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生育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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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生育率的原因范文第1篇
关键词： 能源效率；偏最小二乘回归；截面数据
中图分类号：F407.2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3-7217(2011)05-0084-06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能源作为支撑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是现代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近几十年来，世界经济总量有了显著增长，同时也消耗了相当可观的能源，由此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以及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造成的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影响人类社会发展全局和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战略问题。
中国是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大国，能源效率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不同地区间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强度、能源利用效率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比如有的地区是以电力、钢铁产业为主体，有的地区是以服务业和创意产业为支柱；有的地区是以煤为主要能源，有的地区则主要使用燃油、天然气；有的地区产业节能技术水平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有的地区却仍然在低水平徘徊。这些千差万别的情况决定我们制订节能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地区差异，以尽量减少节能的社会总成本。统一的节能模式确实带来了苦乐不均的问题――既不利于能源利用效率相对较低的后发地区加快发展，也不利于能源利用效率相对较高的发达地区进一步发挥竞争优势。因此，要根据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充分考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节能潜力等因素，实行差异化的节能政策，以尽可能减少节能成本，减少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目前，能源强度和能源效率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探讨研究的热点。现有的关于能源效率的研究文献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分析：
1.对能源效率进行评价。能源效率评价方法的研究按照能效指标考察的生产要素的多寡，又可以分为单要素能源效率和全要素能源效率。单要素能源效率常被定义为一个经济体的有效产出和能源投入的比值，它是单位GDP能耗的倒数，很多学者也认为它是能源生产率。早期对能源效率的研究中都采用的是单要素能源效率指标。王庆一、施发启、金三林等采用不同的方法对我国能源效率进行了国际比较，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当前能源效率还十分低下［1-3］。以面板数据为基础，Miketa［4］对56个国家，Mulder和Groot［5，6］对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能源效率的差异性和收敛性进行了研究。孙鹏等分析了中国1978~2003年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强度对能源消耗量的影响，认为中国的能源效率在提高，但2001~2003年能源效率存在一定的下降［7］。Rebecca和David考察了发展中国家能源转轨的情形，认为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由于无效率的能源和技术占居主导地位，因此，创造同样价值的产出会要求较高的能源投入；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更加有效的能源和技术得以采用，使得单位产出的能源投入开始下降［8］。史丹运用洛伦兹曲线、弗罗伦斯系数和基尼系数分析了中国能源效率的地区差异以及能源效率趋同条件下的节能潜力［9］。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方法来源于微观经济学上的全要素生产理论。社会生产的各投入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替代，而决定最终产出的并非是能源或人力等某一个生产要素，而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其中最典型的是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近年来见于文献的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文章都是使用DEA对能源效率进行测度。Hu等首次基于全要素生产率框架定义了全要素能源效率指标， 弥补了传统指标能源生产率仅考虑能源单一要素的缺陷［10］; 魏楚等基于Hu等的思路将能源效率定义为当前固定能源投入下实际产出能力达到最大产出的程度［11］， 或者说在产出固定条件下能实现最小投入的程度。李世祥等在DEA应用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技术效率、能源投入最小化、成本最小化、产能利用率调整目标情景下能源效率测度的方法，从1990~2006年间省际面板数据和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角度评价了中国的能源效率状况，并利用“两步走”估计了其影响因素［12］。
2.分析影响能源效率的因素。李廉水、周勇对35 个工业行业进行DEA-Malmquist指数分解， 并将分解后的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作为解释变量， 去估算各因素对能源效率的关系，结果发现技术效率而非技术进步是工业部门能源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 但后者的作用将逐渐增强［13］。吴巧生等运用Laspeyres指数及其分解模型对中国单位GDP能耗进行分解，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得出中国能源效率提高主要是各产业能源使用效率提高的结果［14］。Zhang(2003)利用改进的拉氏指数计算了中国工业部门1990~1997 年的能源使用情况。将工业能源消费分解为规模效应、实际的强度效应和结构效应，发现实际的强度效应( 即技术效应) 是主导因素［15］。高振宇等、魏楚等定量分析了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工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对外开放程度、政府影响力、制度因素和能源价格等因素对我国能源效率的影响程度［16-20］。
以下试根据中国各地区不同发展水平的现实，运用2007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由于数据的不可得性，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截面数据对中国能源利用效率的省际分异与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中国能源利用效率影响因素的偏最小二乘回归（PLS）模型的构建
偏最小二乘回归由化学界的伍德、阿巴诺等人在1983年提出，这种方法是在普通多元回归的基础上有机结合了主成分分析、典型相关分析的思想，在一个算法下，可以同时实现回归建模(多元线性回归)、数据结构简化(主成分分析)以及两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典型相关分析)，可以很好地解决自变量间多重共线性问题［21］。
三、中国能源利用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1.指标的选取。当前度量能源效率较普遍的方法是单位GDP能耗，《中国统计年鉴》中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本文拟采用2007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单位GDP能耗(Y)来代表各地区的能源效率，那么单位GDP能耗越低，说明能源效率越高。
本文根据中国能源利用效率省际分异中的七个因素选取了八个指标：
