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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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建议范文第1篇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社区居家养老；养老模式；探索与实践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
2006年2月23日，全国老龄委办公室首次《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已于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中国平均每年将新增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速3.28%；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 亿，老龄化水平为17.17%。
2013年2月28日，在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中显示，截至2012年底，我国老年人口数量达1.94亿，比上年增加891万，占总人口的14.3%；201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破2亿大关，达到2.02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4.8%。报告同时还指出，空巢老年人口数量继续上升,2012 年为0.99 亿人,2013年也将突破1亿大关。
在中国，由于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领域等没能与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齐头并进，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不适应、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日益显现，尤其是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养老现状令人堪忧。“谁来养老,在哪儿养老”是今后牵动每个社会成员的大问题，今年召开的“两会”，关于民生、养老依然是人们关注的热词，除了养老金，大家更关注的是养老模式—明天我们如何养老？
二、妥善解决养老问题意义重大
关心老年人的今天，就是关心我们自己的明天。“老有所养”已成为十七大报告中“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内容之一；十报告指出：“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妥善解决养老问题，不仅关系到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幸福，更关乎国家和谐稳定和发展—“老有所养”不仅应成为一种社会理想，更是社会进步及文明的标志，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三、目前我国养老存在的问题
1.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挑战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传统文化，早在西周时期，统治阶级就认识到了“亲亲”和“敬长”的重要性，认为要治理天下，保持社会稳定，就必须向百姓提倡“孝行”，实现“家”的和谐。历代统治者都强调“百善孝为先”“养儿防老”是中国历来的传统居家养老模式。
但随着社会的变迁、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家庭结构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家庭照顾意识淡化、家庭照顾功能弱化、空巢老人增多，老年人照顾上的需求巨大,家庭照顾资源严重不足，使家庭养老面临着诸多问题。特别是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大多数年轻劳动力进城务工，出现了大量的“留守老人”，养老问题更加突出—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2.社会机构养老受到许多制约
我们对常州市戚墅堰区花苑社区居民进行随机调查，大部分人认为：送老人去养老机构无疑可以解决后顾之忧，但又怕背上不孝顺的骂名。只有少数人表示，养老机构的条件、待遇好的话，会考虑将老人送到养老机构。相对子女们的态度，很多老人表示：在生活不能自理时，为了不拖累儿女会考虑养老机构。不过老人们表示，身体条件允许的话，还是喜欢和家人待在一起。
按照中国人的养老习惯，大部分老年人不愿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去养老机构生活，因为农村的敬老院、城市的福利院、老年公寓等，不仅牺牲了老人们原有的生活习俗而且费用较多—机构养老还没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
3.社区居家养老是缓解城市人口老龄化的有效途径
社区居家养老是指老年人按照我国民族生活习惯，选择居住在家庭中安度晚年生活的养老方式。它以社区为平台，整合社区内各种服务资源，为老人提供助餐、助洁、助浴、助医等服务，使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这种服务模式既解决了在养老院养老亲情淡漠的问题，又解决了传统居家养老服务不足的难题，是一种介于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之间的新型养老模式。发展社区养老既能满足老龄人口对社会养老服务的多方诉求,又能弥补政府财政和服务能力的相对不足,是缓解城市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有效途径。
四、对常州市养老现状的调研
1.常州市人口老龄化的基本情况
常州市早在1985年就进入老龄化城市行列，比全国提前15年。全市老年人口以年均4.52%的比例增长，据预测，到2015年，常州老年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22.46%。比如，戚墅堰区花苑社区居民总人数8983人，60岁以上老年人2725 名，占比30%，且以空巢、独居老人居多。
戚墅堰区老龄办负责人表示：常州的老年人口比重越来越大，但进入敬老院、福利院和老年公寓的很少，大部分仍然选择“居家养老“这种传统模式。
2.花苑社区托老所服务得到社会的认可
2012年10月，花苑社区托老所建成并投入使用，它能为社区老人及时提供日间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情感慰藉等多样化服务。老人们白天到托老所可看书读报聊天，也可打牌奕棋，或开展其他有益的文体活动，既能健身又能益智，延缓衰老，晚上回家仍可享受天伦之乐。托老所的优点还在于收费不高，绝大多数老人都可承受。
3.社区居家养老得到政府、地方、企业的支持
（1）政府资助支持社区养老。从2001年开始，我国发行福利彩票筹措资金资助城市社区老年福利服务、农村敬老院，为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居家养老+社区照顾”提供制度化的支持手段和平台。
（2）地方互助社区养老。比如花苑社区建立的社区、助老志愿者、居家养老服务站、活动中心、民间组织五方连动的服务网络体系。
（3）单位社区福利养老。戚墅堰区花苑社区与南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戚墅堰机车车辆厂结对共建，企业为离退休老干部提供1400平方米的专门活动场所，配备专人管理。
4.社区服务日臻成熟
社区根据老年人需求和自身条件，开展短期供养、日间照料以及助餐、助医等生活服务，还兼顾老年人文化娱乐、教育、社会参与、权益维护等多种需求；服务人员既有专业、专职人员还有志愿者队伍。
我们在戚墅堰区花苑社区进行关于“到哪去养老”“老人需要哪些社区服务”“社区如何提供服务”“养老金能养老吗”“居民对社区养老的需求”等问卷调查，统计结果表明：许多居民认为“社区照顾居家养老，不仅解决了家庭养老的不足和子女难以尽孝的矛盾，还解决了社区部分40后、50后人群的就业问题”。调研中，社区居家养老老人、子女、亲朋，对现在党和政府采取的这一“便民、利民、惠民”的好政策深表赞赏和感激，认为不仅解决了温饱生活还很安心，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5.社区居家养老面临的困境
调研中我们还得到了“专业护理不够、照顾不太正规”“养老金太少、老年人福利保障、医疗保障有缺口”和“读老年大学社区应出学费”“社区要经常组织一些文艺活动、培训、讲座，让老年人的生活丰富多彩”等问题和诉求。因为目前社区家政服务从业人员，一般都是四十岁到五十岁的人群，这些人的学历大部分比较低，有的外地务工人员比较多，素质参差不齐。同时，服务还仅限于提供家政服务、护理保健等，老年人精神方面的需求不能满足，比如社区老年文化娱乐设施配套、老年人心理咨询服务等还跟不上等。
五、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几点建议
