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健身的意义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全民健身的意义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全民健身的意义范文第1篇

一、引导同学对必修项目的学习

在目前的教学内容中，同学们的爱好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比较喜欢篮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等球类项目，这些项目的学习不用我们去要求，同学们都会认真的学习，并且在课后进行积极的锻炼。而田径、武术、体操等一些项目不受大家的欢迎，这些项目在活动中比较枯燥，没有对抗性。如何引导同学们进行这些项目的锻炼,是我们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例如田径运动锻炼全面、有效的健身作用使其成为锻炼身体的首选项目。参加田径运动锻炼和参加其它运动项目锻炼一样，能够对有机体产生良好的影响，提高健康水平。同时，它还具有其它运动项目所没有或不及的健身价值。

田径运动锻炼能提高人的基本活动能力，以及人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抗病力。走、跑、跳、投等活动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活动能力。经常参加走、跑、跳、投的练习可以巩固人的基本活动能力。生活中我们常见的“飞毛腿”、“大力士”，都是坚持跑步和力量练习的结果。另外，由于田径运动多在户外进行，因此在从事田径运动锻炼过程中，能使人体更多地受到空气、日光等自然力的锻炼，从而提高人体体温的调节能力，增强人体对外界环境的适应力和对疾病的抵抗力。譬如，经常参加晨跑锻炼的人就不易患感冒，抵抗 力强。由于田径运动锻炼对于抵抗疾病，增进健康有明显效果，受到千百万人的重视，特别是跑步活动逐渐风行；美国、德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长跑热”。而一些在室内进行的运动项目如：体操、乒乓球、羽毛球等则可能达不到上述健身效果。

二、培养体育意识和兴趣，养成运动习惯

运动兴趣的培养和锻炼习惯的养成往往是许多人坚持终身体育的第一动因。这就促使我们深刻地领悟到体育教学大纲中把运动兴趣的培养和运动习惯的养成，作为体育教学的重要任务要求，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所以，在学校体育期间，体育教师在指导和组织学生进行体育活动时，应注意充分地挖掘学生对运动的内在乐趣，无论是讲解、示范和组织教学，都要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引起学生的兴趣，调动学生参与运动的积极性，让学生在运动中能充分表现出自己的运动才能，感受到参加运动对自己体质增强的实效，从而激发对体育运动的喜爱。那么，培养体育意识，养成自觉锻炼习惯，己成为学校培养学生终身从事体育锻炼习惯兴趣和体育能力重要的目标。体育锻炼贵在有恒，提高对体育锻炼的认识，明确锻炼目的，提高锻炼自觉性，养成终身锻炼的习惯，有规律的生活，做到锻炼身体科学化、知识化、经常化。

三、在教学中增加同学们对大众健身的了解

大众对健身知识了解多少，现在大家在工作之余，会到健身房进行一些健身锻炼。例如：跑步，器械练习，还有健身课程。但是有多少人了解一些简单的健身知识呢？你知道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的区别吗？在打羽毛球的时候，你会穿着慢跑鞋上场吗？在不小心扭伤之后，正确的急救方法是立即冷敷还是热敷？你了解运动靶心率的含义，并用它来指导自己的健身活动吗？这些问题你能在第一时间准确无误又毫不犹豫地回答出来吗？公园里散步锻炼的人越来越多，健身房的连锁店面越开越火，各种群众体育活动也越来越有市场，不过在这繁荣的背后却有一个不应忽视和回避的问题。

四、无论是为了强身健体，还是为了修身养性，自觉参加体育锻炼的意识可谓是深入人心。然而当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健身行列的同时，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大到运动员在马拉松赛场上猝死，小到球场上膝盖、踝关节扭伤的不断出现。于是，如何掌握科学健身知识、有效地指导自己安全健身，成为了在全民健身之路上已经脱离“温饱”正奔向“小康”的人们亟须解决的问题。所以，在中学阶段，我们应加强学生健身知识的学习，教给同学们一些简单的健身知识，例如：运动损伤的防治，激烈运动前怎么做一些准备活动，运动中要注意的一些问题等。

总之，体育锻炼不仅是人们个体发展的需要，也是提高全民族体质的需要，更是全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需要。《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指导下的学校体育，不仅对学校体育作用、目的以及对教师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将对学校体育课程、体育教材产生深刻的影响。我们只有认真研究与探讨终身体育教育观下学校体育教育内容的更新，树立终身体育教育观，才能使学校体育成为实施终身体育教育全过程中的基础阶段。由此，大众健身作为一种现代体育思想，己成为终身教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全民健身的意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全民健身;公益事业;百里健行

前言

2012年，国务院印发了《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把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健康水平为根本目标。但在我国长期“重竞体、轻群体”思想的影响下，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还不够广泛，群众的体育健身意识还不够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还不多。百里健行这样具有非竞技性、公益环保性、参与的灵活性、民间组织性的大型全民健身活动能让学生、企业以及其它体育爱好者都能参与其中，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

