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双减政策的理解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对于双减政策的理解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对于双减政策的理解范文第1篇

央行决定自2015年6月28日起，将有针对性地对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准，同时，自2015年6月28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降息降准双管齐下，从历史上看并不多见，央行此次出手有何意义呢？

单从资本市场数据和往常惯例上看，此次双降有些令人意外。首先，今年以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基本情况是社会流动性偏向宽松，5月末M2余额同比增速为10.8%，超过同期GDP的增速。更重要的是，当前银行存贷款利率处于历史地位，一年期存款利率为2.25%，一年期贷款利率为5.35%，市场并没有很大的降准降息诉求。此外，上周四央行再度重启逆回购，中标利率从3.35%降至2.70%，按照惯例，通过其他货币工具提供流动性之后，政策不会立即降准降息，大概率会等到7月中旬半年报公布之后根据具体资本市场情况做出相应调整。那么央行为何如此急迫的打出这记组合拳呢？

表面原因是近期股市非正常下跌倒逼宽松货币政策加速，本质原因则是国内经济运行压力有增无减，经济转型迫在眉睫，需要相关政策的刺激和引导作用。当这两种利益诉求叠加时，央行的此次举措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然，股市暴跌只是诱发此次双降的表面原因，而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国家对于经济向好的诉求，因为发动此轮牛市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经济“春季报”前段时间公布：一季度GDP增速7%，创下6年以来最低，经济形势再次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确定2015年经济增长目标为7%，但根据总理提出的“底线问题”以及各个部位所释放的政策信号来看，市场容忍的经济增长下线即为7%，且根据相关权威部门测算，我国现阶段要保障每年增加1000万城镇就业人口 ，城镇失业率控制在4%左右，经济增速不能低于7.2%。当我们的GDP降到7%以下时，就业将出现问题。再就是要实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长远目标，今后几年经济年均增速至少要达到 6.9% 以上，种种考量指标显示中国经济增速跌破 7% 的“底线”是不允许的。所以为了缓解经济运行压力，确保超过增长底线，通过双降等政策刺激经济就不难理解。

简而言之，央行此次出手目的只有两个，一是稳市场，二是促经济。那么时隔7年的“双降”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双丰收”呢？首先来看“双降”对于稳定市场的效果。证券市场上盛行一句话，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此次“双降”最大的利好就是反映出政府给予市场的明确积极信号，也等于向做空势力宣战，这将极大鼓舞市场信心，暴跌将很难再现。其次来看“双降”对于促经济、调结构的效果。此次双降将释放市场约4700亿的流动资金，而且对于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发展小微企业和“三农经济”都能起到积极作用。加上5月份各项经济数据向好，“双降”助推中国经济短期内企稳回升将是大概率事件。

对于双减政策的理解范文第2篇

一波未停一波又起”，近日，“北京”，“上海”，“江苏南京”等地区开展寒暑假托管的政策，这也让很多人认为教师寒暑假即将被取消。

这个消息家长和教师都非常的支持，因为家长认为取消教师的寒暑假更有利于学生学习情况，教师也表示十分期待，因为取消寒暑假之后自己的工作制就会变成朝九晚五，那么教师寒暑假真的能取消吗？

教师寒暑假将被“取消”？教育部的回应来了

关于取消教师寒暑假的问题，舆论都是保持持平的态度，很多家长都不是非常赞同取消寒暑假，因为老师在平常教学的过程中都非常劳累。

现在又有课后延时服务，很多教师都是早出晚归，曾看过一个中学教师分享的日常，每天七点半到学校之后会一直工作到晚上八点左右，忙的时候更会工作到深夜。

仔细算来教师一天工作时长高达12小时，每天白天教师忙着上课，课后教师忙着较差学生平常的学习情况，有的教师会批改作业，所以很多教师都会工作到很晚。

今年教师行业改革的地方非常多，教师工资上调持平于公务员，教师增加绩效考核制度等等，无疑是给老师增很多压力，现在又有“取消教师寒暑假”的话题。

对于教师取消寒暑假各方意见不一，教育部听说这个消息之后也下发了官方回应，教育部回应称现在寒暑假托管政策正在部分地区实践，并没有大面积推行，而且这并非是“取消教师寒暑假”。

教师寒暑假将被“取消”，为什么教师表示非常期待？

“取消寒暑假”教师表示十分支持，因为这样教师上下班的时间也会改变，变成朝九晚五的形势，这样也能给教师减轻压力。

想一想教师一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寒暑假的时间也是把教师应有的时间给补回来了，教师长期劳累会让很多教师患上职业病，大部分教师年纪轻轻就会有高血压等情况的发生。

学生在校期间会经历中考，高考，这两场考试也会给教师带去压力，有的时候教师甚至比学生压力还要大。

中学时期的学生大部分感觉不带中考多么重要，这个时期的他们正值青春期，很多学生都体会不到学习的重要性，这种情况下教师就会十分辛苦，苦口婆心的教导学生。

高中老师更是辛苦，高考是决定学生命运的时刻，老师也会对高中时期的学生格外上心，每天都会陪伴学生到很晚才能回家休息。

在很多人眼里，教师一直都是比较受欢迎的，每年都会有很多毕业的大学生选择报考教师行业，教师行业也是众多人眼里的“香饽饽”行业，只要考上了教师行业就是“事业编”，而且还非常稳定，社会地位也是极高。

所以说很多人现在都是只看到表面，并没有深入观察教师一天的工作内内容，笔者读高中的时候班主任因为过度劳累引发高血压住过两次院，所以“取消寒暑假”实行教师朝九晚五的工作模式，教师是非常期待的。

