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现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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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的现实困境范文第1篇

关键词：山东省 三权分置 土地财产性收入 困境

一、三权分置下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构成要素

基于对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认识，研究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收路径还需要明晰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构成要素。在三权分置下，土地财产性收入的构成要素主要源于土地产权的不同让渡条件。本文采用计量方法，对土地所有权收入和土地使用权收入进行分解。

农民土地所有权的让渡主要体现在村集体让渡土地所有权，使其由集体所有变更为国家所有，依据各地方法律法规补偿征地费用。假设土地补偿费用总额为C1，集体赔偿金额为G1，集体村民人数为N，则农民人均获得的土地所有权转让收入I1=（C1-G1）/N。

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占有权让渡主要有三种：置换、转移和占有，分别假O三种权能均可正常让渡并取得合理收入，记为I21、I22、I23，则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I2=I21+I22+I23。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占有权置换是指在土地征收或流转过程中对宅基地或农用地的置换。对宅基地和农用地置换的补偿（）属于区位价补偿，即对原有宅基地和农地的区位条件进行分析与置换后的比较，根据不同的区位条件确定不同的补偿价格。则土地使用权的占有权置换收入I21可由表1表示。

我国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占有权转移是土地使用权财产性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占有权转移表示宅基地或者农用地的使用权可以转移给他人手中，即实现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同时保留承包权为农户外出务工人员提供了失业退路和土地保障。将社会保障考虑在内，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占有权转移收入可以继续分为宅基地和农用地使用权转移收入（）两部分，沿用土地使用权的占有权置换剩余法计算，由表2所示。

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占有权占有收入主要是指农民未将土地置换或者转移，继续在土地上耕作获得的出租、入股、抵押流转和国家补助等收入，出租、入股和抵押流转同样适用于宅基地的分析，但国家补助一般只有农用地才可获得。鉴于入股、抵押流转因形式和对象收入计算方法不一，山东省对农用地耕作补助也因各地区的政策有所差异，因此不再单独计算。

二、三权分置下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增长的现实阻碍

基于上述对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组成部分的解构，结合当前三权分置的现实政策依据，将重点探讨三权分置下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流转和收益权以及土地征用制度对农民财产性收入带来的影响。

当前，农村集体所有主要分为村农民集体、乡镇农民集体、村民小组三种形式。集体所有的组织形式使得土地所有权多数情况下掌握在村集体组织手中，使个别干部不考虑农民的切身利益，在于资本的谈判中偏袒资本一方，损害了农民土地所有权权益。在农村土地从事业化生产时，其收益较低；当农民流转承包经营权时，由于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不明确性，不能保证土地所有权转让收入的合理分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根据上述I1=（C1-G1）/N，G1即集体留存的比重往往较大，使农民收入分配总额减少，体现了集体所有权占据主导地位；第二，不能保证所有农民的平均分配，即N无法包含所有的土地所有者。

三权分置规定了农户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承包土地的权利，拥有使用、流转、抵押、退出承包地的权能。但是当前土地承包权的流转不是完全自由的，受到承包期剩余期限的限制，即超出承包年限的土地无法通过置换转移获得财产性收益。根据上述分析，土地使用权的占有权转移补偿遵循一方面，一次性的补偿往往使农民丧失了长期享有土地财产性收入的权利；另一方面，宅基地转移收入（C3）和农用地转移收入（）往往因集体占比较高使其基数较小，农民分享到土地流转带来的收益较少。此外，在征地补偿方面，我国现实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国家拥有集中分配土地的权利，集体不能购买国有土地，国家却可以强制征收集体土地，这就造成了国家和集体的权利不平衡，农民拥有的土地财产收入权利被忽视，从而导致了当前山东省城乡财产性收入的差距不断扩大：在地产价格不断攀升的沿海城市，其房产拥有者财产性收入不断提高；而农民残缺的“弱产权”、较少的征地补偿进一步加大财产性收入分配不均的现实。

三、结论与展望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着巨大挑战，山东省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差距有增无减，而农民增收的途径主要来源于土地的财产性收入，在三权分置的背景下，如何发挥农村土地的最大效用，实现土地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关键在于农村土地产权的安排与保障。未来伴随我国产权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三权分置将会带来巨大的制度红利，逐渐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双减政策的现实困境范文第2篇

各种要素的供给和制度的供给，都应该成为一个体系，只有如此，才能在供给端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有效缓解中国经济“滞胀”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式的、“塔西佗陷阱”式的风险。

面对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和中国进入全面改革新时期，贾康、徐林、姚余栋、黄剑辉等多位经济学研究者开始对近几十年欧美经济学的主流框架进行反思，探究、构建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改革发展的新型经济理论，经过近几年的研究，逐渐形成了“新供给经济学”学派。

他们认为，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根本的共同失误是“假设”了供给环境，强调需求而忽视供给，没有足够地意识到生产力革命带来的人类社会供给方面的根本性变化。

区别于传统“供给学派”仅强调加强市场经济作用、反对政府干预，“新供给经济学”也强调，在合理的政策选择空间内，政府有必要以经济手段为主进行理性的“供给管理”，有意优化供给引导、结构优化方面的政策，从而有效化解“滞胀”、“中等收入陷阱”等潜在风险。

为什么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供给端？“新供给经济学”能否有效解决中长期经济增长的瓶颈问题？为此，本刊采访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贾康是我国著名财税问题专家，也是“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反周期式调控难以持续

《南风窗》：前三季度，经济增速“破7”引发了外界对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担忧。从新供给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中国应该如何应对？你们提出“供给管理”是基于何种判断？

贾康：“供给管理”是与“需求管理”相对应的概念，后者强调需求角度实施扩张或收缩的宏观调控，而前者侧重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中长期视野的宏观调控。

过去形成的主流认识是，需求与供给的总量平衡问题在完全竞争基础上便可解决。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之后相对无效、低效的救助措施，彰显了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和政策理念的困境。

从上世纪30年代末以来，经济理论一直由凯恩斯主义主导，长期侧重于“需求管理”，主要强调运用财政、货币政策管理需求端。总体来说，“需求管理”是一个总量管理，总量管理最值得肯定的成就体现在凯恩斯革命形成的认识，即政府要以合理的国家干预反周期，低迷阶段要扩张，高涨阶段要收缩。

中国在改革开放中逐渐让市场发挥作用后，也碰到总量问题，在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下，中国的调控都采取了以总量为主的政策。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资源环境、收入分配等制约已把可接受的调控“区间”明显收窄，再复制式地推出“四万亿2.0版”反周期调控，空间已十分有限。

反过来讲，从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调控实践来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宏观调控手段，显然都属于“供给管理”，而不是“需求管理”。2008年，美国人抛开之前奉行的“华盛顿共识”，放弃了由市场自发解决结构问题、只注重需求管理的思路，转而采用实实在在的“供给管理”手段来应对金融危机。

比如，美国政府选择性地不救“雷曼”，但出手救助了“两房”、花旗和通用，并且明确推行“油页岩革命”、“新能源汽车”、“制造业重回美国”等倾斜政策。这就是跳出了传统教科书的框架，以“供给管理”为关键的手段问题的体现。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之“新”已明朗，“常”还未实现，要使经济探底企稳，对接尽可能长久的“结构优化”、能量提升的发展“升级版”中高速增长平台，就要实现动力转换，同样应该强调供给端。

在此之前，我们已看到了高层的态度。比如说，中财办主任在浙江和广东两地考察时便特别强调以改革为核心，供给侧要发力优化结构。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前所未有地提到了“供给管理”。对于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各方面已经越来越有共识。