我国公益事业发展起步很晚，既有公众对公益事业的认识和参与不够，企业和媒体的参与不足，也有公益内部组织能力不强，缺乏行业支持，大多数公益组织特别是民间公益组织普遍存在人才和资金的匮乏。仅仅依靠体彩的收入来投身我国的体育公益事业是不够的，可以充分挖掘民间财富和公众公益慈善积极性，让公益事业走进公众日常生活、填补社会诸多急需而政府又缺乏的财力物力，调解矛盾，还能增强公民的社会责任感，推动我国公益事业的发展，利国利民。

1.百里健行概述

百里健行最早可能来源于毅行活动，毅行是户外体育运动的一种形式，又称百公里徒步，起源于香港，由香港慈善机构乐施会组织的公民自愿参加的徒步活动，现在毅行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扩大，是目前我国最有影响力的长途步行活动[1]。

南昌市为了响应国家体育总局全民健身运动的号召，提高广大市民健康水平，进一步提升英雄城南昌的文明程度，加速城市和谐发展，全面展示新南昌的美好形象，由南昌绿野户外俱乐部发起的“百里健行”公益徒步活动是大型全民健身公益品牌活动，该活动自2009年开始已成功连续举办六届，由最初只有俱乐部发到后来由南昌政府组织主办、俱乐部或企业协办，由参与人数从100多人到现在每届人数多至两万，百里健行已经成为南昌市民所熟知的大型全民健身公益活动，一年一度的户外盛会。

2.我国公益事业现状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公益事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从总体来说还十分落后，主要表现在政策和法规不健全，税收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们支援捐助的动力，造成了公益捐赠水平较低;公益机构发展刚刚起步，不仅数量少，而且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弱，多数尚且没有足够的社会公信力;公益事业发展研究和支持工作严重滞后，尚未有较全面的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机构，即从资金支持、能力建设和专门技术方面的支持系统，由部分机构摄像参与此类活动计划，但由于缺乏战略性的全面考虑以及资金的不足等诸多因素造成公益活动的不连续性;来自公益事业民间组织本身的挑战。一方面管理体制落后，我国民间组织的不少管理机制还停留在仿照事业单位模式的水平上，另一方面，缺乏高水平的专业人才，因为管理体制的问题使得中国大量民间组织的工资和福利水平不高，对于高素质的管理人员难以形成有效的吸引，使得尚缺乏人才的民间组织;由于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长期统包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造成公民公益观念落后，个人主动性公益捐赠参与率较低[2]。

3.南昌市第六届百里健行与公益事业的结合

3.1环城徒步百里，强健身心，培养团队意识，具有教化价值

第六届百里健行活动设置八个打卡点，每经过一个点都要打卡登记，全部打卡以后可以获得中国百里健行协会颁发的奖状，通过长距离、长时间的徒步，体能和毅力都得到很好的锻炼，而且通过参与、坚持、友爱互助，其意志品质、社会公德、集体意识得到强化，参与者得到了精神上的回报。

3.2 增设子项目――公益挑战赛，为爱而战

此次百里健行增设子项目―公益挑战赛，它以组队形式报名参加，分为企业组、高校组和自由组，团队间进行筹款、竞速和人气三个方面的综合竞赛，最终所有的筹款，由南昌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统一管理，用于帮助继续救治的大病儿童。

3.3利用新媒体全程记录文明公益行

全新的网络线上微博、微信互动：文明益起“赞”、文明益起“拍”、文明益起“拾”、爱心益起来！用手机记录在“百里健行”公益徒步活动中觉得很“赞”的人、物、事，记录南昌城市的街道、建筑、环境卫生的变化，徒步活动中的趋势，城市中美中不足希望提升的地方，在徒步活动的过程中，看到路边有纸屑、塑料袋等废弃物品随手拾起放入垃圾桶内。这种微公益是一种简单易行、方便快捷的公益模式，大大降低了公益事业传播和参与的门槛，其传播速度快、成本低，积少成多的力量也很大[3]。

3.4政府主导，企业积极参与，既做公益，又增加社会影响力

3.4.1中航信托提供爱心午餐

中航信托倡导健行活动“全民健身，为爱而行”的赛会主题，为参赛者们精心准备了国旗爱心贴卡，健行爱好者身披贴有国旗爱心贴卡的战袍一路传递着爱与希望。设置在活动第五大卡点的中航信托爱心中转站还为参赛选手精心准备了免费的面包及饮用水，在适逢午饭时点为广大健行爱好者提供了切实的贴身关怀。

3.4.2多家媒体与企业全程赞助

活动参与者只需要报名参加，不需要任何的费用，还能免费得到组委会颁发的奖状。这对参与者不仅是一份荣耀，更加坚定自己坚持锻炼，用自己的力量去做公益事业。

南昌市第六届百里健行的成功举办，影响范围越来越大，表明全民健身和公益事业能够协调统一的结合起来，具有社会个人双赢、促进个体身心健康、社会和谐、利国利民的社会效益。

4.小结

百里健行运动符合人们新时期对锻炼意识与身体以及增加社会责任感的需求，应该要形成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和企业运作的模式，响应全民健身运动的号召，政府动员式的健行运动参与活动中，参与者怀着对公众利益的诉求或期望，希望通过参与这项运动表达自己对公益事业的热爱和支持，使民间组织与政府形成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来推动公益事业的持续进行[4]。（作者单位：南昌航空大学体育学院）

基金项目：南昌航空大学第九届三小项目。

参考文献：

[1]王占坤.毅行运动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 ，2015（01）;49-50.

