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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养服务贸易问题的提出
二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世界各国的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传统类型逐步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类型转变,由此形成人口年龄结构从“年轻型”向“老年型”过渡的结果。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进入了老龄型社会。依据联合国有关规定,一个国家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超过7%,或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0%,便被称为“老年型”国家,我国于2000年跨入了这一行列。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有着自身独特的特征,有学者将我国老龄化特征概括为“二高三大”,即高速、高龄;老年人数量大,老年人扶养比大,地区差异大,真实地反映出我国老龄化的现状,同时也表明老龄化将给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随着社会发展,我国人口老龄化将经历快速老龄化、加速老龄化和稳定的重度老龄化三个阶段。2030年到2050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而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需要抚养的老年人口将占人口总数的40%-50%。届时,重度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将日益突出,我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
虽然老龄化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就业压力,提高就业水平,但也会造成劳动力比例下降,形成劳动力供求不足的新矛盾。加之过去人口高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终将消失,由此导致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下降。不仅如此,老龄人口的过快增长提高了社会负担系数,客观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目前我国的老年扶养比为0.11左右,即大约9个多劳动年龄的人就要供养1个老人。据测算,到2050年将上升到0.4左右。如此高的社会负担系数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保障作支撑,也决定着传统的居家养老方式难以维继。而到2005年底,我国养老金“空账”已达八千亿。这需要大量的养老资金投入,但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提前步入老龄社会使得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与发达国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相比,我国成为世界上惟一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典型的“未富先老”的特征。这种状况表明在解决老龄化问题上我国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缺口。
老龄化也同时引发了严峻的产业结构矛盾,集中体现在与老龄人口消费需求相关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上,包括医疗保健、生活抚养、休闲娱乐等方面。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存在前景广阔的老龄市场,但另一方面却对老年市场多元化的需要供给不足,同时又需维系并加强老年市场的购买力。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倒置显著等特征,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养老方式的城乡差异交织在一起,使老龄化问题愈加复杂、艰巨。
上述分析指出的种种矛盾是化解老龄化危机不能回避、必须正视的问题。然而事情总有利弊的两面。因为在压力背后是开拓老龄市场和老龄产业的机遇,这必将对我国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带来巨大的影响。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确实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市场需要,但那仅仅是一种潜在的市场,要真正形成市场供求,就需要老年人具有持续且具有一定水平的购买力,从而推动老年市场供给的增加及老龄产业的发展成熟。
疗养服务贸易是指以国外人口、特别是老龄、高龄人口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医疗保健、旅游、休闲消费、养老托老等综合服务功能为主要内容,以创汇为主要目的的新型国际服务贸易。最早提出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设想是在上世纪末。然而由于发展条件和认识条件所限,并未在实践中引起重视。近年来,经济的繁荣增长和老龄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剧使得从人口、市场、产业等多重角度的综合审视具备了较为充分的条件,因而该领域的发展也正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疗养服务贸易潜在的国际市场
目前跨国医疗、旅游、养老的人数不断增加,全球“医疗旅游”人数已经上升到每年数百万以上。到2010年,国际“医疗旅游”行业的年营业额将上升到400亿美元。发达国家医疗保健费用高涨,为亚洲的医疗服务公司提供了赚钱的机会。如面对日本老龄市场巨大潜力,东南亚各国政府纷纷放远眼光,在住房、医疗、旅游等领域制定中长期计划。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已经修改了移民、税收和房地产购买的法规,以吸引富裕的外国退休者。虽然医疗旅游并非等同于疗养服务贸易,但它是疗养服务贸易的重要部分,由此可见开拓这一市场的巨大前景。
