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意义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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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的意义和作用范文第1篇
5月1日起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的主要内容是“双扩”
史耀斌在介绍相关情况时表示，从2016年5月1日起，我们国家将要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主要内容是“双扩”：
一是将试点范围扩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实现增值税对货物和服务的全覆盖，试点完成后营业税将退出历史舞台。
二是将所有企业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纳入抵扣范围，比较完整地实现规范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度。
史耀斌强调，全面推开营改增改革，是本届政府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减税，按照测算，2016年减税金额将超过5000亿元。全面推进这项改革有利于拉动经济，特别是在当前许多行业、企业出现经营困难的情况下，有利于给企业增加活力，给经济增加动力。我们把它称之为用政府收入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和市场活力的“乘法”。
营改增政策取向是创新驱动的“信号源”
史耀斌在介绍相关情况时表示，营改增是创新驱动的“信号源”，政策取向在于突出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研发等生产业发展。
史耀斌指出，营改增更有利于促进经济的转型升级。这次全面推开营改增的政策取向，突出了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研发等生产业发展，可以有力促进产业分工优化，拉长产业链，带动制造业升级。也可以说，营改增是创新驱动的“信号源”，也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强大“助推器”。
史耀斌进一步指出，营改增通过统一税制，贯通服务业内部和二三产业之间抵扣链条，从制度上消除重复征税，使税收的中性作用得以充分发挥。这有利于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对完善我国财税体制有长远意义。从当前看，这会为更多企业减轻税负；从长远看，必将会利国利民。
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是改革的一项目标
史耀斌在介绍相关情况时表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全面实施营改增，要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这是改革的目标之一，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四营改增的各项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汪康在介绍相关情况时表示，营改增的各项准备工作进展顺利。这次营改增与以往相比，涉及到的试点企业有1100多万户，是原试点企业户数的7倍还多，试点企业的税收规模超过19000亿，是原试点企业的4倍多，减税规模5000多亿元，减税的力度也是空前的。
汪康指出，目前，各项准备工作进展顺利，已完成了准备工作量的80%。为了给纳税人提供优化的办税服务环境，便捷的办税方式，国家税务总局采取了六个方面十五项措施。宣传培训工作正在进行，税务系统40多万税务干部的培训已基本结束，对企业的培训正在进行当中。我们要确保所有的企业都懂政策，会开票，能申报。确保所有企业5月1日能顺利开票，6月1日能顺利申报，也确保行业税负只减不增，请广大纳税人放心，请社会各界放心。
全面推开营改增对结构性改革和稳增长有四方面作用
史耀斌、汪康共同回答了记者关于全面推开营改增对结构性改革和稳增长的作用到底有什么影响的问题，指出全面推开营改增对结构性改革和稳增长有四方面作用：
第一，全面推进增值税改革，实行营改增能够发挥良好经济效果。全面实施营改增，也就是实行“双扩”：第一个“扩”是把所有的行业，比如房地产业、建筑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全部纳入营改增的范围。第二个“扩”是把企业新增不动产所含的增值税纳入抵扣范围。这样两个扩大就使增值税变成了一个全链条，5月1日实施之后，在中国所有的行业、所有的企业都统一实行增值税的税收制度和运行机制，所以再没有重复征税的因素存在了。
第二，所有的企业和行业全部都实行了增值税，而增值税是对增值的部分进行征税，不仅仅消除了重复征税，充分体现了增值税税收中性的原则，有助于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避免企业因为税收来扭曲自己的经济行为，有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
第三，全面实行营改增是一次减税的行为，是对所有企业和行业都实行减税。预计全年要减税超过5000多亿元，这对企业来讲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有助于经济稳增长。
第四，实行全链条的增值税制度，对于增值税的政策制定，对于增值税征收管理都有非常积极的效果，有助于简化增值税税收政策和征收管理的相关安排。
从这四个作用可以看出，从稳增长来讲，由于实行了减税，促进了企业发展。从避免重复征税来讲，充分发挥税收的中性作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可以推进结构优化。全面推开营改增，对经济改革、稳增长和结构调整的积极效果必将显现。
个人二手房交易在税收负担上保持基本稳定
汪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个人二手房的税收问题涉及千家万户，大家都非常关注。我们配合财政部在研究个人住房征税问题时，也是非常审慎的。归纳起来是两个字：稳定。有两层意思：
一是个人二手房的交易在税收负担上要保持基本稳定。过去二手房营业税的征税政策和免税政策这次都平移过来了，过去征营业税5%，现在改为增值税还是5%。过去的5%时，如果房价是100万元的话，100万乘5%，交5万元的营业税；现在如果房价还是100万元的话，是100÷（1+5%）×5%=47600元，少交税2400元。相当于原来营业税负担是5%，营改增以后的税收负担是4.76%。过去100万是含税价，现在增值税按照不含税价来征税，税基不一样，所以个人营改增以后交易二手房税负没有增加，而且还略有降低。
二是这次营改增以后，个人在交易二手房，包括在办理二手房产权证的过程中，涉及到的相关税收问题及办税的流程，办税的场所，都保持不变。国家税务总局经过认真的研究，个人的二手房交易，以及自然人二手房出租，仍然委托地税部门来代征、代开发票，原来怎么申报的还是怎么申报，原来填什么表，在哪个地方办，一切维持基本不变。
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的三方面措施
史耀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全面实行营改增，同时提出要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如何保证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归纳一下，我们从两大方面来落实：
第一方面，在试点方案的设计上，首先必须保证制度的设计体现只减不增的内涵。
第二方面，政策执行方面，包括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在内所有财税干部，帮助培训企业的财务人员，理解好这次营改增的政策，不折不扣地全部落实到位。
第三方面，汪康补充指出，要把政策落实好，确保只减不增，还需要广大的企业和财税部门来协同努力。要执行好增值税的政策，因为增值税除了特殊规定以外，一般是凭发票抵扣税款的，如果企业决策不好、操作不好，也有税收风险。本应该是减税，由于你没有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你没有很好地适应税制改革的要求调整经营模式，你也可能税负没减甚至增加了。
个人住房转让政策没有做任何变动
史耀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不动产纳入进项税抵扣范围，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对个人来讲，住房转让的政策这次没有做任何变动。对于企业来讲，不动产进项税可以抵扣的政策实施后，企业不会单纯为了抵税而购进大量不动产。
