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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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看法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老龄化率；抚养比；预测

对湖南省的人口老龄化进行研究分析，探索发现湖南省人口老龄化的规律及其特征，预测研究湖南省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提出可以应对湖南省人口老龄化发展的政策建议。这项研究不仅可以为制定湖南省人口政策与规划、发展湖南省老年保健提供科学的依据，而且也可以为发展老年人市场提供理论依据，对湖南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人口老龄化的标准及湖南省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一）人口老龄化的标准

人口学通常将人口总体分为少年儿童人口（0岁-14岁），劳动年龄人口（15岁64岁），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但到目前为止，关于人口老龄化的定义，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是否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世界上还没有统一的标准。追究其原因，是因为人口的平均寿命会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不断提高；其次是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以及劳动就业制度、风俗习惯、地理位置和气候等差异，国家之间人口的平均寿命差别很大，就业者的退休年龄也相差很大。

尽管如此，世界上还是产生了对于一个国家人口类型划分的标准（具体指标见表1），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人口老龄化率，也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65岁以上老龄化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如果大于7%，那么该国家或地区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另外一个判断国家人口类型的标准和界限就是老化系数，即若一个国家或地区中60岁及以上人口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超过10%，则该国家或地区就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二）湖南省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从人口老龄化率来看，我省1995年的人口老龄化率为7.1%。也就是说湖南省自1995年开始进入老年型社会。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湖南省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47%，即人口老龄化率为7.47%。而到了2006年，湖南省的人口老龄化率则上升到8.89%，比2000年提高了1.42个百分点。

从老年人抚养比来看，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我省的老年人抚养比是10.33%，2006年的老年人抚养比却高达12.00%，比2000年高出1.67个百分点。

从老年人人口总数来看，根据2006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湖南省的65岁及以上人口总数为601.68万人，比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的老年人总数（453.29万人）增加了148.39万人，增长了32.74%。

由以上的数据分析可见，湖南省已进入老龄社会，且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迅速。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年龄构成的某种变化而产生的一种必然现象，但是随着我省经济、文化的发展，人口平均期望年龄的延长，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下降，湖南省的老龄化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且会成为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倘若处理不好人口老龄化问题，必然会影响湖南省整体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影响政府和企业的资金积累规模和投资能力，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阻碍湖南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会加重社会经济负担，影响我省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湖南省人口老龄化的特征

1、湖南省老年人口规模越来越大，老龄化速度增长迅速

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湖南省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总数是453.29万人，2006年则增至601.68万人，仅6年时间就增加了148.39万人，增长了32.74%，平均每年增加24.73万人，递增率接近4.9%。由此可见湖南省老年人口的基数变大，规模扩大速度很大。

自1995年开始进入老龄社会，当时的人口老龄化率为7.1%（按65岁及以上的老人计算），到2006年则达到了8.89%。11年间提高了1.79个百分点，老龄化率的增长速度很快。

这种现象反映了湖南省人口寿命的延长，也从侧面说明了湖南省社会经济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卫生条件的改善。但是我们必须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现象，湖南省老年人口数量的迅速增加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和社会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从容应对。

2、湖南省各市州人口老龄化率的程度不一

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老化系数超过10%，也认为该地区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2000年湖南省14个市州都已经进入老龄化，但区域程度不一，湘潭市的老化系数最高，达12.62%，而岳阳的仅有10.22%。2000年湖南省的平均老化系数是11.20%，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有：湘潭、益阳、张家界、常德、长沙、株洲、怀化7个市。

3、湖南各市州的老年人口数都有较大增长

图1表示的是1990年“四普”时湖南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的地区分布，图2表示的是2000年“五普”时湖南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地区分布。可明显看出，老年人口数在30万人以下的城市有原来的4个减少为2个，即湘潭和株洲的老年人口数突破了30万。老年人口数在50万人以上的增至8个城市，新增加的城市为岳阳、益阳、怀化、永州。

1990年和2000年湖南省老年人口数都在30万人以下的城市只有张家界、湘西自治州两个，尽管都没有超过30万人，但两个地区的老年人口数也都有所增长，张家界由13.93万人变为17.95万人，湘西自治州则由18.99万人增至26.5万人。早在1990年老年人口数就突破50万人的常德、长沙、邵阳、衡阳，老年人口也有很大增长，其中长沙、邵阳、衡阳三个地区超过了70万人，仅这三个地区的老年人口就占湖南省老年人口总数的31.14%。可见，湖南各市州的老年人口数都有较大增长。

4、湖南省的老龄化存在“未富先老”的状况

1995年湖南省迈入老龄化社会时的人均GDP为3336元，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即使到了2006年，湖南省的老龄化率达到了8.89%，人均GDP为却只上升到了11830元，折合成美元也仅为1480元。世界上一些国家在1900年左右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就已经超过2500美元（1990年的美元）。例如，法国、德国、瑞士和美国在1900年时的人均GDP分别为2849美元、3134美元、2516美元和4096美元。湖南省与这些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时相比，经济发展水平低，差距非常大。可以说是“未富先老”，必然造成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不高。

5、湖南省的高龄老龄人口增长速度快，所占比重上升

一般来讲，将60―69岁的老人称为低龄老人，70―79的老人作为中龄老人，80岁以上的看作高龄老人。反映老年人口年龄结构的指标就是用低龄、中龄、高龄来测算的。由表2可知，高龄老人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低龄老人。60―69岁的老龄老人在1990至2000年的10年间，仅增长了30.1%；而80岁及以上的低龄老人却增长了62.15%，比低龄老人的增长速度高出了32.05个百分点。

再有，低龄老人在老年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减少，高龄老人所占的比重却上升了。1990年，低龄老人有326.88万人，到2000年达到425.28万人，在老年人口中的比重由62.56%下降至59.99%，减少了2.57个百分点；相应地，高龄老人却由37.54万人增为60.87万人，所占比重由7.18%上升为8.59%，增长了1.41个百分点，其中，百岁以上的老人有186人上升为521人，增加了335人，增长了180.11%。还可以看出中、高龄老人所占的比重都有所上升。可见，湖南省的老年人年龄结构有高龄化的趋势。在未来几年，高龄老人的比重和绝对数量都会增大。