教师行业压力正在变大，想要报考教师行业的学生需做好准备

不得不承认的就是教师行业现在的压力正在变大，“双减政策”和“课后延时服务”无疑是将学生学习问题回归到了教师的头上，所以教师的教学压力正在逐渐提升。

课后服务使很多教师不能准时准点下班，无法照顾到自己的孩子，现在有很多教师都是无法顾及自己的孩子。

对于双减政策的理解范文第3篇

[关键词]气候变化 成本—收益分析 国际框架 均衡点

[中图分类号]P4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3）04-0042-15

自1988年国际社会在加拿大多伦多首次召开半官方的气候会议，到201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多哈会议（COP18/CMP8），有关气候变化应对的国际谈判已走过25年历程。多伦多会议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碳减排目标，即以1988年的排放水平为基准，到2005年全球减排20%，这一目标史称应对气候变化的“多伦多目标”。现在看起来，这一目标显然过于理想化。因为在2012年多哈会议最终通过的决议里已经找不到明确的全球碳减排目标，更多的则是“希望”、“理应”、“自愿”等字眼。这意味着，经过25年的努力，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碳减排上的意愿和进展可谓是不进反退，尽管全球的碳排放水平已经远高于当年。因此，颇有必要对既有的具体应对策略特别是指导国际社会气候变化应对实践的理论加以总结和检讨。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各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和机制的决策依据。一般认为，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有效性根本上取决于各国的参与度，国际社会最终之所以能达成这样或那样的决议，也正是因为决议必须在最大程度上反映各国的参与度。因而，作为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里程碑，最初的《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才将其生效条件设定为55%的排放比例，也就是附件一国家名单中至少有足够占到全球排放总量55%的国家和地区加入该议定书，其规定的各项条款才能真正生效。

需要指出的是，决定各国参与度的，是各国对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成本—收益计算；换句话说，成本—收益计算是各国气候变化外交的决策基础。例如，美国参议院在讨论表决议定书时有过这样的阐述，“任何（气候变化）国际协议都必然会对国内经济产生系列的金融（经济）影响”。具体而言，所谓的“经济金融影响”实际上指的便是成本与收益，即加入气候变化的相关国际协议究竟会给美国带来怎样的收益，同时又增加怎样的成本。也就是说，美国唯有在明确了这样的成本一收益关系后才能做出是否加入议定书的判断和决策。对此，在美国国会一次有关气候变化的听证会上，与会参议员在回答为何美国仍没有加入气候变化国际协议的问题时解释，“因为美国还没有弄清楚国际气候变化协议对国内经济造成的各种影响”。

基于上述逻辑，本文将以成本—收益分析为切入点，分析缘何当前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停滞不前，认为这一现状恰好是出于成本—收益考虑导致的各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的低水平均衡。基于对更高水平平衡存在的乐观判断，本文认为，国际社会需要进一步推动各国提高参与度，使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努力向更高水平的均衡迈进。

一、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成本收益计算

国际学术界有关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成本—收益分析主要通过建立各种经济学模型进行测算，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方法是利用一般均衡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将一定时期内（如到2055年或者2100年等）的经济增长、能源利用、碳排放、气候变化模式、气候变化影响以及各种碳减排和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等因素作为变量纳入到模型中，同时赋予各个变量以各种参数，然后计算出在不同排放及减排情景下的碳排放价格，以及由此产生的成本与收益。

以动态综合气候—经济模型（DICE，Dynamic Integrated Climate-Economy Model）的研究为例，笔者对在2009年12月国际社会就应对气候变化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表1）。在这一模型中，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依据有三个：

一是在《哥本哈根协议》的气候变化应对路径下，全球及各国由于受气候变化影响而造成的直接净损失，净损失的含义其实已经包括了成本和收益两方面的因素；

二是在《哥本哈根协议》下，全球及各国设定的减排路径和政策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减排支出成本，这个成本大小与《协议》的规定有着很大的关联，包括技术变迁、经济增长、社会福利都会受到减排过程的极大影响；

三是在《哥本哈根协议》下，根据作者通过同一模型模拟出来的碳排放价格（包括碳税和碳排放权的交易），以及各国要达到各自碳排放配额范围所需购买的额外碳排放量，最终计算出一个全球及各国用于支付额外碳排放配额的成本。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各国在《哥本哈根协议》下的碳减排配额分配并不均匀，考虑到各国减排能力的差异，会出现“富余”和“不足”两种情况，因而这项成本对于一些国家为正，而对于另一些国家则为负。当然，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其总额为零。

按照这样的计算框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得出的结论是《哥本哈根协议》下到2055年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直接总支出为16，470亿美元。这个支出水平究竟是高还是低呢？在稍早的同系列研究中，诺德豪斯通过同一模型对各种气候变化应对情景下的支出成本进行了核算。他根据性质的不同将总支出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气候影响损失和减排成本，比较的结果是：从最优应对情景下的低成本，一直到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及设定过高减排或温度控制目标情景下的高成本；第二部分的支出来自碳排放配额的购买，其中碳排放价格决定了最终的购买支出，而不同气候变化应对情景意味着不同的碳排放价格。作者对此进行了排列，结果表明，气候变化应对的策略越激进，国际社会未来承担的碳排放价格就越高，这也就意味着不同国家为完成减排目标必须为购买额外的碳排放配额付出更高的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限于科学研究和社会经济发展上的极大不确定性，诺德豪斯及其他经济学家和气候变化研究小组，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和斯特恩报告，对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成本一收益的计算结果在数量上未必是完全精确的。但从不同情景的排列顺序来看，他们的结论在逻辑上是站得住脚的，即对应不同的气候变化应对和发展情景，国际社会将共同承担不同的成本和收益。那么从成本一收益的视角出发，我们如何进一步理解不同气候变化应对及发展情景的主要区别呢？是什么关键因素影响着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成本与收益？理解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构建一个国际气候变化应对的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一收益模型。

