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文第1篇

从“盲流”到“民工荒”

20世纪80年代末，“民工潮”和“盲流”第一次进入国人视野时，也许没有想到，仅十多年后两个词语就会被“民工荒”所代替。

以前，数以千万计的内地民工浩浩荡荡南下淘金，无异于一次人口大迁徙。如今，中国虽然每年仍然可以提供1.5亿廉价劳动力，市场却用残酷的规律昭示着传统经济模式的没落，内地民工无需背井离乡就能领到与珠三角相差无几的工资，物价和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的珠三角的产业优势逐步丧失，产业升级和转型走到了十字路口。

眼看着全国民工下广东造就的“人口红利”日渐耗尽，如何支撑经济总量全国“一哥”_的高增长速度，成为横在广东面前的一个大问号。

同病相怜的还有上海等诸多发达城市。为缓解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劳动力短缺，近年来上海逐步放宽他们对独生子女政策的立场，2004年通过了生二胎的条件，包括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等情况。2009年7月，上海成为中国第一个发动“鼓励”生育运动的城市。几乎是一夜之间，要求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海报被换下了，取而代之的是详细列举可以合法生育第二胎条件并如何申请的海报。政府还保证为选择生二胎的夫妇提供心理和经济上的帮助。但反应并不热烈，上海35％的父母认为“养育孩子对父母来说是一个沉重负担”。即使政策允许，仍有45.3％的家庭会因为育儿压力太大而放弃生育二胎的机会，这是今年9月最新公布的《上海年轻夫妇家庭育儿现状、需求及儿童社会福利政策》调查报告中透露的数据。

东亚：全球人口老化最快的地方

独生子女政策已经推行了30多年，带来了近两代独生子女。生育率低下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口老龄化。现在，人口老化危机已经快速逼近中国。

国际上通用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不论按60岁还是按65岁标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己在1999年10月进入老龄化社会。以1.3的牛育率对未来进行推算，到2040年假设中国人均寿命达到目前日本人的水平，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35％，65岁以上人口超过2896。

联合国人口委员会的数据显示，随着中国生育率下降，60岁及以上的居民比例预计将会从2020年的16，796增长至2050年的31，1％。这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0％左右。在上海等教育水平高的沿海城市，这种不平衡现象更为严重。2008年上海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居民差不多是总人口的22％，而生育率则低于每对夫妇一个孩子。

不单是中国，整个东亚地区都面临严重的人口老化问题。事实上，全球人口老化最快的地方就是东亚，中国原来地处全球最“老”区域。

亚洲开发银行出版的《亚洲开发展望》以数字呈现人口老化对经济成长与储蓄的影响。举例来说，中国从1980年到2010年因劳动力的增长，让每年的国民生产毛额增加1.3％；但预估往后的20年，数字会下降至0.31％。而南韩的国内生产毛额到2030年会降为0.7％，超过65岁的高龄人口占据总人口的36％。

非婚生子在东亚接受度低

尽管日本、韩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政府祭出许多对策，例如将退休年龄延后，但根本原因之一却是生育率低。政府鼓励生儿育女，但是成效不彰。强调家庭观念和血脉延续的社会面临着挑战，民众对婚姻反感是造成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西方国家和相对发达的东亚国家中，针对低生育率作出的反应有何不同，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非婚生子的统计鲜少受到关注i根据2008年《美国全国生命统计报告》指出，在西方国家中平均每位女性生育2.1个小孩，其中有4成是非婚生子。最高比例的北欧国家和法国为50％，美国为40.6％。而位处于西欧的希腊和南欧的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相较之下，其非婚生子的生育率是较低的。

低生育率的国家大多位在东亚，包括南韩、台湾、香港、新加坡和日本。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非婚生子女比率并不高。泰国和中国的几个大都市的生育率特别低，即使中国取消一胎化政策的规定，生育率仍将处于低迷状态。

非婚生子在亚洲往往被认为是道德薄弱的象征，人们认为他们会由于缺乏适当教养而导致社会崩毁。教育程度与就业率高的女性是否因为接受信息较多，因而非婚生子时较少面临社会的压力?

美国和香港的数据显示，少女未婚怀孕和贫穷有相应关系。但有些人认为，这更是因为社会不接受非婚生子所导致的问题。在未婚生子的小妈妈比率较低的东亚国家、地区，非婚生予的经济状况也至少会介于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之间，意味着在工作和经济情况允许下，社会可以接受女性不结婚也可以生小孩。

在家庭观念强大的东亚，结婚普遍被认为是为了繁衍后代的行为，而实际上，新婚、不婚或晚婚的配偶最后也只会生一个小孩。在发达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中，39岁的女性当中仍未婚或有小孩的比率介于15％到20％之间。

婚姻在中国社会仍然是构成家庭的主流价值，由于重男轻女的观念，女性数量少于男性，许多男人可能永远不能结婚。女性需求增加所带来的好处也可能会变多，像是职业妇女提升机会多了，因此中国大都市的生育率是每况愈下。