6、湖南省高龄老年人对医疗状况满意度不高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低龄老人、中龄老人一般身体状况稍好，因此，我们在这采用了高龄老人对医疗状况的满意度。

医疗收费是高龄老人最不满意的地方（从表3可以看出），有49.5%的人非常不满意，31.5%的不满意，也就是说81%对医疗收费不满意，表示满意的仅有6.6%。我认为出现这种现象有一下原因：第一，高龄老人一般退休在家，没有了工作收入，仅靠微薄的退休金（甚至有的高龄老人没有退休金）支撑他们的生活和医疗支出。其次，高龄老人处于身体日渐衰弱，疾病频发的阶段，这导致他们的医疗费用支出较常人多许多。据测算，老年人消费的医疗卫生资源一般是其他人群的3―5倍。1再次，目前的医药费、手术费等都很昂贵，较过去有数倍增长，患者经济负担沉重。

表3高龄老人对湖南长沙市医疗支持的满意度单位：%

项目 非常不满意 不满意 一般 比较满意 非常满意

医疗设施情况 18.7 20.3 31.7 23.4 5.9

医疗服务质量 18.3 19.4 37.9 23.3 1.1

就医便利程度 3.5 7.3 43.5 36.6 9.1

收费合理程度 49.5 31.5 12.4 6.1 0.5

数据来源：易想和，王翠绒.城市高龄老年人的医疗问题调查――以湖南省长沙市310位高龄老年人为例[J].人口学刊，2006，（2）：46-50

由表3可知，高龄老人对医疗设施也不满意。有31.7%的高龄老人觉得医院的医疗设施一般，39%的调查对象感到不满意，仅有29.3%的老人认为医疗设施满意或非常满意。许多城市高龄老年人反映，由于行动不便、经济拮据，他们在生病后，往往优先选择社区医院或小型医院，而这些医院的设施很难满足高龄老年人这一群体的特殊要求。因此，很多病检查不了，要么换医院，要么只好拖着，严重影响了他们对医院的看法和评价2。

另外，现在医院的服务质量也存在很多问题。有37.7%的高龄老人对医疗服务质量表示非常不满意或不满意，37.9%的老人觉得医疗服务质量一般，仅有1.1%的老人对医疗服务质量感到非常满意。

三、湖南省人口老龄化趋势预测

本文选择湖南省1990―2006年的历年人口数据，以此数据作为建立模型和计算的依据。

对于湖南省总人口的增长，本文采用Logistic模型来预测。其人口学意义：p为人口数，a是人口数量的极限值，b是人口增长率，c是达到极大值数量之半的年份。根据1990―2006年湖南省人口统计数据，得出湖南省总人口的计算公式。其中a=7199.476756，b=0.06275516773，c=26.38891225（以1990年为第一年）。

再次就是对老龄化率的预测。为使测算结果增加可参考性，本文设定未来湖南省老龄人口增长速度的低、中、高三个方案进行相关模拟测试。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把握未来湖南省的人口老龄化率的变动走势。

（1）低方案：假定未来湖南省人口老龄化率平均增长率为2.612%，这是1992年―2006年间老龄化率的最低增长率。

（2）中方案：假定未来湖南省人口老龄化率平均增长率为3.388%，这是1990年―2006年间老龄化率的平均增长率。

（3）高方案：假定未来湖南省人口老龄化率平均增长率为5.763%，这是1992年―2006年间老龄化率的最高增长率。

预测公式为A=A（-1）*（1+N），其中，A是所要求的老龄化率，A（-1）是上一年份的老龄化率，N为老龄化率的增长率。取定初始年份为1992年，此时的A=6.03%。表4中的老龄化率就是按上述公式计算出来的结果。老年人数则是老龄化率乘以总人口数得出。

表4湖南省人口预测数据表

年份 总人口数

（万人） 低方案 中方案 高方案

老龄化率（%） 老年人数（万人） 老龄化率（%） 老年人数（万人） 老龄化率（%） 老年人数（万人）

2006 6768.10 8.89 601.68 8.89 601.68 8.89 601.68

2007 6781.15 8.88 605.16 9.94 677.56 13.97 952.59

2008 6805.20 9.11 623.12 10.28 702.94 14.78 1010.97

2009 6827.95 9.35 641.48 10.63 729.13 15.63 1072.73

2010 6849.45 9.59 660.27 10.98 756.16 16.53 1138.05

2015 6940.32 10.91 760.94 12.98 904.91 21.88 1525.70

2020 7008.26 12.41 874.11 15.33 1079.39 29.00 2038.74

2025 7058.75 14.12 1001.66 18.11 1248.38 38.31 2717.65

未来的几十年，湖南省的总人口将持续增长，将在2020年左右突破7000万人。

从老龄化率看湖南省老年人口的发展趋势。中方案的结果比较适中，而高、低方案的结果则提供了上、下界的判断。利用上表的老龄化率数据绘制曲线图（见下页图4），可以看出湖南省的老龄化率呈现递增的趋势，并且速度会越来越快。在2010年，老龄化率将达到10.98%左右，上下界在[9.59，16.53]；到2015年，湖南省老龄化率将达到12.98%左右，上下界在[10.91，21.88]；到2020年，湖南省的老龄化率将达到15.33%左右，上下界在[12.41，29.00]；到2025年，湖南省的老龄化率将达到18.11%左右，上下界在[14.12，38.31]。

从老年人口数量看湖南省人口发展趋势，湖南省的老年人不仅在相对数量上有所增加，绝对数量也增长较快。测算结果表明，湖南省的老年人口数在2020年左右将突破1000万人，由此可见，老年人口的相对数量也增长很快。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预测结果表明，湖南省老龄化率在未来的二十年里将有很大的提高，老年人口的数量有很大的增加，湖南省的老龄化程度有所加重。

老龄化程度的加重，这一社会现象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要求政府从多方面做准备，迎接人口发展过程中这一必经的历史时期。我们认为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管理与引导，从而从容应对老龄社会的到来。

