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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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的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文化帝国主义　中国 阴谋论与依附论

文化帝国主义与媒体帝国主义

在传播学领域，可能没有哪个理论能像文化帝国主义理论那样被冠以如此多的称号。翻阅一下国际传播学领域的相关学术文献，我们可以发现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曾经被称为“文化同质论”、“电子殖民主义论”、“媒体帝国主义论”、“结构性帝国主义论”等。尽管称谓不尽相同，但却涵盖了文化帝国主义论的要旨。

但Tomlinson的研究发现，大多数与文化帝国主义相关的研究把电视、电影、报纸和广告等传播媒体置于研究的中心地位。①于是有学者把文化帝国主义等同于媒体帝国主义。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文化帝国主义与媒体帝国主义是不是同一概念？文化帝国主义的创始人Schiller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定义被广泛地批评缺乏精确性。英国学者Boyd-Barrett把媒体帝国主义定义为“一个国家对其媒体的拥有，控制并且向其他国家传递其信息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一个单向式的行为”②。这个定义又被广泛地解读为内涵过于狭窄，忽略了对文化这一变量的考虑。而非者则认为当前的国际传播不存在文化控制的问题，他们更愿意从媒体帝国主义的角度来分析问题。③在研究方法上，非学派倾向于运用量化的方法来考察媒体的效果。

美国的大众传播学界更倾向于用数量统计的方法研究国际传播领域信息流动的不平等性，更多的学者否认文化帝国主义现象的存在。新学者在欧洲更具有影响。笔者认为，虽然媒体可以从文化中被萃取出来进行单独的分析，但媒体本身并不存在于一个真空环境里，媒体的所有权、经营权和媒体产品的内容制作等无一不被打上文化的烙印。尽管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在美国传播学界遭到批判，但笔者仍然认为这个理论有其合理性。本文拟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来论证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内在的合理性。

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与争论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是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论，它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日益引起世人的关注。当时关注这个理论的学者主要来自拉丁美洲国家。他们认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非常适合解释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文化入侵。文化帝国主义理论还为正在联合国激辩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争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当时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阵营都认为公民对信息的使用与经济增长成正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文件表达了发展中国家希望建立公平合理的世界传播秩序的强烈愿望。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创始人是Herbert Schiller。Schiller在1976年出版的《传播与文化控制》一书中给文化帝国主义下了一个内涵非常模糊的定义。Schiller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社会被卷入现代世界体系，并且这个社会的上层被这个现代世界体系所吸引、或者被压迫并且有时被贿赂来改变自己的社会体系以便使自己的社会体系符合世界上占主流的世界体系观念的需要”④。Schiller的定义由于内涵模糊并且广泛而被学者赋予许多不同的解读，并受到众多学者的批判。相比之下，Beltran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界定更加简单与明晰。他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国家把自己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或者生活方式强加给其他国家的一个可以证实的过程。⑤Beltran给文化帝国主义所下的定义对推崇用量化手段研究文化帝国主义论的学者有很大的吸引力。

从新闻传播的角度看文化帝国主义

“新闻就是一种文化。”⑨二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国家文化控制的强烈抨击也与新闻的流动相关。但把新闻作为一种文化并纳入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却少之又少。Meyer是一位从新闻的流动视角来考察文化帝国主义现象的学者。Meyer采用量化分析的方法考察了若干非洲国家与拉美国家的日报对国际时事的报道。Meyer发现这些非洲与拉美国家依然大量依赖西方的通讯机构提供的新闻信息作为各自媒体主要的信息来源。重要的是，Meyer发现这些非洲与拉美国家因为严重依赖西方通讯社提供的新闻信息而开始采用西方的新闻价值观来对国内事件进行报道。但是Meyer的研究也有问题。Meyer做了一个比较研究发现，这些国家采用的不结盟国家通讯社提供的新闻则是更多地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因此，Meyer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正在大规模地复制但并非完全采用西方的新闻价值观，而且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通讯社的媒体依赖并未导致文化帝国主义现象的出现。⑩

Meyer的研究有两个方面的缺陷。其一，Meyer的研究并未涉及西方传媒大国的传播政策层面，而恰恰是这些建立在政策基础上的新闻流动政策可以最好地体现文化帝国主义“阴谋论”的实质；其二，Meyer所得出的结论过于简单，因为他未考察第三世界国家过分依赖西方的新闻信息源而造成的“依附性”的后果，而这也恰恰是量化分析所难以进行实证的问题。本文在以下部分对这两个问题做一个补充性的探讨。