消费型增值税制度改革将产生五个方面利好
史耀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消费型增值税将产生五个方面利好。消费型增值税对经济、财税改革最大的好处是消除了重复征税，不管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不管是原材料还是半成品，都可以作为进项税抵扣，因此，会产生五个方面利好：
有利于降低企业税负；有利于促进结构优化；有利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经济增长；有利于财税改革和完善税制，为今后税收立法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营改增对建筑企业纳税地点变化的三点解释
汪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出了营改增对建筑企业纳税地点变化的三点解释：
第一，建筑业纳税地点有变化。过去建筑业在营业税的时候是在项目所在地按3%征收，在哪儿搞项目就在哪儿交。现在增值税是在机构所在地纳税，机构在哪里就在哪里交。
第二，在机构所在地征税的应对措施。我们在制度上、征管上也做了一些安排，尽量使税源保持稳定，不要有大的变化，采取的办法是在工程所在地预征，回去以后再计算应纳税额，这样就基本保障了原来工程所在地的利益，所以税源是基本稳定的。
双减政策的意义和作用范文第2篇
关键词：循环经济 碳贸易 环境保护
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京都议定书》机制短期内在给我国清洁能源产业带来收益的同时，也在传输利用大气资源有偿性的市场信号。从长期看，协议有关规定不是解决温室气体的万能方案，不能约束个别国家推出协议，甚至为部分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非合理碳贸易提供不正当激励，我国应着眼长远和自身环保约束，更加注重环保技改和资金投入，加快发展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国际碳排放贸易与各国利益分配
《京都议定书》引入了以联合实施(JI)、排放量贸易(ET)和清洁开发机制(CDM)为核心的“京都灵活机制”，同时拟订了“土地利用变化、造林和改善农田管理”等措施增加吸收二氧化碳量来抵消本国碳排放指标的协议框架。根据《京都议定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率先承担先减限排、多减排义务，技术能力差、经济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暂时没有减排责任。《京都议定书》为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规定了具体且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实施进程见表1。
《京都议定书》确定的联合实施(JI)、碳排放贸易(ET)和清洁开发机制(CDM)三种域外减排机制引起国际社会积极关注。域外减排机制的核心在于，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这三种机制，在本国以外取得减排的抵销额，从而以较低成本减少排放量。碳排放贸易无疑是《京都议定书》机制的核心，域外减排机制规定了成员国一种独特的市场交易―碳贸易。2005年2月协定生效后，二氧化碳排放作为一种商品可以在缔约国之间进行自由买卖。碳贸易的实质就是向人类生存的环境补充氧气，以对抗全球工业和其他产业从大气中获得氧气、产生一氧化碳的消耗过程。市场交易中如果一国排放量低于条约规定标准，则可将剩余额度卖给完不成规定义务的国家，以冲抵后者的减排义务。
目前发展中国家并未承担减排义务，对这些国家企业，通过减排额交易，结合CDM项目，能够获得发达国家提供的技术、资金和投资，进而发展本国环保技术。CDM项目合作行业范围广泛，涉及到电力、燃料、林业等各种可以提高能源效率或者利用可再生能源的企业。目前我国减排技术比较落后，劳动力也相对便宜，已经成为许多发达国家实现减排计划的目标国家。《京都议定书》1-2承诺期内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是有利的，但长远发展不确定性因素及压力会逐步加大。《京都议定书》表面上是环境问题，实质是经济、能源、政治问题，是环境与经济增长方式及能源增长效率的综合问题。发达国家通过碳密集产品和高能耗项目向我国转移，未来数年，产业大规模转移带来的负面效应将制约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目标。
自由贸易体制的碳排放贸易与环境保护相关性分析
环境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不同环境标准意味着环境要素的禀赋程度不同。H-O理论分析根据各国要素禀赋不同，一国应出口本国富裕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本国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受环境因素制约，将环境作为其中重要生产要素，同时认为环境监管不严、环境保护宽松的国家为环境要素富裕的国家；环境监管严格、环境保护高的国家为环境要素稀缺的国家。要素禀赋引入两种要素：环境和劳动力或技术。假定符合H-O理论前提，生产两种商品：密集使用环境要素的高污染产品；密集使用劳动力或技术的低污染产品。
环境要素禀赋的不同，影响了两国产品竞争力。甲国的高污染产品由于环境要素富裕，获得比较优势，将扩大高污染产品的出口；乙国的高污染产品由于环境要素稀缺，处于比较劣势，将减少高污染产品的出口。显然，不考虑环境成本因素，依赖环境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对于碳贸易活动本身就是不利的。实际生活中碳贸易必须考虑环境标准与成本，实施环境监管及保护，对于碳贸易影响尤其重要。
环境保护措施对贸易影响分析
实施环境监管及保护措施对各国贸易的影响，对小国而言，作为世界市场价格的接受者，由于实施环境监管及保护，生产要素从高污染产品转向低污染产品，高污染产品生产下降，低污染产品的生产上升。对于具有比较优势能够进入国际市场的低污染产品，不仅有利于小国贸易可持续发展，而且有利于国内环境质量的改善。
对于大国，由于实施环境监管及保护，高污染产品生产下降，低污染产品的生产上升将导致国际高污染产品价格上升，低污染产品价格下降。大国作为世界市场价格的主导力量，其低污染产品的较低价格竞争力将引导世界范围实施环境监管及保护，对于碳贸易具有良性作用。当然，如考虑各国消费者对污染产品的不同偏好时，发现环境良好也会通过改变各国贸易产品比较优势进而引导该国贸易产品结构。
分析表明：环境成本作为生产成本的重要部分，通过环境标准差异来实现影响资源禀赋、技术、资本、基础设施和宏观政策环境的比较优势，环境因素通过影响成本而对碳贸易产生影响，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有效的。
环保制约对我国参与碳排放贸易的启示
理论上在经济与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密切相关制度安排下，一个经济体的减排会对其它减排或没有减排的经济体产生福利影响。当边际减排成本较高国家从边际减排成本较低国家购买排放份额时，清洁发展机制(CDM)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减排成本。国际碳排放贸易能降低减排成本，与“地点灵活性”密切相关。“地点灵活性”在很多区域产生作用，在允许全球排放贸易时，所有国家都争取设定有利排放上限并作为排放份额的买方或卖方参与国际市场。
我国排放技术基点低，在我国完成减排成本也比较低。我国参与碳排放市场似乎是合适的，对自身环境建设也有利。但我国参与碳排放贸易仍须慎重，如果过多介入交易市场，接受发达国家技术和资金，可能在未来谈判中被发达国家制擎，要求我国承担更多减排责任。
《京都议定书》生效后，下一轮减排谈判已经开始，我国在此轮谈判中利益问题将受众多因素制约。根据《京都议定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作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减排义务，为我国赢得10多年较好发展时间。研究结果担忧后京都时代，即第三个承诺期到来时，鉴于我国碳贸易不加约束造成国际产业转移带来温室气体排放数量快速增长，发达国家要求我国参与温室气体减排或限排承诺的压力将与日俱增。利用《京都议定书》1-2承诺期对发展中国家无减排义务的有利安排，我国应慎重参与国际碳贸易，在合理有效利用碳贸易带来技术与资金转移前提下，重点加快后期谈判中碳贸易与本国环境保护协调机制的建设。
循环经济条件下我国碳排放贸易与环境保护协调策略
合理处置市场机制与政府作为的双效作用