从产业属性来看,疗养服务贸易属于消费者服务贸易,其不仅包括对相关服务供给能力的规定,从而对国内产业、消费结构和水平以及发展趋势有所要求,同时又需要顺应、吸引、引导外部需求以形成市场。而它也不同于一般服务贸易,需涉及自然人较长时期的跨境移动以及多方面的综合服务内容,所以需要更多的法律保障和国家之间的合作。由此来看,发展疗养服务贸易需要从供给与需求及外部条件和环境进行综合审视,其自身较强的专业特征使得除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及服务的相对价格这样的决定需求强弱的因素外,消费者对服务的评价越加困难,所承担的风险逐渐加大,因而消费服务的寻找及经验特征减弱,信任特征加强,因此对相关服务质量和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可行性分析
疗养服务贸易则从开放经济的视野下为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途径。我国在开拓疗养服务贸易新领域中较之开发“医疗旅游”的东南亚各国,除了共同的有利环境外,更有着自身厚实的优势和基础。主要表现在:
(一)疗养保健资源是疗养服务贸易的优势和前提
首先必须充分发挥我国丰富而独特的疗养保健资源的功效。这些资源涉及自然、技术以及社会人文各方面,其中以自然及技术资源为基础,以社会人文资源为依托,形成疗养资源层级、互补结构。具体而言,我国地域辽阔,自然疗养资源丰富,以这些资源为基础已经开发出众多旅游度假及疗养胜地,为发展疗养服务贸易奠定了基础。此外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及民风民俗等对疗养及形成健康、和谐的疗养环境同样重要。
(二)国内外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是疗养服务贸易的关键
从服务的提供地来看,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对于开发疗养资源及形成配套设施和措施而言比较重要;从服务的消费群体来看,目前能够成为我国疗养服务贸易市场开拓对象的国家和地区基本属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实力及消费能力不成问题,而关键在于如何吸引并为自然人流动创造条件。如同旅游市场划分等级一样,疗养客源市场依据地缘、经济实力、消费能力等标准同样可以确定需要开拓的不同等级的目标市场。显然依据我国旅游业及服务贸易合作的发展形势判断,疗养客源市场的开拓具有很大的地域空间。
(三)不断增长的老龄人口是疗养服务贸易的客源基础
老龄人口无疑是疗养服务的主要对象,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及家庭结构、养老托老方式的变化,为该市场的开发注入了更强的动力。统计显示,到2030年,西方7个主要工业化国家65岁以上人口将占全部人口的22%。因此,越来越多的富有的老年人选择在国外消费和养老。如西班牙,凭借自身的旅游资源优势,大力吸纳日本的“出口”老人,积极支持国内企业在本国的疗养度假地兴办日本老人村来接待和托管日本老人,为老人提供完善的医疗保健、生活和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服务,赚取了可观的外汇,还引进了日本现代科学管理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我国开发疗养服务贸易具备相关条件,并有着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和价格竞争力,通过积极的应对措施,可以形成广泛而稳定的疗养服务客源市场。
(四)开放条件下的区域合作是外部成长动因
开放经济条件与封闭状态相比,在谋求经济发展的途径、动力等方面显然具备很多优势。疗养服务贸易的开展就是基于开放条件下的双边及多边合作,它为解决各国及各地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如人口老龄化提供了一个合作平台。基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劳务合作、对外旅游等方面合作的加强,在解决疗养服务贸易所涉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上的难度会逐步降低,合作空间将进一步拓展。
结论
毫无疑问,依据疗养服务贸易的内涵,深入挖掘本国开展疗养服务贸易的各种资源,采取支持、鼓励、引导的政策措施促其发展,不仅顺应了世界老龄化的趋势,充分开拓了该领域的市场,将与疗养服务相关的医疗保健、旅游住宿、养老托老等行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较长的产业链,从而对开展该服务的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发展了无烟而高利润的产业,带动了旅游保健资源丰富但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对于解决本国老龄化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力和实践保障,因此开拓疗养服务贸易的新领域是化解老龄化危机的重要战略选择。
当然,在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同时要清醒意识到其中存在的困难,毕竟该领域在我国处于初始起步阶段。鉴于疗养服务贸易涉及的产业部门众多,利益关系复杂,因此需要政府与服务企业共同努力,将疗养服务贸易统一纳入老龄产业发展规划中,在政策、资金上给予引导支持,协调与疗养服务相关的旅游、医疗、保险、养老、社会保障等部门,整合疗养服务贸易涉及的各种要素资源,发挥地区优势,促进区域合作,同时要重视服务标准的制定,法规的完善,创造疗养服务贸易有利的发展环境,推动该领域的健康发展,使其成为拉动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动因之一。