[2]孟劲.我国公益事业发展中的政府作用研究[D].

全民健身的意义范文第3篇

目次

三《条例》限制赔偿政策的事实根据论―答记者问见解的问题性

(一)“特殊立法政策”的内容和事实根据

(二)“特殊立法政策”的事实根据论的问题性

(三) 对其他相关问题的评论

四 放弃现行法律适用原则的必要性和解决法律适用问题的代替方案

(一) 放弃“区分不同案件分别适用法律”原则的必要性

(二) 解决医疗侵权赔偿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代替方案

结论

三 《条例》限制赔偿政策的事实根据论―答记者问见解的问题性[44]

如前所述,答记着问强调, 条例“体现了国家对医疗事故处理及其损害赔偿的特殊立法政策”。那么, 答记者问所说的特殊立法政策的内容是什么呢? 在损害赔偿问题的处理上, 条例所体现的立法政策与民法通则所体现的立法政策有什么不同呢? 条例所体现的特殊立法政策又是以什么事实为根据的呢? 被作为根据的那些“事实”是否符合客观现实呢? 即便符合客观现实, 以这些事实为根据, 是否能够证明条例对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限制性规定具有政策上的合理性呢? 这些就是本节要检讨的问题。

(一) 条例所体现的特殊立法政策的内容及该政策的事实根据

条例第1条规定,制定条例的目的是“正确处理医疗事故,保护患者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医疗秩序,保障医疗安全,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条例起草者卫生部的汇报指出, 修改办法的经济补偿制度的原则是“既要使受损害的患者得到合理赔偿,也要有利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和医学科学的健康发展”[45]。答记者问的表述与卫生部汇报的见解基本相同, 但更为直截了当。它指出, 条例之所以要对赔偿金额作出限制, 就是“为了推动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进步”, 换言之, 如果不对医疗事故的赔偿范围和标准作出现行条例所作出的限制, 如果法院对医疗事故引起的赔偿案件适用体现了实际赔偿原则的民法通则的规定, 那么, 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进步就会受到不利的影响[46]。由此可见, 答记者问所强调的特殊立法政策的“特殊”之处, 亦即在赔偿政策上条例与民法通则的不同之处,在于条例以保障和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这一公共利益来限制患者或其遗属原本根据民法通则所体现的实际赔偿原则所可能得到的赔偿这一个别利益。笔者在此将该政策简称为“公益限制赔偿政策”。

根据答记者问的说明, 条例所体现的公益限制赔偿政策是以下述被政策制定者所认定的四项事实为根据的。① 医疗行为具有较高的风险性, ② 我国医疗行业具有公共福利性, ③ 我国医疗机构的承受能力有限, ④ 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对照条例起草者卫生部的汇报可以发现, 答记者问所提出的事实根据论,除了其中的第①项似乎是答记者问自己的看法(笔者不知道卫生部是否在其他正式场合表达过这样的见解)以外,基本上反映了卫生部在汇报中所表达的见解[47]。

以下, 笔者对“公益限制赔偿政策”的事实根据论进行分析和评论。

(二) “公益限制赔偿政策”的事实根据论的问题性

1． 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不能说明条例限制赔偿的正当性。

答记者问没有说明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与限制赔偿到底有何关系。笔者在此姑且作出两种推测[48],然后分别加以评论。

(1) 答记者问也许是想说: 高风险性这一客观因素的存在, 降低了过失这一医疗侵权的主观因素在赔偿责任构成中的意义。人们应当承认以下两个事实, ① 在医疗过程中, 即使医务人员充分履行了注意义务, 也未必能够完全回避诊疗的失败及由此引起的患者人身损害的发生; ② 即使医务人员在实施医疗行为方面确实存在过失, 损害后果的发生也往往在一定程度上与该项医疗行为固有的风险性存在一定的关系。因此, 在设计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制度时, 应当考虑到医疗风险这一客观因素在损害形成中所起的作用, 不应当把在客观上应当归因于医疗风险的那部分损失也算在医疗机构的头上。条例对赔偿数额作出限制反映了医疗事故损害与医疗风险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关系这一事实, 因此是合情合理的,是正当的。