二、碳排放价格、参与度与成本—收益分析

按照诺德豪斯和理查德·托尔等人有关气候变化经济影响的分析，应对气候变化的净成本影响主要有三个来源，即：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碳减排进程的影响和碳排放价格的影响。对全球而言，前两种来源的影响总体上体现为正的净成本，而碳排放价格对净成本的影响在名义上是在各国间相互抵消后为零。但实际上，全球碳排放价格有两个源头：碳税和碳交易，如果全部的碳价格都以碳税的形式体现出来，均衡状态下碳排放价格应等同于碳减排的边际成本，从而意味着一国为本国配额之外的碳排放支付了成本。如果进而将气候变化对全球造成的损失影响纳入碳排放价格的计算范围，即完全而充分地将气候变化的外部影响内化到碳价格中，那么碳排放价格更可以成为衡量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成本收益的指标。就此而言，在不同全球性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路径下，会产生高低不等的各种碳价格，也就体现了全球为这些不同的气候变化应对框架所支付的净成本水平。

如果赋予碳价格以新的含义，即把气候变化影响和碳减排支出都折算为碳排放价格，然后将碳排放价格作为衡量全球性气候变化应对框架成本一收益的标志性指标，则可对以往在一般均衡基础上所得出的成本收益比较结果进行重新组合和排列。以诺德豪斯在其研究中设定的15种气候变化应对情景为例，在给定时期内且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对15种情景加以重新排列（图1）。这个新的排列说明，如果仅从时间序列的角度来看，不管国际社会采取何种减排策略和路径，都会从初期的最低点然后慢慢上升。但如果采取横截面的比较，不同情景间的区别就一目了然，根据前面的分析，碳排放价格的区别实则也代表了各种气候变化应对机制在成本收益上的区别。

从图1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气候变化应对机制导致碳排放价格越高，其成本也就越高。如相对议定书的应对机制，能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2～C范围内的应对机制明显成本更高；同时，相对于不包括美国碳排放的议定书而言，能够覆盖美国碳排放的议定书的成本就更高。

如果进一步比较导致碳排放价格的各种应对情景，可以发现，各种应对情景间最大的差异在于各国的参与度不同，或者说是对全球碳排放的覆盖度不同。因此可以认为，参与度是决定碳排放价格及应对机制的成本一收益水平的重要因素。

无论是议定书的应对机制，还是设定2℃的升温限制，其本质都是全球碳排放的覆盖面大小的问题。从绝对意义上讲，应对机制的覆盖度越高，则碳排放价格会越高，尽管从应对的结果看也会越有效。但问题在于，在国际社会中，应对机制的覆盖范围并非取决于碳排放价格或者应对有效性，而取决于各国对应对机制的认同度，具体表现为参与度。可依据官方表态将参与度分为三类：参与、不参与和有条件参与。以各国对议定书的态度为例，美国属于有条件参与，欧盟属于参与，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属于不参与。又以《哥本哈根协议》为例，中印也都加入了有条件参与阵营。需要指出的是，从非官方角度衡量的参与度相对更为复杂，因为市场、部门或地区的参与度与官方表态未必一致，导致实际的参与度发生变化，而市场最终形成的碳排放价格反映的正是实际参与度。这样，可将图1中的纵轴换成“参与度”，进而用不同的方法观察15种不同应对机制和情景间的区别，从最低的参与度到最高的参与度，决定了具有不同特性的应对机制和情景。

将参与度与应对机制的上述关系应用到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机制的实践中，并从1988年国际社会开启气候变化应对机制的谈判到2012年多哈气候大会落幕期间选取几个重要节点，便可发现，基于碳排放覆盖率的各国气候变化实际参与度的差异以及变化，决定了应对机制和目标的变化起伏（图2）。

在图2中，尽管控制2℃升温的应对情景要求较高的参与度（接近100%），并被《哥本哈根协议》所确认。但该目标并没有被具体落实，在《哥本哈根协议》中体现为碳排放覆盖率的全球参与度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因为资源减排机制而有所下降。因此，从1988年至今，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机制的参与度一直在递减。同一时期，国际市场的碳价格也在持续下滑，进一步说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和碳减排的总体意愿呈减弱趋势，印证了基于成本一收益衡量方法的气候变化应对机制在不同阶段对净成本水平评估的演变过程。

三、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框架的成本—收益模型

本节将对气候变化应对的成本—收益模型加以考察。在下文所应用的函数中，Cost指应对气候变化的总成本，Benefit指应对气候变化的总收益，Y指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产出或福利水平，Commitment指各国在不同时期（i）的参与度或碳减排承诺水平，ert指各期的贴现程度。

（一）成本函数：Cost=∑f（Commitmenti）ert；

在技术进步、气候变化趋势、经济发展等因素都给定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开展气候变化应对合作的成本（现值，下同）取决于各国的参与度或承诺程度。既有研究表明，随着各国参与度的提高，国际社会将在参与度较低时（参与初期）付出更大的增量成本，但在参与度较高时（参与后期）成本上升趋缓。换句话说，成本函数的曲线将是递增和凸起的，即先快后慢，即图3中的成本曲线。最终，如果全球各国全部参与到合作框架中，那么成本将被固定在某个最高点上，不会无限增加。这是因为，一旦在全球建立有效合作机制控制碳排放，将全球温度的变化控制在一个可承载的范围，那么碳排放价格便不会再继续提高（如图3），应对成本也就会趋于停滞。