图3未来二十年湖南省老龄化率的发展趋势

1、完善老年医疗体系，提高老年人对医疗状况的满意程度

针对上述提到的大多数老年人不满意医疗设施的状况，有必要加大对医疗、保健设施的投入，尤其是针对老年人的医疗、保健设施。

另外，继续完善卫生服务网络，方便老年人就医，消除他们对就医便利程度的不满。一方面在城市里，建立更多的社区医疗服务机构，要提高城市社区的老年卫生保健服务水平。社区医疗服务机构最适合老年人，因为他们一般采取上门服务这一方式，这可消除老年人行动不便引起的就医障碍，方便老年人就医。尤其是对于那些处在慢性疾病的康复期的老人。同时可以通过社区医疗机构对老年人进行健康教育、咨询等。从这一点上看，应该增加社区医疗服务机构，培养社区医务人员的技能，加强城市老年人的医疗预防与保健意识。对于农村，政府应该完善县、乡、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实施农村地区老年医疗卫生服务计划，完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应完善贫困老年人医疗救助制度，保证人人平等地享有卫生健康服务。

再次，针对湖南省的医疗收费是高龄老人最不满意的地方，政府应责令缩减医药的销售环节，降低药品的价格；规范医院的收费标准，降低就医的门槛，让老年人有病时可以看得起病。

2、鼓励老年人再就业，尽量减轻社会负担和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

在未来几十年里，湖南省的老龄化率提高，意味着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提高，不仅如此，老年人口的数量也在增加，这必然导致社会负担加重，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加重。为此，应鼓励老年人再就业，一来可以减轻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二来还可以保障低龄老年人养老时有更多的经济收入。这项措施有可行之处：目前我国的退休年龄比较低（男60岁，女55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处于低龄老人阶段，大多身体还能适应工作。一般来说，退休下来的低龄老年人的工作经验很丰富。

3、继续完善养老保障制度和养老保险体系

“未富先老”，城乡发展不均衡，这要求在养老保障体系方面，应该因地制宜，采取适合我省现状的措施来应对湖南省的人口老龄化。

对于养老保障体系，应该建立城乡二元养老保障体制：一方面完善城市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确保老年人的最低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要努力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继续提倡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家庭和个人相辅助，即个人储蓄养老资金和子女供给相结合。针对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采取家庭养老的老人进行适当的补助；也要鼓励农村的老年人养老社会化，“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家庭养老为主，社会供养为辅”。

4、重点开发老龄市场，发展老龄产业

随着湖南省老龄化率的提高，老年人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老年人的数量越来越多，与此同时，老年人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开拓老年人市场，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重视老年人需求就要促进老龄市场开发，其中老龄市场包括老年医疗保健市场、老龄服务市场、老年用品市场。事实上，老年医疗保健市场属于老龄服务市场的范畴。

在老年医疗保健市场里，应该大力发展护理行业，尤其是针对老年人的。应该将老年人的护理与预防、诊治、保健、康复有机的结合。对护理人员进行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的护理水平。另外，在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中，增设与老年人医疗保健相关的专业和课程，加快老年医学、管理学、护理学、营养学和心理学等方面专业人才的培养，以适应未来老年人的巨大需求。

对于老龄服务市场，一方面应加强老年人公寓、老年活动场所等福利设施的建设和管理，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休闲娱乐、健身场所；开发老年人旅游专线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另一方面，就是发展老年人家务管理行业，因为老年人，尤其是中、高龄老年人行动不便，子女忙于工作，日常生活、家务需要有人照料和管理。

引导和鼓励老年用品市场的发展是开发老龄市场的一个重要部分。鼓励和引导企业开发、生产适应老年人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产品，走产业化道路。以需求为导向，激活老年人消费商品市场，不仅可以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还可以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5、创建良好和谐的社会环境

要创建良好和谐的社会环境，营造敬老、爱老、助老的社会道德环境，维护老年人权益，首先要培养公众的“爱老意识”。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宣传老年人对社会的贡献，树立老年人正面形象。倡导青年人与老年人进行交流、交心，减少老年人的孤独感，建立和谐的家庭环境。其次是健全和保障老年权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使保障老年人权益落到实处。严厉打击虐待、遗弃老年人的违法行为，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利。

面对新一轮“老龄潮”的到来，湖南省老年人口的数量会越来越多，老年人所占的比重也会越来越大，要应对这样的老龄化社会，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壮大湖南经济实力，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打下雄厚的物质基础，正所谓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的发展不仅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为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提供物质基础，也利于形成一个爱老敬老的社会氛围。

参考文献：

[1]石梅.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与对策[R].湖南省第五次人口普查课题成果汇编，2002：27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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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丽霞，杨桂山，苑韶峰.数学模型在人口预测中的应用――以江苏省为例[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6（5）：287-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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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姜向群，丁志宏.对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的概念和理论探析[J].人口学刊，2004（5）：10-13.

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看法范文第2篇

关键词：老龄化养老保险基金监管

老龄化问题是这两年世界所关注的话题，它不仅是一个社会的经济问题，更是影响到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世界银行估计我国人口老龄化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高峰。养老保险和人口变化规律密切相关，由此我们看到我国养老保险任务之艰巨，同时也看到世界各国都不容忽视的养老问题。养老保险基金它是百姓的保命钱。随着老龄化问题的到来，对与养老保险基金的需求量将会大量增加。在保证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基础上，必需加强对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这也是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要求。

一、人口老龄化的含义

人口老龄化两个方面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人口总体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8%，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已达13.5%，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达到严重阶段。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等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引起人口年龄结构由年轻型向成年型、老年型过渡，全球性的老龄化已以发生着。

二、老龄化问题对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挑战

中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整个21世纪，这两方面压力将始终交织在一起，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全球人口快速老化，给养老金事业带来沉重的压力。它对各国社会和政府而言都是一个挑战可见，在社会已经呈现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加强对社保基金的有效监管，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动因，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及其和谐发展的内在要求。如何防止养老保险基金的流失问题，则是来自于老龄化的首要挑战。

