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带来的困难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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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带来的困难与建议范文第1篇

12月形势预期--寒冬吹来阵阵政策暖风

全球市场变化对A股影响：由于欧美经济全线衰退，2009年将成为外需最差的一年，并且09年的订单恶化将影响2010年的出口完成情况，由于中国的出口依存度已从1998年的18%

上升到目前的37%，外需放缓对于经济的打击更加显著。大背景已经明确了我国经济将出现下滑。

中国经济下滑速度超过预期：而问题是一些重要的先行指标反映10月份以后经济下滑严重。如发电量指标：全国发电量作为重要的先行指标，历来受到人们广泛关注。今年以来，发电量指标呈现增速逐月下滑的特征，10月份出现负增长。如果根据GDP与发电量之间的关联性，即1：1.2的正相关比例，发电量指标无疑意味着经济增长不容乐观。另外如工业增加值：从10月份当月的数据来看，10月份，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2%，比上年同期回落9.7个百分点，首次跌入个位数，下降幅度明显快于普遍预期。创2001年11月以来我国月度工业生产增速新低，是1998年以来为数不多的工业增速低于9%的月份之一。1998-2001年通货紧缩时期，工业增加值增速低于8%的月份也不多见。预计未来12个月将是全球制造业最困难的时期，中国企业概莫能外。当前我国工业生产正处于加速下行阶段，是经济自身运行规律、世界经济衰退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先行数据急速下滑，反映经济下行的风险将会进一步放大。

11月26日央行大幅调低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幅度之大远远超过市场预期。大幅降息反映了中央政府强调保增长“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要求，此举是为贯彻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分供应，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发挥货币政策在支持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降低了企业资金成本，平滑经济下降速度和幅度，有助于稳定市场信心。但是也从另一个侧面反应了经济的严峻形势。11月28日收市后，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提出五大举措支持经济发展。其中逐步扩大指数化投资规模，同时追加部分股票投资，以稳定市场信心并追求资本市场长期发展中的稳定收益。将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支持金融改革和经济发展。后续政策方面还可以继续期待，我们预期，未来类似的动作将更频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延期至12月初至12月中旬举行，因为会议后料有更多专门及紧急的进一步刺激内需的措施出台，以进一步刺激内需。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会给2008年划上最强有力的音节。

应当清醒地意识到，政府之所以在全球金融海啸尚未平息之际发生这种经济政策根本的转向，只能预示着两点：一是，“寒冬”已经来袭，要做好“过冬”准备，二是政府推出这些强力的刺激经济政策只是吹来阵阵“暖风”，但“冬天”仅仅只是刚刚来临，依然需要过冬。

12月A股走势展望：在政策利好支撑形成的底部支持下，出现有限冲高震荡局面

应该说政府对国内经济“暖风”促成了11月的反弹。但无论是中国经济还是A股市场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来看仍处于“过冬期”。实体经济下行，资本市场很难摆脱探底格局。11月的反弹反映了财政刺激方案利好影响，但由于当前市场的弱势心态很重，仍处于惊恐未定的状态，易涨也更易跌。在行情的发展初期总是存在一种复杂多变的博弈局面，这将导致大部分市场参与者犹豫和观望的态度。12月份市场将继续消化积极财政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和央行大幅调低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逐步扩大指数化投资规模同时追加部分股票投资等利好影响，并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新精神和新部署等新的驱动因素影响下，预计12月将会形成很强的政策利好预期，市场可能不断反复震荡，并将依托中期均线支持，出现有限冲高格局。

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及央行大幅降息调低存款准备金率，社保基金理事会逐步扩大指数化投资规模同时追加部分股票投资对中国宏观经济当前的不利趋势给与了有力的对冲，缓解了证券市场对宏观经济的悲观预期，拉动了证券市场的投资信心，有力支撑了沪指1600区域。经过市场探低1802和1644，我们看到低点之间差距大大缩小，说明下跌抵抗力量已大为增强，意味下降通道的下轨倾斜度缩小。历史的统计发现，股市主要的下跌幅度集中在经济回落的时期内，进入衰退阶段后，在衰退初期，股市存在下跌趋势，但主要的下跌空间已经在前期完成；作为先行指标的股市，在经济衰退的中后期，市场的景气预期回稳，将会逐步积累上涨的能量，甚至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股市会受到很多正面信息的影响，更多表现为结构性机会，结构性的方向主要是与政策对应的行业性的交易机会。绝大多数股票同时下跌的过程应该正在结束，并逐步让位于个股之间涨跌并呈的局面。市场整体在这段时间内较为宽松，风险来自于市场不景气导致的反复无常。市场策略可转为相对积极，基于对中长期中国经济仍乐观的观点，目前的危机总会度过。市场的极值落在哪里没人知道，但市场总归会回复均值。预计在年末的12月份，市场面临政策面和技术面良好支持，有望在今年的官子行情中取得积极进展，收复部分失地。

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在未来09年公布年报的时间段市场可能再度面临基本面带来的冲击。国内外经济前景依旧处于下滑趋势，企业盈利依然存在下降空间的环境下，市场依旧处于寻底过程之中。总体来看，各行业的发展周期并没有发生改变。中国还将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经济形势。目前经济急剧恶化的局面刚刚开始，外需可能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出现剧降，而投资与消费的自然增长率也会在这段时间内下降。也就是说，未来上市公司利润下降将难以避免。

