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智慧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传统文化的智慧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传统文化的智慧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生态觉悟；“力量型”科学；和谐；中国现代科学体系

一 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的理论溯源及其界限

今天我们提到科学，一般指的是近代西方科学，它起源于希腊的理性科学，重视数学的运用与实验的检测，因而也称为数理实验科学。［1］西方近代科学既有对希腊理性科学的继承，同时受西方近代文化观念的影响，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偏离了希腊理性科学对自由精神的追求，正如吴国盛先生所言，“近代科学不仅是希腊理性精神的正宗传人和光大者，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奠基者，科学还以其‘效用’服务于意欲‘控制’的人类权力意志。这是近代科学的一个崭新的维度：力量化、控制化、预测化。” ［2］这样，主体维度的价值诉求加上对物质力量的狂热追求，构成了近代科学精神的核心部分，也就是尼采所说的强力意志。这种强力意志构成了西方近代文明的主旋律，也造就了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

［3］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虽然在过去几百年中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二十世纪的科学与技术却展示了西方“力量型”科学本身的某种界限。20世纪基础科学的三大成就相对论、量子论和复杂科学的核心思想和结论分别从宇观、微观和宏观尺度证实了西方“力量型”科学的局限性，且这种片面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4］无论是西方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自然的关系上，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都面临着发展的瓶颈问题。和谐的生态觉悟、科学的前沿发展都呼唤一种新的科学范式，而这种新的科学范式的核心思想与东方文明中的生态智慧不谋而合，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文化与科学将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与挑战。

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天人和谐”思想对“力量型”科学界限的消融

二十世纪以来，以相对论、量子力学和复杂科学为代表的前沿科学，通过深刻的观念转变和理念创新，打破了时空对立等二元对立观念，演绎了自然宇宙和谐一体的更为纯正的科学自由精神。这种情况下，强调和谐一体的中国传统自然观，在解释新的科学思想上，较之西方“力量型”科学所依赖的机械自然观显得更加优越。［5］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些人自然地把他们的目光投向了东方文明，投向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以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科技文化困境。

1儒家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思想的发掘

儒家文化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主流。儒家文化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对于当代科技的有序发展也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6］第一，儒家整体性的思维方式有助于克服西方近代科学的原子论限度。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始终把宇宙看作为一个整体，如孟子认为自然之天产生万物，人和万物只有一个来源，万物和人都是其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且彼此相互倚赖。儒家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反对把人与自然相分割和对立，这有助于消融西方近代科学中还原论、原子论的错误理念，有助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协同发展的关系。第二，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有助于消融近代“力量型”科学范式中的主体外化倾向。在和谐的状态中求发展，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给予西方“力量型”科学最大的启迪。如荀子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有不同分职，只有充分把握好天与人的分职，才能清楚地认识天与人的发展规律，从而更好地认识与改造世界。［7］第三，儒家“天人合一”观有助于改变西方“力量型”科学的控制论世界图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建立在深厚的伦理道德基础之上，如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即把爱心从家庭扩展到社会，从社会再扩展到自然万物，进而使仁爱具有了生态道德的含义。这种崇高的境界引导人类理性地控制物质欲望，并把物欲导向精神的追求与创造，塑造人类“赞天地之化育”的伟怀，即理解、赞美和协助自然界之生生不息，并以这样的方式发挥人性，而成为天地大自然界的一部分。而西方近现代科学思想认为自然界本质上是一种纯粹物的结合，是一幅符合机械力学规律的自然图景，是一个在人类之外跟人类毫不相干的体系，是人类的能源场与垃圾场，从而培养了人对自然的傲慢感、对于其他物种的优越感。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则对自然有一种热爱、同情、亲近之情，认为一切知识本质上都来源于活生生的自然，而不是来自实验室中的自然切片，强调对自然本身的直接接近。［8］这样，儒家文化的生态智慧显然能够弥补西方“力量型”科学观念的不足。它警示人类，应该去除在自然面前的自负和傲慢，应该敬畏自然，停止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保持与自然的和谐，才能使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2 道家文化中的生态觉悟：“道法自然”思想的启迪