(1)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对于能源生产率的影响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随着经济发展, 生产规模会扩大，一些先进技术会被逐渐采用,从而对能源生产率的提高有积极作用; 同时生产的不断重复进行使熟练程度增加, 产生“学习效应”, 同一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能源会相应下降。这两方面作用的综合影响体现在经济发展对能源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上。选取指标人均GDP（ x 1）来代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2)产业结构。我们知道第二产业中的工业是高耗能产业，而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是低耗能产业，因此，可以认为如果工业对一个地区的生产总值贡献很大，那么，这个地区的单位GDP能耗必然偏高；相反地，如果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对一个地区的生产总值贡献很大，那么，这个地区的单位GDP能耗必然偏低。为此选取指标工业增加值比重（ x2）、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增加值比重（x 3）来代表产业结构因素对单位GDP能耗的影响。
(3)地理位置。各地区进出口总额与各地区的地理位置基本上完全对应，东南部沿海地区的进出口总额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北部地区最低，为此，用各地区进出口总额（ x 4）来代表地理位置因素对单位GDP能耗的影响。
(4)技术水平。各地区的技术水平可以用全员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因此，引入指标全员劳动生产率（ x 5）来衡量技术水平对单位GDP能耗的影响。
(5)对外经济。通常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都具有规模大、技术先进的优点，因此，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从而降低单位GDP能耗。因为工业是高能耗产业，这个行业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对单位GDP能耗的影响单位GDP能耗特别显著，为此，引入各地区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增加值占总工业增加值的比例（ x 6）来度量对外经济差异对单位GDP能耗的影响。
(6)投资行为。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还是以粗放型为主，粗放型经济增长中,投资规模膨胀、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了资源浪费、利用效率低。投资驱动型特征和重工业化态势的经济增长必然导致资源型产品价格普遍上涨,尤其是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购进价格大幅上涨。因此，选取各地区燃料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x 7）来度量各地区投资行为对单位GDP能耗的影响。
(7)能源消费结构。煤炭在中国能源资源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 2007年中国煤炭消费总量达到25.86×108t,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69.5%。而煤炭消费的技术水平较为落后,大部分是原煤直接燃烧,煤炭利用效率低,煤炭消费的不经济性必然降低区域能源利用效率。因此，引入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x 8）来衡量各地区能源消费结构差异对单位GDP能耗的影响。本文的数据都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8》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8》，经计算整理得到。鉴于篇幅，就不再列出。
2.多重共线性分析。
运用SPSS可以得到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从表1可以看出人均GDP（ x1）与全员劳动生产率（x5）之间相关性非常强，变量x1与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增加值比重（x3）、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增加值占总工业增加值的比例（x6），全员劳动生产率（x5）与x3、x6的相关性也都较强。
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得到的结果如表2。从表2中可以看到，可决系数R2为0.829，说明模型拟合程度较好，但变量x3（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增加值比重）与变量x5（全员劳动生产率）的系数为正，这与实际不相符，因为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为低耗能产业，它们对地区GDP的贡献越大，单位GDP能耗应越低，同时技术水平越高，对能源的使用效率也越高，单位GDP能耗也应越低。回归系数与实际意义的不一致也就反映了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
3.PLS 回归结果。
为了推动偏最小二乘回归的应用发展，1987年伍德和他的合作者们创建了UMETRICS公司，开发了在Windows下面运行的SIMCA-P数据分析软件，用以支持偏最小二乘回归的计算和结果解释。本文所有的结果,都是在SIMCA-P上实现的。
根据交差有效性系数Q2A提取了一个成分，模型结果见表3。
从图1可以看出，人均GDP（x1）、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增加值比重（x3）、进出口总额（x4），全员劳动生产率（x5）、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增加值占总工业增加值的比例（x6）对单位GDP能耗起负向作用，即这些值越大，能源效率越高。其中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增加值占总工业增加值的比例（x6）与进出口总额（x4）对区域能源利用效率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工业增加值比重（x2），燃料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x7）、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x8）对单位GDP能耗起正向作用，即这些值越大，能源效率越低。其中代表能源消费结构的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x8）对区域能源利用效率的负向影响最为显著。这些回归系数的符号完全符合经济学意义。
固定资产投资中外商投资比重的差异是能源利用效率的最重要因素。一方面，国外投资的行业通常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能源消耗量不大，如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服装及其他纤维品制造业和食品制造业等。此外，这些产业通常具有规模大、生产技术水平高、管理先进的特点，在极大地增加了地区生产总值的情况下却相对地减少了能源消耗，自然会使该地区的能源效率提高。另一方面，中国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中外商投资比重差异明显，东部地区比重通常在10%以上，广东更是达到了24.3%，中部地区大多在5%以上，而西部通常只有1%～2%。综合以上两方面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一变量会对中国能源效率地区差异影响程度最深。
各地区工业总产值中高耗能行业比重的差异是能源利用效率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工业是中国的能源消耗大户，2007年工业所消耗的能源占据了总能源消耗的73.3%，而六个高耗能行业所消耗的能源又占了工业总耗能中的72.4%，因为在得到同样产出时对能源的消耗远高于其它行业。因此，高耗能行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差异会极大地影响各地区的能源效率，而中国各地区这个比重的差异是比较显著的，像中国当前能源效率最低的宁夏和青海省这个比重分别达到了54.8%和52.4%，而能源效率较高的江苏和福建这个比重只有13.4%和18.4%。事实上，各地区工业总产值中高耗能行业比重和固定资产投资中外商投资比重的差异反映的是中国各地区工业结构的差异。中国东部地区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国家的开放政策，大量地吸引了国外投资，很多新技术和新设备随之涌入，且由于技术的外溢效应，使得自主开发创新能力都大大得到提升，工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较快。而中西部地区因为缺乏这些资源和设备，不得不走重型工业化道路。因此，可以说对地区能源效率影响显著的不是工业比重而是工业结构。
各地区的煤炭消费比重差异是能源利用效率的另一主要因素。由于中国本身的资源禀赋，煤炭消费一直是中国能源消费市场中的主角。如果按电热当量计算法计算，2007年中国总的能源消费中，煤炭消费占72.8%。而据有关专家分析，在一次能源品种中，煤炭的利用效率约为27%，原油的利用效率约为50%，天然气利用效率约为57%，电的利用效率约为85%。煤炭如此低的利用效率必然会极大地降低对以煤炭消费为主地区的能源效率。山西和内蒙古作为中国两大主要产煤基地，煤炭消费比重都非常高，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作为中部省份而且经济比较发达的山西能源效率却处于全国末端的原因。