大调整以来下跌呈“戴维斯双杀”效应明显，利润下降和估值水平下降“双杀”，假定利润下降一半，EPS从2元降到1元，市场预期可以迅速回归，PE从60到15，那么股东的损失会非常大，也就是股价可以跌到原先的八分之一。其中估值水平下跌过程基本完成，上市公司利润下降带来的不利效应还没有完全体现，到目前为止，上市公司环比利润连续下降，但同比利润仍保持增长，利润下降影响还未真正实现。但是，2009年一季度利润下降带来的“戴维斯双杀”影响就非常大。从09年业绩预期来看，09年悲观预期整体利润下降10-15%，那么不排除相当一部份公司出现09年一到二季度出现利润下跌明显状况，那么对利润下降的相关个股而言，其股价面临的冲击仍然是巨大的。

12月份投资策略--波段操作，反弹高位适当减磅

在基本面持续向坏和政策面不断出台利好两者并存，决定12月份的市场特征就是一锅典型的"夹生饭"：让市场反复振荡，让投资者左右为难--想买怕套，想空仓怕遇利好突降而踏空，想卖出却又于心不甘。展望12月走势，除了目前三大利好，后续政策方面还可以继续期待，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预计对市场有一定支撑作用，我们认为12月份的市场继续延续反弹的可能性较大，但基于09年上半年业绩趋于恶化，反弹空间及持续性较差，运行区间可能在1800-2200点。

展望后市，权重和蓝筹股是大盘突破2000并有效展开多头攻势的关键。机构仍有年前做行情的需求，例如基金处于年末排名因素导致短期拉高其重仓股。市场要成功进入预期高位，关键要看基金重仓的权重股和蓝筹股在后期走势上能否形成合力。

对于趋势投资者，在适度的乐观中，择时，控制波段操作的风险依然很重要。基于当前行情特征低位可转向积极，但高位还是考虑适当控制风险，进行波段操作。由于09年一季度，预计经济数据将连创新低，上市公司业绩会呈加速下滑，在12月份的高点采取减磅策略更为合适。

对于价值投资者，行情可能结束了08年灾难性的单边下跌，进入了一个大的震荡形态，可以考虑总体上持战略做多观点。但市场仍缺乏趋势性发展机会，买入并持有的策略仍需要耐心，寻找低点更容易取得成功。

建议关注机会：

1、市场仍将维持政策题材特征，内需刺激政策缓解了经济的下滑趋势，固定资产投资相关度较高的板块如钢铁、水泥、煤炭、电力等需求也出现了一定的恢复，基建力度的加大有助于拉动钢铁、水泥、工程机械、电力设备、煤炭、电力以及建筑服务行业的需求，相关板块继续保持活跃。建议重点关注铁路设备、电网建设、电力及电力设备、3G及通讯设备、医药。

双减政策带来的困难与建议范文第2篇

（一）城镇就业总量增长总体稳定，就业任务指标完成大部

2013年1—6月，城镇新增就业人数725万人，同比增长4.5%，完成全年900万人目标的80.6%；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298万人，同比增长1.4%，完成全年500万人目标的59.6%；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94万人，同比降低0.1%，完成全年100万人目标的94%。城镇登记失业率4.1%，与一季度和去年同期持平。

（二）人力资源市场总体求大于供格局依旧，但同时呈现供需“双降”迹象

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全国104个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信息进行了统计分析，2013年二季度用人单位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招聘各类人员约609.2万人，进入市场的求职者约569.6万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约为1.07，比上季度下降了0.03，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0.02，说明岗位需求有所减少。在本季度与2012年第二季度相同的94个城市中，本季度的需求人数减少了34.8万人，下降了5.7%，求职人数减少约40.7万人，下降了7%；从分区域情况看，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均同样呈现出供需“双降”迹象。但人力资源总量求大于供的供需格局依然得以延续。“双降”现象的出现，从用人需求方面看，经济增速放缓是主要原因，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加工业的转型减产及市场不振，以及部分服务业受政策因素影响出现下滑。与上季度相比，制造业的用人需求比重下降了1.6个百分点；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用人需求比重分别上升了0.5、0.1、0.2个百分点，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需求比重与上季度持平；与去年同期相比，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需求比重分别上升了0.2、1和0.5个百分点；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用人需求比重分别下降了0.9、0.2个百分点。而从求职人数出现下降的情况看，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其中不排除劳动年龄人口尤其是适合于生产一线的年轻劳动力供给总量开始减少的因素，加之劳动力主要输出地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带来更多的当地就业机会吸引部分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使到省外求职转移就业的人数减少。

（三）产业结构调整效应显现，制造业与非制造业就业态势反差显著

将1—6月份的中国制造业PMI与非制造业PMI及其从业人员指数对比来看，上半年中国制造业PMI尽管都在高于临界点之上，但始终在51%以下徘徊，6月份为50.1%，比上月回落0.7个百分点，而其从业人员指数继续延续2012年6月份以来在临界点以下的走势，且低于历史同期均值，6月份为48.7%，比上月微降0.1个百分点，连续13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下。而从中国非制造业PMI来看，2013年上半年各月份均明显高于临界点，6月份为53.9%，比上月回落0.4个百分点，同比上升3.7个百分点，其中服务业指数表现良好，新兴服务业表现突出，邮政快递、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及公共设施管理业商务活动指数保持在58%以上；非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均稳定在临界值以上，6月份为51.5%，比上月提高0.1个百分点，同比上升2.1个百分点，持续3个月稳定在51%以上，其中的服务业从业人员指数总体呈缓步上升态势，6月份达到50.0%，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

（四）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继续增大，就业结构性矛盾凸显

2013年应届大学毕业生数量攀新高，达到699万规模，与往届积累下来的待业学生数量叠加，就业压力加大。腾讯和麦可思201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2013届毕业生中，硕士、本科和高职高专毕业生签约率分别为26%、35%和32%，与2012届同期相比，分别低11%、12%和13%。从求职人员结构看，2013年一季度，应届毕业生所占比重为10.7%，与2012年同期相比，增加了3.7个百分点。而据教育部2月初对近500家用人单位的统计，2013年这些单位计划招聘岗位数同比平均降幅约15%，供需缺口加大。