三、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及存在的问题

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是指有关部门依法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和运营实施的监督和管理。主要应从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组织体系及法制建设两个方面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监管现状做出评价。

1．监管组织体系

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管理模式是基于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并存的科层制养老保险组织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实质是由政府行政部门将基金的管理运营权交由各级全民事业单位（如养老保险经办中心等），进行集中性管理和投资运营。这就存在着“政资不分”、“执监不分”等问题。另外，政府职能部门的强制使得作为初始委托人的公众没有选择机制和退出机制，基金管理不公开，不透明，削弱了公众行使监督的激励。

所以，改革现有的养老基金管理模式，对人实施有效的监督，以保证初始委托人的利益成为我们的必然要求。

2．法律制度建设

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涉及各方利益，为了保障基金监管有章可循，国家高度重视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基本建立了涵盖各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主要有《保险法》、《信托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工作管理办法》、《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信息产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邮政局关于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等。2001年12月13日，财政部和劳动保障部公布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全国社保基金进入资本市场的原则、方式和管理程序。社保基金入市标志着我国养老金投资管理体制进入市场化运作的轨道，同时也给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和管理从法律上提供了保障。问题在于，我国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社会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仍然没有一部关于社会保障的统一的法典，或者是针对某一问题较为全面的法律规章。

四、加强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改革建议

针对于我国目前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状况。我们有必要加强改革。保护好老百姓的保命钱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

1．建立分权式管理制度。其要求是：第一，建立独立、高效、统一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和管理委员会。监管委员会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以及企事业单位代表共同组成，实行委员会制。监管委员会按城市设立地方监管办事处（类似于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的管理体制），垂直管理。第二，建立专业性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由省级社保部门成立）。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行政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养老基金完整性的重要保证，应建立独立于政府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运营社会统筹账户基金。第三，个人账户基金交给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承担，会遴选合适的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再根据与各省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契约对个人账户基金进行多元化投资，以实现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收益最大化。

2．完善监督手段。其主要内容包括：（1）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的目的是将基金管理公司置于社会公众和监督机构的双重监督之下，防止基金管理公司违法、违规操作，损害所有人利益。（2）增设外部保管人。外部保管人原则对于限制风险是非常必要的。在足够的保管安排下，基金管理人不直接持有养老基金，以此限制骗取和盗窃基金资产的机会。（3）加强外部审计。在法律和制度环境下，外部审计提供一个精确的、独立的评估，向监管人报告有关基金的任何问题，而且成为监管的重要工具。（4）施行基金管理成本限制。成本限制在拉美和中欧国家基金管理监督制度中广泛使用，费用水平通过一般的谨慎要求和法律进行监管，可以控制将成本转移到未被监管的项目上。减少由于涉及到众多基金公司利益挪用基金的风险。

3．调整国家在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中的职能。一是立法职能，负责制定确保养老金系统健康顺利运行的法律法规。二是对养老金事务的动作实施监督，确保养老保险的经办管理规范化。三是接受有关个人和机构就养老金事务提起的申诉、举报、批评、建议，调解有关养老金事务的纠纷，受理有关养老金事务的诉讼。

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看法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人口红利 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 关系

随着人口不断的增长，人口红利逐渐显现出来，随之对人口红利的讨论也越来越多。为了更好对人口红利的影响和作用进行分析，下文对其概念和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详细论述。

一、人口红利概念和人口红利研究的必要性

1.人口红利概念

目前来看人口红利问题仍处于研究阶段，还没有明确的定义，现有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结构论、期限论和因素论等三种定义。结构论认为出现人口红利现象是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而使劳动力参与到经济建设中的经济增长效应；期限轮则认为能增加劳动力和储蓄，带动投资、人力资源提升，增加就业机会并在人口结构稳定时期促进经济增长的现象就是人口红利；因素论则认为在劳动人口比重较大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和社会储值就可能变强或变高，这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就可以称为人口红利。

2.人口红利研究的必要性

基于上述对人口红利的解释和论述，可以知道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而现在对人口红利的研究还处于人口视窗期阶段，但学者对人口红利的研究还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就现在人口现状来看，少儿人口比重处于下降趋势，劳动人口比重处于上升时期，这种明显的人口结构特征，对经济增长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对于人口红利起始时间的研究，则存在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人口视窗期截止到2030年就会结束，经过四十多年发展，2010年后人口老龄化比重会逐步上升而使经济负担加重，到2030年前后这种经济负担就可能和最初人口视窗时期相似。另外一些人则表示1982～2000年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大，而从2000年之后社会逐步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人口红利对经济的作用也随之降低，到2015年左右，人口红利可能出现负增长且老龄化比例迅速上升。这种情况下，不仅不会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反而会增加经济负担甚至出现人口负债现象。此外，一些人对人口红利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也有争议。一部分人认为劳动人口老龄化比例的上升可能会使抚养负担加重。而这种认识相对片面，劳动年龄阶段的人口也不一定都参与社会生产，加之被抚养的老人或少儿的消费需求也不同，单纯以被抚养人口多少对人口红利进行衡量缺乏科学性。在此基础上另一部分人提出以不同被抚养对象消费标准、社会抚养比和产业劳动生产率作为标准，来衡量人口红利则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因此，要想使人口红利更好的发挥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作用，还需要对人口红利进行进一步研究。

二、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之间的联系

（一） 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上述内容虽然对人口红利进行了不同定义，但是并没有得出明确的人口红利结论，相关内容也仍处于研究阶段。而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经过人口转型的国家会出现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最早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然而当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并不是很明显，也就使得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没有太多的关联。亚洲人口红利的出现和不断的发展，使得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逐步显现出来。从这时起人们开始关注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长期的研究过程中一些专家学者对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心存疑惑：在劳动力丰富的时候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随着老龄化人口的增多，劳动力资源很可能会随之减少，人口红利是否还会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对于这疑问可以从人口红利对生产影响、消费储蓄影响两方面进行分析。

