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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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的弊端范文第1篇
（一）公共财政投融资力度不足
低碳经济的投融资模式是一种双体系，涉及投资与融资两方面问题。纵观发达国家的低碳投融资模式，其融资渠道通畅完善，方式灵活多样，拥有着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作为低碳经济立法先行者的英国，其主要的资金来源于政府普遍开征的气候变化税（CCL）。在2004~2010年间，英国GDP从22208亿美元上涨3.36%至22955亿美元，而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7年间的下降幅度高达12.22%。碳税作为一种刺激性经济政策，已在丹麦、荷兰、挪威、德国等全球范围内推广实施，实现了低碳经济工作的规范化和系统化。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诸如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投入力度大，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大都超2%，而我国直接用于发展低碳经济投融资的资金却远远不足，虽然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在逐年增加，从2008年的4937.03亿元到2012年投资总额的8253.46亿元，同比增长16.02%，是2004年的4倍之多，但是其所占GDP的比重低，仅为1.59%，只能够达到控制环境恶化的目的。同时，我国政府的重视程度不足，法律力度不够强化，缺乏碳减排的激励机制，目前尚未形成成熟稳定的投融资体制和强制性的减排约束。据统计，我国每年在节能环保市场上的投资不到1000亿元，低碳经济存在严重的投融资缺口，大约在2000亿元左右。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所2009年的《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报告》预测，照目前的投资增长速度，到2020年，节能、新能源行业和其他环保行业至少有2万亿资金缺口需要弥补。
（二）商业银行参与度不高
技术与资金是发展低碳经济投融资的最关键的两个要素，而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就要求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低碳经济投融资体系的资金投入不仅要在量上得到改善，更要追求质的提高。以节能减排、保护环境为目的的绿色信贷，利用金融杠杆，推动了世界经济由“高碳”向“低碳”的成功转型。在支持绿色信贷投融资方面，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纷纷实践了赤道原则。赤道银行提供了环境保护和风险评估框架，第一次确立了项目融资的环境与社会的最低金融行业标准，目前采用赤道银行的机构以扩大至27个国家的67家机构，其业务总量占全球项目融资的85%以上份额，业务覆盖100多个国家。而中国的第一家本土赤道银行———兴业银行，虽逐步与国际标准相接轨，为企业节能减排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其绿色信贷总额与总资产的比例仅有3.46%。《中国低碳金融发展2014年度报告》称绝大多数银行这一比例低于2%，资金缺口高达现有融资的20倍之多，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目前，中国工商银行、国家开发机构等金融机构都已研制出符合自身需求的投融资方案。但不能否认的是我国商业银行对低碳项目的服务与信贷刚刚起步，融资渠道单一，融资工具创新不足，实施绿色信贷的内在动力不足，执行效果并不明显。
（三）资本市场融资支撑不够
资本市场是调整产业结构、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平台。低碳经济周期长、技术新、投入大的特点使得碳基金、碳保险、碳证券等融资工具应运而生。目前，国际上已设立约50家的碳基金用于节能减排和清洁能源发展，不仅提高了能源的利用效率，而且为低碳发展筹措了大量的资金。以英国为代表的碳信托基金，自成立以来已实现了1700万吨二氧化碳的减排任务，节省了超过10亿英镑的能源支出。我国的碳基金始于2005年，刚起步不久，规模较小。具有低碳环保性质的上市公司数量少，低碳企业在主板和创业板上市困难，比例仅为10%左右。技术转化资金不足，缺乏相关扶持政策，资本市场参与低碳经济的融资程度不高。
（四）金融衍生工具缺乏
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大会在日本京都通过《京都议定书》，由此推动了全球碳交易市场的迅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05年全球的碳交易额为108.6亿美元，2008年迅速上升到1263.5亿美元，增长了126.6%，2011年更是创下了1760亿美元的新高。与此同时，碳交易量从2004年的0.94亿吨爆炸式地增长到2012年的105.266亿吨，涨幅高达110.99%，2020年的碳交易量有望达到440亿吨。《全球碳预算》显示，中国是碳排放量总量最大的国家，约占27%；其次是美国，占14%；欧盟占10%以及印度占6%。目前，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碳排放资源，是世界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目前正在积极探索有关碳交易的衍生工具市场，欧盟气候交易所（ECX）的排放贸易制度体系占到全球碳交易市场的68%，美国芝加哥交易所（CME）已成为全球自愿碳减排市场的典范。各种金融衍生品如碳期货、碳期权等层出不穷，对资金的扩张起到了强烈的刺激作用，碳交易市场俨然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具潜力的商品交易市场。目前，上海、北京环境交易所和天津排污权交易所已启动交易，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碳市场机制尚未成熟，碳金融衍生工具缺乏创新力度，买卖碳商品的定价权无法掌控，我国仍处于全球碳交易市场价值链的低端位置，尚未形成信息透明、统一标准化的碳交易市场。
二、低碳经济投融资发展的作用方式
（一）作用机制
影响低碳经济投融资发展的制约因素众多，主要包括能源效益、供应安全、风险预警、运营机制和实施力度这5个方面。通过研究制约因素的作用机制，有利于趋利避害，通过采取合适的方案，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的低碳经济投融资体系。该研究问题分为3个相互联系的层次，同一层次的因素既受上一层次因素的制约，同时又对下一层次因素起着制约作用。其中，最上层为最终目标层，即促进低碳经济投融资发展；中间层为制约因素层，包含能源效益、供应安全、风险预警、运营机制和实施力度5个制约因素；最下层为作用对象层，即分别从社会、经济、生态3方面探讨对制约因素的影响。3个层次之间交互制约，形成如图1的促进低碳经济投融资发展的递阶层次结构。低碳能源、供应安全、风险规避、运营机制和实施力度是是维持社会健康运转、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以及生态可持续化发展的“血脉”。能源结构的合理优化以及利用效率的提高有利于探索挖掘节能环保的新能源，减少传统化石能源的耗用，增加对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无碳能源的选择与预测；近年来能源战争的爆发以及“煤荒、油荒、气荒”的出现使得传统化石能源不可再生的弊端日益显现，人们更多地倾向于寻找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此确保有充足稳定的可再生能源的供给；信用风险、金融风险、市场风险的合理规避，能够最小化对社会生活、经济增长和生态优化的威胁，权衡好风险和收益的关系，保证低碳经济投融资发展的“三性”平衡；节能减排政策、税收优惠等保障机制与激励机制的运用，如政府强制性对高碳产业采取减排措施，对低碳产业实施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保障法律权利和福利权利等进一步地刺激了产业的低碳化和投融资的发展；创新与重视力度的加大，能够活跃我国的低碳经济市场，为我国低碳投融资的发展注入新生的活力与迸发力。可以看出，这三个层次构成了一种交互相织的网状关系。人们对社会的要求、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以及对环境预期等因素的影响，都会使能源效益、供应安全、风险预警、运营机制和实施力度发生相应的变化，进而影响低碳经济的投融资发展。研究层次结构的作用机制，可以得到制约因素对低碳经济投融资发展的影响强弱，更加明确其在社会、经济和生态在发展低碳经济投融资过程中的重要性，并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采取措施，不断构建和完善我国的低碳经济的投融资体系。