国家育儿福利是投资而非耗损

欧洲的数据显示，女性多数希望在经济状况允许的条件下养育孩子，社会地位支持女性可以自主决定怀孕时间与生育对象的时候，才有意愿生小孩。

这两个因素在东亚环境下则不如预期发展，首先，养育小孩的机会成本非常高，因为坏孕女性没有工作保障，也要承受高房价、稀少的公立托儿机构、极低或没有育儿基金的环境，然而这些福利措施在欧洲则相对健全，即使是新加坡和香港的中产阶级聘雇得起外籍帮佣，伴随着高额贷款和消费喜好，养小孩的花费仍然所费不赀。

第二，养育小孩的工作已经如此不简单，受过教育和就业的女性往往会问：为什么要结婚，结婚可能要忍受保守观念的配偶。

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文第2篇

[关键词]就业质量；人口低生育率；产能过剩；土地城镇化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5071

1就业质量概念界定

就业质量可以理解为就业过程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并取得报酬或收入的具体状况的优劣程度，其不仅包含着诸如工资水平和工作条件等内在因素，也包含着就业环境、社会保护和劳动关系等外在条件。从现有的就业质量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出发，就业质量可定义为包括工作满意度、经济回报、非经济回报、技能和培训、职业发展机会、工作内容、工作匹配程度等在内的狭义就业质量和包括性别平等、工作健康和安全、工作生活平衡、社会对话、非歧视、劳动力市场中介等在内的广义就业质量。

综合而言，就业质量是一个多维度高复合的层次性概念，宏观层面，反映了现有就业指导与保障环境牵引劳动者理性择业创业的助推力度；中观层面，刻画了组织将员工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纳入企业战略规划的程度与水平；微观层面，除工作满意度，更深层次地体现在劳动者就业过程中人力资本保值增值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程度。

2就业质量提升过程中的关键约束性因素分析

21人口低生育率引发劳动力议价能力增强的负面效应

21世纪以来，总和生育率的持续走低表明我国人口在进入低速增长阶段的同时也将迈向超低生育水平状态，计划生育政策的松动性调整在最近一段时期内难以产生有效的扭转力。

人口低生育率引致的劳动力议价能力增强的负面效应图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人口低生育水平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劳动适龄人口比例下降，刘易斯拐点出现即劳动人口供给由无限性向有限性转变。劳动力的规模性短缺变相提升了劳动者的议价能力。议价能力的提升本来可以增加就业群体的收入水平，提升整体就业质量，但低生育水平引致的人口总抚养比的上升则引发了议价能力增强中的负面效应，见上图。

长期人口低速增长的态势在使得少子化与老龄化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的同时也在加剧着家庭的经济负担。小家庭多老人的常态格局造成老年抚养比不断攀升，劳动适龄人口的经济压力提升；另外，计划生育所形成的家庭少子化现象及其所引起的“重子轻老”效应使得平均少儿抚养成本居高不下。人口总抚养比强劲上升趋势使得劳动人口对工资性收入有着更高的要求，这不仅内在迫使他们提升议价能力，而且对于收入水平提升的强烈需求也会使得他们在择业时出现过分看重薪酬水平忽视技能适合性的倾向，从而影响就业质量水平。

22产业结构调整与产能过剩化解下的技术性失业窘境

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是以质量和效益为衡量标准和价值取向，同时明确市场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与推动作用。因此，用技术和创新驱动代替投资驱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一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发展资源和空间的有限性，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也意味着过剩产能的化解和落后产业的淘汰。

产能过剩通常发生在依靠政府主导投资发展的中西部国有企业，而投资驱动在经济发展驱动格局中作用的弱化不仅意味着新常态下过剩产能的增加，同时也暗示着落后产业中技能水平偏低的企业员工将成为就业群体冗员而遭受淘汰。产能过剩行业中的潜在冗余员工普遍存在着教育水平低下的现象，他们本身的人资水平难以适应产业升级中的行业岗位要求，大面积的技术性失业窘境不可避免，这势必影响我国整体就业质量的提升。

23土地城镇化引起的就业容量泡沫与高质量就业的冲突

一般而言，与产业发展相对称的城镇化才是正常的“城市包围农村”式发展，其不仅可以有效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增强发展续航能力，而且可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维护社会的稳定。但是由于各地政府通常将城镇化作为政绩提升中的实现抓手，大量农地转做非农用途，土地城镇化被动快速发展。

土地城镇化作为一种经济扩张形式，在短期内固然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解决社会就业难题，但由于其背离产业发展规律，因而难以实现就业容量的长期拓展；另一方面，土地城镇化虽然拓宽了“就业蓄水池”，但是其过度依赖政府投资与政策的畸形发展方式使得区域内流入的（下转P73）

