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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养老保险
【中图分类号】F840.67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人口增长速度也逐渐减慢,死亡率以及生育率开始下降,由此导致新世纪全球出现“人口老龄化”现象。而我国由于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远超欧美等国。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其对我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导致家庭负担增重、离休费用增加以及促使养老保险管理方式的转换等。
养老保险作为保障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为了减少退休人员和在职人员的工资差距,更重要的是为了更好地保障退休人员日常生活,稳定社会。但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也使城镇养老保险出现了给付困难和资金筹集困难等情况,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挑战。
我国人口老龄化成因及特征
人口老龄化过程是社会的一种必然现象,同时也是人类发展到一定程度所引起的必然结果,联合国及各国对人口老龄化的划分标准及含义都有一定的界定。
人口老龄化,是60岁或者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比例不断攀升,并且达到一定水平时的人口结构状态。1956年联合国制定了《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研究中关于老龄人口有明确的划分,在一国范围内,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7%以上时,即进入了老龄化。据调查,2012年我国大陆城镇人口约为7亿人,乡村人口约为6亿人,分别比上年提高了52.6%和47.4%,全国出生率12.10%,死亡率仅仅为7.15%,自然增长率4.95%,由此可见,老龄化趋势在不断增强,并逐渐成为一个全球化问题,且世界范围内对人口老龄化的划分标准也在不断耦合。
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在人口政策层面,主要有出生率下降、人均寿命的延长、人口的迁移等因素。首先,出生率下降会导致人口老龄化。多年实施计划生育的人为干预给我国生育率带来了重大影响,从而使人口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其次,人均寿命的延长也会导致人口老龄化。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营养素质也得到提高,同时医学技术以及医疗服务的不断发展,使个人寿命得到延长,人口死亡率降低;再次,人口的迁移也会造成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多的西部人口向东部及沿海地区迁移,间接导致了地区性人口老龄化态势。
我国人口老龄化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呈现出一系列明显特征,表现在多方面。首先,老龄化人口绝对数量大。近年来,我国老年人口年龄80岁以上的迅速增加,几乎占到全部老年人口的25%左右,80岁老年人口增长速度是总人口年增长速度的33倍,由此可见,我国老龄化人口绝对数量较大;其次,老龄化人口增长速度快。预计在本世纪前50年中,我国人口老龄化将经历起步、发展以及高峰的发展过程。我国的人口增长率已经趋于平稳,但是未来时间里,我国老年人口将呈现自然增长态势;再次,老龄化人口区域性严重。由于城乡经济水平存在差异,城市老龄化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农村,农村老龄人口的进程比较慢,但是老年保障制度与城市相比比较落后,而较西部地区而言,东部地区老龄化进程较快,呈现较为严重的区域性。
人口老龄化趋势下我国养老保险发展探讨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背景下,要促进养老保险的发展,就必须在尊重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态势的不断发展和基本特点,主要从退休制度、提高劳动力价值以及对养老保险资金进行投资等方面推进。
加强离退休制度弹性,充分利用老年人力资源。从社会保障角度分析得知,法定退休年龄直接关系三方面利益,即国家、企业和个人,而对于养老保险这一政策而言,国家财政是支付社会养老的重要来源,延长退休年龄能获得较为充足的养老保险资金,从而能支付社会养老所需资本,以此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因此,必须完善离退休制度,增加其制度弹性,结合三方利益,适当延迟退休年龄,这也是西方国家所普遍奉行的制度。我国应科学预算延迟老年人退休年龄,不能强制且盲目,要结合实际发展水平制定逐渐放缓且有弹性的措施。同时,在相关政策规定内,为充分发挥老年人个人价值,有效利用老年人人力资源,国家还应制定鼓励老年人就业的措施,使其能再次就业,从而推动老年人在业余时间发挥自身社会价值,增强社会认同感和自信心,也有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减轻社会及家庭负担。
正确认识人口老龄化,提高自身社会价值。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老年人要对人口老龄化现象进行正确认识。老年人不仅需要社会的抚养,同时还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对此应正确认识。在中国有很多老年人虽然年龄上呈现老的趋势,但是依然注重自身社会价值的实现,投身于社会各个行业之中。老年人在生活和工作实践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知识及社会经验,同时具有较高的威望及品德,对于社会来说是一笔可贵的财富。尤其在经济条件较为发达的地区,这种现象更为常见。对于我国来说,针对老年人的行为特点,可以开展适合老年人的第三产业,让老人积极参与到这些活动中。
加强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力度,充分发挥养老保险作用。要想提高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水平,就必须实现养老基金的增值和保值,只有这样才能在少增加或不增加国家、参保人负担的前提下维持持久的养老资金支付能力。我国应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养老基金投资,通过成立非政府部门监管的基金运营机构来监督和加强指导资金管理,一方面能保证资金增值,另一方面增强资金安全性。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养老保险政策,全力推进养老服务行业发展,推动养老保险产业的发展,如保健行业中常见的哈药股份,医药行业中的中新药业,医疗行业中活跃的尚荣医疗和鱼跃医疗等。除此之外,如果我国养老保险能够实现长期累积投保人个人账户资金,并将其投入到社会市场运营当中,既能解决我国因人口老龄化增长带来的基金支付问题,还能实现基金增值。
