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降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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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第1篇

关键词：生育 议价能力 女性劳动参与

生育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早在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孔多塞（Condorcet）曾预言人口的增长会导致“幸福的持续下降”，因此随着 “理性的进步”将会出现较小家庭规模的新范式。

以马尔萨斯(Malthus)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研究人均收入无增长的传统农业经济，他们的一个重要假设是社会生产能力的进步导致人口的增长，其核心结论是人均收入趋向一个常数。

现代增长理论研究人均收入可以持续增长现代经济，他们的一个重要假设是技术进步不影响人口增长，人口增长是外生的，其核心结论是规模不变或者规模递增的技术能够导致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古典经济理论与现代增长理论都很好地解释了各自所关心的经济现象。然而，为什么传统人均收入无增长的经济会向现代人均收入可持续增长的经济转化问题，至今仍是发展经济学家努力想揭开的一个谜。

生育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关系的综述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关注生育与其它重要的经济变量，例如女性与劳动参与之间的关系。Becker（1965）认为，劳动参与决策(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decisions)是一个家庭在竞争的市场劳动与非市场劳动之间分配时间这个更一般问题的重要方面。一个已婚女性必须适当地将其时间在市场劳动(market work)与家务劳动、休闲等非市场劳动(non-market work)之间进行分配。

女性的议价能力(bargaining power)对其参与市场劳动的决策有重要影响。一般来说，参与市场劳动的决策可以用一个函数g（w，wg）表示，其中w表示期望工资，wg表示在家的时间价值(the value of time in the home)。wg的函数形式是wg=k・I，其中wg表示女性在家的时间价值，I表示女性的各种非市场劳动价值，k表示女性亲自从事各种非市场劳动给家人带来的福利价值与相应的非市场劳动价值比值Grossbard(Shechtman和 Neuman，1988)。k是度量女性的议价能力指标，是女性及其丈夫的禀性，例如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的函数（Becker，1973）。

国际上的许多实证研究发现，女性生育子女的数量与其劳动力供给是负相关的，例如Hyunbae Chun 与Jeungil Oh（2002）估计了生育对韩国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影响。他们发现，生育大幅降低了韩国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其它研究也发现，低生育导致了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增加趋势(Presser与Baldwin，1980； ESCAP， 1995)。

然而，从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与生育率呈现正相关关系。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我国女性的生育率偏高，总和生育率在20世纪50年代平均为5.87，60年代为5.68，70年代为4.01。在这个历史时期，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较高，几乎人人都参加生产活动。全国育龄女性生育水平在上个世纪70年代大幅度降低的基础上，到80年代又有显著下降。具体说，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1降至1979年的2.75；1980年为2.24，1981年为2.63，1989年为2.25。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表明，平均每个女性活产子女数为2.10，平均每个女性存活子女数为1.96，总和生育率为2.31。自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不断下降。全国妇联第二期中国女性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表明：2000年，我国城镇女性18至49岁的青年女性在业率为72.0％，比1990年降低了16.2个百分点。

我国学者姚先国和谭岚（2005）根据国家统计局1988―2002年城市住户调查的数据估计，在过去的15年内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出现了明显下降。1988年，我国城镇的女性劳动参与率高达91.37%；2002年下降为83.33%，下降了8.04个百分点。对比之下，男性劳动参与率相对稳定，1988年和2002年男性劳动参与率分别为96.41%和94.11%，下降幅度为2.3个百分点。

然而，怎样理解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与生育率呈现的这种正相关关系呢？目前我国的理论界尚未给出合理解释。本文从这个正相关关系问题入手，具体分析了生育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之间的关系。

生育率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的途径

降低生育率能够提高女性的工资收入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降低生育率可以减少女性生儿育女的时间，使女性有较多获得教育与训练的时间，从而掌握较高的生产技术。

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未以来生育率大幅下降，女性享有了更多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提高了知识水平和生产技术。据统计，在具有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的女性中，有26.8％的人最高学历是通过成人教育获得的，比男性高2.2个百分点。有13.5％的女性近3年来参加了某类培训或进修，40岁以下城镇女性参加培训的比例达26.1％。城镇女性参加的培训以进修、专业职业培训为主，占72.2％；农村女性参加的培训以实用技术为主，占61.5％。