道教文化也是华夏母体上土生土长的血脉文化，道家的核心范畴“道”把人类置于自然世界的大系统中，从自然现象推及人类社会的道德行为准则，以及人类对自然界的态度。其思想路径和特征，与当代复杂性科学的生态趋向是一致的，从而有助于消融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的界限。［9］首先，道家的“道法自然”生态思想可以为科学提供新的形而上学基础。老子认为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来源于自然并统一于自然界，人是天地生成的，人与天地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它们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构成和谐统一的整体。道家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与近代西方主客二分的机械论、二元论以及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是根本不同的，从而可以为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提供新的哲学基础。其次，道家的循“道”而为的价值原则与当代生态科学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老子的“道”具有生态价值的意蕴，就是要求人们的行为要与“道”一致，要与天地万物一致，尊“道”贵“德”，顺应自然，体现在实践上就是“无为”。当代生态科学十分推崇老子的这一思想，与老子把天地之“道”作为确立人类道德的根据一样，生态科学的整体论思想、价值观原则都是以生态系统的自然性质为根据的，主张要对自然过程作出谦卑的默认，让自然按照自己的节律运行而不要去破坏它。其三，道家的生态哲学与当代21世纪科学追求的最高境界都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态整体境界。老子的“道”是一种尊重生命和自然的伦理观，它要求人们的活动尊重天地自然，尊重一切生命，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与生态科学的生态中心主义观念是十分吻合的，他们共同指向“天人一体”、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境界。总之，在生态整体系统中，人不在自然之外，也不在自然之上，而在自然之中。人应当站在生态系统和地球的角度，成为大自然的神经和良知，关心其他生命，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体现并弘扬大自然的“生生之德”，维持自然界的美丽与和谐。这就是道家中所蕴涵的生态智慧对西方“力量型”科学最大的启迪，今天我们提出科技生态转向的理论支撑点也在于此。

西方科学的畸形发展而带来的一些文化困境，为东方文化发挥作用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使人类把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人类文化图式，从儒学、道学等东方文化中寻找生态智慧与启迪。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文化，能以其特有的生态智慧和觉悟为西方“力量型”科学突破固有的范式提供有益的催化作用，并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范导科学应有的气质，现代科学与蕴涵了东方智慧的儒家、道家文化进行跨文化对话，对于人类超越科技文化困境、迈向澄明之境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三 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生态智慧的发掘与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许多科学家在“东方神秘主义”与现代物理学之间发现了“惊人的平行之处”，以此为契机展开了东方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之间的跨文化对话。［10］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虽然对于克服和纠正西方“力量型”科学的缺陷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但是能否起到主导作用——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觉悟推进为一种整个人类文明的生态价值观和生态世界观，成功地实现中华科学技术的腾飞，这还取决于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自觉与超越的程度。二十世纪末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股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劲声浪，其原因之一就是西方“力量型”科学的天人分离思维摸式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特别是在复杂科学等前沿领域，因而当代西方科学正经历着从主客二分转向主客融合的后现代主义的洗礼。而中国传统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崇尚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思与诗的交融贯通；都鄙视对外在对象作还原性的分析，而注重对人在其中的世界的情感体验。因此，西方的一些学者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看成是抵御西方科学工具理性的希望。［11］而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一方面要跟西方发达世界站在一起，忧虑“力量型”科学本身的缺陷；另一方面也要跟不发达世界站在一起，忧虑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被不知不觉排除在“体”之外而流于“用”的危险。中国人的“现代化之忧思”，既有西方后现代主义者的“现代性批判”的一面，也有发掘传统文化的一面，既有后现代的一面，也有前现代的一面。［12］因此，为了彻底摆脱现代化的双重困境，中国人不仅要发掘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觉悟以消融西方近现代科学“工具理性”的界限，更为重要的是在西方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发掘并提炼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生态觉悟，建立起与西方科学平行的中国现代科学体系，进而将这种生态智慧推进为整个人类文明的生态价值方法和生态价值观，而20世纪基础科学的三大成就相对论、量子论和复杂科学则为中国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历史性机遇。20世纪前沿科学的核心思想与中国科学和文明的生态智慧不谋而合，这些前沿科学领域将成为中国人大显身手的场所。因此，建立中国特色的东方科学体系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在系统科学、协同科学、混沌科学以及生态科学等综合性较强的学科领域。［13］如何将可能诉诸于现实？这还取决于中国传统科学能否在吸收西方科学精髓的基础之上，创造性地阐述与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生态智慧，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成为中国现代科学体系的形而上学基础！

激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创造性地阐释中国科学传统背后所蕴涵的人文理念，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来制约一再跌落的西方科学，是一条十分恢宏而又漫长的道路，但又是一个十分诱惑的思路。一方面对西方而言，他们则有可能获得突破工具理性这个“座架”的外援——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于母文化之中，激活科学自身内在的修复机制；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而言，提供了民族传统文化复兴与现代科学体系建立的绝佳机会。当中国人真正超越自己文化中的旧传统之时，就是中国科学技术走向腾飞之日。