“两孩”也是供给经济学的主张

《南风窗》：新供给经济学的核心主张和理念是什么？

贾康：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的基本政策主张，可以概括为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双创”是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双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双减”是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

“双扩”是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合，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

“双转”是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放开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的转变，三中、五中全会已经有所回应，全面放开二孩现已达到，还有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双进”就是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需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实现形式。

“双到位”就是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如PPP机制创新；“双配套”是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和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

此外还有“五并重”，第一，“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究制订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第二，“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注重积极逐步打造国家“软实力”；第三，“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第四，柔性参与TPP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主动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订；第五，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

总的来说，各种要素的供给和制度的供给，都应该成为一个体系，只有如此，才能在供给端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有效缓解中国经济“滞胀”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式的、“塔西佗陷阱”式的风险。

中国还没有实施量化宽松

《南风窗》：从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到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再到最近的“双降”，关于中国版QE（量化宽松）的猜测之声从未停息。从这一系列的货币政策调整能否看出政府目前提振经济增长的深层理念和思路发生变化？

贾康：所谓中国版“量化宽松”说得过分了，现在需要有一定的松动银根措施。量化宽松，就是放松银根的常规手段已经没有操作空间的情况下，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的非常规干预。中国现在还不是这个状态，我们现在的货币政策就是要适度宽松。

宏观政策的基调仍然是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搭配，但已明确强调了“微刺激”概念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松紧适度”，以及适当增加重点项目的投资和“有效投资”，这些只属于宏观调控中“相机抉择”与结构优化结合的范畴，不是货币政策量宽性质。

不过，财政、货币两大政策的优化，今后至少需考虑把握好几点。

一是两大政策协调搭配的框架，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使市场充分起作用”的调控哲理。只要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处在可接受的区间之内，决不贸然启动财政、货币两大政策的“双松”搭配。

二是两大政策互有侧重、优势互补的同时，总体上需更多考虑强化与优化“供给侧管理”。比如，当前力推的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方面，同样需放入“供给管理”框架来充分发挥作用，更好地在供给侧发力。具体而言，就是要在新常态下把保障房建设、小微企业创业支持、环保产业发展等这些优化供给的事项做好、做实。

《南风窗》：与传统“供给学派”不同的是，“新供给经济学”比较强调制度供给的概念，制度供给在助推经济动能转换中应该如何发挥积极作用呢？

贾康：供给端有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制度供给。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供给管理”的过程，除经济部门、产业、产能、产品、技术等结构方面的供给内容外，最关键的还必须着眼于以改革即有效制度供给，打开“制度红利”这一最大红利源。

制度安排层面的取向应该是市场化，但又不能简单限于、止步于市场化概念。应该超越“政府与市场绝对冲突”或“要么政府、要么市场二者必居之一”旧式思维，在尊重市场、培育市场的同时，供给端的特定作为必须包括政府积极有效地建设市场、组织市场。

当前，我国还有很多深层次改革仍未全面开展和取得积极性成果，如资源型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新一轮价税财改革、中小企业融资机制改革、减少行政审批、打破垄断的改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等。这些改革都能够帮助企业对冲成本上升的压力，增加总供给，从而提高经济活力，既有利于控制住物价，又有利于保住增长的可持续性。

可以说，以“制度供给”释放“制度红利”，是中国未来10年、20年最需要着力争取的因素，也是超越西方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的偏颇，正确发挥“供给管理”的价值，促进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条件。

结构性减税是制度供给之一

《南风窗》：从各项改革来看，时间表的落实情况并不乐观。以财税改革为例，过去一段时间，间接税改革相对而言比较顺利，而直接税改革进程并不顺利。

贾康：各项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非常有必要多项改革协调并进，其中应充分看重的是价、税、财等通盘协调的配套改革。通过营改增改革、分步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及时推进消费税改革之外，还需在“立法先行”、“加快立法”的要求之下，适时推进环境税改革以及房地产税改革和个人所得税走向“综合加分项扣除”模式的改革，这将使我国税制结构向提高直接税占比的方向推进，逐步形成与市场经济纵深发展相适应的现代税制。税改所打造的地方税体系，又将助力于积极推进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一方面可以解决现实中基层财政困难、“土地财政”等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促进行政框架扁平化以及政府职能转变，从而降低行政成本，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和更好地释放市场主体活力，为其他改革打开空间，释放经济发展潜力。但是我们也看到，与间接税改革相比，直接税改革更深地触及既得利益，难度更大，争议更激烈。直接税制度建设推进缓慢，可以说，从一个侧面代表着财税改革的时间，现在正面临重大考验。

《南风窗》：从生产要素的供给来看，微观主体尤其是制造业遇到了很大的瓶颈，企业转型升级的实际成本还是非常高，企业都希望减税。里根的供给经济学，首要的一条就是减税，中国也应该照办吗？

贾康：企业的转换动力一定程度的确来自于“供给管理”，特别是要有制度供给，而结构性减税只是其中的一点。

在减税之外，我们也应该看到，企业还有很多非税形式的负担。实际上，对企业最具杀伤力是税收之外的负担，乱收费、乱罚款、变相索拿、“红顶中介”的掺合等等。

现在，我们更迫切需要的是在推进结构性减税的同时，把税外其他的负担减下来，特别是能够降低融资成本，使企业的创新得到持续的融资支撑。

投资不能废，但模式要创新

《南风窗》：在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方面，政府应该怎么做？大规模的政府主导式投资曾广受质疑，这种模式还能持续吗？

贾康：在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不能简单批评“高储蓄、高投资”，也不能照搬套用欧美国家以消费促增长的发展模式，更不能认为消费产生的GDP才是高质量的GDP，而投资产生的GDP都是低质量的GDP。

扩大投资并不必然导致产能过剩、重复建设。中国投资领域的核心问题不是总量和增速，而是结构、质量和效益。从结构看，未来宜重点围绕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服务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及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进行，在这些领域还应该提升投资强度。

从提升投资的质量效益看，要大力深化改革投融资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以创新投融资模式，引入多元投资主体。比如，PPP就是一个值得不断探索的模式。

双减政策的现实困境范文第3篇

应该说，目前市场的普遍声音是：短期反弹确定，但在国内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国际金融动荡的双重压力下，趋势不太会就此出现反转。

业内人士普遍认同，短期反弹趋势已经确立。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表示，尽管宏观经济层面的一些数据还需要确认，但是整体来看，A股已经位于低估区间，市场借此次“组合拳”做出修正是在意料之中。

广发证券策略研究员武幼辉表示，同9月15日央行宣布“二率双降”不同，本次三项政策每一项都直接针对股市，政策信号强烈，并且每一项政策均有实质内容。其中，印花税调整为对卖方单边征收，旨在鼓励投资者买入股票，其节省的交易成本，即使以近期日均400亿的成交金额计算，1年也能达到大约100亿；汇金公司高调购入3家银行股，事实上是在充当部分平准基金的职责；国资委的表态，强调了央企股价稳定对于市场稳定的重要意义，也带有“平准”的意向，而后两项措施将给市场增加流动性。

中信证券则在研究报告中指出，汇金增持和央企回购并非某个时点政策，而是会根据需要持续性地发挥作用，其对于后市的支持作用不可低估。此外，目前沪深股市超跌明显，9月初以来A股指数的跌幅约为21%，9月17日前3个交易日的跌幅超过8.8%，动态市盈率仅12.2倍。因此，在利多政策和周边环境的配合下，A股市场有条件形成超跌反弹态势，政策“组合拳”有助于判定市场在1800点一线的中短期底部的形成。