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工人的实际工资等于其劳动的边际产出。一般来说，一个工人只有当他有较高的生产技术时，才能获得较高工资的工作岗位。因此，降低生育率能够提高女性的生产技术，从而提高其工资收入。也就是说，如果降低生育率能够提高女性工资收入，则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降低生育率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

降低生育率能够增加女性的预期工作时间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降低生育率能够增加女性的预期工作时间。1995年，日本内阁兼管女性事务的官房长官在一份“女性白皮书”里称，日本女性初婚的平均年龄是26.1岁，每位已婚女性平均只想要1.46个孩子。这份白皮书称，日本孩子的出生率正在日益下降，与此同时，各个年龄段的职业女性比率在不断增加，其工作年限也越来越长。2002年，日本女性平均工作年数达8.8年，比1975年的5.1年延长了3.7年。

在我国近些年来，丁克家庭在城市青年尤其是白领夫妇中的比例有逐渐上升之势。根据零点调查公司2002年2月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目前我国大中城市已出现60万个自愿不育的“丁克家庭”，而且近七成被调查的人认为，“丁克家庭”将会增多。调查显示，选择“丁克”生活方式的都是一些“三高家庭”，即高收入、高学历、高消费的家庭，这些“丁克家庭”中的女性希望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工作中去。

事实上，降低生育率有利于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为了保持自身的健康体魄会选择使用药品等市场消费投入和时间，只有保持健康的身体才会预期有较长的工作时间。因此，降低生育率可以增加女性的预期工作时间。也就是说，如果降低生育率可以增加女性的预期工作时间，则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降低生育率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降低生育率增加女性的议价能力

孩子是维系婚姻稳定的重要纽带。从理论层面来说，女性生育越多，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越低。因此，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她的议价能力越低，这个判断符合我国实际情况。20世纪50至70年代，我国的出生率很高，一般家庭都有三个以上小孩。因为家庭负担重，我国已婚女性绝大部分是家务工作双肩挑。自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实现计划生育，生育率开始大幅降低，女性受教育程度开始普遍提高，女性议价能力也大幅增加。

女性的议价能力是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一个重要变量。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女性的议价能力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下降。

Grossbard-Shechtman和 Neuman（1988）对以色列女性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研究时，考虑了女性的年龄、在以色列居住的时间、家庭出身、夫妻双方的年龄差异、小孩的个数以及教育程度等对女性议价能力的影响。他们做回归分析后发现，生育率与女性的议价能力负相关，即女性生育的小孩越多，其议价能力越低。Grossbard-Shechtman和 Neuman（1988）通过对以色列女性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研究，他们还发现不同议价能力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不同，议价能力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较低。

因此，从理论层面来看，可以假设如果降低生育率能够提高女性的议价能力，则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降低生育率同样能够降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我国目前生育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分析

本文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说明了生育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之间的关系，发现降低生育率既有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作用，同样也有降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作用，到底是哪种作用占主导地位，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女性有自主选择权。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即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女性没有选择权。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是作为国策强制执行的，不是女性自主选择的结果。而目前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深入人心，绝大部分家庭都能够自觉地实现计划生育。

改革开放与计划生育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改革开放与计划生育的角度来看，可以将解放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划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我国的主要特征是计划经济，鼓励生育和开始控制生育。第二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初到上世纪末，我国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第三阶段是本世纪初至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初步形成，绝大部分家庭都自觉地实行计划生育。

在第一阶段，我国女性的生育率与劳动参与率呈正相关关系，显然是计划经济时期过分追求高就业政策与鼓励生育政策的结果。

在第二阶段，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不断深入，作为女性保护者的政府退出微观经济领域，下岗和失业现象日益严峻，虽然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的生育率不断降低，但我国女性收入不断下降，而且预期的工作时间也有所缩短。因此，生育率降低没有起到增加女性收入与预期工作时间的作用。根据本文前面的研究，在这一时期，我国女性的生育率与劳动参与率必然会呈正相关关系。