转贴于

信息自由流动政策——“阴谋论”的体现。国际传播领域的新闻贸易不可避免地与信息自由流动理论牵扯到一起。信息自由流动主义的鼻祖是现代自由民主理论的创始人米尔顿与密尔。自由民主理论认为对真理的追求只有在舆论市场中充分竞争才可以实现。因此，不受任何人为阻碍的信息流动以及言论自由是每个公民实现对真理的追求不可或缺的前提，而媒体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尽管自由民主理论是米尔顿与密尔针对当时英国国内的现实而提出的一种理论，但它的追随者执著地认为这个理论可以推广到国际传播领域。他们认为，国际间的信息自由流动可以促使许多国家建立民主并且有效地消弭国家间的争端。而战后新的通信技术的发展也使这个理论的追随者认为任何旨在妨碍信息自由流动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战后着力推广这一理论的始作俑者是美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推行这一理念的现实原因并非仅限于推广民主与消除国际争端，而是为自己的媒体巨头获取超额的利润。时任国务次卿Benton宣称：“美国国务院将尽其所能，用政治与外交途径打破其他国家阻止美国的新闻通讯社、杂志、电影以及其他传播媒体在国际市场上的扩张……促进信息自由是我们外交政策有机的一部分。”

然而英美等传媒大国的媒体与各自政府之间的关系远非各自彼此独立的关系。在一战期间，英国的路透社就与英国当局签署了某种形式的协议，路透社承诺在战时提供有利于盟军的新闻。美联社与美国政府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Jean-Luc Renaud的研究发现，美国政府与立法机构一直在以各种方式支持美国的媒体产业出口，这些支持包括各种各样的立法与政府给予的商业与外交政策支持。?輥?輰?訛而美国的广电媒体也一直与势力庞大的军事工业联合体有密切的关系。这些事实说明，美国政府出于战略上的考量，对媒体是不会采取一种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政策的。Schiller坚称的“阴谋论”的确有很大的道理。

新闻制造的依附——“中国”。新闻对社会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或者集团拥有的权力与资源的多寡。Altschull把“资源”分为“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信息与进行信息传播的能力属于一个国家或者集团的无形资源。Altschull同时认为尽管媒体产品的生产是公开的，但它的控制者却隐藏在幕后。无论权力是以何种方式存在，政府、政党或者财团都想掩盖这种控制性的关系。

“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经典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所认定的“阴谋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是权力与媒体互动的产物。“中国”的产生不可避免地与美国国会中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有密切的关系。这些组织松散的成员虽多隐藏在幕后，但却极力鼓动政府与军方对华采取严厉的政策。而在公开场合，一些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的人物极力附和这一论调。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群势力的发声成功地设定了美国主流媒体的议事日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世界舆论。这是因为美国的主流媒体主要依赖这些为美国精英集团服务的公关人员提供新闻信息来源。有研究发现，尽管像《华盛顿邮报》与《纽约时报》这样久负盛名的媒体各自维持着强大的人力资源进行调查性的新闻报道，但它们依然依靠精英集团的公关人员提供50%左右的新闻。?輥?輲?訛这一现实充分证明了文化帝国主义的“阴谋论”的存在。

“中国”的确产生了文化帝国主义论所宣称的依附性的效果。“中国”严重地挑战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并且抹黑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而良好的国家形象日益被认为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战略资产。国家形象有两个貌似对立的特点：其一，国家形象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一旦形成，则很难改变；其二，良好的国家形象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也极易遭受破坏。为了扭转这一局面，中国政府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来进行国际公关。另外，中国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的外交资源与经济资源来游说对中国心存不安的国家以使这些国家理解中国的行为。

新闻传播的理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新闻传播媒介；伦理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G21

新时期新闻传播媒介的伦理道德除了要研究新闻从人员的道德品质和道德修养之外，还涉及新闻媒介的社会道德功能的研究。①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新闻伦理道德失范问题不仅体现出了新闻从业人员在其传播过程中的道德表现，也表明了各类新闻传播媒介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

一、新时期新闻传播媒介的伦理问题

（一）新闻“暴力”