至于反弹的力度，武幼辉表示约在10%至20%左右，中信证券也是如此判定。而平安证券首席策略研究员罗晓鸣则认为，在市场趋势和市场波动风险尚未消除以前，短线投资者可考虑在冲上2200点后适度减持。

趋势性反转并未出现

目前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是，10月份后陆续公布的第三季度经济数据将会显示，企业盈利能力延续着前两个季度的下滑态势；市场持续动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阴影依然笼罩。在这种情况下，业内人士大多认为，目前还不具备趋势性反转的条件。“决定市场趋势的是经济基本面，而宏观面压力和企业利润下滑的情况不会在短期内发生扭转。”这是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分析师们在谈到后市走势时，出现频率最多的一句话。

武幼辉指出，反弹的持续性不会太强，趋势性反转并未出现。他表示，短期市场受汇金公司购入银行股刺激，金融板块将会成为最直接的受益者；而从中长期来看，国内整个宏观经济大环境是没有变化的，行业景气度依然向下，国内经济下行趋势难改。

分析师们的看法是，如果国际经济形势继续恶化，国外市场动荡得不到遏制，A股的反弹空间和反弹力度将会受到限制；而在国内，投资者对于宏观经济前景的看法持续谨慎，如果基本面持续不明朗，也将会制约反弹的空间。

不过，分析师们对于四季度的A股市场抱有较为乐观的态度。这种乐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后转向的强烈预期。武幼辉就表示，“二率双降”其实已经是很明显的信贷放松信号，而通胀回落的速度超过管理层预期，也为四季度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而这些才是关系到A股长期走势的决定性因素。

综合来看，分析师们的观点是，投资者需要密切关注宏观调控方面的动向，以对后市行情做出正确研判。而在本次由“组合拳”带来的反弹中，低估值品种、银行及券商股、现金流充沛及财务指标较好的价值型个股，短线都有着一定机会。

反转需要解决根本问题

9月19日，在单边征收印花税政策的第二天中午，曾被散户誉为推动单边征收印花税最大功臣的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发表的看法是：汇金作用有限，大盘难言反转。

贺强在今年的政协会议上郑重提出，监管层需要考虑单边征收印花税提振股市。他的提案在今年均一一兑现，一是降低印花税税率，二是近期出台的单边征收印花税。贺强透露，就在前一周央行和财政部均对他关于印花税的提案作出答复，“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监管层对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决心。”同时贺强对于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能为中国股市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感到欣慰。“这也是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该尽的责任。”

对于股市的问题，贺强表示现在行情只是反弹，还远没有实现真正的反转。“我们应该看到现在遇到的内外困境，比如未来国内宏观经济的走向仍然是不确定，而美国次贷危机也是一种分拆式的引爆，现在谈底部，谈大涨都是不冷静的心理，反弹可期反转难言。”

那么底部的最终出现会有何种信号？贺强表示底部的前提就是成交量不断放大，政策面配合。

对于监管层这次的救市组合拳，贺强赞誉有加，单一救市不能成效，政策组合拳效果更好。

贺强最后表示，股市燃眉之急过后就要解决存在的根本问题。从根本上解决股票的供求关系才是正道。“首先应该暂停股票供应，阶段性的停止大小非减持、新股、增发，非常时期应该用非常手段。其次增加股票市场的流通性，这次汇金公司入市，就是一个信号，但是汇金公司没有救市托市的责任，他的职责也不在于此，只有一只长效的、担负救市任务的平准基金存在，方可缓解现在的困境。

然而，究竟什么才是中国股市的根本问题，到底是什么力量把中国股市拖累到这般境地？

据调查发现，乘机袭入的“砸盘热钱”，大规模解禁的“大小非”，以及“偷偷摸摸”的定向增发是现阶段导致股指下挫的元凶。在这些元凶背后，更反映中国股市主导权的更替，中国股市游戏规则的重新确立。

“我们今年3月份时，就已经把股市的资金撤出来了，现在主要是寻找一些好的PE（私募股权投资）项目，改做长线投资。”一位深圳私募机构的副总经理李先生这样告诉记者。

李先生的行动并非特例。据了解，比他更早撤出A股、更著名的私募界人士是赵丹阳。今年1月2日，赵丹阳所领导的公司――赤子之心在网站上挂出了“致投资者的一封信”，宣布清盘旗下A股基金。对于为何选择清盘离场，这位中国阳光私募里程碑式人物无奈地告诉自己的客户：“以我的投资能力，目前在A股已找不到既安全又有投资价值的股票了。”

赵丹阳说出此番话时，上证综指是5300点。早在2007年5月份，他就已卖掉了手中所有的A股，只利用手中的资金打新股。因为当时他认为，3000点以上的A股已不具备投资价值。

时间仅仅过去5个月，赵丹阳的看法得到市场印证，飞流直下的股指最终跌破2000点。

产业资本PK金融资本

“赵丹阳的离开，表面上看是对A股估值的分歧，但背后更深刻的原因是他看到市场的主导权已经发生变化。”一位总部在北京的基金业内人士表示。

由于监管部门最近严令基金公司高层不得发表看空言论，在他的一再要求下，记者暂时以A先生代表该人士。

A先生认为，当前的市场正经历股权分置改革后的阵痛。“证券市场是一个凭实力说话的地方，随着大小非陆续进入解禁期，手握两倍以上A股流通市值的产业资本，已经在事实上取得市场的主导权，尽管这种现实可能是在他们很不情愿的情况下。”

A先生解释道，由于管理层实行审核制，股改前的A股一直是稀缺资源。在这种背景下，谁的钱多谁就有话语权，即股价的高低取决于市场资金的多寡。而现在，面临未来3年中将凭空多出来两倍流通市值筹码，这个游戏规则发生了改变，即只要手中的货足够多，股价想有多低就有多低。

“这样讲并不是说产业资本要刻意做空股市，而是市场制度变化后的一种逻辑必然。”A先生认为，大小非解禁后，手握12万亿元市值筹码的产业资本，必然会以自己所处行业平均收益率进行持有与否的决策。以私募股权投资为例，市盈率通常在10倍左右。

目前股市的平均市盈率在20倍左右，明显高于产业资本的期望收益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抛售套现几乎是必然选择。来自深交所的报告也证实，2007年，深交所82%的大小非持股在解禁后套现。

“中国股市用了18年时间才使自己的流通市值达到现在的水平（约5.87万亿元），而它在未来3年到4年中要再承接12万亿元的筹码，压力之大可想而知。”A先生表示。

热钱吸筹意图长远

正是看到市场游戏规则已经发生变化，一些先知先觉的机构已经提前在股市上撤出。指南针公司研究员雷涛说，从去年10月中旬至今，基金通过专用席位已经在上交所净卖出1600多亿元；保险机构净卖出740多亿元，其中仅中国平安一家在市场上的净减持金额便超过200亿元。

“相对于整个基金业管理的两万多亿资产而言，我们的减持力度并不大。由于有监管部门的‘指导’，所以各基金公司都不敢卖得太急。但是，基金不做空并不等于其他机构不做空，据我所知，一些外资背景机构手里攒了很多筹码，准备砸盘后以更低的价格吸纳。”另一位基金经理告诉记者。

该基金经理所指的外资背景机构，既包括QFII这样的公开投资者，也包括通过非正式渠道进入A股市场的所谓“热钱”。这些外资背景资金，今年4月份时在3500点附近大举进货，目前正等待合适的机会出手。