(作者为贵阳中医学院教授)
【注:此项目为“贵州苗族医药发展及其历史地位研究”(项目编号:042140037)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张翼:《人口转型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国可能从日本吸取的经验与教训》,《河北学刊》,2012年第32期。
②徐高峰:《发展养老保险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以杭州市为例》,《中国老年学杂志》,2011年第31期。
[关键词] 老龄化 地区差异 非参数检验
人口老龄化, 是指一个地区(或国家) 老年人口增长的趋势。它的指标是老年人口系数, 其含义是一个地区60 岁以上(含60 岁) 或65 岁以上(含65 岁, 以下同) 人口的数量在该地区人口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数。老年人口系数越大, 说明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就越高。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都要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导致老年人口过多, 影响人口年龄结构, 结养老事业造成巨大压力。对于我国,这尤为突出。一是我国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很大, 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4408万人,占总人口的11.03%(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0045万人,占总人口的7.69%)二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快;其三,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经济发展的速度。这就给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来沉重的压力。因此, 必须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以探求迎接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对策。本文就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地理区域差异作一探讨。
对于中国而言,31个省市由于区位、资源条件以及历史基础等方面的原因,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有快有慢,人口老龄化因此也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将全国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来分析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东西部差异。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9个省、自治区;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10个省、自治区。
为 了保证研究的准确性,这里采用全国四普、五普数据以及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从人口老龄化程度、速度方面加以对比分析。而老年人口系数是反映人口老龄化程度最直观、最重要的指标。所以,本文选择老年人口系数作为衡量人口老龄化的指标。
一、人口老龄化程度对比
人口年龄结构的划分标准,从表1数据可看出,全国大部分省市均已进人老年型,东部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明显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比西部地区高出一个百分点,上海、江苏、浙江、北京这四个发达省份甚至已经达到10%以上,而西部青海、宁夏、新疆这三个省份还未进入老年型社会。
结果说明: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秩和分别为205.0、135.0、111.0,调整后三个样本的Kruskal-Wallis检验统计量为6.4044,用自由度为DF=3-1=2的卡方分布近似,得到大于菌丝卡方检验统计量6.4044的概率p=0.0407
二、人口老龄化速度对比
根据全国四普、五普资料显示,我国东、中、西部的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差异较小,总体上东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速度略高于东部地区。31个省市中、人口老龄化速度较快的有黑龙江、青海、重庆等地,造成这些地区老龄化速度较快的原因就是中青年人口大量的从西部地区到东部地区或到其他省份的迁移。具体数据见表2。
利用上面表2数据,建立原假设H0: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老年人口系数无显著性差异。再利用SAS软件做Kruskal-Wallis统计检验,可得P值为0.7563, 结果也进一步从统计学的角度更加严格的说明东、中、西部地区之间老龄化系数增长速度没有显著差异。
三、中国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形成原因分析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我国东、中西部之间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上这种差异的形成归根结底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归根到底就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下面就试图通过分析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来认识经济发展对地区老龄化的影响。
1.经济发展与人口老龄化程度关系分析
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多个指标的综合衡量才能反映其特征。这里仅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入手,探究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也迅速增加,由1978年的316元增加到1990年的1815元,2000年增加到9555元,年均增长率16.76%。GDP 是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尺度和总量指标,反映区域经济的总体规模和实力,人均GDP 则更能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所以,本文选择人均GDP做为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对老年人口系数与人均GDP做相关分析指标。通过Pearson 相关分析得到表3