1.人口红利对生产领域的影响

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人口红利对生产领域的影响实质上就是劳动力资源的供给程度。就我国现在劳动力资源现在来看正处于最丰富时期，而随着老龄化人口的增多，截止2015年左右，劳动力资源可能迅速减少，劳动力不足的时代即将到来，人们对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有疑问也实属正常。但是我们却忽视一个问题，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比例占总人口比例相对较大，未来仍可能会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资源涌入城镇充实劳动力资源。况且我国现在正在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每一年都会有一大批劳动年龄人口参与其中。因此，未来二十年以上的时间内是不会出现劳动力资源减弱或枯竭现象，仍会有一部分劳动力资源投入到城市建设中来，并持续推动经济高速增长。

2.人口红利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

从消费和储蓄角度来说，人口老龄化的增长和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在一定时间内并不一定会较少消费和储蓄值，相反可能会使储蓄值上升。老龄化初级阶段很多老人仍会有储蓄倾向，从这种状况来看，人口红利看似结束实质并非真正的结束，很可能持续促进经济增长。因此，从目前现状来看担心人口红利不能促进经济增长是片面的，但是不得不注意的是有红利也必然会有债务，老龄化人口持续增多，可能会使劳动力负担和成本加重，加之劳动力人口的减少，生产性人口比例会下降甚至影响生产率削弱竞争力，从而影响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完善全民社会保证和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以使我国经济发展更具活力。

（二）人口红利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人口红利不仅与经济增长有一定联系，与产业结构也有一定联系，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从其优化产业结构的升级过程中，可以看出产业结构科学合理与否，对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具有标志性作用。而人口红利又是产业生产经营中必不可少的资源，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需要大量劳动力资源，提高产业效率来促进企业经济增长和国家经济增长。就近几年实际状况来看劳动力资源和产业结构之间有明显的不协调现象。

在对人口红利和产业结构调整进行分析前，有必要对大的经济背景进行分析。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国际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企业为增强经济竞争力，不断的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这就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减少，知识密集型产业增多。再加上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不能为更多的劳动力资源提供岗位，而我国现在正处于人口红利期。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妥善解决好这些富余人口就业问题。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提出，给予产业结构调整以灵感，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可以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移至城镇，如农产品加工企业移到农村，不仅能就近获取资源，也能为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因此，在协调人口红利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就是协调人口迁移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

结束语：

综上所述，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是有一定联系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受大经济环境影响而进行的，经济增长也是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而实现的，产业发展离不开劳动力资源的劳动，人口红利又与经济增长有一定联系。人口红利方面的研究目前仍不成熟，为了更好的发挥人口红利作用，还需要对人口红利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丁焕峰，宁颖斌. 要素流动与生产率增长研究――对广东省“空间结构红利假说”的实证分析[J]. 经济地理. 2011（09）.

[2] 车士义，郭琳. 结构转变、制度变迁下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J]. 人口研究. 2011（02）.

[3] 蔡. 未来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开拓[J]. 中国人口科学. 2009（01）.

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看法范文第4篇

30多年来，多位海外经济学家对中国当代改革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青木昌彦就是其中一位。他参与了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经济体制改革，至今仍然密切关注着中国改革的进程。

作为比较制度理论的大家，青木昌彦对中国经济学家有深刻的影响。他在公司治理理论方面也贡献卓越，全球所熟知的“内部人控制”概念就是由他发明的。近日，青木昌彦在北京参加学术会议期间，接受了《财经》记者近两个小时的专访。76岁的老人侃侃而谈，思维缜密。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转折期：一方面经济增速不断下降，持续多年的高增长成为过去;另一方面中国试图通过新一轮市场化改革，使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获得一个稳定的基础。由于国内外的不确定因素很多，人们对于经济改革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在青木昌彦看来，“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完成增长阶段的转型，中国能够避免经济硬着陆。”

青木昌彦用国际经济学界的新理论――“统一增长理论”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指出中国经济正在从一个经济增长阶段向另一个经济增长阶段转型。“我不同意靠刺激政策来拉升经济增长速度，因为它是不可持续的。”他说。

青木昌彦提醒道：“中国不可能再维持像以前那样的高速增长了。中国正在进入新阶段，中国应该直面新挑战。”

“我更倾向于‘新阶段’这一术语”

《财经》：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连年下滑，引起许多人士的焦虑。2008年为了应对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中国政府进行海量投资，成功拉升了经济增长速度。现在一些中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需要再次使用这种刺激办法。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为什么？

青木昌彦：我不同意靠刺激政策拉升经济增长速度，因为它是不可持续的。要看到，中国经济正在转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新阶段，经济增速不可避免地会放缓，我认为可能至少下降2%。

《财经》：你所说的“完全不同的新阶段”，就是“新常态”吧？

青木昌彦：中国学者和政府都在谈论“新常态”，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更倾向于“新阶段”这一术语，因为中国正在从一个经济增长阶段向另一个经济增长阶段转型。在讨论中国经济问题时，许多人仍然习惯于用所谓的“三驾马车”理论框架来分析。其实，中国经济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不是“三驾马车”理论框架能够解释的。在我看来，特别适用的一个分析框架是“统一增长理论”。根据“统一增长理论”，经济增长会从一个阶段进入到另一个阶段。一个经济体的现代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从农业为主的增长阶段，发展到以现代制造业、服务业为主的增长阶段，再过渡到基于人力资本的增长阶段。

《财经》：那么，从统一增长理论来看，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是什么？

青木昌彦：影响经济增长的，不是人们经常说的“三驾马车”，而是五个重要变量。首先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行业流动到高生产率行业，特别是从传统农业经济过渡到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直接提升了经济增长速度，我们可称之为“库兹涅茨过程”。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通过研究经济发展历史发现，一个国家从事农业的人口数量的增长和经济发展速度呈反比。你看战后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从50年代到70年代，韩国从70年代到80年代，中国从80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是大量就业人口从农业进入工业和服务业。不过，当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降到20%时，经济增长速度就开始下降了。日本在70年代，韩国在80年代中期，都达到了20%的转折点，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财经》：中国是否达到了这个拐点呢？似乎很难确定，因为流动人口的大量存在，所以中国的农业就业人口数据很不统一。