《京都议定书》建立在市场规则的“灵活机制”值得我国在参与碳贸易过程的注意，政府应当在碳贸易与产业转移中有所作为，防止陷入市场机制过分侧重短期利益而陷入长期环保压力的困境。《京都议定书》最重要的结构性创新是建立了多种以市场配置为主导的新机制。利用市场力量来决定如何及在何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即允许发达国家间通过贸易排放额度来实现减排目标，以保证最经济的减排选择；清洁发展机制（CDM）则从市场作用鼓励发达国家排放者通过诸如投资于清洁能源项目等方式来参与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允许国家之间转让或联合最初规定的排放限额数量（欧盟通过排放额度联合使用，形成单一跨国排放目标），从而调整在《京都议定书》中的目标。
构筑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从全球利益角度《京都议定书》符合全人类整体发展需要，中国的国际责任和自身利益都要求尽快建立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和政策环境。经济与环境问题的协调，根本上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增长格局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路径相似，都是以资源消耗为动力、以严重污染为特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循环经济与可持续理念证明此类模式有悖经济规律，我们需要一个可持续的、兼顾人类全体利益的和谐发展，而非满足一国利益的、摧毁环境为代价的、自杀式的发展。
协调社会价格体系与生产成本的约束机制
建立循环经济面临诸多制约，主要是价格障碍和成本障碍。循环型生产环节效益来源，一是废弃物转化为商品后产生的经济效益，二是节约废弃和排污成本。目前普遍存在原材料价格障碍和循环过程成本障碍，使循环经济效益难以体现。因此，要加快构筑社会价格体系，政府通过有效调整资源性产品与最终产品的比价关系，完善自然资源价格形成机制，通过市场资源配置机制来引导国际技术与资金进入循环经济产业，从而初步解决影响循环经济的价格障碍。同时环保管理部门通过提高排污标准和制定消费环节废弃物收费标准，以环境监管约束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废弃成本与排污成本，初步解决循环型生产环节的成本障碍。
有效处理国际产业转移与国家能源结构调整关系
清洁发展机制（CDM）在引导技术与资金大规模流向发展中国家有巨大潜力，短期内我国参与国际碳贸易仍有一定实践意义。但发达国家把碳密集产品和高能耗项目向我国转移过程中，对我国提出巨大挑战。我国能源贫乏且结构不合理，能源技术和设备落后，能源利用效率不高。按照循环经济我国当前重点是调整能源结构，从“两高一低”(高投入、高排放、低产出)向“两低一高”(低投入、低排放、高产出)转型。循环经济要求最大限度地将废弃物转化为商品，降低废弃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相应就减少污染治理投入和环境监管成本，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处理碳贸易与调整能源结构的关系，必须把握循环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前提。
参考文献：
双减政策的意义和作用范文第3篇
关键词：低碳经济；两型社会；现状；设想
一、引言
近年来，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发展以低能耗、低排放为标志的“低碳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河北在经历了过去若干年的长期经济高速增长后，面临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任务。近年来，中央强调“以人为本”走科学发展之路，建设和谐社会和两型社会，其实是在中国强劲增长动力之上增加一个平衡器。对于过分依赖煤炭、工业偏重、环境容量有限、环绕京津的河北而言，要在新一轮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就必须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改变唯GDP论的驱动模式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来抓。发展低碳经济，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路径和必然选择。
二、国外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与实践
（一）英国。低碳经济的先驱英国早在2003年就率先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2005年英国建立了3，500万英镑的小型示范基金。2008年英国颁布了《气候变化法案》，承诺到2050年将实现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60%的长期目标。2009年4月布朗政府宣布将“碳预算”纳入政府预算框架，使之应用于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并在与低碳经济相关的产业追加了104亿英镑的投资，英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公布“碳预算”的国家。2009年7月15日，英国政府公布了发展低碳经济的国家战略。
（二）欧盟。欧盟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整体水平较高。欧盟碳市场（EU ETS）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交易体系，该市场目前不同类别的碳价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具参考价值的碳交易市场价格。欧盟通过碳交易实现两个目标：一是促进私营经济参与低碳转型；二是借由交易盈利为欧盟发展世界领先的碳技术筹措资金。欧盟还实施经济与技术援助在内的项目目标式战略，如积极支持清洁能源项目建设。2010年11月10日欧盟委员会出台一份新的能源战略——《能源2020》，拟在重点能源领域实施更加细化的行动计划。
（三）美国。美国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也一直在暗自发力。美国政府的举措可分为节能增效、开发新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等多个方面，其中新能源是核心。2009年《美国复兴和再投资计划》、《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2009年美国绿色能源与安全保障法案》和《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的均旨在加大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美国在新能源、低碳技术等方面的大力投入，世人有目共睹。
（四）日本。日本作为亚洲低碳经济的倡导者，也在不断坚定着低碳发展的步伐。2007年6月，日本内阁会议制定《21世纪环境立国战略》，确定了综合推进低碳社会、循环型社会和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建设目标。2008年5月，日本环境省全球环境研究基金项目组了《面向低碳社会的12大行动》，其中对住宅、工业、交通、能源转换等都提出了预期减排目标，并提出了相应的技术和制度支持。同年6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提出了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政策，即著名的“福田蓝图”，这是日本低碳战略形成的正式标志。2009年4月，《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政策草案出台，旨在通过实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措施，强化日本的低碳经济。
（五）韩国。韩国2008年9月制定了《低碳绿色增长的国家战略》，明确了2009～2050年的低碳绿色增长总目标。以此为主轴，立法机构负责描绘法律框架，2010年4月14日公布了《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行政部门制定了阶段计划，韩国环境部新设“温室气体综合信息中心”，推行一项旨在到2012年前达到年均能耗下降1%～6%的计划；科研部门发展绿色技术及其产业，外汇部门发展“旅游”等货币资产项目。