陈溢依：流动人口选举活动参与率低的原因数据分析流动人口选举活动参与率低的原因数据分析

陈溢依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北京102206）

[摘要]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国内流动人口不断增加，到2015年流动人口数量占到全国人口总量的20%。选举实践中，流动人口的选举权被“架空”，实际参与率很低。文章通过多元回归数据分析对流动人口选举活动参与率低的现状进行原因分析。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流动人口这个巨大的群体不应该成为“视角盲区”，在保证他们充分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政治选举权利的保障同样重要。

[关键词]流动人口；选举权；回归分析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5072

本文通过多元回归数据处理，分析流动人口选举活动参与率低的原因，在流动人口仍然持续增长的今天，希望能找到实现流动人口选举权的突破口。

1数据收集

2015年2～3月，笔者在北京、福建、浙江、江苏、云南、重庆六地对流动人口选举权的实践情况进行小规模的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收集了15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07份。笔者的数据分析从个人层面对流动人口参选率低的原因进行回归分析，以流动人口参与选举的次数为解释变量，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打工时间、是否知道选举权、是否接到户籍地的选举通知、是否接到现居地的选举通知等为因变量。

2数据处理

（1）对于年龄因素，我们认为年龄对选举次数的影响与本次调查想要获得的结果无关，因此我们通过将选举次数除以年龄与18的差（18岁以上才有选举权），来得出每年参加选举的次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从而剔除年龄对选举次数的影响。

（2）对于一些答案为“是”或“否”的问题，我们通过设置指示变量的方式加入到回归模型中，其中“否”赋值为0，“是”赋值为1。

（3）对于收入，由于收入的自然对数具有更好地性质，我们将取自然对数后的收入放入回归模型中。

（4）我们使用逐步剔除法，运用STATA软件，剔除掉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并最终得到了下所示的回归结果，其中lncome表示收入的自然对数，know_d表示“是否知道选举权”的指示变量，inform_out_d表示“在外期间是否获得原居住地选举通知”的指示变量。

3数据模型解释

（1）本模型的R-squared为02802，表明本模型中，各解释变量对选举次数的解释能力为28%。且模型的整体显著，说明我们的模型能够较好地解释选举次数的影响因素。

（2）各解释变量的P值都小于005，表明各解释变量对选举次数的影响都是显著的。具体来说，知道自己有选举权的人比不知道自己有选举权的人每年平均多参加019次选举；在外务工期间收到家中选举通知的人比未收到通知的人每年平均多参加选举017次；收入每增加1%，每年参加选举次数平均减少011次。

（3）回归分析过程中，我们不断排除了受教育程度、外出打工时间对选举次数的影响。这说明对待选举活动的态度积极与否和受教育程度相关性不大，大学生的政治参与积极性会比农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高的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对于回归得到的结果，是否知道选举权与是否在外接到通知对选举次数的影响与事前的估计是一致的；而收入对选举次数的影响出乎了我们的意料，这可能是由于收入越低的流动人口更期望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收入较高的流动人口反而愿意安于现状。

（4）选举成本和利益之间的失衡。根据成本―收益分析理论，作为“经济人”的流动选民是否参与选举，取决于参选的成本和预期收益之间的大小比较。如果参选的预期收益大于参与成本，他们就会选择参加选举，反之，则倾向于放弃。

由于长期离开户籍地，户籍地的政策和流动人口的利益严重分离，回乡参选却要承担路费、误工费等各种成本。石贤平（2008）调查，问及“未能参加户籍地选举活动的主要原因”时，567%的流动人口回答是“回户籍地参加选举费用太高”和“没有时间”。回乡参选的流动人口中，大部分是由于有补贴和奖励才回去的，问及“参加户籍地选举活动的原因”中，282%的人回答“有补贴和奖励才去的”。821%的流动人口离开户籍地是因为“到城市打工或经商”，在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衡量过程中，大多数流动人口会选择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对选举机构而言，流动人口的流动性使组织选举的成本不断增加。选民登记之后很多流动人口不来参加选举，导致选举资源大量浪费。

（5）流动人口的思想观念因素。零点调查公司持续3年对京沪等地外来人口的调查显示，45%的外来务工经商人员感觉受到歧视。在流入地居住了很多年，还叫“暂住”，工作了很久还被叫“流动”，很难让他们产生归属感。

流动性决定了流动人口习惯考虑短期利益，很难着眼于选举的长期效益，他们意识不到自己选举出来的代表对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和解决自己的社会保障、就业工资、子女教育等问题的重要性。多数流动人口认为选出的代表并不会替自己说话，“觉得选了也白选”“选谁都一样”。见下表。

在人口大规模流动的阶段，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流动人口不该成为“视角盲区”。在保证他们充分享受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要保证他们能够有畅通的渠道参加社会政治生活。流动人口的实际情况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对流动人口选举权利的实践研究也应该保持一个连续的状态。流动人口选举权得到真正实现的过程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石贤平试论我国流动人口选举权的实现[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8

