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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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的概念范文第1篇

关键词：物理学习 思维定势 综合分析能力

在中专物理课程的学习中，相当多的新升入中专的学生都流露出一种畏难感。究其原因笼统地说是因为这些学生基础差，底子薄造成的，深入研究发现造成物理难学的原因中很大比例是由于这些中专生长期在物理概念和物理规律的学习与运用中出现一些障碍，尽管这些障碍产生的原因错综复杂，但归纳起来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学生的认知结构造成的。一类是由学生的心理因素造成的。

一、由学生的认知结构造成的障碍

认知心理学家们认为，学生学习的过程是学生头脑中原有的知识结构与新知识相互作用，使新知识与原有知识形成一定联系，把新知识融汇到原有知识结构中去的过程。

1.先入为主，即错误的前物理观念在起作用

所谓前物理观念，是指学生在接受物理学教育之前，通过自己的观察，体验与思考，对各种物理现象与物理过程的理解与认识。前物理观念有些是正确的，有助于学生在物理学习中形成概念和掌握规律，但它毕竟源自于生活经验，是在观察和思考的基础上自发形成的，没有经过严密的科学分析与实验证明，因而多数是肤浅的、模糊的、带有片面性甚至是错误的。例如，学生常常认为“力是使物体运动的原因”、“物体受力越大，速度越大”。要想从观念上彻底纠正这些错误并非易事，因为学生得到这些经验是有大量“事实”作依据的：一辆静止的车子，人推它以后动了：静止不动的树枝，风吹它以后动了。如果不推、不吹，这些物体就停了下来。其实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首先，学生在分析物体运动原因时只考虑了推力、吹力的因素而忽略了阻力的因素。其次，日常生活中物体受力后由静而动的情况容易观察到，而且现象明显，所以学生印象深刻；而物体受力作用后速度由小变大的现象不明显，因而学生印象不深。实际上物体由静而动、由动而静和物体运动由慢而快、由快而慢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物体运动状态的改变。可是学生却不能把他们联系起来，认识它们的本质，从而产生了错误的观念。

2.新知识与原有的知识记忆相混淆，互相干扰，从而产生认识上的错误

有些学生对一些形似质异的概念公式记忆混乱。例如，分不清速度的变化和速度的变化率，磁通的变化量和磁通的变化率；有的学生死记物理公式，对公式中各物理量的意义及公式的适用条件理解不透，造成死搬硬套公式的情况。如什么情况下动量守恒，什么情况下动能守恒模糊不清；还有些学生对一些互有联系而且数值上相等的物理量往往被认为是同一回事，比如常把物体受到的重力跟物体对支承面的压力混为一谈等。

3.学生头脑中原有的认知结构没有相应的概念，不能同化新知识

如“电势”、“电动势”的概念，学生很难理解，因为他们以前头脑中没有“势”这一概念，不知道什么是“势”，也分不清电动势与电压究竟有何不同。

二、由学生的心理因素造成的障碍

学生在概念和规律的理解和运用中出现的困难，在许多情况下是由于在思维过程的某个环节上出现了障碍，因此从心理倾向和思维规律入手对其进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1.思维定势的消极作用造成的影响

思维定势是指人们在思维中按一种固定的思路去思考问题。它表现为学生思维的一种趋向性和专注性。它对学生学习过程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

（1）生活常识的思维定势对物理本质的干扰

刚升入中专的新生在学习物理之前往往从自己狭隘的生活经验出发对一些事物形成一定的看法和观点，即形成思维定势干扰了他们对物理现象和本质的认识。

（2）初中物理和中专物理在教材的深度和广度上存在很大差异

认识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差异性和同一阶段内认识的相对稳定性存在着矛盾，从而使学生的认识发生困难。

（3）学生习惯于单向思维和顺向思维，不善于发散思维和逆向思维

例如，分析这样一道计算题：一个质量为2千克的物体，以初速度30米/秒向上抛出，5秒后的速度为50米/秒，求物体在5秒内的动量改变量（不计空气阻力）。许多学生由去求动量的改变量，有的学生因不知初末速度方向而一筹莫展。学生对于定律，公式常常习惯于顺向应用，不善于ΔP逆向思维到FΔt,结果是舍近求远。

2.由直觉思维产生的认知障碍

外部事物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而产生的一种思维，心理学上称为直觉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是在没有获取充分的证据或没有进行充分的逻辑推理的情况下来认知新事物的。因而是表面的、肤浅的，甚至是不可靠的。比如学完摩擦力一节后问学生：自行车是如何停下来的？相当一部分学生都会回答是因为闸皮和钢圈之间的摩擦力使其停下来的。因为直觉告诉他们确实如此。由于有了这种错误的生活经验，他们就根本不会去仔细分析研究对象，不会联想到内力、外力及其效果，更不会想到刹车后滚动摩擦变为滑动摩擦，摩擦力增大，是车轮和地面之间的滑动摩擦力使自行车停下来的。

3.用数学概念替代物理概念形成的思维障碍

有些学生在分析物理问题时，往往用数学概念替代物理概念，把数学公式和物理公式等同起来，忽视物理公式所表达的物理意义。在教学过程中，凡涉及到这些容易给学生造成思维混乱的物理公式时应着重讲清其物理意义，公式适用条件，将清物理公式和数学公式的区别，使学生逐步养成科学的分析方法。

4.忽视隐蔽条件形成的思维障碍

学生处理的实际物理问题，常常是多条件的，有些条件题目已经给出，容易引起学生的重视，有些条件是隐蔽在题目的文字叙述或所给的物理现象或物理过程中，通常给人以条件不够的感觉。运用物理规律分析实际问题时若不能充分发掘这些隐蔽条件，往往形成思维障碍，造成解题困难。

5.由于缺乏比较鉴别及综合分析能力而造成的思维障碍

因为物理概念是从物理现象和物理过程中抽象出来的本质特征，往往需要通过比较鉴别的方法找出事物的本质特征，形成物理概念。比如质量和重量，平衡力与作用力反作用力，动量定理与动能定理等等。缺乏比较鉴别力的学生，抓不住这些概念规律的本质特征，找不出其中的差异，从而造成对一些概念的混淆。

学生由于缺乏分析综合能力，在遇到较为复杂的问题时，难于厘清物体系统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不能恰当找出研究对象，从而理不清解题思路，感到无从下手。

