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费水平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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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水平报告范文第1篇

一、农村住户现金收入情况

（一）工资性收入持续稳步增长。工资性收入在一季度人均增长8.2%的基础上继续稳步增长，上半年增速达到16.07%。其中，在本乡地域内劳动收入1640.21元，同比增长30.94%；外出从业收入1454.05元，同比增长15.77%。工资性收入增长较快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方面，得益于我市乡村企业和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经济开发区、南海新区两大经济板块的快速膨胀，吸纳了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可离土不离乡就近务工；另一方面，近几年用工价格不断上涨，使得工资性收入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的态势。

(二）家庭经营现金收入快速增长。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3337.28元，增长45.8%。其中，第一产业现金收入1994.97元，增长42.81%；第二产业现金收入249.61元，增长161.35%；第三产业现金收入1092.71元，增长37.17%。家庭经营现金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二季度适逢夏收，农民因为陈粮换新，出售粮食较多；二是二季度牧业特种动物配种完成，出售特种动物毛皮较多，淡水养殖产品适逢出库出售旺季；三是工业服务、批零贸易销售额大幅增加。

（三）财产性收入大幅下降。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7.04元，同比下降84.78%。其中，利息下降86.04%，租金下降90.4%。从调查的情况看，上半年因婚宴及住院支出导致存款支出较多，所得利息下降较大。

（四）转移性收入增长较大。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674.24元，同比增长22.77%。其中，城市亲友赠送74.51元，同比下降5.27%；农村亲友赠送85.1元，同比增长118.51%；离退休金、养老金371.99元，同比增长59.88%；领取新型养老保险27.53元，同比增长216.83%。转移性收入的快速增长主要因为：一是由于婚宴喜事多，亲友赠送现金转移较多；二是离退休人员增加；三是领取新型养老保险的人数增多。

二、农村住户现金支出运行情况

（一）生产费用支出有所增长。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生产费用支出2301.88元，同比增长6.94%，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49.14元，同比下降65.07%。其中，家庭经营费用支出2252.75元，同比增长11.97%。从分产业看，费用支出主要集中在一产和三产，其中：一产1387.22元，同比增长12.88%；三产830.31元，同比增长6.05%。

（二）生活消费支出增长较快。

____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情况分析表

指 标 数额（元） 增长幅度（%）

生活消费支出总额 3459.97 18.9

1、食品消费支出 960.76 35.33

2、衣着消费支出 254.11 19.69

3、居住消费支出 885.76 -1.96

4、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 198.82 36.62

5、交通和通讯支出 510.24 8.08

6、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 223.55 22.17

7、医疗保健支出 370.93 44.8

8、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5.8 103.35

上半年，生活消费的快速增长，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二季度适逢端午节，节日消费增大；其次，婚嫁、住院等高额费用支出；再次，人们的消费观念有了进一步的改变，不再单纯追求吃饱穿暖的物质生活享受，而是追求更高层面吃好、穿好、娱乐好等精神生活享受。

（三）转移性支出增长较快。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性支出766.35元，同比增长57.07%。其中，赠送农村亲友支出151.91元，同比增长85.23%；赠送城市亲友支出155.06元，同比增长537.93%；交纳医疗保险支出61.24元，同比增长205.87%；交纳社会保障基金支出221.4元，同比增长938.89%。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生产费用支出增长缓慢。上半年虽然农民家庭经营现金收入有大幅度增长，但是生产费用支出增长缓慢，二者不同步。据调查得知：当前从事一产的劳动力老龄化程度已趋严重，这一现象折射出一产劳动力科技文化素质的逐渐降低，一产机械操作化水平和机械化使用率也大大减低，导致农牧业产品的科技含量大大降低，这与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求的粮油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优质高效的绿色环保产品生产理念极不相符。

（二）礼金、医疗支出费用呈快速增长态势。上半年，人均婚丧嫁娶支出218.12元，同比增长1.87%，占现金总收入的2.8%；人均医疗保健支出370.93元，同比增长44.8%，占现金总收入的4.7%。两项合计人均589.05元，同比增长25.3%，占现金总收入的7.5%。婚丧嫁娶礼金呈上升趋势。因为婚嫁，父母为了子女往往倾囊而出，甚至负债操办；另外，礼金互送支出额度也从上世纪的几十元钱 发展到现在的四、五百元钱甚至上千、上万，攀比之风日趋严重，支出费用呈快速增长态势。医疗费用支出成为家庭支出的重要部分。虽然国家一直控制药品涨价，但长期吃药及高昂的住院费用使农民难以承受；虽然农民也有医疗保险补贴，但对于大病、重病，个人仍然要承担50%左右的费用，对于中低收入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有的家庭甚至因病致贫。

（三）财产性收入比重偏低。个人或家庭的生存和发展保障主要来源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劳动获得的劳动报酬；二是通过社会保障体系获得的社会基本保障；三是个人财产投资获得的财产性收入。因此财产性收入也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农村居民调查情况看，我市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一直很低，仅有的一点只不过是存款利息，或者个别户提供农业机械服务而获得的微薄收入，像集体分配股息和红利、其他股息和红利、出让无形资产净收入等方面则是空白。财产性收入的缺失，是加剧两极分化的重要推手，是农民消费力不强、抵御风险能力差的重要原因。