4月24日，下调印花税的利好消息公布后的首个交易日，沪深股市跳空高开逾8%，数百只股票涨停。在随后的6个交易日里，大盘震荡反弹，上摸3786点。与反弹前的低点―4月22日最低点2990.79点相比，涨幅超过20%。

“4月24日下调印花税利好政策出台前，外资背景资金便已经提前获悉并在市场上收集到大量廉价筹码。不过，与以往不同，这一次他们并没有急于借利好出货赚短线利润，而是把相当多筹码留在了手里。”该基金经理向记者透露。

据资料显示， A股共有53家机构获得QFII资格，总计额度为99.5亿美元，累计汇入资金99.26亿美元，结汇约787.71亿元人民币。其中，49家QFII现持有的证券资产市值接近2000亿元人民币，是A股市场的重要机构投资者。不过，这并不是外资力量的全部，除了身处“阳光”下的QFII外，还有更多的资金（热钱）通过各种身份借道进入A股市场，这部分资金规模甚至远远超过QFII。

那么，热钱的规模到底有多少呢？由于热钱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和保密性，官方难以获得准确的数据，因此进入中国的热钱规模一直是个谜。在通常情况下，研究人员只能通过研究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净误差与遗漏项目（热钱规模＝外汇储备增量－贸易顺差－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方法进行测算。

按照这种方法计算：自2003年到2008年一季度热钱累计流入规模约有4175亿美元。若考虑到热钱还可以通过虚假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渠道进入，2003年至2008年6月份，热钱流入规模可能在6000亿美元以上，并且流入速度有逐渐增加的趋势。这些热钱有相当一部分流入到股市、楼市等投机性较强的领域。对于热钱的数量，业界分歧很大，也有专家说，热钱已高达1.75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截至2008年3月底的中国外汇储备存量的104%。

从几家证券营业部在上交所的席位交易记录中不难发现，这几家营业部一直以来被外界认为是外资机构开户集中地。他们分别是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上海陆家嘴环路证券营业部、申银万国上海新昌路营业部和中信证券专用席位。4月初至4月21日利好公布前夕，上述几个席位分别净买入125亿元、30亿元、26亿元。

这3家营业部在今年4月大盘反弹后并未趁机套现，而是继续增持。他们在4月24日至6月6日期间再度分别净买入17亿元、15亿元和9亿元。在6月10日至19日股市单边下行阶段，仍分别净买入2.1亿元、3.8亿元和10亿元。

从这3家营业部建仓品种上看，外资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中国平安、中信证券、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金融类个股。以上海陆家嘴环路证券营业部为例，该营业部在4月份净买入33亿元的中国平安，9亿元的中信证券，以及6亿元至12亿元不等的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建设银行和兴业银行。此外，像大秦铁路、中国神华等大盘权重股也在他们的购买名单中，单只品种建仓规模在4亿元至5亿元之间。

“他们做空的目标位很可能就是在2000点左右。”上述基金业内人士透露。

国海证券在近期的研究报告中称，尽管PPI再创新高，但中国十几亿人的内生性需求仍是推动今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即便GDP增速有所回落，宏观经济整体上也仍会保持良性发展势头。目前沪深300静态市盈率为21倍，2008年以20%的增速保守计算，动态市盈率仅为17倍左右，通过与H股比较，多数优质蓝筹股价已与国际接轨，具备较明显的估值优势。

市场估值将向实业资本价格靠拢

从去年10月中旬调整至今，上证综指、深圳成指相继“腰斩”，股市大底在何方？

面对这个并不比歌德巴赫猜想容易的问题，长城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勇认为，大小非减持将是市场重新构建估值体系的起点，中国股市面临阵痛。未来证券市场上的资产价格将更多被实业市场上的资产价格所左右。“在二级市场参与主体增加了大小非股东之后，会拉低原有估值水平。今后，大小非股东在衡量二级市场的投资回报时，将会参照自己所处产业的资本回报率。”张勇是在今年7月份说出此番话的。

这个资本回报率是多少呢？记者从广发基金2006年的策略报告中了解到，截至2005年10月，国内各行业的资本回报率一般从7%至17%不等，对应的市盈率从6倍到14倍不等。如果以私募股权基金认可的合理回报率――10%计算，对应的估值水平为10倍市盈率。

张勇还表示，随着A股市场全流通，还将受到全球股市定价影响。随着二级市场与一级市场股价接轨、A股价格与H股股价接轨的陆续发生，势必引发A股估值与国际接轨。

张勇的预测正在变为现实。据统计，截至6月20日已有包括中国太保、中海集运、中国石油、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煤能源等在内的16只个股跌破IPO发行价，此后该数据在9月份更是被不断改写，破发的阵营也迅速扩大。

与此同时，A股与H股的接轨也在进行中。来自天相投资分析系统的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20日已有5只同时在内地和香港上市的公司股价出现“倒挂”。其中，海螺水泥A股6月21日的收盘价为43.51元人民币，港股报收于54.7港元，A股较H股价格低9.77%，而中国铁建、交通银行、中国中铁、中国平安的A股股价较H股折价幅度也从2.92%至6.09%不等。当然与眼下的行情相比，此数据已经不足以让人感到触目惊心了。

不过，业内人士同时指出，就整体而言，A股与H股相比仍处于溢价状态，52只同时在沪深股市和联交所挂牌的个股平均溢价幅度为78.84%。这意味着，如果A股和H股价格真正接轨，前者还有56%的跌幅。

商品价格下跌才是中国股市最好支撑

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分析师王磊认为，美国政府宣布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后，几乎全球市场都为其欢呼。道琼斯工业指数大涨2.5%，伦敦富实100指数大涨3.9%，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股指几乎都迎来了次贷危机以来难得一见的巨大涨幅。“两房”发行的次级债与国债的利差也大幅缩小，持有“两房”债的投资者一夜之间愁眉换笑颜。

不过，美国财政部恐怕高兴不起来，因为其要耗费的资金可能高达1000亿-2000亿美元。美国财政部的官方网站上解释其注资“两房”的3个原因分别是，维持市场稳定，保证按揭贷款可持续获得以及保护纳税人。

实际上，第一个原因才是最重要的，为“两房”注资是美国财政部无奈的选择。“两房”目前共持有5.4万亿美元的未清偿债务，约占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总额的40%，其发行的资产支持债券是全球主要金融机构曾经最青睐的投资品种之一。

2008年6月由于按揭资产质量的进一步恶化，“两房”危机爆发，其优先股和次级债分别被评级机构下调评级和置于评级观察状态。“两房”主要的资产并非次级按揭贷款，这也标志着次贷危机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按揭贷款危机”时期。政府对其机构―“两房”的注资也是应有之义。

目前为止，“两房”发行的最优级债券没有受到太大冲击，而次级债和优先股持有者由于可能面临不能完全履约还债和优先股股息难以保证而受到较大的冲击。庆幸的是，持有“两房”次级债和优先股的主要是地区型商业银行，金融市场受到的整体冲击还不大，而一旦优级债券评级下调，全球大部分金融机构都将面临新一轮的资产减计风暴。

1998年，曾叱咤华尔街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因持有的未平仓合约全部违约而轰然倒地，那次风暴震动了整个金融市场，让美联储不但努力协调大型金融机构接管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还下调了基准利率以保证金融市场稳定。

而今，美国财政部对“两房”的注资高达千亿美元，几乎相当于世界排名第9的香港外汇储备的总量，救“两房”比救3月份被摩根大通兼并的贝尔斯通的难度要大得多。如此大额的支出也只有美国财政部才能吃得消。因此，财政部的注资也是及他人所不能及之事。

那么，如此大规模的挽救行动是否会改变目前全球金融市场的颓势和格局呢?

