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对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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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对社会的影响范文第1篇

关键词：混合寡头；国企私有化；污染物排放；环境税

中图分类号：F27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2)01-0059-06

收稿日期：2011-09-2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中国频繁遭遇反倾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11YJC790217）；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频繁遭遇贸易摩擦与争端的形成机理与对策研究”（ZR2011GQ005）；中国人民大学新教师启动金项目“中国遭遇国际贸易摩擦的新动向：特点、成因及应对”（10XNF062）

作者简介：谢申祥（1978-），男，湖北荆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博士后，山东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王孝松（1983-），男，天津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商龙燕（1976-），女，山东齐河人，中国重汽集团设计研究院会计师，研究方向：贸易与会计关系。

①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计算而得。

②凤凰网，“江西地税官员称正向国务院申请环境税开征试点”， finance.省略/news/20100810/2493614.shtml。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以年均近10%的速度快速增长。与此同时环境问题也日趋严重，1995年我国工业废气的排放量约为12万亿标立方米，而到了2008年，我国工业废气的排放总量超过40万亿标立方米①。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就显得尤为迫切。正因为如此，开征环境税的呼声日益高涨，根据媒体报道，江西省正向国家申请开征环境税，而湖北、湖南、江西、甘肃四省则有望成为首批开征环境税的试点地区②。可以预见，我国开征环境税指日可待。

由于国有企业承载着部分政府的职能，许多国有企业经营效益较差，常被大众所诟病。而以股份制改造为核心内容的国有企业经营目标转换改革在中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希望借助股份制改造，转变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进而提高经营效益。不过，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似乎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本文试图讨论在一国开征环境税的背景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进程对污染物排放和社会福利，以及环境税可能造成的影响。因此，就我国而言，本文的研究既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又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一般来说，企业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会排出废水，排放废气，同时还会产生固体污染物，生产的产品越多，排出的污染物也会越多。经典的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当国有企业从以社会福利为目标的取向转向以企业自身利润为目标的取向时，国有企业的产量将会下降，污染物的排放量也将降低，因而环境质量会得到改善。但是，这种情况可能只在一定条件下成立。Beladi和Chao［1］的研究表明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在只有一个国有企业的经济里，如果社会的需求函数很凸（需求曲线十分凹向原点），尽管开征的环境税随着国有企业私有化程度的提高而降低，但是较低的环境税导致污染物的排放量增加量超过国有企业由产量降低而减少的污染物排放量，最终导致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因此，文献［1］从需求的角度论证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并不一定会导致环境质量的提升。

而Wang L和Wang J［2］则在一个混合双寡头模型下，引入产品差异因素，通过比较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竞争的两种极端情况，即国有企业百分之百为国有时和私营企业的竞争以及国有企业百分之百私有化为私营企业时与私营企业的竞争，研究结果表明，当产品的差异化程度较高时，国有企业完全私有化时的环境污染会超出国有企业完全为国有时的环境污染。因此，文献［2］的研究侧重的是产品质量差异，同时也发现产品质量差异这一因素会导致国有企业私有化时污染物的排放增加。

国内学者就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研究似乎并不多见。徐有俊等［3］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国有工业企业在部分私有化后，政府征收环境税对企业产量、劳动力就业以及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其研究表明，当政府能够决定环境税税率和国有控股比例的情况下，部分私有化和环境税将通过资本租金和工资率的变化来影响企业的产出量。工业企业产量的变化会进一步引起城市就业水平的变化，从而对社会福利水平以及农业企业中工人工资水平的变化产生影响。

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2年

第1期谢申祥，王孝松，商龙燕：混合寡头竞争、污染物排放与环境税

本文沿袭文献［2］的混合双寡头竞争框架，在相对更加现实的设定国有企业目标函数的基础上，发现国有企业最初的私有化水平确定了污染物排放量和社会福利与国有企业私有化方向的关系。因为国有企业不仅关注自身的利润，同时也关注社会中其它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因此国有企业最初的私有化程度影响了国有企业继续私有化时的产量，进而影响污染物的排放量，同时政府为平衡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和污染物排放量，致使其在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中降低环境税。这样环境税的下降又会反过来对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污染物排放产生影响，由于这些影响不是单调的，因此决定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对环境和社会福利的影响也不是单调的关系。因此，本文的研究从另一个视角论证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并不一定导致环境质量的改善。这也正是本文的创新所在。

二、理论模型与分析结果

假定本国市场有两个企业1和2，其中，企业1为国有企业（public firm），企业2为私营企业（private firm）。两个企业生产同质产品。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U(q1,q2)=(q1+q2)-12(q1+q2)2（1）

qi为企业i的产量。因而，消费者剩余可以表示为：CS=U-∑2i=1pqi，其中p表示产品的价格。由消费者剩余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我们得到市场的需求函数为：

p=1-q1-q2（2）

两个企业的生产成本函数相同，均设定为：

C(qi)=F+cq2i

为分析和计算的简便，不失一般性，我们限定F=0，c=1。需要说明的是企业成本函数通常设定为关于产量的线性或二次函数形式。尽管更为常见的是采用递增的线性形式［4-7］，然而为了与文献［2］进行比较，我们将成本函数同样设定为二次形式。

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它们在生产过程中均排出污染物，假定其污染物的排放和产量之间的关系为ei=qi-ai，其中ai为企业自身的减排量，ei为企业的最终排放量。企业的减排成本为a2i/2。污染排放物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和其排放量有关，按照通常的设定方式为：D(ei)=m•(∑iei)2/2，m为损害的技术参数，同样为便于计算，我们设定m=1。另外，政府为保护环境，限制企业的污染物排放，特征收环境税，其标准为每排放单位污染物征收t元税。