四、几点建议

（一）强化市场调节功能，开展高素质劳动力技能培训。积极发展集约化、规模化、机械化的农村经济合作社经营模式，扬长避短，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一方面加快县域三次产业尤其是乡村工商业的快速发展，以市场手段吸纳更多年轻的、知识层次较高的剩余劳动力到农村置业；另一方面搞好农牧业生产技术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种养水平，为保持全市农牧业生产的长远、良性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居民消费水平报告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养老保险；城镇家庭；消费水平和结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社会经济实现了令人惊叹的飞跃增长，由过去的传统农业国家跳跃式的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毋庸置疑的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这一过程中，消费始终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从国内的相关调研数据能够看出，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从整体上展现出一个倒U型的线性分布态势，从2005年开始下降，2010年为一个转折点，之后开始缓慢回升。消费率发生该种形态走向的原因在于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这一重大经济政策调整，引入了众多外资而释放了消费需求，故而带动了经济的增长，之后由于需求释放到一定的程度发生了内需不足的状况。公共财政支出中占据重要位置的社会保障支出行为会对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与结构产生影响，因此，探究养老保险对推进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深远意义和现实价值，特别是伴随着养老金覆盖面的扩大，其对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也变得更加重要了。

一、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效应

1收入效应

养老保险能够从居民的长期持久性收入与绝对性收入这两个方面来影响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和结构。首先，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可以增加城镇居民的绝对性收入。尤其对退休人士而言，养老金是其重要的可支配的收入组成。对于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来说，消费方向也会存在较大差异，例如，退休人士在边际消费方面的指出相比中年人较高，因而退休人士在领到养老金后产生的消费活动具有一定的提高效应。其次，养老保险政策还会对城镇居民的长期持久性收入造成一定的影响，具体而言就是我国城镇居民领取的是确定金额的养老金，这是居民长期持久性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根据弗里德曼的长期持久性收入猜想，养老保险制度的创建可以增加城镇居民的长期持久性收入，从而促进其消费。

2收入再分配

养老保险政策的相关规定可以有效利用收入再分配的模式影响城镇居民的消费活动。养老保险实质上是一种转移财富的机制，即将养老保险账户中属于本人的那部分资金经由个人账户从青年时转移至老年时；将同时代人群中收入较高者的财富向收入较低者转移，换言之就是代内转移；将正在各个工作岗位上的在职人群的财富向退休人士转移，也称作代际转移。尤其是后两种财富转移模式可以显著提升社会的消费能力。

3风险规避

根据预防性消费理论的观点可知，通常城镇居民会针对未来的各种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进行一定比例的储蓄，而国家的养老保险机制实质上就是给予居民一种科学合理的风险规避方式。对于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机制而言，居民眼中的养老金发放属于一种规范的政府行为，因而绝大多数居民都认同养老金支付是不存在什么风险的，因而将养老保险视作一种有行之有效的风险规避办法，而养老金的支付可以为自己的退休生活提供非常重要的物质保障，同时对未来的突发性事件提供一定的保证。为此，城镇居民才会缩减其他额外的预防性储蓄，从而增加消费行为。

二、养老保险在消费水平和结构上的影响

从养老保险对城镇居民消费的作用效应可以看出，养老保险通过影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间接影响其消费行为，通过《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出，养老保险的间接影响因素提升1%，则居民消费水平会相应提升3‰。其中应引起重视的是：养老保险间接影响因素的变量在实际论证分析过程中的作用虽较为显著，但由于系数较小，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增加养老保险的支出，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这一间接方式，对提升居民当时消费水平的作用并不明显。也就是说其实居民消费往往还是会受到养老保险支出的影响，体现为养老保险会对消费行为产生一定的抑制影响。该结论看上去和养老保险对城镇居民消费的作用效应有些自相矛盾，其实并不然，原因在于单独探究二者之间的相关影响作用，未考虑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但结果呈现出的养老保险支出越高反而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抑制影响，是由于我国实施的是养老双轨机制的结果。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下述两方面：一方面，该机制作用下大多数参保企业的职工养老金缴纳较少，这使得居民必须通过增加储蓄的方式，提前积累维持退休后消费水平的财富；另一方面，增加养老保险的支出会增加间接影响因素，然而由于养老金待遇较低的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提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导致提升消费水平的目标也无法实现。为此，此时增加养老保险支出会起到促使居民增加储蓄并减少当期消费的作用。笔者通过整合提炼相关研究报告得出下述结论：1.养老保险的人均支出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同时养老保险人均支出每提升1%，人均居民消费反而会下降3‰，即养老保险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居民消费抑制影响。2.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城镇人均居民消费水平则表现出正相关的关系，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提升1%，人均居民消费会增长6‰，这反映出居民可支配收入才是直接与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发生紧密关系，并提升居民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3.通过稳健性的检验和复核之后，养老保险人均支出同人均居民消费水平之间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且联系紧密、影响显著。增加养老保险的间接因素这一变量后，养老保险人均支出的增加反而会带来人均居民消费水平的下降，进一步展现出养老保险会对居民消费产生一定的抑制影响。

三、针对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

为了提升城镇居民的养老金保障水平，切实可行地增进居民的消费行为，从而为经济的稳健增长提供重要的保障，笔者提出下列建议：

1扩大养老金的覆盖面

由于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政策的覆盖区域还较窄，大多数都是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外资企业、中大型民营企业的正式员工，而对一些微小型民营企业、个体经营者，以及自由职业者等的覆盖不足。与此同时，我国当前仍然拥有众多的农业人口，他们对养老保险的认识不足，因而这部分人中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很少。因此，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强对养老保险的覆盖和普及，提升这部分人对日后的不确定性风险的承受能力，提升他们的预期性收入，如此才能有效减少预防性储蓄，恢复其消费信心。