二、对2013年下半年就业形势的分析和判断

（一）对下半年就业形势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1、经济增长速度：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将会有所减弱

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就业形势变动情况看，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对就业总量有所影响，但主要比较集中在沿海对外加工制造业，影响人群更多的是出外打工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因此对城镇就业的影响表现不甚突出。由于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速是呈缓慢波动式放缓，尚未出现大幅下滑迹象，并且预计下半年中央将会采取有利于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稳定经济增速的举措，因此，经济增速放缓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将会继续减弱。

2、产业结构调整和既有产业格局：服务业带动就业和加工制造业“缺工”将同时显现

可以预计，未来一个时期对国内就业形成重要影响的主导因素是产业结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的影响，受国际市场需求下滑、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汇率波动、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战略实施、地方产业转型力度加大等多种因素影响，部分劳动密集型外向加工制造业企业向境外迁移、关闭或转产转型，信息通讯、交通运输、金融、居民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愈益显著，对就业的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作用更加显著。另一方面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几十年形成的以加工制造业为支柱的第二产业的产业特征，以及以东部经济为依托的区域经济格局在相当时间内会继续存在，由此产生的大规模一线加工生产线普工和熟练技工的用工需求、以东部地区为劳动力主要流入地的劳动力市场特征仍会继续延续一个时期。因此，总体上看，制造业就业在下半年将不会出现大幅下滑，但服务业带动的就业增速将会继续保持平稳上升势头，成为今后就业的新的增长点，同时加工制造业“缺工”现象仍将继续显现。

3、人口及人力资源构成：普工技工“缺工”和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将持续并存

当前，受劳动力年龄结构、文化素质构成、职业技能构成等人力资源供给结构的制约，在产业结构转型加速的情况下，一线普工和技术工人的“缺工”和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矛盾将会持续并存。与就业总量问题相比，结构性就业矛盾愈显突出，失业问题将更多地体现为结构性失业。结构性失业问题同样会在下半年有突出表现，尤其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问题将会存在始终，并会对2014年产生后续影响。

（二）对下半年总体就业形势判断

根据上半年宏观经济形势和就业形势走势，以及对下半年经济运行总体态势及主要影响因素分析，预计下半年就业形势将继续保持总体稳定态势，全年目标任务有望如期完成，但就业结构性矛盾会依然突出，并会对就业形势产生深刻影响，使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关系更加复杂。

三、下半年就业工作建议

（一）开展用工和失业动态监测，研判地区就业失业形势

建立健全就业监测制度，对地区用工量较大的单位，进行就业动态用工监测，掌握入职人数、入职人员结构、入职原因等信息。做好企业用工招聘服务，并通过四级就业服务网络，及时就业信息，指导就业困难人员、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同时，建立失业预警制度，加强失业动态监测，及时、准确掌握监测企业岗位增减情况，分析、判断监测地区就业失业总体形势。以电话随访、情况报送等形式与监测单位建立用工情况监测机制，按月或分季度报送在职人数、在职人员结构、离职人数、离职人员结构、离职原因等信息。

（二）与社会稳定工作相结合，把对就业影响评估纳入相关工作体系

要重视各级政府决策、重要政策、重大改革措施、重大项目等的实施对就业的影响评估，制定完善相关规章制度，把对就业影响评估纳入重大决策社会稳定评估和社会效果评估体系之中，作为具有高权重的一级指标执行，并对其不同等级风险制定防范预案。尤其是要对征地拆迁造成的失业风险要慎重对待，制定合理的补偿标准和吸纳就业责任制度，避免决策失误带来的失业风险，促进社会形势稳定。

（三）把扶持中小企业政策落到实处，提高就业稳定性

要认真落实中央和国务院扶持中小企业相关政策，对高风险投资的、新兴产业的创业型中小企业和营利率较低的中小企业，应通过财政税收优惠减免、减息免息小额信贷等信贷手段积极引导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并创造更多就业岗位。鉴于目前中小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较重的情况，可以参照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五缓四减三补”的经验，对吸纳就业较为明显的中小企业予以社保补贴或岗位补贴，减轻其社保缴费负担。

（四）切实加强重点人群就业培训，积极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

要充分认识就业培训对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扩大就业规模、提高就业质量的积极作用。要坚持以就业为导向，强化实际操作技能训练和职业素质培养，对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和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要重点开展初级技能培训，使其掌握就业的一技之长；对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等新成长劳动力，鼓励其参加1—2个学期的劳动预备制培训，提升技能水平和就业能力；对企业新录用的人员，要结合就业岗位的实际要求，通过师傅带徒弟、集中培训等形式开展岗前培训；对退役士兵要积极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对职业院校学生要强化职业技能和从业素质培养，使他们掌握中级以上职业技能。促进人力资源供需衔接，满足产业升级和城市化发展需要，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

（五）进一步整合现有政策，开发扶持青年群体创业就业

政府要统一规划包括高校毕业生在内的就业促进政策，整合各部门出台的针对不同人群的就业促进政策，更好地促进毕业生就业。毕业生就业促进措施要具体化、规范化，减少模糊规定，细化各项措施的实施内容和程序。加速“简政放权”，通过转变职能、减少审批环节，继续清理不必要的资质资格许可和认定，降低就业创业门槛。充实完善对网络商务产业创业就业的相关政策，将现行的积极就业政策和对实体经济的创业扶持政策向网络商务产业的创业就业延伸，提供资金、信贷支持政策和税费减免政策，拓宽融资渠道。拓展网络创业就业的渠道，强化网络创业就业的指导和服务，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建立网络创业就业管理服务平台。