（二）促进作用
随着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亟待解决，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低碳经济的规模化发展。虽然我国的低碳经济起步较晚，而且面临着多种问题，但不能否认的是，发展低碳经济投融资促进了我国的社会稳定、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低碳经济投融资发展也双向地对公共财政、绿色信贷、资本市场和碳交易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如图模型所示，发展低碳经济投融资体系的影响是相互的。投资低碳经济能反向地加大公共财政的投入，构建和完善绿色税收体制；实现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与国际社会的双赢局面；促进多种融资工具的创新，增强资本市场的活力与竞争力；逐步提高我国在全球碳交易市场中的话语权，提升我国的碳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国际化水平。与此同时，公共财政投入力度的加大为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绿色信贷和赤道银行的规范促进了我国经济结构逐步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步伐，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拓宽了低碳产业的融资渠道，日益活跃的碳交易和推层出新的碳金融衍生工具也共同推动了和谐共生的低碳经济投融资机制的发展与创新。
三、主要结论与建议
构建低碳时代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我国低碳投融资模式的转型已经到了关键时刻。针对我国低碳经济投融资的发展现状，分别从公共财政、绿色信贷、资本市场和碳交易四个方面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
（一）政府不仅应制定好低碳制度
更应加大监督与管理力度，运用宏观手段激励金融机构的融资和直接的资金供给，微观上配套风险补偿和税收优惠等财政政策，积极发挥税收杠杆作用，引导社会资金投向低碳领域。宏观与微观层面双管齐下，投融互动，适时选择不同的碳税政策，适地实施差别税率，实现低碳经济增长方式在量与质上的双向提高，统筹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投融资发展体系。
（二）商业银行应继续完善绿色信贷体系
主动接纳并演变为赤道银行，有效发挥资金优化配置的功能，为低碳耗能企业上市建立绿色通道，加快同国际市场相接轨的步伐，为我国在“十二五”期间在低碳经济的投融资方面提供至少80000亿元的资金准备，力求实现金融机构的自身效益和我国低碳经济持续繁荣的共赢局面。
（三）我国应继续发展和完善顺符合中国机制的碳基金
在资本市场上促进碳金融与碳市场的发育，在制度层面上运营政策工具促进国际协调，增加低碳上市公司在主板市场的数量，鼓励和扶持高科技中小企业进入创业板市场，多渠道筹措资金，支持低碳经济结构转型与升级，使我国的碳基金项目更好地融入到国际的资本市场中去。
（四）中国碳交易平台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
双减政策的弊端范文第2篇
所谓政策营销 (policy marketing)是公共部门利用营销的观念与活动使公共政策获得公众的接受和支持。我国铁强化酱油项目的推广采取的是政府和企业合作的方式，属于政府政策行为的营销模式。政府对具有铁强化酱油生产资质的企业进行认定，然后给予相关推广费用的支持，企业则根据自身的生产能力和销售渠道协助政府进行推广。
近年来，随着调味品行业的不断整合，调味品行业的竞争日趋激烈，越来越多的企业具有很强的品类创新意识，以推出更多产品来获得增长。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有的企业竟拥有多达近百个品项。这种模式造成调味品产品繁杂，相互扰乱，使得在今天商品种类过于丰富的市场上，消费者很难对这个铁强化酱油形成整体印象，尤其是消费者在心智中还没有形成标杆的情况下就要面对诸多选择，比较的结果常常是感到困惑。
政策营销之殤：铁强化酱油营销策划力缺失
铁强化酱油项目采取的政策营销的最大弊端就是造成很多大一些的企业总在担心自己的大量宣传，都只会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这种行业内企业间综合性的“近视”症状和营销迷茫也是当前铁强化酱油项目难以推动的主要原因。这也使得部分企业不愿在铁强化酱油产品上过多考虑营销策略和产品策划。 这在种观念下，企业过多依赖政府的投入和政府行为，而从不用营销的思维去做铁强化酱油，不能跳出政策营销的局限，从做产品做营销的视角去考虑铁强化酱油作为一种新的产品功能该如何进行营销策划。当前市场上的几款铁强化酱油普遍缺乏营销策划力。
市场上几种常见的铁强化酱油分析
海天铁强化酱油
海天铁强化酱油的产品名称是：铁强化（金标生抽）；铁强化（草菇老抽），这两款酱油最大的优势之处在于产品自然属性的卖点突出，并非补铁的卖点突出，也就是说，海天铁强化将铁强化的概念附着在了消费者认知度较高的具体产品上，将铁强化概念附着在了草菇老抽和金标生抽上，消费者不认可铁强化酱油没有关系，但是消费者认可金标生抽和草菇老抽这两个产品，“买也是买了，多一项补铁功能岂不更好，”消费者这样说。说明了海天对待这项铁强化推广活动是谨慎的，将铁强化酱油的概念建立在已有的产品基础上，靠销售较好的产品来带动铁强化酱油的销售和消费者渗透教育，既不影响现有产品的销售，也能继续推动铁强化的推广宣传，这一策略是很多厂家没有发现的，但是，从产品传播角度来说他是失败的，没有达到铁强化概念的传播和消费者心智模式的占据
巧媳妇铁强化酱油
巧媳妇铁强化酱油的产品名称是：补铁酱油，巧媳妇补铁酱油的优势之处在于通过规格划分了消费者对产品的心理价位差，1.3L规格比500ml规格单升价位买的划算（1.3L合计9.77元/L；500ml合计13元/L）。其次是较多的促销活动拉动。第三点是产品名称的直白，避开了铁强化专业晦涩的名称。
欣和铁强化酱油
欣和铁强化酱油的优势之处在于两个同规格产品价位差的区分明显，一款是500ml欣和铁强化（类似淑女瓶），一款是500ml小康铁强化酱油，这两款产品价格分别是：11.8元/瓶；4.3元/瓶，这样的产品品牌的划分策略显示出了欣和在品牌产品定位上的区隔意图，低端要销量，高端要形象的策略。其中小康铁强化酱油在同类同规格产品中，价位最低，所以，销售较其它品牌铁强化较好。欣和两款铁强化酱油也是失败的，它没有差异化区隔，就连酱油属性的产品卖点都没有提炼
玉兔女士铁强化酱油
玉兔女士铁强化酱油选择的功能细分点是非常精准的，定位人群在女士，产品功能是铁强化，产品属性是酱油品类，定位相当精准，但是之所以推广效果较差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多数消费者不理解铁强化概念，只有通过阅读标签标识后才有了认识，但是物品丰富的超市很少有人仔细看标签，二是消费者不明白该产品的作为酱油调味品的核心功能卖点，例如做什么菜使用，产品特点是香呀还是鲜等
通过对以上主要的铁强化酱油品牌的分析，可以看出企业对该款产品的营销迷茫，对于铁强化这款政策产品不知该如何操作，产品力缺失、市场研究力薄弱、营销策划力不足、品牌传播力单薄……面对一个个硬骨头上的软伤，身处尴尬境地的铁强化酱油该怎样才能摆脱营销迷茫？