（六）印度。印度是CDM项目大国。印度在《京都议定书》还未生效的时候，就看好并着手CDM项目，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管理CDM项目开发的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支持企业和中介服务机构发展CDM项目的政策。目前，印度在利用CDM机制方面走在了发展中国家的前列。此外，印度还通过各种途径致力于国内的减排行动，包括对煤炭征收碳税为清洁能源提供资金支持。
（七）巴西。巴西政府以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热带雨林为出发点，结合农业和能源产业发展新能源替代产业。如，成立了一个跨部门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总统府牵头、14个政府部门参加，负责研究和制定有关生物柴油生产与推广的政策与措施。目前，全巴西境内27个州，有23个州建立了研发生物柴油的技术网络。金融支持政策是巴西政府出手的另一项拳头措施。国家银行推出各种信贷优惠政策，为生物柴油企业提供融资；央行设立专项信贷资金，鼓励农户种植甘蔗、大豆等作物，满足原料需求。除此之外，巴西政府还大力号召和推动国民的低碳生活方式。
三、河北低碳经济发展现状
河北发展低碳经济具有明显的优势：
（一）地理位置优越。河北省处于我国第三经济增长极“京津冀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腹地，同北京、天津构成了闻名遐迩的“金三角”。借势京津辐射优势，构建河北低碳经济区，具有获得国家战略支持的良好前景。
（二）资源禀赋良好。河北省蕴藏着丰富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资源，是改善能源结构，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资源基础。
（三）前期基础坚实。为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努力构建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河北自2007年开始实施“双三十”工程以来，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不断取得新突破。在发展新能源方面，河北已经投产的风电装机规模居内蒙古和吉林之后，排名全国第三；在光伏发电领域，河北省也走在了全国前列；保定新能源产业发展迅速，并已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集群，构成了建设低碳城市的良好基础，2010年7月国家发改委确定保定市为首批开展低碳工作的城市试点之一；以“生态科技”、“创新”为理念的曹妃甸国际生态城，目前已经进入全面开发建设阶段，作为当今世界四种类型的低碳生态城市之一，曹妃甸国际生态城的建设同样有助于低碳经济在全省范围内的崛起；河北在建筑节能方面也取得了积极进展，全省大部分城市新建建筑80%达标，唐山市新建建筑100%达到节能标准；在“节能减排”方面，河北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基本实现了“十一五”规划目标；2009年河北省经济工作会议把加快建设唐山新能源汽车、张承千万千瓦级风电、保定中国电谷、宁晋晶龙等新能源产业基地作为2010年重要经济工作之一，为河北省的经济低碳化发展确定了方向。
但是，发展低碳经济是一项动态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当前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仍面临许多现实挑战。一是缺乏有效激励机制，政策支持体系还不完善，尚未形成稳定的政府投入机制和金融系统支持机制；二是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重要阶段，对能源需求呈快速增长态势，碳增长是刚性的，短期内跨越资源、能源瓶颈约束是主要难题；三是以煤炭等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将是长期制约因素；四是整体科技水平落后，低碳技术研发能力有限是最大制约；五是河北工业特别是钢铁、装备制造和石油化工等重化工业比重偏高，“高碳”产业特征明显，低能耗的第三产业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比重偏低；六是低效企业众多，单位能耗偏高，要彻底淘汰这些落后产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尚需时日；七是高耗能的基础设施、机器设备以及个人大件耐用消费品在河北占有大比重，短期内改造很难，从而导致高碳排放锁定，构成潜在风险；八是人们低碳消费意识尚未普遍形成。
四、发展河北低碳经济的设想
借鉴与参照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与实践，立足河北现状，积极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对河北今后实现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第一，明确低碳发展战略。战略是行动的指南，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行动的总体安排。将低碳经济发展作为重点纳入全省总体发展规划，制定低碳经济的全面方案和行动路线，形成一个可操作性强的低碳经济发展蓝图。同时，将二氧化碳减排作为约束性指标列入“十二五”规划中，以制度形式来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努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低碳转型。
第二，细化低碳支持政策。细化政策支持是落实战略目标的关键所在，有助于形成低碳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因此，需要省人大专门委员会、省有关经济、环境保护和税务等部门密切协作，探索建立适应河北省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为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科学合理的制度支撑。
第三，开发低碳居住空间。加强建筑节能技术和标准的推广，开发低碳住宅已势在必行。建议引入能效标准和标识制度；提高建筑节能标准，加大标准的检查、执行力度；鼓励能源服务公司对既有高耗能建筑进行节能改造；推进建筑节能材料的产业化发展。
第四，构建低碳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城镇应该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系统，提高公共交通分担率，控制私人轿车无节制增长；加快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和城际高速铁路，形成立体化交通体系；不断提高强制性的汽车燃油效率标准，促进汽车改善燃油效率；同时，大力发展混合燃料汽车、电动汽车等低碳排放的交通工具。
第五，积极倡导低碳生活方式，培养居民“碳中和”理念。通过对“碳中和”这一理念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分解和对低碳生活方式的大力提倡，可以使人们深刻了解到生活中习惯和细节的改变可以起到减少碳排放、促进碳中和的作用，拥有越来越重要的环保意义。每一件生活用品，大至家电小到玩具、书籍和摆设，都有无穷的改进空间，投入智慧就意味着减少每一个环节的碳排放。个人的积极行动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就可汇聚为行为减碳的威力，对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意义重大。
第六，先行试点示范，总结经验逐步推广。在低碳转型的方向下，为了改革过程不可逆转，同时使改革不确定性所引起的风险是可承担的，应当坚持渐进式改革的路径，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路径。可以选择一个或者几个特定的地区或行业来先期试点，先在局部取得经验，再逐步扩大，最后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改革经验。
五、结语
没有人会反对增长，因为这是繁荣和福祉的基石，需要调整的是增长方式。置身在一个有限的世界，告别“竭泽而渔”的野蛮增长，倡导低碳转型，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对我们过往所保持的唯经济发展单一维度评价体系的深刻反思，也是为了迈向更为人道和可持续的增长轨道，必将成为影响未来若干年河北增长后劲的重要因素。
主要参考文献：
[1]如明.发达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策略[J].中国科技投资，2006.7.