从全国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与能源效率呈正向关系，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并不是造成能源效率地区差异的主要因素。本文的经济发展水平仅为狭义概念，是经济增长的量化指标。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一些先进的知识、技术、管理经验和现代化的节能设备会被逐渐应用于生产过程之中，从而提高能源效率。同时由于“学习效应”的产生，同一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能源会相应下降，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都会对提高能源效率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考虑到中国正处在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程，许多中西部省市大批高耗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工业项目的盲目上马虽然提高了各省份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却也降低了能源效率。
燃料、动力类价格指数与能源效率负相关。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中，投资驱动型特征和重工业化态势十分明显，这就导致对资源型产品的需求旺盛，能源产品价格普遍上涨，尤其是燃料和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大幅上涨。各地区燃料、动力类价格指数其实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工业重型化和盲目投资对能源效率的负面作用。
代表地理位置的虚拟变量的系数都为负，说明中部和西部相对东部来说，还有一些模型中没有列出的因素对它们的能源效率起到抑制作用。中国现行的区域政策基本上是按照东、中、西三大地区区别对待，三个地区的经济体制和市场化程度均存在一定差异。此外，在我们的模型中没有考虑各地区的人力资本差异，而事实上我们知道三大地区的人力资本质量是依次递减的，高素质的人力资本质量对于消化和吸收外来技术以及自主创新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正是中部和西部，特别是西部所缺乏的，因此，地理位置因素对西部的负向作用要强过中部。
四、主要结论与建议
能源消费结构、对外经济和地理位置是影响中国能源利用效率的显著因素。以煤炭消费比重所表示的能源结构对区域能源利用效率的负向影响程度最大，以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增加值占总工业增加值的比例所表示的对外经济对区域能源利用效率的正向影响程度最大。以进出口总额所表示的地理位置差异对区域能源利用效率的正向影响程度也很大。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通常都具有技术水平高的特点，同时进出口贸易频繁的地区，更容易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并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来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这两点都说明归根到底是技术水平的差异造成了能源效率的地区差异。
因此，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提升劳动生产率是提高中国能源利用效率的有效措施。中国富煤少油的能源禀赋格局决定了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煤炭消费量及其比例还会略有增加，因此采用节能技术提高煤炭利用效率对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加大科技投入来提高技术水平对于能源高效利用具有长远影响。最后,政府政策措施（税收和产业政策）等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及其量化处理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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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nter-Provincial Differenc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s Energy Utilization Efficiency
HU Zong-yi, LIU Yi-wen
(Colleage Of Finance And Statistic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79, China)
影响生育率的原因范文第2篇
“人口红利”成为一个热门词汇，其主要原因在于有研究认为人口红利和经济高速增长密切相关，人口红利消失有可能意味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代会终结，这样，对人口红利的关注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心。
人口红利消失在即
中国目前仍处在人口红利期，但人口呈现加速老龄化之势，人口红利消失就在眼前“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被抚养人口比例不断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不断升高，从而使得劳动力供给相对丰富的一段时期。理论上说，任何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国家，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人口红利。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完成了人口转变，都出现过人口红利，而且人口红利也都在其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日本是亚洲最早实现人口转变和经济腾飞的国家，“人口红利”也出现得最早，大约开始于1930-1935 年，结束于1990-1995 年，持续了60 年左右的时间。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展现了和人口红利之间的高度相关性。1913-1950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21%；1950-1973 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提高到9.29% ；1973 年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逐步下降，到1990 年代初期陷入停滞。
与此相对应，反映人口红利的指标人口抚养比变化（人口扶养比越低，人口红利越明显）则呈现了与日本经济发展相反的趋势。上世纪60 年代是日本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日本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和扶养比下降的阶段。
日本人口抚养比在1990 年代之前一直保持在低于50% 的较低水平，经济也持续保持在平均5% 左右的增长速度。
1990 年代之后，随着人口红利的式微，人口抚养比逐步上升，经济增长开始陷入停滞。很多研究认为，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是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国的人口红利始于上世纪60 年代中期，由于死亡率快速下降的影响，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自那时起快于总人口增长速度，其结果，劳动年龄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加，抚养比不断下降。
1964 年，15-64 岁劳动年龄占总人口比例为55.7%，1982 年增加到61.5%，1990 年增加到66.7%，2000 年增加到70.0%。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增加和扶养比下降，中国经济增长获得了良好的要素禀赋条件，具备了实现高速增长的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使得人口红利不断转化为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国因成为“世界工厂”而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10% 左右的增长速度，人均GDP 翻了数番，目前已经超过5000美元，中国也快速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
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年龄占总人口比例正在接近历史上的最高点。但是，由于妇女生育水平快速下降，人口呈现加速老龄化之势，劳动年龄人口预计会在2015 年左右停止增长，人口红利消失就在眼前。
四大严峻挑战
人口红利消失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对中国的挑战尤其严峻中国人口转变用了世界上最短的时间，所以，人口红利与其他国家相比也是来得快去得更急。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国大陆2010 年总人口达到13.39 亿，其中0-14 岁人口为2.22 亿， 占总人口的16.60% ；15-64 岁人口为9.98 亿，占总人口的74.53%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1.19 亿，占总人口的8.87%。