因此，两个企业的利润表达式为：

πi=pqi-q2i-tei-a2i2, i=1,2（3）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已具有高度自，其所要实现的目标已和计划经济时的国有企业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在许多方面仍会和国家保持高度一致，但是毕竟作为企业，它有追逐利润的本性，同时对一些负的外部性问题不会像计划经济时试图去内部化，典型的如企业的环境污染问题。根据2010年中国国家环境保护部公布的《关于限期完成上市环保核查整改承诺的通知》，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冷轧薄板厂因“周边富浩小区居民对宝钢薄板厂的异味问题仍投诉不断，新的酸洗机组工程尚未建设完成，无组织排放扰民问题尚未彻底解决”，再次被要求限期整改。与此同时，还有大型的国有控股企业，诸如青岛啤酒、中国石油、和江西铜业等业内知名企业腾讯网，“宝钢陷排放门 环保部发通牒”，finance.省略/a/20100601/000631.htm。。正因为如此，我们参考文献［1］，将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设定为：

V=kπ1+(1-k)Wp（4）

其中：Wp=p1+p2+CS，表示国家所关注的微观经济主体利益，Beladi、Chao称之为私人经济部门利益（private welfare），k（0≤k≤1）表示国有企业被私人持有的份额。当k=0时，企业1为百分之百的国有企业，而当k=1时，企业1则为百分之百的私营企业，因而此时称企业1仍为国有企业似乎不合适，不过，为了表述方便，我们仍然称企业1为国有企业，只不过此时的份额全部为私人所用。

本国的社会福利表达式为：

W=π1+π2+CS+t(e1+e2)-(e1+e2)22（5）

本文的博弈时序如下：在博弈的第一阶段，政府为控制污染物排放，特制定征收标准为t的环境税率；在博弈的第二阶段，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进行产量竞争，同时确定产量和污染物减排量。根据处理这类问题的常规做法，我们采取倒推法进行求解。

首先，我们分析产量竞争阶段的情况。在这一阶段，国有企业1和私营企业2共同决定各自的产量和污染物减排量。由国有企业目标函数的一阶条件，我们有：

Vq1=1-2q1-kq2-t=0, Va1=t-a1=0（6）

由私营企业目标函数的一阶条件，我们有：

π2q2=1-q1-3q2-t=0, π2a1=t-a2=0（7）

联立（6）、（7），我们求得：

a1=a2=t, q1=2(1-t)5+3k, q2=(1+k)(1-t)5+3k（8）

由（8）可知，企业的边际减排成本正好等于政府征收的环境税率。

回到政府制定环境税阶段，在这一阶段，政府根据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则确定环境税。将（8）代入（5），我们得到：

W=7+76t-233t2+k(14+56t-250t2)+k2(3+12t-69t2)2(5+3k)2（9）

由（9）的一阶条件，容易求得：

t=38+28k+6k2233+250k+69k2（10）

进一步由（10），得到：

tk=-48(62+51k+9k2)(233+250k+69k2)2

命题1：在混合双寡头竞争条件下，政府的最优环境税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增加而减少。

命题1的直观经济学解释是：因为随着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提高，国有企业关注企业的利润程度增加，其产量相应降低，企业的减排量下降，边际减排成本下降，因而环境税率也相应降低。

将（10）代入（8）、（9），我们求得：

q1=78+42k233+250k+69k2， q2=3(1+k)(13+7k)233+250k+69k2（11）

进一步，可以求出：

π1=2(1882+5212k+4027k2+966k3+9k4)(233+250k+69k2)2

π2=6007+16168k+16954k+7896k3+1359k42(233+250k+69k2)2（12）

CS=9(39+34k+7k2)22(233+250k+69k2)2

两个企业最终污染物的排放总量E：

E=e1+e2=41+46k+9k2233+250k+69k2（13）

对（13）求一阶导数，有：

dEdk=-12(77k2+122k-39)(233+250k+69k2)2，也就是说当k0；当k>k*时，dEdk

命题2：在混合双寡头竞争条件下，社会的污染物排放量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呈倒U形关系。

直觉上企业的私有化程度越高，其产量越低，因而污染物的排放量越少，从而整个社会的污染物排放也将越少。然而命题2显示，仅当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整个社会的污染物排放量方才随企业的私有化程度上升而下降，相反，当国有企业在私有化程度很低时，整个社会污染物的排放量反而会随企业的私有化程度增加而增加。

图1E和k的关系图

事实上，在双寡头市场结构下，尽管国有企业会随其私有化程度的上升，产量会降低，因而自身的污染物排放量会下降，但是由于国有企业生产的产品和私营企业生产的产品间的替代关系，在国有企业产量下降的同时，私营企业的产量会上升①，因而私营企业的排放量会增加。当国有企业私有化程度很低时，国有企业的

①因为：dq2dk=6(705+734k+185k2)(233+250k+69k2)2>0

产量降低较小，而私营企业产量增加较多，因此，所引致的污染物的净排放量反而增加，而当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随着国有企业私有化程度的继续提高，国有企业的产量将降低的较多，污染物排放量也将减少的较多，而私营企业污染物排放的增加幅度将低于国有企业的污染物排放的降低幅度，因而污染物的净排放量将下降。

尽管Beladi和Chao在垄断市场结构下，发现较凸的市场的需求函数会导致私有化的提高反而会增加污染物排放量的结论，不过，在双寡头市场结构下，由于国有企业初始的私有化程度较低，国有企业的进一步私有化也会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反而增加的情形。