2007年，“死亡博客”的主角姜岩用跳楼自杀对待背叛她的丈夫和第三者，关于此事的新闻一经，群众通过人肉搜索和媒体的打死跟踪报道，使得痛失爱妻和家人的姜岩丈夫王菲及其亲属被曝光，生活受到严重的干扰，有媒体就此事写过“姜岩走了、群众疯了、媒体也疯了”，这些报道看起来公正理性，实际上缺少了最起码的道义和同情心。从“死亡博客”的曝光到主角的死亡，对于一个处在生活绝望的人，我们面对这一切不是想办给予积极的帮助，而是不管不顾任由她自生自灭，最后在其死亡后，对其事情大肆批评曝光，扰乱其亲属的生活、漠视其亲属的情感。媒体再次表现出的正义，是为了新闻而救助还是为了救助而新闻，媒体的一些记者，在类似的邪炒起哄过程中，可谓已经没有任何底线可守了，这也违背了社会主义新闻伦理的本质要求。

（二）新闻“虚假”

从“纸馅包子”到“清洁工中暑小女孩撑伞”等等事件，虚假新闻频频出现，并且屡禁不止。有的是捕风捉影、故弄玄虚，或把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通过某渠道传播出的未经核实的消息用作事实来报道，把自己的想法涉及成发生的事实来披露，有的是借助口述实录制造热点、夺人耳目，或者把事实“加工”添油加醋成新的“事实”。很多新闻也经常是夸大其词、违背事实、甚至有的是公然造假、凭空捏造所谓的新闻。这不仅扰乱了媒体本应对受众的正确导向，也使得新闻传播过程中公信度受到公众的质疑，违背了新闻记者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

二、新时期新闻传播媒介的伦理问题对策

新时期，同样也是社会的转型期，社会矛盾有所凸显，新闻传播媒介在转型期失范现象的频频发生，如果不能加以约束和治理，新闻传播过程中伦理的失范现象不仅体现了社会矛盾的激化，而且，新闻媒介自身的特殊功能性，把这些矛盾散播并扩大，在面对自身种种失范现象频发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矛盾的衍生。

（一）新闻传播媒介的自律性

1.行业自律

新闻传播媒介的自律，是新闻传播工作者自身素质的培养、提高和新闻从业人员自身信念的建立。如果新闻传播工作者对新闻传播精神不了解甚至不屑一顾，不断挑战伦理道德的底线，又能怎样做好传话筒工作，又怎么能向公众传达出正确的精神，新闻界有句话是：先做人，再做记者。

2.从业人员自律

并且要严格新闻传播工作者准入的资格审查制度，这是从新闻队伍的源头上遏制不良人员进入新闻传播行业的关键，并在聘用其从业人员之前要对受聘的人员进行严格的思想品德的考核、专业知识的考核、业务潜能力的考核，只有业务素质精，思想修养好的人进入了新闻传播工作者的队伍中，才可以真正的对我国的新闻传播道德发展有着美好的发展和正确的指向。

（二）新闻传播媒介的他律性

1.法制的健全化

新时期，新闻传播媒介的法律监督制定主要应从公众的生命、自由、名誉、人格、产权的维护、反低俗暴力等进行监督，我国针对新闻传播媒介的专门立法及其机构尚未出台和完善，新闻立法较于西方国家相对滞后，而对于新闻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约束力的法律法规较为模糊，并且没有作为单独列出来的一项独立的违法行为，其界定范围也较为困难，新闻传播媒介过程中的约束力和监管部分主要是依靠伦理道德以及一些作为行业职业规范的规章制度，这些没有明确标准的伦理道德以及行业职业规范的规章制度或其行为规范并不能起到严格意义上的监管作用，其惩罚教育力度较小。因此，在新闻传播过程中，法律、监督机制与伦理的相互支持变得极为重要。没有惩罚力度的制度规范是没有强制力作用的，同时也就没有保障力度，要保障新闻传播媒介活动的伦理道德、有序、合理、有效的进行，就必须设立有强制力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约束。

2.监督机制的增强化

新闻传播媒介对政府的监督方式主要是舆论监督，对于其自身而言，大众的舆论也是对新闻传播媒介的一种监督，体现的是社会意志的统一，对于新闻传播媒介有着巨大的影响和作用力，新闻传播媒介行为引发舆论，而舆论又反作用新闻传播媒介的行为，二者是相互影响作用的关系。新闻传播媒介积极吸收大众舆论的方式，例如最早的读者来信、和现在最常见的热线电话等等，这些可以都说是新闻传播媒介向大众积极纳言的有效方式。

新时期，在我国新闻传播媒介市场经济化的影响运营下，舆论监督的唤醒意识和集结的力量都需来自于民间，需保证受众的舆论道德得以充分实现，这需要依靠新闻传播媒介和政府的共同努力，同时还有受众群众的自知性。