中国目前已经是人口老龄化国家，而且老龄化速度正呈加速之势。65 岁以 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7% 上升到14%，法国用了115 年，美国用了65 年，英国用了45 年，日本用了24 年。从现有的实际生育水平来看，中国老龄人口占比从7% 上升到14% 所用的时间有可能少于日本，从而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快的国家。
人口红利消失和老龄化的日益加重，将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而深刻的影响。首先，人口红利消失将会带来劳动供给减少和潜在劳动生产率下降。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还可能降低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导致技术创新能力下降，削弱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其次，人口红利消失还会带来市场需求减弱。15-64 岁人口既是生产年龄人口，也是消费最旺盛的人口。由于老龄人口增加带来的需求增加难以弥补由于生产年龄人口下降导致的消费需求减少，总消费需求会因此趋于减弱。
第三，养老的社会负担将会越来越重。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多，财政负担会增大，政府将不得不增加税收和社会保险缴费，造成国民负担增加，而这将进一步抑制家庭和个人消费需求，导致经济增长减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由于人口负增长导致消费市场缩小、教育机构倒闭、社会保障费用增大和劳动人口负担增加等原因，2005-2050 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每年下滑0.8%。
第四，医疗和健康照料的费用会急剧上升。随着家庭规模缩小，家庭对老年人口的照料能力下降，人口越老，维持福利和健康的成本就越高，未来社会和家庭都将面临沉重的健康照料负担。
人口红利消失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严峻的挑战，但对中国的挑战尤其严峻，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转变时间更短、老龄化速度更快。
应对人口红利消失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从国际上看，根本性的措施是如何保持经济的活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要求一方面必须加快人力资本投资，实现劳动力质量对数量的替代，另一方面还必须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健全收入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然而，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政策调整还必须着眼于人口自身的均衡协调发展，采取适当的人口政策，这实际上也是世界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最直接手段。
各国之鉴
大多数发达国家在人口红利消失后采用的鼓励生育政策并未取得预期效果鼓励生育是很多欧洲国家在人口红利消失后所采取的人口政策。
法国是欧洲生育水平下降最早的国家，也是较早试图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并取得成效的国家。1939 年法国认识到生育水平下降对未来人口的影响，出台了家庭方面的鼓励生育政策，并把这些家庭政策提高到政治议事日程，其结果是法国长期以来生育率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2005-2010 年法国的总和生育率估计为2.0 左右。然而，并非所有采取鼓励生育政策的国家都能取得预期效果。
与法国不同，西班牙在1970 年还是欧洲生育水平第二高的国家，但伴随着佛朗哥（Franco）鼓励生育政策向被动的家庭民主自由选择的转变，1998年西班牙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到1.15。
虽然受移民因素的影响，2001 年西班牙总和生育率上升为1.25，但2005-2010年西班牙总和生育率仍然只有1.4 左右，是世界上生育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
从1970 年到2006 年，德国的总和生育率从2.0 下降到1.3，意大利从2.4下降到1.4，俄罗斯从2.0 下降到1.3，这些国家现在都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希望提高生育率，但收效甚微，生育水平现在都处于世界上最低国家行列。
面对人口红利的消失，很多亚洲国家则经历了人口政策彻底转向，从限制生育的政策转变为鼓励生育的政策。比较典型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
日本二战后开始推广计划生育政策， 成效颇为显著， 总和生育率从1949 年的4.34 快速下降到1956 年的2.2，其后生育率稳定在2.0 左右。在1990 年总和生育率跌至1.57 之后，日本政府试图采用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如通过“父母休假法”、“天使计划”、“新天使计划”等提高国家的生育水平，但这些政策似乎并不成功，2006 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3，属于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
韩国在1964 年之后开展了大范围的计划生育活动，生育率不断下降，1980年代中期低于2.1 的更替水平，1995年又降到1.65。韩国政府于1996 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随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2006 年韩国妇女总和生育率降低到只有1.2 的水平，是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之一。
新加坡在1960 年代开始推行“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急剧下降，从1963 年的5.01 下降到1977 年的1.82。1980年代中期，新加坡政府取消了这个政策，并采取鼓励国人多生孩子的措施。但是政策改革却没有带来生育率的回升，2005-2010 年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维持在只有1.3 左右的水平。
人口政策亟待调整
人口政策的调整虽然有可能引起生育水平的波动，但并不会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弹观察人口红利消失后世界各国的人口政策及其调整，可以得到这样几点启示：
一是鼓励生育的政策一般都难以奏效，即使取得一定程度的效果也很难归于某一项政策的作用。到目前为止，鼓励生育政策取得一定效果的国家也仅限于法国。法国的成功主要在于营造了适合孩子和家庭生活方面的政策环境。
二是很多国家都经历了从限制生育向鼓励生育的政策转变，转变的时机一般都发生在妇女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10-15 年后。
三是影响生育率的因素包括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政策等各个方面，当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有利于维持低生育水平时，即使采取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生育率也很难回升。
四是人口变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政策调整的效果常常要一代人或几代人后才能得到体现。因此，人口政策的调整需要站在战略的高度，并从长远的观点来审视政策调整的综合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实施较为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政策的国家，这一政策促进了生育水平的快速下降。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自1990 年代初期开始下降宏观・Macro到2.1 左右的更替水平，之后进一步下降。由于缺乏可靠的数据，目前的生育率到底是多少仍然是一个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为1.22，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18，如果这些数字是真实的，那么，中国早已经成为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当然，由于存在漏报等原因，人口普查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可能存在着对实际生育水平的低估，但无论如何，中国生育水平已经降到较低水平则是所有人都承认的事实。
综合大多数学者的看法，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可能既不会像人口普查得到的结果那样低，但也不会高于1.8 的水平，很可能会在1.4-1.6 左右的水平。
无论与任何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都不能说高。