笔者就长期的市场研究和实战经验，列出如下建议，希望能够对铁强化酱油的推广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明确品类定位
以巧媳妇补铁酱油为例：从消费者认知来看，“补铁酱油”并非是一个很好的概念。消费者确实有“补铁”的需求，也有人需要“强身”，但在人们看来，补铁自然是专门补铁的营养品最好，酱油也有海天、加加等名牌。巧媳妇“补铁酱油”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是个好选择。
“补铁酱油”是个新概念，若要成功，就意味着要在补铁品中确立“酱油”的新品类定位，或者在酱油中确立“补铁”的新特性定位。这种抢先占位的前提，是目前的消费者，有着新品类/新特性的需求或需要。可是补铁保健品的消费者，并不特别地需要一类“酱油”产品，吃酱油的顾客们，也没不一定有专门的“补铁”需求。因而无论在哪种消费者的心智中，都不存在“补铁酱油”的潜在定位。 事实上，几乎所有行得通的新概念，都是从更大的概念或需求中细分、深化而来，两种产品“杂交”出来的新品种，常常只是听起来美妙，而非真正实用有效。再来看巧媳妇“补铁酱油”，既然两边都不“讨好”，还是得回到酱油市场，看看有什么确切存在的定位。
二、占领消费者心智空缺
进一步研究消费者及竞争对手，了解到，补铁保健品虽然多如牛毛，但就全国市场而言，人们心目中的强势品牌也是几乎没有。而且，这类专门补铁的保健品价格不菲。很显然，巧媳妇要立杆见影地瓜分到酱油市场，主要从酱油市场的功能细分中切获，应该结合消费者的认知和需求，剖析当前铁强化概念的不足，予以新的更加突出的产品新特性予以满足和填充，争得顾客。
有目的地探究当前铁强化酱油市场的不足发现，人们普遍不了解铁强化的概念，对于补铁酱油的概念也只是了解片面，不知道补铁的真正含义是什么，而这一点，恰恰是巧媳妇补铁酱油下一步需要占位的消费者空位阶梯，可以给消费者以满足。因为“补铁酱油”含有充分的铁元素，产品富含“生血因子”和“营养因子”(营养因子突出酱油特性，例如附以草菇老抽的酱油概念)，能有效持久地巩固补血效果和改善贫血。
巧媳妇补铁酱油提出“生血因子”+“营养因子”的补铁新主张，切应市场消费者的新需要，形成自己“改善贫血，功效持久”的鲜明特点，抢占酱油产品的新特性定位。 巧媳妇“补铁酱油”品牌围绕“双效合一，改善贫血，功效持久”的定位展开推广。一方面，它老抽或生抽酱油的消费需求，能够即时地切分市场；一方面，它坚持下去，可以让关注缺铁性贫血的人们知道有一个“双效合一，功效持久”的产品，与普通的铁强化酱油不同，巧媳妇补铁酱油有自己的独特价值。长此坚持，巧媳妇补铁酱油会赢得“双效合一，改善贫血，功效持久”的消费者认知，建立起强势品牌。
生血因子产品卖点支持
1、中老年消费群体
据统计，老年人贫血发生率是50-55%，老年人生理功能下降，对膳食中铁元素的吸收利用率降低，另一方面，老年人活动量减少，咀嚼消化功能衰退，每日进食的数量和品种受到限制，影响铁元素的摄入量，血液是生命之源，对中老年人身体健康至关重要，关心老年人补铁，显得至关重要。
2、 女士消费市场
经、孕、产、乳，女性最容易贫血，俗话说：生个孩子三盆血，使产妇的真实写照。月经期妇女每天大约损失18毫克生血元素；孕妇每天对生血元素的需求量高达30毫克；分娩时，女性250~300毫克的生血元素会随着大量出血而流失，造成严重贫血；哺乳期，孩子要从母体中吸收大量的生血元素才能健康成长，所以，女性消费者市场的补铁需求最为强烈。
3、 儿童消费者市场
儿童由于膳食结构不合理，经常会产生挑食、厌食的不良习惯，对于食物数量和品类的摄入较少，极易导致贫血。
营养因子产品卖点支持
调味品的基础功能，产品富含人体所需的氨基酸态氮，涉及产品：味极鲜（生抽）：凉拌、蘸食、拌饭，草菇老抽（老抽）：富含草菇汁，热炒、炖煮、烹调
消费者心智空缺定位点
生血因子+营养因子，双效合一（定位）
低成本改善贫血（巩固定位）
不添加防腐剂（巩固定位）
通过补铁补血，功效更持久（定位）
味极鲜：味道鲜美（巩固定位）
草菇老抽：营养、酱香（巩固定位）
减盐产品（巩固定位）
双减政策的弊端范文第3篇
关键词：宏观调控 货币政策 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2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08)04-019-04
2007年12月5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08年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这意味着，随着中国经济形势发生深刻的变化，作为宏观调控重要手段的货币政策也出现了大“转向”：伴随中国经济长达10年的稳健货币政策适时淡出，“从紧”货币政策正式走上前台。货币政策向“从紧”的转变，发出了强烈的政策信号，必将对中国经济走势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货币政策“转向”的宏观经济背景
（一）深层次的内在矛盾使中国内、外部经济同时失衡
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深层次的内在矛盾，主要表现在经济长期处于储蓄大于投资的内部失衡状态。而1978年以来，人口红利、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以及市场化改革是使我国储蓄率一直处于相当高的水平、而且呈逐渐上升之势的。
20世纪60、80年代的高出生率使我国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增加,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又推动了劳动适龄人口就业。总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提高，尤其是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非农就业比重的增加使得整体的边际储蓄倾向上升。另外一方面，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却使得劳动力要素价格低廉，其要素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资本密集型产业主导了经济的发展，主要以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形式存在的资本要素收入比重不断上升，随之而来的是企业和政府高收入下的高储蓄。
中国经济的高储蓄奠定了高投资的基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则推动了投资的增长。另外，资源价格改革滞后下的要素价格低廉，货币当局管制利率下的资金成本较低，土地政策、地方政府考核体制等存在的弊端，都极大地刺激了投资的增长。然而，高速增长的投资仍然不能完全吸纳高企的储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金融体制尚处在进一步的深化改革进程中，债券市场的滞后发展、股票市场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弊端又极大地限制了直接融资的发展。以银行占主导的间接融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内储蓄通过市场机制转化为有效的投资，国内经济运行长期处在储蓄大于投资的内部失衡状态。
从外部因素看，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国际生产力的重新布局使得发达国家把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转向了新兴市场国家，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外贸结构和以直接投资为主的利用外资的方式，使得自身处于制造业的终端，承担了许多亚洲国家的转移顺差。另一方面，2003年以来全球经济全面复苏，国际需求旺盛，而“人口红利”使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还有“奖出限入”的外贸政策、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出口导向的外资政策和“宽进严出”的外汇政策等，都使得我国净出口额和贸易顺差大规模增长，加上这个阶段利用外资的增加，使得我国国际收支呈现“双顺差”，外汇储备大幅增加。
（二）现阶段的汇率机制使中国经济的内在矛盾表象化