我们可以进一步求得本国的社会福利为：

W=3(41+46k+8k2)466+500k+138k2（14）

将（14）对k求一阶导数，我们得到：

dWdk=-18(77k2+122k-39)(233+250k+69k2)2，同样，我们发现当k0；当k>k*时，dWdk

于是，我们得到下述命题：

命题3：在混合双寡头竞争条件下，本国的社会福利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也呈倒U形关系。

本国的社会福利由五部分构成，即国有企业的利润、私营企业的利润、消费者剩余、环境税收入以及环境损害，前四项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为正，最后一项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为负。因为国有企业的产量随企业的私有化程度增加而降低，引致产品的价格增加，不过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不太高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产量较高，市场对国有企业的产品需求弹性较低，因而国有企业的利润反而随企业的私有化程度增加而上升，而当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较高时，国有企业的产量较低，此时，市场上国有企业的产品需求弹性较高，因而国有企业随企业私有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利润反而下降。这样从整体上看，国有企业的利润随企业的私有化程度提高而呈现倒U形。对于私营企业来说，由于价格提高和产量增加，私营企业的利润增加。因为国有企业的产量在私有化进程中下降的幅度要超过私有企业产量增加的幅度，因而消费者剩余是逐步下降的。而就征收环境税而形成的税收而言，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尽管污染物排放量随企业私有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加，不过这种增加的幅度要远远低于环境税率的下降幅度，因此，从整体看环境税随着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是下降的。对于环境损害来说，因为污染物的排放量是先增加而后下降，因此环境损害也是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提高而先增高后降低。上述五部分对社会福利的综合影响就是随国有企业私有化程度的提高而呈现倒U形。

从命题3我们很容易推知，一味地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可能并不会提升一国的整体社会福利。

三、结论性评述

在文献［2］的研究中，他们将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设定为国有企业的利润和国有企业利润与消费者剩余之和的加权函数，然而，由于国有企业作为代表政府的经济行为主体，除了关注消费者的利益以及自身的利益以外，还会关注其他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因此，将其他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益排除在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之外，显然并不能反应国有企业的本质。因此，尽管本文和文献［2］研究所使用的理论框架基本一致，但是由于我们基于国有企业在各国经济运行中所承载的作用，采取了更接近现实的设定，进而我们发现了私有化影响污染物排放的又一重要因素。

自巨变后，一些转型经济体纷纷掀起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浪潮。同时，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使得我们更加清醒的意识到，在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注重环境保护。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会通过降低国有企业的产量，从而可能达到降低国有企业污染物排放的目的。

然而，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存的经济体中，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可能会通过替代效应，致使私营企业的污染物排放增加，进而使得整个社会的污染物排放量上升，恶化环境。因此，借助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途径达到控制污染排放的目的可能并不可行。同时，本文的研究也表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在一定条件下会恶化一国的社会福利，所以，我们必须更加审慎的对待期望借助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以提高社会福利的策略。

参考文献:

［1］BELADI H, CHAO C C.Does privatization improve the environment?［J］.Economics Letters, 2006,93:343-347.

［2］WANG L,WANG J.Environmental taxes in a differentiated mixed duopoly［J］.Economic Systems,2009,33:389-396.

［3］徐有俊，江旭，沈悦．发展中经济部分私有化、环境税及其影响［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0（7）：36-41.

［4］谢申祥，黄保亮．产业安全视角下的外资并购［J］．统计与决策，2009（1）：131-132.

［5］李长英，谢申祥，王孝松．异质产品、中间品贸易与最优研发政策［J］．制度经济学研究，2009（4）：191-202.

［6］谢申祥，王孝松．技术外溢、国有企业并购与FDI［J］．世界经济研究，2009（4）：63-69.

［7］KATO K.Can allowing to trade permits enhance welfare in mixed oligopoly?［J］.Journal of Economics, 2006,88:263-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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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xed Duopoly Competition, Pollutant Emission and Environmental Taxes

XIE Shenxiang1，2, WANG Xiaosong3, SHANG Longyan4

（1.Institute of Quantitative &Technic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2.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

3.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4.Institute of Design and Research, China National Heavy Duty Truck Group Corp. Ltd, Jinan 250100, China

）

双减政策对社会的影响范文第2篇

关键词：低碳经济；两型社会；现状；设想

一、引言

近年来，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发展以低能耗、低排放为标志的“低碳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河北在经历了过去若干年的长期经济高速增长后，面临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任务。近年来，中央强调“以人为本”走科学发展之路，建设和谐社会和两型社会，其实是在中国强劲增长动力之上增加一个平衡器。对于过分依赖煤炭、工业偏重、环境容量有限、环绕京津的河北而言，要在新一轮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就必须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改变唯GDP论的驱动模式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来抓。发展低碳经济，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路径和必然选择。

二、国外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与实践

（一）英国。低碳经济的先驱英国早在2003年就率先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2005年英国建立了3，500万英镑的小型示范基金。2008年英国颁布了《气候变化法案》，承诺到2050年将实现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60%的长期目标。2009年4月布朗政府宣布将“碳预算”纳入政府预算框架，使之应用于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并在与低碳经济相关的产业追加了104亿英镑的投资，英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公布“碳预算”的国家。2009年7月15日，英国政府公布了发展低碳经济的国家战略。

（二）欧盟。欧盟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整体水平较高。欧盟碳市场（EU ETS）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交易体系，该市场目前不同类别的碳价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具价值的碳交易市场价格。欧盟通过碳交易实现两个目标：一是促进私营经济参与低碳转型；二是借由交易盈利为欧盟发展世界领先的碳技术筹措资金。欧盟还实施经济与技术援助在内的项目目标式战略，如积极支持清洁能源项目建设。2010年11月10日欧盟委员会出台一份新的能源战略——《能源2020》，拟在重点能源领域实施更加细化的行动计划。