双减政策带来的困难与建议范文第3篇

2013：地区格局悄然变化

世界经济格局悄然发生变化

一是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首超发达国家。IMF最新估计，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2013年发展中国家GDP占全球的50.4%（汇率法为39.4%），历史上首次超过发达国家，预计2018年将提高到53.9%。二是发展中国家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所下降。2012年下半年高达91.9%，2013年上半年降至82.4%，预计2013年下半年降至74.6%。

主要经济体形势继续分化

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的分化主要表现为新兴经济体和美国强、欧日弱；2013年则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发展中国家内部分化扩大：发达国家内部继续分化，美国继续温和复苏、进入持续复苏轨道，量化宽松政策（QE）迎来转折点；日本货币和财政刺激“猛药”起效，经济复苏加快；欧元区艰难摆脱衰退，但全年仍为负增长；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保持较快增长，而脆弱五国（印度、印尼、巴西、土耳其、南非）受制于内、外经济失衡，加上资本外流的冲击，经济发展较为困难。

贸易保护加剧

2013年，不仅诸如保障、双反、进口关税等传统贸易保护措施以及政府采购、自动配额等新型贸易保护措施有增无减，主要经济体还竞相组织排它性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并力争主导权成为贸易保护的新手段。从2008年以来，美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以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为代表的“东线”，以TTIP（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谈判为代表的“西线”和以TISA（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服务贸易协定）谈判为代表的“中枢”。从截至目前的进展情况来看，TPP有望于2014年上半年率先达成，TTIP和TISA谈判也在积极进行中，美国主导的新型贸易规则的影响力已经初步形成。以GDP占全球份额衡量，TPP、TTIP和TISA分别高达40%、50%和65%，其对于全球贸易的影响巨大。

发达国家去杠杆化取得进展，发展中国家进展迟缓

“过度的杠杆化”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发达国家家庭、企业、金融业、政府部门“去杠杆化”均取得不程度的进展。其中，美国企业和家庭部门债务负担已降至长期水平之下，政府财政赤字已从2009财年10.1%的二战后峰值降至2013财年的4.1%。欧盟通过严厉的财政紧缩措施遏止了财政赤字上升势头，通过财政联盟、银行业联盟以及欧洲稳定机制等措施打破了债务危机-银行业危机的传播链条。欧元区15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从2009年的6.4%降至2013年的2.9%。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前几年的杠杆刺激后，正在逐步转变宏观策略，朝着去杠杆化的方向发展，但相对发达国家来说才刚起步。

发达国家政策动向导致世界经济波动

首先，美国政策动向牵动国际金融市场。2013年5月下旬美联储释放可能提前削减购债规模（即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信号，由此至8月份，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逐步退出QE的预期导致发达国家长期利率上升，促使国际投资者对于资产重新估价并调整资产组合，国际资本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脆弱五国流出。由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未能在9月30日的最后期限前就政府预算方案达成妥协，陷入国债上限僵局，美国联邦政府被迫在10月1日～16日关门16天，这是17年以来的首次停摆。10月17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提高债务上限、为政府拨款”的议案，该协议将美国举债能力延长到今年2月7日，并为政府机构提供资金到今年1月15日。12月17日，美联储决定从2014年1月起，将月度购债规模从850亿美元减少到750亿美元。

其次，美国政策动向对发展中国家外溢效应巨大。美联储提前削减QE的预期已使国际资本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脆弱五国”撤出，造成相关国家本币大幅贬值、输入型通胀压力上升，五国央行在经济疲弱的情况下被迫连续升息来加以应对。其中，巴西在5月30日起的半年内5次升息，累计升息250个基点；印度在9、10月份两次升息，累计升息50个基点。

2014：增长动力略有增强

目前世界经济发展中的有利因素多于不利因素，经济增长动力略有增强。预计2014年世界经济发展将有所加快。

经济增速将略高于上年

按照汇率法计算，世界银行2014年1月份预测2014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2%，比上年加快0.8个百分点；英国共识公司2013年12月份预测2014年全球经济将增长3.0%，比上年加快0.6个百分点；联合国2013年12月份预测2014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0%，比上年加快0.9个百分点。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4年1月份预测2014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7%，比上年加快0.7个百分点。

全球贸易增长将有所加快

据IMF2014年1月份预测，2014年世界贸易量将增长4.5%，比上年加快1.8个百分点；据世界银行2014年1月份预测，2014年全球贸易量将增长4.6%，比上年加快1.5个百分点；据联合国2013年12月份预测，2014年全球贸易量将增长4.7%，加快2.4个百分点；据OECD2013年11月份预测，2014年全球贸易量将增长4.8%，加快1.8个百分点。

全球通货膨胀水平略有上升，但初级产品价格低位徘徊

据英国共识公司2013年12月份预测，2014年全球消费价格将上涨3.0%，比上年扩大0.3个百分点；据世界银行2014年1月份预测，2014年国际市场石油价格将下降1.1%，非能源价格将下跌2.6%。

美国和日本失业问题将继续缓解

据共识公司2013年12月份预测，2014年，美国失业率为6.9%，比上年降低0.5个百分点；日本为3.8%，降低0.2个百分点；欧元区为12.2%，上升0.1个百分点。

应对外部环境稳定我国经济

外部需求回升有利于我国出口稳定增长

随着美国引领世界经济向好，外部需求回升，给我国出口的稳定增长带来了较好的机会，有利于我国经济稳步发展。相应的政策建议是要特别注意巩固发达国家出口市场，扩大对其出口。

发达国家正在致力于营造不利于我国的全球经济新秩序

美欧日紧锣密鼓地进行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的谈判，这两个占全球GDP四成以上的协定均将中国排除在外。奥巴马总统计划在2014年完成TPP谈判。此外，日本充当了反制中国的急先锋，不仅通过我与中国大打口水仗，还试图联合越南、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孤立遏制中国，近期又试图投资非洲抗衡中国。相应的政策建议是：一方面要努力扩大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CP）、亚太经合组织（APEC）、金砖国家（BRICS）、上合组织的影响力，充分利用好相应平台，扩大务实合作；另一方面要积极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