2加大对养老保险的投入

我国也将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数量在人口总数中的占比逐渐递增，尤其是在2050年之后，届时老年人口数量将会突破四亿。而相较于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快步到来，社会养老保险机制还需不断优化和完善，就当前情况来看，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养老基金的缺口较大，再加上老龄化社会的压力不断加大，因此，政府需要加强对养老政策的优化和完善和，减少居民对未来不确定因素的焦虑情绪，这就需要政府加大对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投入和补贴，确保养老金可以足额、及时发放到居民手中，增加城镇居民对退休生活的信心。

3强化养老基金管理

国家应该在强化养老基金管理的基础上，优化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并加强监督，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保障养老保险资金的健康良性运行，确保养老基金的安全。同时，政府还应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养老基金的管理质量和效率，且在这一过程中重视培养并提升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创建相应的养老金运作机构，通过科学的计算和评估实现养老资金经济收益的稳步提升，在保障养老基金安全的基础上，实现保值和增值。

4推进企业年金等其他补充性养老保险

在国家制定的基本养老保险体系之中，企业年金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补充，属于我国养老保险系统中的又一支柱。国家应该积极鼓励满足相关条件的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并提供相关政策的支持，从而提升企业参保人员的退休待遇，保证其生活水平，这样才能有效提升参保人员的消费能力。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制定相关优惠政策鼓励商业保险公司的健康发展，从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社会养老保险金的支付压力，从而满足我国社会老龄化不断加快带来的趋势需求。此外，政府还应成立专门的机构来监督和约束其他补充型养老保险产品，确保我国的养老保险机制能够长远健康的运行，并逐步解决养老公平的社会问题，使得城镇居民也可以真正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通过方方面面的创新改革措施，切实提升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继续稳健增长。

5提升养老保险基金的统筹层级

通过笔者对社会养老保险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分析能够看出，尽管养老保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居民的消费水平，然而其影响范围和程度的局限性较大。因此，政府应做好养老保险机制的完善工作，提升养老保险的统筹层级。在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机制中，统筹模式可以说是其核心内容之一，养老保险中的统筹层级越高，那么资金则会愈加充足，面对风险时的抵御能力自然也更强。由此可见，有效提升统筹层级，能够进一步扩大养老保险基金的规模，为养老保险基金和社会民生创造更加强而有力的资金支持，进而减少城镇居民对预防性储蓄的投入比例，拉动居民消费。对我国广大的城镇居民而言，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增加，尤其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会对居民的人均消费能力产生积极的影响和刺激作用。因此，国家社会保障部门应进一步加大对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及其积极影响的宣传工作，深化广大城镇居民对我国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和制度优越性的认识和理解，消除其后顾之忧，继而从根本上转变其消费意识和行为。

参考资料：

[1]刘云鹰.基本养老保险对城镇居民的消费影响研究[D].广东财经大学，2016.

居民消费水平报告范文第3篇

居民消费增长作为社会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随着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和经济与社会日益融入国际社会,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消费倾向以及消费行为也在发生着急剧而深刻的变化,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蔓延并对我国经济发生严重影响的今天,消费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已成为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倍加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在当前特殊的国际经济背景下,扩大居民消费还有着特殊的意义,即人们期望居民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这充分说明在当前我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的新时期,尤其是在当前金融危机影响下,扩大消费需求,不仅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内需驱动、消费支撑”发展模式的客观要求,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

从经济发展周期和消费市场发展规律上看,目前我国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消费市场正进入一条明显的升级通道,其巨大惯性不会因为短期经济波动所遏制,加之近年来经济高速增长下居民积累的相当可观的消费潜力将得到不断释放。那么,如何加快延续这种上升势头和充分挖掘居民的消费潜力,应该是当前和今后经济和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随着中央“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惠民生”一揽子计划措施的实施,投资需求呈现加快之势,但从经济循环和对经济拉动及影响程度看,要保持内需持续快速增长,从根本上还是要促进消费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所以当前除要研究对现有收入分配格局进行调整以防止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扩大外,还要深入研究在现有收入分配格局下如何促进居民消费的政策措施,目前实施的诸如发放消费券、家电下乡、购买农机补贴、家电和汽车以旧换新等刺激居民即期消费政策均收到了一定效果。我国目前居民消费市场走势良好,但居民消费潜力仍然很大,要进一步启动居民消费,必须对我国目前居民消费现状、消费倾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以及消费潜力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并适时出台有针对性的刺激或扩大居民消费的政策措施,以保持、延续和扩大目前良好的居民消费势头。本文利用统计部门丰富的信息资源,搜集整理了近十年来有关居民消费的相关资料,主要采用定量和回归分析的方法,试图对目前我国居民消费现状和消费潜力作初步分析和研究。同时我国居民消费在规模、水平和结构上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比较,也存在较大差距,同样说明提高我国居民消费的空间和潜力仍然很大。

我国居民消费现状不容乐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1979年～2007年GDP年均增长9.8%,近十年(1998年～2007年,下同)更是保持11.8%的年均增长速度。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但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呈不断减弱态势。