结果表明人均GDP与老年人口系数的Pearson 相关系数很高,并且显著性也很低,检验通过,表明存在着明显的一元线性关系。
2.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育率的下降,二是死亡率的下降。
(1)生育率的迅速下降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
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社会经济发展对人口发展最直接的影响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生育率下降。在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中国已经实现了现代人口转变,人口发展进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人口再生产阶段,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16,远远低于更替水平。在低生育水平下,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生育率仍表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2006年我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各省市地总和生育率普遍较低,北京、上海等地的总和生育率都降到了1.00以下;而西部经济落后地区各市地都有较高的总和生育率,大多数都在1.20以上。与此相对应的是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比西部地区高,即生育率的迅速下降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生育率下降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产生直接影响,使0-14岁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大幅度下降,东部地区不少省市(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等)这一比例都已低于20%。生育率的下降抑制了年轻人口的增长,使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萎缩,其作用是导致老年人口比例的相对增加。
(2)死亡率下降、平均预期寿命延长是人口老龄化形成的前提
死亡率下降对我国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的影响正在日益加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医学技术和医疗卫生事业得以发展,死亡率不断下降,对人口老龄化产生了一定影响。我国1949 年人口死亡率为20‰,除1960 年的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率高达25.43‰外,一直呈持续下降趋势,到2005 年已下降到6.51‰。人口死亡率不断下降使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由20 世纪40 年代的35 岁提高到2000 年的71.4 岁。根据杜鹏的研究,1950~l990 年人口死亡率变化的作用使60 岁及以上人口增加了0.8%,而1991~2030 年人口死亡率下降的作用将使60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增加1.72%。
中国东部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医疗卫生设施比较健全,老年人口死亡率比西部地区偏低,总体上看,东部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死亡率比西部地区低5个千分点。死亡率的下降,使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使人口年龄金字塔顶部老化,加速人口老龄化。
由以上分析可知,经济发展迅速,计划生育开展较早的东部沿海开放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较高;相反,经济基础较差,计生工作起步较晚的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老年人口比重较低,老龄化达到的程度也较低。
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口老龄化程度会进一步提高,鉴于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的存在,各个省市人口发展的阶段、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不一样,各个省市应该针对自己的情况作出措施建立自己的养老模式,及早做好准备,迎接白潮挑战。
参考文献:
[1]杨慧.老龄化地区差异的因果分析.西北人口.
[2]袁爱芝.山东省东西老龄化对比.西北人口.
[关键词] 老龄化 老年人力资源
一、中国面临严峻的老龄化挑战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而且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龄化。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根据国务院的决定,我国于2000年11月1日进行了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登记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1年3月28日公布了《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公报表明2000年全国总人口为126583万人(这是中国大陆的人口总数,包括250万现役军人在内。在大陆进行人口普查的前后,香港、澳门和台湾也相继公布了当地的人口数据。其分别为: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于2000年6月30日公布的香港现有人口数为678万;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于2000年9月30日公布的澳门现有人口数为44万;台湾当局于2000年12月公布的中国台湾省和金门、马祖等岛屿的人口数为2228万;所以,2000年年底中国的人口总量应是大陆人口、香港人口、澳门人口、台湾人口之和,即126583+678+44+2228=129533万人。本文主要针对中国大陆的人口老龄化情况进行分析,所以文中的人口情况就只考虑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情况),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96%(许多文献中都表明“200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7.0%”是不准确的),同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了4.80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1.39个百分点。根据《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我国2004年底60 岁及以上的人口达到了16035.5072万(此数据是将各地区加权汇总的60岁及以上的人口数据相加后除于0.966‰的抽样比得到),占全国总人口的12.34%;65岁及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了11108.0745万(此数据的计算同上),占总人口的比重的8.55%。按照国际标准,目前我国已经跨入了老龄化国家的行列。可以看出我国在老龄化进程上是加速前进的。预测表明,65岁及以上人口在2050年达到最高峰值3.23亿,占总人口比重的23.07%。