发达国家宏观政策动向对于我国的外溢效应

一旦美国量化宽松收紧过快，可能造成以下不利影响：一是全球资本异常流动扩大，国际资本可能大量撤离发展中经济体；二是促使美元较快升值，导致人民币随之相对于其他货币升值；三是其他经济体被动应对，可能产生第二波冲击，加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相应的政策建议是：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密切关注美国经济形势和政策动向，做好应对准备；扩大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努力利用人民币升值倒逼提质增效。

双减政策带来的困难与建议范文第4篇

（中石化中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河南濮阳457001）

摘要：本文对石油建筑企业经营风险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针对其特点、分类、表现形式等提出了加强风险管理的对策和建议，对相关企业规避经营风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石油建筑企业；企业经营；风险管理

1石油建筑企业经营风险管理的重要意义

企业经营风险管理是对可以预见的风险进行分析、控制，从而降低或消除经营结果遭受损失的可能。石油建筑企业是一个受管理体制、行业特性双重约束的经营主体，经营风险呈现多样性、群发性的特点。

石油建筑企业系国有企业，但其施工行业的性质又决定了其生存状况直接受到工程项目经营效果的影响，如外部环境（如政治、经济、物价、气候等）和企业内部（技术能力、施工水平等）、企业外部（协助队伍、发包模式等）等因素，国际项目还要受语言、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石油建筑企业开展经营风险管理研究，对企业顺利转型、激活潜力、发挥规模优势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工程企业正逐渐采用国际市场上普遍采用的项目发包模式，石油建筑企业加强经营风险管理也势在必行。

2石油建筑企业经营风险分析

2.1石油建筑企业经营风险的特点

与民营建筑企业相比，石油建筑企业虽然有明显的资源和资金优势，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是受国家政策影响大，国家利益优先于企业利益；二是企业多承担着职工养老、医疗等社会责任，一旦出现风险将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三是发生廉洁从业风险的概率高；四是风险管理连续性差，基本上没有发展的风险管理体系。

2.2石油建筑企业经营风险的分类及表现形式

2.2.1外部风险

对石油建筑企业经营冲击最大的风险主要来自企业外部，尤其是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或“母公司”。典型形式有改制重组风险和市场壁垒风险两种。

部分可控的外部风险主要有4种：一是国际工程市场风险，如所在国政治、经济环境、项目投资主体等方面的风险；二是工程变更风险，特别是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工程，工程设计、工程量与招标时或有较大变化；三是市场风险，如政府发展规划、市场供求关系及材料价格变动等；四是工程收款的风险，如建设单位不按规定支付进度款或异常收付款、拖延工程结算等。

2.2.2内部风险

内部的全局性风险如企业战略风险和主营业务规划风险，往往具有决定性危害。就石油建筑企业而言，工程投标时尽量不要采用低标价中标的策略，不能把获利的希望寄托在合同变更、技术改新、施工索赔等方面。

内部的可控风险主要有以下6大类：

⑴环境技术风险，自然环境方面主要有河流流量、水位的变化、地质构造和地基承载力等；技术经济方面包括当地可利用的材料、能源与交通运输、地方劳动力和技术水平等状况；

⑵投标风险，如投标前是否进行充分调研、投标中对招标文件的合同条款（设计图纸、工程量清单及质量要求）等是否进行了仔细分析以及是否了解资金能力、施工难易等；

⑶企业的法律风险，指来自企业国内外的政治、法律环境方面的风险；

⑷企业的运营风险，指生产经营、市场营销、质量安全、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风险；

⑸分包管理风险，如分包商选择不慎将导致总包单位项目延期、滞后，甚者导致群体性事件或法律纠纷；

⑹廉洁从业风险，在市场开发、物资采购、设备租赁等环节易发生腐败问题等。

2.3石油建筑企业经营风险存在的原因分析

石油建筑企业的管理体制行政色彩很浓，很多企业经营风险的防范和处置完全凭管理者经验，而不是建立在科学的风险管理制度或体系基础之上。很多企业管理者在思想上不够重视企业经营风险管理，往往只是把它挂在口头上。同时，一些企业仍未真正摆脱行政性管理模式的习惯与束缚，没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不能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来开展企业经营风险管理工作。

3加强石油建筑企业经营风险管理的建议

3.1强化风险管理意识，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风险管理机制

多数企业内部审计部门了风险管理职能，但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建议设立独立的风险管理运行机构。一方面要加强企业成本核算，建立内部定额，不盲目报价；另一方面要采用先进的管理模式和新技术，加大可降价空间。还要强化风险管理意识，以价值最大化为原则，评估成本效益的比例关系。对不能承受的风险主动回避,对可以采取措施降低、分担的风险要综合运用管理措施和保险方法管理。

3.2选择恰当的风险防范方式

建筑企业防范风险一般有控制风险、转移风险和保留风险3种：

⑴控制风险，指将风险发生的概率和导致的经济损失降到最低程度。措施有：学习掌握相关的法律法规，签订完备的施工合同，避免合同条款约定不明造成的风险；吃透招标文件，控制盲目招投标带来的风险；尽量签订国际工程合同要符合FIDIC合同条件，避免合同签订无依据的风险；及时进行工程结（决）算，控制合同履行过程的风险；优选分包商，制定可行的分包方案，签订权责分明的分包合同，减少工程违法分包风险等。