在第三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形成，劳动力市场不断完善，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健康状况不断改善，在第二阶段里阻碍女性收入与预期工作时间增加的相关力量已被削弱。因此根据本文前面的研究，可以肯定在这一阶段内，我国生育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正相关关系主要是由女性的议价能力提高造成的。

参考文献：

1.李银河.女性、家庭与生育.江苏社会科学,2004(4)

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第2篇

20世纪70年代开始，全球生育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根据联合国的资料，发达国家平均生育率在70年代中期低于世纪更替水平，2005-2010年只有1.66。如果稳定在目前的生育率水平上，那么日本、欧洲人口将分别从2010年的1.27亿、7.4亿减少到2100年的0.57亿、4.8亿。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也从60年代后期的6.0左右下降到2005-2010年的2.6。

是什么原因导致全球生育率的下降？

1.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关系错位。从个人到政府都强调物质再生产，而忽略人口再生产。

2.养老社会化。养孩子的投入与个人收益脱钩。“造物”有报酬，“造人”无回报。“造人”的巨额投入主要是由家庭出，产出却主要在社会。从经济上，家庭养儿是亏本的。孩子是国家的财富，但却是个人的高消费。

3.养孩子成本增高。美国农业部2010年的研究表明，养小孩到18岁，平均需要花费22.692万美元，刚好相当于美国的中位房价22.18万美元。孩子越多，边际成本越低，养第2个孩子的成本是第1个孩子的60%，养第3个孩子的成本只是第1个孩子的27%，但3个孩子对社会的回报却是一个孩子的3倍。中国只允许生1个孩子，不像其他国家那样通过多生孩子而降低边际成本，养孩子的成本是全世界最高的，生育的回报率却是全世界最低的。由于只有1个孩子，中国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只养到高中毕业，还得承担大学教育、买房、结婚等费用。可以说，中国以3个孩子的成本只为将来培养了1个劳动力。

4.避孕率增加。在、避孕帽和子宫颈帽等发明之后，19世纪西方国家生育率就快速下降；20世纪60年代初口服避孕药和宫内避孕环研制成功后，更是推动了全球生育率的下降。

5.结婚率降低，单身、“丁克”人群增加。比如，2003年日本有54%的25岁以上女性、43%的30岁出头的男性未婚，比1980年多了1倍。预测到2020年，30%的日本家庭将是单身家庭，而首都东京地区的单身家庭比例将超过40%。

6.离婚率升高。传统的婚姻模式是“经济合作社”和“生育共同体”。但是现在经济社会化，“经济合作社”被打破，离婚率增高，也导致“生育共同体”的崩溃。生育时间是有限的，离婚率高一方面浪费生育时间（家庭内战耗费时间，重新恋爱结婚也需要时间），又使女性没有安全感，不敢生孩子；另一方面使得抚养成本（物质、感情、精力成本）增高。欧美国家的离婚率长期居高不下，韩国等东亚国家后来居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离婚率持续增加，1978年仅有28.5万对夫妻离婚，而2011年共有211万对夫妻离婚。

7.就业和生活压力大。在农业社会，生活节奏慢，与自然环境打交道，能够预测未来几十年的生活。物质上虽然贫穷，但心理上比较安全，自杀率低。现在打交道的是人和社会，“就业替代”频繁，就像紧抓扶手站在快速行驶的敞篷车上，对车开往何处茫然无知，提心吊胆防止掉下去，心理安全感下降，自杀率高，更何况生儿育女了。1950年以来，全球自杀率在不断提高。日本、韩国、俄罗斯、东欧的自杀率非常高，生育率也是非常低。而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自杀率较低，生育率较高。古代游牧民族由于身体四处飘荡，人口很难增加；现在城市人口心理在游荡，不敢生孩子。

8.妇女教育水平和劳动参与率提高。教育时间的延长不但降低了妇女的生育意愿，也使得女性育婴期大为缩短。就业压力大，使得夫妻双方都得工作才能保证家庭的经济安全。妇女就业率上升，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没时间和精力养育孩子，也担心生孩子会造成物质、工作（升职）机会、技能上的损失。