1.完善和营造良好的敬老、养老氛围
（1）加强宣传，弘扬中华民族孝道和尊老的优良传统。通过社区教育、道德讲堂、模范引领等宣传，使每个公民真正认识到传承孝道和尊老、安老、养老是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共同的责任，营造社区居家养老事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2）建立完善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和服务网络，在每个城市社区、农村乡镇驻地和有条件的农村社区设立家居养老、护理中心以及文体娱乐中心等；建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规范标准，并将老年人心理关怀等方面内容纳入其中。
2.积极探索、创新社会养老模式
（1）社区照顾与社区服务相互渗透，创新服务内容和模式。比如提供家政生活服务解决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的饮食起居问题；提供安全保障服务解决老年人在社会治安方面的担忧；提供精神慰藉服务解决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的精神需求，提供各种问候式的服务，把老人的困难情况和救助要求及时反映给街道养老服务站。
（2）正规照顾资源与非正规照顾资源的融合。使专业养老机构、社区专业人员、物业和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资源融合，做到资源互通、共享。
（3）社区照顾队伍建设（专业人员、志愿者、一般人员）和保障（资金等）措施。营造政府、社区、家庭、老年人及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格局，确保能为老年人社区照顾模式的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员、资金保障。
（4）社区养治模式。社区照顾引入优质专业养老机构、引入NGO（非政府）组织，推进社区养老有效管理。
3.在完善社区居家养老问题上政府应积极作为
(1)养老问题不仅关系到每个人，而且涉及房地产、医疗卫生、保险、储蓄、消费、劳动力市场、退休金、税收等多个领域。针对“社区老年文化娱乐设施配套跟不上”“社区要经常组织文艺活动、培训、讲座，让老年人的生活丰富多彩”等问题和诉求，各级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应发挥主导作用，积极作为，要重点考虑养老因素，在土地、项目等规划设计中，尤其是在房地产开发中，要在审批规划中加入托老所规划。
(2)解决“专业护理不够、照顾不太正规”“老年人心理咨询服务等还跟不上”等问题，建议国家采取公办民营、政府补贴、购买服务等多元资金投入和经营运作方式，兴办托老所等养老服务业，成立一个家政组织、社团组织，成立以后要对其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服务技能和素质，从而达到家政护理、居家养老的条件。
(3)政府应积极为托老所建设提供司法保障，尽快将托老所纳入相关法律体系，以解决“养老金太少、老年人福利保障、医疗保障有缺口”“读老年大学社区应出学费”等民生问题。
人口老龄化建议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问题；建议
胜利召开，改革开放践行30余年，我国经济的飞速增长，成就了今天的“中国奇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看，2013年我国GDP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然而与之相差的是：我国人均寿命的增加低于发达国家同期增长水平，可谓“未富先老”。人口出现了老龄化问题，这是一种致命伤害，不仅不能化人口资源为优势，而且会制约经济的发展。
一、“未富先老”现象的基本概况
未富先老，这是一个新锐词语，是专家在1982年人口普查后提出的，它反映的是中国的生育率快速下降，人口的平均寿命却提高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
我国人口老龄化特点：一是老年人口基数大。在我国今年的《社科院蓝皮书》指出：截至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个亿，占总人口的14.9%。这个数据已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国家。二是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是属于成年型，而短短20年左右，人口年龄结构就完成了从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转变。三是地区老龄化差异大。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出，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以上海最高，约16.38%；新疆最低，约为5.43%。东部城市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明显比西部地区严重。四是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在进入老年型社会时，人均国民收入一般在5000至10000美元左右，而我国2013年人均国民收入才达到6000美元。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面临的问题
纵观历史发展，我们不难看出，人口老龄化不仅是老年人自身的问题，更是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产生影响。
在经济领域，人口老龄化主要表现在劳动力资源老化。社会的运行需要充足的劳动力来维持，而老年人所占比例多，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年龄较大的人在工作中掌握了娴熟的技巧和丰富的经验，但是年龄的增长，导致他们的身体机能下降，反应能力变慢，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变得更加弱，劳动效率也跟着低下。随着技术的进步，社会分工越来越繁琐，要求人们有较高的适应能力和新的知识，显然青年劳动力更符合社会的需要。中老年人过多，不利于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不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在社会领域，人口老龄化需要家庭提供更多的赡养功能。我国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制定并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现在的家庭基本是独生子女。子女结婚的另一半很可能也是独生子女，对这个家庭来讲，基本是由两个年轻人赡养四个老人，这样家庭的赡养功能就显得更加突出。而在一些农村地区，父母更是与子女同吃同住，对自己后代的依赖能力也是更强的。家庭赡养能力的突出需要子女更多的付出，这样无形中加重了下一代的负担。然而大量的独生子女赡养老年的能力一般，急需社会养老功能的发挥，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
在政治领域，人口老龄化加重了政府的负担。养老保险基金源于人们的工薪收入，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的富裕与否，决定了基金筹集的可能规模。由于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发展，财政中用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的支出不断增加，政府承担着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重的负担。现如今社会上涌现一批“啃老族”、“蚁族”，他们本身生存都是比较艰辛，有很大一部分缺乏为长辈提供各种养老资源的能力，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政府需要对社会老年人的生存状况予以帮助，因而人口老龄化使政府的责任愈发重。
三、 对人口老龄化几点建议
中国人口老龄化挑战愈来愈严峻，许多专家预言，我国人口问题会在2030年到2050年迎来最严峻时期。目前，中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经济、制度等各方面准备的还不足。在人口老龄化问题爆发的高峰期前，我们需要全方位地做好各种的准备。以下是对缓解人口问题的建议：
（一） 长期稳定生育水平，减少未来老年人口。
人口政策是一项缓慢产生效应的政策，无法一时看到成效，所引起的影响是无法预测的。我们能做的只有长期稳定生育水平，减缓老年人口增加的速度，从宏观政策上予以一定程度的控制。我们这一代人要把老龄社会作为21世纪中国的一个重要国情认真对待。中国已经进入并将长期处于老龄社会，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及全社会必须充分认识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严峻性，树立老龄意识，增强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老龄社会挑战的紧迫性和自觉性，切实落实到行动上来才可以，不能只说不做。