改革开放三十年尤其是近十年来,我国的经济规模急剧扩大。2008年GDP总量已超过30万亿元,居世界第三位。经济蛋糕做大了,但国内居民享用的份额却在不断下降,其突出的特征是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变化。我国投资率由1998年的36.2%上升至2007年的42.3%,十年的平均投资率在40%以上,比世界平均投资率(20%左右)高出近20个百分点;最终消费率则由59.6%下降到48.8%,十年平均消费率为56.6%,比世界平均消费率(78%左右)低20多个百分点。我国的消费率不仅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长期呈下降趋势。最终消费由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组成,其中居民消费是主体,一般占最终消费的70%以上。目前我国最终消费率过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居民消费持续走低造成的。我国居民消费率从1998年的76%下降到2007年的72.7%,达到历史最低水平,而同期政府消费由24%上升到27.3%;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持续扩大。在居民消费支出构成中,2007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为74.4%和25.6%,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比重比1998年分别提高和下降11.3个百分点。由于最终消费率长期偏低,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缓慢,经济增长过份依赖投资和出口。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近十年投资的贡献率由1998年的26.4%上升到2007年的40.9%,而消费的贡献率则由57.1%下降到39.4%,投资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而消费的拉动作用相对弱化。我国投资与消费的长期失衡孕育着经济运行的巨大风险。消费率偏低,投资率过高,往往造成产能过剩,产品供过于求矛盾突出,导致企业效益滑坡,失业增加;内需不足后,国内企业为寻找出路只能到海外市场寻求外需,从而导致出口压力增大,因此引起贸易摩擦增多,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强,外部风险加大;更为严重的是,居民消费率持续过低,不但使投资行为有可能偏离目标,即投资为了创造财富,最终为了消费,而且终将使投资行为缺乏最终消费的强力支持而难以为继,进而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这个结果应该是我们不愿看到和着力去避免形成的。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我国在这方面是有过教训的。

消费品买方市场基本形成

但城乡与地区差距明显

改革开放给我国居民消费品市场发展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消费品市场经历了快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目前的市场实现了商品供应由短缺向总量基本平衡的根本性转变,供应方式由单一落后向多样方便现代的重大变化,买方市场特征日益明显并基本形成。反映消费品市场发展水平与规模的统计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1978年的1559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89210亿元,增长56倍,年平均增长15%。近十年消费品市场在前二十年飞速发展的规模和水平基础上继续高速发展,200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1998年增长1.9倍,年平均增长 10.3% 。但城乡与地区差距持续扩大。

近十年我国消费品市场总量增长1.9倍,但城镇居民购买消费品的增长幅度明显快于农村居民,使得城镇居民购买的消费品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持续上升,而农村居民购买比重持续下降。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购买的消费品零售总额70355亿元,比1998年增长2.9倍,而农村居民购买18855亿元,仅增长2.1倍,占全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则分别上升和下降了5.5个百分点。我国目前有近8亿农民居住在农村,按人口计算的人均消费品购买量则更低。分地区看,2007年东部及沿海经济较为发达的10个地区(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9875亿元,占同期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56%,而西部经济欠发达的12个地区(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为15728亿元,占同期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7.6%。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差距不断扩大

一、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支出的对比

居民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支出的最主要的因素。排除其他影响居民消费支出的因素,居民消费支出必然随着居民收入的变化而变化。近十年来,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在逐年提高;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亦逐年得到增加。但由于主要受农村居民收入长慢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使得原有的城乡消费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越来越大。

近十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均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幅度明显高于同期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增长。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3786元,比1998年增长1.54倍,而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140元,仅比1998年增长94.7%;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的不同步,必然导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的不同步。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855元,比1998年增长94.1%,而同期农村居民消费支出3265元,仅比1998年增长88.7%。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不仅绝对额相差较大(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额仅占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额的27.5%),而且从消费支出比例上看,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差距呈不断扩大态势。近十年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历年环比增长速度虽然大多数年份略高于同期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但均低于历年同期全体居民平均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直接导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逐年扩大,城乡消费水平对比项的比值虽起伏不大,但其消费的绝对值持续拉大。

二、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对比

居民消费需求作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既定时期内只取决于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而且收入水平上升下降,只是构成了需求增加或减少的上限,其对需求总量的实际影响,则是由消费倾向决定的。因此,对消费需求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主要是消费倾向。所谓消费倾向,即居民收入用于消费支出的比例。西方经济学认为,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呈下降趋势;一般而言,高收入者具有较高的平均消费倾向,低收入者平均消费倾向也较低,平均消费倾向可能大于、等于或小于1;消费倾向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在不同条件下,各种因素所起作用大小差异极大。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增长,会出现一个居民消费倾向递减的趋势。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前十余年间,我国商品供应短缺,居民也大多数处于低收入阶段,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较高,若不适时地抑制消费,将会加剧商品供应短缺程度,而且也难以实现高积累率和高投资率,进而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商品供应短缺时代已成为历史,国家实行的是鼓励居民消费的政策,所以会逐渐出现居民平均消费倾向递减的趋势,那么,我们实行消费战略转移的目的并不是提高居民消费倾向而是尽可能使居民消费倾向递减的趋势放缓。应该说目前通过采取一些鼓励居民消费的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三、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距对比

(一)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整体差距我国目前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由于各自所处消费环境、收入水平、消费观念及消费偏好不同,因而在消费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农村居民目前偏向于满足吃、住等基本生存条件的消费,而城镇居民则偏向于衣着、精神文化等高质量生活的消费。

恩格尔系数指一定时期内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居民全部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具有判断居民消费水平、判断居民生活富裕或贫穷水平的功能。恩格尔系数的变化与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化呈反比状态。我国目前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大大高于发达国家。

