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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城市;养老保障制度;养老服务体系;劳动力资源短缺;老龄产业
我国在1999年已经进人了老龄化社会,虽然目前人口老龄化问题尚不突出,但其所带来的影响已经呈现出不可低估的态势。从现在开始,提前准备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和对策,对促进我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城市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点
1.老年人口数量大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数量逐年增加。自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04年的22年间,我国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增加302万。21世纪初期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超过1亿,2004年底,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43亿,占总人口的10. 97%,同年我国老年人口总量约为世界老年人口总数的1/5,亚洲的1/2。
2.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升到14%,日本用了24年的时间,发达国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时间,我国只需25年或26年就可以完成这个历程。齐齐哈尔市人口老龄化起步较晚,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全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5. 6%,齐齐哈尔市老年人口比例只有3. 7%;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国老年人口比例为7. 0%,齐齐哈尔市老年人口为303255人,其人口比例为5. 6% ;2005年,全国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到7. 9%,而齐齐哈尔市的老年人口比例为7. 2%。虽然齐齐哈尔市人口老龄化较全国起步晚,但增长速度比全国快。预计到2010年时齐齐哈尔市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将达到9. 1 %,到2020年时将达到14. 3%。
3.区域间人口老龄化进程差异较大
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人口老龄化发展明显快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以最早进人人口老年型行列的上海(1979年)和最迟进人人口老年型行列的宁夏(预计2012年)比较,时间跨度长达33年。齐齐哈尔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介于二者之间,在2005年进人老龄化社会。
4.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
发达国家在进人老龄化社会的时候,已经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0000美元以上。如日本在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到7%和10%时,人均GDP分别为1967美元和11335美元。我国2000年老年人口比例为6. 96%时,人均GDP只有840美元。2005年我国人均GDP刚刚超过1000美元,预计到2020年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0%时,人均GDP也仅为3000美元。闭因此,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和物质基础还比较薄弱。齐齐哈尔市的GDP更是在全国平均值以下,齐齐哈尔市2000年老龄人口达到5. 6%时人均GDP为590美元,2003年时人均GDP也只有780美元,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到2020年人均GDP预计在1600美元左右。
老年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disease,AD)主要包括65岁或以前老年前期起病的早发型(early-onset)和65岁以后老年期起病的晚发型(late-onset)。近年的研究证实这两个类型的临床表现和神经病理学特征均无本质区别,所以现在广大研究者已逐渐接受统一称为老年性痴呆或阿尔茨海默病。随着人类平均预期寿命的增长,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包括AD在内的痴呆已经同心脑血管疾病成为世界范围内危害人类健康最严重的疾病。美国波士顿东区的流行病学调查指出,痴呆病人占该地区85岁以上人群近50%[1]。由于AD等认知功能障碍类疾病患者常伴日常生活能力下降,表现为生活不能自理,由此带来严重的社会卫生问题和经济负担。1989年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统计资料显示,美国每年中风的医疗费用为250亿,但痴呆的费用却高达800亿[2],可见痴呆所造成的经济负担之重。我国老年期痴呆的患病率远非人们所想象的低,上海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55岁、65岁以上痴呆的患病率分别为2.57%(AD为1.5%,血管性痴呆为0.74%)和4.61%(AD为2.9%,血管性痴呆为1.26%)[3]。我们在对广州市城区75岁以上老年人痴呆患病率的调查中,发现75岁以上老年人痴呆的患病率为8.9%,其中AD为7.49%,血管性痴呆为1.16%(待发表)。预计我国现阶段老年期痴呆的患者大约为300~400万。
AD是一种原因未明以认知功能减退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德国医生AloisAlzheimer于1906年首先报告。其主要的病理特征是脑内出现大量老年斑(senileplaque,SP)、神经纤维缠结(neurofibrillarytangles,NFT)、淀粉样蛋白沉积以及神经元空泡变性和大量丧失。由于AD病理变化的复杂性,尽管世界各国在寻找AD有效治疗药物的研究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但成果却十分有限。相比之下,中医药在延缓衰老以及衰老相关疾病的防治方面有着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具有潜在的优势和广阔的开发前景。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未雨绸缪,加大力度,深入开展对AD防治的研究,挖掘中医药的优势,寻找确切有效的防治方法,改善和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和对于社会的适应能力,以最大程度减少痴呆类疾病所带来的不良后果,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在此仅就中医药防治AD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结合AD现代研究进展谈谈自己的看法。