（二） 建立健全老年医疗健康保障制度。
改革、完善城镇医疗保险制度，发展多种合作形式的医疗保障制度，解决医疗经费来源，逐步形成完整的医疗保障体系，特别是针对老年人的医保体系。就目前而言，国家要尽可能为老年人提供基本医疗保险，满足他们的基本医疗需求，使老年人口和他的家庭不会因为看病而变得贫穷。社区还要积极开展以老年然为主的预防保健和健康教育工作，加强对老年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研究。有条件的大中城市要建立健全老年病防治研究机构尽可能为老年人提供一个舒适的医疗环境和全方位的健康服务。
（三） 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均国民收入
人口老龄化问题说到底还是经济不够发达的问题。一些发达国家在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可以说是富与老同时或者是富先于老。而中国的国情不同，我们的人口基数大，人均收入比较少，所以我们是“未富先老”。因此，我们要大力推进经济建设，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为目标，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把改革和发展，作为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手段。通过改革，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调整经济结构，实行又好又快发展。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我们同许多发达国家都要面对的，不同的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突出表现是“未富先老”，这说到底是我们的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不适应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的是多方的努力，本文的见解还是比较浅显，无法找出一条能明确解决人口问题的出路，还是需要个人，集体，社会的共同努力。（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http：///workspace/index；jsessionid=CF5AB80A28F358712B06F9AA2C451478？m=gjnd
[2]朱忠祥. 中国人口老龄化及其对策[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2，（01）
[3]田雪原.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与决策选择问题研究，中国人口科，1998，（01）
人口老龄化建议范文第3篇
以上理论阐述了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以及医疗卫生费用支出的关系，但是他们都没有考虑当前经济形势的变化。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以及医疗卫生费用支出的关系也必然在发生改变，因此以上理论的现实意义不是很强。同时选取的指标也比较单一，主要是单独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的影响，以及人口老龄化对医疗卫生费用的影响。因此本文在借鉴文献的基础上，对指标的选取以及研究的方法做了改进。选取人口老龄化为解释变量，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分别为被解释变量，采取计量经济的分析方法，从定量的角度，清楚直观地显示出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支出以及医疗保险支出的关系，从而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提出一些现实意义较强的建议。
数据来源与指标选择
本文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由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以及养老保险实施较晚，因此本文选取了1993年到2011年这19年的数据作为样本范围。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根据数据的收集的难易程度，本文将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老龄化程度的标准。因此，选取1993年到2011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为解释变量。由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仍然是社会保障制度中最重要的部分，[6]因而对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与医疗保险支出的研究则从城镇企业职工入手，选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分别为被解释变量，主要研究的是人口老龄化对城镇职工的影响。
计量模型与分析
根据以上数据的来源与指标的选取，建立老年人口的比重与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以及老年人口与医疗保险支出的计量模型。具体如下:第一步，由于老年人口的比重、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指标口径不一致，因此需要对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取对数，而三者大体呈现为线性关系，因此建立半对数的线性回归模型。第二步，用最小二乘法(OLS)对样本期间的老年人口的比重、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时间序列进行回归，估计出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相对于老年人口比重的影响系数。
结论分析
通过对计量经济的模型估计结果分析，从（7）、（10）式可以看出，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每增长1%，平均来说可导致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增加0.87%，导致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支出增加3.06%。由此可知，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与医疗保险支出影响均较显著，尤其对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而言，老龄化的贡献率很大。当今世界，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深，我国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支出与养老保险支出必然增加，这势必然会对我国的养老以及医疗造成严重的负担，可能面临一系列的支付问题，甚至是支付危机问题。这是未来控制医疗费用增长与养老的重点与难点之所在，也是政策制定者所需考虑的一大因素。但是本文只是研究了老龄化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支出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影响，并没有研究老龄化对新型农村以及城镇居民的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的影响，这是本文的一个较大的缺点。
政策建议
由于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依据计量经济学的分析，为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
第一，面对老龄化的日趋严重，政府应承担起自己身上的责任，建立多支柱养老保障计划，把社会养老保险、企业年金、个人储蓄三种制度相结合，即所谓的“三支柱”制度[6]。适当增加对老年人口的养老支出，加大政府对养老保险基金入不敷出的地区进行财政补贴。同时不断完善我国的养老设施建设，比如建设社区医疗保健站为慢性病高发的老年人提供日常的检查服务；加强社区养老的方式，改变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真正贯彻“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政策。