基于对我国老龄化过程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和挑战的分析,要用开放的视野去寻求化解老龄化危机的途径,大力发展我国疗养服务贸易。而我国较之于发达国家,有着自身的优势和良好的基础来开拓更具综合性和发展前景的疗养服务贸易。这无论从财力保障,还是需求供给来看,对于解决我国不断增多的老龄人口的生存及多样化的养老需求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曾毅.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二高三大”特征及对策探讨[J].人口与经济,200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10.06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增长,被称为“中国奇迹”,并且,中国也仅仅花费不到30年的光阴,就几乎实现了西欧、北美等地区百年时间的人口转变历程。此时,人口基本保持着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从一方面来说,既保证了劳动数量的充足,另一方面却又承担着较少的儿童和老龄化负担,因此,促进了人均产出快速增长,促使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中国的综合实力也实现赶超式发展。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为经济的飞跃发展做了巨大贡献。而现阶段,中国人口开始逐渐呈现“三低”特点,即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人口红利”面临消失,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面临挑战。人口发展与经济??题成为关系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为进一步调整人口的数量与结构,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正式开始实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这一政策对我国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通过选取1978至2015年统计数据,对人口数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并进一步对“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进行利弊分析,探讨现行人口政策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1全面放开二胎的有利影响
1.1优化人口结构,缓解人口老龄化进程
在实现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中国人口年龄结构问题逐渐突出,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同时也带来诸如男女比例失衡、子女赡养负担重等很多社会问题,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对优化我国人口结构、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具有积极作用。现在中国有很多“4+2+1”结构的家庭比例,子女赡养老人的负担重,放开二胎政策,有利于人口出生率的增长,环境男女比例失衡问题,减少未来“4+2+1”这种家庭结构的比例,将赡养义务分摊到多个子女身上,减轻子女的赡养压力。另外,放开二胎,对提高出生率有很大的帮助,低龄人口数量的不断提高,对增加我国劳动力数量有很大帮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劳动者的能力和素质也在不断提升,年轻劳动力的成长会慢慢取代年老工作者,同时,提高劳动力生产效率,这对改变中国现阶段“倒三角”的人口结构具有重要作用。
1.2提高劳动和经济增长率
伴随着老龄化现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频繁更替、科技飞跃进步、互联网行业也得到迅猛发展,老年人接受和创造的能力明显慢于年轻人,不能很好的适应当代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和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放开二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到工作中来,对生产和创造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另外,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对居民的消费水平也产生一定的影响,无法刺激国内的消费需求。从长期看,伴随着生育政策,二胎时代即将到来,伴随着孩子出生到成长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对不同行业产生很大的影响,直接刺激了消费,扩大内需,市场活力开始逐渐增强,诸如婴幼儿用品产业、教育、医疗、建筑业等行业的都会得到发展,也会带动相关产业的繁荣,在一定程度提升了经济增长率。
1.3缓解社会养老问题,完善国家养老体系
随着二胎时代的到来,家庭成员结构会不断改变,子女的增加能够分担养老义务,增强家庭养老功能,不仅从经济上分担,精神上也给予老人更多的满足,不断改善的家庭结构,能给够增强家庭的稳定性和抵抗风险的能力,进一步促进家庭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另外,改善“失独”老人问题。失独我国独生子女家庭数量多,面对养老负担和生活压力,许多子女不堪重负,从而产生了“失独”老人问题,失独家庭不仅需要经济上的补助,还需精神上的慰藉,精神上的工作具有一定的难度。放开二胎政策,能够减少“失独老人”家庭,促进社会稳定。二胎的开放也有助于完善国家养老体系,新增社会人口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金压力,这缓解养老金制度危机有了很大帮助。
2全面放开二胎的不利影响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对中国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第一,会加剧人口、资源、环境的相互矛盾。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人口基数大,资源对应人口来说,无论种类和数量再多,都相对短缺,资源也难以完全满足中国十几亿的人口需求,二胎的放开进一步加重了资源的消耗。另外,环境问题本就是中国发展过程中日益凸显的一大问题,二胎时代伴随着人口的增多,会滋生出很多环境问题,将给当前不容乐观的环境带来新的负担,激化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第二,对社会公共服务等带来一定的影响。伴随着新生儿的增多,会给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带来一定的影响,也会给现有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公共服务带来一定的影响,更会使竞争日益激烈的求职道路变得更加艰辛。第三,加重了生存压力。随着社会的进步,抚养小孩的成本越来越高,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这加重了新生儿父母的压力。当前,为了缓解就业压力,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学期间生子,这给其学习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另外,“二孩”时候基本都是父母事业的上升期,要大量花费时间、金钱照顾二个小孩,加重了整个家庭的工作、生活压力。