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年~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年~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年~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龄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本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岁~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龄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特别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龄化问题。
二、中国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必要性
1.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压力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
中国2004年底约有16035.5072万老年人口和25037.8881万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1.56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1.56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2.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产生的巨大影响之一,就是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根据人的生命周期理论,随着人的生命延续,当步入老年以后,体力、智力等均会趋于衰退,劳动参与的能力也就随着减退。对于某总体人口而言,当该总体人口进入老年型,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时候,劳动参与的能力减弱,导致劳动参与率的降低,老年抚养比的增加,从而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使得中国的生育水平在短时间内下降,少年儿童人口比例急剧降低,老年人口比例相应迅速提高。在一定时间内,少年儿童人口比例的下降幅度,高于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幅度,带来了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相对上升。现在中国正处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中出现的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率较高、社会抚养比较低的过程,能够创造出有利于发挥人力资源和劳动力优势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人口红利”时期。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在今后若干年内,15岁~64岁年龄组的人口比重将继续增加,到2013年左右达到最高值72.1%,随后将处于逐年下降的趋势中;从绝对数量看,劳动年龄人口在2016年左右达到最高值,为9.97亿人左右,随后逐年下降。2030年以后,人口总抚养必将随着老年抚养比的迅速提高而大幅度攀升,并最终超过50%,而有利于发展经济的低抚养比的“人口黄金时代”也将于2033年结束。
尽管中国目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还在逐年增加,但是2004年春天开始,从沿海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始,进而发展到劳动力流出地区的“民工荒”、“技工荒”,劳动力出现短缺的最初信号早已经出现了。另外劳动力短缺端倪还反映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即人们可以观察到劳动力供求紧张状况有所缓解,劳动力需求数量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上升。自1998年以来,城市劳动力市场压力的一个主要表现时,用工单位的需求人数少于求职人数,在很多年中两者的比率明显小于1。但是,该比率最近有提高的趋势,例如2005年第一季度最高比率为0.94,第二季度为0.95,达到空前水平。在中国多年以来就业压力一直很大的情况下,出现了上述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反映了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相对数量的变化。中国已经开始从劳动力“无限供给”转向劳动力“有限剩余”。尽管有人可能不同意这种观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劳动力供给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短缺了。
所有的预测结果和客观事实都显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今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的变化,将不同于长期以来我们观察到的趋势,从动态的角度看,劳动供给状况不容乐观。
另外一点,我国的人口转变主要是在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下提早完成的,相应的老龄化是在人均收入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的发展阶段上发生的。目前,生产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并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即还没有从劳动力丰富的禀赋结构,转向资本丰裕的禀赋结构,因而还没有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获得比较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过早的出现劳动力供给减少的现象,就会导致工资水平上涨,意味着中国失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