第二，通过资本市场来缓解我国的社会保障支付危机[7]。我国目前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的是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相结合的半基金积累制，个人账户中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因此必然面临着养老保险资金的保值增值问题，为了降低个人账户基金贬值的风险,应该制定专门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办法,扩大基金投资渠道,不断提高基金收益率。而资本市场则是资金保值增值的主要渠道。
第三，建立合理的医疗保险费用筹措机制，拓宽医疗费用的筹资渠道[8]，比如政府制定一些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慈善捐款，用于大病医疗等方面，使老年人的养老与医疗费用有一个稳定资金来源。同时对养老保险基金以及医疗表显基金建立社会化管理、统筹调剂使用好着两部分资金，使老年人的生活真正得到保障，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第四，大力发展医疗服务体系，重点发展社区服务，建立以社区为中心的老年人养老与医疗保障体系。国际经验表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诊治80%以上的常见病和多发病。而社区就诊又十分方便，为老年人的卫生保健需要提供可能，同时可以避免去大医院成本高、就诊人多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建议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经济增长；脉冲效应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7）01-0022-08
一、引言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为8 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96%，按照联合国划分标准，我国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2010年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8.9%，高于同期世界人口老龄化平均水平，且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地区差异大等特点及其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媒体界和政界各方的关注，如“未富先老”“空巢老人”“人口红利消失”等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特别地，人口老龄化对消费、储蓄、投资、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课题，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已是当务之急。近年来提出的“推迟退休年龄”“以房养老”“全面放开二胎”等政策也掀起热议，必然需要和促使学者加快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并且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有利于辅助决策者做出科学的养老保障、B老服务决策。
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出现明显早于发展中国家，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也较早。Clark et al.（1980）最早建立人口老龄化经济学[1]。国内学者王克（1987）较早探讨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2]。随后，大量学者从劳动力、储蓄、消费、投资等角度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部分学者持悲观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弊无利。Leff（1969）最早通过74个国家的数据实证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促使老年人口赡养负担加重，使储蓄减少，进而削减投资，最终使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3]。随后，Turner et al.（1998）、Tosun（2003）等国外学者从储蓄、消费、劳动力等角度指出人口老龄化使经济增长减缓[4-5]；于学军（1995）、张本波（2002）、王德文 等（2004）、彭秀健（2006）、蔡P 等（2004）国内学者也指出人口老龄化会制约经济的增长，不利于我国经济长期增长[6-10]。还有部分学者持乐观或中立观点，不认为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从储蓄、教育投资、人力资本等角度出发，Maxime et al.（1999）、Nakajima et al.（2001）、Bloom et al.（2010）、贺菊煌（2004）指出人口老龄化不一定是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11-14]；而Lindh et al.（1999）、姜向群 等（2002）、李军（2006）、刘永平 等（2008）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15-18]。
综合来看，上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并没有一致的观点，由于研究方法、模型建构和变量选取等方面的原因，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尚无定论。
本文关注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产生的冲击，并提出政策建议。本文第二部分首先设定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并说明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第三部分是本文的主体，构建PVAR模型使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第四部分给出基本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描述
（一）模型设定
本文通过构建面板VAR模型（PVAR）分别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对国民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Holtz-Eakin et al.（1988）提出的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既具有VAR模型的众多优点，将研究系统中研究变量都当作内生变量，通过计算正交化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会给其他内生变量带来的影响，同时也继承了面板数据的优点，通过考虑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涵盖了个体差异性和不同截面的共同冲击[19-20]。
本文PVAR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yi，t=αi+βt+■βpyi，t-p+εi，t（1）
其中，i=1，2，…，31表示省份i；t=2000，2001，…，2013表示年份；考虑人口老龄化-居民消费-经济增长时，yit是包含三个变量的向量yit={lnpgdp，lnpcons，odep}，考虑人口老龄化-国民储蓄-经济增长时，yit是包含三个变量的向量yit={lnpgdp，sav，odep}；p为滞后阶数；引入αi表示个体效应，即允许变量中存在地域性的差异，引入βt表示时间效应，刻画变量的时间趋势；βp为3×3维的系数矩阵；εi，t是随机扰动项。
本文构建PVAR模型主要包括下面步骤：（1）PVAR模型滞后阶数的选择；（2）利用面板广义矩估计（GMM）对模型进行估计，说明内生变量之间的回归关系；（3）计算脉冲响应函数，通过动态脉冲响应图反映内生变量的冲击对自身及其他内生变量的影响；（4）误差项的方差分解，进一步说明误差项的影响因素的程度[21]。①