3人口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
3.1模型设定
基于经典的C-D生产函数,研究中国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即Yt=AKtαLtβμ;其中:Yt是第t年总产出、Kt是物质资本存量、Lt是就业人口数量;A为技术因素(假定为外生变量),μ为随机误差项。
3.2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为了真实反映国民经济收入水平,消除通货膨胀影响,以1978年基期,采用实际GDP反映产出。
据前人研究文献,采用戈德史密斯在1951年建立的永续盘存法测度物质资本存量。即Kt=Kt-1(1-δt)+GTt/PIFt;其中,对于初始物质资本存量值、物质资本折旧率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确定,采用王会宗,张凤兵(2016)的研究,设定K0=11292亿元(1978年不变价),δt=5%,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采用前人研究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组合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3.3实证分析
为了消除异方差性,采用对数的形式,得到下式:lnYt=lnA+αlnKt+βlnLt+μ,利用Eviews8.0,得到如下回归结果:
lnYt=-11.0188+0.4688lnKt+1.0715lnLt
(R2=0.9961、R2=0.9959、F=4476.291)
上述方程的F、t统计量均通过显著性水平为5%的统计检验,且拟合优度达到99.61%,回归效果显著。由回归结果可知,自1978年后,中国就业人口数量的变动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就业数量每提高1%,经济增长水平大致提高1.0715%,这充分说明了人口数量的增长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不断增长的重要影响力。
4对策与建议
4.1缓解老龄化问题
从短期来看,放开二胎政策并不能改善当前的老龄化问题,而且有可能进一步加重的趋势。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平均寿命也在不断增加,人口就会不断朝着老龄化趋势发展,但是从短期看,社会的生育水平并不会迅速增加。所以,会表现出来的整体特征是:生育率不变或者小幅增加,但老龄化问题则会不断加重。为解决短期内面临的老龄化问题,首先,要加强相关养老产业的建设,要做好养老产品、养老配套措施、养老基础设施的建?O,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其次,适当的提高退休年龄,提高中老年人的自我养老意识,这样不仅可以使得即将退休的中年人继续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也弥补了一些岗位空缺的问题,也减轻了子女的负担。最后,鼓励个体经营、小企业的发展,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特别是适合中老年工作的岗位,为那些因退休但仍想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贡献力量的中老年人提供工作机会。
4.2做好防范措施
为应对“二胎政策”开放初期带来的新生儿期,政府应该提前做好防范促使,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提高公共服务功能。首先,要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加大投资,做好即将面临的教育事业和医疗压力。要加大幼儿教师的培养以及幼儿园的建设,缓解教育资源的压力。大量婴儿的出生需要更多的医疗资源,因此政府应该提前做好应对措施,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提高质量和效率。其次,要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机制。结合二胎的相关实际情况,适当提高二胎生育的医疗费用报销比例,也可以通过免费领取奶粉、减免学杂费等措施,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最后,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对于一些较为落后的地区,政府要适当的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同时,也要制定相关政策,加大补贴力度和优惠措施,减轻一些落后地区人们生育二胎、养育二胎的负担。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 弹性退休年龄
一、我国现行退休制度的主要问题
1. 我国现行退休制度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
我国现行退休年龄为男职工60周岁,女职工50周岁,女干部55周岁。这是上世纪50年代依据建国初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全国人口平均寿命较低的客观背景制定的。60年来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已经上升到男性70岁,女性74岁 。较低的法定退休年龄脱离了实际的人口年龄结构。
2. 各行业劳动条件、劳动强度以及对知识技能的要求不同,退休政策缺乏弹性