⑵转移风险，指在风险不可避免的要发生时将风险转嫁给他人的一种方式。措施有：推行索赔制度，向合同对方转移风险；推行保险制度，向保险公司索赔；推行担保制度。担保有抵押和保证两种，是向第三方转移风险的一种作法，当前我国可逐渐推行银行保证或企业保证。

⑶自留风险，指企业自己主动承担风险。通常在风险所致损失频率和程度低、损失在短期内可以预测以及最大损失不影响企业财务稳定时采用此法。但有时会因风险单位数量或自我承受能力的限制，导致财务安排上的困难，无法实现预期效果。在建筑工程固定价格合同中考虑一定比例的风险金，一旦产生风险损失可以风险金弥补。

3.3加强全过程合同管理，优化基础资料台账

首先要建立健全合同审查机构及审查机制，发挥内外部法律事务工作人员的作用。要制订规范的合同管理制度，实行合同签约人负责制和重大合同评审报告制度，规范签约程序，减少签约风险。

其次要防范设计变更带来的风险，如：开工前工程性质、规模的变更，应报政府相关部门重新立项；设计方案的变更，要重走规划审批的程序；施工中的变更，需经设计院审图办认可盖章、建设方签字后交监理下达施工方。施工方要求的变更，经监理确认、建设方签认，由建设方申请设计方出变更单返回建设方，交监理下达施工方。经双方协商同意的工程变更，应有双方正式委托的代表书面签字，防止“口头协议”。同时要注重工程变更带来的价款增、减等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证据不仅包括合同文本，还包括招投标资料、变更、签证及结算单等全过程的资料。对重大合同、金额较大合同可借助公证机关进行公证、签证，提高证据的法律效力。

双减政策带来的困难与建议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碳税；经济增长；能源消费；要素收入分配

中图分类号 F810.4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9-0099-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9.017

CO2作为主要的温室气体，其排放量的不断增加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气候问题的焦点。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能源消耗量更是逐年显著增加。仅2000-2005年中国碳排放的增长速度较十年前增加了四倍［1］。近年来，我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CO2排放国，随着人口增长、重工业、交通运输业发展，CO2问题会越来越严重［2］。结合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中国政府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的承诺，并考虑到中国目前经济的规模及增长速度，中国碳减排的压力在不断增加。

以CO2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造成了环境的负外部性。新古典经济家庇古（A.C. Pigou）提出了通过税收的办法将外部成本内部化，按照污染物的排放量或经济活动的危害来确定纳税义务，这就是著名的“庇古税”［3］。碳税就是一种庇古税，征收碳税实质上是对人类行为产生的CO2所造成的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的过程，是减少CO2排放量最具有市场效率的经济措施之一［4-5］。

目前，瑞典、丹麦、荷兰、芬兰、挪威等国已征收CO2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法国等不少国家也将建立针对减少碳排放的税收制度提上日程［6］。对CO2征税，应该包括商品制造过程的各个环节所排放的CO2，从原材料的开采过程、生产过程、分配过程到提供最终产品给消费者［7］。但是，在实践和具体操作中，主要是针对化石能源（化石能源在此不仅包括天然化石能源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也包括有其直接加工转换而成的二次能源如煤气、汽油、柴油、焦炭、洁净煤等）使用所产生的CO2，这部分CO2的排放量占到人类活动产生CO2排放量的70%以上。考虑到化石能源产品的不同性质及化石能源的不完全燃烧，大部分国家在核算化石能源的CO2排放量时多采用含碳量来确定。这也是本文在核算中国各省份的CO2排放量时的重要依据之一。此外，从欧盟国家征收碳税的经验来看，在引入碳税时应坚持税收中性原则，初始碳税税率设置较低。欧盟国家碳税的开征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CO2的排放，且对本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大。

目前，国内外学者针对开征碳税对经济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碳税对GDP的影响，及碳税的节能减排效果方面。大部分学者认为开征碳税会对一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而对能源消耗，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异。高鹏飞等［8］通过建立MARLAL-MACRO模型得出碳税的减排效果明显，但同时也给经济造成相当大的损失的结论。魏涛远、格罗姆斯洛德［9］采用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NAGE）研究了碳税对中国经济及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表明征收碳税虽然使CO2排放量有所下降，但会使中国经济状况恶化，且长远看，征收碳税，实施温室气体减排，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代价将十分高昂。王灿等［10］认为实施CO2减排政策有利于能源效率的提高，但同时也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带来困难。金艳鸣等［11］根据2002年全国、广东和贵州的三区域绿色社会核算矩阵构建了区域资源-经济-环境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得出征收环境税如碳税比征收能源税减排效果更明显，环境税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影响为正，对落后地区的影响为负。苏明等［12］利用一般可计算模型（CGE）分析了碳税对经济的影响，开征碳税会带来GDP和通货膨胀率的双下降，碳税税率越高碳排放下降幅度越大。张明文等［13］通过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得出征收碳税能提高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经济规模，对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具有抑制作用。姜克隽［14］提出征收碳税对我国未来CO2排放具有明显抑制作用，碳税会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到较低的碳排放经济体系，这种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利于经济发展，进而GDP的损失就不明显，最高在0.45%左右。Matsuo 和 Naoki［15］研究认为CO2减排5%将带来约1%的GDP损失。Floros和Vlachou［16］通过研究碳税对希腊制造业及能源行业的影响，认为碳税能有效抑制CO2的排放。Karp和Liu［17］通过联立方程模型发现美国减排30%的温室气体将引起3%的GDP下降。瑞典环境保护部门研究显示1974-1994年间GDP增幅为47%，同期相比总耗能几乎不变，碳税还促进了区域制热由化石能源向生物燃料的转变［18］。