笔者基于下述理由认为, 上述推论是不能成立的。① 医疗行为具有较高的风险性这一事实认定本身不能反映现实中的医疗行为与医疗风险的关系的多样性。现实情况是,医疗行为不仅种类极其繁多而且存在于医疗过程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有的可能具有高度的风险( 比如确诊率极低的没有典型早期症状的某些疾病的早期诊断, 成功率极低的涉及人体某一重要器官的复杂手术,对抢救患者生命虽然必要但严重副作用的发生可能性极高的急救措施)，有的则可能几乎没有风险（比如在遵守操作规范的情况下的一般注射，常规检验，医疗器械消毒，药房配药，病房发药等）② 这种推论误解了医疗风险与医疗事故民事责任的关系, 因而是根本说不通的。众所周知, 我国的医疗侵权责任制度实行过错责任原则, 而非严格责任原则。既然如此, 那么在医疗损害的发生被证明为与医疗过错和医疗风险(特指与医疗过错无关的风险)[49] 二者都有关系的场合, 医疗机构只应承担与其医疗过错在损害形成中所起的作用相应的赔偿责任。在医疗侵权法上, 风险因素与民事责任不是成正比而是成反比, 风险因素对损害的形成所起的作用越大, 医疗机构因其医疗过错所承担的赔偿责任就越小。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不是增加而是可能减轻医疗机构民事责任的因素。只有在适用严格责任原则的侵权领域, 高风险性才可能成为增加民事责任的因素。

(2) 答记者问也许是想说, 如果事先不通过制定法(比如条例)对赔偿范围和数额作出必要的限制, 那么医疗机构就会因害怕承担其不愿意承担或难以承担的高额赔偿责任而指示其医务人员以风险的有无或大小作为选择治疗方案的主要标准,尽可能选择无风险或较小风险的治疗方案; 医务人员在治疗患者时就会缩手缩脚,不敢为了抢救患者的生命而冒必要的风险, 患者的生命健康利益因此就可能得不到原本应当得到的医疗保障。所以, 条例限制赔偿标准,有助于调动医师救死扶伤的职业积极性, 最终将有利于患者疾病的救治。笔者认为, 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严重脱离实际的推论, 因而也是没有说服力的。① 在对赔偿数额不作限制(尤其是不作低标准限制), 实行实际赔偿原则的情况下,医师果真会从积极变为消极, 对患者该治的不治, 该救的不救, 该冒的险不敢冒吗? 限制了赔偿数额,医师果真就会因此而积极工作, 勇于担负起治病救人的重任吗? 这一推论符合医疗侵权的实际状况吗? 依笔者之见, 在适用民法通则的实际赔偿原则或赔偿标准高于条例的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情况下, 医师未必会因害怕出差错•承担较高的赔偿责任而该治的不敢治, 该救的不敢救, 该冒的险不敢冒。因为在许多场合, 采取这种消极回避态度反而会导致医疗不作为或不完全作为所构成的侵权。不仅如此, 因为这种消极态度可能具有放任的性质, 因而在其导致的侵权的违法性程度上也许比工作马虎或医术不良所引起的延误诊疗致人损害的侵权更为严重。② 医疗的宗旨是治病救人, 因而是不考虑风险违规乱干不行, 顾忌风险违规不干也不行的典型行业。医师必须遵循诊疗规范,充分履行注意义务,尽善管理。③ 限制或降低赔偿标准, 就算可能有调动医师积极性减少消极行医的效果, 也免不了产生降低医师的责任感, 纵容违规乱干的严重副作用。④ 按照风险论的逻辑, 条例规定的赔偿制度还不如办法规定的一次性经济补偿制度; 对广大患者而言, 他们的生命健康利益获得医疗保障的程度在条例时代反而会降低, 因为医务人员的救死扶伤的积极性由于条例( 较之办法)加重医疗事故赔偿责任而降低了。

2． 即使我国医疗行业具有公共福利性质, 以此为据限制赔偿也是根本没有说服力的。

答记者问没有(卫生部汇报也没有)具体说明我国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有何含意, 更未具体说明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与条例的限制赔偿政策之间有何关系。笔者在此参考有关的政策法规文件和一些文章中的议论[50], 分别对这两个问题的内容作出以下的推测。

(1) 我国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 在我国医疗服务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公立医疗机构,是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是公益事业单位,它们所提供的医疗服务对患者而言, 具有一定的福利性质。② 政府对公共医疗事业的财政投入将随着经济的发展逐年增加。政府的财政投入为公共医疗事业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进步, 从而为广大患者能够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创造了一定的物质条件。政府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实行税收优惠和合理补助的政策,为这些机构的福利性医疗服务提供了一定的支持。③ 政府为了增进广大人民群众的医疗福利, 减轻患者个人的医疗费用负担, 在城镇为职工建立作为社会保障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在农村推行和资助合作医疗制度, 邦助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在当地也能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④ 政府考虑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负担能力, 对医药品市场价格和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价格进行适当的控制。