青木昌彦：我研究了中国的一些数据，发现农业就业人口已经低于总劳动人口的20%。这意味着，中国的上一个经济增长阶段结束了，开始了另一个增长阶段。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二个因素是“人口红利”。日本在“二战”以后，韩国在朝鲜战争以后，中国在“”之后，动荡结束，这些国家相继进入了人口生育的高峰。当高峰出生的人口成为劳动力的时候，就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二动力。当人口红利减少的时候，经济增长减速也就不可避免。

《财经》：研究表明，从2013年开始，中国劳动力供给开始绝对地减少，而劳动力新增需求依然稳定在每年1000万以上，中国未来的就业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

青木昌彦：当人口红利减少的时候，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就来自人均生产率。而人均生产率由两个因素构成：一个是对机器、工厂等的资本投资，另外一个是对人力资本投资。

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三个、第四个因素。中国过去30多年有大量的资本投资，大量资金流入提高了工人生产率，中国资本回报率一度很高，但是近年来资本回报率大幅下降。如果人力资本没有相应提高，会导致资本回报率进一步降低。

人力资本的增长对经济增长有益，但也有成本，如教育、时间以及父母对孩子的照顾。人力资本越宝贵，成本越高，所以现在人们要孩子的数量少了。

《财经》：中国生育率长期偏低，这和长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有直接关系。

青木昌彦：当人力资本重要性增加，女性的生育率就会下降。这是统一增长理论强调的一个普遍规律。即使现在开放计划生育政策，我预测中国人口也不会有太大的增长。

劳动人口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五大因素。过去十年中国的实际劳动参与率在降低。一方面劳动人口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医疗、营养水平等提高，人民的平均寿命不断提高，老龄化社会给经济增长带来非常大的挑战。

《财经》：中国已经“未富先老”，步入了“老龄化社会”。研究表明，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青木昌彦：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孩子数量的减少，劳动人口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任何经济体迟早都会面临老龄化社会的严峻挑战。由于独特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加速到来，给中国带来的挑战似乎更为严峻。

总之，按照“统一增长理论”，影响经济增长的五个因素，中国已经发了巨大变化，因此中国经济正在经历重要转折期。中国经济不是进入“新常态”，而是进入一个“新阶段”。“新常态”并不包含变化的因素，特别是数量的变化。

“中国能够避免经济硬着陆”

《财经》：“新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会下滑。日本经历了“失去的十年”，人们担心中国也存在类似的风险。自2012年以来，安倍政府推出“安倍经济学”，实施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效果如何，你怎么评价“安倍经济学”？

青木昌彦：我认为，“失去的十年”实际上更多是心理层面的。考虑到老龄化和日本经济发展的新阶段，GDP增长放缓是不可避免的。心理因素是“失去的十年”的重要因素，因为人们对未来感到不确定，对于过去的辉煌和高速增长的消失感到失落。

安倍经济学也许不是非常有效的经济政策，但它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解决了人们的心理问题，人们会说“情况也许没那么糟”。人们的心理也很重要。

《财经》：现在世界经济正在复苏，有些中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出口会逐渐好转，如果政府继续进行海量投资，还能够维持经济高速增长10年或者20年，你怎么评论这种观点？

青木昌彦：中国不可能再维持像以前那样的高速增长了。中国正在进入新阶段，中国应该直面新挑战，而不是维持现状，回避挑战。那些发达经济体，如美国、日本、西欧各国，都在致力于应对一些巨大挑战，比如财政预算、社保体系、人口老龄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也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

《财经》：在你看来，为了顺利转入经济增长新阶段，中国应该做什么？

青木昌彦：为了完成经济阶段的转型，中国应增强教育。教育对人力资本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将来随着孩子越来越少，必须要加强人口的质量，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实现从数量增长到质量增长的转换。此外，要增加社会投资，比如说城镇化过程中要提高交通、自然环境、垃圾处理等这样的一些社会基础设施投资，使城市更适合人们来居住，更利于吸引人才流入。

《财经》：中国确实要转向人力投资，但中国经济正处于下降过程，而人力投资代价大、时间长，人们担心的是，在阶段转变的过程中，经济会不会突然出现崩溃式下降？尤其中国现在地方政府债务庞大，当人力资本还没发挥作用的时候，会不会从“断崖”上摔下去？

青木昌彦：我相信，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完成增长阶段的转型，中国能够避免经济硬着陆。

新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主。人力资本投资的领域，首先应该是学校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也非常重要，它有利于中国的产业升级，政府应该加大投资。我注意到，中国学校的招生数量在增长了，尽管它在短期减少了劳动者数量，但是长期来看，随着人力资本的积累，未来的生产率会提高，这样才能实现“第二次人口转型”。

另外，现在很多40多岁的农民工回到户口所在地，原因是他们对于未来缺乏安全感和对孩子教育的考虑，这会造成人力资本的流失。从某种角度说，这是“逆库兹涅茨过程”，因为他们从生产率较高的岗位又回到乡下。尽管这可能平衡一下城市和农村的生产率水平，但是无论如何，应该取消户口制度等限制人口流动的措施，提高农民工待遇，妥善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等问题。总之，要拆除壁垒，让农民工不用担心未来或者孩子教育等问题，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这将有助于增加劳动力供给。

《财经》：中国在2012年达到了劳动力的高峰，日本早在90年达到了劳动力数量的峰值。据我所知，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上世纪70年代设计的，它是如何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呢？

青木昌彦：如何用过去的社保体系来应对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日本现在站在挑战的最前沿。日本已经有很大的制度变革。20年前日本人的退休年龄是60岁，现在有很多公司延长退休年龄，或者给老人提供第二次工作机会。所以，日本现在有10%的就业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而美国是5%，欧洲仅有1.02%。

我提出，为了提高劳动参与率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日本应该推迟退休年龄，提倡男女就业机会平等，提高女性在高生产率岗位上的参与度。日本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要开放移民，吸引有更高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办法之一是日本的大学吸引外国留学生，特别是亚洲留学生。所以，将来日本和中国有可能争夺人力资本阶段，我们称其为“第二库兹涅茨过程”或“全球化的库兹涅茨过程”。