1临床诊断的问题
在过去的许多有关中医药防治AD的研究中,临床诊断方面的问题较多。AD的临床诊断主要依赖病史、临床表现和神经心理测试以及实验室的检查,同时排除可能引起痴呆的其他脑部和全身性疾病。而确定性的诊断只有组织病理学才能作出。
摘要:老年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disease,AD)是一种原因未明、以认知功能减退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危害人类健康最严重的疾病之一。中医药防治AD的研究是近年的研究热点。为深入开展AD防治的研究,寻找有效的防治方法,改善和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结合AD现代医学研究进展,就中医药防治AD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强调在中医药防治AD的研究中应注重科学地选择和应用权威的AD临床诊断标准;选择多因素复合动物模型;注意AD的肾虚本质特征和病因病机特点;注意观察指标特异性、敏感性和稳定性的综合考虑,强调功能整合水平观察指标的评价;充分认识中药复方的多途径、多靶点作用优势,开展严格的随机盲法对照临床试验。
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特征
新常态的“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的“常”,意味着相对稳定;新常态的“态”,意味着一种区间与状态。“新常态”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特征。
第一个特征:中高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速度下台阶、质量上台阶,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经济学中有一个基本原理――GDP增速往往围绕潜在增长率合理波动。纵观世界各国发展史,经济增速“减挡”,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历一段时期高速增长之后出现的必然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连续实现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然而,随着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经济总量基数增大、资源环境压力剧增、潜在增长率下降等原因,我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已不可能。可以说,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是30多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结果,是客观经济规律作用的体现。虽然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增大,增幅有所放缓,但并不等于说我国的经济发展处于下行轨道。当前,转型压力势必导致中高速。7%左右的增长速度表明,中国经济仍然在保持中高速的平稳增长,“又好又远”、“稳中有进”依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第二个特征:优结构。从结构失衡转向结构优化,是新常态的最明显趋势。一是产业结构方面。随着生产要素供给下降、资源环境约束强化,世界产业格局经历重大调整,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低端产业结构难以为继,现代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成为经济主导。二是需求结构方面。从宏观层面看,由于制造业成本上涨、出口竞争力减弱、投资能力降低,单纯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已到尽头,而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公共服务完善,居民消费需求快速增长,成为拉动经济的关键力量。三是城乡区域结构方面。发达地区土地、劳动力等资源日趋紧张,推动产业转移领域扩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城镇化提速、农业人口转移缓解了生产和就业难题,区域差距逐渐拉近。四是收入分配结构方面。随着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劳动者成为“稀缺品”,人口红利优势渐失,而现代服务业对人力资源需求旺盛,劳动力越来越“贵”,居民收入提高,收入分配结构需要有所改善。
第三个特征:新动力。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是新常态的最核心要求。几十年来,凭借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这一比较优势,我们创造了中国发展奇迹。时至今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后备劳动力紧缺程度日趋严重,要素价格大幅上涨,而我国当前能源矿产资源储量下降,资源利用率低,单位GDP能耗偏高不下,原有主要依靠大投入、大消耗的增长模式变得不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支撑动力从能源、原材料、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为主导,转向以生产工艺改进、劳动力素质提高、管理能力提升、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为主导,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新动力。
第四个特征:多挑战。从隐含风险转向多重挑战,是新常态的最宝贵机遇。如今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新时期,受市场力量、区域差异、全球化影响的巨大冲击,潜在的风险和隐患逐渐显现,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不断暴露,地方债务风险、体制矛盾、产能过剩、动力弱化等挑战复杂交织,钢铁、水泥等部分产能过剩行业不断萎缩。挑战不容忽视,但机遇蕴含其中。我们应该看到,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新四化”发展空间巨大,互联网等新兴产业快速崛起,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形成,中国经济稳定向好的长期趋势不会改变,我们完全有信心、有实力、有智慧化解“成长的烦恼”。
新常态下经济行稳致远要有新动力
迈入趋势性、不可逆的新常态,必须激发新动力,营造经济增长持久动能。