国内也已有文献（董丽霞 等，2011）[22]利用PVAR模型研究人口结构、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但其中存在的几方面问题本文进行了改进：一是建立PVAR模型时滞后阶数直接选取为1阶，阶数选择可能并不是最优的，本文利用AIC、BIC和HQIC统计量选取最优滞后阶数；二是现有文献没有进行方差分解分析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影响的贡献度；三是董丽霞 等取变量5年平均数作为分析样本，对变量取均值会造成信息的丢失且样本时间序列较短限制了多阶滞后项的估计。另外，本文分别在居民消费和国民储蓄的路径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前者偏向于考察个体和家庭行为的微观基础，后者偏向于考察国家层面的宏观基础。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考虑数据的可获得和我国人口发展过程，我国在2000年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所以数据选取时间区间为2000―2013年。数据主要来源于2001―2014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选取2000―2013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老年抚养比、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地区人均消费支出和地区最终消费率（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数据）。
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本文使用地区老年人口抚养比反映该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表示因地区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负担；利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lnpgdp）反映地区的经济增长状况；利用人均地区消费支出的对数（lnpcons）反映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居民消费可直接反映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利用国民储蓄率（sav）反映地区的国民储蓄水平，国民储蓄水平是影响投资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因素。由于我国没有统计国民储蓄率数据，本文选取1减去最终消费率近似表示地区国民储蓄率，计算公式为：国民储蓄率=1-最终消费率，即（1-最终消费/GDP）×100%=（1-居民最终消费/GDP-政府最终消费/GDP）×100%。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三、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
对于时间序列数据需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使用的省级面板数据具有时序的特征，因此构建面板VAR模型前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序列平稳性，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变量经过一阶差分后，odep、lnpgdp、lnpcons和sav都是平时间序列，即变量odep、lnpgdp、lnpcons和sav都是一阶单整I（1）。在一阶单整的情况下，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一般情况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较面板向量误差修正模型（PVEC）更有效。当变量存在协整关系时，应建立面板向量误差修正模型（PVEC），如不存在协整关系，则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更有效。
对变量lnpgdp、odep、lnpcons和变量lnpgdp、odep、sav形成的两组变量分别进行协整检验，检验两组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本文采用两种协整检验方法――面板统计量组和统计量，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
由表3可知，在5%显著性水平下，Gt、Ga、Pt、Pa四个统计量都不显著，说明lnpgdp、lnpcons、odep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即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同理，表4表明lnpgdp、sav、odep之间也不存在协整关系。
因此，本文利用2000―2013年31个省级面板数据对lnpgdp、lnpcons、odep和lnpgdp、sav、odep两组变量分别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实证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对国民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
（二）滞后阶数选择
本文利用AIC、BIC和HQIC统计量来判断最优自回归滞后阶数，依据AIC、BIC或HQIC取最小值的阶数确定为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结果如表5和表6所示。
由表5可知，当lnpgdp、lnpcons、odep建立PVAR模型滞后阶数选取为4时，AIC、BIC和HQIC统计量都最小，一致表明滞后阶数应选取为4，建立PVAR（4）模型。
由表6可知，当lnpgdp、sav、odep建立PVAR模型滞后阶数选取为4时，BIC和HQIC统计量最小，而滞后阶数为5时，AIC统计量最小。一般地，当三者不一致时，BIC/HQIC倾向选择比较精简的模型，AIC倾向比较复杂的模型，且BIC/HQIC通常优于AIC，因此本文滞后阶数选取为4，建立PVAR（4）模型。
（三）PVAR估计
由于PVAR模型包含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所以本文在构建PVAR模型前对数据做如下处理：运用截面均值差分消除各个变量的时间效应，然后使用向前均值差分消除个体效应（即Helmert过程变换），以消除由于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可能造成系数估计偏差[23]。本文使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PVAR（4）模型。
本文首先利用2000―2013年31个省级老年人抚养比、人均居民消费支出对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的面板数据建立PVAR（4）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在居民消费路径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然后利用2000―2013年31个省级老年人抚养比、人均居民消费支出对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的面板数据建立PVAR（4）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国民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在国民储蓄路径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参数并没有实际经济意义，一般只关注其引出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别用以分析随机扰动的一个单位标准化新息对内生变量产生的影响和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波动的贡献度。因此，在此不详列模型估计的参数[24]。
（四）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为了检验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本文采用脉冲响应函数研究内生变量冲击对自身及其他内生变量的影响作用。由于脉冲响应函数Cholesky正交分解对变量的排序非常敏感，而人口结构的变化反映了劳动人口数量和比重变化，进而会导致收入水平的变化，影响消费和储蓄；而经济增长并不立即影响人口结构变化，人口结构的变化相对缓慢。因此，在脉冲响应函数Cholesky分解中，表示人口结构变量的odep排在前面，其后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lnpgdp和人均居民消费支出lnpcons或者国民储蓄率sav，所以两组变量分别为{odep，lnpgdp，lnpcons}和{odep，lnpgdp，sav}。本文通过给予内生变量{odep，lnpgdp，lnpcons}一个标准差的冲击，使用蒙特卡洛模拟500次得到正交脉冲响应函数图，并给出95%的置信区间。