9.婚龄、育龄延迟，性生活减少。日本1953年出生的女性中，到30岁时有18%没有孩子；1973年出生者，到30岁时候有51%没有生育。而20岁出头是妇女黄金生育年龄，生育质量和生育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高而下降。很多妇女陷入了“有生育能力时没有生育条件，有生育条件时没有了生育能力”的矛盾中。古代50岁妇女还“必与五日之御”；现在由于电视、电脑等娱乐活动，有很多30多岁的夫妇就已疏于敦伦（）之道了。

10.不孕不育比例剧增。根据医学统计，近30年来，中国的不孕不育发生率从上世纪70年代的1%-3%，快速上升到1/8（育龄夫妇不孕不育），接近发达国家的15%-20%的水平。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不孕不育将成为仅次于肿瘤和心脑血管病的第三大疾病。

生活水平的提高、性混乱导致生殖器感染、工业化所引起的生活习惯的改变、精神压力增大、不健康的食物等均是不孕不育的原因。

性病导致男女生殖器的炎症、堵塞而造成不孕。多，混杂的常易致敏，在女性体内产生抗抗体，增加不孕的风险。

与1940年相比，今天全世界男子的密度下降了一半，平均每年下降1%，并且的活力也在降低。美国的一位化学教授甚至预言，到2040年，美国将有一半的男人没有生育能力。钟南山院士担心50年后人的生育能力丧失了。是什么原因导致减少呢？阴囊温度低于体温2℃-3℃左右是确保发生的必要条件。但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阴囊脂肪过多，久坐导致静脉曲张使血流速度减慢而不能散热，泡热水澡、穿紧身裤、用笔记本电脑等都可以使得阴囊温度提高，从而抑制产生，减少睾酮分泌。肥胖男人中的DNA发生断裂的比例很高，也使得生育能力降低。

生活水平提高也降低了女性的生殖能力，肥胖症可导致女性卵巢功能异常（如多囊卵巢综合征）、子宫发育不良、性机能异常及外阴、阴道炎等妇科疾患。

11.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年轻一代生理上早熟，而心理上却晚熟。随着经济的发展，心理抚养能力下降。

12.以联合国人口基金为代表的控制人口组织，耗费巨资制造“人口危机”的舆论，形成控制人口的全球思潮，资助发展中国家推行家庭计划/计划生育政策，对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的下降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第3篇

近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称，为应对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逐步减少的趋势，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者的教育技能，通过灵活调整就业方式等多种途径来延长人口红利。“通过灵活调整就业方式”表明延长退休年龄或将成为现实。短期内劳动人口要使下降得不至于太快，除了延长退休年龄，别无他法。80后是刚实行计划生育的一代，当时计生政策实施得并不彻底，所以每年有2300多万新增人口。而90后一代，计生政策实施得较为严格，每年新增人口下降到1600万左右，下降幅度达到30%左右。明显降幅摆在那里，劳动人口减少是不可避免的。从长远看，要保持劳动人口不变或者下降不至于太快，就必须调整计划生育。然而，即使马上放开生育，短期内也无法改变劳动人口减少的趋势，因为一个父母现在计划多生小孩，要在20-30年后才会长大并工作。我们现在谈论生育政策，影响的是30年后中国年轻工作人口的数量，所以调整生育政策是为二三十年后的中国劳动人口做贡献。

延长退休年龄是极有可能的，这方面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汲取。日本的经验表明，老龄化严重影响未来创新和创业活力。如果继续执行限制生育政策，中国未来老龄化程度将超过现在的日本。日本最近20年的经济萧条，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创新和创业活力的缺失，几乎没有产生出新的像样的高科技企业，在高科技领域的创新能力远不如前，也远不如韩国等新兴国家。这和日本社会和企业年龄的老化密切相关。当一个社会老化，年轻人数量少了，年轻人的发展空间反而小了，更被边缘化了。因为，在老龄社会，职位被人数更多的老年人占据，晋升机会更少了，历练更少了。社会地位和职位低的年轻人，掌握的社会资源更少了，于是反而更加失去了活力。

当然，“通过灵活调整就业”，一方面可以延长人口红利，另一方面也能够弥补养老金缺口，两个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问题。