（二）收益函数：Benefit=∑f（commitmenti）ert；

同样的，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开展气候变化应对合作的收益也取决于各国的参与度。根据相关研究和上述分析，参与度的提高会给全球带来更多的收益。当然，收益曲线的特征有别于成本曲线。首先，在参与度较低时（初期），因为“漏出”效应的存在，提高合作水平带来的全球收益增长速度较慢；一旦合作水平达到特定水平，随着“漏出”效应显著下降，全球碳排放相关政策的有效性也会显著提高，如碳税、碳交易等。此时，全球将从合作中获得更大的好处，并出现快速的增长；这意味着，收益曲线总体将呈现出先慢后快的递增性（图3中收益曲线）。

收益曲线的第二个重要特征在于：在初期，由于各国参与度较低，相应国际框架的收益水平将低于成本水平，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收益为负。但随各国参与深入，收益曲线会以更快的速度攀升，在达到特定参与水平后将超过成本曲线。这个参与水平也就是一个均衡的参与度。

收益函数还有第三个特征，即在参与度进一步提升后，收益的增长速度极有可能出现下滑，即增长速度放慢并逐渐向成本曲线靠拢（图4中收益曲线），这会使收益曲线出现变化（如图4）。这样便会改变成本一收益曲线间的关系，出现了两个均衡点。可把第一个均衡点（Q1）称之为低水平的参与均衡，第二个均衡点（Q2）则称之为高水平的参与均衡。

（三）均衡条件

第一，当成本曲线高于收益曲线时，称之为“参与不足”（Under-commitment），此时全球将为之付出净成本，从而推动参与度的继续提高，一直到两者相等为止；

第二，当成本曲线低于收益曲线时，称之为“参与过度”（Over-commitment），此时全球将从更高的应对参与水平中获得净收益。尽管如此，但参与度不会继续提高，而是向反方向发展即出现下滑，一直到净收益为零时。这主要是因为，当参与度过高时，一方面气候变化应对部门的净收益增加本身会削弱各国在此领域的继续投入及参与积极性，凸显其他部门投入的短缺和气候变化应对部门的投入过度；另一方面，尽管全球的总收益继续增加，但在地区分布上，收益的分配显然是不均匀的，因此也会形成和增加进一步提高参与度获得更多净收益的各种政治经济障碍。

第三，两个均衡水平的比较。根据上述分析，对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收益曲线进行仿真，则会出现先凹后凸的结果。相对于固定的成本曲线，这导致了一低一高两种均衡水平。在均衡条件都成立的情况下，两个均衡水平都可以帮助国际社会实现“参与度”的优化。也就是说，在这两个参与度水平上，至少在气候变化应对部门内部都足以形成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显然，低水平参与度上的均衡尽管实现了部门的稳定，它对全球总产出和总福利的益处则低于高水平参与度。

（四）双均衡条件：Y=∑f（Commitmenti）ert

由第三点讨论而来的，需要引入第四个条件，即考虑了两部门产出的一般均衡条件。如果将各国气候变化应对参与度纳入到整体福利考虑，参与度会通过影响气候变化应对部门的内部成本一收益均衡，继而影响其他部门的成本一收益均衡，最终作用于总体福利水平。在目前的科学认知水平和发展阶段上，气候变化应对的参与度对经济增长总福利现值存在递增影响。但以一般均衡的现有分析为基础，有理由相信，气候变化应对参与度并非始终增加经济总福利，因为在参与度高于特定水平后，无论气候变化应对部门内部的净福利如何变化都会反作用于经济总体福利，从而导致既有成本一收益关系逆转，如图5所示。

这样，两个均衡的参与度便产生了不同的福利影响，低水平的均衡参与度带来较低的产出水平，高水平的均衡参与度带来较高的产出水平。从产出水平的角度来看，前者属于低收入均衡，并非理想结果，而后者则可以带来更优的福利。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发展历程其实就是一个既寻求成本一收益均衡，同时又实现更高产出水平的过程。总体而言，当前的国际气候变化应对框架更加接近于低收入的均衡状态，即各国在自身成本收益核算的基础上，“自由地”确定各自的参与度，先是通过2012年的多哈气候大会进行了初步确认，然后到2015年在进行反馈和总结，届时形成新的国际应对框架，进一步强化和固定气候变化部门内部的均衡。

从全球角度看，这一均衡并非最优。如图5所示，如果参与度提高，总体产出和福利水平也将更高。问题在于，一旦低收入的参与度均衡状态在确立后迅速得到强化甚至被固定，那么打破这一均衡、推动参与度提高并实现更优化的产出和福利水平将很困难。有两种可能局面将推动实现这一突破。

第一，外部条件变化，如气候变化程度加剧、国际社会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偏好增加、各国政府对气候变化应对的认同提高及技术进步等，都会同步提高气候变化应对不同参与度上的成本（或降低收益），从而推动成本曲线上移（或使收益曲线下移），迫使最优的均衡参与度向右延伸。这种情况相对于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后，气候变化应对部门的估值水平有所提高，从而增加了各种投入的相对价值，使参与气候变化应对进程可带来更低的机会成本和更高的总产出和福利。

