得益于庞大的人才规模。但中国受过大学教育的总人口在2006年超美国。中国研发人数现在世界第一，经费将后来居上，这些都会推动科技迅猛发展。
但适龄人口减少使中国大学报考人数自2009年就开始萎缩。若生育趋势无法逆转，中国大学生人数最终又会被美国反超。人口老化还会极大地弱化社会创新和创业活力，延缓科技进步。
极低生育率会让中国老龄化居世界前列，对外投资意愿加强，从而可能成为巨额资金输出国，让国内金融市场更多暴露在海外风险之下。伴随未来人口锐减的将是本币和国内市场规模的萎缩，这将严重削弱中国稳定本币和在全球金融市场博弈的能力。随着TTIP和TPP的推进，美欧和亚太很多国家的金融市场将走向一体化，而中国可能被排除在外。规模不足的中国将失去在国际金融规则上的话语权和定制权。
美国的税收、教育和养老开支分别是GDP的26%、5%和12%。中国的税收和教育开支则分别是GDP的20%和4%。 美国生育率长期处于更替水平，年龄结构稳定，所以其数据可反映个人如何影响财政收支：少生一个人，相对其潜在GDP产出，政府可节省5%的教育开支和12%的养老开支，但却损失26%的税收。收支差额的9%则是少生一个人所造成的直接财政损失，牺牲的是国防、科研、文化、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入。人口老化和衰减还会导致经济低迷，间接减少财政收入并挤压用赤字向未来借债的空间。
“失独”增多凸显社会失衡
现行生育政策限制民众生育，把生孩子这种利国利民的行为当成错误来惩罚，严重违背社会公平、并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
政策的不公首先体现在对“超生”的惩罚上。在传统的家庭养老下，父母是养育孩子的付出者，也是将来被孩子赡养的受益者；但在现代社会养老体系下，父母付出辛劳来养育孩子，孩子将来支撑的则是整体养老体系，受益的是全社会。因此，惩罚多生既违背经济规律，也违反道义原则，因为多生的父母以自身付出为社会贡献更多养老体系的支撑者，却因此受到惩罚。
生育是人类维持自身繁衍的自然行为。无论是人类历史上，还是世界范围内，有关生育的决定权几乎都是属于个人和家庭的。然而，中国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剥夺了民众的生育自，并将其与民族、地域、城乡乃至父母的生育状态挂钩。这违反了自然的繁衍规律，更违背了基本的社会公平。
家庭幸福是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任何社会都有一定比例的孩子夭折，但只要还有孩子存活，父母就有希望和责任继续生活下去。根据中国的生命表和生育年龄分别，母亲在丧失生育能力后，孩子夭亡的概率大约是百分之一。因此，二孩家庭孩子都夭亡的概率就只有万分之一，而“失独”的概率则是百分之一左右。在这个概率下，几乎每个人周围都迟早会遇见家庭“失独”的悲剧。
男女性别比失调是生育数量限制和重男轻女观念，在胎儿性别识别技术的条件下，共同作用的后果。严重的男女性别比失调会让不少男性无法找到配偶，产生“剩男”现象。另一方面，男女在教育和就业上机会日益平等，但男高女低的婚配观念并未完全消失，产生城市出现所谓的“剩女”现象，反过来加剧“剩男”堆积。而大量缺乏家庭生活的“剩男”的堆积自然是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
生育政策的后果有几十年的滞后。在可预见的将来，生育限制的恶果会愈加凸显：“失独”家庭增多、老龄化加深，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人口基数是维持文明的根基
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历经“五胡乱华”及蒙元和满清的统治却历久弥新。这很大程度归功于主体民族顽强的生育文化和庞大的人口基数。基督教产生初期是个微不足道的宗教流派，但几百年后成为西方主流。社会学家罗德尼・斯塔克认为，基督教崛起的重要原因是禁止堕胎、杀婴和生育限制，使基督徒的生育率远超异教徒，逐步形成压倒性的人口优势。
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但作为一个文明，中国现在并无人口优势。比如，西方文明就有十多亿人，内部拥有共同的民族、语系，宗教、价值观和文化认同。二战后，西方国家在经济和安全上高度整合，是一个稳定的文化和利益共同体。人口是文明传承的基础。中华文明一度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现不足五分之一，而每年新生儿只占世界十分之一略强。如图4，即使在2014年完全放开但不鼓励生育，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也将急剧萎缩，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分量将一落千丈，中华文明将彻底衰微。
当然，影响文明兴衰的绝不仅是人口数量，还有人口素质、发展水平、组织能力和凝聚力等人口质量方面的因素。但人口数量是基础条件，在其他因素相同时，文明的力量与人口数量成正比。随着人口数量下降，人口质量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人口多并不表示会强大，但人口急剧萎缩则一定预示着衰亡。一个文明或民族，不论其科学、文化或社会发展的成就有多高，如果在繁衍后代长期处于劣势，最终必将没落。西方社会精英对此非常清楚，西方社会学之父孔德就曾断言，“人口即命运”。
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上别具一格，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明。中华民族是世界第一大民族，庞大的人口基数是祖先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也是维持中华文明相对独立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根基。但是，短短几十年内这个根基就可能被摧毁。中国如果不能保持足够的人口基数，最终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别人的附庸。