三、结论

新时期，针对这些情况，理论联系现实，加强新闻传播媒介内部的自身调整和外部力量的监管约束，换言之则是自律和他律两种方式的有效结合，才能标本兼治。

新闻传播的理论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公共突发事件中存在着多方的信息传播伦理问题，对此笔者提出了分析伦理选择的“色散与滤光”模型，并据此模型，以突发的甲型H1NI流感为例，对甲型流感传播中涉及的传播伦理问题进行简要分析，指出了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甲型H1N1流感事件概述

2009年4月，一场肇始于墨西哥和美国的甲型H1N1流感开始在全球流行。据卫生部通告全国甲流防控工作情况指出截至2010年1月31日．全国31个省份累计报告甲流确诊病例12．6万例，死亡病例775例；截至2010年2月中旬，全球已达1．5万余人因感染甲流而死亡。

纵观甲流从初期暴发到最严重阶段的整个过程可以发现．相比2o03年的非典．甲型H1N1流感在我国、在全世界都没有引起太大的恐慌，这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及时和全面的信息公开制度以及国家政府和国际社会充分、完善和快速的应急预警和处理机制。但是，面对此突发的公共事件的信息传播，各方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进行伦理选择．还是存在着诸如健康大众知情权与患者隐私权、媒体坚持新闻新奇与政府欲求社会稳定等公民、媒体、政府之间的多方冲突。

伦理选择机制“色散与滤光”模型

为解决上述冲突，需要对该伦理问题中的各方主体的价值选择进行判明，兹提出伦理选择机制“色散与滤光”模型，以便更为清晰地分析。

从以上论述可以发现．当所有主体面临同一具体新闻事实时．各方主体自身的动因和需求不同．驱使其作出不同的利益选择．这就如物理学上的“光的色散”一样，当白光通过三棱镜后，在光屏上会形成七色光带．如图1所示．自上而下分别为红、橙、黄、绿、青、蓝、紫。这是因为白光是由多种单色光组成的复合光，不同色光对同一种介质的折射率不同。白光经三棱镜的二次折射后各种单色光的折射角不同，从而产生色散现象。

而信息传播中的伦理选择也可用色散与滤光模型表示．即用白光代表了社会的新闻事实；用三棱镜表示各方主体在面对事实时的价值取向和原则，即所有的伦理选择：而复合光通过三棱镜色散出不同的光线。代表了不同利益主体根据自身的动因和需求进行价值选择，作出不同的相应利害关系的伦理选择。根据信息传播过程．这些主体包括信息提供者、信息传播者、信息接收者。

“色散”出不同的伦理选择后．还有一个“滤光”的过程。物理学中“滤光”的目的在于突出某一种色光。在信息传播中，不同主体有不同的伦理选择，在这其中，有的选择只从维护自身利益角度出发．有些选择和行为是对社会整体福利有利的．有些选择体现和尊重了人文主义精神和人权。有些则稳固了国家政权、维护了国家安全。所谓“滤光”，即指整个社会选择和确立一系列标准，以对这些价值选择加以判别，找出适合当前社会发展的应有、应然的价值选择。伦理选择的“色散”与“滤光”过程如图2所示。

这里要注意的是。所谓的应有、应然的价值选择并非是找出一个解决方案来满足各方的最大化的利益需求．既不是在这几条“光线”中找出一个“焦点”来统一各方的利益需求．也不是要采取绝对平等的“三者不可偏废”的措施．而是找出一条符合当前社会整体需求的、经过引导和有效控制的、“应有”或“恰当”的价值选择。该价值选择在某一领域中可能会在微观层面上对上述“社会福利”、“人权”和“国家安全”等价值有所侧重，但从宏观层面来说，随着历史的发展，会达成各方利益并重的态势。

甲型H1N1流感信息传播中“色散”出的伦理选择

通过对甲型H1N1流感已传播的相关信息的搜集，并按不同传播主体进行整理，笔者发现，主要涉及的三个主体的伦理选择。具体体现为公民的言论自由权、知情权、健康权和隐私权，新闻媒介的传播选择及政府机关的社会期望三个方面。下面分别加以分析。

公民的伦理选择。公民信息传播的伦理选择又分为回国患者和健康大众两大不同群体．两者的信息传播也存在不同的选择。一方面，健康大众有权发表言论谴责携带病毒四处乱跑的回国人员，获知他们的相关信息，维护自己的健康权和知情权；但另一方面，患者的隐私应受到保护。