以上学者或部门的研究或基于定性分析或基于未来预测的定量分析，较少涉及以客观数据为研究样本的定量分析。此外，为数不多的基于客观数据的实证分析也较少涉及到全国范围，多是局限于某一地区。本文以1999-2007年各省市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对中国各省市在样本期所消费的化石能源的CO2排放量进行了核算，并依据国际经验制定不同碳税情景税率，然后利用1999-2007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建立相关的数据模型定量分析了在不同的情景税率下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对经济增长、能源消耗的影响。

1 中国能源碳排放量的估算及碳税情景模式设置1.1 中国能源碳排放量的估算

征收碳税的最直接目的是降低最主要的温室气体CO2的排放量，碳税税额的多少是根据化石能源的碳排放量直接决定的，单位能源产品产生的CO2越多，对其征收的碳税税额越大。因此对各种化石能源碳排放量的核算成为碳税征收的关键。在计算碳排放量时需首先获得能源CO2排放系数。能源CO2排放系数指消费单位能源所产生的CO2排放量。不同能源产品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引起气候变化的碳排放量不同，故其CO2排放系数也各不相同。

本文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于2006年的《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中相关数据和计算公式，及《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5》公布的各种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量，《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0-2008）中历年各地区的能源消费量数据，经过相关计算和转化可推算出中国各个年份、各个省（市、自治区）各种化石能源的碳排放量。历年中国各化石能源CO2排放量计算结果如下：

由表1可以看出，CO2排放量的增长速度逐年增加，2007年的碳排放量已达到1999的2.4倍。在各种化石燃料中，煤炭的碳排放量占到总燃料排放量的80%以上。由于中国地域广阔，各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能源分布及产业结构和人口密度等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能源的生产、使用量进而影响本地区CO2排放量。为了更详细地描述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碳排放量指标，将2007年各省（市、自治区）的能源消耗产生的CO2排放量描述如图1所示。通过图1可以看出，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碳排放量差异很大，2007年度CO2排放量最多的省份山东省可以达到最低的七个省份CO2排放量的总和。

1.2 碳税情景模型设置

从中国实际情况考虑，我国在确定碳税税负水平时应考虑以下问题：首先，碳税的提出和实施是以减排温室气体、保护环境为主要目的，不同于筹集财政资金为目的

2.上海市、自治区能源数据缺失严重排除在样本之外。

的大部分税种，税率设置越高，越容易达到该税种设置的目的；其次，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之中，一定时期内将继续依赖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与扩张拉动经济增长，征收碳税会提高化石能源的使用价格，减少能源消费，从而降低社会总产出，对经济规模扩张产生消极影响；最后，我国现行税收负担较重，在征收碳税时初始税率设置应较低，避免企业生产活动产生较大的波动，打击企业生产积极性，同时相应降低其他税种的税率。如瑞典在征收CO2税的同时削减了个人所得税、农业方面的能源税及继续教育方面的税收，丹麦、荷兰、英国等在征收碳税的同时也相应削减了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证缴款。总之，我国在碳税征收的初期，应从低征收碳税，减少对经济、社会的消极影响。

从减排成本角度考虑，CO2减排的技术研究表明，通过植物吸收CO2时每减排一吨碳的实际成本约为5美金，通过常规能源技术手段的减排成本约为每吨碳10美金［9］ 。从碳交易机制角度看，实现清洁发展机制（CDM）交易产生CERs时获得CO2减排价值约为8-12欧元/吨，以配额为基础的欧盟排放许可权EUAs,其2006-2008年间的CO2减排参考价格约为25欧元/t［19］。

根据上述分析，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本文在此选取三种碳税水平依次为每吨CO25美元、10美元、20美元的定额税率，作为拟征碳税的三种不同碳税情景，并分别建立相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通过比较进一步分析在不同碳税情景下，碳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2 计量模型的设计及数据说明

2.1 模型设定

为考察碳税与经济增长及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本文在建模时借鉴李绍荣等［20］提出的受税收结构影响的CobbDouglas 生产函数，并在此基础上将能源因素引入其中，提出其扩展模型如下：

Y=K∑ni=1αixiL∑ni=1βixiE∑ni=1δixie∑ni=1γixi+ε

(1)

对其两侧求导：

lnY=∑ni=1αixilnK+∑ni=1βixilnL+∑ni=1δixilnE+∑ni=1γixi+ε

(2)

其中Y表示总产出，K表示资本使用量，L表示劳动投入量，E表示能源消耗, xi (, i=1,2,… n)表示第i种税在总税收收入中所占的比重。xi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为得到理想的研究结果，本文将引入碳税后的整体税收收入分为碳税收入和非碳税收入两类，即式（1）中n取值为2，x1表示碳税收入占总体税收收入的比重，x2 为非碳税收入占总体税收收入的比重，同时也表示中国现行的税收体系。令式（2）中的i 取值为2，可得进一步模型如下：

lnY=(∑2i=1αixi)lnK+(∑2i=1βixi)lnLE+(∑2i=1δixi)lnE+∑2i=1γixi+ε

(3)

从式（2）中可以看出，参数αi 、βi、δi分别表示第i种税种的结构份额对资本、劳动、能源要素产出弹性的影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示征收碳税后税收结构份额对资本、劳动、能源的产出效率影响。γi 表示剔除资本、劳动、能源要素的影响后，第i种税种的税收结构份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若γ1 为正，则说明在资本、劳动、能源要素不变的情况下，摒除其对经济产出弹性的影响之后，碳税征收对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且此时的资本、劳动、资源组合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生产规模的扩大。相反，若γ1 为负值则说明在其他要素不变的情况下，总产出随着碳税结构份额的增加而降低，征收碳税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且此时的资本、劳动、能源组合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

2.2 数据来源说明

上述各变量的观察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样本时间跨度为1999-2007年，截面个体为除上海、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其中Y、K、L观察值分别取自《中国统计年鉴》的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形成总额、从业人员，E的观察值取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各地区的能源消费数据。x1由各地区碳税收入与总税收收入（加入碳税收入调整之后）的比值决定，碳税收入等于地区碳排放量与单位碳税的乘积，x2 为非碳税收入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在数值上等于1- x1。