低生育率形成的原因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全面二胎政策；城市女性；生育意愿；影响因素
一、研究背景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出台了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随后相继实施双独二孩政策、单独二孩政策。在严格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三十余年后，我国人口环境，生育水平长期走低、老龄化加速推进，未来劳动力短缺，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衡，这一系列人口问题已经成为困扰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在制约因素。2014年，符合政策的单独夫妇共有1100万对，到年末仅有107万对单独夫妇申请再生育，所占比例只有目标人群的十分之一，我国人口出生率并未得到明显改善。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是继“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的又一次人口政策调整，预示着计划生育政策改革的大幕正式拉开。
二、研究设计
2.1概念界定
2.1.1城市女性
城市女性，指居住在城市固定场所的女性。她们通常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各行各业均有涉及。她们工作、居住的场所通常是以社群的姿态出现，她们的行为和思想及其容易受到社群中其他人的影响，所表露出的行为特征通常能够反映一个群体的特征。
2.2.2生育意愿
生育意愿是指人们对于生育问题的看法、态度和倾向。根据《重庆市居民生育意愿调查分析》（黄廷权、冯泽永、简丽）、《河南省居民生育意愿现状分析》（郭志仪、张岩）等调查文献中相关描述，生育意愿主要涉及四个问题：一是生育的目的；二是生育数量；三是子女性别；四是生育时间。目前关于生育意愿的主流调查研究，基本以这四个问题覆盖调查的维度。
2.2理论依据
计划行为理论由Ajzen提出，人的行为并不是100%出于自愿，而是出于一定因素的控制之下。计划行为理论包含五个因素：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行为意向、行为。Ajzen认为所有可能影响行为的因素都是经由行为意向来间接影响行为的表现。而行为意向受到三项相关因素的影响，其一是源自于个人本身的态度，即对于采行某项特定行为所抱持的”态度”；其二是源自于外在的“主观规范”，即会影响个人采取某项特定行为的“主观规范”：最后是源自于“知觉行为控制”。本调查基于此理论，可透视出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行为受到生育态度、社会家庭的压力、以及女性在生育问题上的可控力等几方面的影响。
2.3问卷调查
本文数据来自重庆市北碚区城市适龄女性进行的“全面两孩政策下城市女性的生育意愿调查”。该调查采用拦截式调查，范围涉及商业街区，广场，医院，高校等人群密集区。为了解不同政策下的生育意愿，问卷从理想状态和不同政策下分别设计选项，以了解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同时也从经济，社会，文化等不同方面考察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三、北碚城市女性生育意愿概况
3.1城市女性生育意愿分析
3.1.1“全面两孩”政策前后生育意愿变化
据国家统计局数字，我国2011年的生育率为1.04，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2.03。双独两孩和单独两孩政策对生育率的刺激并不明显，随着人口结构问题的日益严峻，我国在2016年启动了“全面两孩”政策。调查表明，北碚区城市女性的意愿生育数量随政策的变化情况如图1。
由上图可以看出政策对生育数量的影响较为明显，生育一个孩子的意愿从独生子女政策到单独两孩政策、全面两孩政策逐渐递减，其中在理想生育数量中比例最低，和独生子女政策下的比例相差40.32%：意愿生育数量在两个及以上的情况中刚好相反，为从独生子女政策到单独两孩政策、全面两孩政策逐渐递增，在理想生育数量中比例最高，高达80.33%。全面两孩政策下和独生子女政策下意愿生育两个孩子及以上的比例差距为20.98%，说明政策对城市女性生育数量的意愿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在理想生育情况和全面两孩情况下，生育两个及以上意愿的比例相差21.32%，说明在政策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制约着人们的生育意愿，这些因素和政策具有同样重要的影响效果。
3.1.2北碚区城市女性生育动机及性别偏好
生育动机指引发，维持与导向生育行为的愿望，是生育主体的内部驱动力。生育动机有两个作用：第一，当生育动机表现为传宗接代或养老送终时，会促使人们更倾向于男孩性别偏好。第二，是一种促进作用，促使人们生育行为的发生。
在对“是否需要孩子来传宗接代”的态度调查中，明确表示不同意的人数比例占40%的比例，表示无所谓的人数占31.48%。在“是否孩子养老送终”的态度调查中，31馏1%的女性认为不需要，36.39%的女性表示无所谓。可以看出随着精神文化和物质文明的发展，女性的生育动机已逐渐从物质功能转向精神功能，更加尊重后代作为独立生命体的态度。