《财经》：中国老龄化人口的劳动技能不高，所以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不一定会提高经济增长。

青木昌彦：但是我认为，随着退休人口越来越多，他们的劳动技能越来越高。中国退休年龄提高是一种趋势。

《财经》：法国经济学家皮克迪在新书《21世纪资本论》里提出，如果退休率的增长超过了经济增长，那么收入差距将会增大。

青木昌彦：这个观点也得到了经济数据的支持，但这些数据只研究了最富有的1%人口。皮克迪的理论区分了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但如果劳动者能够通过政府或雇主投资养老或社保基金，他们就能从将来的资本回报中受益。这种情况下，不应该区分资本家和劳动者。

为了防止出现不断加大的收入差距，中国应该是对养老退休体系进行改革，覆盖所有的人口。 “让制度与社会现实进行互动”

《财经》：经济增长阶段的变化是世界经济体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现象，政府政策应该作出相应的改变，但是中国作为转型经济体，和这些国家还是有一些明显不同。

青木昌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中国经济增长正在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新阶段，这符合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但是出于各种历史原因，各个经济体转型的时间、长度都不一样，也有可能是一个阶段和另一个阶段相重合，这就需要制度的介入，让制度与社会现实进行互动。

对于统一增长理论而言，除了经济变量和人口变量这两个因素之外，还有制度变量，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才可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财经》：中国转型需要制度建设，你一直研究比较制度，从制度角度看，你对中国现在进行的改革如何评价？

青木昌彦：改革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中国是“一个国家，两种经济”，农村和城市二元经济结构。只有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国才能进入到经济增长的新阶段。所以，户口制度要取消，因为它只会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另外，社会保障制度要覆盖所有人口，而不是区分农村和城市户口。

《财经》中国除了城乡二元经济之外，还有一个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的二元存在。

青木昌彦：中国的国有经济早在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也就是在的时代就开始发展，主要是把农村的农业产出剩余转移到工业领域，而没有经历人口流动的“库兹涅茨过程”。没有人口流动，所有的农业剩余被投入工业中去。

中国应该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可以把国有资本变为社保基金，更多地回馈全体人民。其实，这是90年代国企改革时就应该进行的。现在看来，国企改革的难度很大。

《财经》：你对中国经济问题了解非常深刻，多年来一直追踪研究中国改革的进程。2013年底中国制定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一年以来，你对中国改革的进展有何观感？

青木昌彦：中国尽管推出了改革方案，但是我还没有看到巨大的变化。因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是全方位的改革，需要时间，而且改革要克服许多挑战。例如，户口制度的改革就涉及政治、社会等方面的重要改革。

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看法范文第5篇

在这两周时间里，我探访了印度、泰国、韩国和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和他们负责制定政策的人士、银行家、公司董事、投资家、学者等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但是，这一次走访让我有了很不一样的感觉，人们并不像以前那样充满乐观的情绪，包括我自己在内。

几年前，有一种很广泛的看法，认为发达国家已从王座上滑落——亚洲不仅在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中风景独好，其制度甚至也比发达国家优越。不过，现在看来，这种自负已不复存在。

新兴市场的不安

阿拉伯之春产生的震动波不仅使其行径公之于众，还给未来增加了不少不确定性。

在新兴市场，虽然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但它们的稳定性看起来都要比人们此前所预料的脆弱。在中国，人们对于政府高层的变化总会有诸多想法。而在印度，总理辛格的表现则让人失望之极。

现在，财政危机到达紧要关头。印度与中国的精英和民众们，曾把它视为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主要问题。不过现在，同样是这些人，也开始担心他们的国家面临同样的问题。

积极地来看，从突尼斯到缅甸的混乱局势给民众带来了希望，人民感受到。而缅甸的突然改变，让东南亚和东盟这两个上规模的重要经济圈，重新获得了能量。

在十年前，谁会想到美国会失去牢不可破的AAA信贷评级？而最近，谁都不会怀疑中国很难继续成为制造业的领跑者。

工资在上涨，人民币在升值，劳动力过剩已经不复存在，人口老龄化迅速。而其他新兴市场也正赶上中国的基建速度。孟加拉、越南、菲律宾以及泰国（也许还有将来的缅甸）更加频繁地被提到，跨国制造商更多地选择在这些地方设立新基地。即使是美国，现在也正吸引制造业回流。中国和印度的制造业放缓，正在成为不争的事实。

美国的“教训”

过去五年里，人们已普遍认为，美国已经在全球竞争中败下阵来。而我在著作《The Emerging Markets Century》（《新兴市场的世纪》）中，也叙述了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是如何改变世界竞争格局的。还有一些新兴的跨国公司（例如韩国的三星，以及巴西航空工业公司），是如何成为世界级企业的。

书中的观点在现在看来也经得起推敲：新兴市场至少在将来十年内还会持续兴旺。然而，有趣的是，发达国家“创造性、竞争性的回应”，却比我预料的要快。事实上，美国也许做得比我们想象中要好，而中国及其它崛起中的国家可能并没有我们认为的如此出色。

我们都假定，发达国家已失去动力，失去了在竞争中“获胜的意志”，把制造业拱手相让。中国和印度则激发了私营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并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加大基础建设投资，为制造业的繁荣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保障。许多商品本已非常廉价，但中国和其他国家可以让它们的价格进一步降低，这几乎成了它们的专利。美国的顾客已经感觉到，中国的商品成功占领了沃尔玛。

另外，美国的基础建设已经远远落后，公路、铁路、桥梁、管道、机场、通讯技术等，已不能适应21世纪的需要。围绕着预算和债务危机的政治对抗让“削减开支”成为了当务之急，而更新我们的基础设施，从而保持出口和制造业的竞争力，则被放在次要的地位。

美国的传统智慧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彩。iPhone很简洁，不过是中国制造的（Made In China）。与此同时，印度的塔塔收购了美洲虎、路虎。中国的吉利收购了沃尔沃，而联想则收购了IBM的电脑业务。在台湾，HTC由原本的默默无闻，变成了知名和备受尊重的企业。