第二，也存在内生机制推动参与度提高的可能，最主要的是参与国/地区/部门带来的示范效应。在现实世界中，各国/地区/部门对于气候变化应对的参与呈现极不均匀的状态，有的出于自发，有的则仅仅跟随。这样，参与度本身存在着微小变动的可能：主要出于各种内生原因和激励因素，参与度会不断提高，这一提高本身会带来收益和成本，而一旦参与者从中获得净收益，就有可能对其他未加入者形成示范效应，进而吸引更多的参与者。当然，如前所述，考虑到均衡条件，由示范效应导致的更高参与度所形成的额外净收益在最初阶段未必会推动参与度继续提高，反而可能使参与度下滑回落至均衡水平。但这里面存在一个“临界点”，即在某些关键性的国家/地区/部门加入到气候变化应对进程，或执行了某些标志性的减排政策后，参与度的提高便难以逆转，从而加速向下一个均衡点即高收入均衡水平汇聚，并在这个均衡点上逐步稳定下来。

基于参与度边际产出递减规律，产出函数有一个重要的假定，即100%的参与度未必导致产出最大化。正如IPCC的第四次评估报告所指出的，国际社会面临多种可供选择的排放及减排情景，从“一切照旧”（Business as usual）到最为积极的应对情景，其排序正好是从最低的参与度（>=0），到最高的参与度（

四、模型的应用

以上理论模型分析对当前国际社会的气候变化应对实践有着两方面的重要解释意义。一方面，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应对框架上的发展路径将受以下两种情况约束：其一，沿着本部门内部的净收益曲线移动，随着世界各国参与度的提高，国际减排应对框架的净收益会出现相应的变化（图6），基于双均衡的存在，因此该曲线将呈现出倒U型的形状，与横轴（参与度）有两个交点（Q1，Q2），意味着可能的参与度也仅会维持在这两点之间；其二，由于实现均衡的需要，Q1和Q2仍然是稳定后最有可能出现的参与度选择结果。因此，以参与度高低来衡量的气候变化应对框架将围绕这两个点出现波动。同时，在内部和外部条件的作用下，可以在两点间进行过渡。也就是说，最后参与度的选择范围将限制在Q1和Q2两点间。

另一方面，上述约束条件也符合当前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现实选择。第一，各国/地区/部门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气候变化应对框架中，最终必将在全球范围内体现为一个适度而均衡的参与水平（Q1

第二，近25年来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应对上进展缓慢甚至有所倒退这一事实说明，从一般均衡角度来看，尽管参与度提高有利于增加产出，但应对程度还取决于部门内部的成本收益均衡。在关键的临界点没有突破前，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还较难跳出低收入的均衡参与水平。这样，各国显现出各种积极或消极的政策波动也就在情理之中。

第三，国际社会要走出当前的气候变化应对困境，跳出低水平均衡，就必须探索和研究影响参与度的临界物及其临界水平。可能的临界物包括：更加准确的气候变化科学研究和认知，更加巨大的气候灾难，更加系统的社会动员，更加有效而可行的政策工具，等等。当然，要想找到这一临界物及临界水平，全球还需通过更多的试错来验证。

对于双减政策的理解范文第4篇

【关键词】精准扶贫；稻田养鱼；三江

一、引言

三江侗族自治县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县境处于低纬度地区，属中亚热带、南岭湿润气候区。雨热同季，寒暑分明，晨昏多雾，四季宜耕的气候为其发展农、渔业奠定了基础。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2014年出台关于加快现代特色农业发展的决定，明确要求，推出稻田养鱼产业。发展新型稻田养鱼，在促进粮食生产的同时，进一步拓展了渔业产业的发展空间，促进了渔业的可持续发展。稻田养鱼实现了农、渔业生态高效、循环节约发展的有机结合，是推进现代渔业建设进程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有利促进农渔业的持续科学发展。

二、三江县贫困现状及其稻田养鱼的现状

（一）贫困现状

以三江侗族自治县为代表的广西北部山区县，历年来一直是全区乃至全国的贫困县，它们的扶贫开发工作一直以来备受关注。不过通过产业带动、定点帮扶等一系列扶贫项目的实施，该县贫困人口从“十二五”初期的12.1万人减至“十二五”期末10.66万人（十二五――2011-2015），减贫率12.1%，贫困发生率由33.4%降至29.3%。

这些贫困人口绝大部分的居住地区基础设施差，且没有项目发展支撑，社会运行成本高，经济活动交易费用高，贫困程度较深。近年来，该县人民政府结合本县贫困地区的实际，大力发展适合山区特点的稻田养鱼项目。养殖业是农民增收的“短、平、快”项目，把握好三江特色养殖业的发展，把特色养殖业与扶贫工作有效结合，是贫困山区解决群众脱贫致富最有效的途径。

（二）稻田养鱼现状

三江县自然条件优越，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雨量充沛，水质清新、工业污染小。广大侗、苗、瑶少数民族素来就有稻田养鱼的传统，至今三江县群众仍保持春耕插秧放鱼，秋后捕鱼收谷的传统。然而，三江县农田大多在山谷中间，部分农田保水性差，加上水源不充足，一年中稻田里养鱼的时间不长，效益不明显，且传统的稻田养鱼方式生产效益低，亩产不足10千克。因此，为了提高生产效益，三江县政府提出了从2014年起加大鱼种的供应及鱼种放养的成活率的解决方案，在全县推广“标准化稻鱼生态种养”模式，对稻田设施田基进行硬化改造，实行“坑沟式”、“稻+鱼”的立体生态种养，同时给予技术及资金的双重支持。据统计，传统的稻田养鱼每亩产鱼10千克，经技术升级标准化养殖后，亩增5倍以上，亩增收1000多元。