(2) 医疗行业具有公共福利性这一事实, 决定了因医疗事故而发生的医患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以下的特点。① 它是在非自愿( 公共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在法律上有义务向需要的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的并且是非完全等价( 公共医疗服务的提供不以完全的等价有偿为原则 ) 的基础上进行利益交换( 患者仍需支付一定的医疗费用) 的当事者之间发生的赔偿关系, 不同于在完全自愿•等价有偿的基础上进行利益交换的当事人即通常的民事活动当事人之间发生的赔偿关系。② 它是提供医疗服务利益的医疗机构和接受医疗服务利益的患者之间因前者的利益提供行为发生错误导致后者受到损失而引起的赔偿关系, 换言之, 是好心人办错事引起的赔偿关系, 不同于通常的侵犯他人合法权利所引起的赔偿关系。③ 它在事实上又是以作为公共医疗的投资者的政府为第三人( 赔偿问题不仅可能影响到政府投资的效益,而且可能使政府投资本身受到损失)同时以利用该医疗机构的广大患者为第三人( 赔偿问题可能影响到该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从而影响到利用该医疗机构的广大患者的利益)的赔偿关系, 不同于仅仅涉及当事者双方利益或至多涉及特定私人第三者利益的赔偿关系。

(3) 正是因为医疗行业具有公共福利性这一事实决定了因医疗事故而引起的医患之间的赔偿关系具有不同于通常的债务不履行或通常的侵权所引起的赔偿关系的特征, 所以条例起草者才将该事实作为调整这种赔偿关系的特殊政策的依据之一。如果不考虑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 如果不以该事实为依据制定特殊的赔偿政策, 而是完全根据或照搬民法通则所体现的实际赔偿原则, 那么, 医疗事故赔偿的结果, 不仅对于赔偿义务人医疗机构可能是不公正或不公平的, 而且会使国家利益和广大患者群众的利益受到不应有的损害。

笔者认为, 上述见解（假定确实存在）, 根本不能说明条例限制赔偿政策的合理性。

(1) 答记者问在论证限制赔偿政策具有合理性时, 只提“我国医疗行业具有公共福利性”这一“事实”,不提我国的医疗行业和医疗服务在相当范围和相当程度上已经市场化和商品化, 我国的绝大多数公民还得不到医疗费负担方面的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这两个有目共睹的现实。这种论法很难说是实事求是的。“我国医疗行业具有公共福利性”这一事实认定，本身就是非常片面的; 这一“事实”作为答记者问所支持的条例限制赔偿政策的前提之一, 本身就是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成立的。

① 众所周知, 在条例起草和出台之时, 更不用说在答记者问发表之时, 我国的医疗行业已经在相当范围内和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市场化。第一, 从我国医疗行业的主体来看, 被官方文件定性为“非营利性公益事业”[51] 单位的公立医疗机构,在我国医疗服务体系中确实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它们所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项目, 据说因其价格受到政府的控制, 所以对接受该服务的患者而言,具有一定程度的福利性。但是,在我国的医疗行业, 非公立的完全营利性的医疗机构早已出现, 其数量以及其提供的医疗服务所占有的市场分额均有明显的增长趋势; 民间资本或外资与公立医疗机构的各种形式的合资经营也已经成为常见的现象。它们扩大了完全商品化的医疗服务市场。由于它们所提供的医疗服务, 在价格上是放开的, 所以对接受其服务的患者而言, 没有福利性 ( 除非将来有一天把这类医疗服务也纳入作为社会保障的医疗保险的范围)。此外, 只有非营利性公立医疗机构才是中央或地方财政投入及有关的财税优惠政策的实施对象。营利性医疗机构当然是自筹资金、完全自负盈亏的企业[52] 。第二, 从公立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的价格来看, 首先, 公立医疗机构配售给患者的药品和消耗性材料的价格往往高于或明显高于市场零售价(换言之,实际上往往高于或明显高于医院采购成本和管理成本的总和), 具有明显的营利性(据说其目的在于“以药养医”); 尽管医疗机构所采购的一定范围的药品的市场价格受到政府价格政策的控制(以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方式), 但这种控制是为了保证基本医药商品的质价相符, 防止生产或销售企业设定虚高价格 (明显高于生产经营成本和合理利润的总和的价格即暴利价格) 谋取不适当的高额利润[53]。因此这种政府控制价格与计划经济时代的计划价格有本质的不同, 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即所谓“低价”, 而是比较合理的市场价格。所以, 这种价格控制, 虽然有利于消费者或患者正当利益的保障, 但并没有任何意义上的福利性。其次, 基本诊疗服务项目( 比如普通门诊和急诊; 一定范围的检验和手术; 普通病房等一定范围的医疗设施及设备的利用)的价格,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价格政策的控制, 因而也许可以被认为具有一定程度的福利性, 但具有明显的收益性或营利性( 即所谓创收 )的医保对象外的五花八门的高收费医疗服务( 比如高级专家门诊、特约诊疗卡服务、特需病房、外宾病房等)在较高等级的许多公立医疗机构（尤其是三级甲等医院）中早已出现并有扩大的趋势。此外, 在许多医疗机构中, 原本属于护理业务范围内的一部分工作也已经由完全按市场价格向患者收费的护工服务所替代。所以, 被官方定性为非营利性公益事业单位的公立医疗机构,在事实上正在愈益广泛地向患者提供没有福利性的甚至完全收益性或营利性的医疗服务。