实体经济因素带来的国际收支顺差，使得人民币升值预期明显，投机资本大量流入国内。特别是2002年以来，美元的大幅度贬值和联邦基金利率的下调又加大了这种预期。由于套汇和套利双重利益的驱动，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加剧，外汇储备猛增(见图1)，外汇占款也急剧攀升。
2005年7月人民币汇制改革前，我国实行实际的盯住汇率制；2005年7月21日起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这种汇率制度下，央行不得不持续购入大量的外汇，以平衡市场上的超额外汇供应，致使外汇占款和被动基础货币投放攀升速度难以遏制，银行体系流动性迅速增加。可以说，缺乏弹性的汇率机制以货币形式表象化了中国经济的内在矛盾。
2003年起，央行开始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采取了大量的“冲销”措施，以加大基础货币回笼力度。2006年起,更是加大了调控力度，重磅货币政策频频出台。然而，随着外汇占款的持续大幅增加，央行的对冲措施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银行体系内流动性过剩，一系列问题随之产生：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趋势明显；资产价格迅速膨胀，泡沫化危险凸显；CPI逐月走高，全面通货膨胀压力显现……。在这种背景下，中央适时做出了实施从紧货币政策的决定，要求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和投放节奏。
二、“转向”后中国货币政策面临的两难处境
（一）“转向”后的中国货币政策面临内外平衡的艰难与制约
伴随着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货币当局在利率这一操作工具的运用上面临着十分尴尬的局面。
从外部因素上看，如果进一步提高利率，将增大由于国际资本的涌入、外汇储备的增加所导致的货币供应增长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国际收支“双顺差”持续存在、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和人民币升值三者相互交织、循环影响，在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下，必然加大货币投放压力，成为通胀压力的主要来源之一。另外，美国次级抵押贷款风波的爆发，使各主要经济体的货币当局纷纷减息。在这种背景下，理论上应降低国内存款利率，减少投机资金无风险套利的机会，缓解外汇储备和货币供应增长压力，进而减轻由本币投放过多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
然而，国内面临着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这又要求提高利率，稳定通胀预期，防止全面通货膨胀的发生：（1）我国经济走上了快车道，由经济持续增长和奥运效应引起的社会总需求有增无减，带来需求拉动型通胀压力；（2）导致国际国内农产品及能源、原材料等价格上涨的因素短期内不会消失，对这些产品的进口带来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3）受世界经济持续增长、全球流动性过剩、美元贬值、欧佩克限产、国际投机资金炒作等多种因素影响，原油、贵金属及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各国均出现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1，而经济的高度外向性加大了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发生的概率。在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面前，要扭转负实际利率局面，抑制消费和投资需求、稳定通胀预期、缓解通胀压力，必须提高利率。但是，利率的提高又会因为内外利差，吸引国际投机资金的进入，进一步加快外汇储备和货币供应增长，加大通货膨胀压力。可见，目前中国货币当局通过利率水平的调整来影响消费、投资需求，抑制通货膨胀，调控宏观经济的自主性及有效性大大降低。
从汇率机制来看，由实体经济因素带来的对外贸易顺差是近年来中国经济一系列问题的内在根源和深刻经济背景，而现行外汇管理体制和汇率制度使内在的经济结构矛盾以外在货币表象的形式呈现出来。要想解决当前的一系列问题，从汇率制度看，就要增大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如此，多年累积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必然要集中释放。在当前中国经济内部失衡，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外部需求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的大幅升值，如果处理不好，又会影响经济的增长。尤其是，自美国次级抵押贷款风波爆发以来，全球金融市场持续动荡，经济扩张开始有所放缓2，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面临下行风险，这增加了我国外部需求的不确定性。如果此时人民币贸然大幅升值，必将会因货币和实体双重因素引起出口的减少，在我国深层次的内部矛盾尚未解决之前，这将会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造成较大影响。
面对持续增长的外汇储备和外部压力，货币当局只能采取保守的方式，逐步增加汇率的弹性，人民币以持续小幅的形式升值，这就使得中国货币当局陷入了内外失衡的尴尬境地。一方面，人民币升值预期基础的持续存在和升值预期的自实现机制使投机的国际资本“伪装”成经常项目或者其他渠道涌入中国；另一方面，现行汇率制度下，为避免大幅升值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影响，央行只能吃进外汇，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小幅升值，货币供应总量相应增加，这会使国内巨大的通胀压力雪上加霜，并与“转向”后的货币政策紧缩性取向背道而驰。
（二）“转向”后中国货币政策面临两难处境的原因分析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指出，经济条件的开放程度，特别是相应的汇率制度将会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独立性产生巨大影响。目前，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对外依存度也很高，外部经济状况和政策变化成为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变量。特别是利率、货币供给量、货币流通速度等内部经济变量越来越紧密地与汇率、外汇储备等外部经济变量联系在一起，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独立性因此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从而使得“转向”后的中国货币政策面临内外平衡难以兼顾的两难处境。例如，现行汇率制度下，外汇储备的内生性增加了货币政策的实施难度；国际收支顺差使得外汇储备迅速增长，货币当局被动增加基础货币投放，而这又通过货币乘数成倍地放大了货币供应总量，这大大增加了货币政策实施的难度，降低了其政策工具的选择自主性和空间。
然而，在更深层次上，经济体制、制度、发展阶段等因素造成了我国经济储蓄大于投资的内在结构性矛盾，这使得我国内、外部经济同时失衡。要根本解决现阶段涌现出来的问题，必须改变中国经济内在的结构性矛盾，这涉及到政府体制、经济管理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各个方面的改革，非一朝一夕之功，也非单独的货币政策所能为。现阶段的汇率制度表象化了中国经济的内在矛盾和内、外部经济的失衡，这一问题的解决必然涉及到外汇管理体制、资本监管制度和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深刻变革，而这项改革，又要以中国经济内在矛盾的解决为前提，否则，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增长。另外，现行货币政策的“多目标”――既要照顾到必要的经济增长，还要承担起抑制通货膨胀的重任，也使得货币政策在操作中捉襟见肘，陷入上述两难的尴尬境地。