（三）美国。美国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也一直在暗自发力。美国政府的举措可分为节能增效、开发新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等多个方面，其中新能源是核心。2009年《美国复兴和再投资计划》、《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2009年美国绿色能源与安全保障法案》和《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的均旨在加大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美国在新能源、低碳技术等方面的大力投入，世人有目共睹。

（四）日本。日本作为亚洲低碳经济的倡导者，也在不断坚定着低碳发展的步伐。2007年6月，日本内阁会议制定《21世纪环境立国战略》，确定了综合推进低碳社会、循环型社会和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建设目标。2008年5月，日本环境省全球环境研究基金项目组了《面向低碳社会的12大行动》，其中对住宅、工业、交通、能源转换等都提出了预期减排目标，并提出了相应的技术和制度支持。同年6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提出了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政策，即着名的“福田蓝图”，这是日本低碳战略形成的正式标志。2009年4月，《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政策草案出台，旨在通过实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措施，强化日本的低碳经济。

（五）韩国。韩国2008年9月制定了《低碳绿色增长的国家战略》，明确了2009～2050年的低碳绿色增长总目标。以此为主轴，立法机构负责描绘法律框架，2010年4月14日公布了《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行政部门制定了阶段计划，韩国环境部新设“温室气体综合信息中心”，推行一项旨在到2012年前达到年均能耗下降1%～6%的计划；科研部门发展绿色技术及其产业，外汇部门发展“旅游”等货币资产项目。

（六）印度。印度是CDM项目大国。印度在《京都议定书》还未生效的时候，就看好并着手CDM项目，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管理CDM项目开发的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支持企业和中介服务机构发展CDM项目的政策。目前，印度在利用CDM机制方面走在了发展中国家的前列。此外，印度还通过各种途径致力于国内的减排行动，包括对煤炭征收碳税为清洁能源提供资金支持。

（七）巴西。巴西政府以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热带雨林为出发点，结合农业和能源产业发展新能源替代产业。如，成立了一个跨部门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总统府牵头、14个政府部门参加，负责研究和制定有关生物柴油生产与推广的政策与措施。目前，全巴西境内27个州，有23个州建立了研发生物柴油的技术网络。金融支持政策是巴西政府出手的另一项拳头措施。国家银行推出各种信贷优惠政策，为生物柴油企业提供融资；央行设立专项信贷资金，鼓励农户种植甘蔗、大豆等作物，满足原料需求。除此之外，巴西政府还大力号召和推动国民的低碳生活方式。

三、河北低碳经济发展现状

河北发展低碳经济具有明显的优势：

（一）地理位置优越。河北省处于我国第三经济增长极“京津冀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腹地，同北京、天津构成了闻名遐迩的“金三角”。借势京津辐射优势，构建河北低碳经济区，具有获得国家战略支持的良好前景。

（二）资源禀赋良好。河北省蕴藏着丰富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资源，是改善能源结构，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资源基础。

（三）前期基础坚实。为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努力构建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河北自2007年开始实施“双三十”工程以来，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不断取得新突破。在发展新能源方面，河北已经投产的风电装机规模居内蒙古和吉林之后，排名全国第三；在光伏发电领域，河北省也走在了全国前列；保定新能源产业发展迅速，并已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集群，构成了建设低碳城市的良好基础，2010年7月国家发改委确定保定市为首批开展低碳工作的城市试点之一；以“生态科技”、“创新”为理念的曹妃甸国际生态城，目前已经进入全面开发建设阶段，作为当今世界四种类型的低碳生态城市之一，曹妃甸国际生态城的建设同样有助于低碳经济在全省范围内的崛起；河北在建筑节能方面也取得了积极进展，全省大部分城市新建建筑80%达标，唐山市新建建筑100%达到节能标准；在“节能减排”方面，河北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基本实现了“十一五”规划目标；2009年河北省经济工作会议把加快建设唐山新能源汽车、张承千万千瓦级风电、保定中国电谷、宁晋晶龙等新能源产业基地作为2010年重要经济工作之一，为河北省的经济低碳化发展确定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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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发展低碳经济是一项动态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当前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仍面临许多现实挑战。一是缺乏有效激励机制，政策支持体系还不完善，尚未形成稳定的政府投入机制和金融系统支持机制；二是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重要阶段，对能源需求呈快速增长态势，碳增长是刚性的，短期内跨越资源、能源瓶颈约束是主要难题；三是以煤炭等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将是长期制约因素；四是整体科技水平落后，低碳技术研发能力有限是最大制约；五是河北工业特别是钢铁、装备制造和石油化工等重化工业比重偏高，“高碳”产业特征明显，低能耗的第三产业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比重偏低；六是低效企业众多，单位能耗偏高，要彻底淘汰这些落后产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尚需时日；七是高耗能的基础设施、机器设备以及个人大件耐用消费品在河北占有大比重，短期内改造很难，从而导致高碳排放锁定，构成潜在风险；八是人们低碳消费意识尚未普遍形成。

四、发展河北低碳经济的设想

借鉴与参照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与实践，立足河北现状，积极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对河北今后实现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第一，明确低碳发展战略。战略是行动的指南，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行动的总体安排。将低碳经济发展作为重点纳入全省总体发展规划，制定低碳经济的全面方案和行动路线，形成一个可操作性强的低碳经济发展蓝图。同时，将二氧化碳减排作为约束性指标列入“十二五”规划中，以制度形式来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努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低碳转型。

第二，细化低碳支持政策。细化政策支持是落实战略目标的关键所在，有助于形成低碳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因此，需要省人大专门委员会、省有关经济、环境保护和税务等部门密切协作，探索建立适应河北省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为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科学合理的制度支撑。