如果从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算起，中国在2005 年时实际上已经经历了大约10-15 年的低生育水平时期，这意味着在“十一五”时期调整人口政策的条件就已经成熟。现在已经进入了“十二五”时期，改变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的条件应该说更加成熟。我国人口政策的调整虽然有可能引起生育水平的波动，但并不会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弹。
影响生育率的原因范文第3篇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 计划生育政策 政策调整
2005年1月6日是国家有关当局所确定的“13亿人口日”。当天零点后，在北京妇产医院出生的第一个婴儿幸运地成为我国的第13亿个公民。虽然，这两种命名都是象征性的，但是 “13亿”这一标志却意味着我国的人口总数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历史性高度，同时，它也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发展将面临更加艰巨、更加复杂的问题。
1 目前我国人口发展的突出问题——人口老龄化加剧
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人口的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同时它对社会的发展也起着促进或延缓的作用。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在人口控制的问题上取得了卓效可喜的成绩。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的统计，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1.8%左右，这种生育率的下降让我国13亿人口日到来推迟了整整4年。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发展也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
人口老龄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按国际通用标准，6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便可以称为“老龄化社会”。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太快，从而飞速经过了这个原来西方社会可以建立起一个中产阶级的时间段。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根据我国老龄协会提供的数据，我国老龄高峰将于2030年左右到来，并持续20余年。到2l世纪中期，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过4亿，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则会达到3亿左右。我国人口的老龄化不仅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而且这种人口老化趋势也超过了国家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我国社会的人口是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低、综合国力不强、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前提下进入老龄化的。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老龄化是截然相反的，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工业化完成之后经济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之下才出现。此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着区域失衡的特点。我国各地区老龄化程度自西向东呈阶梯上升，地区间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8%，其中上海达就到11.46%。而西部地区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区仍是典型的年轻型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老龄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口问题，同时它也成为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
那么，13亿人口大国的养老问题该如何应对？目前，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众多人口学学者都提出通过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来缓解这股银色浪潮的汹汹来势。但是，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却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我国养老保障的短缺金额到2010年将达1 100亿美元，而未来30年内将会出现3.7万亿的资金缺口。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国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劳动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养老体系的保障。全国职工有近3/4的人没有任何退休保障。报告还指出，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基金的运作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现收现付制，即是用现在工人的税来养活目前的退休人员，不做任何基金积累。虽然，目前我国正努力促使“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换，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养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国全国养老保险欠费达到了450多亿元，在全国范围内，许多省市都面临着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情况，甚至是积累亏空。加之农村养老问题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议程上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2 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根据西方人口学理论，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才会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也取决于上述两种因素。其中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双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会导致人口年轻化，而后期下降则会促进老龄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则会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对于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根本原因，许多西方人口学家则认为是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所导致。所以，人口的老龄化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同样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影响。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则是我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自从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根据《2002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主要统计数据》可知，我国2002年的出生率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国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剧下降，从39.7%下降到24.9%。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老龄化并不完全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因为即使没有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老化。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却是中国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提早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3 新时期人口政策调整的思路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人口总和以及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就在我们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我们也步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因此，我们在积极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以外，还应该重新审视只注重控制人口数量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为其注入新的内容，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3.1 “控制人口数量”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两手抓