三、“转向”后中国货币政策的操作建议
在当前的形势和背景下，如何顺利地实现“转向”，更好地发挥从紧货币政策的作用，考验着中国货币当局的宏观调控艺术和调控水平。从中长期来看，解决现有的一系列问题，涉及中国的金融体制，特别是外汇管理体制和汇率制度的变革；而在更深的层次上，中国经济内在结构性矛盾的化解和经济内外部失衡状态的消除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一）“转向”后货币政策的近期操作思路
第一，坚持“对冲”操作大方向，注重数量型工具有效运用。从紧货币政策在近期的实施过程中仍然有必要坚持“对冲”操作的大方向，在操作工具的选取上要更加注重数量型工具。因为目前，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央行已没有太大的主动性：对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已经降到了最低；央行所持有的政府有价证券数量非常有限。因此，只能更多地在负债方进行调控，即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包括：①继续利用央行票据对冲流动性，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在之前的“对冲”操作中，央行票据作为冲销操作的主要工具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一种主动、灵活且可大规模操作的金融调控工具，在目前“对冲”金融工具缺乏的情况下，央行票据依然是“对冲”的重要手段。②特别国债对冲流动性作用或加大。除将继续利用央行票据“对冲”流动性以外，央行还可以将持有的特别国债逐步卖出以调节货币供应量，缓解流动性偏多的难题，从而充分发挥特别国债作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结合点的功能。③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空间不断被压缩，但并未完全消失。在2007年的“对冲”流动性操作中，存款准备金率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考虑到部分商业银行流动性已经偏紧，中间业务尚不能担当商业银行主要利润来源的重任，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空间正在不断被压缩，但并未完全消失3，存款准备金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仍然有继续发挥作用的可能。
第二，价格型政策工具运用趋于谨慎。在全球减息4的背景下，内外利差的加大会加剧热钱流入及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因此，在价格型政策工具的运用上应该更加灵活审慎。相对于2007年，利率政策在2008年货币政策中的作用可能有所弱化。价格型政策工具的运用，应根据国内外宏观经济和金融形势变化，主要发挥其在抑制需求膨胀、稳定通胀预期中的作用。同时，为防止贷款利率过高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过大的冲击，可选择不对称加息的方式，更好地发挥利率的作用。
第三，加强“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引导。2006年和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各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都提到要“加强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引导”。这预示着“从紧”货币政策在实施中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是央行将再次把计划控制信贷纳入调控工具中。“转向”后的货币政策在未来一个阶段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回收流动性、控制信贷投放，以使经济增长节奏放缓、通胀压力逐步释放。而央行利用控制商业银行信贷的“闸门”，有利于货币当局掌握调控的节奏和力度，且相对容易达到既定目标。当然，这种带有行政性的调控手段往往会遮蔽市场信号，只能作为临时和辅的操作手段。
第四，加强与财政政策的配合。在国内消费不振的情况下，以稳健的财政政策配合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有利于缓解通货膨胀压力，同时避免国内经济衰退和失业率上升。在这一政策选择前提下，通过财政政策加强对民生领域的公共财政支出，同时采取配套政策增加城镇低收入家庭和农民的收入以及转移支付力度，引导和拉动消费需求，有助于减轻“从紧”货币政策引起的投资和出口需求的减少对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
（二）夯实开放条件下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
从长期来看，要提高从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必须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增强利率和汇率的弹性，利用利率――汇率之间的内在联动机制，增强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的效果。
第一，彻底改革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在强制结售汇制和现行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下，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导致货币供应连动性急剧增加，带来了巨大的货币供应增长和银行体系内的流动性过剩压力。基于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下国际资本的涌入对汇率失衡的放大，现阶段要大力加强资本流入的控管，加强对短期国际资本的监控，外汇资金流入、结汇的检查以及企业和金融机构短期外债的管理，阻断国际投机资本的涌入渠道，以保证紧缩性价格工具的实施效果。对于存量外汇储备，应该更加有效和多样化地使用，实现商品输出向生产输出和资本输出的转变。同时，必须改革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提供体制保证。这就需要放松对外汇的管制，藏汇于民，将原先由货币当局独揽外汇资产的格局改变为由货币当局、其他机构和广大企业和居民共同持有外汇的格局，有效隔断外汇储备增长同货币供应的僵硬联系。关于汇率制度，应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适度扩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区间，以减轻央行的“对冲”压力。从长期来看，增大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最终实现完全的浮动是当今开放经济条件下，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和自主性的最终选择。当然，这要以中国内在的经济结构调整为基础。只有中国经济基本消除内部失衡，改变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外需的模式，汇率的自由浮动才有可能。否则，不仅会使多年累积的升值压力集中释放，使中国以资源环境为代价换来的外汇储备大幅度贬值，而且还会因为对出口部门的较大冲击，引起经济的衰退。所以，现阶段更加现实的选择是扩大人民币汇率的弹性，选择适当时机引导人民币一篮子货币实际有效汇率小幅升值，降低进口成本，促进国内企业更多利用国外技术设备、资源和加快“走出去”步伐，提高出口门槛，压缩国内落后产能通过出口继续生存的空间，加大推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