公民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尤其在网络上，匿名发表言论，受追惩的几率小，人们更敢于发表言论。于是，出于对自身健康的考虑．有网友在网上发表言论，谴责从流感暴发国回国的人员是“逃回来”，而且大发言论对回国还到处跑的何某进行人身攻击，给其取名“何逛逛”，称传染了某摄影楼两位工作人员的李某为“李染染”，各网络小区里的言论也是以人身攻击为主．同时还患者的相关信息，对他们进行人肉搜索。网友公布患者信息，进行人肉搜索，甚至使其家人牵连受罪，这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患者的隐私权。一方面。患者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对社会公共安全造成了影响，已属公共人物，健康大众有权知道与自己相关的公共信息；但另一方面，患者作为公民，其隐私受到保护也毋庸置疑。由不同群体传播信息的伦理选择可见．面对公共突发事件，公民的伦理选择与价值取向倾向于保护自己的利益．公民发表言论也是出于自身利益保护的需要。

媒体的伦理选择。追求消息的重要性、时效性、新奇性、接近性和趣味性是媒体吸引读者的根本之道。甲型HIN1流感与大众生活、健康息息相关，因此媒体面对甲流的信息传播，显得格外活跃。

中国《宪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社会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出版发行、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对中国新闻事业的性质及任务作出了明确规定。根据上述宪法的精神，有学者认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具有满足公众知情权、为公民参加社会协商与讨论，为公民参与国家重大问题和其他公共事务的决策提供条件的社会功能。实，在甲型H1N1流感事件的传播过程中，新闻媒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是动员信息的扩散者和信息传播管道。

媒体对甲型H1N1流感进行大肆报道．从一定意义上说，为公众提供了最新流感疫情，尤其是国内、身边的流感传播最新动态，及时传达了政府对病毒预防、治疗采取的措施和政策，同时网友的评论和反响又为政府了解民情民意、作出时效性、针对性强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但同时也应看到，很多媒体往往过于看重经济利益，重视那些“吸引眼球”的“热点新闻”，这种高调的宣传报导很可能会适得其反，造成普通老百姓的不必要恐慌。

总之，面对甲型H1N1流感这一公共突发事件，媒介积极报道了有关信息，这相对于2003年媒体面对SARS，戴上“口罩”、保持沉默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也可以看到，众多媒体传播信息更多是从提升收视率、收听率或者点击率等自身利益角度出发。而未充分考虑信息传播带来的社会影响。这就是多数媒体的伦理选择。

政府的伦理选择。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和复杂性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理和协调提出了新的挑战。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的选择举足轻重。

中国政府面对甲型H1N1流感，信息公开。新华网上开设有“中国应对”和“各国情况”专栏，传达政府采取的各项措施，对甲型H1N1流感最新进展实时更新，这是中国政府正面积极传播流感相关信息的表现。

在危机状态之下，政治动员是各国政府普遍采取的做法，中国拥有政治动员的传统，适当的政治动员有利于及时制止公共卫生事件的扩大和蔓延。主席的两次指示，总理的三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都是实现政治动员的体现。各级政府、各部门快速的反应和应对措施．表示政治动员对各级政府和部门起到了作用。

中国政府应对甲型H1N1流感这一公共突发事件的措施从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体现了政府以人民安全、健康为重的伦理选择。政府关于甲型HIN1流感的信息较之以前也以更积极的姿态公开，可见中国政府面对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以稳定社会、民心为价值导向。

甲型H1N1流感信息传播中“滤光”出的伦理选择

通过分析以上各主体“色散”出的不同伦理选择．笔者认为．公共突发事件传播中各相关利益主体在信息传播中存在着诸多冲突和矛盾：～方面公众信息传播与患者隐私权的保护存在冲突．另一方面媒体对新闻真实性、全面性、时新性的追求要求对突发事件多加报道，而过多的报道又可能引发社会恐慌。这与政府要求的保持社会安定、国家安全存在冲突．除此之外。政府对信息有选择性地公开对公民的知情权有所损害……总之，公共突发事件的信息传播面临众多伦理选择与冲突。面对这些选择与冲突。究竟怎样的伦理选择才是在甲型H1N1流感信息传播中最应该遵循的呢?这就是“滤光”出应有、应然伦理选择的过程。