双减政策的意义和作用范文第4篇
关键词：低碳旅游；优势条件；阻碍因素；对策；江西
一. 引言
低碳旅游是低碳经济背景下旅游业发展的新模式，要求在旅游活动中尽量减少碳足迹与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原则开发和利用旅游资源，实现资源利用的高效低耗与对环境损害最小化的全新旅游发展方式。
江西具有优良的生态环境，具备发展低碳经济的先决条件，2009年11月江西省政府了国内首个省级低碳经济发展白皮书《绿色崛起之路—江西省低碳经济社会发展纲要》，其中提出要建立三大低碳产业群，旅游业为其中之一，低碳旅游对江西转变旅游经济增长方式及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二. 江西低碳旅游发展现状
（一）旅游资源
江西的生态环境在全国一直属于前列，生态旅游资源也是最具优势的旅游资源，根据《江西旅游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江西省有世界遗产4处，世界地质公园2处，国际重要湿地1处，国家5A级旅游景区2个、4A级旅游景区40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8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2处，国家自然遗产3处，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3处，国家级森林公园43处，国家地质公园、矿山公园5处，全国水利风景区14处，国家湿地公园10处，等等，江西森林覆盖率63%，生态效益价值达8233亿元，是低碳旅游得以发展的基础。
（二）旅游客源
近年来，江西旅游业发展迅速，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在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收入方面持续增长，“十一五”期间，旅游接待总人数由2005年的5095.1万人次增加到2010年的1.0819亿人次，年均增长16.25%；旅游总收入由2005年的320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10年的818.32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20.66%。游客主要来自本省及苏、浙、沪、湘、鄂、粤等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为低碳旅游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客源条件。
（三）旅游从业人员和游客低碳意识及行为
低碳旅游在全国刚刚兴起，江西旅游管理部门、旅游企业和游客对低碳旅游的认识还不够，旅游景区建设和旅游产品开发仍然注重经济利益，高能耗、高排放的开发方式对生态平衡造成破坏。江西旅游景区、旅游交通、酒店、宾馆的运营仍然以传统能源为主，清洁能源和碳减排技术的利用和推广不足，这其中包括资金、技术实施条件、人才等方面的原因，节能减排任务艰巨。而据对江西游客的问卷调查显示，60%的游客存在乱扔垃圾、浪费食物、浪费水资源的行为，70%游客对他人破坏环境行为不会立即进行制止，环保意识不强，低碳旅游产品的设计和推广受到限制。
（四）旅游业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情况
江西旅游业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总体来讲比较低，旅游业能源消耗占全省能源消耗总量不到2%，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省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不到1%，是低能耗低碳产业。其中，旅游住宿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江西旅游业16%和12%，旅游活动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江西旅游业15%和13%，比重较小，而旅游交通中的能源消耗及二氧化碳排放量比重占江西旅游业70%左右，是旅游业能耗的主要方面，各交通工具中以汽车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为主，其次为飞机和火车，这与使用汽车出行距离最长相关。
（五）政府旅游规划及政策
江西坚持政府主导旅游发展战略，已明确旅游业支柱产业地位及旅游业低碳化发展方向，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编制《江西省旅游生态设计规范》和《江西省旅游生态行为规范》，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加大了扶持力度，为低碳旅游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但是江西省尚未制定低碳旅游发展规划，未出台低碳旅游相关的政策法规或行业标准，低碳旅游活动的规范性和合理性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界定，旅游业涉及的各行各业也没有明确的生态、能耗及排放指标，碳减排程度的考核和等级的评定无从实施，这不利于低碳旅游的长远发展。
通过以上几点的分析，可得出，江西优秀的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江西近年来迅猛的旅游发展势头、政府对旅游业发展的重视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契机均为低碳旅游发展提供了动力，但另一方面，江西旅游从业人员和游客低碳意识弱、新型能源和低碳技术利用少、缺乏低碳旅游发展规划和政府相关政策又构成对低碳旅游发展的阻碍，只有增加动力，减少阻力，才能促使低碳旅游又快又好的发展。
三. 江西低碳旅游发展对策
低碳旅游强调在整个旅游活动过程中尽量减少碳排放量，即要求在旅游“吃、住、行、游、娱、购”六方面实施低碳管理，这就需要政府、旅游企业、旅游景区、旅游者多方的共同推进和通力合作。
（一）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做好低碳旅游引导工作
政府在低碳旅游发展中应起到引导、管理和保障的作用，（1）在江西省旅游产业“十二五”规划的基础上制定江西低碳旅游发展规划，确立低碳旅游发展目标和任务，在旅游景区、旅游企业中进行节能减排任务分解，确保2015年前能耗减少20%。（2）加强低碳旅游宣传，在旅游景区、居民小区、火车站、酒店宾馆等地设置低碳旅游宣传牌或借助江西卫视、江西旅游网、江南都市报等主要媒体开设低碳旅游专栏，倡导低碳消费，着力提高旅游从业人员和旅游者的低碳意识。（3）制定交通、住宿、餐饮、景区的碳减排标准，对碳减排量进行统计考核，并与星级宾馆评定、绿色饭店评定、A级景区评定及地方政府政绩评价等工作相挂钩，促使和激励旅游过程中的各环节节能减排，实施低碳管理。（4）制定扶持低碳旅游发展的财政、税收、人才等方面的政策，设立低碳旅游专项基金，对低碳旅游产品开发或碳减排技术给予资金支持，并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对高能耗、高排放的旅游活动和旅游行为进行制止和惩罚。
（二）旅游者转变消费模式，发扬节能环保美德
低碳消费是低碳旅游发展的根本动力，旅游者的低碳行为对低碳旅游的发展至关重要。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应摒弃奢华浪费的消费方式，转变为注重环保、节约资源的低碳消费方式。有研究表明，旅游的愉悦感与酒店的等级没有必然的联系，与旅游中开支的高低也没有必然的联系，而节能环保行为体现了旅游者的社会责任感，从而使旅游者获得一份精神享受，如出行选择公共交通，不使用一次性用品，不浪费食物和水资源，不污染环境等。2010年国庆在赣州章贡区、九江武宁、萍乡武功山、鹰潭龙虎山等地，游客骑自行车，自带帐篷进行近郊游及野营，就是低碳旅游很好的体现。
（三）旅游企业实施低碳化运营，旅游交通是碳减排重点。
旅行社、酒店、餐馆、交通公司等旅游企业是提供旅游产品的主体，只有将低碳思想融入到经营管理中去，才能促进低碳旅游产品的开发和推广。如旅行社向旅游者推荐低碳旅游路线，餐馆不提供一次性餐具，酒店客房用品一日一换改为一客一换，洗漱用品改耐用型大包装，等等。旅游交通由于碳排放量较大是碳减排重点，主要是变私家车为公共交通，变耗能大的交通工具为耗能小的交通工具，如电动车、自行车、马车，或开辟步行路线，减少交通带来的碳足迹。九寨沟景区的交通模式值得借鉴，庐山景区的观光公交也可在全省推广。另外，旅游企业应积极运用新型能源和碳减排技术，降低能源消耗，节约资源，提高企业运营效率。
（四）建立低碳旅游示范点，分阶段实施低碳旅游
低碳旅游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江西可分阶段进行。建立低碳旅游示范点，是探索低碳旅游发展模式的有效途径，对省内其它景区起示范借鉴作用。婺源被授予全国低碳旅游示范区称号，得益于其低碳旅游发展科学有序，生态环境保护良好。庐山、井冈山、龙虎山等地也是建立低碳旅游示范点的很好选择，一是这些景区生态环境较好，具备优先发展低碳旅游的条件，二是这些景区客流量较大，可引领全省的低碳消费。在低碳旅游示范景区，从景区规划、建设、运营到游客接待都要尽量做到低碳化，使游客通过切身感受理解和接受低碳消费方式。通过低碳旅游示范景区的建设和推广，为低碳旅游在江西的全面实施提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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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的意义和作用范文第5篇