不容乐观的劳动力供给状况和愈来愈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挑战,在2030年到2050年将进入最严峻时期。从时间表上看,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只有短短的23年。正如联合国和有关国际组织警示的:人口现象是一个长周期事件,解决人口问题必须要有足够的提前量。目前,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物质、制度等各种准备还不足。在未来的23年时间里,要全方位地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准备,不仅时间十分紧迫,而且压力十分巨大。
所以,在这个关键时期,我们必须找出对策来应对这些挑战。其中一个一举两得的对策就是开发利用我国存在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巨大的劳动力储备――老年人力资源。
三、中国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可行性
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不仅是必要的、迫切的,而且也是有可能的。
首先,从人力资源的概念上分析,我国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是可行的。所谓人力资源(又称劳动力资源或劳动力),是指能够推动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总和,既包括劳动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也包括法定劳动年龄以外具备世纪参与社会性活动能力的人口。这也就是说人力资源的含义,不应受年龄大小和在业与否的限制,其中也包括健康的、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口。
其次,从可开发的老年劳动力年龄上看,我国目前仍沿用上世纪50年代开始实行的退休年龄:男性60岁(工人55岁),女性55岁(工人50岁), 而我国人口的预期寿命2000年已达到男性69.63岁,女性73.33岁,据预测,2050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男性将达到78.5岁,女性为82.9岁。如果届时我国的退休年龄保持不变的话,人生的四分之一状态将处于赋闲状态。
第三,我国可供开发的老年劳动力数量也是非常巨大的。因为我国退休年龄的制定低于联合国老年人的划分年龄,再加上国内一些地区提前退休情况严重,如果这些退休后的人们无所事事,无意之中就加剧了我国老龄化的程度。如果我们将65岁以前退休的人口数加上65岁~74岁之间的低龄老年人口数,就会得到一个很大的劳动储备量。这个潜在的劳动储备量在2004年就达到了15678.541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12.06%。如果这些潜在的人力资源被充分利用的话,有许多经济问题就会被很好地解决。
第四,我国老年人的身体素质也符合开发利用的要求。在长寿时代里,老年人的身体素质在逐渐的提高,退休人群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身体健康、精力旺盛的低龄老年人。在农村,老年往往没有明显的界限,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他们就会劳动到自己不能劳动为至。
第五,老年人力资源有着其他人力资源群体所无法比拟的独特优势,如经验的优势、文化的优势和关系的优势等等,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老年人才资源,这些都是我国经济建设发展所急需的。
第六,老年人本身有继续为社会作贡献的意愿。尽管我国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的氛围,但是有些调查已经表明,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参与社会的意识强烈。
四、结论
早在2002年4月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联合国世界老龄大会就提出了面向21世纪的积极老龄化战略――《2002年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它的主要含义有两点:其一,老年人不是社会的包袱,而是全社会、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同时还是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其二,倡导老年人自身要以积极的、健康的姿态参与社会发展。我国的老龄化具有“未富先老”的特点,老龄化人口增长过快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为此,我们更应与时俱进的与国际实施的积极老龄化战略接轨,切实把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列入议事日程,通过开发和利用,把我国老龄人口压力转化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人力资源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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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R]. 2006年2月24日
健康老龄化是世界共识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非常迅速,而且严重缺乏应对的准备,具有“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的双重特征。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期,2013年底中国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2亿,达到2.02亿,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将达到2300万。2011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7%,预计205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为34%。从不同的角度看,人口老龄化会带来不同的挑战。例如,从经济保障看,人口老龄化会带来养老负担和财政压力;从医疗护理看,人口老龄化会带来疾病负担和医疗压力;从空巢独居看,人口老龄化会带来心理问题和人道拷问。综合来说,人口老龄化的诸多负面影响归根结底是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分不开的。2013年5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项目公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全国基线报告》有一个重要的结论,即“老龄化结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实现健康的老龄化”。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49个高收入国家人均健康寿命为70岁,而中国只有66岁;发达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中身体健康的比例超过60%,而中国只有43%左右。