为了更大程度上的增长经济收益，三江县政府大力推广超级稻、再生稻及冬闲田绿肥、油菜种植，提高土壤肥力，全面提高稻谷产量和质量，以达到“一田多用，立体开发”的立体生产模式。据广西日报（2016年10月31日）报道：三江县种植水稻12万亩，蓄留再生稻1万多亩，稻田养鱼7万亩，稻田养鱼示范区平均亩产稻谷560公斤、产鱼55公斤，再生稻平均亩产稻谷200公斤。以下是2014年―2016年10月三江县的标准化稻田养鱼面积的情况（单位：亩）。

（三）“三江稻田鲤鱼”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2016年12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2016年第四次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专家评审会上，三江用凭借着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良好的气候孕育出来的三江稻田鲤鱼参加评选，在这场较量重重的评比中，三江的稻田的鲤鱼突破了贵州、云南、湖北、四川等各省的层层竞争，通过了专家的评审，获得了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其中，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对三江稻田鲤鱼品质检测报告显示，三江的稻田鲤鱼还富含钙铁锌硒等各种微量元素，其中抗癌之王――硒元素的含量为0.207～0.628mg/kg，符合富硒农产品要求。

三、稻田养鱼的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

俗话说“稻田养鱼鱼养稻，稻谷增产鱼丰收”，可见稻田养鱼这个高效的生态模式不仅提高了稻谷的产量，还增加了鱼的收益，可谓一举两得。目前，稻田养鱼也是三江的传统的农业生产项目，长期以来的项目技术升级和发展不但给三江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还让不少农户逐渐脱贫。据调查了解，通过实施这个项目，鱼和稻谷的产量、产值都在不断地提高。目前，鲜鱼的产量平均每亩55公斤，再生稻产量每亩300公斤，并且自2014年以来，三江县稻田鱼田头价格一直保持40-50元/公斤，再生稻的生谷r格为3.6-5.6元/公斤。

（二）生态效益

稻田养鱼是一种绿色生态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是利用稻田的浅水辅以人为措施，使水稻与田鱼相互依存，从而达到为稻田除草、除虫、疏土和增肥目的，获得水稻和田鱼互利双增收的理想效果。这种方式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有效地节约了水、土资源，还保护了周遭的生态环境。同时，保护和建设好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而稻田养鱼的模式恰好体现了这一基本国策。

（三）社会效益

对于双减政策的理解范文第5篇

关键词 CHME理论；环境规制；综合指数；替代分析；双向比较

中图分类号 C812；F061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1-0019-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1.003

近年来，我国生态污染日益加剧，环境问题成为经济保持快速持续发展的重要挑战。加快产业结构调整，降低污染物排放总量，加大工业污染防治力度迫在眉睫，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健全环境规制体制，提高环境规制的能力。因此，如何准确衡量或评价一个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进而选择和实施适当的规制工具显得尤为重要。

1 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环境规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规制工具的选择和绩效评估上。比如，对于规制工具的选择分析主要分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和以市场为基础的环境规制工具这两种。Atkinson和Lewis[1]对比了两者的成本，发现为达到环境标准，前者的控制成本通常是后者的几倍、甚至几十倍。此后，大量学者的研究都支持了上述结论[2-4]。但是Kwerel[5]认为两者工具成本的差异是基于信息不完美的基础之上，若市场能够有效的解决信息问题，那么成本差异将会自动消失。而在以市场为基础的规制工具选择上，Montgomery[4]从理论上证明了参与交易各方对环境的质量的影响是不一样的，由此一些可相互替代的工具被提了出来。而且Mendelsohn[6]发现对某些污染物，若没有将空间差异纳入规划当中，会使得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工具失去成本节约方面的优势。

而在环境规制的绩效评估方面，目前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指标体系的构建上。林群惠[7]从职能指标和影响指标两个方面提出了一套环保评估体系。张英[8]认为规制绩效应包含环境法规执行、环境质量、环境治理和资源消耗这四个方面的内容。曹颖[9]根据OECD提出的P-S-R概念设立了人类活动、环境状况和政策响应三个维度的指标体系。

另外，在研究自由贸易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时，大量学者对环境规制的度量问题进行了探讨。部分学者采用人均收入水平或污染物排放量代替环境规制，也有学者采用治污投资占企业总成本的比重或治理污染设施运行费来表示一国或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不同的替代变量产生了不同的结论，使得环境规制对一国竞争力是“不利”还是“双赢”一直存在争论。

环境规制严格与否难以量化，国内外鲜有文献专门针对环境规制水平的测度进行研究。但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而环境规制水平的度量又是研究的基础，特别是在国际贸易问题上。因此，本文将从环境规制的内涵和外延出发，基于双向分层嵌套理论，构建横、纵双向可比的动态指数来对我国的环境规制水平进行测度。同时与目前主要的环境规制替代变量进行比较，探讨不同替代变量的效果，以期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一种参考。

2 基于双向分层嵌套式数据的环境规制指数理论

根据苏为华和张崇辉[10]的结论，中国地区间发展极不平衡，导致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一。因此，本文将分地区构建环境规制指数，以便考察各地区差异产生的原因。同时，本文环境规制影响因素又分成4个子体系，这种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单元均具有分层结构的问题称为“双向分层嵌套数据综合评价问题”（CrossHierarchical Multiindicators Evaluation，以下简记为CHME）[11]。其基本格式见表1。

如表1所示，本文将环境规制指数评价对象（或称主词）分为3层，即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每层下面均由若干个单元（对象）构成由于部分数据缺失，为保证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考虑除外的其余30个地区。。指标体系则（或称宾词）由4个子系统构成，每一个子体系也由多个指标组成。当然，也可按时间对主词进行分组，此时的平衡表相当于若干张表1合成。