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文第3篇

关键词：生育观念；影响因素；生产力；生育政策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3-0097-02

生育观念古已有之，直到现在仍然是学者们广泛关注的重要领域。它不仅仅是对生育过程的总结，同时也涵盖了人们对待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概括来说它是指人类在生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伦理观念、等一系列文化现象的集合，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作为人类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生育观念有着广泛的内涵，它涵盖了生育的目的、生育的数量、生育的时间以及生育的性别取向等方面。在同一时期的社会里，人们一般都有着或约定俗成或积习成文的生育观念，像我国乡土社会的“多子多福”“多生多育”的生育观念，而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生育观念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有所改变，在当今社会里，生育观念又产生了哪些变化，这值得我们探讨。

一、“少生优育”生育观念的形成过程

工业革命以来，机器化大生产逐步取代了传统的铁犁牛耕的生产方式，传统社会中农业经济的主导地位丧失，人类进入工业社会，生产力得到了飞跃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以提高。经济基础的根本性变革势必会带动上层建筑的一系列变化，生育观念作为上层建筑中精神文化的一种，也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改变。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大潮的冲击，贫富差距的拉大，人们的经济压力和社会压力也随之增大，大多数人是希望生育一个孩子的，毕竟一个孩子的生育成本还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这时候父母关注的不是孩子的数量而是孩子的质量，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父母特别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比如给孩子早教，上各种补习班，一个孩子的生育成本远超过去，这使得有人感慨现在养一个孩子的生育成本比过去养两个三个孩子的成本还要高。正是在这些经济和社会的诸多压力之下，逐渐形成了如今“少生优育”的生育观念。

二、“少生优育”观念形成的影响因素

（一）教育制度的变革和教育年限的延长

工业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传统农耕社会强调的是劳动力的数量，人口增加意味着劳动力增加，劳动力多了，就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开垦更多的荒地，国家也可获取更多的赋税收入和可利用的储备兵力；而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是使用机器进行生产，机器化大生产对劳动力自身素质的要求提升，它需要的是技术人才，强调的是劳动力的质量和素质，而国家为了培养适应工业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为了更好地提升国民的素质，深化了教育体制的改革，延长了教育年限，这直接增加了教育成本，使得工薪阶层不得不考虑生孩子的成本。同时，教育作为上向流动的渠道，对于占绝大多数人的中下工农阶层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通过教育可以获取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但教育年限的延长使得个体为了更好地完成学业不得不推迟结婚，时间一长，大家也就开始晚婚晚育了。

（二）女性的职业化发展以及避孕技术的进步

虽然我国曾长期处于男权社会，男性是社会的主体，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她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角色，开始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实现自身的价值，单一的家庭主妇逐渐发展为职场女性，职场女性不仅仅是在家照顾孩子，同时也在职场上实现自身价值，职场上的竞争压力下迫使不少家庭选择了倾向于自身发展的选择――少生或不生孩子。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避孕技术也随之进步，避孕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在人们的青壮年时期，不少年轻人考虑到要发展事业，于是通过避孕手段选择了少生或不生，等到事业逐渐起步之后，人们逐渐达到中年时期，这时人们的生育能力下降，即使想生育也不一定能有效生育，因此，避孕技术的进步有效地预防了计划之外的生育行为。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本位的思想逐步确立

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经济上的腾飞，同时也引起了思想领域的变革，传统的家本位的思想向个人本位转变，人们不再是只局限于家族和国家的发展，而是更多地关注自身的发展，更理性地思考问题，由此衍生了利己、自由等思想观念。一个家庭里有了孩子不仅增加父母的经济负担，同时也占用了父母的精力和时间，降低其自身竞争力，很多企业不招女性员工，就是不愿承担女性因为生育带来的一系列成本投入，甚至有些女性为了自身事业能更好地发展，放弃了生育孩子。此外，与传统农耕社会不同的是，工业社会注重的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这使得人们思想上的藩篱逐渐被打破，自由意识复苏，更加捍卫自身的权利，而选择不生也是人的一种权利，不少两性为了拥有更自由的二人世界，选择了放弃生育孩子，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丁克家庭”，英文叫“double income and no kids”，译为“双收入，无子女”，在这类家庭中的夫妇是有生育能力的，但是却选择不生，主要就是为了追求更自由的生活，享受二人世界，同时也有促进自身事业发展的目的。

三、生育观念的特点及现阶段我国生育政策分析

生育观念具有阶段不可逆的特点。生育观念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特定的环境下经过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然后才孕育发展起来的。其一经形成，没有国家强制干预的话，几乎不可逆，即使国家强制干预，几千年的历史惯性还是很难刹住车的，就像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就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当时传统多生多育的生育观念根深蒂固，即使生育孩子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有的家庭被罚得倾家荡产，依然要生孩子，超生现象屡禁不止。想要改变我国目前低生育率的现状目前来说很难，即使国家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也不见得能显现成效，就像现在诸多的西方发达国家，很早之前就开始鼓励国民生育，但是人口自然增长率仍然处于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水平，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加速，人们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我国是不是也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人口出现零增长和负增长。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我国应该防患于未然，从以下方面进行一定的尝试，用以弥补之前因计划生育政策等原因造成的低生育率现象。