我国现今仍实行缺乏弹性的一刀切退休年龄政策,这就造成了以下问题:第一,由于不同职业对劳动力所需具备的知识技能的要求不同,导致人力资源投入和产出比例失调。对于高级知识技能人才,其所接受教育培训时间相对较长,但在一刀切的退休政策下,其工作时间却相对缩短,例如对于教师职业来讲,50岁至60岁知识经验趋于成熟,仍处于工作的黄金年龄,目前医疗保健水平也能保证其继续工作,如果在其职业的黄金时期按照现行退休年龄退休,是对教育资源与劳动力资源的双重浪费。第二,现行退休年龄制度没有充分考虑由于劳动条件与强度的差异给劳动者的劳动状态造成的影响。如一些从事体力劳动但不属于特殊工种范围的劳动者,其劳动条件较差、劳动强度较长,在现行退休年龄制度下身体健康无法得到保障,对其今后的生存状况产生不利影响、给医疗体系带来沉重负担,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在劳动环境较好(如管理岗位)工作的劳动者,其身体状况完全可以胜任现任工作,如无法继续劳动,将是对劳动力资源的浪费。
3. 人口供养系数上升加重了劳动人口的负担
人口供养系数是非工作年龄人口与工作年龄人口之间关系的相对数指标,它反映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人口供养系数对社会保障计划有重要影响,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年龄比重下降,必然导致总供养系数上升。
我国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主要是单位和个人按照一定比例缴纳,此外就是中央财政拨款。截至2008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12%,这对于我国现收现付为主的养老制度造成很大影响,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员养老金负担压在在职人员身上。
4. 退休年龄相对较低和大量的提前退休,导致我国劳动力成本加大
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为劳动力价格低廉,而退休年龄相对较低和大量的提前退休现象造成了我国养老保险费用持续上升,由此造成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会削弱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二、从退休年龄的决定因素分析弹性退休制度
1. 人均寿命延长,健康状况改善,为提高退休年龄提供基础
通常情况下,退休年龄随人均寿命的增长而延迟。上世纪50年代人口预期寿命为42岁,而半个世纪之后已增长到72岁。当初制定的较低的法定退休年龄和目前较高人口寿命之间反差较大,为提高退休年龄提供了基础。
2. 劳动起始年龄的后移使退休年龄的后移成为可能
随着普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增多,人们受教育的年限不断增长,使得初始劳动年龄不断提高,而退休年龄不变导致劳动岁月减少,非劳动岁月增多。这不仅导致劳动资源浪费,并且缴纳养老保险费得岁月减少,领取养老金的岁月增多,严重影响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稳定运行。
3. 推迟领取退休金时间,有利于缓解政府养老基金支付压力
推迟退休年龄,则领取养老金的时间相对缩短,而缴纳保险费的时间相对延长,这样有利于增加保险基金的收入,相对减少其支出,维持保障体制稳定运转。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目前面临政府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压力,年均缺口达700多亿,总缺口达2.5万亿,相当于我国年国民经济收入的近1/3。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退休年龄从60岁延至65岁,退休金的支出可以减少30%-50%,社会财富可增加10%-20% ,进而有效增加养老保险金的供给并减少其资金需求。另据《中国养老保险基金预测与管理》研究报告显示,我国退休年龄每延长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收40亿元,减支160亿元。
4. 劳动环境与工作性质决定不可简单后移退休年龄
劳动环境越好、所做的工作越脱离体力劳动,劳动者所能持续工作的年限就越长,反之,退出劳动领域的年龄就越低。
5. 我国劳动力供求状况决定要综合考虑寿命提高、劳动起始年龄后移与就业压力而制定退休年龄。
在长期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供越大于求,就业压力越大。而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劳动力供大于求状态,这就决定我国不能单纯推迟退休年龄,而应实行弹性退休制度,利用退休年龄的调节,在长期劳动力市场上,调节供求关系,使之达到平衡。
三、调整法定退休年龄的具体方案
1. 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劳动起点年龄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正在逐步提高,而按照我国原定的15岁为起点的劳动年龄达不到要求。如果我国效仿发达国家,将劳动起点年龄提高到18岁,不仅有利于延长教育时间提高劳动力素质,保障未成年人权益,并且也可以缓解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就业压力。
2. 根据获得行业所需学历与知识技能的时间,提高劳动年龄上限
国家应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对获得中、高级技术职称的劳动者;对在行业内具有丰富经验、取得优秀业绩的劳动者,提高其劳动年龄上限。这样既提高劳动生产率,也避免了对教育和劳动力资源的浪费。
3. 根据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调整劳动年龄上限
对具有上述第二点条件的劳动者,若其所从事的行业涉及的劳动条件较恶劣、劳动强度较大,应在设定劳动年龄上限时适当下调。
对具有上述第二点条件的劳动者,实施推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具体步骤如下:
(1)劳动年龄起点在20年间逐步提高至18岁。由于达到这一目标需要配套的教育体系改善,因此预定每8年将劳动起点年龄提高一岁符合教育产出的长期性。
(2)男性退休年龄自2015年起每年延长三个月,2035年达到65岁。
(3)2010年至2015年期间,逐步改革劳动制度,将女性退休年龄调整为统一的51岁。自2015年后每年延长3个月,2035年达到56岁。