近十几年来我国的人口增长数急剧下降。2010年的人口普查证明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已经从1973年的4.5降到1.18，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马建堂所言的延长人口红利的多种途径，是治标不治本的。按照中国现在的社会发展水平来推算，即使没有计划生育，生育率也只会在1.7左右。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国差不多的伊朗，泰国都自然地降到了1.8左右。东亚地区的中国台湾和韩国二十多年前的发展水平和中国大陆现在差不多，当时的生育率也只有1.7左右。现在他们鼓励生育，生育率还是很低。有人担心，一旦放开，农村的年轻人会生3个小孩。实际上，中国大部分农村的年轻人都在城市里工作，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未来面临抚养小孩的压力和城市人是一样的，很多研究表明，他们大多数的生育欲望也不会超过2个小孩。所以也没有必要担心放开后生育率过高，真正要担心的是放开后，生育率还远远达不到更替水平。在世界范围内，东亚地区的生育率是最低的，其中华人社会的香港和台湾更低。

是不是从限制只生一个变到放开二胎就可以了？还是应该自由生育，不加限制？这还需要进一步去讨论。对全社会而言，我国需要的是增加生育，其理由已如前述。有人担心，赋予公民自主负责的生育权利会造成生育的失控，引发人口的出生反弹。事实上我国大城市育龄妇女的综合生育率已经降到1以下。北京、上海的妇女生育率已经降低到0.7，超过了只生一个小孩的计划生育的要求。

因此，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增加生育，严格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已经过时。当然，完全放开生育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最终完全放开这个方向是没有错的。

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六普；人口红利；总和生育率

不同年龄的人群具有不同的经济行为，因而处于不同年龄结构阶段的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尽相同的影响。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结果，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2000年期间，总抚养比下降推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升2.3个百分点，大约对同期人均GDP增长贡献了1/4左右[1]。一国或地区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称之为“人口红利”[2]。本文结合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关数据，从人口数量、结构、素质方面，对禅城区人口红利情况进行概述。

一、禅城区人口形势及特点

（一）人口总量，人口增长率保持稳定的增长

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禅城区常住人口为1101077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零时的923439人相比，10年共增加了17.8万人，增长19.24%，平均每年增加1.78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78%。同期，佛山市常住人口增长34.78%。年平均增长率为3.03%，全省总人口增长20.69%，年均增长率为1.9%。禅城区常住人口增长率明显低于全市平均水平，与全省平均水平较为接近。禅城人口增长较全省、全市的平均水平都低，主要原因一是近年我区优化了产业结构，部分低端产业向外转移，减少了对外来劳动力的吸收。二是从户籍人口情况看，2000年以来，我区的户籍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从2000年的11.87‰，下降到2010年的8.74‰，减少了3.13个千分点，出生人口大大减少，0―14岁人口比重逐年降低。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00年的6.58‰，下降到2010年的3.01‰，并低于死亡率2.72个千分点。以上数据表明：10年间，禅城区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呈持续下降趋势，生育水平稳定在一个较低水平，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逆转。

（二）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两边尖，中间高”

全区常住人口中，0～14岁人口为125479人，占11.40%；15～64岁人口为909229人，占82.57%；65岁及以上人口为66369人，占6.03%。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2.46个百分点，15～64岁人口的比重上升1.30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16个百分点。数据显示，2000年禅城区人口年龄构成4项指标中，除老年人口比例（4.87%）符合成年型标准外，有2项指标都符合老年型人口标准，因此判断当时人口年龄类型为“成年型晚期”。根据广东省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快速汇总结果显示，禅城区常住人口年龄构成的4项指标中，除老年（65周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小于7%外，其余3项指标都符合“老年型”标准。因此判断禅城区常住人口年龄类型正经历从“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转变。

人口年龄结构较明显地表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特点，即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较低，而劳动力年龄段人口比重较高。

（三）人口文化素质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全区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共有103.65万人，占常住人口的94.13%。其中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从2000年的69987人增加至2010年的163697人，年均增长率达到8.87%，具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人口，由2000年的175162人增加至2010年的247260人；二者合计人数从2000年的245149人提高至2010年的410957人。