（一）减轻个体家庭生育成本，保障女性的生育权利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物价水平也同样飞速提升着，而人们工资提升的速度却远远赶不上物价提升的速度，这使得人们所承受的生存压力增大。当前家庭不愿生育的主要原因是承受不起巨大的生育成本，奶粉钱、教育费用、各类辅导班花费等因素都是降低人们生育意愿的重要原因。同时，现代社会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改变，传统的家本位发展到现在的个体本位，个体更多地关注的是自身事业的发展，自身事业发展需要占用时间和精力，尤其是女性，逐渐走出家庭，在职场上拼杀，这都降低了家庭生孩子的动机。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国家应该建立并完善妇女生育保障，应该通过立法的形式保障怀孕妇女的平等就业权，防止女性因为生育而失去工作的现象发生。同时，还应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国家财政补贴来弥补女性员工因为生育给企业带来的损失，这不仅有利于消除女性就业歧视，同时也减少了女性生孩子的后顾之忧。

（二）逐步放开生育政策，一些地区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

就当前的人口趋势来看，随着我国生育率的不断下降，少子化现象日益突出，为了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人口过少危机，应该适当调整一下计划生育政策，目前我国政府对人口政策做出了大方向的调整，出台“单独可生二胎”的政策，并让各地区根据各地人口情况制定相应的人口政策，比如在人口基数小、生育率过低的地区应该尽快实施这一政策，在人口基数大、生育率相对较高的地区应该继续严格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要想改变当前我国这一系列人口问题，除了逐渐放开生育政策之外，还应采取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比如对有一到两个子女的家庭进行物质奖励，限制和处罚两个以上子女的家庭，同时加强生育宣传工作，使人们认识到生孩子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的好处，使人们逐渐形成合理生育、适当生育的生育观念。

（三）加强在生育方面的宣传工作，营造良性生育文化

生育观念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在社会大环境下的生育观念形成之后，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人为的措施加以影响。要想改变生育观念最直接有效的做法就是改变人们对生育的看法，加强思想上的宣传动员工作。在传统农耕社会里人们普遍贯彻多生多育的做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受生育文化的影响，农耕社会在封建统治者及儒家学者的宣传鼓励下，形成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养儿防老”等一系列生育文化，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形成了“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进而对人们的生育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今，由于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再加上经济上的压力，社会逐渐形成了少生甚至不生的低生育文化氛围和生育观念，这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行为，进而使得我国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少子化现象日益明显。

参考文献：

[1].生育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44-46.

[2]田雪原，陈胜利.生育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39-43.

[3]宋健，[韩]金益基.人口政策与国情：中韩比较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44-46.

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文第4篇

弱精症是造成男性生育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患者的检查貌似正常，实际上运动能力低下，为夫妻二人想要宝宝的愿望笼罩上一层阴霾。临床上认为，如果一个人的平均运动速度低于25～28微米/秒，应视为弱精症，即活力差，或曰运动能力差甚至基本无活动能力。大约4%～10%的男性朋友会深受其害，甚至无法享受为人父的幸福。

男性患上弱精症能授孕吗

弱精症的原因比较多，是否造成不孕，要看患病的程度。笔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做过一个动物实验，结果发现，运动速度的高低有显著的种属差异，速度低的生育率也低。比如牛的运动速度可达50～70微米/秒，小鼠和大鼠可达45～55微米/秒，而大熊猫的运动速度仅为20微米/秒左右。

我们知道，进入女性生殖道之后，要经过漫长的“万里征程”，才能到达输卵管与卵子会合。首先，进入阴道内有可能会被阴道内的酸性环境杀死；其次，很大一部分被子宫颈这个“大门”挡了回去，只有一小部分能以极快速度闯进宫颈口进入宫腔（往往不到总数的1%），赢得先机；进入宫腔后，还要运行一段比自己身体长上万倍的距离，得到授精的机会，因此，没有速度是万万不能的。后最短不过数分钟，即能在输卵管内发现，但其间不知道要淘汰掉多少柔弱无力泳动的。

预防有则

能否提高男性不育患者的运动速度，解决他们的生育问题呢？这是很有可能的。其中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非常重要。

酒精能损伤的结构与运动能力，受到损伤的如果受精，还会影响胎儿在子宫内的发育，引起流产，有时还会生出畸形怪胎，或孩子出生后智力差，成为低能儿。

吸烟时间越长，畸形也越多，而且随着正常数目的不断减少，活动力也会减弱。据分析，很可能是烟中的毒性物质在体内起作用，使调节生成的基因受到损害，然后使形态与活动能力发生改变。