参考文献

［1］［4］ 姜岩东方科学与文明的复兴［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8

［2］［12］ 吴国盛科学与人文［J］中国社会科学，2001.4

［3］ 吴国盛.何为科学精神［J］百科知识，1998.2

［5］ 吴国盛 20世纪的科技展示了科学本身的某种界限——回顾百年科技

［J］国际经济评论，1999.Z2

［6］［11］ 陶渝苏论作为科学精神生长点的西方思维模式［J］贵州大学学报，1998.1

［7］ 梅萨罗维，等人类处于转折点［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148

［8］ 吴国盛.反思科学［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23-24

［9］ 李承宗，谢翠蓉.试论道教文化对科学技术的影响与启示［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3.6

传统文化的智慧范文第2篇

理智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以现代营销人的视角解读其中的精髓，就让我们从传统文化的源头——《周易》开始吧。 《周易-上经》之《乾卦》篇

潜龙勿用。

原文：“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大意：“乾象征天，是万物创始的根源。龙潜在水里的时候，还未成气候，暂时不要有所动作。待出现在田野之中，已初具能量，可以恩泽众生，但仍要努力不懈，小心谨慎，即使身居高位，也要保持如临深渊的心态，才不会发生过失或灾难。及至龙腾在天，发挥已到极致，遂悔意渐生，处于升降两难之境。此外，一群龙在一起而不争强好胜，也是吉详的标志。”

短短数言，以龙为喻，揭示出无尽的为人处世、识人用人的道理。囿于篇幅，我们仅就其中的“潜龙勿用”加以引申，来看看《周易》对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究竟有着怎样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一）、从企业的角度来讲，发现、使用、培养、提拔一个人材，要注重过程，如果错误地省略或超越某个环节，带来的可能是“拔苗助长”的悲剧和事与愿违的结果。

笔者在代表企业招聘营销人员的过程中，遇到过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潜龙勿用”的例子。

那个年轻人毕业于北方一所重点大学的市场营销专业，本科学历。在校期间曾在某广告公司兼职，因参与过几个有一定影响的方案，毕业时被某汽车制造企业和山东一家大型食品集团同时相中，因其已与汽车企业签约，为得到此人，食品集团甘愿代其缴纳违约金，且许以六万年薪、一套两居室住房、集团总裁助理职位，终于“赢得人材归”。此事曾引起小范围的轰动，且一度被当地媒体热炒。

然而事隔不到两年，“千里马”就与曾对他情有独衷的“伯乐”分手了。后来辗转于广东的几家企业，但都未能长久。来我这里面试的时候，他的状态不太好，明显缺少了一些就他的经历来说本应该有的自信。被问及营销及管理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也已看不到营销专业本科应有的水准和具备“集团总裁助理”资格的基本素质要求，对于离开“伯乐”公司的原因也是语焉不详。我未再追问，因为我相信这里面的过程并不复杂，而且这样的故事曾在很多“求贤若渴”，但却忽略人材培养、使用过程的企业里不断上演，至今未绝。

我绝不否认这个年轻人当初可能具有的才华和潜力，但我也深知“拔苗助长”式的用人方法会带给一个未经历练的年轻人怎样的伤害。这种伤害可能给他的成长过程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的是：他已经为当初所谓的“辉煌”所累，已不愿意从头做起，不能接受一个较低的职位或低于以往的收入，这一点在谈到他的个人期望时表露无疑，虽然当时他还只是一个毕业不到四年的“初出茅庐”者；另外可以预见的是：以他当时的心态而论，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他可能很难静下心来，通过系统的学习和反思，来重新认识并改造自己。他似乎已经被人为地放大到了“飞龙在天”的境界，甚至已到了“升降两难”的地步，而这一切对他来说，是多么地不真实。我关心他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走出这似是而非的幻觉，也担心这些经历是否会给他的自信心和今后的职业生涯造成永久性的伤痕。但愿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那次面试的结果可想而知。而且我当时还有一种预感：以他当时的状态和心态，想在短时间内找一个落脚之地，恐怕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果然，两个月后，在广州东站举办的一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上，我再次看到他匆匆而过的身影。