从对汇率的影响上看，财政注资挽救“两房”提高了投资者对相关美元信用债券的信心，使得资本流入美元资产，助推美元上升。与其相对，德国等欧洲国家债券价格出现下跌，欧元对美元汇率最低跌至1.405附近。

但是，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可能因挽救“两房”和减税而在2008年末上升至占GDP4%-5%的水平，这将接近美国财政赤字的历史最高水平，并将在长期对美元汇率构成压力。

除此之外，“两房”被救仍难以使美国金融机构资产状况得到改善。就在美国财政部宣布向“两房”注资的第二天，陷入困境的雷曼兄弟因韩国产业银行拒绝入股致使股价暴跌40%。这反映美国金融机构目前仍然十分脆弱，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继续下滑，资产减计可能逐步增加，全美商业银行的信用卡贷款不良率也将快速上升。资料显示，全美商业银行信用卡贷款资产减计比率(Charge-off Rates)已经由2007年2季度的3.85%上升至2008年2季度的5.47%，上涨速度超过了房地产按揭贷款减计比率的上升速度。

因此，“两房”被救其实只是让疲弱的资本市场得以喘息，未来的坏消息可能仍将接踵而至。

实际上，目前美联储留有的100个基点的减息空间也是用来防备金融市场及美国经济进一步恶化，分析师王磊预计2009年美联储可能再次采取减息的政策。

对于仅仅持有“两房”最优级别债券的中国金融机构来说，这次“两房”的获救让他们捡到了大便宜。

“两房”最优级别债券的信用风险利差已经大幅下降，流动性也得到了提高，这些机构相关资产的风险将显著降低。除此之外，我国外汇储备安全性和流动性将得到提高，应对宏观经济风险的能力将得到增强，而这是在国际金融市场风起云涌之时，保证我国国内金融市场稳定的有力武器。

同时，当前金融市场上形成的汇率、大宗商品价格、货币市场利率都在短期内出现了大幅变化，在全球一体化进程已经进入到金融一体化的时代，这些关键的价格变化对各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

目前，资本已经从大宗商品市场撤出，近期美元的货币市场基金受到了青睐。但是，美国金融机构的脆弱仍然是美元资产价格最危险的不定时炸弹，美元在这一阴影下不会持续走强。

王磊预计，欧元对美元汇率2009年内将在1.35-1.45范围内维持。这就意味着资本并不会持续回流至美元资产，前段时间大家担心的资本外逃不会在2009年底前发生。

实际上，根据统计机构调查，与除日本外亚洲新兴市场国家近期出现的大量资本外流不同，中国正在继续吸引资本流入。

当海外资本市场为注资“两房”欢呼时，A股股指却岿然不动，这表明，中国资本市场并非决定于“两房”和国际资本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才是对我国股市最好支撑。

当CPI回落到可接受范围，宏观调控逐步减弱，而上游价格回落时，工业企业利润将会出现恢复性上涨。尽管中国面临外需下降的考验，但盈余的财政和广阔的国内市场将支持中国成为2009年经济稳定增长的明星。在资金与盈利的配合下，资本市场反弹并非空中楼阁。

中国经济的决定要素是PPI

股市的发展还是要靠基本面。我们说股市的趋势看基本面，超过基本面的下跌可能就属于技术层面或者说心理层面的因素了，所以心理问题或者技术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的政策，而经济基本面则有赖于宏观大环境的变化。

PPI才是决定中国股市走向的关键指标，PPI见顶后也就是开始出现回落的时候，股市才可能见底，但是股市的见底有一个时间差，这个时间在日本当年是9个月，在中国会缩短至3个月左右。

所以很多人看到CPI回落了，总认为大盘该涨了，但是须知决定中国经济的是制造并非消费，所以要看PPI，只有制造业好转了，中国经济才能走稳，别忘了中国的地位是核心制造国，其他主要服务业都是为制造业服务的。近日公布的PPI数据显示其已经开始在高位震荡，中国PPI理论高点值应该在10.6%左右，但是预计达不到这个值，因为油价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都已经出现了持续性的回落。未来1-2个月的时间PPI可能会掉头向下，就会有利于大盘的止跌企稳。

如果从现在的假设和逻辑来看，经济的企稳回升应该是在明年年中左右，到时候还要看具体的宏观数据。这一年对中国经济比较关键，经历了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生存下来的企业，后面必定有较大的发展，因为中国就看产业升级的情况。我们所走的经济道路和日本当年是一样的，都是工业化道路，论发展阶段，我们现在相当于日本的1965-1975年，可能更像1974、1975年的情况，日本在经历了1年的经济阵痛期后就重新走上了上涨的通道，不过我们现在也已经明显地感受到中国企业的产业升级速度在加快。

股市会有一个动荡的阶段，同时也会经受大小非的考验。专家认为，这两年的牛市最根本的原因不是股改，股改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能引起市场如此大幅上涨的因素根本还在于基本面的变化，那就是人民币升值。我国在2005年7月进行了汇改，人民币走上了升值之路，加上前几年国内经济形势一片大好，股票出现了严重的低估，各种理由都支撑了股市的上涨。

双减政策的现实困境范文第4篇

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 科学发展观 未来走向

经过多年的发展，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仍面临着不少现实困境，例如，“一乡一校”新问题已经显现、“空巢学生”关爱服务体系尚未建立、学生辍学现象有增无减、教育质量整体不高和校车安全存在隐患等，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和质量，急需用科学发展观破解其面临的诸多困难与挑战，以寻求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科学发展之路。

一、科学发展观对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发展的指导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与时俱进的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它科学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面临的“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刻阐明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发展手段等[1]。科学发展观对于破解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困境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1.“为什么发展”揭示了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为什么发展”涉及发展的价值、意义等根本问题，是关于发展的价值论。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它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根本性、基础性的作用。“只有紧紧抓住和搞好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把握人民的愿望，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把握我们党执政兴国的关键。”[2]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矛盾和问题的关键，不发展就没有出路。

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是经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担负着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任，它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的作用。教育不仅要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更要适度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前面，因此，“为什么发展”对于教育而言，是指教育的优先发展，是指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教育的优先发展，不仅仅是数量上的扩张，更要注重以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发展。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发展比较缓慢，发展后劲不足，主要是我们以前对义务教育的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认识不够，对义务教育的优先发展地位认识不够。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发展也是解决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一切问题的关键。因此，要加大投入，优先发展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使之适度走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前面，为把农村贫困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起到巨大的引擎作用。

2.“为谁发展”体现了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为学生全面发展的根本宗旨

“为谁发展”涉及发展的价值取向、终极目的问题，集中体现了党的政治立场，是关于发展的目的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坚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2]

以人为本是把人作为目的而非手段，是对人的目的地位的肯定，是对人的主体地位的尊重。而要维护人的目的地位和主体地位，必须体现人文关怀，关注人的发展愿望和多样性需求，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教育必须体现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这一教育根本宗旨。坚持育人为本，就是要更好地发现人、理解人、尊重人和关心爱护人，发现人的优势和闪光点，理解人的个性特点，尊重人的发展规律和主体地位，激发和保护人的首创精神，促进人的全面和谐的发展。义务教育能够满足农村贫困地区学生基本的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满足他们求真、向善、爱美的需要。所以，农村贫困地区孩子的追求和需要，就是当地义务教育的奋斗目标。

3.“靠谁发展”彰显了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教师的主体地位和自我价值

“靠谁发展”是发展的动力定位，是关于发展的动力论。科学发展观坚持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坚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集中全社会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把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好、凝聚好，不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生动活泼局面。因此，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承载着为谁发展和靠谁发展的双重意义。