另外，不要总穿紧身牛仔裤，过长时间地洗桑拿或泡热水澡，以免因为温度过高而影响活动能力。平时注意多食用一些富含锌的食品，如肝、蛋、鱼、肉等动物食品，以及花生、核桃等植物性食物。

治疗有道

1.通过中西药物治疗来改善其活力。治疗中切忌不分阴虚阳虚，不辨虚实寒热，一昧追求鞭、肾、鹿茸等大热大补的壮阳之物。六味地黄汤为古方补肾之主方，四物汤为补血主方，合用则可取得补肾补血之效；五子衍宗丸专治生成障碍。笔者将三方合用特拟五子生精丸，方取菟丝子、覆盆子、枸杞子、熟地、党参、山药各120克，当归、五味子、羊藿、牛膝、山萸肉各 90克，车前子、泽泻、白芍、丹皮、甘草各60克。共研细末，炼蜜为丸，每丸9克，每天3次，每次1丸。配制丸药后约可服3个月，为1疗程。在临床应用多年，效果较佳。

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文第5篇

关键词：俄罗斯；人口；生育率；民族结构；教育程度

中图分类号：C924.5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3)03-0070-09

以2010年10月14日为基准日，俄罗斯政府组织了新一轮全国人口普查。俄罗斯联邦法律规定，全国人口普查每十年不少于一次。这次全国人口普查是俄罗斯自沙俄时期以来的第十次，也是苏联解体后新俄罗斯时期的第二次，与上次普查相距八年。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于2011年3月公布了初步统计结果，随后在2012年6―12月分批次、分类型公布了最终统计结果(1)。

根据最终统计结果，俄罗斯联邦常住人口为1.429亿，人口总量排在中国(13.35亿)、印度(12.10亿)、美国(3.09亿)、印度尼西亚(2.38亿)、巴西(1.91亿)、巴基斯坦(1.65亿)、孟加拉(1.47亿)之后，位居世界第八，比2002年第九次人口普查时倒退了一个位次。

一、人口规模继续缩小并呈加速下降态势

在第八至第九次全国人口普查期间(1989―2002年)，俄罗斯出现了战后首次人口下降，被称做第四次人口危机，直到2010年人口普查时危机依然在持续。与上次普查相比，此次普查人口总量继续减少，8年间全俄罗斯人口由14516.7万下降到14285.7万，减少了231万，下降了0.016％。其中，城市人口由10642.9万下降到10531.4万，减少111.5万，下降了0.01％；农村人口由3873.8万下降到3754.3万，减少了119.5万，下降了0.03％。不仅如此，人口下降还呈现出加速度的态势。例如，1989―2002年人口年均下降幅度为0.09％，而2002―2010年年均降幅提高到0.20％，其中农村人口年均降幅更是达到了0.39％(见表1)。

全国人口分别居住在2386个城市居民点(包括城市和城市类型的居民点)和13.4万个农村居民点。与2002年相比，城市数量增加了2个，达到1100个。其中，人口在50万～100万的大城市数最增加了5个，达到25个；人口达到百万的特大城市减少了1个，为12个；人口在5万～50万的中等城市数量明显减少；人口在5万以下的小城市数量有所增加。城市人口的93％居住在城市，比2002年的90％有所提高，只有7％的城市人口居住在城市类型的居民点。普查表明，城市类型的居民点数量和人口数量明显减少，这也许与某些大型企业和机构的撤销相关(见表2)。

由于人口下降和居民外迁，2002―2010年俄罗斯行政当局撤销了8500个农村居民点。此外，还有1.94万个农村居民点实际已经无人居住，这个数字比2002年增加了48％。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向大型村落聚集，居住在3000人以上的大居民点的农村人口达到1114.7万，比2002年增加了109.5万，占农村人口总数的29.7％。10人以上3000人以下的各种规模的农村居民点都在减少，人口数量也在下降，而不足10人的小微居民点却大幅增加，比2002年多了2200个(见表3)。

二、人口地理分布严重不均衡

统计数据显示，在人口总量下降的大背景下，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差异和人口流动的原因，俄罗斯人口地理分布更加不均衡。相对于差异巨大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而言，人口流动对俄罗斯人口地理分布的影响更为显著。从总体上看，人口流动的基本方向一如既往，仍然是由东向西，即从人口相对稀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东部地区向人口相对充裕、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西部地区流动、迁移。2002―2010年，在全俄8个联邦区中有6个人口下降，其中下降最多的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净减120万；其次是西伯利亚联邦区，净减80万；其他依次为远东联邦区(净减40万)、西北联邦区(净减40万)、乌拉尔联邦区(净减30万)、南部联邦区(净减10万)。由于人口数量减少，上述联邦区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也相应下降。人口获得增长的2个联邦区为中央联邦区和北高加索联邦区，分别增加了4J0万和50万。前者是外地流入人口增加造成的，只有后者是因本地人口自然增长实现的(出生率高于死亡率)。