三、结语

生育率的概念范文第2篇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延续，人口生育就成为必然。而作为组成社会的人口，生育行为又必须遵循社会秩序与规范，维系社会秩序的良好发展，这就是科学的生育决策所负有的使命。在我国人口生育已全面进入低生育趋势的情况下，如何把握低生育的运行与发展同人口再生产的内在关系，充分预见持续低生育的社会后果，适时实施细分化生育决策，这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

一、 我国人口持续的低生育水平

我国人口在政策因素条件下的低生育现象，是对历史前期的高生育现象的制约与调节。由于高生育水平所带来的人口增长后果，在一个历史时期内难以得到遏制的情况下，坚持实施低生育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和完全必要的。据资料显示，我国在大力开展计划生育的1975年以前，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ite, TFR）一般都在4―5的水平，最高的1963年，TFR高达619（见表1）。在我国强有力的计划生育国策推进下，到2000年人口普查时，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下降至TFR=1.22的低生育水平，进入低生育水平的省市自治区的覆盖面已高达97%（见表2），由此表明我国人口的生育水平已全面进入低生育时期。

所谓低生育，一般是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以下的生育水平而言。［2］①因为，处于生育更替水平以下的人口，反映在人口真正（内在）自然增长率（Intrinsic Rate of Natural increase）上，其表现为负增长的人口；反映在代际关系上为新一代人口较上一代呈缩减型人口。生育更替水平的计量描述方法有二：②一是用总和生育率（TFR），一般认为，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死亡水平条件下，TFR=21,即认为可实现人口生育更替水平。其具体含义为，平均一对夫妇一生中生育21个孩子，当这些孩子成长到再成为新一代父母时，在扣除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的死亡因素后，其子女一代与父母一代的人数规模恰好相等，故称可实现生育更替水平。另一可用净再生产率（Net Reproduction Rate, NRR）进行描述。由于NRR是已经考虑了死亡因素的指标，所以，一般认为，当NRR=1时，即可认为所研究的人口可实现生育更替水平。其内在含义为，某一妇女群所生育的女儿人数，在她们存活到能够真正接替其母亲的生育职能时，其人数规模同母亲一代完全相等，由此而可实现人口生育更替水平。所以，生育更替水平就成为研究与界定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生育水平高低属性的基本标准。

从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获悉，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122的水平，其值已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TFR=21的基本标准，由此表明我国人口已全面进入低生育时期。人口的低生育现象，是相对于人口高生育水平而言，据此我们可以按总和生育率高低的不同，把我国的计划生育发展历程，划分为前后两个性质不同的时期，即前计生时期和后计生时期。在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水平下降至生育更替水平以下的时期，对此时期即可称为后计生时期。后计生时期的此前时期，则称为前计生时期。所以我们称低生育现象是后计生时期的标志性特征，或者人口的低生育现象，标志着我国的计划生育事业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这一划分，还不仅仅是在时期称谓上的差异，而更重要的意义，是在我们计生决策的指导思想、方法与措施上，更加体现不同时期的方针与特点，从而使我们的计生事业更加科学、有序地发展。很显然，当我们的计生工作已进入后计生时期时，如果在计生的指导思想与实践中，仍然沿袭前计生时期的做法，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本文在后面还将专门进行讨论。

(二)我国进入低生育时期的时间认定

上面已述，低生育是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以下的生育，即表现在总和生育率上为TFR＜21以下，反映在净再生产率上为NRR＜1以下的生育水平。出于资料采集上的方便，本文在计量分析上，采用TFR数据来进行阐述与说明。这里需要首先回答的是，在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低于21时究竟出现在哪一个年份？因为，这个年份既是观察我国低生育水平延续的时间，又是确切界定后计生时期起始时间的基本依据。［3］

在人口生育统计上，最权威的统计资料是人口普查资料，而又由于人口普查资料的时间间隔较长，所获取的资料只反映了普查年份的人口状况，所以，对TFR＜ 21 出现的具体年份，尚不能直接得到反映，为此，我们采取依据人口普查资料，通过数理分析手段来获取说明。

从1981―2005年间人口普查资料（包括抽样调查资料）的TFR数据的变化趋势看，表现为一个典型的下滑指数趋势曲线（见图1），由此这就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间不同年份的生育水平提供了理论前提。亦即我们可以把我国这一时期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趋势描述为下述指数模型：

TFR0+i=TFR0ert (1)

式中，TFR0+i为从基年到最终观察年份的总和生育率；TFR0为研究所依据的基础年份的总和生育率；r为从基年到最终观察年份期间总和生育率的变化速度；t为从基年到最终观察年份所经历的时间，即年份。

上面已述，我们的研究目的，在于找出我国低生育水平出现的具体时间（年份），亦即总和生育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TFR＜21）出现的具体时间（年份），由此以确切观察迄今为止我国低生育水平运行的时间长度。

具体做法是对（1）式两端取对数：

ln TFR0+i= ln TFR0+ rt （2）

为实现这一研究目的，首先需要找出低于生育更替水平的那个TFR值，由此其所出现的相应年份，也就可以确定了。为此，我们需要将TFR0中的脚标0改写为z，即低生育水平可能出现在0+i期间任意一个年份，于是再将（2）式改写为：

ln TFR0+i=lnTFRz+ rt (3)

为实现上述研究目的，我们将（3）式直接表达为：

lnTFRz= ln TFR0＋i- rt (4)

为了实现TFR即低生育水平具体值的计算，必须先计算式中总和生育率变化速度r。r的计算，可据（1）式并整理为：

r=ln TFR0+i-ln TFR0t(5)

t为从0―i所经历的时间（年份）。

又从表1资料可见，我国低生育水平出现的时间，只可能在1989―2000年这一时期内发生，所以，我们只需计算这一时期TFR的变化速度就可以满足我们的研究目的。现将（5）式具体描述为：

r=ln TFR2000-ln TFR1989t=ln122-ln 22911=-0057245

计算结果表明，在1989―2000年期间，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每年以平均572%的速度下降。据此我们即可依据（4)式计算出这一期间每一个年份的总和生育率值。当然，我们最关心的是TFR＜21出现的年份。

由（4）式：

lnTFRz= lnTFR0+i－ rt

于是，lnTFR1990= lnTFR2000－r×10 = ln122-(-005724)×10=07713

对其取反对数得：TFR1990=216

同理，可计算, TFR1991=204

因为，204＜210，所以，据此我们可以认为，我国低生育水平出现的年份为1991年。此后则继续走低，直到2000年时总和生育率仅为122，较之生育更替水平TFR=210来说，低了088个总和生育率值。值得人们关注的是，在2000年以后，由于一些省市区对生育政策进行了一些微调，因此反映在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时，总和生育率较2000年时有所上升。依据这一变化趋势，我们运用（1）式，即可以计算出2011年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即：