② 从患者负担医疗费用的情况来看,第一, 加入了基本医保的患者,一般除了必须自付一定比例的医疗费用外,还须支付超出其医保限额的医疗费用。他们选择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所提供的医保对象外的医疗服务,或选择定点医保医疗机构以外的医疗机构（包括营利性医疗机构）所提供的医疗服务,因而完全自付医疗费的情况并不少见。同样是享受医保的患者,其享受医保的程度即自付医疗费占实际医疗费的比例可能不同; 符合特殊条件的一小部分患者,则可能基本上或完全免付远远大于一般医保患者所能免付的范围的医疗费[54]。第二, 更为重要的事实是, 我国所建立的社会基本医保制度,不是以全体居民为对象的医疗保险制度(比如日本的国民健康保险制度),而是仅仅以城镇的职工(城镇中的所有用人单位的职工)本人为对象的医保制度[55],加入者的人数至今还不满我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56]。换言之, 我国城镇的相当数量的居民和农村的所有居民是不能享受基本医保的(即完全自费的或几乎完全自费的)社会群体(除非加入了商业医保,但商业医保不具有福利性)。政府虽然已决定在农村建立由农民个人缴费•集体扶持•政府资助的合作医疗制度,但由于种种原因,且不说这一制度才刚刚开始进行个别的试点(更不用说在一些贫困地区,甚至连最基本的医疗服务设施也不存在),就是全面铺开,它为广大农村居民所可能提供的医疗保障的程度也是极其微薄的[57]。要言之, 答记者问和卫生部汇报所强调的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对于我国的绝大多数居民来说, 即使在某种意义上(比如公立医疗机构的部分诊疗服务的价格受到政府的控制)也许可以被理解为存在,也只是非常有限的,微不足道的。

笔者之所以强调上述两个方面的事实, 并非为了批评现行的医疗福利政策, 而仅仅是为了指出以下两个多样性的存在。第一个多样性是医疗行业或医疗服务与医疗福利的关系的多样性。医疗行业既存在福利因素又存在非福利因素, 既存在公益因素又存在营利因素; 有的医疗服务具有福利性,有的医疗服务则没有福利性; 有的医疗服务具有较高程度的福利性, 有的医疗服务只有较低程度的福利性。第二个多样性是患者与医疗福利政策的关系的多样性。有的患者能够享受较多的医疗福利, 有的患者则只能享受较少的医疗福利, 有的患者则完全不能享受医疗福利; 能够享受医疗福利的患者既有可能选择具有福利性的医疗服务, 也有可能选择没有福利性的医疗服务; 享受基本医保的不同患者所享受的医保利益又可能存在种种差别甚至是巨大的差别。据此, 我们应当承认, 支持医疗事故赔偿限制政策的公共福利论无视这两个方面的多样性, 严重脱离了现实, 因而没有充分的说服力。

(2) 即使医疗行业所具有的公共福利性能够成为限制福利性医疗服务享受者的医疗事故赔偿请求权的正当理由之一, 现行条例关于医疗事故赔偿的规定, 由于没有反映以上笔者所指出的患者与医疗福利政策的关系的多样性这一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 所以它不仅违反了条例起草者卫生部所主张的公共福利论的逻辑, 而且从公共福利论的观点看, 它又是显失公正和公平的。

① 根据公共福利论的逻辑, 条例原本应当将患者所接受的引起医疗事故的医疗服务与医疗福利的关系(即是否具有福利性, 具有多少程度的福利性)作为确定医疗事故的具体赔偿数额的考虑因素之一, 原本应当采取赔偿数额与自费程度成正比•与福利程度成反比的原则,使得自费程度较低的被害人较之自费程度较高的被害人,部分自费的被害人较之完全自费的被害人,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获得较低比例的赔偿数额。换言之, 使后者能够获得较高比例的赔偿数额。令人感到难以理解的是,条例竟然没有作出这样的规定(条例仅将医疗事故等级、医疗过失行为在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与患者原有疾病状况之间的关系作为确定具体赔偿金额时应当考虑的因素(第49条第1款))。

② 公正性是良好的法律制度的基本标准之一。如果答记者问和卫生部汇报所主张的公共福利论, 从所谓“患者能够获得的赔偿数额与该患者自付的医疗费用应当实现某种程度的等价性”的观点看, 确实还带有那么点“公正性或公平性”的意味的话, 那么, 卫生部在以我国医疗具有公共福利性为事实根据之一设计医疗事故的赔偿制度时, 就应当充分注意患者与医疗服务福利性的关系的多样性, 所设计的赔偿制度就应当能够保证各个医疗事故的被害患者都有可能按照所谓“等价性”原则获得相应数额的赔偿。很可惜, 现行条例的赔偿规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一刀切的错误。说的极端一点, 它使得医疗费用自付率百分之百的患者,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只能获得医疗费用自付率几乎接近于零的患者所能够获得的赔偿数额。