近十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总体呈下降趋势,充分说明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都有显著的提高。居民消费结构逐渐从以生存为主的温饱型转向小康型的消费模式。其中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1998年的44.7%下降到2007年的36.3%,依照我国目前实际,已由小康型逐步过渡到了富裕型。与此同时,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虽然逐年有所下降,但一直高于城镇居民,2007年为43.1%,整体上虽达到小康标准,但其消费水平大体只是城镇居民十年前的水平。近十年来,党和政府加大了对“三农”发展的支持力度,农民生活改善速度有所加快。从有关数据可以看出,2004年以后,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的绝对差距正逐年缩小,2007年绝对差距为6.8个百分点,为历史最低水平。如果与发达国家比较,我国的居民消费结构中,吃、穿的比重相对较高,整体上具有显著的小康型消费结构特征。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6.3%,而美国为13.7%;英国和德国为12.2%;法国、日本、韩国为20%左右。同期我国城镇居民的衣着消费支出比重为10.4%,而主要发达国家在3.7%～6.4%之间。我国农村居民的差距则更大。

(二)城乡居民消费质量差距对比 为了进一步分析研究我国城乡居民在消费结构上的差距,我们选取了2007年城乡居民人均主要食品消费量的统计数据进行对比,从而从消费质量上比较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上的差距。

目前我国农村居民食品消费主要以粮食和蔬菜为主,奶及制品消费量最少,主要解决的是吃饱的问题;虽然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结构也以粮食和蔬菜为主,但从消费比上看,其消费数量明显少于农村居民,而城镇居民消费的奶及制品、猪牛羊肉、水产品和禽蛋及制品的数量明显多于农村居民。这说明我国目前城乡居民的食品消费质量存在很大差距,城镇居民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更加注意饮食的营养搭配,其消费质量明显高于农村。

(三)城乡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差距明显居民家庭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数量多少,也是衡量居民家庭富裕与贫穷程度的重要参考依据。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家庭因收入水平和消费环境的差异,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数量差距明显。我们选取了2007年城乡居民家庭有代表性的12种耐用消费品进行对比。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地区间居民消费水平差距显著

居民消费行为是由居民消费意愿支配的,而消费意愿的形成不仅由居民收入决定,还同时受消费环境和相应消费模式的制约。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不平衡,不仅形成城乡之间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显著,还同时形成地区之间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显著。除居民收入水平外,还有诸如基础与公共设施、消费倾向、消费内容、消费规模和环境等都有很大不同,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后,造成了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

居民消费水平报告范文第4篇

一、我国消费率走低现状（图1）

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消费率变动的特点，结合图1可知：

第一，1990年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呈下降趋势，1997～2000年间出现短暂回升，2000～2003年逐年下降的趋势非常明显。

第二，政府消费率较为平稳，1990～2003年间从12.3～12.1%，只下降了0.2个百分点，绝大多数年份稳定在12～14%的水平上。由于最终消费率等于居民消费率与政府消费率之和，因此，最终消费率的下降主要是居民消费率下降所致。

第三，农村居民消费率14年间从28%到18%，下降了10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和最终消费率分别下降6.3和6.5，幅度相当；而城镇居民消费率上升了3.7个百分点。由于居民消费率由农村居民消费率和城镇居民消费率组成，因此，居民消费率的下降是农村居民消费率的大幅下降所致。

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2005年为52.1%，居民消费率为38.2%，均达历史最低水平；近10年来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同期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8%左右，而我国同期国民储蓄率却从40%上升到接近50%。发展经济学家H.钱纳里的理论认为，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时，居民消费率一般为61%。2005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1700美元，而居民消费率却仅为38.2%。长期的消费不振给我国经济的发展会带来很多的负面影响。

二、我国消费率走低原因分析

（一）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华民族在延续了几千年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中，形成了一种自给性、封闭式的消费观。这种传统消费观念当前仍在很大程度上对人们的消费行为起着支配作用。偏重远期消费，轻视近期消费，一旦有了收入结余，总是先积攒起来，以备将来购房、养老、治病支出，这种消费观念对人们消费行为产生的消极影响，降低了居民对国家出台的激活消费经济政策措施反应的灵敏度，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经济政策措施的预期作用，弱化了消费对生产的刺激导向作用。

（二）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一般来说，在居民收入增加的情况下，消费支出也会增加，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对于消费水平的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低于经济的增长速度，居民消费就会滞后于经济的增长，居民消费率也会随之下降；反之亦然。1991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整体上虽有较大提高，但其增幅却一直低于GDP增幅。居民收入增长尤其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长期低于经济增长是我国居民消费率呈下降趋势的重要原因之一。（图2）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结合图2可知：

第一，1991～2003年我国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达到8.7%，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却分别只有4.50%和7.65%，与前者相比，分别低了4.2和1.05个百分点。我国居民收入增长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直接导致了消费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

第二，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更加缓慢，远远低于人均GDP增长率。1991～2003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率比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低3.15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限制了其消费水平的增长。13年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率仅为5.9%，比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低1.3个百分点，直接拉低了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因此，居民收入增长尤其是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长期低于经济增长是我国居民消费率呈下降趋势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见，居民收入增速缓慢，以及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不协调直接造成消费力不足，导致居民消费率低下。

（三）收入差距过大。2001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9∶1；2002年扩大到3.11∶1；2003年突破历史最高点达到3.23∶1。而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所享有的各种福利。例如，医疗保险、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救济等，农村居民并不享受这些福利。如果把这些福利因素考虑进去，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4至5倍，甚至是6倍。农民占全国人口60%，而消费品购买额比例占不到25%。收入水平的差距直接导致消费水平之间的差距，农村居民购买力明显不足。