TFR2011=TFR2005ert

先计算2000―2005年间TFR的变化速度r：

r=ln TFR2005-ln TFR2000t=ln 133-ln 1225=001727

所以，TFR2011=133e00173×6=148

由此可知，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即便是按照2005年的发展趋势继续上升的话，到2011年的人口总和生育率也只为148，亦即继续表现为低生育水平。由此我们可以得到，我国从1991年进入低生育时计算，到2011年时，我国人口进入低生育水平的时间已经运行了20年！

二、 持续低生育的严重后果――去惯性后生育僵化反应

由政策因素形成的人口低生育现象，与此始终相伴随的另一人口现象――人口惯性现象。我国自1975年大力开展计划生育以来，一方面，人口高增长势头得到迅速遏制，人口生育水平逐步下降，直到当前，如2005年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远远低于人口生育更替水平的133的水平。另一方面，反映在人口自然增长率上，却又表现为一直保持继续增长的趋势，③这种增长趋势反映在人口总量上，即表现为缓慢增长趋势。这种在生育控制决策下，人口总量表现为继续增长的趋势，即为人口惯性所使然，亦即只要在生育决策上有控制因素存在，人口惯性因素将始终相伴随而存在。为此，对于持续低生育，人口惯性与去惯性后的人口生育特征问题，将是下面要进行开发讨论的许多新的、深层次的人口现象与问题。

(一)低生育、人口惯性与去惯性

低生育在我国是人口控制决策的结果与表现。美国人口学家安斯雷・寇尔（Ansley J Coale）在1980年代初曾形象指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就像是在激流滚滚的江面上筑起了一道堤坝，［4］这道计划生育堤坝使我国一直居高不下的生育水平得到了迅速遏制，计划生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可喜成就。直至1991年，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实现了低于生育更替水平（TFR=21）以下的低生育水平，从此我国人口进入了低生育的发展时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与计划生育堤坝同时共生的另一人口现象――人口惯性也就应运而生了。所谓人口惯性，是指在生育控制条件下反映在人口总量上继续呈增长趋势的人口现象。人口惯性有如下基本特征：（1）人口惯性的产生是与生育控制决策的实施为前提的，并与生育控制决策实施过程的始终相伴随，直至生育控制措施的取消才会相应自动消失。（2）在人口惯性发生作用过程中，反映在人口总量上即表现为呈继续增长的趋势。这是因为我国现行的生育决策为一对夫妇一般生育一个孩子。同时又由于我国育龄妇女人数规模大，自1981年以来，每年的出生人数一般都保持在1500―2000万人左右，而每年的死亡人数为600―700万人上下，因此，这就为我国虽然在生育控制条件下，人口总量继续保持增长具备了基本条件。（3）反映在人口生育水平上为一直保持走低的趋势（如表1资料所示），这是我国实行生育控制决策取得巨大成效的表现。由此表明，人口惯性只对人口总量产生影响，而与生育水平没有直接联系。因为，生育水平的高低只与育龄妇女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大小，即人数规模具有密切联系。同时我们已经知道，人口惯性与生育控制决策乃为两个相伴而行的人口事件，且人口惯性依附于生育控制决策的起始与终结。而生育控制决策实施的目的与任务，就在于使过高的生育水平逐渐地降下来，因此，人口惯性对生育水平的影响也就不具有直接意义。

由于具体生育决策具有可变性，对于我国来说，我国现行所实施的是生育控制的决策，当我们为适应经济、社会与人口发展的客观特点而改变现行生育控制决策时，前面已经提及的与生育控制决策相伴随的人口惯性，也就会随之而相应消失。人口惯性随生育控制决策的取消而消失的现象，本文称之为去人口惯性现象。因为，对于一个实施生育控制决策的国家，在改变生育控制生育决策后，依附于生育控制条件而产生的人口惯性也就会相应消失，这个时期的生育特征，也就表现为去惯性特征。由于去惯性的前提是对原来的生育控制决策的取消，因此去惯性后的生育特征，相对于原来的低生育特征而进入一个生育复苏期的生育特征。但当去惯性后我国人口生育是否为人们所想象或者所顾虑的那样，马上会进入一个生育膨胀期或新一轮生育热潮？这是接下来要讨论的亦为人们所关注的问题。

(二)去惯性后人口生育的僵化反应

去人口惯性的基本前提是放开现行生育控制决策，因为，人口惯性的产生是与生育控制决策的实施而出现的、且为与其始终相伴随的人口现象。而放开现行生育控制决策，又是以持续的且为较长时期的低生育趋势为其背景的。因此，在这样一个人口背景下来讨论放开现行生育决策问题，这立刻给人的第一反应乃至本能的反应是，我国又将出现新一轮生育热潮。对此，我们的回答是完全否定的。因为，我国人口现实表明将不会出现新一轮生育热潮，而是将产生去人口惯性后的生育的僵化反应。所谓生育僵化反应，是指在持续低生育形势下，人口生育行为在短期内不为生育政策放开因素所驱动的生育停滞现象。出现生育僵化反应的基本原因是，我国人口在生育控制决策因素条件下，经历了较长时期的低生育，因此，人们对生育数量的观念已经逐步淡化，并且随着经济发展与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在权衡生育数量与生活质量提高的选择上更加理性。所以，新一轮生育热的顾虑是不成立的。

1去惯性与人口生育僵化反应的时间特征。去人口惯性后，亦即在放开现行生育控制决策后，我国人口生育趋势走向的僵化反应具有明显的时间特征。对时间特征的讨论，首先应明确所涉及时间的起界点。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从1975年算起，已经经历了35个年头，亦即我们是在这一时间背景条件下来讨论去惯性后人口生育趋势的特征问题。去惯性后人口生育趋势的基本特征是：去惯性的时间愈迟，人口生育僵化反应会愈严重；反之，去人口惯性愈及时，人口生育僵化反应就会愈轻。从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看，在我国的一些大城市，在前些年就已出现一些育龄人口不愿接受计划内的生育指标，这一事实已经反映出在一些人群中已经出现了生育僵化反应的苗头。试想，如果我们现行的低生育决策再继续推行20年，到那时再来考虑放开我们现行的生育决策，那么我们就会从现在一些地区出现的人口生育僵化信号，预知那时的人口生育僵化现象可能出现的严重程度。因此，我们在人口生育决策上，能及时做出科学、合理和有序调整，以最大程度地避免人口生育僵化趋势对我国人口健康、安全发展带来的影响。