上述事情本身，对一个成长过程中的年轻人来说并不可怕——经受任何的磨难可能都不是什么坏事（虽然以这样的方式去经历，我总觉得有些不应该，但毕竟他还年轻，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我一直在思考的是：这样一个曾经的“潜龙”，后来为什么没有按照当初预期的那样，顺利地成长为“飞龙”乃至“亢龙”？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本人和他所工作过的企业，特别是那家当初“志在必得”的企业，究竟应该分别承担怎样的责任呢？为什么一个良好的初衷和开端，没能续写一段“企业慧眼识人，人材不负众望”的职场佳话呢？看看上面《周易》中所揭示的道理，也许我们就不会再有这些疑问了——这注定是一个无言的结局！在企业选人、用人、提拔人的过程中，如果忽视了对人性的正确引导，违背了人材成长的自然规律，必然会造成企业与个人两方面的损失，事与愿违的结果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里所说的“潜龙勿用”，并不仅指“不可用”，也兼有不必用、不重用等诸多含义。至于人材在什么时候可用、可重用，这就要因人、因时、因事而议了。因为人力资源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所以如何选人、用人是值得企业决策者和管理者们永远关心的课题。

但愿上述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案例，能引起企业足够的警醒——这种情况的出现，折射出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犯了指导思想上的错误，而不单纯是某个个案或是某项技术的操作失误。而这种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也就是对人材（包括优秀的毕业生和企业的各级管理者）不正确的培养、选拔，轻则会造成人材的非正常流动，重则会导致因用人不当或者用人的时机不当，造成企业难以承受之痛。这样的教训，真的不少。

（二）、对于任何一个经历着求学、就业、成长、提升过程的职场中人来说，要从中看出成长的规律，讲求时机，伺时而动。

上面的案例揭示了企业用人方面的某些失误，接下来的例子将告诉我们，“顺时而动”的道理，对于成长中的职场“潜力股”，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A先生是一个品行、能力都不错的人，在一家成长性良好的中型公司担任分公司经理。有一段时间，公司内部产生了一些变化，两位资深的中高层管理者先后离职，于是本来表现就不错的A先生脱颖而出，很快侪身公司高层管理之列，也有了更多与老板直接汇报和沟通的机会。自身的努力加上时势造人，终于获得了更广阔的舞台，职业生涯也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这一切对于A先生来说，无疑是一个值得好好把握的机会。A先生也是不负众望，上任不久即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因为长年奋斗在市场一线，A先生对公司基层管理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非常清楚，他提出的改革方案，不但涉及到分公司层面的清理整顿，也包括了他对公司营销策略乃至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一些设想。A先生对自己的方案很有信心，觉得它们来源于实践，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于是坚持试图说服老板按照自己的设想来改造公司。其实对于公司内部存在的一些痼疾，老板本人也很清楚，但他更清楚的一点是：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绝不是单纯依靠几个方案就可以的，他也希望有像A先生这样德才兼备的人，能够尽快适应新的岗位，然后以全局的观点、系统地看待并解决这些问题。然而遗憾的是A先生没能很好地领悟“潜龙勿用”的道理，也没能体会老板的良苦用心，在立足未稳、整体形势不明的情况下，特别是在还未形成以自己为核心的执行团队的时候，过早推行自己的改革方案，此举不但使他与老板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也激起了公司基层的强烈反弹，最终不得不以离职来宣告改革的失败。

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案例中，A先生不但违背了“潜龙勿用”的道理，也违反了一些与资本所有者——老板的相处之道，有关这个话题，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有所涉及。

如果说，A先生未能“适时而动”，损失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份不错的职业和暂时的发展，以后还有机会从头再来，但是下面的两个历史人物，盲动带来的后果却是失去了江山，甚至差点误了卿卿性命。

一个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曹植，就是那个“七步成诗”的天才少年。本来曹操在几个儿子中最看好他，但由于他在大局未定之时忘乎所以，终于永远失去了继承大统的机会。史料记载，在一次乘车出行途中，曹植私开中门而出，这在当时是犯禁令的。曹操知道后大为生气，处死了赶车的官吏。曹操说：“最初我认为子建（曹值）是诸子中最可定大事的，但自他私开中门而出后，我便另眼看待此子了。”

另一位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就是《康熙帝国》中那个被两立两废的皇太子。正是他，由于在本应小心谨慎的时候言行失当，最终犯了大忌讳，且一再错失改正的良机，最后被囚禁，成了疯子。历史上确有其事。而且那以后的二十几年，康熙再未立太子，直至临终前，才选定了一直韬光养晦的皇四子，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

传统文化的智慧范文第3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 诗歌 绘画 相通

诗歌和绘画作为中华文化中的两朵奇葩，它们同时植根、成长于华夏文明的肥沃土壤中，蕴含着颇为相似的境界追求和哲学理念。它们有许多相似相通之处，无论是其起源、创作上，还是在追求和技法、互相借鉴等方面。苏轼在评价王维的画时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自古以来，和王维一样，许多诗人、画家都在追求其作品能在画境和诗意之间找到适当的归宿。