第二，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畅通利率汇率联动机制。市场化的利率机制和富有弹性的汇率机制紧密协调，是建立灵活有效的金融宏观调控机制的基础。而利率市场化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将市场化利率引入实体经济，使得资金引导实体经济资源的配置，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外资本流动对国内经济政策的制约。而汇率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是减少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更清晰地反映主要市场参与者对汇率走势的判断，让其在汇率形成中发挥主导地位。随着利率、汇率市场化的推进，资本项目管理体制应当逐渐适应二者的变革，促使利率汇率市场化联动机制的形成，从根本上增强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灵活性、自主性和有效性，更好地促进经济的长期、均衡和可持续发展。
第三，简化和统一货币政策目标、调整货币政策范式。长期以来，央行货币政策已不堪重负。首先是货币政策必须平衡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其次是资产价格泡沫、汇率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货币政策也得程度不同地兼顾。这就很容易使货币政策顾此失彼。因此，必须简化和统一货币政策目标，调整货币政策范式。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许多国家的货币政策都在向“通货膨胀目标制”进行转变。从该货币政策模式实施的理论和实践来看，这一制度框架比其他货币政策框架更加广泛和全面，能使央行充分关注金融的运行和实体经济的运行。虽然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需要多方面的条件，这些条件目前我国还不完全具备，但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把抑制通胀作为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似乎是相对合理的选择。
注：
1 2007年10月份美国消费价格指数涨幅达到3.5%，欧元区涨幅达到2.6%。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均出现了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据统计，2007年9、10月份消费价格指数涨幅超过5%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俄罗斯（10.8%）、南非（9.7%）、阿根廷（8.6%）、越南（8.1%）、印度尼西亚（6.9%）、印度（6.7%）、中国大陆（6.5%）和中国台湾（5.3%）。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从2007年的4.9%（估计值）降至2008年的4.1%。其中，主要经济体美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欧元区经济面临下行风险，日本经济增长也将有所减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将会从2007年的7.8%（估计值）回落至6.9%。
3 尽管现在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达到了14.5%的历史高点，商业银行还保留着一定比例的超额存款准备。
4 2007年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三次下调，年内累计降息达到1个百分点。2008年1月21日，30日，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分别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下调75基点和50基点至3%。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07年12月6日下调官方利率25基点至5.5%，为两年来首次降息。2008年2月7日，再次下调官方利率25基点至5.25%（参见“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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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的弊端范文第4篇
2011年美国债务余额上限危机是对2008～2009年金融危机的一种延续。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美国政府赤字大幅度上升，举债度日成为日常行为。截至2010年9月30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余额为13.58万亿美元，GDP占比约为94％，同年年底一举突破14万亿美元。2011年2月22日，在可供发债余额仅剩2180亿美元的时候，美国国会未就提高上限达成一致。2011年5月16日，美国国债终于触及国会所允许的14.29万亿美元上限。
美国财长盖特纳当时表示，由于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以维持借债能力，美国政府支付开支最多延迟至2010年8月2日。届时政府若不提高债务上限或削减开支，就会开始债务违约，无法偿还美国国债债券本金和利息，可能让国际金融市场陷入更加混乱状态。最终2010年8月2日美参众议院通过了关于通过提高本国债务上限和削减赤字的法案。与此同时，8月5日国际评级机构标普又将美国长期信用评级由“3A”级降至“AA+”级。
最终的结果并没有实质上解决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如果政府仓促采取紧缩措施，削减力度过大，步伐过快，就可能妨碍经济复苏；但如果延缓还债，任由国家债务累积到极限，则预示着更大的危险。
新国际货币体系中固有的弊端
19世纪70年代，以美元为货币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崩溃。美国政府擅自单方面放弃了“双挂钩”责任(美元与黄金挂钩，全球货币与美元挂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76年通过了“牙买加协议”。其核心：一是多元基准货币，二是浮动汇率制度。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仅没有降低美国的国际金融霸主地位，反而合法地使美元摆脱了限制超发的国际义务，并可以利用汇率浮动的机制，限制和干预其他国家的经济、金融，甚至政治事务。
美国在新型的货币体系政策下，结束了长达几十年的国际净债权国地位，成为国际净债务国。美国依仗着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每年占用他国的资本来满足本国的消费，且这一趋势日渐扩大。但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一旦美元失去国际信任，或遇到其他国际货币的挑战，国际资本净流入将会减少，导致没有足够的资本支持其对超量进口商品的消费；二是，如果美国国内消费无节制膨胀，超过国际资本净流入所能提供的支撑，则经常账户项下赤字将无法弥补，就会造成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
但是各国还没意识到美元地位的脆弱性。美国债务是以美元为计价单位，人们只看到了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基础性地位，而忽视了新型经济体下多元货币之间的相互影响制约。此轮金融危机以来美元不断贬值，国际地位每况愈下，但其仍然是国际货币流通的主要币种。美元的发行实质上只是起到一种安抚作用，由于美国政府没有发币权，只有发债权。美国政府只有用未来税收作抵押发行国债，到私有的中央银行――美联储那里做抵押，通过美联储及商业银行系统发行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作为商品交换和账目结算的媒介，美元的实质就是一纸债务凭证。而手握发币权的中央银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其实质是金融寡头们的行业协会，以美元、美债作为战略经济储备货币的风险性就显而易见。