从以上各方“色散”出的伦理选择不难看出，“滤光”出的价值选择不能以单一的任意一方的价值导向作为应有的传播伦理．因为任意一方都只以自身利益或自身坚持的伦理选择为出发点．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此前提到的各种冲突。“滤光”出的伦理选择应该以最大限度地缓和这些矛盾为基本目标。因此。笔者认为，“应有”和“应然”的伦理选择，是在一定历史范畴内．体现社会最广泛利益的意志，面对如甲型H1N1流感这类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传播，最重要的还是需要政府对信息公开传播进行控制和引导。该控制并非消极地隐藏信息，而是主动地传达信息，并依靠网络的高交互性与网民相配合，一方面利用网民提供的信息，补充自己的不足，尊重网民的言论自由：另一方面要接受网民的监督，对自身未披露的信息进行核查，如果其公布能够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满足群众需要，有利于社会稳定，应该及时公布。同时，还应引导公民树立尊重他人隐私权的意识，引导媒体增强社会责任感。

新闻传播的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信息时代 大学文化 传播 理论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03.021

信息化是当今时展的大趋势，信息必将成为第一生产要素，也将构成信息化社会的重要技术物质基础。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加速了社会对于信息的需求与扩展，同时对于信息时代下大学文化传播也是新的挑战和机遇。而大学文化传播是大学文化建设的精神基础，应该适时地利用高效的传播操作模式开展大学文化的传播。所以，探析信息时代构建大学文化传播模式的理论支撑，能够为大学文化的传播提供丰富的实践意义和指导理论。

1 信息时代的大学文化建设

信息时代改变着世界，也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而教育作为人类社会一种特有的知识继承传播活动也在经历技术变革的洗礼。信息技术在被时代灌注以新的活力同时，也促进了大学文化教育与传播的革新，并逐步衍生出教育现实的各种新现象与新问题，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大学文化的建设是全方位的文化建设，是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离不开物质的投入，也离不开对大学文化的传播，两者相辅相成。而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是群体精神意识的传递，即大学文化的传播。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大学文化的传播需要继承和借鉴中外经典文化传播模式的理论，构建新模式来提升文化建设的传播效果。

2 文化传播的经典理论模式及借鉴

传播模式是指研究传播过程、性质和效果的公式。卡尔・多伊奇1966年在《政府的神经》一书中曾论述过在社会科学中模式的有构造和解释两大主要功能。具有代表性的传播模式有马克思恩格斯“精神交往论”、马莱茨克“大众传播场”理论、“韦斯特利――麦克莱恩式”理论和“波纹中心”传播模式理论。在信息时代大学文化的传播模式研究中，将其经典传播理论应用其中，吸取精髓，创新探索，构建符合时代气息文化传播的理论和执行模式，凝聚成一种无形的合力与整体趋向，以培育高素质人才的建设，推动大学发展的不竭动力。

2.1 马克思恩格斯“精神交往论”及其借鉴

2.1.1 马克思恩格斯“精神交往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交往观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活动过程，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人们满足了物质层面上的需求后，便产生了精神层面上的需求，“交往的需求”就是其一。

信息时代大学文化的传播模式不再是直接产生物质产品，而是通过大学文化的传播者的精神意识影响接收者的精神思维，使接收者产生与传播者相近的精神意识，大学文化传播者的目的是促成大学文化接收者的精神生产。

2.1.2 理论创新及时代意义的借鉴

扩展“精神交往”视域下“课堂教学”的延伸。由于信息是时代的快速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日益进步，对文化知识的获取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教育的传统方式应由必须实行由知识型课堂教育传播到思想型课堂教育传播的转型，即实现由传播知识的传统理念到塑造人的价值取向的现念的转向。因此，就学校课堂教育的传播而言，课堂上所传播的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传播者和受众通过对知识的认识理解，即人类的精神交往关系。

实现“精神交往”视域下“QQ工具”的利用。大学师生间不仅仅是知识传授者和接收者的关系，还是彼此间精神交往的对象。利用QQ工具，教育者可以在课堂甚至通过网络在学习生活、职业规划和就业导向上给予学生加以指导，并能够对学生的生活、工作和情感上的精神困扰和思想迷茫给予疏导和引路。

运用“精神交往”视域下“校园微博”的发展。当前，网络传播具有的巨大能量，正影响着文化导向。“微博”正是当前社会精神交往活动的一个重要表现，而学校选择“微博”作为文化教育工具，恰恰迎合了当前国家建设发展和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的现状。同时，“校园微博”的迅猛发展也证明了学校的这一选择顺应了时代和学生的普遍要求，有巨大的生命力和发展空间。

2.2 马莱茨克“大众传播场”理论及其借鉴

2.2.1 马莱茨克“大众传播场”理论

1963年，德国学者马莱茨克在其《大众传播心理学》一书中，根据场论思想提出了一个大众传播场模式，运用系统的方法分析了影响传播者和接收者的诸多因素。这一模式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切入，将社会系统与传播系统中各因素及其间的关系进一步细化，对那些可能对传播各环节构成影响的因素进行了考察。