艾布拉姆斯认为，文学，从其本质上讲，是由世界、作品、作者、读者等因素构成的。诗歌和绘画作为一种具体的文学艺术门类，必然也要遵循这一规律，这就从根本上为诗歌、绘画之间有着某些相通之处提供了可能。

在揭示“美”的起源时，马克思曾说过，“劳动创造了美”。①从大量历史材料来看，这句话是不错的。远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我们的祖先们已经能够在石器和陶器上雕刻或绘制一些简单的图案，在这些图案中有许多是关于生产劳动的，如打猎、捕鱼、采集野果等。在诗歌中，《吴越春秋》中记载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就是描述原始人用竹子做成弓箭来射杀禽兽的生动场景。此外，《诗经》中像《伐檀》、《七月》等诗歌更是直接从劳动中产生的。从这些事实我们可以看出，诗歌和绘画起源于劳动是极其可能的。

在中国文化中，诗歌和绘画在某种程度上讲都是意象和情趣的结晶，都是借助于一定的艺术形象来展示作者的内心情感的。无论是从《诗经》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到唐代的“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再到当代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还是从原始时期的甘肃黑山岩画，到六朝的《洛神赋图》，再到齐白石的水墨画，这些艺术作品无不是艺术形象和内心情感的结晶。傅道彬先生曾说过，“我认为中国文化的原型系统是兴与象”，“兴象系统用那些富于联系、富于传统的象征物，正是中国最早的文化原型模式”，②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傅先生的论断是不无道理的。可以说，中国文化中的诗歌和绘画，是兴与象，是情趣与意象的最紧密、最有代表性的结合。

任何艺术都可以说是人生世相的返照。人生世相中有其相对稳定的地方，也有其变动不居之处。对此，艺术家必定会有所取舍和创造，自然，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有艺术家性格和情趣的参与和浸润。绘画也好，诗歌也罢，它们从根本上讲都是要借助一定的形式将艺术家眼中的自然和社会展现出来，在这一展现的过程中，艺术家无疑要选取一些典型的意象，并将自己的感情融入其中。至于说意象与感情的融合情况，则因人而异了，或因天分，或缘修为。对此，朱光潜先生有过这样的精辟论述：“诗与画同是艺术，而艺术都是情趣的意象化或意象的情趣化。徒有情趣不能成诗，徒有意象也不能成画。情趣与意象相契合融化，诗从此出，画也从此出。”③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希腊诗人西蒙尼德斯说出了“诗为有声之外，画为无声之诗”这句真言。

关于诗歌的创作，吕进先生曾做过精辟的论述，“诗人的工作在于将外在世界中的一切化为他的主观情思，而后又将主观情思化为客观的意象。”④其实，不但是诗歌，绘画也是如此，没有一个由客观到主观再到客观的过程，就没有实实在在的绘画作品。

在对世界的表现上，由于诗、画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或受篇幅的限制，或因布局的制约，因而，它们必然要截取自然或社会中最富特色的一面或一段来展现人生世相。黑格尔曾经说过，“绘画不能象诗或音乐那样把一种情境，事件活动作先后承续的变化，而是只能抓住某一顷刻……所以画家就必须找到这样的一瞬间，其中正要过去的和正要带来的东西都凝聚在这一点上。”⑤其实，诗歌也是如此，它也不可能全景式地、持续地反映生活，它也是截取人生世相中的某个横断面，通过艺术加工，以达到能够真实、生动地表现或再现世界的目的。

艺术家的生命是有限的，优秀的艺术作品却能穿越时空。要想使艺术的生命常青，诗歌与绘画必定会追求尺幅千里或言外之意的效果，使人观之心动，味之无极，以此来达到艺术上的不朽。在中国文化中，要达到这样一种效果，气韵生动和虚实相济一直是中国艺术家的一种追求。