第三，开发低碳居住空间。加强建筑节能技术和标准的推广，开发低碳住宅已势在必行。建议引入能效标准和标识制度；提高建筑节能标准，加大标准的检查、执行力度；鼓励能源服务公司对既有高耗能建筑进行节能改造；推进建筑节能材料的产业化发展。

第四，构建低碳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城镇应该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系统，提高公共交通分担率，控制私人轿车无节制增长；加快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和城际高速铁路，形成立体化交通体系；不断提高强制性的汽车燃油效率标准，促进汽车改善燃油效率；同时，大力发展混合燃料汽车、电动汽车等低碳排放的交通工具。

第五，积极倡导低碳生活方式，培养居民“碳中和”理念。通过对“碳中和”这一理念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分解和对低碳生活方式的大力提倡，可以使人们深刻了解到生活中习惯和细节的改变可以起到减少碳排放、促进碳中和的作用，拥有越来越重要的环保意义。每一件生活用品，大至家电小到玩具、书籍和摆设，都有无穷的改进空间，投入智慧就意味着减少每一个环节的碳排放。个人的积极行动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就可汇聚为行为减碳的威力，对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意义重大。

第六，先行试点示范，总结经验逐步推广。在低碳转型的方向下，为了改革过程不可逆转，同时使改革不确定性所引起的风险是可承担的，应当坚持渐进式改革的路径，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路径。可以选择一个或者几个特定的地区或行业来先期试点，先在局部取得经验，再逐步扩大，最后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改革经验。

五、结语

没有人会反对增长，因为这是繁荣和福祉的基石，需要调整的是增长方式。置身在一个有限的世界，告别“竭泽而渔”的野蛮增长，倡导低碳转型，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对我们过往所保持的唯经济发展单一维度评价体系的深刻反思，也是为了迈向更为人道和可持续的增长轨道，必将成为影响未来若干年河北增长后劲的重要因素。

主要：

[1]如明.发达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策略[J].中国科技投资，2006.7.

双减政策对社会的影响范文第3篇

一、引言

财政公共性作为财政的基本属性，凸显了政府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职能，表现为政府实现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稳定、提供社会公众所不愿提供、无力提供或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活动的相应财政支出，要求政府政策考虑国民利益，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正是强调了加强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建设的重要性，客观上要求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有更大的作为；与此同时“大部制”的实行彰显了政府机构精简的决心，追求政府规模的控制。政府规模怎样影响财政公共性？怎样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本文尝试通过对20年统计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财政公共性的研究较早，也较深入，近年来，随着建设“服务型政府”和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目标的提出，财政公共性的研究再次成为理论热点。李一花（2000）[1]通过对财政阶级性与公共性的分析认为，应在承认财政是两者对立统一的基础上，淡化财政的阶级性，强调财政的公共性，并指出应解决好财政支出的“缺/越位”问题，以有利于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建立。崔潮(2009)[2]在分析了财政公共性公共指向、时空依赖、整体性下的层次性等特征的基础上，指出财政支出“越/缺位”现象是财政公共性不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表现，主张推进财政公共性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张映芹（2009）[3]指出财政公共性的最终目标是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与国民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指数，促进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主张完善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认为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就是财政公共性的基本价值理念.

对于政府规模的数量方面衡量指标的选取,国内学者的大多意见统一,王波(2009)[4]认为有政府财政开支占GDP比重、行政机构数量和公务人员占总人口或就业人口比重三个基本指标，认为在市场经济下，不能盲目提倡小政府，应找到使市场与政府作用得到最大发挥的平衡点。吕炜，单双（2009）[5]则构建了人员规模和资金规模两种新指标，运用1997-2006年21个代表省市数据运用CLS计量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政府规模与公共服务水平正相关的结论。

目前对于政府规模对财政公共性的实现及变动的影响的分析较少，本文想以全国各级政府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实证分析，希望得到有效结论。

三、模型构建

由于财政公共性概念的抽象性，目前并无一致认可的衡量指标，考虑到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是财政公共性的实际表现，而前者的获得又是通过财政支出中相应项目形成，因而本文采用将每年政府（各级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在内）财政支出中用于国防、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加总作为一个指标来衡量公共支出水平，用公共服务支出表示，该统计指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家财政主要支出项目中社会文教费（具体包括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教育费附加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和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国防费和行政管理费这三个指标值的总和。同时考虑为避免价格因素对数据造成不必要扰动，把以1978年价格为基期水平，对其余年份进行平减后的数据作为模型数据；对于政府规模，在数量指标的衡量上可以采用行政机构数量、政府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口比重和政府财政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等标准。本文采用政府（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加总）消费支出占当年GDP的比例衡量，并免于受价格水平影响，用消费支出/GDP表示。其中政府消费支出这一统计指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是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的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前者等于政府服务的产出价值减去政府单位所获得的经营收入的价值，后者等于政府部门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市场价值减去向住户收取的价值。