3 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本文选取了我国1999-2007年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上海、因数据不完整剔除）。利用Stata10.0软件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模型的筛选及检验过程如下：首先，考察自变量系数所反映的样本整体性效应，选择合适的面板数据回归方式，来确定面板数据适用的回归方式是混合估计模型、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其次，根据选定的模型进行相应的异方差及自相关检验。最后，根据检验结果选择相应的模型修正模型。通过以上过程，得到最终估计结果见表2。

从回归结果看，各模型调整后的R平方均在0.96以上，表明整个模型的拟合度较高，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力度很强。大部分参数的估计值的t统计量通过了t检验，变量显著。

在上述三种碳税情景下，x1的系数γ1均显著为负，表明在资本、劳动、能源要素不变的情况下，碳税结构税率的增加会降低社会总产出，对经济增长起负面影响。碳税收入在总税收收入中份额x1的增加，都会带来经济的总体规模不同程度的下降。具体来看，在情景一，征收5美元/t的碳税体制下，碳税收入占总税收收入比重每增加1%，会使经济的总体规模下降到原来的e-21.79%=0.804倍。在情景二与情景三下经济规模分别下降到原来的e-13.39%=0.875倍、e-6.69%=0.935倍。即征收碳税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会降低经济的总体规模。而三种碳税情景由一到三，碳税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是不断减弱的。一方面开征碳税会降低私人及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影响经济规模的扩张，抑制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征收碳税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来源，政府支出增加，政府投资拉动了GDP；此外，碳税税率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新技术、新能源的开发使用，提高能源要素的使用效率，部分抵消了税率提高所带来的经济消极增长。从长期来看，假设中国开征碳税，税率依次从较低税率5美元/吨提高至10，20美元/t,碳税对经济的抑制作用呈现弱化的趋势。

对于能源要素而言，征收碳税时会提高能源的产出弹性，提高幅度会随着税率的增加而降低。当碳税税率分别为5美元、10美元、20美元每吨时，碳税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能源要素的产出弹性分别提高1.75%，1.08%，0.549%。与非碳税税类相对应的比例分别为0.022%，0.021 8%，0.021 8%，远低于碳税对能源产出效率的影响。即征收碳税时对能源要素的作用明显高于现行的税收体制对能源的刺激。而随着碳税税率的提高，能源要素的产出效率逐渐降低，相应的资本、劳动要素产出效率提高，从而形成资本、劳动要素替代能源要素，降低了能源要素的使用。因此，碳税对能源的刺激作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针对资本、劳动要素而言，对CO2排放征收碳税时，劳动、资本要素的产出弹性均有所增加。且随着碳税税率的提高，资本和劳动要素的产出弹性提高比率均随着碳税税率的提高而增加。如表2所示，碳税所占比重每增加1%时，三种碳税情景下的资本要素产出弹性提高的比例依次为0.302%、 0.378%、0.428 4%，劳动要素提高比例为0.77%、0.89%、0.988 5%。即随着碳税税率的提高，税收份额的增加会提高劳动、资本要素的产出效率，而且对劳动要素的正效应要明显大于对资本要素的正效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若资本和劳动要素是完全通过市场获得收入，那么决定要素收入份额的就是其产出效率。而目前中国实际的资本要素的产出弹性远大于劳动的产出弹性。因此，当分别征收5美元、10美元、20美元的碳税时，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收入差距将随税率提高而不断缩小。

4 结 论

综合上述的分析可知，近年来中国CO2排放量显著增加，2007年的碳排放量与1999年相比，达到了后者的2.4倍。中国碳排放压力逐渐增加，碳税作为最有效地经济手段之一，似乎需要择机适时开征。通过实证检验可知：首先，在中国开征碳税将会对经济规模的增长产生消极的作用，造成GDP的明显下降，而下降程度与税率水平成反比。其次，随着碳税税率的提高，能源要素的产出效率逐渐降低，相应的资本、劳动要素产出效率逐渐提高，从而形成资本、劳动要素替代能源要素，最终降低了能源要素的使用。因此，碳税对能源的刺激作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长期看，随着碳税制度完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碳税税率逐步提高至较高水平时，碳税对经济的冲击将逐渐减弱，同时资本要素、劳动要素对能源要素的替代效应增强，最终将降低能源要素的使用，减少CO2的排放。反之，从短期来看，仅通过碳税开征来有效地促进节能减排还是面临较大的困难。最后，随着碳税税率的提高，税收份额的增加会提高劳动、资本要素的产出效率，而且其对劳动要素的正效应要明显大于对资本要素的正效应，而目前中国实际的资本要素的产出弹性远大于劳动的产出弹性。因此，当碳税税率提高时，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收入差距将随税率提高而不断缩小，即碳税税率提高还会减小劳动和资本要素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因此，虽然长期看来开征碳税具有明显的节能减排效果,且碳税能有效地调节要素间收入分配。但是就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开征以节能减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的碳税对中国经济影响较大，节能减排效果相对较弱，不建议在现阶段开征碳税。针对节能减排和气候变化问题，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①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扶植新兴产业，特别是新能源产业，抑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过快增长。②鼓励发展并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绿色生产，提高能源的产出效率，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降低环境成本。③加强促进节能减排与新能源的财政政策。如增强重大节能减排工程的财政投资补助力度并扩大范围；对风能、太阳能等再能源及新能源技术、设备及产品实施明确的财政补贴，资金奖励或税收优惠等政策。④增强宣传和教育力度，增加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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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Introduction Carbon Tax on China’s Economy

LIU Jie LI Wen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