2.2.2 理论创新及时代意义的借鉴

把大学教育过程看作是一个由教育者向大学生传达相关道德信息的传播过程，利用多媒体技术的手段，将教育内容蕴含于各种信息之中，使道德教育从平面化向立体化、现代化和多元化的方向迈进，并逐步构建网络道德教育传播模式，以促进大学文化教育在网络领域中的有效开展，探索解决大学生教育体系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在借助网络媒介开展教育时，首先应与学生在网上进行互动交流。通过校内人人、社区、论坛、Email和MSN、QQ等多种形式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并针对某一现实或热点问题进行网络探讨。同时，可以通过网络模式的交流沟通方式，使教育者在平等和信任的氛围中，真实地掌握了解学生综合状况，开展针对性的引导，使学生的文化知识和道德素质向着主流方向发展；其次可以开展网上讨论和虚拟课堂等形式，利用大学生教育网站，或者利用电视教育专题片、经典视频教育课来开展网络“虚拟课堂”，进一步增强网络教育传播模式的实效性。

2.3 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理论及其借鉴

2.3.1 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理论

1948年，传播学先驱哈罗德・拉斯韦尔对社会传播的过程、结构及其功能，做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论述，明确提出了传播过程及其五个基本构成要素，即：谁（Who） 、说了什么（Says What） 、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 、对谁（to Whom） 、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此模式简明而清晰，成为早期传播学研究的经典成果之一。

2.3.2 理论创新及时代意义的借鉴

以5W模式分析信息时代大学文化的传播效果因素，从传播者、传播内容、媒介、受众和效果等五个层面找出信息时代大学文化的传播效果路径。信息时代大学文化的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和传播方式应以网络传播方式为主，其组成要素为：传播者―教育工作者、信息（传播内容）―以声音、文字或图像为形式的网络形式（QQ、博文、微博等）；媒介―教育者的网络媒介（微博、博客、QQ空间）；受众―在校大学生；效果―大学生文化教育的实效性。它的传播模式就是教育工作者创作撰写的日志、博文、心得和转载优秀经典网贴，之后通过网络传播这个媒介传播给学生并取得教育效果的过程。

作为大学生文化教育领域中的信息能否被学生接受并喜欢，能否可以影响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能否指导和引领学生的学习、生活及就业，能否帮助学生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直接决定了信息时代大学生文化传播的实现，这也是对教育工作者文字和思维能力提升的考验。

2.4 “韦斯特利-麦克莱恩式”理论及其借鉴

2.4.1 “韦斯特利-麦克莱恩式”理论

1957年，美国传播学者韦斯特利和麦克莱恩整理当时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个适合于大众传播研究的有系统的模式。模式中提出了A、B、C的概念，并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指出了传播过程的交互性，注重了反馈的重要性。

2.4.2 理论创新及时代意义的借鉴

用这一模式解释信息时代的大学文化的传播过程时，可视为：A为网络文化的知识载体，B为大学生，C为思想政治工作者，如图1。

图1 “韦斯特利-麦克莱恩式”――大学文化传播模式

信息时代的大学文化的传播是对传统校园文化的创新，更是对传统课堂教育的超越与延伸。在大学文化传播设计中引入模式来指导大学文化的传播既理清了教育层次的思路又确保了校园文化的时代创新的实用性。同时，随着信息时代的大学文化传播模式的设计不断完善与技术的日趋成熟，其功能日益丰富、逻辑日益复杂，这样运用现代传播学的视角来传播大学生文化必将成为一条化繁为简的捷径。

2.5 “波纹中心”传播模式理论及其借鉴

2.5.1 “波纹中心”传播模式理论

由美国传播学者R.E.希伯特等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大众传播过程犹如投石于水池中产生的现象――石子击起波纹，波纹向外扩展到池边时又朝中心反向波动；在扩展和回弹的过程中，波纹（即信息）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此模式强调大众传播同社会、文化等的关系，显示了传播过程的复杂性和动态性。

2.5.2 理论创新及时代意义的借鉴

在信息时代环境下，可以提出一个新的文化传播理念――波纹教育，它的核心是波纹的传播模式所带来的强大聚众效应和受众主动参与学习的多极传播行为。波纹式传播能有助于实现传统教育、网络教育、虚拟课堂三大平台的价值递增。