此外，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其债务主要来自于美国人的高消费观念、美国社会的高福利待遇。消费者支出作为美国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为美国经济发展带来积极作用，也埋下了债务隐患。为满足大众的消费欲望，政府一方面增发钞票，提高全民收入；另一方面，为了保证执政党在选举中的有利地位，采取持续性减税政策，使得财政收入难以维系，预算赤字逐年高涨。而高福利待遇又滋生了民众的懒惰情绪，进而影响实体经济回升，导致国家偿债能力不能与持续增长的债务同步。美债的量变最终引发质变，使美国政府难以承受当前债务，不得不违约偿债。而国家债务是以国家信用为担保的，一旦违约，会导致国家信用大幅降低，在全球经济中威信大减。
另外美国虽然仍旧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是世界经济的领先者，但是也不能对其经济前景预期盲目乐观。眼下奥巴马政府在经济方面陷入历届政府前所未有的两难境地。美国经济自身还存在致命弱点，就是对制造业的轻视。根据美国政府劳工统计局的最新数字显示，过去10年中，美国制造业共减少了600万个工作岗位。制造业的衰退使得美国人的日常生活用品严重依赖进口，完全依托于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的发展，因此美国的贸易逆差现象十分严重。
美债危机中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在美债危机中面临的挑战
第一，人民币继续升值。美国债务危机爆发，国际货币美元必然大幅贬值。由于人民币的汇率和美元长期绑定在一起，所以人民币必然对美元大幅升值，对所有的非美元货币(由于贸易、国际油价、金价都是以美元结算)将会贬值。此外美国救市计划的一大举措就是打开印钞机，现在又开始实施零利率政策，这必然使人民币对美元更进一步升值。
第二，输入性通货膨胀加剧。中国的普通民众将会继续忍受低工资，高物价之苦。中国的外向型经济策略主要依赖出口，所以中美贸易顺差巨大，也就是美元进多出少，中国政府手中有大把的美债。而政府要对冲掉进入的热钱就要让央行按照现行汇率印6.4倍的人民币，这让中国实际流通货币比名义上高出了许多。同时由于国际贸易、原油、金价等统统都是以美元作为结算工具的，所以美元的贬值必然造成农产品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中国势必会受到输入性通胀的影响。
第三，中国财政缩水在所难免。2008年9月以来，中国就一直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2011年5月中国再度增持73亿美国国债，持有份额达约1.16万亿美元。一般美国回购国债就是对经济不满意增加美元，增加货币流通性。美国现在债台高筑却还频发国债就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以提高债务上限实施的方法，实质是借新债还旧债，只能解决一时之需不能实际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如果美国不断提高债务上限，那么当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危机就不可避免了，与之相应的是我们手中的大量美债就会不断蒸发缩水。
中国在美债危机中面临的机遇
第一，人民币升值能够迫使中国改变现有的货币政策，特别是汇率政策。调整现行的经济政策，在重视出口的同时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和对外投资。
第二，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依靠廉价货币政策和低人力成本的经济模式必须结束。优化产业链势在必行，美债危机使中国的大量出口企业重新洗牌，淘汰一些技术落后、生产力低下的企业，取而代之的是高新技术产业。以往和内陆出口企业比起来拥有优势的沿海出口企
业的优势也会下降，这对于内陆出口企业的发展也有帮助。
第三，美债危机为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日本也是以出口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但就在日本经济飞速发展时，美国人的一个“广场协定”狠狠的给了日本一拳，日本金融泡沫被戳破导致股市大跌，加上此后的亚泰金融危机，日本经济在复兴之路上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必须提出的是日本经济转型恰恰是在上世纪90年代改变的，日本人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和西方接轨，在重视出口的同时也重视内需和消费，同时扩大对外的投资。而且日本人的消费习惯和理念也产生了改变――和西方接轨。因此这一轮的全球经济危机从某一方面来说，不失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和国际大环境接轨的好时机。
美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此次的美债危机对于中国经济来说，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未来我们在维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基础上，外汇储备应适当多元化，更多的配套实体经济，通过分散投资、灵活应对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带来的风险。
适当减持美国国债。中国持有巨额外汇储备和美国国债，美元贬值会直接导致我国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和8000亿美元美国国债的实际价值缩水。因此我们对财富基金的构成要重新划定，美元、英镑、法郎、日元等，要有适当的比例，一旦美债发生变故，不至于全体“罢工”。
同时，要加强本国的黄金储备。黄金相比一般资产，具有持久的保值能力。在纸币信用危机，特别是美元大幅贬值的情势下，黄金储备更显得重要。由于黄金本身的特质，作为国家，要大大增加，并要长期持有，以减少经济动荡带来的巨大冲击力。
加大对外投资，用美债在美国进行投资。目前中国持有的2.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受美元贬值影响，资产缩水风险较大，可以考虑将投资目标转向海外，在美国投资。不仅可以减轻国内流动性带来的压力，同时让美元国债回归美国，使其减少资产缩水的风险。在美国投资办厂，成本并不比在国内高。在成为美国公司廉价工厂多年之后，中国企业近年开始颠覆外包方向，转而到美国投资设厂。
逐步推行结构性减税政策，实施税制改革。在经济形式放缓时，为了扩大内需，可实行结构性的减税，提高企业利润空间，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这不仅有利于企业增加投资、扩大供给，也有利于居民增加消费，扩大内需。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不仅能够通过对经济的提振改善企业的生存环境，更能够直接减轻企业税负，促进利润的提升，促进经济复苏。
双减政策的弊端范文第5篇
关键词：增值税;抵退税额;消费型
1国内外研究现状
近几年增值税在世界上得到快速发展，一些国家为了给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纷纷利用增值税取代过去传统的流转税，而已经实行增值税的国家，也在不断总结经验，进一步完善税制。
发达国家大多采用的是先进而规范的消费型增值税。从法国开始,增值税首先被欧盟创始成员国所采纳。欧盟的增值税是一个比较完善的税种，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征收面宽广；（2）允许纳税人进行最广泛的扣除；（3）对出口商品统一实行零税率，对进口商品按国内商品税率统一征税；（4）实行逐环节征税、逐环节扣税的办法。