每10万人中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和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分别为22456人、14866人，都位列全市第一。与佛山市、广东省相比，全市、省每10万人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分别为9469人和8214人，我区比全市平均水平多5397人，比全省平均水平多6652人。但广东省高素质人口比重较全国和长三角地区均明显偏低，我区人口文化素质虽然比全市、全省平均水平高，仍需要进一步提高高素质人口比重。

二、人口增长预测与人口红利发展态势

人口红利的指标是人口抚养比，根据六普数据，我区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两边尖，中间高”，人口抚养比为21.34%，低于“人口红利”期标准（50%），仍处于“人口红利”期，且还会持续一段时间。2010年人口抚养比与2000年相比，降低了1.68个百分点，2000-2010年，人口红利使我区GDP的增长速度上升0.19个百分点[3]。

但是人口红利的源泉是人口转变特定阶段产生的年龄结构优势，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这个人口年龄结构自然会发生变化，即从劳动年龄人口占优势的人口结构，转变为老年型的人口结构。而且随着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水平的日益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老年人口不断增多，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事实上，2000-2010年我区生育率持续保持在较低水平，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很大程度受外来务工人口的机械迁入影响。与此同时，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在2010年已经达到6.15%。

从人口红利的创造者，即红利人口正反两个方面的生成机制入手，通过总和生育率模型的方式方法，确定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稀缺的人口学家称之为“刘易斯转折”的转折点。从人口红利的经济效应来研究其判定和计算方法都比较复杂，从总和生育率模型入手的定性定量研究将是一条全新的思路和简捷的途径[4]。

总和生育率（TFR）也是指“假设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通过年龄别生育率计算的总和生育率是一个衡量妇女生育水平的综合生态经济指标，其计算的基本方法是将某年某地的育龄妇女各年龄别（通常为15-49岁）生育率相加而得的合计值。在统计时期长度为1年，年龄分组组距为1岁的情况下，总和生育率（TFR）等于年龄别生育率之和：

这里k表示年份。fk（x）是k年x岁育龄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计算公式为：

其中Wk（x）、Bk（x）分别是k年x岁育龄妇女的人数及其生育的婴儿数。

根据六普抽样数据计算我区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为0.851，其中，一孩生育率为0.622，二孩生育率为0.211，多孩生育率为0.018。

总和生育率（TFR）的变化直接映射的是妇女的生育欲望。在低于人口再生产的限度（一般为总和生育率的世纪更替水平）时，人口困境就会出现。我区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为0.851，比全省的总和生育率低0.175，在世纪更替水平（平均每位妇女生育两个孩子）以下。

三、小结

虽然全区常住人口总量在不断增长，但持续的过低生育率不容忽视。经过三十年的计划生育，人们完成了从生育四五个孩子到现在一至两个，甚至不生育的转变，未来20年，15-64岁劳动人口将得不到足够的补充。且我区常住人口总量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受外来务工人口的机械迁入的影响。而从全国范围来看，总和生育率持续保持在较低水平，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专家估计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于2015年前后停止增长，与此同时，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达到9.6%，相应地，人口抚养比抵达由下降到上升的转折点。届时，劳动人口流入逐渐减少，甚至可能会从我区流出，而户籍人口生育欲望低，将改变人口年龄结构，人口红利消失。

在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未改变的情况下，如何充分发挥人口红利，延长人口红利期，或者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成为了经济增长的突破口。实现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是具有条件性的，人口结构优势只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因素，人口红利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我国人口抚养比下降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但只有改革开放才创造了利用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条件。而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要求更高，需要通过教育深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和延伸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通过养老保障制度安排创造新的储蓄源泉，以及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扩大人口老龄化时期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存量[5]。

参考文献：

[1]蔡.劳动力成本上涨与增长方式转变，中国发展观察，2007，（4）.