（四）教育费用负担沉重。1998～2002年五年间，教育支出中的学杂保育费上涨了112.1%，年均递增16.2%。高额的教育支出费用，加大了居民特别是农村家庭培养子女的成本。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实际是“农村教育农民办，城市教育财政办”，农民的教育负担更为沉重。由于对教育行业提供财政的主体性缺失，居民囿于巨额的教育费用，大大降低了其消费预期。

（五）社会保障体制缺失。我国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医疗保险，有65.7%的人没有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我国城乡间社会保障资源分配的严重失衡，农村社会保障几近空白。占总人口60%的农民，只享有社会保障支出的10%左右，而占总人口20%的城市居民，却占到社会保障费用的90%。从人均社会保障费用来看，城市居民是农民的20倍以上。弱势的社会保障体制让居民面临着残酷的生存竞争。因此，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的渗透力还没有乐观到人民可以安心地面对未来生活，制约了人们消费的能力和欲望。

（六）医疗体制不合理。我国现行医疗体制呈现出诸多不合理现象：一是医疗费用增长过快；二是价格结构不合理，浪费严重；三是医疗保障范围狭窄；四是医院服务质量差，效率低下。广大居民特别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被残酷地隔离在医疗部门利益考虑之外。不健康的医疗环境让人们对医疗产生了忧虑心境，加之居民特别是农民的收入水平很低，这种医疗环境严重限制了居民对医疗的消费，同时也制约了其他名目的消费。

（七）高房价对消费的挤出效应。购买房产是一般家庭最主要的消费支出项目。高涨的房地产价格，已经超过我国城市家庭年收入的15倍。由于个人住房消费严重超前，不仅使城市个人负债率急剧上升，而且严重挤压了现时消费和将来消费。许多人为了支付每月的按揭贷款，不但收缩了正常消费，而且大都成了节衣缩食的“吝啬人”。在这种情况下，居民消费的扩张基本是不可能的。

三、对策建议

（一）更新消费观念，提倡信贷消费。落后的消费观念是制约消费需求扩大的障碍。首先，要正视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倡导合理消费、适度消费。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节俭并不是要压制正常消费，不是要节衣缩食。其次，要更新消费观念，提倡“负债”、提前消费。长期以来我国居民一直不愿负债消费，其实负债消费是把将来的钱提前到现在使用，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表现，是一种现代消费意识。部分有稳定收入及贷款偿还能力的消费者利用消费信贷提前消费，不仅可以提高个人的即期消费水平，而且可以通过消费的扩大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二）增加城乡低收入者收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首先，要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切实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竞争力，为农民增收提供多种渠道。深入贯彻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政策，杜绝各种乱收费、乱摊派，减少农民支出。加大对农民外出务工的培训和其他服务，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增加农民工的劳务收入。

其次，提高城镇低收入人群收入。努力做好就业、再就业工作，加强劳动职业培训，引导职工转变就业观念，发展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落实好最低工资制度，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最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防止收入差距扩大。2006年调节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取消农业税，对于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负担、提高购买力、扩大消费的意义重大。同时还要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纳税监管，加强调节力度，适应个人收入多元化特点，尽快建立居民收入和纳税申报制度，使居民及时、全面、准确地报告个人收入并纳税。适时开征不动产税、遗产税等税收课目，控制部分城市居民收入过快、过高增长。

（三）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力度，扩增居民不同消费渠道。首先需要确保现有预算口径的教育支出稳定增长。研究增设教育专项资金的新渠道，考虑开征教育税，取代现有的教育费附加，将中外资各类企业纳入到征税范围，从而拓宽税基、稳定税源、专款专用，使财政教育支出具有更加可靠的收入来源。再一个重要思路是，改变国家财政统包教育经费的传统做法，动员全社会力量走多渠道筹措资金的路子。通过各种手段协调高等教育给居民带来的负担，让居民在享受教育的同时，又不至于负担过重，以便居民有机会享受其他消费，从而扩增消费渠道。

（四）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民消费预期。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我国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搞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既是保障农民基本生活权益的迫切需要，也是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客观要求。在保障的基础上引导农民走向消费，农民只有在无消费顾虑之后才能走出不敢消费的消费心理，从而实现农民消费预期的提升。

居民消费水平报告范文第5篇

(一)数据说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ageneralsocialsurvey，缩写为CGSS)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从2003年开始每年一次，调查范围覆盖了全国大多数省区，对于整个中国而言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调查内容涉及个人及家庭的丰富信息，是不可多得的开放式微观数据资料。本文采用的是CGSS第一期的数据资料，包含了2003、2005、2006和2008年的调查数据。在使用前对数据进行了以下筛选处理:(1)只保留四次调查都覆盖的省份，共有27个省份(不含青海省、海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自治区、港澳台);(2)只针对城镇家庭居民的数据资料进行研究;(3)将被访问者的年龄限定在18—70岁之间。由于研究的主要变量是家庭的基本生活费支出，为了控制家庭规模的影响，必须把家庭支出换算成家庭人均值，考虑到所使用的数据情况，本文采用OECD平方根规模指数进行换算:将家庭基本生活费支出除以家庭人口规模的平方根即可得到家庭人均基本生活费支出，本文接下来的分析均以此指标来代替家庭消费支出。中国各地区间价格水平存在差异，同一消费水平在不同地区的实际购买力是不同的，如果不考虑价格的影响，则不能真实反映消费差距，因此，采用各地区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所有的消费指标进行了以2006年为基期的调整。经过数据的筛选和处理，包括去掉消费数据中1%最高和最低的异常值后，最终的样本只保留了家庭收入和消费为正，并且被访问者年龄以及其他关键变量均不缺失的15248个样本。