“‘气’的必须属性，是‘生命的流行’，是赋予万物的活力流，是流行的大化，因为它中间蕴含着‘道’，不断地发展、运动、变化、统一。”⑥“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简简单单的六个意象，却让我们体会到了生命的流动，前三个意象以静为主，后三个意象动静结合，动静之间，流露出了作者当时的独特真切的生命体验，一种悲凉之感不禁从中油然而生。枯藤、乌鸦都有它们的归宿，“我”却人在羁旅，这一切又怎一个“凄凉”了得。诗歌如此，绘画亦如是。古往今来，名画家甚多，这里单举吴道子为例。吴道子的作品中常常饱含着一种强烈和高度紧张的感情力量，段成式《寺塔记》中曾这样说他的“地狱变相”图：“惨淡十堵内，吴生总狂迹，风云将逼人，鬼神如脱胎。”从吴道子观裴闵舞剑的故事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吴道子作品中强烈的思想感情和涌动的生命之流。吴道子结合内容的表现和形象的创造，在线条运用上渗透着强烈的情感，从而大大提高了绘画艺术中诸表现因素的统一性，注意整个画面气氛的统一与具有运动感地表现。⑦也许，“吴带当风”一词就是对吴道子作品中流动着的生命力的最好诠释吧。

传统文化的智慧范文第4篇

关键词：核心价值体系；传统文化；渊源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2-0047-0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无比深厚的渊源。可以这样说，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民族根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同现代文明结合的独特体现，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指出：“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正如李长春同志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四个方面的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坚持指导地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树立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基础。”因此，学习、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当从宏观到微观把握这四个方面的丰富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项内容，可以说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

（一）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之上的价值认同系统，，它既有社会主义的共性，又有中国的个性，还具有时代性。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相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型价值观可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即指劳动的个体人和群体人不断摆脱消极的物质枷锁和精神枷锁，不断克服由分工造成的人的片面畸形发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大领域全面发展。具体来说，就是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是“和谐”，意指“事物之间配合得适当和匀称”。事物之间的搭配恰到好处。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相融合，可以概括为“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全面而和谐发展”，即“以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自我和谐”为宗旨，“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人的自由与和谐相融合，可以引导个人自由与群体自由的和谐统一。承认“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实现个体人和群体人的自由。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同中国传统文化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的确是一个无比重要的问题。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八十多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探索，终于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对这一重大问题，作出了创造性的理论概括，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句话，实际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出了科学回答，也透射出与中华文化的密切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吸取了中国古代和谐文化的积极成果。“和”也可称为“中和”，这是中华民族和炎黄子孙最古老、最持久、最本质的思想传统。“中和”一词的含义，是指按“中庸”的标准去做事、去处理一切关系，就会达到处处“和谐”的状态。《礼记》中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也。”我们的祖，就是用“中和”这两个字，很好地处理了人类古往今来普遍面临的三大关系，也可以说是三大矛盾，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毫无疑义，我们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是对中华和谐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其与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一目了然。

（三）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同中国传统文化

既然，“”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那么，“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就更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无比深厚的渊源。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始终把家、国视为一体，始终把族群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萌生发展出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从《礼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到《左传》的“公家之利，知无不为”；从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从岳飞的“精忠报国”，到秋瑾的“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都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鲜明写照。顾炎武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和每个炎黄子孙的共识。曾有学者在文章中概括：“儒家先哲所倡导的‘天下为公’的无私奉献精神、‘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厚德载物’的宽厚包容精神、‘居安思危’的民族忧患精神、‘革故鼎新’的改革变通精神、‘克勤克俭’的勤劳俭朴精神，以及‘致中和’的尚中贵和精神、‘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勇献身精神等等，都是儒家先哲创造出来的高尚道德精神”。从儒家所倡导的民族精神，不难看出，这些都是祖先们高尚的价值取向，是中华民族优秀精神的标志，因而说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直接成果，是符合实际的。

（四）社会主义荣辱观同中国传统文化

“社会主义荣辱观”也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即“八荣八耻”，它从文化深层的角度，帮助人们矫正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展的路向，提醒人们要明荣知耻；应当坚持、倡导什么，反对、抵制什么；以便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时，能分清是非、善恶、美丑，能自觉地维护社会正义，抵制精神污染，使自己的心中有一个正确的“道德座标”。这有利于发挥和谐文化“在启迪思想、陶冶情操、传授知识、鼓舞人心”方面的积极作用。儒家文化认为人生应“志于道”，而不应该只看眼前私利。孔子曾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其意是说，用政治的手段来引导老百姓，用法制刑罚来治理老百姓，其后果是“民免而”，即老百姓可以免除犯罪，却落下“”的后遗症，而“”是最坏的结局；相反，若用道德教育来引导老百姓，用礼义来规范老百姓的言行，那就会收到“有耻且格”的功效，即老百姓既具备了羞耻感，行为上又不出格。孔子的论述，表达了儒家倡导“明荣知耻”的价值追求。孔子说：“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不降其志，不夺其身”，人的志向和理想是不可随便动摇的。人生有了远大理想，有了为社会作贡献的抱负，就会朝惕夕砺，就会自强不息，就会有浩然之气，就会“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我们自觉地把个人理想融入共同理想之中，不计得失，甘于奉献，兢兢业业，勇往直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和价值。因此，以“八荣八耻”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我们民族传统荣辱观的继承和发展。它既符合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价值取向，又把我国传统的荣辱观推向了新的高度。