从目前的人口分布来看，中央联邦区人口最多，为384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26.9％；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其次，人口为299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20.9％；其他依次为西伯利亚联邦区(人口1930万，占总人口13.5％)、南部联邦区(人口1390万，占总人口9.7％)、西北联邦区(人口1360万，占总人口9.5％)、乌拉尔联邦区(人口1210万，占总人口8.5％)、北高加索联邦区(人口940万，占总人口6.6％)、远东联邦区(人口630万，占总人口4.4％)(见表4)。

人口密度最大的中央联邦区和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每平方公里分别达到59.1人和28.8人，而人口密度最小的西伯利亚联邦区和远东联邦区每平方公里分别只有3.7人和1人。

2010年，俄罗斯联邦平均城市化率达到73.7％，但地区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城市化水平最高的西北联邦区城市化率高达83.5％，而南部联邦区和北高加索联邦区则处于平均线以下，水平最低的北高加索联邦区城市化率只有49.2％(见表5)。

三、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性别比例差距扩大

最近20年，俄罗斯人口老龄化程度逐年加深，2002年第九次人口普查时全国人口平均年龄为37.7岁，比1989年第八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提高了4岁，此次人口普查又比八年前有所提高，达到39岁。

近年来，俄罗斯适龄劳动力人口开始减少，2010年比2002年减少了100万，总数从8900万下降到8800万。同一时期，低于劳动力年龄人口从2630万下降到2310万，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从原先的18.1％下降到16.2％(其中城市只占15.3％)，而高于劳动力年龄人口则从2980万增加到3170万，占人口总数的比重从20.5％提高到22.2％(见表6)。这组数据说明，俄罗斯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现有适龄劳动力在减少，劳动力储备严重不足。

俄罗斯是个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国家，曾经被联合国人口司列为全球五个男性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俄罗斯人口性别比例失衡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使男性人口大量损失，致使两性比例差距急剧扩大。20世纪50年代男女性别之比曾达1000：1243，此后这种差距逐渐缩小，但最近十余年又开始拉大，其主要原因在于男性人口大量过早死亡。2002年女性人口比男性人口多1000万，2010年增加到1080万，男女人口比例从1000：1147提高到1000：1163(见表7)。

四、妇女总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

2010年，全俄年满16岁人口共计1.197亿，比2002年增加了200万，其中男性5420万，女性6550万。已婚人口为3300万对，比2002年减少100万对。在已婚人口中有13％(440万对)为未登记婚姻，而2002年这一数字为330万对，占已婚人口的9.7％(见表8)。这说明人们越来越不注重婚姻形式，也说明婚姻的不稳定性较之以往大大增加。此外，有1800已婚人口年龄低于16岁法定年龄，其中有1100人为非登记婚姻。这一状况好于上次人口普查，当年有3700已婚人口年龄低于法定年龄，其中有2200人为非登记婚姻。

2010年俄罗斯妇女总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平均每千名妇女生育子女数量从2002年的1513人减少到2010年的1469人。其中，每千名城市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量从2002年的1350人减少到2010年的1328人，每千名农村妇女生育子女数量从2002年的1993人减少到2010年的1876人。在15岁及以上年龄段的妇女中，15～19岁生育第一胎的占19％，20～24岁――54％，25～29岁――19％，30～34岁――5.3％，35岁及以上年龄段――1.9％(见表9)。

五、家庭经济规模日趋小型化，独居人口显著增加

2002年全俄人口普查时首次使用了“家庭经济”的概念，用以取代以往的“家庭”概念作为普查登记单位。与传统的“家庭”概念不同，“家庭经济”可以包括由非亲属关系组成的家庭和由1人组成的家庭。此次人口普查继续采用这一概念。本次人口普查共统计了5460万个私人家庭经济，在其中生活着1.4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99％(见表10)。

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俄罗斯家庭经济平均规模(家庭经济平均人数)进一步缩小，为2.6人(2002年为2.7人)。由1人和2人组成的家庭经济占全部家庭经济的54.2％。全国有1400万人处于独居状态，占整个家庭经济的25.7％，比2002年增加了220万，增长了19.4％。在独居家庭中老人占相当大比例，俄罗斯社会老龄人口的生活状态由此可见一斑。在由2个和2个以上成员组成的家庭经济中有1790万个拥有未满18岁的孩子，占总数的44％，而在2002年这一比例为52％。两次普查期间，没有未满18岁孩子的家庭增长了15％。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一个孩子的家庭经济仍然占多数。由于近年来俄罗斯政府加大了对民生的投入，居民住房状况有了较大改善。上次人口普查时有6.8万个家庭经济没有住房，涉及人口14.3万，此次人口普查没有住房的家庭经济数量大幅减少到3.4万个，涉及人口也下降到6.4万。

此外，还有180万人生活在集体家庭经济中，这一数字2002年为230万。所谓集体家庭经济是指为孤儿和失去父母照顾的儿童开办的保育院和寄宿学校、为残疾人和老人开办的福利院、治疗慢性疾病的医院、修道院、兵营以及被剥夺人身自由的地方(如监狱、劳教所等)。