表一公共服务支出及政府消费支出比重（单位：亿元）

年份

公共服务支出

价格指数

平减后公共服务支出

gdp

消费支出

消费支出/gdp%

1978

359.64

100

359.64

3645.2

480

13.17

1980

554.91

109.5

506.77

4545.6

659

14.5

1985

931.75

131.1

710.72

9040.7

1184

13.1

1990

1646.54

216.4

760.88

18718.3

2252

12.03

1991

1823

223.8

814.57

21826.2

2830

12.97

1992

1983.49

238.1

833.05

26937.3

3492.3

12.96

1993

2293.91

273.1

839.95

35260

4499.7

12.76

1994

2967.93

339

875.5

48108.5

5986.2

12.44

1995

3456.81

396.9

870.95

59810.5

6690.5

11.19

1996

4101.7

429.9

954.11

70142.5

7583

10.81

1997

4733.7

441.9

1071.22

78060.8

9007.32

11.54

1998

5723.6

438.4

1305.57

83024.3

10041.42

12.09

1999

6905.22

432.2

1597.69

88479.2

11263.46

12.73

2000

8291.85

434

1910.56

98000.5

13375.82

13.65

2001

9729.49

437

2226.43

108068.2

16154.77

14.95

2002

11947.57

433.5

2756.07

119095.7

18218.72

15.3

2003

13124.25

438.7

2991.62

135174

20971.82

15.51

2004

15315.45

455.8

3360.13

159586.7

24358.69

15.26

2005

18111.9

464

3903.43

184088.6

27092.29

14.72

2006

21793.71

471

4627.11

213131.7

31930.41

14.98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年鉴2006》收集整理，由于文中公共服务支出这一统计指标是新构建的，现有数据资料不能提供相适应的价格指数，暂使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代替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年全国时间序列数据运用OLS法进行回归分析。实证分析得到公共服务支出与政府消费占GDP比重成正比，表明财政公共性水平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当期政府规模。同时我们注意到，该模型不能用政府消费支出占GDP比重解释公共服务支出的全部变动，这说明不能一味靠增加政府消费、扩大政府规模来提高财政的公共性水平，这就为当前的政府机构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体建议可以阐述为以下几点：

1.加大对目前财政支出“缺位”领域的公共服务支出。所谓“缺位”，是指按照财政公共性的要求，应该但尚未发挥应有作用的财政支出项目。虽然自1990年以来我国财政支出以平均每年约为17%的速度增长，但基础性科研、基础教育，社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投资比重仍不足，这就要求政府在这些公共服务领域扩大消费规模，以实现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合理，同时也将提高财政的公共性水平，有助于关注民生的“服务型政府”的建立。

2.逐步消灭财政支出的“越位”现象。与“缺位”相反，在某些领域财政支出干预市场起到了负面作用，即对竞争性领域有较多参与，政企不分的现象仍然存在，对于这些领域，财政支出应有所限制，以免干扰我国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职能的顺利实现。

3.政府机构改革“精简”的基础上更要“增效”。诚然冗员的机构导致行政管理费的无谓扩张，造成资金使用的低效率。“大部制”的改革自实行以来，已取得很好的反响，但改革仅停留在精简机构、裁撤人员上远远不够，盲目追求政府规模的减小更不可取。由以上模型分析我们得知，财政公共性水平的提高有赖于政府规模，盲目“减员”不但不能“增效”，反而会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背道而驰。所以明智的政府机构改革需要在把人员编制控制在合理水平的基础上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

4.合理利用政策滞后效应，提高财政支出资金利用效率。单纯根据目前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而忽略以往政策的滞后影响制定的政策，可能会在政策实际执行中产生偏差，达不到预期效果或者“过犹不及”。通过对政策滞后效应的研究，掌握其规律，更恰当的安排财政支出，不但可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还能实现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这对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和财政支出的绩效提升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李一花.试析财政的公共性和阶级性[J].东南学术,2002(2).

[2]崔潮.论财政的公共性及其演进[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9(5).

[3]张映芹。民生本位时代的财政公共性——基于公共福利价值目标视角的分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双减政策对社会的影响范文第4篇

关键词：水土保持；水资源；水环境；

中图分类号：S157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前言

当前，我国水土流失问题十分严重，在范围上呈现广阔，在种类上呈现多样，在程度上呈现严重等特点，水土流失已经成为制约社会发展，影响人民生产生活，妨碍生态重建的根本性问题，是创建全面小康社会中主要的阻碍和制约。当前水土流失在水资源和水环境上有几种的表现，水体水质恶化、非点源污染严重、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低等问题在我国广泛存在，这些危害不但对当前社会进步不利，更会对国家的长远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因此，需要对水土保持工作进行深入研究，要将水资源和水环境作为水土保持工作的重点考虑因素和环节，突出水土保持的科学性和长期性，为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的资源和环境，更为长期的进步提供基础和保障。

1水土保持对水资源和水环境的影响

1.1水土保持对水资源的影响

水土保持工作中应该考虑水资源的效应，通常在行业内建成水量效应，主要是指水土保持措施对设计和工作区域内流域径流和地下水资源变化的影响。一般地看，水土保持工作能够有效降低流域内径流的大小，减缓径流产生的沙化趋势，削减流量在雨季洪峰的流量，使径流含沙量得到有效控制。在特殊时期，例如多年不遇的洪水过程中，水土保持可以滞缓洪峰出现的时间，预防流域内不同径流洪峰的叠加效应，同时有利于降低洪水过程中产砂量和径流。总之水土保持会对区域内的流域水循环造成影响，会对水资源的数量、时间和质量有比较大的改变。

研究

1.2水土保持的水环境的影响

水土保持对水环境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对非点源污染的控制上，非点源污染来自农业生产、水土流失、居民生活、城市径流、大气污染物沉降，非点源污染具有隐蔽性强、随机性大、分布广泛、种类众多、来源复杂、形成机理多样、发生落后等特点，这会大大提高治理和控制的难度。水土保持工作要利用水环境的生态和综合效应，实现对非点源污染的过滤、吸收、迁移和转化。在水土保持工作中要积极考虑水环境的因素，同时水土保持也会对水环境产生巨大的长期影响，这是进行水土保持工作时必须重点考虑的关键环节。