1. 人口老龄化-居民消费-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利用老年人抚养比、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人均居民消费支出对数建立的PVAR模型对变量进行蒙特卡洛模拟得到脉冲响应函数，结果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一个正交化新息的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一期为0，随后便持续一直为负，且负值较为稳定，表明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并不同期立即产生影响，而是具有滞后性，且随后对经济增长的负作用持久且稳定，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拖累作用。
从老年人抚养比odep对人均消费支出对数lnpcons的脉冲响应函数图（第三行，第一列）可看出，人口老龄化的一个正交化新息冲击对人均消费支出产生的影响一直持续为负，负作用呈现先增大后减小趋势，但减小反应较弱依然为负作用，最终收敛于很小的负向影响，表明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中国的人均消费水平出现一定程度的持续负向效应，人口老龄化降低居民消费水平。
另外，考虑人口老龄化消费水平经济增长的间接路径，老年人抚养比odep对人均消费支出对数lnpcons的脉冲响应函数（第三行，第一列）和人均消费支出对数lnpcons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lnpgdp的脉冲响应函数（第二行，第三列）可看出，在间接影响路径下，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一个正交化新息冲击首先对居民消费水平产生负向作用，进而通过居民消费水平的负向作用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作用，所以从人口老龄化消费水平经济增长的间接路径看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负向影响的部分因素是由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的负向作用传递产生的。
而言之，在考虑居民消费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都产生了负向作用，并且在人口老龄化消费水平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路径下，人口老龄化不利于消费水平提高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作用。
2. 人口老龄化-国民储蓄-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利用老年人抚养比、国民储蓄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建立的PVAR模型对变量{odep，lnpgdp，sav}进行蒙特卡洛模拟得到脉冲响应函数，结果如图2所示。
由图2，在考虑国民储蓄情况下，从老年人抚养比odep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lnpgdp的脉冲响应函数图（第二行，第一列）可看出，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一个正交化新息的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持续一直为负，随后负作用有减小趋势但一直维持为负，表明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时，经济增长出现负向变动，虽负作用有所减小，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持续为负。
从老年人抚养比odep对国民储蓄率sav的脉冲响应函数图（第三行，第一列）可看出，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冲击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当期为0，滞后第二、三期为正向影响然后下降，第四期后变为负向效应，随后负向作用有所减小，表明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时，国民储蓄当期不受影响，短期内对国民储蓄产生正向作用，对国民储蓄有拉升作用，但随后“反正为负”，人口老龄化在中长期对国民储蓄有负向作用，但从六期累积效应来看，总体上人口老龄化对国民储蓄有很小程度的正向作用。
另外，考虑人口老龄化国民储蓄经济增长的间接路径，从老年人抚养比odep对国民储蓄率sav的脉冲响应函数图（第三行，第一列）和国民储蓄率sav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lnpgdp的脉冲响应函数图（第二行，第三列）可看出，面对国民储蓄的正交化新息的冲击，经济增长出现正向变动，且上升趋势明显，说明国民储蓄有利于经济增长。在间接影响路径下，人口老龄化的冲击首先对国民储蓄产生很小程度的正向作用，进而对经济增长会产生一定程度正向作用。所以，从人口老龄化国民储蓄经济增长的间接路径看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程度的正向影响，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是负向作用，表明通过人口老龄化提升的国民储蓄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小程度的正向作用不足以抵消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直接产生的负向作用。
总而言之，在考虑国民储蓄路径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向作用，对国民储蓄的影响在短期具有拉升作用，而随后较长期产生负向作用，最终累计效应有很小程度正向作用。而在人口老龄化国民储蓄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路径下，人口老龄化对国民储蓄产生很小程度的正向作用不足以抵消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直接产生的负向作用。
（五）方差分解分析
为了更精确地考察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居民消费或国民储蓄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此部分通过蒙特卡洛模拟500次得到方差分解，分析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波动的贡献度。
1. 人口老龄化-居民消费-经济增长的方差分解分析。利用老年人抚养比、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人均居民消费支出对数建立的PVAR模型对变量{odep，lnpgdp，lopcons}进行蒙特卡洛模拟得到方差分解，第10个预测期和第20个预测期的方差分解结果如表7所示。
在考虑居民消费路径下，从表7方差分解结果来看，老年抚养比odep对自身的冲击影响较大，在第10期对其自身方差的贡献率达到94.48%，在第20期方差贡献率稍有下降至89.16%。
老年抚养比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变动的解释能力较强，在第10期对其方差的贡献率达到17.80%，说明在考虑居民消费路径下，经济增长变动的17.80%可由人口老龄化解释，而第20期上升至19.3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其自身的冲击影响最大，第10期和第20期分别达到68.22%和67.22%。
老年抚养比odep对人均消费支出lnpcons变动的解释能力较小，在第10期对其方差的贡献率为8.58%，说明人均消费支出变动的8.58%可由人口老龄化解释，而第20期稍有下降至8.31%；人均消费支出对其自身的冲击影响最大，第10期和第20期分别达到69.69%和60.58%。
2. 人口老龄化-国民储蓄-经济增长的方差分解分析。利用老年人抚养比、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国民储蓄率建立的PVAR模型对变量{odep，lnpgdp，sav}进行蒙特卡洛模拟得到方差分解，第10个预测期和第20个预测期的方差分解结果如表8所示。
在考虑国民储蓄路径下，从表8方差分解结果来看，老年抚养比odep对自身的冲击影响较大，在第10期对其自身方差的贡献率高达97.04%，在第20期方差贡献率稍有下降至96.34%。
老年抚养比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变动的解释能力减小，在第10期对其方差的贡献率为4.96%，说明在考虑国民储蓄路径下，经济增长变动的4.96%可由人口老龄化解释，而第20期上升至5.64%；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其自身的冲击影响最大，第10期和第20期分别达到75.09%和70.67%。