性别偏好是生育主体对孩子性别的期望，受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影响，养儿防老、传宗接代曾是我国传统的性别偏好观。我国受这种传统的性别偏好观的影响造成了今天严重的性别失衡比。城市女性是拥有较高文化水平和较强经济实力的一个群体，在对北碚区城市女性性的调查中显示：在性别偏好中，45.9%的女性认为无所谓，35.08%的女性表示想要一男女，14.75的女性表示只想要女孩，而仅有4.26%的女性表示一定要有男孩。可见女性已较大程度的摆脱了过去那种“重男轻女”的思想。在性别倾向上甚至有从男孩倾向逐渐过度到女孩倾向的趋势，这和生育动机的影响密不可分，进一步说明人们生育观日趋理性。
四、计划行为理论下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计划行为理论是探讨包括人们从形成观念到把它付诸实践的一个复杂系统，而态度、主管规范，知觉行为控制是影响行为的三个因素。
4.1态度因素
态度指自身形成的一个评价倾向而不受他人影响，一般而言，态度越趋于正向，则个人的行为意向就越强。在该调查中表现为生育动机和理想生育数。在生育动机上超过半数的女性已经摆脱了重男轻女、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思想观念，她们更多的是认为生孩子是为了情感上的需求，也更加尊重孩子作为独立的主体而存在，而不是满足自己某个目的或具有某种功能。同时，超过80%的女性对生育两个及以上的孩子持正向态度。
4.2主管规范因素。
主观规范因素是指个人对于是否采取某项特定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压力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及社会评价。
经济因素既包括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也包括个人收入水平，在生育二孩最大的顾虑中，58.17%的人认为是经济压力，随着社会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养育孩子成本快速增长，物价、房价飞升，巨大的经济压力成为抑制生育的重要因素。收入状况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它们并不是绝对的呈正相关或者负相关关系，收入越高的女性更有可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水平，拥有不错的职业，她们有更加独立的思想观念，不愿意接受以生育来完成自我实现的传统的生育观；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收入和生育意愿是呈负相关。
政治因素包括生育政策、养老福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等。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不同的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极大的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观，随着政策开放，超过50%的被调查女性表示有生育二孩意愿。而相关养老保险、医疗卫生制度的完善可以较大程度上解决人们的后顾之忧
文化因素和社会文化习俗及自身所受的文化教育息息相关，文化因素一般会转换成为心理层面的潜在因素，即对个人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实际行为。此次调查对象中专科文化水平及以上占69.51%，较好的教育有助于女性塑造一个更加成熟理性的生育观。
社会评价是家人、朋友及整个社会形成的普遍评价，社会评价会形成一种群体压力，对个人产生影响，调查表明，同意家人对生育意愿有影响的占31.16%，无所谓的占36.39%：同意朋友对生育意愿有影响的占18.36%，无所谓的占43.28%。调查结果表明家人和朋友对自身生育意愿的影响小于预期，人们在自身的行为中更多的坚持自己的想法，城市女性的个人独立思想较强。
4.3知觉行为控制因素
知觉行为是指反映个人过去的经验和预期的阻碍，当个人认为自己所掌握的资源与机会愈多，所预期的阻碍越少，则对行为的直觉控制行为就愈强。阻碍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阻碍。文化水平高，对事物认知更全面，能更清晰的把握未来预期，包括孩子的养育成本，对自己工作的影响，家人的支持等。调查中，35.09%的女性认为孩子会对工作产生负面影响，31.8%的女性认为养育孩子会降低生活质量，对于大部分女性来说孩子精神层面的作用大于心理层面。40.33%的女性表示父母不能帮自己带孩子，而对于58.17%的女性来说经济压力仍然是生育二孩的最大顾虑，15.69%的女性认为没有人带是最大的顾虑。经济阻碍是生育二孩的最大阻碍。
五、启示与建议
5.1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
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风俗文化不尽相同，甚至有些少数民族有特殊的生育传统。如北上广等一二线城市接受西方文化时间较早，经济水平较为发达，因此相较于其他经济欠发达地区，其女性的生育意愿不强烈，这其中除了女性本身，也包括来自家庭的影响。三四线城市和乡镇地区，生育观念部分还停留在多生和养儿防老的阶段。因此，人口政策的推行有必要因地制宜，适应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如在开放二孩的前提下，对于人口增长率高的地区加强政策实施力度，对于出生率低的地区，则要着重加强二孩生育的社会保障。
5.2完善配套政策
国家提倡晚婚晚育，加之现代城市女性工作压力，造成育龄女性年龄呈增长趋势，因此可以考虑为大龄女性再孕开辟一条绿色通道，一方面完善女性生育保险，另一方面规定父育假，由于城市中多数家庭是双职工，这样增加了女性生育二胎在时间和精力上的顾虑，父育假可以减轻女性生育的心理负担，鼓励男女共同承担家庭责任，也可以有效缓解劳动力市场对育龄女性的就业歧视。