经过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显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宣告我国人口的成功转型。尽管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惯性等因素作用，人口总数还将继续增长一段时间，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预示着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放缓。因此，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我国人口政策应该逐步重视“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笔者认为，正确处理“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矛盾，是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所在。具体的做法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过低的地区有计划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围。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转变在农村地区还是不充分、不彻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却过低，如北京和上海，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区仍然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区域可以适当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达到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新条例扩宽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围。条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没有出现申请生育二胎的，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变。相关调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观念上逐步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问题上都会全面考虑事业发展、经济负担等因素。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桂世勋教授认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数量控制和缓解老龄化之间找出平衡点，这有利于调节人口结构。根据上海的调整情况，我们可以预示，通过调整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是可行性的。
3.2 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
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的结果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来源的基地，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地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多寡及其在总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关键因素。因此，为了缓解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的形势，国家的人口政策重心应逐步转向以提高人口素质为主，必须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出，鼓励全社会各种力量投资办学，并从政策上予以倾斜。通过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来丰富劳动力资源，增强单位劳动力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出生人口素质，重视出生缺陷和残疾人口问题，降低新生婴儿的死亡率。这对保证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3.3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既要以儿童、老人为出发点，同时也必须关注成年人问题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政策对象进行调整的。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我国人口政策的制定，长期以来以婴幼儿、老人为主要出发点，较为重视儿童成长和老年人问题。但是，从人口发展是动态的，今天的成年人群体也就是明天的老人群体。因此，出于对问题前瞻性的考虑，现时我们也应该重视成年人的问题。特别是在如今失业现象严重、下岗人口增多的情况下，我们尤其应该把人口充分就业、劳动力充分利用作为制定人口政策的出发点，把增加就业人口规模作为政策目标，保护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利益。
我国人口老龄化热潮既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也是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制度根源。解决老龄化问题，既靠我们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客观地对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 李竞能.现代西方人口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 顾宝昌. 综论人口态势——与实践的对话[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3 周皓.低生育率条件下的中国人口控制[J].人口与经济，2000（5）
4 杜鹏.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影响生育率的原因范文第4篇
1 目前我国人口发展的突出问题——人口老龄化加剧
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人口的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同时它对社会的发展也起着促进或延缓的作用。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在人口控制的问题上取得了卓效可喜的成绩。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的统计，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1.8%左右，这种生育率的下降让我国13亿人口日到来推迟了整整4年。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发展也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