老年抚养比odep对国民储蓄率sav变动的解释能力，在第10期对其方差的贡献率有2.05%，说明国民储蓄变动的2.05%可由人口老龄化解释，而第20期维持平缓至2.03%；国民储蓄对其自身的冲击影响最大，第10期和第20期分别达到84.76%和84.98%。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在人口结构内生的框架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利用2000―2013年中国31个省市的老年抚养比、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消费支出和国民储蓄率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实证分析了我国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增长、居民消费和国民储蓄的影响和相互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不利于经济增长，防止人口过度老龄化是接下来人口政策的重要任务。从直接效应来看，不论是考虑人均消费支出路径还是考虑国民储蓄率路径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作用，负向作用持久且稳定，并未随时间推移而有所减缓。从间接效应来看，在人口老龄化消费水平经济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国民储蓄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路径下，人口老龄化不利于消费水平提高，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作用，对国民储蓄产生很小程度的正向作用不足以抵消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直接产生的负向作用。不管是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分析都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拖累作用。
因此，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重，对我国经济增长拖累作用将会更加深刻，现阶段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改革转型关键时期，是推进深化改革的重要关头，妥善处理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为防止未来人口快速和过度老龄化拖累我国经济增长和扭曲经济结构，现阶段完善计划生育政策，鼓励生育，鼓励优生提高人口素质对我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二）政策建议
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早期阶段，随着未来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深，必将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一是人口老龄化抑制居民消费，对国民储蓄有一定拉升作用，我国应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加快人口产业调整，加大“银发产业”支持力度，调整经济结构，以扩大内需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二是中国的人均消费支出在人口老龄化冲击下会出现持续负向变动，不利于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总体上人口老龄化对国民储蓄有一定程度的正向作用，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国民储蓄有一定拉升作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资本积累。为防止人口老龄化使得居民过度注重储蓄，造成国内消费低迷，我国应加快完善老年人保障体系，利用国内外公有和私有资本多种方式建立丰富的养老服务体系，改革养老保障制度以保障老年人正常生活水平，缓解年轻后代赡养老年人的后顾之忧，提高年轻消费群体的消费水平。三是加快计划生育政策的合理化调整，适当鼓励生育，提高年轻人口比重，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为未来经济增长提供充足且高素质的劳动力。
简而言之，完善养老保障体系，缓解赡养压力，发展“银发产业”，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国民消费能力，扩大内需拉动我国经济增长，鼓励生育与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为未来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注释：
①本文运用的Stata程序是由Inessa Love和Lea Zicchino（2006）写，并经过改进的PVAR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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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建议范文第5篇
一、中国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原因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据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等相关数据，中国现有老龄人口已超过1.6亿，且每年以近800万的速度增加，预计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1/3。为何中国的老龄化社会阶段不期而至？京内学者主要从社会发展规律、计划生育政策和形势错判等方面予以分析。
部分学者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是必然趋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认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历史必然的进程，只要生育率下降，就必然会经历这一过程。无论中国是否放开计划生育，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方向都已无法逆转。在中国，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女性普遍参加社会工作，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子女养老的需求大大降低，这都会影响生育观念。再过30余年，中国人口中1/3以上都会是60岁以上的老人。
部分学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老龄化加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汪丁丁教授认为，作为当初急剧调整生育行为的后果，中国格外迅速地进入人口的老龄化过程。这一过程要求中国格外迅速地把所谓“过剩”的活劳动转换为“资本”，用以维持未来老龄社会的可接受的生活水平；但是中国已经没有足够时间来实现这样一种迅速转换了。
同时，长期高估生育率、低估老龄化程度，导致人口政策未能及时调整，也是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的重要原因。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郭志刚教授认为，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以往中国生育率被严重高估，老龄化程度相应被低估。对低生育率的认识迷茫，导致对人口基础数据的过分怀疑和否定，人口形势的误判必然会误导决策，贻误生育政策调整的时机。过去30年，政府控制人口数量的一手很硬，而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手则要软得多，更没有明确由谁来负责。这种政策上的不对称，潜藏着人口老龄化失控的风险。如果不能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应对，贻误政策调整时机，未来的人口老龄化将更为严重、更难应对。
此外，由于统计偏差和分析视角的局限，中国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也可能被高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唐钧研究员指出，中国的老龄化有两个特点：第一，在老龄化最高峰的时候，中国仍然有6亿～7亿的劳动力，中国不存在从国外移民来补充劳动力的问题；第二，北京、上海老龄化程度很高，这是一个假象，要是按常住人口统计，老龄化则会大大下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侯东民教授的观点独树一帜，他认为，迄今对中国老龄化的危言耸听，不仅对就业形势判断诸多错讹，针对“未富先老”对社会负担问题分析也是表面的、站不住脚的。中国老龄化完全不同于西方，至今存在着大量富余劳动力。假设以粮食为主的农业1957年以来生产率仅提高一倍，当前第一产业劳力仅需1亿。加上城镇下岗者数千万，估计当前中国富余劳动力不少于2亿。近年的民工荒是企业只利用劳动者生命最年轻时段并随时弃用城乡四五十岁劳动力的结果。民工荒不是刘易斯拐点，恰反映了劳动力过剩，以及如何维护劳动者权益，社会还有许多必补课程。