表1 改革方案实施步骤
年份 劳动年龄起点 男性退休年龄 女性退休年龄
2010-2015 15 60 51
2019 16 61 52
2023 16 62 53
2027 17 63 54
2031 17 64 55
2035 18 65 56
四、方案的实施效果预测
1. 降低退休人口比重,继而减轻养老金运行负担
从退休年龄人口比重看,可以明显降低退休年龄人口比重。实行方案后2035年预计比重达到33.1%,而维持原有退休政策的比重为38.5%,这对于减轻养老压力有很大作用。再次,从老年抚养比来看,方案使老年抚养比大幅下降,由现行政策预计2035年的75.2%下降为62.1%。
表2 2035年政策实施效果数据对比
对比项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 退休年龄人口比重 老年抚养比
维持现行退休年龄 48.9% 38.5% 75.2%
延迟退休方案 54.7% 33.1% 62.1%
2. 该方案不会对现今就业形势造成压力
我们用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者与接受过本科高等教育的劳动者相对比来说明,如图所示:18与22分别代表两者结束正规教育,开始社会劳动的年龄;60与65分别代表按照弹性退休年龄所规定的两者结束劳动年龄。可以看出,两者的劳动时间分别为42年与43年,相差并不大。所延长的劳动时间与接受更长教育的时间相抵,即若想获得有更长劳动年限的工作,就必须延长受教育的时间。再结合提高劳动起始年龄,就可达到不为就业形势造成压力的效果。
五、政策调整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1.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采用渐进策略
弹性退休需要在中长期内逐步调整,比如在东西部地区允许存在一定合理的时间差异,或根据各主要城市人口比例的特点有所调整等。我国应总结各国退休年龄实施的经验和教训,取长补短,为自己所用。
2. 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提前退休现象
相对于弹性退休政策需要较长的时间和周期而言,有效控制目前普遍的提前退休现象可以起到显著的政策效应。抑制提前退休可以控制退休费用的不正常增长,减轻企业和职工负担,以及对在职劳动者产生的负面影响。可采取的手段有对低于标准年龄退休者制定减额支付养老金政策和标准等。
退休年龄作为一个关键政策调整变量,对于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至关重要。分析我国人口结构特点和劳动力市场状况得出:我国应首先控制提前退休现象,同时对退休年龄进行全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制定延时退休政策,选择试点城市并逐步推广,实现经济良性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长远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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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山东省;新农保;“子”;代缴;养老保险
中图分类号:F84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4-0115-02
截至2011年,山东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约1500万,其中农村老年人口约占60%,山东省人口老龄化比例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日趋严重。山东省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结合山东省实际制定了《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实施意见》,并且已经在青岛、济宁、临沂等地市开展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试点工作。其中,在临沂市等地出现了要求“子”代父母缴纳养老保险费用的新型缴费模式。笔者认为,这一模式有利有弊,需要进一步完善,才能更符合山东省实际情况,促进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的解决。
一、“子”代缴养老保险模式
笔者总结山东省新农保试点中出现的要求农村老年人的儿子代缴养老保险费用的现象为“子”代缴养老保险模式。不论老年人有几个儿子,每个儿子都要为父母缴纳新农保费用,儿子多的老年人就能选择较高档次的新农保,也就能享受更高的养老保险金。
(一)“子”代缴养老保险模式的政策依据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实施意见》(鲁政发〔2009〕131号)(以下简称“意见” )中规定,“新农保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个人缴费中“缴费方式由当地政府确定”。笔者认为,“子”代父母缴养老保险模式的出现,正是某些地区政府根据这一规定并结合当地实际制定的政策。
(二)“子”代缴养老保险模式范围
地区范围:“子”代缴养老保险模式并不是在山东省全省内出现的,据笔者查证,只在济宁市、临沂市等地区出现了这一模式。
年龄范围:“子”代缴养老保险中的老年人并不是全部老年人,因为根据《意见》规定,新农保制度实施时,已年满60周岁的农村老年人不需缴费即可按月领取养老基础金,45周岁以上的,应按年缴费,累计缴费年限应不少于实际年龄到60周岁的剩余年数;允许补缴,但补缴后累计缴费年限不超过15年。因此,该模式下的老年人年龄范围在新农保实施过程中界定在45周岁(不含)至60周岁(含)之间。
二、“子”代缴养老保险模式的利弊分析
由于该模式只是出现在山东省新农保试点中,推行的时间尚短,很多利弊并不能及时显现,对该模式的功过还不能盖棺定论,须要看这一模式的试点效果。但笔者认为,以下利弊端还是显而易见的。
(一)“子”代缴养老保险模式的利端
该模式的出现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当前农村中出现的子女不赡养老人的问题的解决对策。众所周知,在当前农村中,普遍存在子女不赡养老人的问题,而且,这一问题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只有老年人子女这一法律途径,而该途径并不能保证老年人的养老而难题得到妥善解决。但是,“子”代缴养老保险模式另辟蹊径,通过让“子”代缴养老保险费用一定程度上保证子女尽赡养义务。这是对山东省乃至全国农村老年人养老保障制度的极大完善,有利于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的解决。