滕泰在《新供给主义宣言》中提出，“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的宏观政策主张。贾康等在《新供给：经济学的中国创新》中将其思路表述为“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主要政策主张概括为以“双创双化双减”等展开的“八双五并重”，强调以供给侧发力破解中国发展中的矛盾凸显与瓶颈以对接现代化“中国梦”。这些构成了中国版“新供给”学说的亮点，其主要理论基础层面的研究成果则体现在已形成的一系列论文和公开出版物。
“新供给”学说提出的背景在于世界金融危机提出了对于经济学以往成果作系统性反思的必要性，同时中国经过30余年的高速增长，过去的快速发展难度加大，面临减速压力而势必转入“新常态”。面对未来的挑战，在经济理论和政策领域，急需以理论创新来支持和保证正确的改革发展路径。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
作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提出者，滕泰认为是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交替误导了中国。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必须阶段性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才能维持经济增长和就业，而货币主义则坚信一切通胀归根到底都是货币原因造成的。在两种思想的交替指导下，在保持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似乎走进了一个死循环―每当经济增速有所下滑，决策部门往往会选择凯恩斯主义，加大投资、放松信贷，拼命刺激“踩油门”；每当通胀有所抬头，决策部门又会高举货币主义的大旗，通过减少投资、紧缩信贷的方式拼命紧缩“踩刹车”。在“踩油门”和“踩刹车”的交替中，中国经济越来越颠簸、经济周期也越来越短，投资猛增、货币超发、产能过剩与垄断加剧、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倒闭潮轮番上演。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们都是只看到硬币的一面―需求，而不去分析硬币的另一面―供给。
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源自中国人口本身的活力、城市化进程、资本和资源的持续投入、技术的进步和制度的改进。问题是，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每一轮所谓通胀都只不过是“食品通胀”，而食品通胀的根源在于粮食、蔬菜和猪肉的周期性供给波动。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是一个理想的经济运行机制，也可以作为新供给主义的短期经济管理目标，然而实现这个短期目标的办法既不是刺激总需求，也不是计划经济手段或传统产业政策，而是“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五大财富源泉
滕泰介绍，“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自2012年底提出以来先后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伴随着《新供给主义宣言》一同被提出的是“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一贯主张的经济长期潜在增长率取决于五大财富源泉，解除供给抑制，也必须从这五大财富源泉出发。
财富源泉之一是人口和劳动力。“虽然学界对中国人口红利尚存争论，但农村还有‘相对剩余劳动力’和‘相对人口红利’。”滕泰说。目前中国农村人均GDP与城市人均GDP相差五倍，也就是说一个农业人口一旦在城市找到工作，其对经济的贡献就提高四倍。因此，只要解除人口和劳动力供给抑制，比如短期适当放松户籍制度、促进人口自由流动，长期适当调整人口政策，中国的相对人口红利就会进一步得到充分释放。
财富源泉之二是土地以及附着在土地上的资源。如果中国的土地一直不能自由流转，农业就将一直停留在小农经济阶段，而小农经济产出效率显然很低。如果土地可以自由流转并适当集中，农业生产效率就会大幅提高。矿山也是一样，如果煤矿、石油等资源是垄断的，矿产交易市场发育不完善，其开采就会比较粗放，资源利用效率就不会高。应该说中国的资源和土地供给抑制还比较严重，未来产权优化和释放资源供给还有很大空间。
财富源泉之三是资本。中国是全世界资本最多的国家，我们有3.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居民、企业加上政府的储蓄有100多万亿人民币。然而，作为外汇储备和国内储蓄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利率水平却是全世界最高的。美国是零利率，日本是零利率，只有中国利率高，中小企业私募债利率高达14%-15%，民间借贷成本更高。为什么在全球资本最多的国家出现了最严重的资本短缺和最贵的资本价格？原因就在于资本抑制和金融抑制。假定把金融抑制放开一下，逐步把中小企业资金成本从14%-15%降低到5%，有多少中小企业会焕发出生机勃勃的生命力？
财富源泉之四是技术和创新。中国还没有形成创新型的科教体制。高中、大学培养的都是知识型人才，很多国有科研机构白白耗费了大量财政资源却缺少真正有市场价值的创新技术。不仅强化市场导向和创新活力的教育科研创新体制改革迫在眉睫，在企业研发、金融支持、政府管理等层面解除技术和创新抑制，中国也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财富源泉之五是制度本身。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宏观的社会分工效率和微观的企业生产效率，而社会分工和管理效率的提高自然带来财富的增长。
但是，作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提出者，滕泰说：“在整个2014年，我几乎没有发表关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方面的文章。当初《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宣言》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几乎都是在批判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对学术领域乃至政府都产生了影响，以至于很多人认为进行需求管理似乎是错误的，在我看来这是过犹不及。其实供给侧的改革是利在长远，挖掘经济长期增长潜力，但是不能有失偏颇，当需求不足的时候，也需振兴，所以在2014年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就没有再去反复批判需求了。不仅如此，在2014年‘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重点实际上已经悄然转变，转向降低融资成本、推动减税降费、利用股市扩大内需。做出这样变化的原因在于，我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在2013年出现了失误，可以说2013年的‘钱荒’是造成2014年经济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所以我们转换角度，提出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这也是新供给主义，因为如果融资成本太高，会影响供给，降低融资成本、降低税费才能提高有效供给。”
认真观察经济数据不难发现，十以来，中国经济在“三期叠加”压力下不断下行，特别是在去年三、四季度表现尤为明显，滕泰直言：“有人把经济下行的原因归结为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的问题，可是在我看来，2013年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以来的实体经济严重资本供给短缺以及被显著抬高的融资成本才是主要原因。所以在2014年5月，我们从这个角度提出了新供给主义的三大稳增长主张，很快就变成了过去一年来经济的主要脉络。”
这稳增长的三大主张分别是，在经济融资成本畸高的背景下，应首先旗帜鲜明地提出“解除金融抑制”的改革目标：不能让钱最多的国家钱最贵，而应该让资金价格真实地反映中国储蓄和信贷需求的关系，让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主要作用。
其次，减税是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净利润率来刺激企业家扩大有效供给，或通过降低家庭税负、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而刺激居民消费，是市场化的、可持续的稳增长方式；而扩大政府财政投资稳增长，则负面作用越来越大。因此，建议逐步用减税替代政府投资。
另外，新供给主义虽然更强调通过减税、降低利率等要素成本来扩大有效供给，但是也不排斥利用市场化手段减少需求抑制的措施。比如，利用股市激活实体经济，早有国际惯例可寻。