二、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互的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紧密，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行不悖、互相促进。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观念体系。这种观念体系是在特定的民族文化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在看来，任何时代的社会意识，都和以前时代的社会意识有着联系，它的产生和发展都要以前人所积累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成分，才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儒家经学中我们可以看到，由孔子开启的，以探讨“人”为中心的所谓“人学”试图在社会尊卑贵贱中找到一些共同点，，以促进社会稳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经书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当然，不仅是儒学，还有道家、佛家等，也有其自身的价值观。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研究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它是民族的精神遗传基因，是国家的“软实力”，体现了民族的内在特质和精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能没有文化复兴。这种文化复兴，不仅包括移植和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尤为重要的是首先要正确理解民族优秀文化，实现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结合。

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中华民族一直以来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有保守的一面，但从来也不缺乏“敢为天下先”的革新的一面。儒家经典《大学》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平治天下为己任，高扬爱国情感。班固的《汉书・苏武传》记载：“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坚毅的民族气节令人感慨；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激发了多少人的爱国情怀；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无人不知；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都体现了个人应该对国家承担责任的爱国主义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也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中国传统文化固然有重视继承、和谐和保守的一面，但革新求变的思想无疑是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内容，并推动着中华文明的不断发展和前进。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作用巨大。中国传统文化绵延五千年未曾断绝，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化系统，这足以表明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力是不可估量的；同时也表明中华民族具有较强的文化自豪感，拥有较强的文化传承的使命意识，也正是如此，中华文明的命脉延续至今。传统文化深深融入到中国人的骨血里，渗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的言行中，引导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塑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实际的建设中，高度重视并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瑰宝。它历史悠远、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宝贵的思想资源，如“和合”、“民本”、“天人合一”、“制天命而用之”、“民胞物与”、“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知行合一”等命题和认识，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值得更好地挖掘。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精华之处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通。为此，我们既要对传统文化中有益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合理成分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同时，我们又要紧密结合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状况，把传统文化的主导价值观与当代中国的现实价值导向、价值理想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又高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观，以此来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更好地构建出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发挥其引领社会思潮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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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钊.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亲密关系[J].思想教育研究，2010（12）.

〔3〕李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优秀道德传统[J].西安工程大学学报，2008（6）.

〔4〕张利华.试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结构与内涵[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7（4）.

传统文化的智慧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882（2015）05-082-0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教育、践行培育与构建是我国思想政治领域内相当长时期的重要的时代课题和任务，也是一个牵涉到很多因素和层面的系统性工程，其影响因素也是多种多样。其中，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就是这些众多影响因素之一，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思想文化大背景和土壤 。因此，研究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背景下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十分紧要的思想意义和现实紧迫的文化价值。

一、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实践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已经成为我国思想道德建设的领头羊，在各行各业政治思想工作成为热门话题和重要的时代任务。中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每一个民族共同体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基础、思想世界、风俗习惯与信仰理念，这些多样化的民族文化资源包含了诸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相通的因子，能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提供诸多的有益成分，但是不排除这些多元化的文化也存在很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不一致的地方，甚至有些是矛盾和冲突。面对这种情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将如何取舍、如何将之作为发展的平台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文化工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不单纯是一项思想文化领域的事情，更多的需要良好的法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等来支撑和保障，但是当前我国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制度环境与国际环境的发展现状，存在一些不利于社会核心价值观构建工作顺利运行的因素。由此，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工作将面对各种复杂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

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多重关系

当前，我国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具有典型的二元结构体系特点，一方面是具有一些汉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色，另一方面包括诸少数民族本身独特的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与培育践行就是植根于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行进的，这种文化大背景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提供了内容、模式方式、机制和制度、价值取向等方面的思想资源，同时也包含一些不利的思想文化成分。

（一）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和背景

一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对于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阐释有很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相通的。比如，当今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提倡的和谐相处、仁爱、自然的核心价值观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内容构建和拓展具有诸多的启发意义，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所提倡的；爱国优良的政治文化、民本的治国理念、务实创新的人生进取理念等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炼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二是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含有非常多的关于如何培育核心价值观的一些方法资源，比如重视价值观的教育模式，科举制度的推行将国民价值观的构建与国民的教育和学习、工作挂钩；重视家庭教育在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少数民族还将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培育与日常的信仰活动、日常礼仪活动相结合，这些价值观构建的方式和模式都是值得我国当前核心价值构建学习的。