2水土保持措施的研究重点

2.1水文分析的措施研究

水文分析是水土保持措施中最为基础的部分，进行水文分析应该立足于水文泥沙观测的资料，建立有一定精度的治理前流域产流产沙模型，然后将治理后的降雨条件代入，还原计算得到相当于治理前的产流产沙量，再与治理后的实测水沙量比较，从而求得水土保持措施对水沙的影响量。水分分析可以根据经验公式法、双累积曲线法、不同系列对比法、单位毫米有效降雨产流产沙量对比分析法和径流系数还原法等方法进行，这些方法具有模型直观、计算简单、效率高等优点，是水文分析的常见方法。但是水文分析法对汛期有着特殊的规定，因此，需要重点加以区分和明确。

2.2成因分析的措施研究

成因分析措施是根据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减水减沙作用实测成果，并考虑产沙在河道中的输移及冲淤变化，以及人类活动新增水土流失数量等，计算水土保持减水减沙效益的一种方法。其关键是水土保持措施数量的统计和蓄水保土定额的确定。该方法的主要优点包括：一是能直观了解在实施各项措施的土地上土壤侵蚀减轻的程度；二是能在一定范围内检验水文法计算结果的合理性;三是不仅能分析计算现状治理措施的蓄水拦沙效益，而且能预测规划治理措施的蓄水拦沙效益。它是计算水保效益、分析当前治理现状、预测未来水沙变化的一种重要分析方法。

2.3非点源污染物计算的措施研究

水土保持工作中对非点源污染的负荷计算分为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溶解态物质，即在降雨径流的过程中污染物溶解在水中并随地表径流汇入水体；二是，吸附态物质，即侵蚀土壤吸附的固态污染物，它与侵蚀土壤一起被输送到水体中。非点源污染大多是在土壤侵蚀运移基础上产生的，它的主要过程是以侵蚀过程为基础。流域下游水环境污染主要就是由于降雨产沙过程中所携带出的污染物造成的。通过流域地表径流和地下水水质分析是研究水土保持水环境效应最直接和最有说服力的工作。但是非点源污染发生的不确定性、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及监测研究方法的局限性给流域非点源模拟、监测与控制造成一定的困难；而分布式水文模型又对基础数据的要求十分严格，稍有缺失或误差将会影响模拟结果，因在成因分析法计算泥沙输移流失量的基础上采用吸附态非点源污染负荷模型水土保持措施对氮、磷、有机质的影响进行定量计算。其中吸附态非点源污染物负荷模型描述如下：吸附态污染物以土壤侵蚀过程为输送载体，其流失负荷受到污染物在土壤颗粒中的富集比例的影响，其计算模型数学表达式为：Ca=A×Qa×η

从目前研究的现状来看，通过成因分析法计算水土保持的措施过程中还存在对氮、磷等土壤营养物拦截效应的成果较少的缺陷。

结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产生水土流失的原因复杂、多样，因此，治理水土流失的过长将会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特别是我国水土保持的理论研究还存在着系统性和基础性的不足，这导致水土保持工作任重而道远。当前水土保持工作要与水资源和水环境的治理相结合，要形成水土保持工作中对水资源和水坏境的影响和评估体系，以政策性规范和决策强调的方式强化水资源的保持和开发，为社会的长期进步和发展营造优良的空间和环境支持。

参考文献：

[1]周旭,穆兴民,张鑫,严宝文.秃尾河流域水土保持措施对河流泥沙变化的影响[J].水土保持研究.2010(01)

[2]张军,秦奋,邢昱.黄土高原水土保持措施对下垫面抗蚀力影响分析[J].水土保持研究.2010(01)

[3]康玲玲,魏义长,张胜利,刘小强.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措施利用径流量宏观分析[J].水资源与水工程学报.2010(02)

双减政策对社会的影响范文第5篇

关键词：财政教育投入 减贫 门槛特征 政策启示

一、 增加财政教育投入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并进而具有扶贫作用

人力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重要形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因此，通过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本存量，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也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实物资本更多的作用在于促进经济增长，而通过教育投入提高的人力资本更多的作用在于促进经济发展，因为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相伴随的是社会整体的文化素质和综合素质的提高，接受新事物、新技术的能力提高，创新能力增强等，扩大了经济增长的内涵，更多的是经济发展所涵盖的内容。因此，教育投入就更多的为学者以及各国政府所重视，相关研究也非常之多，国内外很多学者很早就开始关注教育投入对经济和社会的这种促进作用，从不同角度展开了研究。如P.E.Petrakis etc（2002）研究认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小，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则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大。在国内，如陈霞（2010）利用 1994-2009 年的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国内生产总值等统计数据展开研究，得出如下结论：高等教育经费投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大于专任教师投入数量的作用。

既然增加教育投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收入水平，进而，增加对贫困人口的教育投入，可以帮助他们减少贫困发生以及减轻贫困程度。因此，很多学者开始关注教育对减贫的作用。希望能够通过教育提高贫困人口自身反贫能力，从而发挥其消除贫困，改变个体生存状态和国家整体实力的作用。因此，增加低收入群体或者经济落后地区的财政教育支出也可以作为扶贫的重要手段，如Sen. A.（1976）认为，贫困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均面临反贫困问题，在政府的反贫困工作中，要充分重视财政教育投入的作用。缪尔达尔（1992）认为，反贫困的最有效手段应该是教育扶贫，政府应该在教育扶贫领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加大财政教育扶贫支出。国内的相关研究，如肖唯楚（2012）基于对教育扶贫资金各项投入与脱贫数和返贫数的回归分析，得出扶贫资金对教育培训的投入与脱贫数的增加及其返贫数的减少显著相关的结论。通过对接受不同层次教育的人数与脱贫数的多元回归分析，得出接受基础教育、高中职高教育、专科及以上教育的人数与返贫数都呈负相关。林毅夫（2005）认为，通过教育扶贫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手段，政府尤其要加大对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财政教育投入。