2去惯性与人口生育僵化反应的地域特征。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较大差异，反映在人口生育水平上也就具有相应差异，例如，就我国当前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而言，有的地区已经进入了极低的低生育水平，而有的地区则刚刚迈进低生育的门槛，所以，就低生育水平而言，在全国不同地区也有高低不同的明显差异。因此，我们在讨论去人口惯性问题，亦即放开现行生育决策时，就应当充分考虑人口所处的地域特征，这样才能使我国计生工作的开展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地发展，不至于因未顾及地域特点而带来的被动后果，以致出现为顾及一些地区的生育僵化反应，而导致另一些地区可能出现的生育反弹，干扰了整个计生工作健康、有序发展的大局。

3去惯性与人口生育僵化反应的人口素质特征。人口素质特征可以从多重角度进行描述，如受教育程度、思想品德、身体健康状况等，而与本文研究最为密切的是人口的受教育状况。一般来讲，人口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反映在生育态度上是有明显差异的。从我国历次的人口普查资料已经表明，人口生育水平与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关系是：受教育程度愈高，生育水平愈低；反之，受教育程度愈低，生育水平则愈高。其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表现为高度负相关关系。人口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差异，反映在生育僵化反应程度上也有着明显的差异，亦即受教育程度愈高的人群，其生育僵化反应的程度即愈高；反之，受教育程度愈低的人群，其生育僵化反应程度则相对较低。由此可见，受教育程度高低同生育僵化反应则表现为呈正相关关系。这是因为，受教育程度愈高的人群，反映在对生育数量选择上，一般都选择少生育，甚至有部分高学历妇女选择不生育。所以，当在去人口惯性后，反映在生育僵化反应程度上，受教育程度愈高的人群，其生育僵化反应程度则会愈高。具体来说，即便是放开现行生育控制决策，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其结果也只能是一种淡化反映，而不会因放开现行生育政策而对生育局势有所冲击。由此可见，人口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对生育僵化反应有着明显差异，这也为我们在考虑人口生育决策细分化问题时，提供了可供遵循的依据。

三、 生育发展趋势决策的细分化思考

我国是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存在地区差异较大的国家。从1975年开始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已经经历了35个年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并已形成了持续的低生育特征。我国人口生育这一特点，也就提示我们，我国人口发展将如何继续往前走，这就需要对我国的基本国策的具体内涵，再度进行思考与决策。这也是本文提出生育决策细分化研究的初衷和动因。

(一)人口多元化特征呼唤生育决策细分化

人口多元化特征，在客观上要求生育决策由单一性向多元性转化，特别是在后计生时期，这种转化的思想基础、经验积累和管理能力都已具备和成熟，由此为生育决策细分化的实施奠定了充分可行的基础。细分化原本是市场营销学中的一个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以消费人群为对象，并根据消费人群的不同消费差异，将其划分为不同类型的消费群体，即消费市场，由此来设计商品种类及门类的配置的营销策略与方法，最终实现经营效益的最大化。本文把细分化概念引入生育决策研究，即以对具有不同特征的人群，实施有差异的细分化生育决策，由此实现全面统筹人口发展目标的最优化。

由于人口具有多元化特征，因此，根据不同研究目的和使用不同标识，可以有不同的分类。依据生育决策细分化的要求，可以作以下一些基本分类。（1）按人口居住的地域标识分类，可以分为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两类。（2）按人口所处的地域方位分类。（3）按人口所属民族分类。根据人口普查的人口民族分类，我国共有56个民族，由此可分为56个不同民族的人口群体。（4）按人口的居住形态分类，一般可以分为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两类。

由于人口具有按不同标识可以有不同分类的特征，因此在以人口为对象的生育决策上，充分考虑人口的多元特征，实行生育决策细分化，对于统筹人口的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生育发展趋势细分化决策的基本设想

1生育决策细分化的实施可分三种基本类型。 生育决策细分化的实施目的，是在于根据人口群体的不同特征，实施相应的生育决策，由此而求得最优的实施效果。所以， 生育决策细分化实施的基本内涵应该是：有放、有控和继续保持三种基本类型。

所谓放，是指根据人口发展对总和生育率水平的目标要求（具体发展目标本文在后面有关部分将要作具体讨论），而在具体实施地区的现实人口生育水平，低于目标水平者，即应考虑实行相应放开的生育决策，以便实现全国的均衡发展。

所谓控，即继续实施必要的生育控制决策。具体是指根据人口发展对总和生育率水平的目标要求，若具体实施地区当前仍为较高生育水平时，即应继续实施必要的生育控制决策。

所谓继续保持，是指在那些具体实施生育决策细分化地区的人口生育水平，与人口发展目标要求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基本相当的地区，即应考虑继续保持按当前的生育水平发展，亦即实行既不放、也不控的方针发展，这也是保持全国总生育水平均衡发展的一种重要的生育决策与方式。

经过以上这样“对号入座”的生育决策细分化的实施，对于确保人口生育的总体发展水平按照预期目标发展，理顺人口生育与人口综合发展的内在关系，增强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2生育决策细分化的实施可分三步走。前面已述，人口在再生产过程中的最佳生育更替水平应该是：TFR=21，或为NRR=1（本文主要使用TFR=21进行论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通过生育决策细分化的实施，使人口发展中的生育水平，始终保持在生育更替水平的最佳状态。鉴于我国在较长时期的持续低生育之后，已进入超低生育水平的情况下，要使当前的生育水平逐步恢复到生育更替水平的要求，还需要有一个时间过程，包括人们的心理适应过程。要实现这一过程的目标要求，为此，就需要分三步走：第一步，可将总和生育率恢复到15；第二步，将总和生育率恢复到18；第三步，将总和生育率恢复到生育更替水平21。

第一步，生育决策细分化实施目标，TFR=15。这一步为较为艰难的起步阶段，其所面临的客观背景是，我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低生育时期，在一定范围内人们尚存在着较严重的生育僵化反应。所以，要从目前的总和生育率水平逐步恢复到15，就是我们所面临的比较艰难的一步，特别是在那些当前的总和生育率仅在1以下，甚至离低于1尚为较远的那些地区更是如此。