从图2来看，传播的中心是文化，传播的第一层是将一个明晰的文化知识传递到三大平台上。在信息时代的大学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为了有效地利用资源，发挥三大平合开展教育的优势，在一个融会中外精髓文化的基础上，突显三个平台的模式传播文化的优势，配合校园各类教育活动的开展，达到同时抓取三大平台所覆盖的有效目标受众的目的。

图2 “波纹教育”图

第二、第三层可理解为，文化知识经过三大平台的传播给各自所覆盖的受众后，吸引和深入影响了接受过文化教育的受众群体，由此在每一个平台下面，都培养出一批对各类文化教育产生浓厚兴趣的“受众学生圈”。“波纹教育”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通过教育传播定向及其他技术模式，以每个“受众学生群体”为原点，通过其个人现实行为或虚拟的网络活动模式，可进一步将文化知识扩散出去，实现多个原点的多极化传播的后续行为，形成多个高效覆盖的圈子文化，即形成波纹教育传播过程中的最后一站――“受众学生圈”的概念。

3 结束语

伴随着快速发展的信息化进程，教育信息的传播途径与作用机制发生重大变化，也使文化传播研究的各方面呈现出新的范式，将不断为大学文化传播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和契机。在这种环境下，若要发扬和传播大学文化，必须着眼于其载体，结合中外经典传播理论，构建大学文化传播的理论支撑模式，为新时期大学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活力。

参考文献：

[1]李大举.信息时代大学文化的传播模式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2012，（6）.

[2]罗文涵.信息时代背景下大学文化的传播模式探析[J].时代教育，2013，（1）.

[3]胡钦太.论信息时代的教育传播研究范式[J].理论探讨，2010，（12）.

[4]苏婧.解读“精神交往”视域下政务微博发展[J].科技传播，2012，（9）.

[5]吴果中.从“知识”到“生命”――课堂教学的精神交往论[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5，（3）.

[6]刘春花.QQ访问：师生闲话中的精神交往[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

[7]徐婷婷.和谐社会背景下加强大学生道德教育的研究[D].东北石油大学，2011.

[8]史迎霞.基于5W传播理论的思政博客教育功能的实现[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0，（6）.

[9]徐鹏.大视频整合传播的波纹营销模型[J].市场观察，2010，（11）.

作者简介：吴建利（1969-），男，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思政教育，辽宁大学学生工作处，辽宁沈阳 110136

房宁，辽宁大学学生工作处，辽宁沈阳 110136

新闻传播的理论范文第5篇

一、新媒体新闻传播特点和规律研究的理论性强

该书将新媒体新闻传播分为人际、大众、群体和分众传播四种形式，并分析归纳了新媒体新闻传播与传统媒体新闻传播的异同，主要表现为去中心化和大众赋权；新闻传播方向和新闻事件的不确定性；传播者与受众关系的位移和传播主体的多元；新闻传播形式、媒介、内容的融合化；信息生产的社会化和传播信息的碎片化。然后，作者采用“沉默的螺旋理论”和“狂欢广场理论”重点分析了新媒体新闻传播对传统新闻传播理论的消解，运用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来分析新媒体对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影响，运用“使用与满足理论”来分析大众传播对接受人群的影响。作者认为，新媒体传播改变了使用与满足理论的路径，人们在新媒体中找到了更多的满足感，并且在与媒体的接触和使用过程中就已经有满足感。人们在使用新媒体时能够激发出未知的需求，感受到自我认同的力量。上述理论分析逻辑清晰、依据充分、内容详实，能够帮助读者深刻理解新媒体新闻传播的规律及发展趋向。

二、从文化心理层面分析新媒体新闻传播效果及影响因素

该书从网络舆情和大众文化心理方向具体分析了新媒体新闻传播的效果。首先，作者基于新媒体新闻传播形成网络舆情的两个主要途径——传播新闻信息和个人信息，列举了大量社会中发生的热点事件，具体说明了网络舆论形成的特点：一是消解权威，相信网民的声音；二是行使监督权，弥补传统媒体的监督缺位；三是人际传播中的信息变异导致舆论方向的改变。其次，作者从文化心理层面解读了新媒体新闻传播带来的巨大改变及其影响因素，具体表现为对听觉、视觉、触觉等知觉能力的强化和依赖。人们的自我意识得到强化，对自我的身份认同开始加强；大众的文化心理开始出现自由和平等的心理诉求，更加重视对弱势群体和底层百姓的人文关怀；情感和情绪对新媒体新闻传播影响的扩大和消失起到关键性作用。这些心理层面的分析能够帮助读者从根源上理解新闻传播效果产生的过程，并找到有效增强新媒体新闻传播效果的途径。