对于外界提出的目前“出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现象”的疑惑，滕泰表示，不能把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对立起来。“要抛弃虚拟经济的概念，我们现在谈的金融和资本市场同实体经济是相辅相成、浑然一体，而不是截然对立的，资金进入股市就是进入实体经济。上市公司把进入股市的资金用于其他投资，资金就进入了实体经济。股市上涨，老百姓赚钱后刺激了其消费行为，消费经济由此转好。再比如一家企业通过IPO市值10亿元，股市上涨后其市值升值至20亿元，通过银行抵押获得更多贷款，再用于投资。所以股市上涨影响消费、投资好转，经济也会相应受到影响转好。股市可能领先于经济也可能落后于经济，这些都是正常现象。2015年中国经济如果出现意外触底回稳，主要的动力将来自于股市。”
最后，滕泰透露，他近期酝酿的新作视角为从新供给到新需求，他强调，这与之前提出的“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完全不矛盾，而是更加完善。“长期增长的源泉在于供给侧，即五大财富源泉再加上放松管制和消除垄断，这要一直坚持，但是供给侧的改革利在长远，进度没有期望快，而且可能会遭遇较大的阻力，然而中国经济从2014年到现在陷入了局部经济衰退和全面通货紧缩的边缘，还面临着局部金融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要应对短期经济下滑，既要继续坚持新供给主义的改革政策，同时还要采取新需求理论来迅速振兴中国经济，借助股市振兴经济就算其中一个。”滕泰说。
寻求持续增长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先后有一些学者已在讨论“供给管理”，其讨论往往侧重于总供给变化机制中更多样化的政府行为，并特别注重在转轨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框架下产业政策优化，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宏观调控创新。
贾康、徐林、姚余栋、黄剑辉等学者在2013年第一期《财政研究》发表的论文《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可称为新供给研究群体的一份把理论创新与改革主张体系化联结的代表作。其后，贾康任院长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又陆续推出一系列研究成果，他们指出，近几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随之而来的矛盾也逐渐凸显，使渐进改革路径以来的制度供给的劣势有所暴露。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面临的减速压力，从内部因素看，高速增长是后发经济体在特定追赶时期的一种增长形态，随着与前沿国家技术差距和其他相关要素、机制差别的缩小，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规律性地向成熟经济体的水平收敛，并且这一过程将跨较长时期。从外部因素看，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尽管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采取了以宽松货币政策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局部及个别时段出现一些积极信号，但总体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必须适应中长期经济模式的转变和社会转型，并学会在更具广泛性、与国内消费和服务业联系更大、对出口和投资依赖程度较小的增长模式中操作。然而，现实情况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已经难以适应中国经济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后的总体要求。
财政政策受“三元悖论”式的约束是个永恒命题，即减税、增支和控制负债三项要求不能同时满足。特别是历经了上一次以4万亿元政府投资为代表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后，中国财政刺激的安全空间已经明显收窄。
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宏观税负总体水平尚属合理，但考虑各种制约因素和居民实际社会保障情况，进一步提升税负总水平并不可行。与此同时，未来中国财政支出将迅速增加，包括用于健全养老金体系、医疗保障、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支出，以及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要投入。另外，目前积累的大规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已经成了一定程度的隐性财政负担。因此，中国公共财政负担总体而言会逐渐加重，预留财政空间和保持财政可持续性是重要的目标，需要有关部门未雨绸缪。
新背景下，虽然逆周期性质的总需求管理不乏用武之地，但寻求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的供给政策，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新供给经济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理论框架上实现了对传统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破”。
首先，指出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其后主要强调的只是需求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都存在着忽视供给端、供给侧的共同问题。相比于需求侧，供给侧的问题更复杂、更具长期特征和“慢变量”特点，更要求结构分析与结构性对策的水准，但这并不应成为经济学理论可长期容忍其认知框架的不对称的理由。
其次，指出经济学主流教科书和代表性实践之间存在“言行不一”的问题。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首推他们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来实行的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比如，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关键点上，是教科书从来没有认识和分析过的“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美国调控当局一开始对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还是不救”之后，对这家150多年的老店任其，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处理后又总结经验，再后来对从“两房”、花旗一直到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公司，就分别施以援手，大量公共资金对特定主体的选择式注入，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区别对待的供给操作，并且给予经济社会全局以决定性的影响。
第三，指出政府产业政策等供给侧问题在已有经济学研究中的薄弱和滞后。比如，在经济发展中“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产业政策”方面，从上世纪80年代亚科卡自传所强调的重振美国之道的关键是“产业政策”，到克林顿主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奥巴马国情咨文所提到的从油页岩革命到3D打印机，到制造业重回美国，到区别化新移民和新兴经济等一系列的亮点和重点，都是很明显地对应于现实重大问题的导向，以从供给端发力为特色。
其后，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群体有自己的“立”。