(二)数据的基本统计描述表1报告了被调查的家庭的基本人口特征。从表1中可以发现，样本中被访问者的平均年龄在逐渐增加，由2003年的42.49岁增加到了2008年的44岁。教育年限①＊也呈增加的趋势，反映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城镇居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城镇居民的家庭规模有缩小的趋势，家庭的平均人口由3.32减少到了2008年的2.18，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城镇居民生育意愿降低的现象，符合中国生育率降低的现实。表2提供了各调查年份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及消费差距的变动情况，从中可以发现，中国城镇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呈明显的递增趋势，反映出中国城镇居民分享到了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显著地提高了消费水平。在表2中计算了多个常用的衡量差距的指标，如对数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②＊＊。各个衡量差距的指标变化规律是基本一致的，总体表现出上升的态势(除了2006年有小幅下降)，这说明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差距有扩大的趋势。从表1和表2提供的基本数据中，我们可以粗略地推断:2003年到2008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口年龄结构呈老化的趋势，而且消费差距也趋于扩大。若将所有观测值的消费支出和年龄分布绘制出全样本的年龄—消费曲线(如图1)，则会发现，消费支出近似呈现出“U”型分布，在18岁到26岁左右，居民消费支出处于最高位，此后逐渐下降;到了38岁左右又开始缓慢上升。消费支出的这种特征可能和中国特殊的人口政策有关，在样本观察期内，18—26岁的城镇年轻居民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家庭的主要支出都花在他们身上，他们处于消费曲线的高位不足为奇;26岁以后，多数年轻人都脱离了父母独自生活，在职业生涯的早期收入并不足以支撑较高的消费，所以消费有下降的趋势;38岁以后基本进入赚取更高收入的黄金时期，消费又缓慢的回升。然而，图1的做法是将所有个体进行无差异对待，忽略了个体之间客观存在的代际差异(不同年份出生在相同的年龄段，其消费水平是有差异的)，这无疑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信息，估计结果并不可靠。对此，本文接下来将运用组群分析方法来测度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变动及其来源的年龄效应与组群效应。

二、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分解

(一)组群分析方法在微观调查中，对某一特定个体的终生进行固定追踪是很难实现的，所以往往采用样本轮换的做法，每一轮的调查样本都会产生变动，这样导致了无法获得真正的面板数据。但是，如果按照某种属性(如年龄、民族、职业等)将各期的调查样本分成不同的组群(Cohort)，在各个样本期内，选择各组群相关变量的均值，则可以构造出以组群为单位的面板数据，这种分析方法就叫组群分析方法(周绍杰，2009)，根据组群来构造的面板数据称为伪面板数据(PseudoPanleData)。伪面板数据允许各个调查期的样本不同，其重点关注的是组群(如同一年代出生的人，职业相同的人)的统计特征，通过组群的各种统计量(均值、方差等)的发展变化，来揭示总体某一变量的分布特征。尽管伪面板数据不是真正的面板数据，但伪面板数据使用的是组群的统计量，减少了个体奇异值的干扰，从而降低了测量误差，另一方面，由于不需要每个调查期追踪固定的样本，这使得样本流失的问题不存在。虽然伪面板数据可以提供某一组群在某一年龄阶段的经济行为，但在实证分析中必须对组群间的系统性差异———即组群效应(CohortEffect)进行控制，否则组群效应将会混合到所估计的年龄曲线中，造成估计的偏误。因此，在进行组群分析时，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在估计家庭消费支出的年龄曲线时把组群效应的影响控制住。控制组群效应的方法是把要分析的变量(在本文中为家庭的消费支出)分解为组群效应、年龄效应(AgeEffect)和年份效应(YearEffect)(Deaton，1997)。其中，组群效应反映了不同时代出生的群体，由于成长环境的差异等导致的代际的系统性差异(例如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群体，其消费行为和80年代出生的群体必然不同)，年龄效应则反映了消费支出的生命周期特点。在实际计量分析过程中，各虚拟变量设定如下:组群虚拟变量以出生最早的组群作为参照组;年龄虚拟变量以最年轻的年龄组作为参照组;T－2个年代虚拟变量根据式(4)转换。