③ 从立法技术论上看, 卫生部的失误在于, 她将医疗服务的福利性这个因案而异•极具多样化和个别化的事实,因而只能在各个案件的处理或裁判时才可能确定的事实,当作她在制定统一适用的赔偿标准时所依据的事实即所谓“立法事实”(具有一般性或唯一性并且在立法之时能够确定或预见的事实)。卫生部显然没有分清什么样的事实属于立法事实,可以被选择作为立法的依据, 什么样的事实不属于立法事实, 因而不应当被作为立法的依据,只能被选择作为法的实施机关在将法规范适用于特定案件时认定或考虑的事实。混淆二者,是立法上的大忌。如果将后者作为前者加以利用而不是作为一个因素或情节指示法的实施机关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加以认定或考虑, 那么,制定出来的法就不仅会因其事实根据的不可靠而可能成为脱离实际的有片面性的法, 而且在其适用中可能成为不公正的法。如前所述,为了避免条例制定的赔偿标准在适用中引起明显的不公正后果, 卫生部原本(如果她认为在政策上确实有此必要的话)应当将涉及福利性的问题作为医疗事故处理机关在具体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的因素之一,同医疗事故等级等因素一起,在条例第49条第1款中加以规定。

(3) 即使我国医疗行业具有相当高度的、相当广泛的、对不同的患者而言相当均等的福利性( 比如达到了日本或一些欧州国家的程度), 以其为据限制医疗事故赔偿也是没有说服力的。

① 生命健康权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 理所当然地受到现行宪法和一系列相关法律的保护。充分保障这一权利, 建立具有适当程度的公共福利性的医疗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 使每一位居民, 不论其经济能力如何, 都能得到相当质量的必要的医疗服务, 是政府在宪法上的责任。我国医疗行业保留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公共福利性，政府从财政上给予医疗事业必要的支持, 应当被理解为是人民权利的要求, 是政府对其宪法责任的履行, 而不应当被看成是政府对人民的恩惠。财政对医疗事业的投入, 并非来自政府自己的腰包, 而是人民自己创造的财富。在笔者看来, 以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为理由的医疗事故赔偿限制论, 似乎缺少人民的宪法权利和政府的宪法义务这一基本的宪法意识, 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看成是政府通过医疗机构的服务对百姓患者实施的恩惠。

② 如果说社会福利在有些资本主义国家(比如美国)的一个时期内, 曾被仅仅视为国家对社会的弱势群体的特殊照顾或恩惠(不是被视为福利享受者的法律上的权利)的话, 那么就应当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它当然应当被首先理解为国家性质的必然要求。我国只要还坚持宣告自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 就必须坚持这种理解。以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为理由的医疗事故赔偿限制论, 似乎缺少鲜明的社会主义观念, 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医疗福利仅仅理解为政府所采取的一种爱民利民政策。

③ 任何社会福利政策,只有获得了完全意义上的法律保障才可能真正为人民带来切实可靠的福利。笔者在此所说的完全意义上的法律保障是指,不仅福利的提供要有法律保障, 而且在福利的享受者因福利的具体提供者的过错而受到损害的情况下也要有充分的法律救济的保障。 否则, 提供福利的法律保障就失去了充分的现实意义, 人民享受的福利就只能是残缺不全的福利。以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为理由的医疗事故赔偿限制论, 似乎缺少全面法律保障的观点, 它弱化了法律救济的机能, 使本来就程度很低•范围很窄的医疗福利退化为残缺不全的福利。

全民健身的意义范文第4篇

今年8月8日是国务院设立的第个“全民健身日”，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通过广泛深入宣传和组织开展丰富多彩、贴近生活、方便群众参与的体育健身展示、交流、比赛、辅导、培训活动，提高全社会对设立“全民健身日”重大现实意义，增强全民的体育健身意识，培养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健身、参与健身、追求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良好环境和氛围，为构建和谐发挥积极作用。

二、活动主题

人人共享体育，体育造福人人

三、活动原则

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日”活动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实效、因地制宜、群众受益的原则。注重8月8日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与全年性、日常性健身活动相结合，突出全民健身活动的科学性、健身性、趣味性，最大程度地吸引群众广泛参与。

四、组织活动机构

五、“全民健身日”活动安排

1、时间、地点：8月8日9:00，场镇

2、参加领导：拟请镇领导、镇全民健身活动组委会成员等。

3、参加人员：各村报名参赛选手。

4、活动项目：⑴介绍出席启动仪式的镇领导;⑵请镇领导致辞;⑶镇领导宣布“‘全民健身日’宣传展示活动开始”;⑷比赛项目：中国象棋、围棋、同步奔小康、蜈蚣赛跑、跳大绳、自行车慢骑、搬轮胎5、宣传展示用图片展示镇有特色的健身项目、优异成绩和群众健身的场景等。

六、活动要求

（一）加强领导。开展好“全民健身日”活动意义重大，按照镇组委会的统一要求和部署，切实加强对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日”活动的组织领导，精心组织，统筹安排。

（二）广泛发动。活动当天镇各单位、学校、村要广泛开展活动，让广大群众切实享受到健身带来的健康和快乐。同时要充分发挥相关体育组织的作用，进行健身科普咨询，指导、组织健身活动。