教师是义务教育发展的决定力量。义务教育的发展要靠教师的共同努力，需要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创造性地劳动、艺术性地教学。教师是义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体，是学生学习活动的主导者，是义务教育活动的主要影响源。他们的专业成长对于义务教育发展、学生成长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教师是通过教学来履行社会承诺，实现个人发展和自身价值的。教师理想和希望的实现是在学生成长中表现出来的。只有在实践中研究和理解不断变化的学生，理解和研究不断发展的教材，帮助学生克服学习上的各种障碍并获得成功，才是教师专业成长的必由之路。所以，对于农村贫困地区教师，应该培育他们的专业成长，提高他们的待遇，改善他们的教学和生活条件，使他们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教育工作，在让学生发展的同时自己也得到发展，学生提高的同时自己也得到提高。这是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良性发展之路。

4.“怎样发展”反映了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健康永续的发展模式

“怎样发展”揭示了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辩证思维方法，是关于发展的方法论。科学发展观凸显了的科学方法论，它坚持以人为本，反映目的和手段的辩证统一；坚持系统推进，内涵重点与全面的有机结合；坚持统筹兼顾，追求不平衡中的平衡协调；坚持又好又快，注重效益和速度的最佳结合；坚持可持续发展，着眼现实和未来的共同美景。科学发展观就是要促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和谐，“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一代地永续发展。”[2]

实现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快速超前地发展，首先要统筹协调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发展。义务教育的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兼顾教育发展中的速度与效益、数量与质量、规模与结构、公平与效益的关系，促进发展的良性循环，实现最大教育效益。目前，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主要存在两个不协调的问题：一是在经费投入上，与城市学校不协调；二是在学校办学条件上，与国家统一标准不协调。其次，实现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教育发展方式是实现教育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教育发展。多年来，我国教育的发展方式一直是以“外延发展”为主，追求规模和数量，人才结构与就业结构、产业结构不匹配，严重制约我国产业升级，影响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必须调整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结构、改革教学模式、转变管理方式。再次，建立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科学的评价标准与机制。教育评价观是教育改革、教育发展的“指挥棒”，有什么样的教育评价观和评估标准，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改革行动和教育发展局面。而评价教育发展最高的标准，就是看教育能否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政治民主；能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满足人们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为此，需要建立一系列的教育评价标准体系和评估制度，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标准、义务教育发展国家标准、义务教育教学质量评价标准、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标准、学校办学效益评估标准和学生发展评价标准等，同时加强教育行政督导，建立民间的教育评价中介组织。

二、用科学发展观把握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未来走向

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能够紧跟社会和时展的步伐，把握其未来发展的走向，形成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科学发展的节奏和内涵。

1.在现代化要求上：实现信息化与乡土化的紧密结合

教育现代化是指教育要适应现代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等方面发展，构建起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相贯通的教育格局，结合国内外教育资源，继承并创新、赶超国内外先进教育发展水平的过程。教育现代化是对传统教育进行全方位的变革，这种变革具体表现为：它是保障人民受教育的权利，追求高质量的教育平等，让教育成果惠及人民的现代化；它是高度重视教育在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中发挥作用的现代化；它是贯穿人们一生的教育过程，而不是阶段性的教育；它不仅仅依靠传统的物质手段，更是在信息技术条件下的现代化；它不局限于本地区和本民族，而是在全球化境域下的现代化。

因此，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现代化，就是要加大课程的改革力度，将国际化教育纳入自己的教育内容；关注弱势群体的教育机会，让他们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运用好信息技术手段，使农村贫困地区现有的教与学的方式实现较大变革；进一步引入市场机制，加大农村贫困地区教育经费投资力度，实现办学主体多元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办学形式多样化[3]。一句话，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现代化，就是农村贫困地区学校既有现代化的教学条件和设施，又有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既有国际化的教育教学内容，又有自己浓郁的乡土气息；既能培养出服务全社会的优秀人才，又能投身于农村贫困地区，成为一名行家里手。

2.在培养目标上：大力提高农村贫困地区学生的综合素质

提高农村贫困地区学生的综合素质，应该坚持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和全面发展，坚持文化知识学习与思想品德修养的统一，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思想，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意志坚强，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使学生具有热爱劳动人民的情感，具有安全意识、生命价值和可持续发展理念。

素质是指人在先天禀赋的基础上通过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而发展形成的人的主体性品质，即人的品德、智力、体力、审美等方面品质及其表现能力的系统整合。具体地讲，人的素质结构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是现代社会生活方面的素质，包括人从事一切社会活动所必备的，能为现代社会的规章、规则、习俗等所认同的各方面的素质，如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卫生习惯、思维方式、身体素质、社会成员间自觉养成的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规范性等方面的状况与水平；第二层是文化智力素质，它是指一个人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智慧状况，在教育、科学、技术、文化等方面所达到的素养、水平及其发挥、应用的能力与程度；第三层是思想政治道德素质，它主要是指一个人的思想、政治、道德、理想、信念等，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三观”，即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4]。提高学生的这些素质，最重要的途径是实施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就是依据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全面提高全体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尊重学生个性、注重开发人的身心潜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教育。而提高农村贫困地区学生的综合素质是时展的客观要求，是改变农村人口素质的迫切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现实要求。所以，需要大力提高农村贫困地区学生的综合素质，完成义务教育的育人目标。

3.在发展机制上：使自然调整与政策调整共同发挥作用

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发展受“自然型调整”与“政策型调整”两大推动力的影响。所谓“自然型调整”就是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顺应人口、区域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及城镇化发展趋势进行的调整。其中，人口因素的影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我国农村学校数量减少，主要的原因是在校学生数减少，也就是农村儿童数量下降，是学校进行调整的主因。同时，受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地理环境、交通便捷程度、人口居住方式等因素影响，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学校布局相对分散，学校规模集中度低，由此导致其学校数量多。所谓“政策型调整”就是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在政府部门出台具有一定针对性的政策之后而发生的一些调整和变化，即教育政策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目前主要体现为“城镇大班额”、农村学生“择校”、农村家长“陪读”等方面。实证研究表明，1995～2008年间，在校生的数量变化是影响学校数量变化的主要因素，我国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是顺应人口变动和城镇化发展的“自然型调整”。而2008年新一轮布局调整是应时而动，因势而发，是在“自然型调整”基础上的政策干预与介入。但问题是“政策型调整”没有恪守合理限度，出现了“一刀切”和无节制的撤点并校行为，违反了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5]。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发展应该回归教育本位，回应教育需求，使自然调整与政策调整协调一致地发挥作用，推动教育的科学发展。

4.在经费保障上：由“以县为主”向“以国为主”转变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并实施以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体制是“谁办学谁掏钱”，即以地方为主负担教育经费。这种投资体制又分为以乡镇为主负担教育经费和以县为主负担教育经费两个阶段。“以乡镇为主”其实就是国家把举办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托付”给乡镇，即“以农民为主”承办义务教育。随着农民收入增长率不断下降，乡村两级不得不大量举债，而“集资办学”使农民的负担更加沉重。于是，“以县为主”投资体制便走上舞台。“以县为主”就是由县级财政统筹义务教育资金。这种投资体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均衡县内的贫富差别，但是要让贫困县背负起农村义务教育的重担，恐怕困难重重。其原因：一是县级的“财权”远远小于其“事权”，二是我国贫困县数量较多，三是中央的转移支付不足以解决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现实问题，四是我国义务教育还有巨大的资金缺口需要填补。所以，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必须由“国家”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变“以县为主”为“以国为主”，即提高国家财政教育支出占GNP的比重，调整中央和地方对义务教育负担的比例，落实“中央统筹，分级管理，以国为主”的指导方针，使教育投入向农村贫困地区大力倾斜。