人口老龄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按国际通用标准，6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便可以称为“老龄化社会”。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太快，从而飞速经过了这个原来西方社会可以建立起一个中产阶级的时间段。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根据我国老龄协会提供的数据，我国老龄高峰将于2030年左右到来，并持续20余年。到2l世纪中期，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过4亿，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则会达到3亿左右。我国人口的老龄化不仅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而且这种人口老化趋势也超过了国家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我国社会的人口是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低、综合国力不强、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前提下进入老龄化的。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老龄化是截然相反的，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工业化完成之后经济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之下才出现。此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着区域失衡的特点。我国各地区老龄化程度自西向东呈阶梯上升，地区间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8%，其中上海达就到11.46%。而西部地区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区仍是典型的年轻型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老龄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口问题，同时它也成为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
那么，13亿人口大国的养老问题该如何应对？目前，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众多人口学学者都提出通过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来缓解这股银色浪潮的汹汹来势。但是，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却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我国养老保障的短缺金额到2010年将达1 100亿美元，而未来30年内将会出现3.7万亿的资金缺口。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国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劳动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养老体系的保障。全国职工有近3/4的人没有任何退休保障。报告还指出，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基金的运作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现收现付制，即是用现在工人的税来养活目前的退休人员，不做任何基金积累。虽然，目前我国正努力促使“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换，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养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国全国养老保险欠费达到了450多亿元，在全国范围内，许多省市都面临着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情况，甚至是积累亏空。加之农村养老问题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议程上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2 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根据西方人口学理论，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才会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也取决于上述两种因素。其中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双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会导致人口年轻化，而后期下降则会促进老龄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则会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对于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根本原因，许多西方人口学家则认为是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所导致。所以，人口的老龄化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同样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影响。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则是我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自从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根据《2002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主要统计数据》可知，我国2002年的出生率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国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剧下降，从39.7%下降到24.9%。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老龄化并不完全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因为即使没有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老化。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却是中国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提早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3 新时期人口政策调整的思路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人口总和以及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就在我们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我们也步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因此，我们在积极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以外，还应该重新审视只注重控制人口数量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为其注入新的内容，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3.1 “控制人口数量”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两手抓
经过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显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宣告我国人口的成功转型。尽管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惯性等因素作用，人口总数还将继续增长一段时间，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预示着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放缓。因此，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我国人口政策应该逐步重视“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笔者认为，正确处理“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矛盾，是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所在。具体的做法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过低的地区有计划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围。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转变在农村地区还是不充分、不彻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却过低，如北京和上海，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区仍然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区域可以适当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达到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新条例扩宽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围。条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没有出现申请生育二胎的，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变。相关调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观念上逐步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问题上都会全面考虑事业发展、经济负担等因素。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桂世勋教授认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数量控制和缓解老龄化之间找出平衡点，这有利于调节人口结构。根据上海的调整情况，我们可以预示，通过调整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是可行性的。