二、 财政教育投入的扶贫作用具有空间外溢性和门槛特征

一些学者对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财政教育投入资源，提高扶贫效果进行了研究。发现财政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而对扶贫的作用，均具有空间外溢性和门槛特征。

空间外溢是指，某些地区财政教育投入很高，但是由于人才外流等原因，高的财政教育投入对人力资本存量做出的贡献，其好处被其他地区获取了，称为空间外溢的负效应，这些具有负效应的地区主要是那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或者是偏远地区，因为这些地区人才外流严重。相反，某些地区虽然财政教育投入不高，但是如果这些地区是人才的主要流入地，那么这些地区就获取了其他地区较高的财政教育投入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好处。

门槛特征是指，财政教育投入对经济发展以及减贫作用并不是简单的单调递增作用，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教育经费投入范围内，其对经济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可能存在某些临界值，在这一临界值之前，财政教育投入的减贫效果作用很大，如果财政教育投入超过某一临界值，财政教育投入的减贫作用可能就显著减少了。这一临界值，就被认为是财政教育投入减贫作用的门槛值。

一些学者对财政教育投入以及其他财政投入作用的空间外溢性和门槛效应进行了研究。张淑翠（2012）利用2001-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教育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门槛效应，发现我国教育与经济增长及收入分配之间存在门槛效应，对于教育年限没有达到门槛值的地区，增加教育年限会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对于教育年限已经大大超过门槛值的发达地区，教育年限的增加会扩大收入差距。邓宏亮，黄太洋（2013）利用2000-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和门槛特征，得出了如下结论：经济发展中教育投入效应存在空间外溢性特征和门槛特征，并计算了具体的门槛值。杨友才，赖敏晖（2013）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探讨了最优财政支出规模，认为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门槛效应，我国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大多时候已经超过了门槛值，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降低。

三、主要的政策启示

很多文献研究已经证明了财政教育投入的经济效应以及减贫作用，具有空间外溢性和门槛特征，这一研究结论具有非常明显和重要的政策含义。

1.空间外溢的结果是经济发展落后的偏远地区因这种空间外溢性受损，而经济发达地区因这种空间外溢性受益。因此，国家层面的财政教育投入应该向落后地区倾斜，因为这些地区的教育投入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流失了的，如果这些地区财政教育投入与经济发达地区是持平的，而实际上，这些地区的人力资本增长速度是要远远小于经济发达地区的，无疑对这些经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是雪上加霜。相应的，对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省份，国家财政教育投入可以适当减少，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因为，这些地区作为主要的人才流入地，已经是人才济济了，再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资，高等人才过多，就业压力增强。同时，这种空间外溢性的存在，其实是落后地区反而补贴了经济发达地区，以浙江省为例，浙江省被称为高等教育小省，也就是浙江省的高等教育的规模不大，但是浙江省的人才并不缺乏，因为其他省份尤其是落后地区的省份培养的人才会流入到浙江省。也就是说其实是发达地区的省份搭了便车，落后地区反而补贴了发达地区，基于这样一个隐含的事实，是否可以尝试由发达地区的省份适当的给予落后地区的省份一些教育投入，当然，要由中央政府加以协调。

对省级财政来说，经济发达的省份，因为存在着正的空间外溢效应，因此，高等教育投入可以适当减少，因为这些地区并不缺少高等教育人才，其他地区培养的高等教育人才会源源不断的流入这些地区，因此，教育经费可以向中小学倾斜，以及向本省的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倾斜。对于经济发展的落后地区，一方面要争取国家的财政教育投入向本地区倾斜，同时也要加大本地区的财政教育投入力度，比经济发达地区的财政教育投入力度要更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本地区人力资本存量的较快增长，为本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2.政府为了增加经济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进而会增加对落后地区的财政教育投入，这种对落后地区的支持，因为存在这种空间外溢性其效果要打折扣。因此可以考虑采取其他办法来吸引和留住人才，例如，可以制定人才引进计划以及各种引进人才的优惠政策，要比增加该地区的财政教育投入效果更好。同时，为了吸引高等教育人才去中西部以及落后的农村就业，政府还可以通过一些更有针对性的优惠政策加以引导，例如浙江省2006年开始，通过由浙江农林大学委托培养的方式，向浙江省山区、海岛等欠发达地区的县（市、区）招

收定向培养涉农专业的本科生，定向培养生按期毕业后，回入学前户籍所在县（市、区）乡镇农技推广机构工作，期限为5年。这样的政策设计有助于大学生毕业后到欠发达地区或者农村就业，提高这些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这些政策设计都比单纯的提高落后的财政教育投入效果更好。

3.财政教育投入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和减贫作用具有门槛值，因此，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财政教育投入资源，中央财政的财政教育投入要对各个地区加以权衡，合理调整和优化财政教育投入的区域分配，确保经济均衡增长与教育投入效率的有效发挥。

参考文献

[1]缪尔达尔. 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2

[2]邓宏亮，黄太洋.经济发展中教育投入效应的空间计量与门槛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3，3：25-31

[3]杨有才，赖敏晖.我国最优政府财政支出规模[J].经济科学，2009，2：34-43

[4]肖唯楚.关于财政教育扶贫投入效率的实证研究――以武陵山连片特困区C县为例[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2，9：13-18

[5]金双华.财政教育支出政策与收入分配[J].财贸经济，2003，（1）：58-63

[6]王锡桐.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的制度创新[J].重庆社会科学，2006（1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