第二步，生育决策细分化实施目标，TFR=18。在经过第一步的艰难跋涉之后，已为第二步的决策实施奠定了基础。进入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生育关系已基本理顺，生育僵化反应已逐步淡化，人们的生育观念更加趋于理性。为此，依照上述TFR=18的决策发展目标，再依据不同地区人口生育差异进行细分化的基础上，对于高于发展目标者，即控；对于低于发展目标者，即放；对于相当于发展目标水平的地区，即实行继续保持的原则，由此为下一步的决策实施奠定基础。

第三步，生育决策细分化实施目标，TFR=21。这一步是生育决策细分化实施过程中把关的一步。经过前两轮生育决策细分化的实施，人们在生育愿望和生育态度上已经到了起暖回春的阶段，因此，在生育决策的掌控上很容易出现不上就下、同生育失控的风险相伴随的现象，这是在生育决策把握上难度较大的一步，而这一步又是为保证实现人口生育更替水平，推进人口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一步。

(三)生育发展趋势细分化决策的宏观思考

生育发展水平的宏观定位是生育决策细分化实施的前提和依据。亦即我们所讨论的生育决策细分化，是指在以某一总和生育率水平为宏观定位条件下的生育决策细分化，而且作为宏观定位的总和生育率，又为在生育决策细分化实施过程中进行宏观调控提供了可能与条件。

1生育水平的宏观定位与生育决策细分化的实施。生育决策细分化就其性质而言，它系属于技术层面的方法或手段，其具体实施必须是以对生育水平的宏观定位为前提，亦即我们所说的生育决策细分化，一定是指在某一宏观生育水平下的生育决策细分化，离开生育水平宏观定位这个前提，生育决策细分化就是一个不明确的概念。生育水平的宏观定位，通常是用总和生育率（TFR）来表述的。因为，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具有反映一个国家一定时期人口发展水平的国情指标。同时还表明，总和生育率指标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应用与否，它又是反映一个国家人口学的研究水平与政府在人口管理领域执政理念的重要标志。

2行政建制要素与生育决策细分化。行政建制要素是生育决策实施的保证与条件。由于生育决策的细分化过程，需要依据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差异，人口生育水平的不同特点，人口居住的不同形态，以及人口的不同民族区分等要素，就需要对所实施的生育决策进行细分。很显然，上述这些细分后的生育决策的付诸实践，行政建制要素就成为绝对重要的保证条件。根据我国行政建制的特点，生育决策细分化的实施，可按全国和省市自治区两级进行。亦即从全国来说，可根据不同省市自治区的差异，分别实施有差异的细分化生育决策；对于省市自治区而言，可根据本省、本市和本自治区人口生育差异与特点，实施相应的细分化生育决策，由此保持人口生育持续、健康地发展。

3后计生时期：保持人口生育持续、健康发展。前面已述，低生育决策，其本身只是也只能是某一历史时期背景下的特定概念，因此，它在决策理念与实践中也就不具有一般意义。在我国人口生育水平已经下降至TFR=12或TFR=13的情况下，如果再继续提为坚持低生育的生育决策，这在人口再生产理论要求上和在对维系人口生育更替水平需要保持TFR=21的客观要求来说，都是不合适的。因为TFR=12或13，就已经较远地背离了TFR=21的人口生育更替水平的基本要求。所以，将现行人口生育决策的称谓提为保持人口生育持续、健康发展，这无论在人口发展实践和在人口再生产过程中的理论要求来说，都是符合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基本国情的。所以，我们强调，我国的人口生育决策，应当是保持人口生育持续、健康发展，应当把保持人口生育持续、健康发展理念，作为我国在改革开放后30年的经济、社会与人口发展实践中的基本目标与指导方略。

注释：

① 具体的界定与表述，可参见邬沧萍、穆光宗：《低生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② 参见李永胜主编：《人口统计学》，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第217页。

③ 如1981、1989、2000和2005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14.55‰、15.11‰、5.46‰和5.89‰。主要参考文献：

［1］马赢通人口统计分析学［M］.北京：红旗出版社，1989．

生育率的概念范文第3篇

关键词：需求学派；供给学派；生育经济学

1）生育行为：需求方面的解释

首先，从静态的角度看，人类的生育行为建基于家庭静态效用函数和静态预算约束函数。Becker（1960）认为，人是在理性地考量个人生育行为成本和收益的基础上，做出生育决策。子女对于父母来说，是一种消费品，同时也可以作为生产品在未来为父母提供收入。父母对子女的需求分别为数量上的需求和质量上的需求，它取决于如下因素：父母对子女的偏好；子女的质量；父母的收入；子女的成本。在此基础上，Becker & Tomes（1976）引入“子女禀赋”这一概念，着重探讨了子女由遗传和运气得到的能力等因素对孩子需求的影响。他们认为，在“子女禀赋”不变的情况下，父母收入的提升会使其对单个子女的开销大幅度提升，这有助于提升每个子女的质量，也有助于降低父母对子女数量的需求。因此，我们所观测到的质量收入弹性较高，而数量需求弹性较低，甚至为负数。在此基础上，Schultz（1969）进行了拓展，他认为，家庭的生育行为取决于如下三点：家庭规模目标；死亡率；不确定性。其中，与子女出生率、死亡率相关联的生育不确定性会促使家庭多生育或者少生育。

但是，静态分析是远远不够的。Nerlove（1974）认为，这一分析范式主要有两大问题：第一，家庭欲最大化的效用函数为静态的，违背了先前出生的子女也是家庭生育决策参与人这一基本事实；第二，子女在未来所带来的收益值是静态的，这也不符合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会对子女生产能力产生影响这一事实。而Leibenstein（1981）则对“需求学派”静态分析范式的新古典基础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人们在生育决策中，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在最大化一个目标函数，我们无法从他们的生育行为中倒推出人类的最优化决策过程。同时，人类完成最优化决策的诸多条件也不可能满足。为弥补这两方面的不足，我们需要从如下两个方面拓展分析视角。

第一，我们需要考虑人类生育决策的动态性，将Becker建立的基础生育决策模型动态化。Becker & Barro（1986）在构建具有利他特点的家庭效用函数基础上，将家庭预算约束函数和家庭效用函数动态化，他们发现代表性家庭各代生育数量与真实利率、父母的利他程度成正比，与各期的消费增长率成反比，将上述基础模型拓展后，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代表性家庭的生育行为，他们认为，生育率与世界的长期真实利率、父母的利他程度以及孩子的存活概率正相关，生育率与世界的技术进步速率和社会保障体系完善速率负相关。