2.1 基于CHME的环境规制指数合成

设y（st）代表第s（s=1，2，…L）子系统第t（t=1，2，…，ps）项指标（变量），用下标表示主词的分组，则y（st）ij（i=1，2，…，R；j=1，2，…，ni）表示了第i层对象第j单元在y（st）指标上的实际取值。详见表1。

2.2 基于CHME合成环境规制指数的优点

（1）从横向看，每个子体系都有一个综合指数，可反映该地区在不同方面的表现水平，分析每个指标的变动对子体系的影响。同时，子体系间综合指数的比较可以分析

影响该地区环境规制水平的因素。

（2）从纵向看，在同一区域（类内），可比较各地区在某一体系上环境规制水平的高低。同时，可通过子体系综合指标分析不同区域间环境规制水平形成差异的原因。

（3）横向和纵向结合，既可以分析各个地区环境规制水平形成的过程及其主要影响因素，也可以分析国家为提高环境规制水平，应由哪些区域、哪些地区的哪些指标做出主要改变。相比于传统的指数合成，其能够直观的看到指数合成的每一过程，以及每个指标、每个子系统在合成过程中的影响。

3 实证分析

3.1 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说明

环境规制指数的构建应以其含义为基础。目前，学术

界对于环境规制的定义尚处于不断完善之中。依笔者之见，环境规制应是以政府、企业和产业协会等为提出主体的，通过命令控制、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手段、自愿参与和环保意识等实现环境改善的规制工具。因此，本文构建的

环境规制指数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命令型环境规制指数、激励性环境规制指数、自愿性环境规制指数和意识型环境规制指数。具体见图1。

3.1.1 命令型环境规制指数

命令型环境规制是指政府或者相关环保部门制定的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和制度。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强制性。目前我国已颁布的全国性环保相关法律已逾130件，该手段也是应用最为广泛的环境规制手段。本文选取了“三同时”执行合格率、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率以及行政处罚案件数，这三个指标的主体都是政府相关部门，客体是对象，故可以此反映我国环境保护的执法强度。

3.1.2 激励性环境规制指数

激励性环境规制是指政府利用市场手段，激励企业降低污染排放水平。我国目前实施的排污税与补贴、可交易的排污许可证等手段都属于激励性环境规制手段。激励性手段最主要的特点是市场性。考虑到政府补贴相关数据的收集问题，本文选取排污费、政府投入的科研课题经费和当年实际完成投资的项目数来反映该项指数。排污费直接激励企业减排，而科研课题经费和实际投资的项目数则采用引导的方式，减少企业研发成本，促进减排技术提升。另外，由于上述指标存在着量纲的影响，因此可利用汇总的企业数这一指标来进行平减。

3.1.3 自愿性环境规制指数

自愿性环境规制是指企业自由参与的、旨在保护环境的承诺等。其最大特点是自愿性。从另一个角度理解，这种企业环保意识主要受经济利益、企业相关负责人自身的环保意识等影响。考虑到企业参与环保的承诺数等指标收集存在困难，本文选取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企业专职环保人员数和企业的“三废”综合利用效率三个指标来反映企业的资源环境规制水平。其中，科技活动人员数可视为企业自愿为提高污染控制技术所付出的人力资本，专职环保人员数反映出企业自身对环保的重视程度，而“三废”综合利用效率则可体现企业的现实努力程度，即对于具有较高自愿性环境规制水平的企业，其应能够将产生的污染物再利用，从而实现“零污染”。同样，上述三个指标可采取前述方法消除量纲。

3.1.4 意识型环境规制指数

意识型环境规制是指以个人为对象，反映居民对环境保护的态度、观念或认知水平。其最大特点是无形性，主要通过正规、非正规的教育或宣传来达到意识水平的提高。本文选取了群众的来信总数、来访总数和环境污染纠纷批数来反映意识型环境规制水平。上述指标可通过地区总人口数进行平减。

3.2 我国环境规制指数合成及分析

3.2.1 指标权重的设定

从纵向来看，指标合成需要确定类内权重和类间权重。纵向权重主要反映地区间指标的相对重要性，笔者认为采用人均污染物排放量作为纵向权数是合适的。因为从直观上理解，人均污染物排放量高的地区对我国整体环境规制水平的影响较大，故应赋予较大的权重。需要注意的是，为了保持双向加权的平衡性，不同体系间的纵向权数要保持一致。

从横向看，则需要确定体系内指标间权数和体系间权数。横向权重主要体现各指标和体系的相对重要性。笔者认为，无论权重如何设置，加权后的结果都不能偏离人均污染物排放量这个反映环境规制水平的表征变量。因此，本文采用反馈型神经网络来确定指标间的权重，将人均污染物排放量作为输出神经单元，相应的体系内指标和体系综合指数作为输入神经单元分别确定相应的权重。同时，CHME理论本身横向权重不仅可以随时间变化，而且不同体系间也可以有所差异，在具体分析时，可通过综合指数分解法来分离“数量效应”和“权重效应”。但是，笔者认为，从长期来看，不论是哪个地区，对于同一指标的重要性判断应该是相同的，不应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本文在确定横向权数时将全国各地区视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

3.2.2 环境规制指数的类间分析

（1）命令型指数比较分析。根据图2，从整体上看，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命令型指数呈上升趋势，而中部地区尽管较2003年时有所提升，但最近几年法律政策的执行效率未见提高。这可能是由于命令型工具的执行成本较高，致使中部地区采取其他方式规制环境。另外，东部地区无论在速度还是总指数上都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见控制型规制工具在我国的执行效率跟地区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