二、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所带来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标准，却提前步入人口加速老龄化的社会阶段，这将对我国的社会政策调整、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压力与挑战。同时，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现象，这一社会阶段也蕴藏着新的发展动力和更好的社会稳定性。因此，人口老龄化问题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既形成了不可避免的挑战，也属正常社会现象，对中国社会稳定与经济转型开启了新的机遇。
当前，诸多学者认为，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浮现，将使经济社会保障能力受到挑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邬沧萍教授指出，中国人口庞大，并且又迎来加速老龄化，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国家。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认为，中国老龄化趋势不可阻挡，而养老服务体系滞后于养老服务需求，可谓“未备先老”。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李军研究员表示，从2015年起，中国养老的经济负担将明显加重，2020年～2030年将是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影响最为显著的阶段。如果没有明显的科技进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将无法避免。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乔晓春教授认为，少子化、老龄化并存的局面将直接影响到我国未来公共资源的配置和现已配置的公共资源。根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陆杰华教授的分析，我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包括：应对老龄化的公共政策体系严重滞后于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保制度构建滞后；城乡二元化背景下的农村老龄问题日益突出；老年人群增长带来的需求增长与社会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研究员认为，中国人口红利的最大化时期是抚养比在2013 年降到最低点之前达到的， 并且于2013 年之后迅速消失。我国人口老龄对社会养老能力和资源支撑力、养老保障体系、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形成严峻挑战。
当然，对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影响，部分学者也持乐观态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景天魁指出，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提高是必然趋势，甚至是好事。这种情况未必一定给人类的养老造成严重的困局，也未必给年轻人造成难以承受的养老负担。进入老龄社会以后将会出现三个难以估量的新的贡献，或者是新的气象：一是扩大内需；二是增强社会稳定性；三是传承人类文明。景天魁认为，老龄化社会并不是危机。部分学者还提出，人口老龄化进程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可谓“危”中有“机”。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指出，人口红利消失后，反而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倒逼产业升级的换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倒逼维护工人合法权益，使社会更加和谐。唐钧认为，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本身无所谓 “好”或“坏”。只要对老龄化的到来认真准备，利用人口结构的变化，调整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把调节社会分配作为重中之重来抓，顺利渡过老龄化的高峰并使社会经济发展再上一个台阶，是完全有把握的。
三、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将逐步显现。从我国中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前景考虑，需要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力争在人口老龄化程度达到最高值之前，夯实经济承载能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部分学者认为，应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争获取二次人口红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鞍钢教授认为，由于教育大发展， 中国正在获得大规模的人力资源红利，在未来不仅可有效抵消人口红利不断减少的负面作用， 而且还可保持人力资本总量的持续增加， 从而支撑整个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增长，为未来20 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提供巨大的丰富的人力资源基础。中国最有效的公共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将会对中国带来长期的多重的红利。蔡昉提出，可通过以下措施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一是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保障来充分使用劳动力，提高人力资本。后者则涉及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等改革。二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可以以较低的城市化速度推动实质的城市化，保持经济增长所需的劳动力供给。三是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保持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汪丁丁教授介绍，目前的西方社会试图推行三类政策以减缓人口老化的振荡：一是增加“劳动参与率”，尤其是女性劳动参与率，但当代中国社会的情况比较特殊，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始终很高。二是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退休年龄”。三是鼓励移民，这一政策通常只对西方社会有效。他认为，上述政策虽然未必适用于中国，却比目前某些城市政府所推行的旨在鼓励本地生育行为的地方主义政策显得更合理。最合理的应对政策是增加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含量。
部分学者认为，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巴曙松研究员认为，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同时，人口红利窗口期也即将关闭。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的越过为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生产力驱动的转型提出了迫切要求。翟振武教授建议，要主动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产业升级换代，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劳动密集型企业升级为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应对劳动力的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