第二，我们需要拓展生育行为的理性假设。Leibenstein（1981）在其本人对新古典生育经济理论批评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思路。他认为，在分析人类的生育行为时，需要用“过程理性”假设来取代“真实理性”假设，需要将经济学的分析范围由“决策结果分析”转变为“决策过程分析”。这一分析范式认为，人做决策的过程是理性的，但由于诸多原因，人的决策结果却不一定是理性的，因此，他认为对人类生育行为的分析应该着眼于人类的生育决策过程。人类总会衡量不同决策方式的成本和收益，进而最大化自己所做决策的收益。具体说来，人类的生育决策过程经历如下四个模式：（1）基于道德原则的生育决策；（2）基于一系列传统行为的生育决策；（3）基于些许算计的生育决策；（4）基于缜密逻辑演绎和全面计算的生育决策。这四种决策模式的成本越来越高，且其结果也越来越接近于“理性经济人”的决策结果。Leibenstein认为，人类的生育决策无非是在上述四种模式中做出的，但很少有人通过第四种模式来进行生育的决策。

2）人类生育行为：供给方面的解释

我们也可以从供给方面来解释人类的生育行为。在对上世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美国人口生育率、收入、劳动参与率等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Easterlin（1966）发现，不同年龄组的女性的生育率与“代际相对收入”指数呈现正相关关系，这一发现颠覆了“需求学派”的“人类偏好稳定性”假设。从供给的角度解释，他认为，人类生育行为由如下三大因素决定：家庭对孩子的需求；家庭潜在生育率；节育成本。其中，家庭对孩子的需求取决于自身对孩子的偏好，同时也取决于家庭收入、抚养孩子的成本等经济因素；家庭的潜在生育率主要取决于父母的生育能力和其所处社会对生育行为的规范；节育成本则取决于节育带来的心理不适成本和实际开销。在这三大因素下，家庭进行生育决策。若家庭的潜在生育率低于家庭对孩子的需求，则会出现生育需求过剩，此时，家庭不需要进行节育措施，他们会通过收养子女或者加大对已有子女的花费，以满足其生育需求。若家庭潜在生育率高于其对子女的需求，那么该家庭便出现生育供给过剩，此时，家庭会采取相应的节育措施，以保证实际子女数与其期望相吻合。（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参考文献：

[1]Gary S. Becker， Nigel Tomes，1976， Child Endowments， and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O.123

生育率的概念范文第4篇

关键词：低生育水平；经济增长；现实考察

一、引言

人口问题是宏观经济变量中的一个重要刚性因素，是全球性最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决定了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的增长过程。直观一点分析的话，人口数量决定了参与劳动的人员数量与经济市场的消费规模，人口的年龄分布与变化决定了人口红利水平、储蓄水平以及资本的形成。而低生育水平作为一个新的人口现象，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深切关注，成为学界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重点探讨低生育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剖析生育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我国低生育水平形成的影响因素

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时常会提及“低生育水平”这一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我国的生育水平已经位于更替水平之下。明确低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清低生育水平形成的机制，而且可帮助我们预测低生育水平的发展方向，从而为制定有效的政策指明正确的方向与着力点。

笔者认为，低生育水平的形成主要受到三大因素的影响，分别是：社会经济、制度、人口学。其中，社会经济因素是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的，主要侧重于生活水平、城市化发展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流向方向等；制度因素则是从公共政策、制度变化层面进行理解的，如：计划经济的转变、计划生育政策的完善等；而人口学是从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分析，如生育的意愿率、非意愿生育率等等。从这些因素进行分析可见：低生育水平的形成是可行且必要的。

1.低生育水平形成的制度与社会经济因素

制度与社会经济因素可视为一个整体，因为两者是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一方面制度的改变会迁动社会经济的相关变量，另一方面社会经济模式的变化会诱致制度的调整。在计划经济阶段，家庭功能弱化，子女抚养费大部分是由国家或者集体机构承担，经济决策也主要由国家或者集体完成。

而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家庭需要承担的子女抚养费越来越高，家庭经济决策也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自主性与灵活性，同时教育成本的不断上升，生产生活模式的改变，医疗体制的变化，子女的养育成本会提高，对孩子“质量”的追求也会逐渐代替对“数量”的需求，驱使父母自觉限制生育。劳动者的体力付出已不再是生产受益的主要手段。劳动方式的改变使得人数优势、性别优势逐渐地减弱，经济的多元化也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性，从面使得家庭对孩子数量和性别的偏好逐渐淡化。对独生子女潜在的风险认识不足，或独生子女风险未完全显现出来，也是人们放弃二孩生育的原因。此外，我国在流动人口控制方面有了较大幅度的改变，已经逐渐放松户籍政策，这大大增加了国内的劳动力。城乡间的劳动力流动一方面更好地满足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劳动力需求，促进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生育水平不稳定、外来人口管理、消费文化与观察等一系列问题。

2.低生育水平形成的人口学因素

（1）从意愿生育与非意愿生育角度分析，我国生育意愿总体上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丁克家庭数量在增长。从性别偏好来看，性别偏好对生育率的提高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生育政策的诸多限制条件，再加上生育意愿率的下降，我国生育性别偏好已经由原来的多生模式转变为借助于性别鉴定与人工流产模式。所以当这些现象增多的时候，性别偏好并不会对生育率的提高起到促进作用，同时还会导致生育推迟和生育间隔大等问题。

（2）从不孕效应分析。现代生活步骤加快，不少人由于受到环境、压力以及生殖健康等方面的影响，不孕不育症的发生率逐年上升。另外，由于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竞争也在不断加剧，不少年轻人为了在社会立足，选择晚婚晚育，甚至是不生育，这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我国的生育率。

三、低生育水平下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方向

1.调整生育方面的政策，保证人口的均衡发展

人口可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但需根据现实进行适度挖掘与调整。在我国低生育水平的现实情况下，应寻找可行的方向性人口方案，采取分步走的政策调整战略。比如：加大对低生育水平的深入研究，理解现实水平，为调整生育政策提供真实的依据；考虑到我国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的差距以及存在的人口惯性的影响，应该分地区、分阶段逐步放宽生育政策。