但是，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环境政策的制定并不是一味的追求控制型指数的上升，需要同其他工具相结合才能更好的满足效率、可行性和公平分配等要求。

（2）激励性指数比较分析。从趋势上看，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政策在我国各个地区的执行效果是明显的。总体指数在样本期内提高了一倍。尽管很多基于成本―效益的研究表明，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政府的环保投资效率偏低，但考虑到激励政策存在着成本低、污染总量易控制等诸多优势，我国政府应该完善相应的制度，使得激励型规制工具能够更有效执行。

（3）自愿性指数比较分析。从图2可以看出，经历了2003-2007年的上升期后，我国各个地区企业的自愿规制指数在2008年开始出现波动。原因在于，金融危机下企业生存压力变大，且命令型政策执行效率不高，企业的专职环保人员和从事环保科技的人员数量只减不增，从而导致了该项指数停滞不前。

（4）意识指数的比较分析。根据图2，我国环境规制意识指数地区间差距明显。东部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且三个区域在观察期内都有明显的上升，但之间的差距基本保持不变。

综合比较影响环境规制强度的4个指数，可以发现我国环境规制存在的首要问题是执行效率较低，特别是中部和西部地区。这种低效率不仅表现为法律法规的执行率低，也表现为企业和居民的环保意识比较薄弱。其次，地区间环境规制强度差距明显。东部地区最强，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各个指数都基本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这种差距既是环境规制执行方式差异的结果，也是地区为发展经济，不断降低环保门槛的结果。3.3 地区环境规制强度比较

根据合成结果，我国各地区环境规制水平存在三个特

征：经济水平特征、产业结构特征和发展水平特征。

经济水平特征指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表现出较强的环境规制水平，而经济相对落后的中部和西部地区较弱，其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投资吸引力大，使之能够对外资进行有所选择的引进。需要指出的是，与国外收入越高对环境质量需求越高的经济水平特征相比，我国的经济水平特征并不完全表现为收入水平特征，如内蒙古、重庆等中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而言人均收入并不低，但其环境规制水平却明显偏低。

产业结构特征指环境规制水平受产业结构影响明显。如辽宁的产业结构中工业产值占比一直较大，在发展初期污染严重，但这也加速了法律法规的完善、居民环保意识的提高以及政府的重视程度，从而表现出较强的环境规制水平。相反，诸如海南等第三产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其环境规制综合指数不高，主要在于大规模环境污染受产业结构影响难以发生，从而影响了各项指数的水平。

发展水平特征指各地区所处发展阶段有所差异，导致现阶段环境规制水平不一。但若遵循同质性假说前提，即认为地区间发展轨迹类似，那么诸如陕西、新

疆和安徽等表现出“双低”①情况的地区，既可能演变成如上海等地般具有高收入、低排放的强环境规制特征，也有可能演变成如天津等地般具有高收入、高排放的弱环境规制特征。

3.4 环境规制变量的替代分析

据前文所述，目前学者对环境规制度量主要采用单指标替代法[12-14]。本文着重分析污染物排放量、人均收入、治污投资与企业总成本或总产值之比②

、治污设施运行费与环境规制综合指数对环境规制水平的替代效果。

本文采用变动率和变动强度两个指标比较其余变量对环境规制水平的替代效果。其中变动率指以环境规制综合指数为基准，判断各地区以其他变量作为替代产生的规制强度排名差异情况，即变动率=排名发生变化的地区个数/地区总个数。而变动强度则考察地区排名发生变化的幅度，即变动强度=所有地区排名的变化幅度之和/所有地区最大可能变化幅度之和。

根据计算可得，各个环境规制的替代变量之间差异较大。其中污染物排放量和治污设施运行费与环境规制综合指数的差异呈逐渐缩小趋势，而人均收入基本保持不变，治污投资占比则有扩大趋势。从替代效果进行分析，采用人均收入表示环境规制强度与本文的综合指数测算结果最为近似，而采用污染物排放量替代效果最差，因为地区污染物排放量是经济发展水平、结构与环境规制水平综合作用的结果，高排放并不意味着低环境规制。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CHME理论，通过构建双向可比的动态指数对我国2003-2010年的地区环境规制水平进行了测度研究。同时从横向和纵向上分析了各地区间环境规制水平产生差异的原因，最后对目前几种主要的环境规制替代指标进行比较，得到了以下结论：

（1）从横向上看，命令型指数表明环保法律法规的执行效率跟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同时，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政策是提高各个地区环境规制水平的有效手段。而自愿性指数在2003-2007年期间不断上升，但此后受金融危机影响，企业生存压力的增加使得该项指数停滞不前。地区间的意识指数则差距明显，且在观察期内这种差距并未显示有缩小的迹象。

（2）从纵向上看，基于CHME理论构建的综合指数呈现三大特征：经济水平特征、产业结构特征和发展水平特征。其中，经济水平特征表现为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具有较强的规制水平，而经济落后的地区规制水平也较弱，但内蒙古、重庆等具有较高人均收入和弱规制水平的地区则表明了经济水平特征并不完全表现为收入水平特征。产业结构特征即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受产业结构影响明显，而发展水平特征则指地区间发展阶段不同导致现阶段环境规制水平参差不齐，但根据同质性假说原理，落后地区将按已有地区发展模式进行演进。

（3）通过变动率和变动强度两个指标比较了目前主要的几种环境规制替代变量，发现人均收入表示的环境规制强度与本文的综合指数测算结果最为近似，而污染物排放量的替代效果则最差。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建议：①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引导落后地区走“高收入、强环境规制”路线；②加强和完善激励型政策在我国的实施；③提高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执行效率，相机选择执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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