5.在资源配置上：“由边缘到中心”、“由外推到内生”发展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赖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建构与完善。一般来讲，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应由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地区性的公共产品应由地方政府负责提供。农村义务教育属于全国性的公共产品，理应由中央政府负责提供。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在义务教育的供给上实行的是两套政策，城市义务教育基本是由国家提供，而农村义务教育的供给却主要依靠农民自己，这种极不合理的制度安排的直接后果是农村义务教育的“边缘化”。近年来，尽管国家加大了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投入，但仍然远远落后于农民的需求，所以，对待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发展要有前瞻性，教育资源向该地区倾斜的力度要大大加强，实现“由边缘到中心”的转换，以促进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超越式发展，以抵消或弥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等劣势因素的不利影响，真正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

对于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教育资源的倾斜与输入只是外部推力，提升教育理念和改进教育模式才是其内生动力。因为如果没有先进的办学理念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再好的硬件设施也发挥不了其应有的作用。在农村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得到改善之后，相对于硬件设施问题，师资队伍素质提高、生源吸纳、学校运营模式、学校管理改革、教学质量提高、信息技术应用等软件问题是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根本[6]。从这一角度看，实现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价值重塑，形成其自身发展的积极性、自主性，帮助农村教育管理部门及农村学校建立新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模式，是解决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发展落后的关键。因此，义务教育资源倾斜政策的制定应更多地关注来自基层的微观教育发展问题，变输血为造血，变被动接纳为主动吸收，更好地惠及农村贫困地区每一所学校、每一位教师、每一名学生，使他们获得自我更新、自主发展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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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陶传友，窦爱兰.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底蕴.北京：出版社，2008.

[2] 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要.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9.

[3] 胡卫，唐晓杰等.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

[4] 乌凤琴.素质教育及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8）.

[5] 雷万鹏.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影响因素与政策选择.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5）.

双减政策的现实困境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后金融危机； 家庭理财； 误区； 避税策略

在银行不断调高存贷款利率、股市起伏不定、房价节节攀升、车价步步下跌的背景下，老百姓手上的钱，怎么打理，才能生出更多的利来，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收入就像一条河流，财富好比是一座水库，花出去的钱就如流出去的水，所谓理财就是管好自家的水库，开源节流。要想让水库中的水量不断增多，开源固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手段，但节流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合理避税是家庭节流行之有效的方法。本文主要探讨在法律框架内，家庭如何通过税收筹划进行合理避税的具体方法。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合理避税在家庭理财中的意义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世界经济陷入艰难困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国政府一系列救市政策的出台，各国经济发展逐步回升，金融危机最危急的时期基本过去，由此进入相对平衡的后金融危机时代。但另一方面，后金融危机时代，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源并没有或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消除，世界经济发展仍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在这种大环境下，家庭犹如经济浪潮中的一叶扁舟，随时面临各种风险，轻则对家庭财产造成冲击，重则有覆舟之虞。因此，注重家庭理财、善于合理避税，对于每个家庭来讲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最近，广州的一家报纸请税务专家按照虚拟的案例估算出：作为城市里的工薪阶层，我们每个人这一辈子都可能要交100万元的税。

该案例假设一个人年薪15万，从25岁工作到60岁，这35年间缴纳个人所得税52万元左右（已扣除社会保险等）。根据中国的习惯，这一生通常至少会买一套100平米左右的房子，假设是150万，至少需要缴纳2万多元契税和其他一些税。在建造这套房子时，按10%的税率保守计算，开发商要向国家交税15万。如果买一辆国产的20万元左右的车，其中含税至少七八万元。倘若是进口车，还要交得更多。如果给孩子买奶粉，购护肤品，有时在外请客吃饭，偶尔还买个iPad3什么的，平均每个月花费3 000元左右，则要缴纳的税为600元以上，到60岁时，为此交纳的税为25万元以上。以上各项税收加起来一共是102万元，其中个人所得税约为52万元。这还不算在25岁之前和60岁之后的所有花费。

该例中，每个月约1 200元的个人所得税，经过几十年的累积，居然得出如此惊人的数字，看来我们有必要采取合理、合法的手段来达到合理避税的效果。

二、合理避税的含义和原则

（一）合理避税的含义

合理避税也称为节税或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根据政府的税收政策导向，通过经营结构和交易活动的安排，对纳税方案进行优化选择，以减轻纳税负担，取得正当的税收利益。合理避税更多的是一种财务收支安排，是一种在税收最小条件约束下的金钱组合游戏，也可以看作是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博弈。

（二）家庭税收筹划的原则

1.合法性原则

家庭税收筹划要在税收法规、税收政策、税收征收程序上来选择实施的途径，在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许可的范围内降低税负，获取最大化的税后价值。

2.价值原则

家庭税收筹划的主要目标是帮助其获得最大化税后价值或税后收益。因此，价值取向是实施家庭税务筹划的首选因素，价值越高，筹划的意义就越大。反之，也就失去了筹划的意义。

3.效益原则

家庭纳税筹划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实施筹划来节约税收成本，实现减轻家庭税负和谋求家庭的税后最大效益。因此，当存在多种纳税方案可供选择时，要充分考虑，选择总体税后收益最大的方案。

4.风险原则

家庭税收筹划尽管可以为家庭提高税后收益，但也面临着各种不确定因素。因此，在进行家庭税收筹划时，要尽力管理风险和控制风险，尽最大可能降低风险，转移风险，分散风险，以减少损失。

三、家庭税收筹划的误区

（一）误认为避税和理财是有钱人的事

很多人说，“我手里没啥钱，何须避税？”认为自己没有什么财富积累，没有条件也无从谈起避税和理财。但富兰克林曾经说过“人这一生中有两件事无法避免：一个是死亡，一个是纳税。”税收是生活中每天都要发生的事，取得工资薪金时可能要纳税，投资获得收益时也要纳税。如果现在的收入并不多，每个月的个税也就百十块钱，似乎对自己的生活没什么影响。但是，我们必须重视所缴纳的这百十块钱的个税，如果忽视了它，损失的不仅仅是这百十块钱，更失去了理财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所以，依法理财要趁早，合理避税要抓紧，这是每个家庭的理财箴言。

（二）误把税收筹划等同于偷税、逃税避税

家庭税收筹划与逃税避税具有根本的不同。家庭税收筹划是在合理的方式下减少税务支出，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税收筹划是一种合法和超前的涉税行为；偷税是指纳税人以不缴或者少缴税款为目的，采取各种不公开的手段，隐瞒真实情况，欺骗税务机关的行为，是违法和滞后的涉税行为；而逃税避税则是纳税人利用法律的相对漏洞或含糊不清的方式，以减少他本应承担的纳税额，是不符合法律规定、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三）误以为税收筹划会减少国家税收，损害国家利益

虽然从短期来看，家庭通过税收筹划会减少纳税，但是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家庭通过税收筹划可以更好地推进国家税收制度与法律政策的不断改进和完善，有利于优化家庭投资结构和投资方向，有利于家庭整体盈利能力的不断增长；推行税收筹划，不仅不会减少国家税收收入，损害国家利益，相反，从长远来看，将会增加国家税收的整体收入，推动我国税务和管理事业的蓬勃发展。