[2]耿相魁.“人口红利”的作用及我国应采取的对策，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0，（6）

[3]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中国的经济增长，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4）

[4]钟晓青.我国人口增长的总和生育率模型及人口预警，生态学报，

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第5篇

关键词：生育政策；经济发展；二孩政策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7-0-02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问题

中国自建国以来至今，其人口的规模和结构都有所变化。人口的发展经历了起伏波折，完成了死亡转变，从高生育、低死亡转变为了低生育、低死亡的国家。而计划生育政策是这一转变的重要促成因素。从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正式提出、80年代正式实行之后，中国人口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出生率逐步下降，人口增长率也显著降低，人口基本保持低水平的缓慢增长。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中国人口达到了约13.4亿人，人口粗增长率从建国伊始的1.90%降至0.37%(此数据是笔者通过《2010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本文想要研究的问题主要如下：从我国目前的人口状况来看，生育政策是否有立刻调整的必要性？经济发展对人口增长率的持续降低贡献了多少力量？笔者将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结合国内外经济发展和出生率的数据，探索经济发展与出生率之间的关系，并从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与经济发展水平出发，思考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差异和人口惯性理论，对生育政策提出自己的见解。

二、回归分析：经济发展的影响

由于笔者想要论证的是经济发展对出生率有所影响，因此选用的经济体为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且人口发展状况也较为稳定的国家：美国和日本。数据来源主要为联合国数据、2010年美国统计年鉴、2007年日本统计年鉴及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处理软件主要为Stata11.0和Excel。处理方法主要为回归分析。分别建立以下模型：

1.出生率与GDP

分别对美国、日本和中国历年的GDP与出生率做回归，以出生率为因变量，GDP为自变量，观察GDP对出生率的影响有多大的作用。

回归结果如下：

从回归结果可知，R2值最高为美国，即出生率的变化之中有43.97%的部分是可以用经济增长解释。最低的为日本，R2值为0.238。中国为0.382。当然，R2值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模型中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关系是较为显著的。

但是此模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自变量GDP只能反映全国的整体水平，会受到人口基数的影响，不能反映个体的生存状况。因此进行第二个模型的建立。

2.出生率与人均GDP

从回归结果可知，日本的R2最高，为0.83；其次是中国，为0.48；最后是美国，为0.44。不论哪个结果，回归关系都较为显著。且GDP的系数都为负，其中中国人均GDP前的系数的绝对值最大，即每增长一个单位，出生率会下降0.004个单位，呈现负相的关系。

因此可推测，经济增长与出生率之间有反向变动的关系。

3.出生率与生育政策、人均GDP

将数据处理成为长数据之后，变量分别为国家代码、时间、人均GDP、出生率和是否有严格的生育政策。

设：实行严格的生育政策时，P=1，宽松的生育政策P=0。则美国日本的P=0，中国P=1。

建立三个模型。第一个模型之中的自变量只有人均GDP；第二个模型中只有生育政策；第三个模型之中的自变量有人均GDP和生育政策。回归结果如下：

其中，不考虑生育政策时，只考虑人均GDP对出生率的影响时，模型的解释程度为0.40，且人均GDP的系数为负，意味着人均GDP增长时，出生率会下降。但是模型之中，这个系数非常的小。

考虑生育政策之后，R2增加了2个百分点，模型的解释能力有略微的提高。但政策变量P的系数为2.04，意味着有严格生育政策的国家的生育率比宽松政策的生育率高2.04‰，这是由于中国原有的生育率较高，可见在此模型之中，政策对生育率水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该模型没有表现出政策对生育水平变动的影响。因此此处再生成一个新的变量，为生育率的变动。回归结果如下：调整R2为2.00%，政策变量的系数为-0.013。虽然模型的解释度很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P与生育率变化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但是P的系数为负，可以看出严格的生育政策对生育率下降起到了一定的贡献。

4.对结果的理论解释

从以上的实证和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确实与出生率下降有一定的关系。对这一结果的解释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释：

其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子女的养育成本会提高，对孩子“质量”的追求也会逐渐代替对“数量”的需求，驱使父母自觉限制生育。在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发展程度来看，在子女数量有限制的情况下，子女的质量显得尤为重要。而父母花费在子女身上的时间、精力等成本也越来越大，机会成本大大增加，因此会自觉地限制生育数量。

其二，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改变了人们对生育数量的追求，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促成并强化了“少生、优育”观念的形成。生育观念与生育意愿不同，生育意愿会受到社会环境和政策等多方面的影响，而生育观念是深刻地植入骨髓的影响因素，对生育行为的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