在国际上,健康老龄化是一个流传已久的提法,其重要性在各界已经达成共识。世界卫生组织于1990年提出实现“健康老龄化”的目标。1997年,第15届国际老年学大会提出“科学为健康老龄化服务”。健康老龄化其实是长寿时代共同的社会发展目标,无论是科学还是政治,是政府还是非政府,是机构还是社区,是家庭还是老人,都要为实现“健康老龄化”这一共同的目标努力。
全面把握“健康老龄化”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老年人身体健康但生活得不快乐,了无生趣,这样的“健康老龄化”是我们所追求的吗?身体健康无疑十分重要,但无法涵盖健康老龄化的所有方面。心理健康老龄化是健康老龄化的重要维度。例如,相比于中国10万分之23的年平均自杀率,老人的年自杀率达到10万分之86,老人自杀多与“抑郁”紧密相关。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中国患抑郁症老年人的比例达到40%。根据北京市民政局2013年9月5日《北京市老年人口心理健康及需求状况调查研究报告》,这项针对全市近3000位老人的抽样调查显示:13.5%老人存在心理问题,0.87%的老人存在中度或重度心理问题,90%老人渴盼精神关怀。随着空巢时代的到来,老龄化过程中的心理健康问题日趋突出。对健康老龄化认识的缺位还表现在其他方面。
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出,健康是指在身体、精神和社会适应上处于良好的状态,而不仅仅是指没有疾病或虚弱。也就是说,生理健康、心理健康、道德健康三方面构成健康的整体概念。其中,心理健康是指人的精神、情绪和意识方面的良好状态,包括智力发育正常,情绪稳定乐观,行为规范协调,应变能力较强,能适应环境,能从容应付日常生活的压力。道德健康主要指能够按照社会道德和伦理准则来规范和约束自己,有正确辨别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荣与辱的是非观念和能力。因此,健康老龄化的实现和推进要建立在“身-心-灵三维健康”的基础上,是身体健康老龄化、心理健康老龄化和道德健康老龄化三位一体的发展过程,“生命健康”的概念要高于宽于“身体健康”。换言之,老龄化中国要追求的是“健康老龄化”应该是“全面健康老龄化”。老年人不仅要做“康龄人士”,而且要做“乐龄人士”、“德龄人士”和“美龄人士”,做一个全面健康、全面发展的老年人。第二种对“全面健康老龄化”的理解是从影响健康的三大因素出发,即环境健康、遗传健康和生活健康,实际上是生态、生命、生活三大系统影响因素的健康,可以简称为“生态健康”。由此,我们获得了对“健康老龄化”新的认识:
其一,只有全面促进健康老龄化才能全面理解、预防和解决老龄问题。健康老龄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健康老龄化主要是指身体健康老龄化,而广义健康老龄化包括两种全面健康老龄化,对于我们把握健康老龄化的方向和潜力很有帮助。第一种全面健康老龄化表明了在“生命健康”视角下,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道德健康三方面是有机的组合,是不能也不应割裂的。老年人身体健康虽然重要但不能全面反映健康老龄化的内涵。第二种全面健康老龄化表明了在“生态健康”视角下,生存环境、遗传基因和生活方式三因素也是有机的组合,是不可或缺的。从生命历程的角度来理解基因健康老龄化,很多老年病其实就是基因病、遗传病,需要从源头抓起;从天人相应、人与环境的关系来理解,生存环境通过空气、水和食物的健康来影响人类的健康,最终反映在健康老龄化的结果,青山绿水实现的是我们期待的绿色长寿;从生活方式角度来理解,人们的行为和选择对老年期的健康都有深刻的影响。
其二,在人口学意义上,全面健康老龄化不是仅仅理解为老年人或者老年期的全面健康,而是针对全人口而言的,可以理解为“全民健康”。从生命历程观点看,只有中青年时期的全面健康才能为老年期的全面健康奠定基础。健康老龄化有个体和群体之分,但群体的健康老龄化是建筑在个体健康老龄化的基础之上的。人人健康,则社会健康。
其三,全面健康老龄化有层面之分,身体健康老龄化是低层面的健康老龄化,心理健康老龄化是中层面的健康老龄化,道德健康老龄化是高层面的健康老龄化。全面健康老龄化包含着老有所健、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用和老有所成积极的价值追求。
其四,健康老龄化有正向发展和逆向发展的分别。所谓健康老龄化的正向发展,就是以身体健康老龄化为源头和起点,进一步提升到心理健康老龄化和道德健康老龄化,并且使三个维度的健康老龄化保持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健康老龄化的正向发展值得我们重视和追求。所谓健康老龄化的逆向发展,就是老年人的健康储量不断漏损的过程,就是“健康老龄化”越出边界,退化到“亚健康老龄化”和“病苦老龄化”状态的逆向演变过程。健康老龄化的逆向发展需要预防和阻止。
很多老年人实际上是处在“亚健康老龄化”甚至“病苦老龄化”的过程中备受煎熬。全国老龄办公布的数据称,目前中国非健康老年人口人数1.15亿,占比57%;失能老人达到3750万,占比18.56%。中国老年失忆失智(痴呆)的发病率逐年增高,目前已有500万人,而且以每年30万的速度在增加。失能失忆失智一般很难康复,这些老人不幸远离了“健康老龄化”的轨道,被“病苦老龄化”所折磨。
结论和建议
综上,人口老龄化的深层挑战来自“非健康人群”的增长。“全面健康老龄化”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全面健康老龄化”的提法深化和提升了我们对“健康老龄化”一般性概念的认识,包括了三个方向的解读:一是身体健康老龄化,二是生命健康老龄化,三是生态健康老龄化。比诸“健康老龄化”的提法,“全面健康老龄化”含义和指向更明确,可以作为人口健康促进新的理论指引。如果说“健康老龄化”是相对于“非健康老龄化”而言的,那么“全面健康老龄化”则是相对于“片面健康老龄化”来说的。“非健康老龄化”则包括了亚健康老龄化和病苦老龄化。
一、引言