(二)组群构造与消费支出的分解构造伪面板数据要根据观测个体的出生年份来划分组群，Deaton(1997)建议在构造伪面板数据时需要在组群个数和每个组群内样本个数之间进行权衡，其原则是:组群内部差异尽可能小，而组群之间差异尽可能大。本文研究的样本中，调查对象出生年份在1933—1990年之间，由于调查的年份只有四年，我们每10年定义一个出生组，得到6个组群。表3为“组群—年份”构成的伪面板数据在每个单元的样本数。本文的样本年龄分布在18—70岁之间，在四个年度的调查中，年龄最大的个体出生于1933年，在2003年为70岁，最年轻的个体出生于1990年，在2008年为18岁，共构造了58个组群(出生于1933—1990年)，53个年龄组(18—70岁)，在分解出三种效应(年龄、年份、组群)的过程中，共有57个组群虚拟变量、52个年龄虚拟变量以及转化的2个年份的虚拟变量。图2是各组群消费支出的年龄曲线，年轻组群的年龄—消费曲线位于左边，年老组群的年龄—消费曲线位于右边。年龄—消费曲线有两个方面的特征:第一，除了最年老的组群(出生年份为1933—1941年)，其余各组群的消费支出均表现为随年龄增加而增长的趋势。各组群的年龄—消费曲线并没有呈现出“驼峰”形状，而在对一些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中，如对美国(Attanasioetal.，1999)、英国(Attanasio＆Browning，1995)、台湾(Deaton＆Paxson，2000)的研究结果均显示年龄—消费曲线具有明显的“驼峰”特征，中国的年龄—消费曲线具有其特殊模式。第二，在相同的年龄水平上，年轻组群的年龄—消费曲线全部位于年老组群的上方，这表明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提高了年轻一代的消费水平。另外，相邻组群的年龄—消费曲线并未相连接，不同组群的消费支出分布在不同的年龄曲线上，因此，不能仅仅连接各个组群的年龄—消费曲线来形成一个总体的年龄—消费曲线，必须在控制组群间的差异的基础上来估计一个总体的年龄—消费曲线。图3绘制了年龄效应和组群效应。可以看到:第一，年龄效应几乎保持着线性增长的态势，只有在60岁以后的退休年龄才停止上升，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这与美国(Attanasioetal.，1999)和台湾(Deaton＆Paxson，2000)的“倒U”型特征也是迥异的。从平均意义来看，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年龄效应增长率约为5.96%。第二，组群效应曲线也基本呈线性增长的趋势，组群效应的增长率约为3.33%，这一结果表明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给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带来了更多的上升空间。根据以上的分析可知，组群间的消费支出差异十分明显，年轻组群的消费水平明显高于年老组群，因此，在目前老龄化日趋严重的背景下，政府应该通过加快完善中国养老体制、进行收入的再分配调整，提高年老群体的财富水平，促进全社会的消费增长，提高居民的整体福利水平。

三、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差距与消费差距变动的分解

(一)消费差距的分解为了便于对总体的消费差距进行分解，我们参照Deaton＆Paxson(1994)、Ohtake＆Satio(1998)及Caietal(2010)等人的做法，选取对数方差来衡量消费的差距。由图4的年龄—消费差异曲线可以发现，几乎在每个组群内，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差距都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大，这表明了消费支出存在着显著的组内不平等。其中，Varlnyjk表示可以被分为j个组群和k个年龄组的总体人群的对数消费方差;chortm表示组群虚拟变量，当m=j时为1，否则为0;agen是年龄虚拟变量，当n=k时为1，否则为0;αm和βn则分别为我们要估计的消费差距的组群效应和年龄效应。图5显示了消费差距的年龄效应βn，从中可以看出，消费差距虽然随年龄的变化而波动，但其基本趋势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这说明，在某一组群内(即出生在同一时代的个体内部)，随着年龄的增长，该组人的消费差距是逐渐扩大的，这暗示着同一时代出生的群体进入老年阶段后消费差距会更大，那么在中国养老保险体系尚未完善的环境下，个人如何合理配置其有限的财富，平滑其一生的消费则是个体必须面临的现实问题。表4是组群效应αm。结果显示，各个组群的估计系数都为正数，而且统计上均显著。由于我们的参照组是出生于1933—1941年之间的群体，全部为正的估计系数说明出生于1933—1941年之间的一代人，其消费差距是最小的，之后随着出生年代的推移，组群效应也越来越大，从出生年代为1942—1951年的0.06增加到出生年代为1981—1990年的0.186，增加了两倍有余。这个特征也容易理解:出生年代较早的一批人，其收入来源有限，接触到的消费市场品种也较为单一，他们的消费差距必然不会太大;而出生年代较晚的一批人，收入来源的多样化、消费品市场的极大丰富都为他们产生较大的消费差距提供了条件。这里，消费差距与消费支出的组群效应均表现出相同的规律，即组群效应随着出生年代的推移而增大。根据前文的分析可得到中国城镇居民年龄与消费支出的一般规律:年轻一代的消费水平要高于年老一代，年轻一代的消费差距也大于年老一代，在同一代人内部，随着年龄的增长，消费差距是不断扩大的。但仅根据这个规律我们并不能发现中国的老龄化进程是否对居民消费差距的变动产生了影响，本文接下来将对消费差距的变动进行分解，以考察人口老龄化在消费差距变动中的作用。

(二)消费差距变动的分解基于Ohtake＆Satio(1998)、曲兆鹏和赵忠(2008)的方法，我们把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差距从2003到2008年的变动进行分解，把消费差距的变动分解为“人口效应”(即老龄化效应)、“组间效应”和“组内效应”。具体做法如下:令sit为每个年龄的样本在总样本中的比重;σ2it为控制了出生组之后，每个年龄样本的消费对数方差;Xit为每个年龄样本的消费对数均值;i=18，19，…70;t为调查的年份。根据方差的定义和设定的上述变量，我们把消费对数方差变形，分解成三个部分。从表5中可以有如下发现:第一，消费差距的变动在各个时间区间内都为正，且变动量逐渐增加，这反映了在样本区间内，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差距的确是扩大了，而且消费差距的扩大有恶化的趋势。第二，出生组内的消费差距是总体消费差距变动的主要原因，其作用强度有增加的趋势，而与组内效应相比，组间效应很小，这说明了中国城镇居民在2003—2008年间消费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同一出生组内老年人和年轻人消费差距的拉大，这与图5中控制了组群效应后消费差距随着年龄增加而扩大的年龄—消费曲线相对应。第三，各个时期人口效应分解的结果都表示，人口老龄化对消费差距的影响都不容忽视，这一发现与曲兆鹏和赵忠(2008)不同，他们对中国农村的研究表明老龄化对不平等的影响非常微小。而本文的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居民消费差距存在着显著的影响，而且影响作用有增强的趋势，这暗示着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在中国城乡间可能存在不同的作用机制，值得更深入研究。

四、结论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