（三）为营造会场气氛，要求参加启动仪式的各党支部自制宣传横幅一条，标语自选，活动当天带入会场。

附：镇全民健身活动标语

1、全民健身利国利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2、认真贯彻《全民健身条例》切实提高全民身体素质

3、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4、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

5、生命在于运动健身贵在参与

全民健身的意义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西安市碑林区健身人群 全民健身现状 现实意义

2009年，国务院第一次颁布专门促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行政法规《全民健身条例》，使全民健身工作有了法律层次上的认可和规范，2011年1月份国务院又颁发了《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碑林区是西安市的中心城区之一，是享誉西北的商贸、科教、文化和旅游区，对该区全民健身现状的调查与分析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1.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文以西安市碑林区的健身人群为研究对象。在西安市碑林区兴庆公园、长乐公园、环城公园、丰庆公园四个公园广场共发放430份问卷，回收417份问卷（回收率为：97%），有效问卷402份（有效回收率为：96.4%）。并对部分锻炼者和碑林区文体局的社会文化体育科科员进行了访谈，了解了碑林区场地设施、健身宣传、社会体育指导员等实际情况。

2.研究结果与分析

2.1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在性别上，调查结果显示，女性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要高于男性。在年龄上，调查结果显示，整体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趋势，25岁以下占26.4%，从26岁开始，居民的参与率逐渐降低，36～45岁群体的参与率最低，之后有回升的趋势。55岁以上群体的参与率达到27.6%。在职业上，调查结果显示，非在职人员占45.5%，在职人员占54.5%，非在职人员多为离退休人员，也有一些下岗失业人员。在职人员职业分布较广，按照所占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学生、教科文卫工作者、管理人员、工人、服务人员、其他职业。

2.1.1对《全民健身条例》和《全民健身计划》的了解程度

在对《全民健身条例》和《全民健身计划》的了解程度的调查中，六成居民对《全民健身条例》和《全民健身计划》有不同程度的了解，但仍有将近四成的居民对此只是知道但并不了解其内容甚至从未听说过。

2.1.2对体育锻炼重要性的认识

调查显示，有60.7%的居民认为体育锻炼很重要，39.3%的居民认为体育锻炼的重要性一般，没有居民认为体育锻炼不重要。这说明人们对体育锻炼的重要性都有正确的认识，但是认识程度还不够深。

2.1.3体育消费

调查显示，碑林区居民在体育上的年消费水平在500～1000元间的占到整个被调查群体的45.5%，其次500元以下的占28.8%，最后是年消费额在1000～2000元之间的占17.2%和2000元以上的占8.5%，也就是年消费额在1000元以上的占到25.7%，而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调查公报》显示，中国城乡居民2007年人均体育消费水平为593元。可以看出西安市碑林区的居民体育消费是适中的，居民的体育消费意识在不断提高。

2.2西安市碑林区居民参与健身活动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2.2.1体育人口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调查显示，西安市碑林区居民的锻炼程度处于较理想的状态，参加者活动时间较长，锻炼时间在30分钟以上的有359人；每周锻炼次数在3次及3次以上的有267人，接近锻炼次数3次以下的居民人数的2倍；锻炼强度适中，选择120～150次/分和150～180次/分的所占比例为71.2%。根据体育人口的判断标准，同时满足3项要求的人共有194人，占被调查总人数的48.2%。

2.2.2体育项目选择情况的调查与分析

调查显示，排在前面的是散步、快走、跑步和韵律操、交际舞，西安市碑林区的公园广场多、环境好，为这两项运动提供了场地。有音乐的运动可以调动居民的积极性，而散步则不受技术限制、方便易行。其次是各种球类运动，因为这些项目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深受居民的喜爱，也反映了球类运动在碑林区的普及程度。再次是游泳、武术类、跳绳和自行车。

2.2.3健身场所选择情况的调查与分析

体育锻炼场所是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重要物质基础。调查显示，排前面的是公园、广场，占28.9%。排在中间的是街道、社区的公共健身设施，占22.1%，选择单位体育设施的占17.4%，最后选择收费体育场所的占13.1%和选择学校体育场所的占11.2%。

2.2.4健身组织形式选择情况的调查与分析

调查表明，将近一半的居民是自发组织进行体育活动的，其次是学校和企事业单位组织学生和职工进行的体育活动占17.4%，排在最后的是体育协会组织和体育行政部门。

3.建议

西安市碑林区政府应增加全民健身的资金投入，提高学校体育场地设施的利用率，使学校体育与社区体育的资源共享，互为补充，提高使用效率，为居民提供锻炼身体的条件；加强全民健身的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广播、报纸杂志和街道宣传栏宣传全民健身的重要性和意义，传授体育锻炼和健身的方法，提高居民的体育健身意识；积极引导群众进行体育消费；发挥体育行政部门的职能作用，开展多样体育活动，加强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管理，增强其服务意识。

参考文献：

[1]蔡有志，张一民，李文慧.《全民健身条例》颁布的战略意义[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9，32（9）：12-18.

[2]谭琳.论《全民健身计划》实施背景下的新观念建设[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10（3）：118-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