四、后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家庭避税策略

常言道“野蛮者抗税，愚蠢者偷税，聪明者避税，智慧者去做纳税筹划”。事实上，由于国家政策——如产业政策、就业政策、劳动政策等政策导向的影响，我国现行的税收法律法规中有不少优惠政策。作为纳税人，如果充分掌握这些政策，就可以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通过事先安排和筹划，进行合理避税，提高自己的实际收入。在此，笔者主要梳理了家庭理财常用的五大合理避税策略：

（一）收入巧安排，节税也光荣

李凯是一名导游，在一家旅游公司工作，我们都知道导游业务分淡旺季，所以李凯的工资在一年中波动不稳。李凯2011年9月份工资加奖金拿到3 500元、10月份3 500元、11月份9 500元、12月份9 500元。如何进行筹划才能降低税负呢？

纳税分析：如果不进行税务筹划，李凯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为：9、10月分别应纳个人所得税为0元；11、12月分别应纳个人所得税：（9 500-3 500）×20%-555=645（元）；李凯合计纳税=645+645=1 290（元）。

纳税筹划策略：如果将李凯这几个月的工资改为每月发放6 500元，即总收入不变，只是将工资在四个月内平均发放，那么李凯在9—12月份应扣缴个人所得税为： [（6 500-3 500）×10%-105]×4=360（元）。

可见筹划后，李凯可少负担个人所得税1 290-360

=930（元）。

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许多行业的职工会出现一年内收入不均衡的情况，收入的不均衡直接导致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不均衡，且总体上会加重纳税人的负担。这时，企业可根据对个人年内收入情况的预计做出收入分期的适当安排，在企业旺季少发一些工资、奖金，然后在业务淡季再适当补充发放。这样使各月工资收入相对均衡，相应减少应缴税额。

（二）年终奖细分析，巧发放个税减

某公司办公室主任王女士2011年12月份取得工资、薪金5 500元，当月一次性获得公司的年终奖金24 000元。

纳税分析：按照相关规定，王女士12月应纳个人所得税款为：工资部分应纳税额=（5 500-3 500）×10%-105=95（元）；奖金部分应纳税额=24 000×10%-105 =2 295（元）；12月该纳税人共应纳税=95+2 295=2 390（元）。2011年9、10、11月份假设工资还是5 500元，该纳税人还应缴纳95×3=285（元）的个人所得税，这样王女士9—12四个月共应纳税：2 390+285=2 675（元）。

如果该公司财务人员将王女士的年终奖金分四次发放，即9—12月每月平均发放6 000元，12月的6 000元可以作为奖金发放，9、10、11月份的奖金可以作为工资一块发放，这样，该纳税人四个月的纳税情况计算如下：12月的工资应纳税额为95元，12月的奖金应纳税额为6 000×20%-555=645（元）；9、10、11月每月应纳税额为：（5 500

+6 000-3 500）×20%-555=1 045（元），则四个月共应纳税95+645+1 045×3=3 875（元）。

通过对年终奖金税务筹划前后的比较可以知道，第二种发放奖金的方法使纳税人多缴纳税款1 200（3 875 -2 675）元。

许多人对年终奖金的发放有认识上的误区，总觉得年终奖金不应一次性发放，而应该分解到几个月中去发放，以期达到避税的效果，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通过上述案例分析我们知道，在实际操作中，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年终奖金发放方法，以达到合理避税的目的。

（三）巧用个税优惠政策避税

《个人所得税法》对几十种情况作出免税或减税优惠，如：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和中国人民军以上单位等颁发的科学、教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国家统一规定发给的抚恤金、救济金，军人的转业费、复员费；保险赔款；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等可以免征个人所得税；企事业单位按规定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免征个人所得税等。

例如，王先生是天津一家公司的中层经理，每月的工资薪金所得扣除养老保险及公积金后为1万元，则王先生每月要缴纳745元的个人所得税，这对王先生来说，是每月一笔固定且不小的“流失”。而公积金免征个人所得税，根据天津市的相关规定，补充公积金额度最多可交至职工公积金缴存基数的30%。如果王先生通过单位，按缴存基数1万元交纳补充公积金3 000元，则王先生每月交纳个人所得税变为245元，节省了500元。该部分资金不但避开了个人所得税，同时享受了无利息税的存款利息。利用公积金进行贷款购置房产，还可盘活公积金账户中的资金，享受公积金贷款的优惠利率。

（四）妙用福利支出避税

公司员工的一些个人收入可以采用非货币的办法支付，采取由公司提供一定服务费用开支等方式，例如免费为职工提供宿舍，免费提供交通便利，提供职工免费用餐等，这样公司替员工个人支付这些支出，公司总开支没有增加，且公司可以把这些支出作为费用减少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员工个人在实际工资水平未下降的情况下，减少了应由个人负担的税款，可谓一举两得。

那些为他人提供劳务以取得报酬的个人，也可以考虑由对方提供一定的福利，将本应由自己承担的费用改由对方提供，以达到规避个人所得税的目的。如由对方提供餐饮服务，报销交通开销，提供住宿，提供办公用具，安排实验设备等。这样就等于扩大了费用开支，相应地降低了自己的劳务报酬总额，从而使得该项劳务报酬所得适用较低的税率，或扣除超过20%的费用（一次劳务报酬少于4 000元时）。这些日常开支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由个人负担就不能在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而由对方提供则能够扣除，虽减少了名义报酬额，但实际收益却有所增加。

（五）劳务报酬的纳税策划

张女士是西部某城市知名的设计师，每月收入不菲。2011年10月张女士的收入如下：给某设计院设计了一套工程图纸，获得设计费20 000元；给某外资企业当了10天兼职翻译，获得15 000元的翻译报酬；给某民营企业提供技术帮助，获得该公司的30 000元报酬。

纳税分析：如果张女士将各项所得加总缴纳个人所得税款，则其应纳税所得额为（20 000+15 000+30 000）× （1-20%）=52 000（元），应纳个人所得税额为52 000×40%-7 000=13 800（元）。

纳税筹划策略：如果张女士分项缴纳个人所得税，则可节省大量税款：设计费应纳税额为：20 000×（1-20%）×20%=3 200（元）；翻译费应纳税额为：15 000×（1-20%）×20%=2 400（元）；技术服务费应纳税额为：30 000×（1-20%）×30%-2 000=5 200（元）；总计应纳税：3 200+2 400+5 200 =10 800（元）。

可见，稍加筹划即可少缴3 000元税款。

所以说，虽然劳务报酬适用的是20%的比例税率，但由于对于一次性收入畸高的实行加成征收，实际相当于适用3级超额累进税率。因此一次收入数额越大，其适用的税率就越高，所以劳务报酬所得筹划方法的一般思路就是，通过增加费用开支尽量减少应纳税所得额，或者通过延迟收入、平分收入等方法，将每一次的劳务报酬所得安排在较低税率的范围内。

值得一提的是，家庭理财的避税策略远远不止这五种，而且在具体操作中，这五种策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结合使用的。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个人所得税对我们的影响会越来越大，税收筹划的地位也必将越来越重要。每个家庭在税收政策许可的范围内，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走出税收筹划的误区，寻求合理避税途径，不仅有利于减轻家庭税收负担，也有利于促进单位的长远发展和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完善，而且对于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也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所以说，合法纳税光荣！合理避税也光荣！

【参考文献】

[1] 张颖.个人理财基础[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

[2] 苏陌.图解经济学[M].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

[3] 刘伟.个人理财[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4] 曾志尧.35岁前要上的33堂理财课[M].中信出版社，2009.

[5] 孙飞，赵文锴.金融风暴启示录[M].新世界出版社，2009.

[6] 赵瑀.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M].企业管理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