(二)“子”代缴养老保险模式的弊端
1.“子“代缴养老保险模式与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相悖。国家一直把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并大力推行。但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仍存在极大阻力,因为养儿防老的观念在农村仍普遍存在。“子”代缴养老保险模式在推行时规定了老年人有几个儿子就有几个儿子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用,这从侧面印证了养儿防老。笔者认为,这是变相的鼓励农村居民生育,极其不利于计划生育国策在农村的推行,甚至产生负面效应。
2.“子”代缴养老保险模式显失公平。笔者认为,该模式对农村老年人和其子女都有不公平之处。儿子少的老年人只能选择较低档次的新农保,享受较低的养老保险金,没有儿子的老年人(并非“五保户”)则只能自己缴纳养老保险费用,相对儿子多的老年人来说显失公平。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都规定了子女对老人有赡养义务,那么“女儿”也应为老人承担养老保险费用的缴纳。但“子”代缴养老保险模式并没有将老年人的女儿包括在内,这对老年人的儿子来说不公平,不利于子女公平地履行对老人的赡养义务。
3.“子”代缴养老保险模式在一定情况下不适用。在农村,由于重男轻女观念的存在,男孩在18岁之后仍在上学的家庭有很大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老年人的“儿子”没有收入能力,并不能按规定为父母缴纳养老保险费用;相反,老人不但要为自己还要为其户口在家的儿子缴纳新农保费用。
三、“子”代缴养老保险模式的完善
“子”代缴养老保险模式就笔者来看需要进一步完善,一言以蔽之,可以将其发展为“新农保代缴模式”。
(一)“子”代缴养老保险模式范围完善
张如一,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行政管理101班
李悦,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行政管理101班
摘 要:人力资源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主要动力,然而在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一些劳动力自身存在的问题,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转型。本文从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视角出发,对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存在的问题,以及其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并就进一步提高农村劳动者生产能力提出相关建议,以推进我国农村经济社会正常、快速和健康转型。
关键词:农村经济社会转型;劳动力;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7-0000-01
一、农村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劳动力问题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时期,其中劳动力因素更是推动农村技术进步,促进其经济发展实现由外延增长向内涵增长方式的转变,推动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主要动力。当然其中存在的劳动力转移不均衡、构成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也更加突出。
首先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平衡性加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走向文明的标志。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发生迁移行为的主体是青壮年,而且文化水平相对较高,而留在农村的都是劳动能力较弱的老弱妇残,或者文化水平较低的农业生产者。而从长远的角度看,我国农村还存在大量资源和荒地可以开发,农产品加工利用也还存在不少问题,这些不仅需要科技和资金,而且还要大量知识技术水平较高的劳动人员参与,而现在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造成了部分农村人力资源的损失和粮食减产,影响农村经济向深度和广度的发展,不利于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转型。
其次是农村劳动者知识技能水平偏低。这一方面是由于农村教育资源贫乏,教育水平不高,而且受到传统观念影响,大部分农村劳动者在接受教育的同时却忽视自身的职业以及技能培训,造成许多农村劳动力不仅文化素质偏低,而且所具备的技能也相对贫乏,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政府对农村的教育投入偏向于基础教育,而对职业技能培训这一块不够重视,这与农村社会经济转型发展中对技术人才的需求不相符。
最后是我国农村人口结构更加不合理。当前,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医疗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大量农村青壮年进入城市,思想观念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适龄青年选择了晚婚少育。这样使得我国农村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增加,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这种劳动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给农村未来劳动力供给带来挑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劳动力结构中年龄较大的老年人员比例将上升,而年轻劳动力所占比重将下降,造成劳动力结构的不合理,老年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而年轻劳动力不足。而在当前的农村经济社会转型中,传统的产业和技术不断被新技术和工艺所取代,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是以中青年劳动力,特别是在一个社会的产业结构快速转型时期,这种情况表现就更为明显,有技术有文化的青年劳动力需求旺盛,而没有文化,技术落后的老年劳动力将会过剩,面临着失业,再就业也非常困难,对未来劳动力供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另外由于老年人口增加,政府对养老保障投入增多,而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投资相对会减少,这样也会影响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