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以来,“人口老龄化”成为一个全球化问题,这是上世纪人口发展的两大现象——生育率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提高引发的结果。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王桂新、林志宗认为,由于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福利制度的不断完善,全球人口出现了平均寿命预期升高以及生育率下降的趋势[1]。这既是人类社会取得巨大成就的表现,同时也使各国政府面临着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养老保障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按照联合国1982年制定的国际标准,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10%以上,或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7%以上的社会即为老年型社会。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的过程。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伴随着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及医疗卫生条件的不断改善,人口生育方面经历了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这必然会改变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从而使人口的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据统计,我国1999年60岁以上人口总数达到1.26亿,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10%,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
武汉大学的马骁骁的研究则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了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他认为中国作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在1974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人口增长太快,该政策实施后,生育水平下降,从而导致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老龄人口迅速增加[2]。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趋势也在不断加快(见表1)。“六普”数据显示: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8.87%。同“五普”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2.93本文由收集整理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1.91个百分点,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还在进一步加剧。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水平城镇高于农村的发展历程不同,我国农村老龄化水平超过城镇,农村老龄化问题的压力更为突出。此外,在2005年超过13亿的总人口中,城市总人口是56 167万人,农村人口是74 471万人。因此,我国农村人口的老龄化问题也就尤显突出。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农村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近8 600万人,占全国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可见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要远高于城市[3]。
在我国现实的情况下,农村人口老龄化波及的范围更广、规模更大。根据最近的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农村老年人口为8 557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到21世纪后半叶,城镇的老龄化水平才将超过农村,并逐渐拉开差距。
河北省老龄人口呈现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农村老年人口比例大于城镇老年人口且具有未富先老的特点。河北科技大学的闫露娜等人研究认为,河北省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医疗、服务等一系列问题形势严峻,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4],但他们未能对河北这个农业人口大省的农村老龄化问题做专项研究,其他相关文献也鲜有涉及此问题。本文专门就农村人口老龄化及其问题加以系统分析,并提出符合农村现实的养老对策建议。
二、河北省农村人口老龄化现状
河北省既是一个农业大省,也是一个人口大省。建国以来,河北省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1982年“三普”时,0~14岁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0.78%,65岁及以上人口占5.67%,老少比为18.43%;1990年“四普”时0~14岁人口占29.04%,65岁及以上人口占5.81%,老少比为20.01%;2000年“五普”时,0~14岁人口比例降至22.78%,65岁及以上比例升至7.05%,老少比为30.93%。以上数据表明,从2000年起,河北省人口年龄构成已经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据第二次农业普查统计,2006年底河北省在农村居住及城镇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人口为4 926.23万人。从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看,2000年河北全省总人口为6 668.44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 756.01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26.33%;农村人口4 912.43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73.67%(农业户口占80.4%)。随着河北城市化步伐的加快,2005年、2007年全省城镇化率分别为37.69%、40.25%,推算全省农村人口分别减少为4 268.86万人和4 148.56万人,占全省总人口比例分别降至62.31%、59.75%(2007年全国为55.06%)。另据公安户籍统计,2007年末河北省持农业户口的有4 842.76万人,占全部户籍人口的68.96%。几种统计渠道均显示,河北作为农业大省,农业人口比重较大,而且这种现状将保持相当一段时期。因此,在老龄化背景下做好河北省农村养老问题研究至关重要。
三、河北省农村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
(一)农村人口“未富先老”问题
我国是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属于“未富先老”。