动力一:改革红利。改革是促发展、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的根本动力,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必须释放的重要红利。要全面深化改革,重点推进行政体制、财税体制、土地制度等领域的改革,推动改革从政策推动向法治引领转变,实现经济市场化、增长理性化、社会法治化和政治清明化的“四化”目标。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大力简政放权,着力建立负面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动行政资源下沉,打造全方位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郴州市商事制度改革先照后证、前置审批的做法是有益的探索。要构建完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鼓励全民创业,激发市场活力,释放生产潜力,防止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确保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动力二:创新驱动。结构调整、技术创新的热潮正在掀起,这是争夺未来发展制高点的新一轮竞赛,是核心竞争力的体现。能否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关键在于创新能力。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大型企业创新骨干作用,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要大力集聚、培养、用好创新人才,营造全民创新的浓厚氛围。鼓励和支持企业创新,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创新体系。同时,要大力培育创新型干部队伍,为全民创新创业营造更好的软实力与好环境。
动力三:转型发展。新常态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发展模式的问题。新常态的出现,标志着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阶段。因此,大力转方式、调结构,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是应对新常态、激发新动力的关键。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不断优化产业布局,以产业基地和产业园区建设为抓手,加快产业集聚,推进低端产品向高附加值提升、生产经营链条向高利润区延伸。
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决策要有新思维
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条件和基础已经发生了新变化。要改变思维方式,用新思维看待新问题,用新办法化解新旧矛盾。
(一)稳增长首先要稳心态。适应“新常态”,先要有个“好心态”。当前,有的同志还存在“惯性思维”,对新常态下的新趋势、新特征、新变化的认识还比较模糊,有的对经济运行的波动缺乏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简单认为经济进入了下行通道,回落是必然的,缺乏主动作为,缺乏发展信心。自觉遵循新常态下经济运行规律,既要保持定力,又要积极发力。一是以积极心对待变化。摒弃“速度情结”、“换挡焦虑”,适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落回稳,不“唯GDP”,也不“去GDP”,而是使经济运行保持在科学合理的区间。二是以进取心主动作为。树立主动作为理念,通过工作挤水分,防止工作原因导致的下滑。通过工作优结构,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转型升级。三是以责任心抓好发展。新常态划出了一条新的起跑线,谁干得早、干得成、干得好,谁就能在新一轮竞争中占据优势,抢得先机。要突出抓好重大基础设施、重点产业项目、重要民生工程建设,做到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充分、民生可改善、风险可防范、资源环境可持续。
(二)重质量必须要重环保。新常态的目标是经济发展质量的全面提升。没有环保的质量不是高质量。适应新常态,既要走出高速纠结,更要走出依靠人口红利、低土地成本、高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路径依赖。《人民日报》11月24日报道苏州河治理时说:先污后治,得不偿失。苏州河水由黑臭逐渐变清,是20年来持之以恒科学治理的结果,既可喜可贺,又为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其他河湖治理提供了经验和教训。要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环保作为项目准入的第一道门槛,宁可发展慢一点,也绝不能牺牲环境破坏生态。
(三)抓发展一定要抓民生。发展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才是体现社会文明进步的发展。新常态下,我们可以不必纠结于速度,而用更大的精力改善民生、推进社会发展,让更多的发展成果落实到群众身上。速度的底线是保证就业、是保证人民生活改善。在改善民生上我们还有不少历史欠账和薄弱环节,人们向往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舒适的住房、更可靠的社会保障。这些都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是提升老百姓幸福指数的根本所在。
新常态下县域经济发展要有新抉择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层次和基本细胞,县域经济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兴衰。发展县域经济,更要深刻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把适应新常态、探索新路径作为工作新要求、发展新目标,推进县域经济转型升级。
(一)坚定绿色方向,推动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强化生态文明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有质量、有效益的可持续发展。坚持生态优先,坚定不移地守住生态底线,更加重视生态建设和保护,努力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双赢。把绿色作为城市底色、发展主色,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努力走出一条绿色发展、富民强县的路子。在实践中我对此深有体会。在任资兴市市长期间,以“东江湖”的开发与保护为载体,大力发展旅游产业,推动了资兴由资源枯竭型城市向休闲旅游城市转型,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先进示范区。到国扶县、限制开发区汝城县任职后,按照“美丽汝城,绿色崛起”的总体思路,坚持生态立县、产业强县、文化兴县,建设现代田园温泉城市,实施全域旅游开发战略,着力打造独具特色的健康产业,进一步激发了县域经济发展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