二、对于解决我国当前农村劳动力问题的建议
第一要正确认识当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利与弊。市场本身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有其自身规律,但其滞后性和自发性是其本身所无法克服的,因此政府必须完善宏观调控,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对农村市场进行一定的调控和支持,保护农村劳动力的基本权益。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首先是政府应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充分开发和利用农业资源,不断增强技术进步对农产品,特别是粮食增产的突出作用,使农产品商业化、现代化,引导农民进行自主创新;其次是要加强对乡镇企业的政策扶持作用,鼓励和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促进乡镇企业由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吸引更多的外出劳动力留在家乡,促进农村劳动力的供求平衡;另外政府可以构建和完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服务平台,通过各种渠道掌握劳动力需求与服务信息,建立农民就业指导中心,及时引导农村劳动力正确流动,调节劳动力供给关系,从而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质量;最后,政府要加强制度保障。通过颁布相关的政策方针,从法律的角度来保障农村劳动力的各项权益,提供保障和依靠。
第二是要加强建设农村的教育事业建设。首先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教育事业的投入,在九年义务教育基础上,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尤其要加强16~40岁这个年龄段农村劳动力的再教育工作。在条件具备的地区,要坚持积极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方针,大力加强农民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特别是职业技能教育,可以在农村设立职业技能培训点,另外可以通过规范农村文化市场,营造农村人才培育的良好环境,从而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质量;其次是通过宣传引导农民改变传统观念,意识到加强其自身的职业与技能培训的重要性,积极主动改善自身的技能,从而更加适应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需要;最后还要建立有效健全的人才机制,在实际工作中培养和选拔人才,对做出贡献的社会精英进行激励,使得一部分有文化、懂技术,且善于进行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的人才留在农村,从而促进丰富的农村劳动力资源转化为适应农村现代化发展和农村经济社会转型需要的、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人才资源。通过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提高农民素质和农业生产水平,促进农村技术进步,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顺利转型。
第三是建立完善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随着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口比重越来越大,农村劳动者所承担的负担越重,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应坚持以家庭为主,同国家支持相结合的原则,为农村老龄人口提供最基本的保障,从而减轻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负担。另外政府可以优化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布局,发展科技含量高的产业,减少对劳动力需求,兴办旅游业等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的第三产业,以及兴办乡镇企业等吸引部分在外的劳动力回乡工作等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
总之,我国当前农村劳动力存在的问题,是历史长期形成的,绝非短期内可以解决,我们不可急于求成,但也并非听天由命,我们要正确认识劳动力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兴除利弊,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深化体制改革,健全各项制度,合理有序的处理各项问题,从而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转型。
参考文献
[1] 肖云:新形势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困境与对策[J].社会科学,2010(8)
[2] 郭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的原因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