3.2 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
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的结果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来源的基地，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地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多寡及其在总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关键因素。因此，为了缓解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的形势，国家的人口政策重心应逐步转向以提高人口素质为主，必须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出，鼓励全社会各种力量投资办学，并从政策上予以倾斜。通过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来丰富劳动力资源，增强单位劳动力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出生人口素质，重视出生缺陷和残疾人口问题，降低新生婴儿的死亡率。这对保证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3.3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既要以儿童、老人为出发点，同时也必须关注成年人问题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政策对象进行调整的。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我国人口政策的制定，长期以来以婴幼儿、老人为主要出发点，较为重视儿童成长和老年人问题。但是，从人口发展是动态的，今天的成年人群体也就是明天的老人群体。因此，出于对问题前瞻性的考虑，现时我们也应该重视成年人的问题。特别是在如今失业现象严重、下岗人口增多的情况下，我们尤其应该把人口充分就业、劳动力充分利用作为制定人口政策的出发点，把增加就业人口规模作为政策目标，保护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利益。
我国人口老龄化热潮既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也是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制度根源。解决老龄化问题，既靠我们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客观地对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 李竞能.现代西方人口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 顾宝昌. 综论人口态势——与实践的对话[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3 周皓.低生育率条件下的中国人口控制[J].人口与经济，2000（5）
4 杜鹏.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影响生育率的原因范文第5篇
【关键词】生育率；人力资本；城乡收入差距
一、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测度的研究基本达成的共识
（1）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不仅高于发达国家，而且高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蔡等（2003）比较了36个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大多数国家城乡收入差距都低于1.5，而中国长期在2～3之间波动。（2）城乡收入差距对中国整体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贡献”甚大。（3）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和哪个指标衡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改革开放前是相对稳定的；改革开放后城乡收入差距首先缩小，1985年达到最低水平；1986年后城乡收入差距开始再次拉大。已有的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因主要有：一是城市偏向政策、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二是政府行为：财政支出、转移支付等投入；三是劳动力市场扭曲（限制劳动力城乡流动）；四是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化政策；五是经济开放、金融发展。上述研究的共同点是都将外生的制度因素作为城乡收入差距的基本解释变量。应当承认，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而言，这种见解无疑是具有较强解释力的。但是此类研究难以给出下述问题的合理答案：第一，农民为什么总是处在被剥夺的地位？即这种显失公平的现实有无农民自身方面的原因？第二，假设制度变迁导致前述诸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消除，其他件不变，城乡居民收入是否可以趋同？第三，一些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也采取了类似的偏城市经济制度，为何没有形成显著的城乡差异？
二、文献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
为解决上述问题，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把重心转移到农业经济自身，通过研究农村及农民的相对制约性因素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由于生育率与人力资本负相关，因此，生育率与人均收入增长率之间亦负相关。生育率可通过人力资本这一中间变量间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这可从巴罗和贝克尔（Barro，Becker；1986，1990）的孩子需求理论中得到解释。贝克尔和巴罗曾提出一个具有利他（子女）性质的父母效用，其中和是父母和每个孩子的效用，为父母的消费，为孩子的数量，表示父从每个孩子身上得到的心理效用，即利他性。通过模型可以看出，高生育率会提高未来消费的贴现率，降低父母对每一个孩子的利他程度，因而不利于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生育率的下降则会引致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反变化。生育率与经济收入或城乡收入差距之间也存在直接效应。费景汉和拉尼斯（2004）认为：在劳动力过剩的二元经济中，当人口增长率大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时，经济发展是失败的，在二者相等时，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只有后者大于前者时经济发展才是成功的。在索洛模型中，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有着和储蓄率增加相类似的效应，都导致资本深化：在人均产出和其他条件既定时，人口增长率降低，有效折旧率曲线会由于斜率变小而外旋，这时人均稳态储蓄水平将提高，人均资本装备水平亦增加。将生育行为看作内生变量，假定人力资本具有收益递增性，当人力资本存量较多时，孩子质量（人力资本）收益率高于孩子数量收益率，而当人力资本存量较少时，孩子质量收益率低于孩子数量收益率。因此，在人力资本存量较少的社会，家庭选择多生孩子，对每个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较少；而人力资本存量较多的社会，家庭选择少生孩子，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较多。这导致存在两个稳态均衡，一个是欠发达的具有较多孩子与较少人力资本的稳态均衡，另一个是发达的具有较少孩子和较多人力资本的稳态均衡。至此，完成了对构思与逻辑梳理工作。正是由于农村家庭的子女数量偏好所产生的对子女质量提高的抑制作用，使得农村长期处在高生育率、低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和低增长率的马尔萨斯陷阱之中。而城市已进入低生育率、高人力资本存量和积累率共同推动的持续增长均衡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