（二）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带来的挑战与不利的影响

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面临着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等多种文化的挑战。从纵向来说，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包含着很多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构建的东西。

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属于传统时代的东西，难免会有一些糟粕的东西，存在一些不适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消极因素，比如中国的家文化、男尊女卑、男性文化、等级文化等等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和践行各个不入。

二是中国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国家，传统文化还包含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这些民族文化很多处于非现代化的状态，包含很多不文明的因素和成分。

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包含的这些不利因素，表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还面临着如何对各种文化资源进行扬长避短的时代课题和挑战。

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下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

针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面临诸多的机遇、挑战与问题，结合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我们应该积极学习新加坡在多种文化背景下构建核心价值观的一些做法，重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性、思想和文化性的价值取向；科学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研究，凝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当代阐释力；多渠道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同教育与践行，将灌输与引导相结合，推动生活化和大众化的道德建设模式；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所需的制度和机制的顶层设计，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提供制度保障。

（一）吸收传统文化的思想性和文化性们，建构以文化性和思想性为主的价值取向，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工作健康发展。

一是构建文化性和思想性的价值取向，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务必要抓住当前各种文化和思潮发展的趋势和动态，力求各个环节突出文化性的价值走向，突出其思想的教育性。

二是构建科学性和系统性的价值取向，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务必要遵循文化思想发展的规律、遵循国民价值观养成的规律、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力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工作科学化；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包含构建主体、客体、环体、载体等等要素，对这些要素要进行需要系统化统筹安排。

（二）加大理论研究，凝练和整合传统文化精华，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价值。

一是全方位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构建的理论研究，要打破常规，对核心价值观构建进行纵向考察。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不能将之仅仅当做一个逻辑命题来处理，更应该当做一个历史命题和现实命题来思考，努力探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过程中的规律性东西，关照当下中国的历史定位。

二是理清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不断吸收其有益成分服务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不断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内容体系。

三是抓好三个维度的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操作性[4]。这就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过程中要建设好国家层面的主导价值观，增强其吸引力和凝聚力；建设好社会主体的共同价值观，增强其认同力和生命活力；建设好公民主体的基本价值观，增强其现实性和实用性。

四是面对多样的文化思想发展态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构建务必要处理好分化与整合、继承与创新、开拓与实践等关系，真正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体系保持吐故纳新的态势。

（三）吸收传统文化的教育模式，建构显形与隐形相结合的模式，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工作立体化运行

一是通过各种形式和媒介，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与认同教育，做好核心价值观构建的认知性基础。鉴于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显形教育过多，我们应该积极开展网络传播与传统媒体相结合[5]，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网络化模式发展，充分利用公共空间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教育，

二是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活化发展，努力破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生活世界的各种困境和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活化过程主要有理论的长远性和现实生活的短期性、理论体系的抽象性和现实生活的经验习惯性、理论的普遍性和共同性与现实生活的场景性等三大困境和冲突需要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融于人们日常的生活圈子中，才能够真正让国民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因此，针对这三个困境，充分发挥利用好家庭、社会和学校和网络平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要结合国民的日常诉求来进行，从现实生活诉求角度来解读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还要遵循国民日常生活的认知图谱和认知图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系统郭国民化大众化，从形式到内容尽量实现从哲理学术性向日常生活性的转换；社会主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还有融入到国民日常生活的情感世界中，提高大众对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融入到国民日常生活每一件事情的参与过程，从大的国家大事到小范围的私人圈落，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从这里开始展现和落实，

三是加大文化的引领教育作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融入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尤其是发挥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育人功能，以此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

（四）吸收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制度与机制，设计和建设好符合当今实际的一系列制度和规范，从而有效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工作的常态化和制度化运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现代社会的价值观，需要现代性社会制度为其提供刚性保障，提供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平台。正是由于这样，所以我们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工作开展的同时，务必要作好与之相配套的经济机制、政治法律机制和社会机制的完善工作，做好制度的顶层设计，注重制度建设与文化建设的一致性、同步性与互动互补性，以便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做好各项制度保障。

总之，在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环境下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力量供给和动力支撑。目前，最关键的是要建构一套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核心价值观理论体系，并用到实践中去，注重文化引领对构建核心价值观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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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黎昕，林建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炼[J].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12（9）： 3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