第一，特别强调的是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这样一个金融危机刺激之下的始发命题需要更加鲜明地作为当代学人“理论联系实际”的必要环节和创新取向。在基础理论层面强调：应以创新意识明确指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可认为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上的决定性特征形成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需求在这方面的原生意义，当然是不可忽视的―人有需求才有动力、才要去追求各种各样的可用资源―但是在经济学角度上，对于有效供给对需求引导方面的作用过去却认识不足。从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特征上的决定性这样一个视角，强调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和供给能力、以及与“供给能力形成”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具有从基础理论层面发生而来的普适性，也特别契合于在中国和类似的发展中国家怎样完成转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突出问题。回应和解决这个视角上的问题，其实也包括那些发达经济体怎样在经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后更好地把理论服务于现实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关键是在处理“生产产品满足消费”的需求侧问题的同时，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供给侧问题―尤其是“制度供给怎么样”的问题。这种把需求与供给紧密联系起来的研究，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正在日益凸显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二，强调正视现实而加强经济基本理论支点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比如“非完全竞争”，应作为深入研究的前提确立起来，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牵涉大量的供给侧问题。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虽带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它毕竟可称为一种1.0版的模型。现在讨论问题，应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涵盖种种垄断竞争问题的基点上，来升级、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需求分析主要处理总量问题，指标是均质、单一、可通约的，但供给分析要复杂得多，处理结构问题、制度构造问题等，指标是非单一、不可通约的、更多牵涉到政府―市场核心问题这种基本关系，必然在模型扩展上带来明显的挑战和非比寻常的难度，但这却是经济学创新与发展中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更多的中长期问题和“慢变量”问题，也必然成为供给侧研究要处理好的难题。过去经济学研究可以用一句话打发掉的“‘一般均衡’中或‘反周期’调控中自然解决结构问题”，认为有必要升级为在非完全竞争支点上的一系列有待深入开掘的大文章。
第三，认为市场、政府、非营利组织应各有作为，这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在明确认同市场总体而言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我们还需要有的放矢地来讨论不同的主体―最主要是市场和政府，还有“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公益团体等），它们在优化资源配置里面可以和应该如何分工、合作、互动。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领域，分工、合作、互动的选择与特点又必有不同。由分工、失灵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强调“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式的合作，反映了人类社会多样化主体关系随经济发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趋势。
第四，特别强调了制度供给应该充分地引入供给侧分析而形成有机联系的一个认知体系，即物和人这两个视角，在供给端应该打通，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制度供给问题应该内洽于一个体系，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融于一炉。通过这样的“立”来回应转轨经济和中国现实的需求，形成的核心概念便是他们在理论的建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认知中，必须更加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在中国要解决充满挑战的现代化达标历史任务，必须藉此强调以推动制度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的供给端的发力。
当然，以上这些并不意味着研究中就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管理”的认识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中已经相对充分，希望在供给这方面更丰富地、更有针对性地提高认识框架的对称性。这样的认识落到中国经济学人所处的现实中间，必然合乎逻辑地特别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端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这是有效化解矛盾累积和“滞胀”、“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福利陷阱”式的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健康发展而直通“中国梦”的“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所在”。研究者的意图和可能贡献，是希望促使所有可调动的正能量把重心凝聚到中国迫在眉睫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新一轮改革如何实质性推进”这一问题上，以求通过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给管理，跑赢危机因素的积累，破解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瓶颈，从而使“中国梦”的实现路径可以越走越宽、越走越顺。
“八双、五并重”的基本主张
“新供给经济学”的基本政策主张，是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和面对“两个一百年”历史任务的“五并重”。
“八双”的基本要点是“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双扩”，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合，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双转”，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放开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的转变，和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双进”，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需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实现形式；“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针对这一点，贾康强调：“在这方面的分析认识需扩展到中国势必要发展起来的第三部门，即志愿者组织、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来越活跃的群体，应该在社会主体的互动中间发挥他们的潜力。我们非常看重国际上已经高度重视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在此模式之下寻求共赢，应该是最基本的认识视角。”“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
在上述基本考虑中，“双创”是发展的灵魂和先行者；“双化”是发展的动力与升级过程的催化剂；“双减”则代表着侧重于提升供给效率、优化供给结构以更好适应和引导需求结构变化的制度基础；“双扩”是力求扩大供给方面在国际、国内的市场空间；“双转”是不失时机、与时俱进地在人口政策和国有资产配置体系两大现实问题上顺应供给结构与机制的优化需要，以支持打开新局；“双进”是明确市场供给主体在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安排演进中的合理资本金构成与功能互补和共赢效应；“双到位”是要在政府与市场这一核心问题上明确相关各方的合理定位；“双配套”是对基础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金融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再加上行政体制，以大决心、大智慧推进新一轮势在必行的制度变革与机制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