2.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一方面可逐步将依赖于劳动力、资本的粗放式数量扩张型转变成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的集约式质量效率型。因为我国的经济增长仍主要依赖于资本与劳动力等要素。另一方面，要推进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将促进消费与扩大内需作为主要任务，将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为重要方向，实现产业布局与人口布局间的均衡。要根据经济发展的要求平衡掌握区域人口和产业的容纳能力，实现产业布局与人口分布的均衡。只有这样，一个不断调整变化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才能保持自己的产业发展活力和竞争力。

四、总结

综上，低生育水平能够缓解资源压力，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推进整体改革的步伐，但持续的低生育水平也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若干现实风险，比如：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的消解等。所以思考低生育水平下如何挖掘新的增长源泉，如何应对未来的风险是极其重要的，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生育率的概念范文第5篇

17世纪时，荷兰科学家安东尼•范•列文虎克就预测他的家有100万人口。而且，他还通过地图计算出人类居住地区面积是荷兰土的13385倍，并且根据当时荷兰的入口过密状况分析，世界人口如果接近极限，总数将高达133.85亿。

据估计，在列文虎克所处时代，地球上的人口仅有5亿。尽管此前的1000年间全世界人口在不断增加，但真正开始提速是从17世纪60年代，也就是列文虎克所处年代。150年以后，人口迅速增至10亿。一个世纪后的1930年左右，人类再度增加一倍，达到20亿人。

此后，世界人口增加速度惊人。直到进入20世纪之前，老年人口从未出现过翻番增加的现象，但是，如今全世界的老年人口已经增加了3倍，即使势头渐缓，人发性增加的步伐也不会停止。因为，不仅人类平均寿命增加使老年人数量增加，而且全世界的育龄妇女人数已经达到18亿。尽管每位女性一生中的生育数量有所减少，但由于女性绝对数量急剧增加，因此至少在今后的数十年内，世界人口仍将持续增加。而如果每位女性平均生育数量减少A，到2050年，全世界人口将控制在80亿之内，比此前预测的105亿大大减少。不过，据联合人口统计小组称，这个数字可能居于两者之间，也就是说，全世界总人口到2045年将达到90亿。

现在，每年要增加8000万人口，人类已经面临危机：地下水水位下降、土壤流失、冰河融化，渔业资源也逐渐消失。目前，全世界有接近10亿人不能解决温饱，而且，数十年之后这个数字将增加至20亿。届时，地球将如何支撑这些人的生存呢?

人发的原因

长期以来，人类都对人口过剩抱有危机感，从这点上来说或许还有得救。法人口统计专家埃尔贝•鲁布拉很久以前就说过，人口过度增加是人类在自取灭亡。鲁布拉在论文中说，人口增加本身就意味着世界末日的来临。1798年，英牧师、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发表了《人口论》，提出了粮食增长跟不上人口增加步伐的“马尔萨斯法则”。马尔萨斯指出，由于战争、疾病和饥饿，人口不可能永远增长。实际上，欧洲在14世纪就因黑死病大流行造成人口锐减。然而，历史学家称，自那以后，世界人口数量就再也没有减少过。

在马尔萨斯提出人口持续增加言论200年之后，发达家开始出现人口急剧增加的现象。玉米、马铃薯等从新大陆引进的农作物栽培面积不断扩大和化肥农药的使用，使得越来越多的欧洲人从饥馑之中摆脱出来。19世纪后半期以后，给排水管道得以改善，霍乱和伤寒等感染性疾病锐减。就在马尔萨斯提出《人口论》当年，英人埃德华德•金纳成功研发出天花疫苗。之后，各种预防感染疾病的疫苗和抗生素也相继被开发出来。由于营养和公共卫生状况的不断改善，发达家的平均寿命由当时的35岁提高至70岁以上，目前已经达到77岁。

在这种令人可喜的进步中，美斯坦福大学人口生物学家埃里克看到了人类面临危机的萌芽。他在1968年出版的《人口炸弹》一书中提到，“医学的进步对人类的致命一击就是人炸”，如果再不采取措施，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恐怕有数亿人会被饿死”。显然，用粮食增产无法治疗人口增加这个“肿瘤”，似乎只有通过减少人口这一“手术”才能将其切除。

尽管《人口炸弹》与《人口论》这两本极其畅销的书籍所预言的事情当时并未发生，人类也没有遭遇到其它的灾难，但农作物品种的改良和化肥的普遍使用等不断推进农业技术进步的“绿色革命”使农作物产量倍增。因此，虽然目前仍然有许多人营养不良，但却没有引发大范围的饥饿现象。

如果说医学的进步使人均寿命提高、人口数量急速上升，那么埃里克的预测就是正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青霉素和天花疫苗在预防医疗领域的迅速普及，印度人的平均寿命从1952年的38岁提高到了现在的64岁，中也由同期的41岁提高到73岁。

18世纪的欧洲和20世纪初的亚洲，女性人均生育6个子女。由于孩子多半天折，她们不得不靠频繁生育来繁衍后代。如果婴幼儿死亡率降低，每对夫妻生育的孩子自然就会减少。然而，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要想获得平衡，需要至少一代人的时间。而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人口出现了急剧增加的趋势。

人口统计学将这种变化称为“人口转换”现象。尽管时期不同，但每个家的人口都会经过这样一个阶段。地球上的人发可以说是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实际上，就在埃里克提出这种警告时，人口增加率已经达到峰值。上世纪70年-代初期，全世界的人口出生率开始以CA意想不到的速度下降。从那时开始至今，人口增加率一直都低于40％。

各情况不尽相同

法是最早进入低生育率状态的家。到18世纪初，贵族女性率先将生育数量控制在两胎以内，这得益于“避孕法”。到19世纪末，避孕法已经非常普遍，不仅仅是王公贵族，连普通女性也将生育胎儿数量控制在3个以下。

据巴黎立人口统计研究所朱•皮松指出，出现这种趋势不仅因为避孕法的普遍使用，而且还因为女性在观念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妇女接受启蒙教育之前，她们认为生育孩子“数量由神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人口合计出生率下降的现象在欧洲其它家开始出现。尽管战后婴儿潮时期的人口出生率急剧上升，但之后再度大幅下降。发达家陆续遭到少子化冲击，总和生育率(TFR，指假设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也纷纷低于21。上世纪90年代末期，欧洲的人口出生率下降至1.4。荷兰人口综合研究所所长弗兰斯•比勒肯斯说：“到2050年，这些现役老人将无法支撑起家的年金制度。”