河北省“未富先老”的状况在农村尤为突出。长期以来的“重城市,轻农村”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使农村的经济发展缓慢,计划生育政策及青壮年农民工进城导致农村劳动力资源欠缺,再加上地理条件等因素的制约,使得河北省农村的贫困现象很普遍,人均收入与城市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我国农村老年人口是经济上最弱势的群体之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除了耕种土地外几乎没有其他自主收人来源[5]。农村劳动生产率原本低下,土地收益率又极低,因此,当他们年老丧失劳动能力后,维持温饱已是十分困难,生活上很难得到其他保障。因而,因病致贫或者因病返贫成为农村老年人口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根据对河北省农村特困老年人的抽样调查分析显示因病和残疾致贫的人口占近46.7%,几乎达到被调查特困老年人的一半。此外,由于农村许多低收入中青年子女的受教育机会相对不足,从而加大了贫困世代传递的可能性。他们无法为家中老人提供较好的物质生活保障,自己也无法为养老积蓄。
(二)农村劳动力的老化问题
和全国的情况一样,河北省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外流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由于流出人口巨大,造成许多地区的所谓“空心村”现象,在“空心村”里,许多家庭房空门关或者很少有人。青壮年大多出去了,剩下的多半是妇女、儿童、老人,现在很多妇女也出去了,农活主要由一些“年老的留守人员”负担。人口流出引起农村空巢家庭问题,青壮年子女不在身边,年迈的父母无人照料,很多流出人员还不得不把孩子留在家里由老人照看。某县调查出有90%的老人需照看孙辈,70%的留守老人依然干农活,45%的老人无积蓄,生活贫困。
由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河北省农村劳动力的空心化及老化的特征明显。现在越来越多的耕地被“抛荒”的现象已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农村劳动力老化带来的严重问题。据有关调查发现,河北省农村60~65岁间的老人中,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比例有60%多,65岁以上还在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占21%强[6]。随着年龄的增大,劳动者的体力衰退导致原本低下的农业生产率进一步下降,长此以往,必然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会延缓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进程。
四、对策和建议
(一)发展农村经济是根本之道
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村家庭照顾的养老保障方式仍会继续存在,因此,增加家庭成员的收入显然是提高其保障能力的基本手段。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大批转移已成定势。因此,在改善农村劳动力工作环境、提高其收入、能力方面,政府应做到: 第一,消除劳动力市场的一些不合理制度,为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力求做到同工同酬; 第二,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如前所述,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其生产率就越高,工资收入就越多。教育和培训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家需要加大在农村的教育投入,为农民工提供必要的培训,这些都是提高农民工增收能力的有效措施。
鉴于河北省在经济尚不够发达的情况下就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背景,加快发展农村经济是解决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出路和当务之急。我国当前农村老龄人口所面临的诸如养老、医疗保障等问题是“三农”问题的一部分。想要着实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及社会福利水平,根本解决农村老龄人口所面对的各种问题,着力点应该围绕“三农”问题展开。据报道,河北省老龄人口近1 000万,占到人口总数的13.5%。结合河北省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当前应响应党的十提出实现农村人口城镇化进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号召,以大幅提高农村经济实力和农民收入水平作为今后的重要工作目标。这就需要加强河北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并逐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积极探索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及产业化经营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通过科技下乡,提高农业科学技术在农业收益中的贡献率[7]。建立以新型农业技术推广部门、高效农业示范园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基础的农业技术推广与产业化体系和以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农村远程教育网络为基础的高效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加大农业生产技术投入,以提高土地经营效益。
通过大力发展河北省乡镇企业来进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拓宽农民的收入来源。在推行减免农业农民税费的惠民政策的同时,拓宽农产品销售的渠道,建立并普及河北省农产品供求信息网络。此外,需消除农产品流通环节中运输及市场准入环节中中存在的种种关卡。只有切实保护农民的权益,提高农民的收入,才能解决好农村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
(二)政府需要加大投入以解决农民养老问题
考虑到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的负担能力,河北省农村的社会保障可以采取重点突破、循序渐进的路径,以医疗和养老保险为突破口,逐步建立统一、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为农村的养老提供社会支持。在提高社会保障的补助比例上,可以采取高于城市的比例,适当降低农村的个人养老成本,这也是符合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农民收入能力较低这一现实国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