5.3加强城市育龄女性的社会保障
完善对于育龄女性生育二胎的社会保障，其本质在于缓解女性再生育的后顾之忧。如完善生育奖励假制度，可以现在部分一二线城市进行试点，对于积极响应二胎政策的家庭给予适当奖励；依法保障女性就业、休假等合法权益，支持女性生育后重返工作岗位，减少劳动市场中对育龄女性的隐性歧视。
城市女性生育意愿无法有效转化为生育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新生儿的就医问题，因此在我国医疗系统中，要增强儿科医学的发展，加快产科和儿科医师、助产士等专业人才培养，并合理制定服务价格，在客观上为城市育龄女性减少生育二胎的后顾之忧。
低生育率形成的原因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人口；可持续发展；策略
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人民的共识，中国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理念、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就必须协调好人口和社会、环境、资源、经济之间的关系。19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物质财富丰富，世界文明发展进程加快，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人口数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增长，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阻碍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发展对于整个世界的经济、科技等方面都是有十分重大的影响的，生态失衡、能源危机、环境恶化、资源耗竭、南北问题等都是人口问题带来的，可以说，人类所面临的危机都是由人口带来的。因此，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正确解决人口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一、人炸对环境的影响
人类从渔猎文明阶段发展到农业文明阶段，再发展到工业文明阶段，最后到绿色文明阶段，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人类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在不断进步。但是人类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国工业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以爆炸式增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炸对环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就表现在对土地资源的压力，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土地的支撑，在农业生产中，土地是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资源的活动基地，也是人类不可或缺的劳动对象；对于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来说，土地是空间和地基。随着人口的剧增，人类维持生长需要更多的土地，这样一来，耕地面积和山林面积必将会大大减少，土地资源压力过大，影响人们的生活和生产以及社会的进步。其次表现在对生物资源的压力，随着人口的增长，人类对资源的需求量变大，包括森林资源、草场资源等，森林资源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保持人类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人口的增长使得人们对木材和土地的需求量大大增加，森林资源受到破坏。草场具有巨大的生产力和经济价值，不仅可以为人类提高大量的乳制品、肉食等，还可以涵养水源、防止风沙侵蚀、净化大气、美化环境。人口的急剧增长和经营不善导致过度放牧、过渡开垦，使得草原生态系统遭到破坏，草场产草减少，草质下降，严重时导致水土流失。再次就是对水资源的压力，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人们对水资源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当前欧美一些大城市每天人均耗水量达到500L，虽说当前世界水资源总量可以满足人类用水需求，但是由于水资源分布不均，导致很多地方水资源量不足，而且人炸又导致卫生、灌溉等方面的用水负担，污水量也在不断增加，从而加大了对水资源的压力。
二、影响人口总量和分布的因素
（一）自然因素
自然因素是影响人口总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在生产力低下的渔猎文明阶段和农业文明时期，自然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口总量。风调雨顺意味着五谷丰登，人口有较大增长，气候反常常常导致粮食减产，人口数量下降。人类总是选择最适于自己生存的环境从事生活和生产活动，比如北半球的温带、亚热带、暖温带地区陆地面积分布连片，资源丰富，人口比较密集，寒温带的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11%。
（二）社会因素