把这些总括起来，似乎有一个无法阻挡的趋势：美国既在绿色产业上错失了成为领导者的机会，也把大规模生产和技术革新方面的机会分别拱手让给中国和欧洲。

五因素重塑竞争格局

不过正如我这次旅途中所看到的，事情正在发生变化。现在，我相信美国人是多虑了。目前的一些迹象表明，美国开始重获制造业的竞争力，而中国的优势却在逐步丧失，特别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

“页岩气产量变化”、“低成本优势衰减”、“人口老龄化压力加大”、“智能手机革命”、“聪明人的竞争精神”，这五个改变市场游戏规则的因素无异于一场宁静的革命，它们将会在未来十年带来巨大的冲击，并完全改变世界的竞争格局。

页岩气产量之变

由于发现了大量的天然气，美国的能源成本正出现回落。

尽管对能源的巨大需求，让天然气价格出现上涨，但热量与一桶石油相当的天然气价格也只是上涨了一点点。与此相比，中国和日本现在不得不以较高的价格进口天然气。

非常便宜的天然气价格，让美国成为那些能源需求量大的企业投资的好去处。比如，智利企业Methanex最近把它的石油化工产品线由智利搬到美国得克萨斯州。

未来十年，天然气将是提高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的一个“游戏改变者”，天然气或将取代石油成为能源之王。

低成本优势衰减

中国已经不再是制造业的天堂。过去五年，中国和印度的工资水平都上涨了15~2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美国的工资水平保持平稳，与人民币的相对贬值，让美国在贸易上处于有利地位。

虽然两国的工资水平依然存在很大差距，但这个差距的缩小已经能造成巨大的冲击。通用电气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Jeff Immelt）声称，时薪15美元的美国工人能够与时薪3美元的中国工人竞争。

我遇到的几个在中国建厂的制造商也透露出这样的信息：中国现在缺少的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技术人才。孟加拉、越南现在成为了比中国成本更低的制造业中心。甚至连泰国、菲律宾和墨西哥的工资水平也正变得具有竞争力。

不过，与其他地区的工人相比，美国工人的生产率更高。比如韩国的现代公司在韩国、美国、中国等地皆有设厂，每小时的单位产出，最高的是位于美国阿拉巴马州的工厂。还有一个例子，来自印度的世界级汽车轮轴生产商Bharat Forge发现，中国工人的生产率只有其他工人的40%。

当然，中国的绝大部分竞争优势不仅仅来自劳动力成本，还有生产规模、基础设施、国内市场等优势。这些优势并不会因此消失，但是也会备受考验。

人口老龄化压力加大

人口老龄化已不仅仅是个只在理论层面探讨的问题了，特别是对于中国而言，这一问题已迫在眉睫。

1987年，中国一共有2600万婴儿出生，到了今天，每年只有1500万。

现在，用工紧缺的情况越来越突出，空余的岗位和劳动力之比为1.08。每一年新增的劳动人口也从1000万下降到只有300万。最迟于2018年，劳动人口将会出现下降。

20年内，60岁以上的退休老人将翻一番，达到3.6亿，已经有家庭在担心他们的三口之家要赡养四位老人。

随之而来的还有储蓄率的下滑，短期债务上升。有经济学家认为，即使中国经济没有崩溃，在老龄化的重负下，之后的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也很难超过6-7个全百分点。

智能手机革命

移动电话席卷全世界人民的速度是让人震惊的，不仅是在富人和精英群中。不过这要感谢中国山寨机的竞争，随着普通手机的价格下降到可以“令人接受”的水平，智能手机同样面临降价“威胁”。

五年以内，数十亿人将被智能手机俘虏——发邮件、上网、拍摄视频、视像通话、使用数不胜数的应用程序以及游戏。平板电脑将会为许多人带来高质量的教育，网上授课、交互式演示将会变得如今天的谷歌那样普通。

不过，中国在这个方面再度落后了。3G时代，中国就因为疲于向世界推销中国自主研发的3G制式而落后于人，而且，中国在2014年之前都不会颁发4G牌照。

不仅如此，在传统网吧逐渐被上百万覆盖WI-FI网络的热点取代后，中国到现在才加大对家用无线网络的投资。作为苹果的主打产品，iPhone依然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成为身份的象征，尽管面临山寨侵袭。

聪明人的竞争精神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似乎已把制造业让给新兴市场，转而把目光放在创新、设计、金融以及高附加值的产业上。现在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失败的策略。英特尔的安迪?格罗夫说，美国每创造一个制造业职位，就要有十个职位被外包到新兴市场。我们要明白，“劳力者”永远比“劳心者”要多。

虽然研究与开发部门已经遍布全球，但很多关键的新技术发明还是掌握在美国、欧洲和日本手上。确实，处于领导地位的企业需要为应对国外庞大的市场竞争作出调整。他们正在变得更加灵巧，并且正收复失地。

比如，苹果、谷歌、亚马逊、脸谱（Facebook）、推特（Twitter）、YouTube，这些都是创意品牌的范例，十几年前，它们根本不存在，但是如今，这些发明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们的用户已遍布全球，并且还在不断增长。

不仅是大公司，美国的许多小公司也已经认识到，在新兴市场，就要利用好技术上的专长，走高产值、高精密的自动化制造业道路。

一些人对此甚是妒忌，他们认为制造业的利润有九成被“苹果”拿走了，只有一成留在了中国。但是他们不懂，智能手机的关键部门是多么专业化。目前，只有极少数公司有能力生产智能手机中最昂贵的芯片，也只有极少数制造商能生产智能手机的触摸屏。所以，中国在这方面走在后头并不奇怪。

不同以往的时代

我们不能再盲目地依赖庞大的新兴市场以维系未来的经济增长。中国维持了长达十年的超过10%的经济增长速度，印度的经济增长也曾一度达到8-10%，十年内，增长率可能会放缓至6-7%。这个事实会让其他国家不得不进行调整（当然他们自身也有问题，经济增速还没有中印的一半）。有些人把中国和印度的快速增长视为理所当然。对于这些人而言，这是一个痛苦的觉悟过程。

还是有理由对未来保持乐观，不过，这对于亚洲来说会是不一样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