在发达家，出生率低于总和生育率之前往往要经历数代人，但新兴家与发展中家的少子化程度则要远远快于这个速度。占世界总人口2成的中至今仍然处于人口持续增加状态，然而，1979年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近20年来出生率―直低于总和生育率。1965年以前，中女性平均生育数量为6人，而今已经降至1.5人。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伊朗的出生率下降了70％以上，基督教徒众多的巴西的出生率也降至50％以下。联合人口部部长哈尼亚•兹罗托尼克说：“不明白在许多社会和文化宗教地区，为何出生率会如此下降。”

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各，女性平均生育数量至今仍保持在5人左右，但是，其中17个家的人均寿命在50岁以下。然而，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少子化程度都在加剧。据联合推测，到2030年全世界的出生率将低于人口的总和生育率。

距离2030年还有19年的时间。在这期间，达到生育年龄的女性人数将史无前例的多。即使每位女性平均生育不足 两胎，今后的25年全世界人口仍将不断增加。届时，人类能够避免争夺资源和不对环境造成巨大压力27回答这个问题并非易事，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印度将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家，其人口占地球人口的1／6。

尽管人发这个概念容易理解，但作者切身感受是在两年之前在印度德里度过的一个闷热难耐的夏日――满大街真是人满为患：吃饭的、洗涤衣物的和睡觉的。乞丐向行进缓慢的出租车窗内伸手乞讨，道路堵塞不通，公共汽车上挤满了人，还有追赶牲畜的人们。总之一个字：人、人、人。1966年印度只有约5亿人，而现在已经增加至12亿。城市周围的人们不断进入城市，并在市中心周边建起一个个贫民窟，使德里的人口暴增，目前它已经拥有约2200万人口。

据联合中期统计称，到2050年，印度人口将超过16亿。市民团体、印度人口财团原理事长A•R•南达说：“印度人口到2030年不可避免地要超过中。”目前，印度流行的避孕方法主要由女性接受绝育手术。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政府呼吁男性接受绝育手术，因为这种手术既简单又便宜。

由于政府的控制生育政策，印度人口增长趋势得到控制。但在有的地方，由于女性几乎没有避孕方面的法律意识，很多人18岁就结婚了，而且生育子女也多。在德里南部的拉贾斯坦、毕哈尔和乌塔尔•布拉迪由等省，那里的出生率高达3～4，人口几乎占到全印度的近五成。这些地区性别歧视非常严重，如果不能生育，女性会被人瞧不起，而且，这里的人喜欢男孩儿，有的女性不断生育，为的就是要生男孩儿。

人发：地球难负之重

2010年4月，集中了世界各人口统计学者的美人口学会年度总会在达拉斯召开，全球规模的人发现状成为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与会专家们认为，人发时代到本世纪后半叶将结束，人口增长速度放缓，进入人口减少时代。

专家们在此次总会上说，如果世界人口密度与纽约相同的话，只需一个德克萨斯州就可以容纳下世界上的全部人口。到2045年，即使地球人口达到90亿，除了南极大陆外，地球上的人口密度也不及法目前的一半。法人口密集程度之严重令人无法想象，但其它家的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同样也非常高。目前，世界上人口达1000万以上的城市有21个，到2050年，这个数字还将增加。

许多人担心的是，全世界形势如果变得真的像马尔萨斯预言的那样，地球能否承受90亿人口。华盛顿智库、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塔•布劳恩说，不得不考虑粮食不足可能毁掉地球文明。土地流失、地下水枯竭等因素导致粮食产量无法增加。他在自己的著书中称：“解决家庭(生育)计划问题(即夫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计划地生育小孩儿)是最为迫切的全球课题。”如果不能降低出生率、将全球人口控制在80亿之内的话，取而代之的恐怕是高死亡率。

80亿人口是联合预计世界到2050年的最低数值。按照这一预测计算，孟加拉届时的人口出生率为1.35，将增加2500万人。卢旺达的出生率尽管可能仍低于总和生育率，但其人口也将增加至大屠杀之前的两倍以上。如果将这个数字当成是乐观形势的话，人类的未来恐怕会陷入无可救药的地步。

但是，有人认为，控制人口数量并非是最有利于未来的方法。高度集中在城市边缘贫民窟中的人们需要帮助是毫无疑问的，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并非人口过密，而是贫困和社会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尽管让所有女性了解家庭(生育)计划的知识和信息非常重要，但无论怎样积极地推进控制人口政策，孟加拉的海平面上升、卢旺达的大屠杀等等因素使全世界的人们难以从危机中彻底地解脱出来。

地球温暖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急剧增加，但出生率已经低于总和生育率却并未为抑制人口数量起到多大作用；而在人口增长率最高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有美人的百分之几。也就是说，即使控制人口数量，对气候的影响也微乎其微。

美立大气研究中心的布莱恩•奥尼尔说，如果2050年全球人口被控制在74亿以内，可以减少25％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然而，《新人口论》作者乔埃尔•科恩认为，“将人口问题视为所有问题的起因是错误的，只能说它是导致其它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且不说人口增加的规模，要想阻止温暖化进程，人类应该从使用化石燃料向替代能源转换。

未来思考方式逐渐改变

人口问题自然重要，但重新认识人类应该如何消费资源的重要性远大于它。为了人类与地球的未来，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一边努力减少对环境的负荷，一边尽可能多地扶助穷人是非常重要的。据世界银行称，虽然除发达家之外的中产阶层2005年时只有4亿人，但到2030年将超过10亿人。生活富裕是件好事，但当新涌现的中产阶层如现在的美人同样吃肉和开汽车之后，情况会怎样呢?这些人如何生产、消费食物和能源，从今往后开始改变其生活方式或许还不迟。法人口统计学家卢布拉说：“与其说多生孩子，还不如减少肉类消费更在理。”

地球到底能够承受多少人137为了寻找答案，科恩多年来寻遍了所有文献。“结果我发现，这个问题是当今知识无法解释的”，因为，文献所列举的数字到底只是“为了说服人们的政治数字”。几个世纪以来都存在一种悲观论调，那就是人口再增加的话，世界末日将来临。不过，也有人乐观地认为，人类一定能够找到解决之策。从整体来看，至今世界都似乎一直生活在乐观的氛围当中，但未来未必如此。人口将增加到一个怎样的数字，人们将如何生存，我们的选择和思考方式等都将逐渐发生变化。例如，就像科恩所说的“如果全部孩子没有足够营养、不能在学校受到充分教育、无法成为一个解决困难的大人的话”，世界的未来将发生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