社会的安定状况以及相应的人口政策对人口总量有着很大的影响，动荡不安的社会人口增长缓慢，国泰民安的社会往往会出现稳定的人口增长。比如，人口分布受社会历史条件的直接影响，比如计划生育政策对世界各国人口总量产生较大的影响。人口分布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直接影响，如果以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如果得到改善，人口会逐步增长。
（三）经济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们生育欲望越弱，反之，经济发展水平越低，人们的生育欲望越强，这是世界人口统计结果所表明的规律。一般来说，沿海地区的生育率是低于内地的，城市生育率低于农村。
（四）环境因素
环境对人口的承载力是有限的，是人口发展的约束条件，比如蒙古面积相当于十五个江苏省，但是人口只有200多万，其人口只是江苏人口的三十五分之一。其中原因就在于蒙古地区地势高亢，气候干燥，降水量少，若人口总量超过环境的容纳范围就会导致污染严重、过度消耗。
三、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人口是社会系统的核心，是发展的原始动力也是终极受益者。谋求人口和环境、经济、资源、社会之间的协调，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而且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实现也是要靠人来实现的，这一目标的达成，既受制于人类经济发展的程度和发展方式，也取决于生态环境的容量，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均衡的网络系统，其中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五大子系统之间是相互关联又相互制约的。人口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着眼于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还要控制人口数量、优化人口分布、开发人口资源，在可持续发展框架内设计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人口战略。
要想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协调，人口发展战略就要建立一个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与社会生产相适应的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所形成的低人口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模式，塑造一个高素质的人口群体。虽说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源泉，但是低素质人口却是可持续发展的沉重负担。因此，提高人口素质是提高社会质量和经济质量的坚实基础，更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人口优势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是经济关系的体现和经济活动的主体，人口结构的调整、发展和变化与社会生产力发展以及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人口年龄结构反映着当前社会经济和政策变化。此外，人口的合理再分布是人口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人口数量和结构应该和社会资源、环境以及经济相匹配，达到最适度的人口容量，从而维持可供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
公平性、持续性和协调性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特征，也是基本要求，从这一基点出发，在解决人口问题上，人类要兼顾社会的整体利益，不能以区域利益牺牲全球利益，不能以今天的利益牺牲明天的利益。人口发展子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重视公平问题，比如户籍政策、人口差异、民族差异、城乡差异等等，做好相关工作，努力消除人口发展中的不公平问题既是解决人口问题的目标，也是可持续发展的追求。
四、结束语
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用可持续发展理念解决人口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我国可持续发展下的人口发展战略，不仅要坚定不移的施行计划生育，努力降低出生率，还要在控制人口的基础上提高人口素质，适时调整人口政策，优化人口结构，合理人口布局，缓解地区和产业之间的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最后还要积极开发人口的智力和体力资源，引导人口向良性循环的轨道上发展，实现全方位的平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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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赵源祥，李鑫.人口的年龄、城乡和产业结构对天津经济的影响研究[J].天津经济.2014（07）.
[3] 廖佳.人口政策与人口可持续发展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 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