六、各民族间人口发展差异巨大，但整体民族结构未发生重大变化

普查时有1.3723亿人对问卷中民族属性一栏做了回答，占总人口的96.06％，另有500多万人没有说明自己的民族属性或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在已说明民族属性人口中，第一大民族俄罗斯人占80.90％，共计1.1102亿人；第二大民族鞑靼人占3.87％，为531万人。其余人口数量占比超过1％的民族还有乌克兰人(193万)、巴什基尔人(158万)、楚瓦什人(144万)和车臣人(143万)。

2002―2010年，在人数较多的22个民族中，除哥萨克和卡巴尔金两个民族人口数量基本未发生变化外，有10个民族人口增加，10个民族人口减少。人口增加的多为高加索民族和邻近的穆斯林民族，其中增长幅度超过10％的有库梅克人(19.05％)、达尔金人(15.69％)、列兹金人(14.63％)、阿瓦尔人(12.35％)；增幅相对较低的有印古什人(7.32％)、车臣人(5.15％)、亚美尼亚人(4.42％)、奥塞梯人(3.92％)。此外，还有两个东部民族人口获得了增长，即雅库特(萨哈)人和布里亚特人，分别增长了9.09％和2.22％。

人口下降幅度最大的民族分别是白俄罗斯人(－35.80％)、乌克兰人(－34.35％)、乌德穆尔特人(－14％)、楚瓦什人(－12.20％)和莫尔多瓦人(－11.90％)；其余人口减少的民族还有马里人(－8％)、巴什基尔人(－5.39％)、鞑靼人(－4.32％)和阿塞拜疆人(－3.23)。俄罗斯联邦主体民族俄罗斯族人口减少了487万，下降幅度达到4.20％(见表11)。

在普查中有1.3872亿人说明了国籍，其中拥有俄罗斯国籍的人口为1.3786亿人，占已说明国籍人口的99.38％；外国公民为68.7万；无国籍人口17.8万；另有413.5万人未说明国籍。在俄罗斯公民中有7.9万人拥有双重国籍，在外国公民中42％来自独联体国家(见表12)。

2010年，在问卷中对掌握语言做出回答的人口中有1.38亿人通晓俄语，占99.4％。其中，1.01亿城市人口通晓俄语，占99.8％；0.37亿农村人口通晓俄语，占98.7％。除俄语外，使用人数较多的语言还有英语、鞑靼语、德语、车臣语、巴什基尔语、乌克兰语、楚瓦什语等。另有12.1万人掌握俄语手语。

七、居民受教育程度稳步提高

2010年，在全俄1.211亿年满15岁的人口中，除去350万在普查时未说明受教育程度外，受教育人口达到1.106亿，占同龄人口的91.33％，占已说明受教育程度人口的94.05％；630万人只接受过初等普通教育，占同龄人口的5.20％，占已说明教育程度人口的5.36％；未受教育人口只有70万，仅占同龄人口的0.58％和已说明受教育程度人口的0.6％(见表13)。这些数据均好于上次人口普查。

2010年，全俄每千人中有234人接受过高等职业教育，比2002年的162人增长了44.44％。在接受过高等职业教育人口中有110万人具有学士学位，占4.3％；专家2510万，占93％；硕士学位60万，占2.3％。在接受过高等职业教育的专家中，70.7万人具有大学后教育，比2002年的36.9万人大幅增加。全俄共有59.6万名副博士(学术候选人)和12.4万名博士。副博士中女性人口为26.5万，占44％；博士中女性人口为4.1万，占33％。副博士中65％为适龄劳动力人口，博士中51％为高于适龄劳动力年龄人口。与2002年相比，接受过不完全高等教育的人口增加了44％，他们当中有68％的人正在继续学业；具有中等(完全)普通教育的人口略有增长(0.9％)。在年满10岁的人口中文盲的比例明显下降，2002年为0.5％，2010年下降到0.3％。在文盲中42％为年满60岁的老年人。

八、生活资料来源日益多样化

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以来，俄罗斯居民的生活资料来源日益多样化，除了劳动收入之外人们开始有了更多的选择。统计数据显示，普查期间，1.036亿人拥有1项生活资料来源(不等于只有一项工作)，3300万人拥有2项生活资料来源，220万人拥有3项或更多生活资料来源。与2002年相比，领取劳动收入(包括兼职)的人口增加了445.6万，增长7.2％；从事个体辅助经济的人口减少了322.5万，下降17.7％；领取退休金(不含残疾退休金)人口增加了155.5万，增长4.9％，达到3347.5万人，创历史新高(见表14)。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居民的资产(包括金融资产和不动产)收入显著增加，这说明最近十余年的经济发展确实给俄罗斯百姓带来了实惠，民间财富迅速积累起来。

九、经济自立人口有所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