发展中国家在实施增值税的道路上步伐艰难，处于一种不成熟的阶段。比如大量的非洲国家还在实行法国老式的生产税或英国老式的制造商销售税。
我国在意识到生产型增值税的很多弊端后，于2004年在东北地区部分行业实行试点，今年7月1日起，国家又在中部地区六省份的26个老工业基地城市的8个行业中进行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的试点，把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转型将有待在我国全面推行。无论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来看，还是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增值税从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变对经济与税收等方面都会产生重大影响。但在实施增值税转型试点三年以来，已经暴露出许多问题，我们应该研究增值税转型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对集资的促进作用，以及对企业可能产生的效应，这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增值税改革的复杂性和规律，以便尽快寻求完善我国增值税制度的合适途径。
2增值税转型的现状
自1994年我国采用生产型增值税后，由于这种税率相对较高，对产品重复征税，妨碍了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降低了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影响了民间投资。因此，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我国经济陷入投资不足的困境开始，要求将生产型增值税转型为消费型增值税的呼声就不绝于耳。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施增值税转型的决定，此后国务院决定在东北三省的8个行业先行试点，对这些行业新增机器设备的固定资产的税金给予抵扣。2007年中部地区增值税转型共有26个城市被纳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范围。
3增值税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1)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固定资产存量问题难以解决。增值税转型使税基减少，从而带来税收收入的大幅减少。巨大的存量资产所含税额，对国家的财政收入有严重的影响。如果对于这部分税额采取不予抵扣的方式，又会出现存量固定资产与新购进固定资产在抵扣上的衔接问题，以及新办企业与老企业之间存在着不公平竞争的问题，不利于企业兼并等资产重组的进行，因为被兼并企业原有的固定资产不能抵扣，经营好的企业在同等条件下宁愿购买新的固定资产，而不愿实施兼并。
(2)增值税转型过程中产生就业的压力。目前我国国企改革的重要举措就是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大量的下岗分流人员的再就业岗位都是餐饮、商业服务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型增值税相对抑制了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鼓励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但是增值税转型将刺激企业技术改造，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相应的工作人员就会减少，这必将带来更多的人失业下岗，对社会稳定和职工就业产生很大的影响。
(3)增值税转型的配套措施尚不到位。增值税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政策配套措施。但目前有些政策滞后，有些政策不配套。如企业购进生产用的车辆目前因不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而无法获得抵扣。实施增值税以来，对专用发票管理力度不断加强，但凭现有的管理手段还不能杜绝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偷税行为的发生。享受“免、抵、退”税政策的产品出口型企业，无法计算增值税增量，税务部门按季退还企业增值税时，附征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附加费等是否退还尚不明确实行消费型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压力加大，税收收入流失的风险和压力加大。(4)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将面临两难风险的严峻考验。实行增值税的转型主要面临着两大风险。①国家的财政收入的保障；②企业承受能力的限度。将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势必要求基本税率做出相应的调整，国家财政收入方面的风险才基本上可以化解；另一方面，各行各业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则将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高低不同而发生此减彼增。基础工业、高新技术企业资本有机构成高，税负下降，传统技术的加工工业资本有机构成低，税负上升。后者在当前经济结构调整中面临困难比较多，承受增加税负的能力弱，欠税增多，增值税运行的磨擦系数加大。
4完善增值税转型的对策
(1)完善增值税会计核算方法。增设固定资产明细帐，以明确区分含税与不含税固定资产。对于新购的符合增值税抵扣范围规定的固定资产，应按不含增值税价格记明细帐，而对于以往固定资产和不符合增值税抵扣范围规定的固定资产则记入含增值税明细账。为提高企业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企业在纰漏企业会计信息时，应将由于实行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资产计价的影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利润影响数在报表附注中补充说明。这样可以保证会计信息的客观、真实，并随着增值税制转型的不断深入而扩大，达到完善增值税会计核算制度的目的。
(2)适时由“增量抵扣”向全额抵扣过渡。增值税增量抵扣政策的设计，对于缓解财政收入压力，确保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是有利的。但是，增值税转型的最终目标应是固定资产购进所含进项税金全额抵扣，避免重复征税。因此，增值税转型改革中应按终级改革目标所需条件进行下一步试点和全面推广，这样才能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完善改革。
(3)调整税率。消费型增值税扩大了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金,造成实际缴纳的增值税税金的下降。从东北试点不难看出,我国增值税转型后一年将减少税款约700亿元人民币左右。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提高增值税税率以维持税收总量,因为减少的税收可以消化:①从转型中消化；②从适当提高某些行业的营业税率中消化；③从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利润水平,从而提高所得税税基,增加所得税比重的增收中消化。
(4)扶持小规模纳税人。目前,小规模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偏高,增值税转型后应减少小规模纳税人的税收负担。首先应该调低税率,统一税赋,在实践中采取类似营业税的简化措施。其次适当调低小规模纳税人的界定标准,缓解两类纳税人经济交往中在价格、税负上的矛盾。同时,进一步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